惟独太阳有权利身上带着斑点。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三十五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一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辞典无疑已有三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侧一侧，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三十五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地嘬着，品烈酒似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每一个月，我平均用压力机处理两吨重的书籍，为了找到足够的力量来从事这项神圣的劳动，三十五年中我喝下的啤酒就是灌满一个五十米长的游泳池，一大片养圣诞鲤鱼的养鱼槽也绰绰有余了。我在无意中有了学问，现在我确知我的大脑是一堆被压力机挤压得严严实实的思想，一大包观念，我掉光了头发的脑袋是灰姑娘的核桃。我相信在那样的时代，当一切思想都只记载在人的脑海中时必定格外美好，那时倘若有人要把书籍送进压力机，他就只得放入人的脑袋，然而即使这样一也无济于事，因为真实的思想来自外界，犹如容器里的面条，人只是随一身携带着它而已，因此全世界的柯尼阿什们焚书是白费力气，如果书上记载的言之有理，那么焚烧的时候便只会听到书在窃窃暗笑，因为一本地道的好书总是指着别处而溜之大吉。我买过一个计算器，能加减乘除，还能开方。一个不比小皮夹大多少的小玩艺儿。我曾壮着胆子用改锥撬开它的后盖不胜惊异地发现，里面除了邮票般大、十张书页那么厚的一个小一块之外，便只有空气了，满载着数学变化的空气。当我的目光落在一本有价值的书上，当我一行行阅读这些印刷的文字时，这书留下的也惟有非物质的思想而已，这些思想扑扇着翅膀在空气中飞。在空气中滑翔，赖空气生存、回归于空气，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空气，正像教堂里的圣餐，既是基督的血又不是。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和书籍，而我生活在一个已有了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居住在过去曾经是王国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习惯，一种执著性: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压进自已的头脑，这给他们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也带来更多的痛苦，我生活在这样的人民中间，他们为了一包挤压严实的思想甘愿献出生命，现在这一切都在我的身上重演，三十五年来我按动这台机器的红色和绿色电钮。三十五年来我喝着一杯又一杯的啤酒，不是为了买醉，我憎恶醉鬼，我喝酒是为了活跃思维，使我能更好地深人到一本书的心脏中去，因为我读书既不是为了娱乐，也不是消磨时光，更不是为了催眠，我，一个生活在已有十五代人能读会写的国土上的人，我喝酒是为了让读到的书永远使我难以入眠。使我得了颤抖症，因为我同黑格尔的观点是一致的:高贵的人不一定是贵族，罪犯不一定是凶手。如果我会写作，我要写一本论及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不幸的书。通过阅读。我从书本中认识到天道不仁慈，一个有头脑的人因而也不仁慈，并非他不想仁慈，而是这样做违背常情。珍贵的书籍经过我的手在我的压力机中毁灭，我无力阻挡这源源不断、滚滚而来的巨流。我只不过是一个软心肠的屠夫而已。书教会了我领略破坏的乐趣，我喜欢滂沱大雨，喜欢爆破队，我常常一站几个小时，观看爆破专家们怎样像给巨型轮胎打气似的以一个协调的动作把一排排屋宇、一条条街道炸毁，那起爆的时刻总使我百看不厌，所有的砖头、石板、梁木统统被举了起来，房屋随即像件衣裳似的静静地坍塌，犹如远洋轮船在锅炉爆炸之后迅速沉人海底。我站在铺天盖地的尘埃中，倾听着爆炸的乐曲，心里想着我在深深的地下室里的工作，那里有一台压力机，我在它的旁边，在几盏电灯的照明下工作了三十五年，我听得见上面院子里来往行人的脚步声，地下室的天花板上开了一个洞，形形色色的东西有如天上撒下的丰饶角似的从这个洞口落下来，一只只大袋、一个个木箱或纸箱搬到洞口，倾倒下来的物品中有花店买来，现已枯萎的花枝、批发店的包装纸、旧节目单和废车票、裹冰棍和冰淇淋的纸、溅着绘画颜料的废纸、屠宰场送来的大批湿漉漉、血污斑斑的包肉纸、照相馆切削下来的扎手的尖角儿、办公室字纸篓的废纸和打字机色带、庆贺生日和命名日的花束，有时倒下来的报纸中卷着一块铺路的大鹅卵石，这是为了过磅时增添一点分量，此外还有误扔的刀剪、锤子和起钉器、肉店的砍肉刀和残留着咖啡渣的杯子，不时还有枯萎了的婚礼上的花束以及葬礼上的色彩鲜艳的纸花圈。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把这些东西压碎，打成包、每周三次有卡车开来把包运走、送到火车站。由火车运往造纸厂。在那里工人们剪断捆包的铁丝，把我的劳动果实倒入碱和酸的溶液中，其强度足以溶化那些总是割破我手指的刮脸刀。然而，正如流经工厂区的浑浊河水中偶尔会有美丽的小鱼闪现一样，在这废纸的长河中不时也会有珍贵书籍的书脊放出夺目的光彩，我的眼睛被它耀得发花，我朝别处望了片刻，然后才迅速把它捞出来，先在围裙上抹抹，翻开书页闻闻它的香味，这才像读荷马预言似的读了第一句，它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之后我把它收藏在一只小箱子里，同我发现的其他珍贵书籍放在一起，小箱子里铺了许多圣像画，是不知什么人连同一些祈祷书误扔进地下室的。后来，这成了我的弥撒，我的宗教仪式，这些书我不仅每一本都仔细阅读，而且读过之后还在我打的每个包里放进一册，因为每个包我都要给它装饰打扮一番，必须让它带着我的个性，我的花押。要让每个包都具有特色可是件煞费脑筋的事情，为此我每天在地下室得多干两个小时。提早一个钟点上班，有时连星期六也得赔上、把永远堆积如山的废纸送进机器打包。上月，有人送来下了六百公斤绘画大师的复制品，扔进地下室，六百公斤浸透了水的伦勃朗、哈尔斯、莫奈、克里木特、塞尚，以及欧洲其他绘画巨匠的作品，我于是在每个包的四周裹上一幅名画的复制品，到了傍晚，当这些包整齐地堆放在升降梯旁边等待运走时，它们身上裹着的美丽画幅使我怎么也看不够，瞧，这张《夜巡》，这幅萨斯基亚像，这幅《草地上的早餐》，这张《缢死者之家》，这张《格尔尼卡》。另外，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知道每一包的中心还藏着一本名著，这个包里是翻开的《浮士德》，那包里是《唐·卡洛斯》，这儿裹在臭烘烘的纸张中、封皮染有血污的是《许佩里翁》，那儿，装在旧水泥袋里的是《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因而，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知道，哪个包里躺着——犹如躺在坟墓里——歌德、席勒，哪个包里躺着荷尔德林，哪个包里是尼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既是艺术家又是观众，为此我每天都搞得疲惫不堪，身上擦破了皮，划了口子，累得要休克，为了缓解和减轻一些这巨大的体力消耗，我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上胡森斯基酒店打啤酒的时候，一路上我有足够的时间琢磨、幻想下一个包该是什么样。我灌下那么多的啤酒，为的是更清晰地看到前景，因为我在每一个包里藏了一件珍贵的遗物，一口没有盖的儿童小棺材，撒满了枯萎的花朵、碎锡纸角、天使的头发，我给书籍铺了一张舒适的小床，它们像我一样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间地下室。因此，我干活老是完不成任务，院子里的废纸堆得山一般高，都顶到天棚了，从洞口倒进我地下室的废纸也堆积如山，同院子里的那座山连接了起来。因此主任有时用铁钩扒开洞口，脸气得通红朝我叫嚷:汉嘉，你在哪儿?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那么两眼死盯在书上啦，你得干活!院子里都动不了窝啦，可你还在下面做糊涂梦，干蠢事，玩方块儿！我缩着身子躲在纸山脚下，犹如亚当缩着身子躲在灌木丛里。我手里摸着一本书，睁大惊恐的眼睛望着另外一个世界，不是我刚才置身子其中的世界，因为我只要一捧起书，我就完全进人了书中的天地，对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我不得不惭愧地承认，我确实在梦境中，在一个美丽的世界，在真理的中心。每天有十次我会猛然惊醒，奇怪自己怎么这样走神儿。下了班我也是心神不属，掉了魂似的走回家去，一路上默不作声，深深地沉浸在冥思浮想之中。我穿过街道，绕过电车汽车，走在书的云雾中，这些书是我当天发现的，我把它们放在皮包里带回家，我梦游人似的在绿灯下过了马路，下意识地，却也没有撞在电线杆或行人身上，我只是迈动两条腿走着，身上泛出一股啤酒和污垢的臭味，但我脸上含笑，因为皮包里装着我晚间要读的书，期望着它们将会告诉我迄今我尚不了解的有关我自己的一些事情。我在喧闹的街道上走着，从没有闯红灯，我善于在无知觉的下意识中，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在下意识的鼓舞中行走。我一天中打出的包一一在我心中轻轻地、静静地隐没，而我确确实实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打成的包，在我心里有一盏小小的羯磨灯，瓦斯冷却器中的小火苗里一盏永恒的小油灯，每天我把思想的油注入这盏灯，是我劳动时不由自主地从书籍，就是我装在皮包里带回家去的书籍中读到的思想。因此，我走回家去有如一座燃烧的房子，有如燃烧的马厩，生命之光从火掐中升起,火焰又从木头的死亡中产生，含有敌意的悲痛藏在灰烬的下面，三十五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再过五年我将退休，到时候这台机器将随我一起退休，我不会撂下它的，我积攒了钱，为这台机器另立了一个存折，我将和机器一同退休，因为我将买下它，把它带回家，安装在舅舅的花园里，放在树丛中。惟有到那时候，在花园里，我才每天只打一个包，但它将比现在的大好几倍，宛如一尊雕像，一个庞然大物。我将把我年轻时所有的幻想，我掌握的一切知识，三十五年来我从工作中和通过工作学到的一切统统放进包里，因此惟有退休之后，我才在心中有所触动、在灵感到来的时候干活，每天只打一个包，用我家里现有的超过三吨重的书籍，这个包将不会让我为它感到羞愧，它将是我事前经过充分想象，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着手制作的。不仅如此，我将把书本和废纸整齐地排列在机槽里，在进行这项美的创造时，在按动电钮之前，我将撒下五彩纸屑和金属小圆片儿，每天制作一个包，一年后在花园里举办展览会，展览期间每一位参观者都将获准亲自制作一个包、但必须在我的监督下进行。当绿色电钮按下，压板在他面前推动并以无比巨大的力量把装饰着书籍和鲜花的废纸，以及他带来的各种废物压碾、挤紧时，敏感的旁观者就会有一种自己在这机器里被压碾的感觉。此刻我已坐在家里，天快黑了，我坐在小凳子上，脑袋垂得越来越低，最后滴着口水的嘴巴触到了膝盖。我总是这样坐着打磕睡，有时我用这种索涅特力曲木椅的姿势睡到午夜，当我一觉睡醒抬起头来时，裤腿上的膝盖部位已被我的口水弄湿了一大块，因为我身体蜷缩着，蜷作一团，犹如冬天的猫，犹如摇倚上的一根弯曲的木头，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儿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是喜欢我这样的人。三十五年来我处理废纸。在这期间废品收购员扔进我这地下室的珍贵书籍，其数量之多，倘若我有三座谷仓，也能装得满满当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有人给我倒下来一筐书，当我激动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拿起一本看时，只见书上盖着普鲁士王家图书馆的图章，第二天又倒下来许多皮面精装书，书边和书名在空中闪着金光，我连忙奔到上面，看见那儿站着两个年轻人，从他们口中我得知在新斯特拉谢齐的一座谷仓里，有大批书籍藏在干草堆中，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我通知了军队的图书管理员，我和他一同到了斯特拉谢齐，在田野里我们找到了不仅一座而是三座堆满普鲁土王家图书馆藏书的谷仓，我们又惊又喜地看了一会儿，当即商定由军车前来运走，军车一辆接一辆，整整花了一周时间才把这些书运到了布拉格，存放在外交部的一排侧屋里、打算等局势稳定以后物归原主，可是这一安全隐蔽点被人泄漏了，消息传了出去，普鲁士王家图书馆藏书被宣布为战利品，于是大卡车又把这些烫了金边和金字的皮面精装书运到火车站，装进敞篷车，那一阵子正值天天下雨，整整一周大雨哗哗地下，当最后一辆卡车拉来的最后一批书装上车，火车启行了，驶进倾盆大雨之中，敞篷车一路滴着金水，掺和着煤烟和油墨，我站在那里，身体靠在大理石上。被目睹的景象惊呆了，当最后一节车皮在雨中消失了时，我脸上的雨水已和泪水一起流淌，我走出车站，看见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于是我双腕交叉走到他面前，真诚地央求他给我戴上手铐，戴上利本人叫做“手镯”的铐子，把我送往公安局，因为我犯了罪，犯了反人道主义的罪行。警察把我带到了公安局，在那里他们不仅嘲笑了我，并且威胁说要把我关进牢房。几年以后又遇到了这种情况，但我己开始习已为常，我把从各个城堡和大宅邸拉来的成套成套的藏书，漂亮的、用牛皮或山羊皮做封面的精装书，装上火车，装得满满的，装到三十车皮时，整辆火车便携带着这些书驶往瑞士、奥地利、一公斤精美的书籍作价一外汇克郎，对此没有人表示异议，也无人为此伤心落很，连我也不再落泪，我只是站在那里，微笑着，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尾，列车把这些精美的书籍运往瑞士、奥地利，每公斤售价一外汇克郎。那时候我已在内心找到了力量，使我能目睹不幸而漠然处之，克制自己的感情，那时候我已开始懂得目睹破坏和不幸的景象有多么美，我继续一车皮一车皮地装书，火车一列列开出车站，驶往西方，一公斤一外汇克郎，我呆呆地望着，望着远去的车尾铁钩上挂着的红灯，我身子靠在一根电线杆上站在那里，跟达·芬奇一样，他也曾靠在一根柱子上站在那儿，呆望着法国兵怎样把他的一尊骑士像当做练习射击的靶子，一节一节地把马和骑上摧毁。达·芬奇那次也像我一样站在那儿用心地、满意地观看这可怕的一幕，因为达·芬奇当时已经认识到天道不仁慈，因而有头脑的人也不仁慈。那时候，我得到了母亲病危的消息，便急忙蹬上自行车赶回家去，由于口渴，我走下地窖子，从地上捧起一罐凉爽可口的酸牛奶贪婪地喝了起来，突然我看到，就在我眼睛前面，两只眼睛在石罐中的液体表面浮动，可是我太渴了，只顾喝着，那两只眼睛已出现在我的眼睛近旁，近得危险了，犹如黑夜驶出隧道的火车头上的两盏灯，后来那双眼睛不见了，我的嘴里却含着个什么活东西，我捉住它的一条腿从嘴里拽出来，原来是一只青蛙，正扭动着身子拼命挣扎，我提着它送到园子里，然后返回地窖子，若无其事地喝完了那罐酸牛奶，像达·芬奇一样。母亲去世后，我心里在哭泣，但没有掉一滴眼泪。走出火葬场时，我看见烟囱里冒出的烟在升上天空，我的母亲美丽地升天了，在废纸收购站地下室工作已有十年之久的我，走下火葬场的地下室，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以同样方式处理书本的人，我在那儿等候着，焚化结束后，我看到同时焚化的有四具遗体，我母亲的在第三格，我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人最后留下的这点儿物质，我看到工作人员怎样把骨头捡出来，用一个手推磨盘磨碎，我母亲也被放在手推磨里磨碎，然后将她最后剩下的这点儿灰放进了一只金属罐，我只是站在那儿呆呆地看着，就跟看着装满精美图书驶往瑞士和奥地利的火车渐渐远去一样，一外汇克郎一公斤的图书。我默默地思索着桑德堡的诗句:人最终留下的不过是够做一匣火柴的那点儿磷和充其量伍只够造一枚成年人可以用来上吊的蚂蝗钉的那点儿铁。一个月后，我签字领回了母亲的骨灰罐，我把它送去给舅舅，当我捧着它走进舅舅的花园，来到他的信号塔时，舅舅喊叫道:啊，姐姐，你到底回来啦！我把骨灰罐交给他，他托在手里掂了掂，一口断定他的姐姐决不止这点儿分量，因为她活着的时候体重有七十五公斤哩，他坐下来计算了一阵，把骨灰罐过了秤、说我母亲的骨灰还应多五十克。他把骨灰罐安顿在小柜子上，有一年夏天，他挖甘蓝时忽然想起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最喜欢甘蓝，于是他捧来骨灰罐，用罐头刀把它撬开，撒了一些母亲的骨灰在种甘蓝的泥土里，后来长出的甘蓝我们吃了。那时候，当我开动机器处理那些美丽的图书，当机器呕卿作响，最后以二十大气压的巨力把图书压碎时，我仿佛听到了人骨被碾碎的声音，古典名著在机器中压碎恰似头颅骨和骨骼在手推磨中碾磨一样，我仿佛在压碎犹太教法典中的词句:我们有如橄榄。惟有被粉碎时，才释放出我们的精华。粉碎程序之后我开始捆包，我把铁索穿进堆里，用钎子抽紧，捆成一个包。然后按动红色电钮，压碎的书本还想挣脱捆绑，但钢铁枷锁坚固异常，我看到一个被捆绑的巨大胸脯绷得紧紧的，再吸一口气锁链就会断裂，但是铁索把那个包牢牢抱住，一切在它们的怀抱里静了下来，恰像在骨灰罐里一样，我把这驯服了的包推到已打好的其他包旁边，排列整齐，让那些绘画复制品全部面向着我。这一周我开始使用那上百张的伦勃朗·范·赖恩的复制品，上百张这位老画家的肖像，皱皱巴巴的蘑菇脸，一位被艺才和酗酒驱赶到了永恒之门门边的人，他看到门把手在转动，一个陌生人正从外面在推开这最后一扇门。我也开始有了一张他那样的脸，活像一块做千层饼的生面团，像泥灰剥落、尿水浇透的墙面，我也开始像他那样痴呆地傻笑着，开始从纷繁世事的另一面观看这个世界。今天，我打的每个包都装饰着伦勃朗·范·赖恩老先生的肖像，我把废纸铲进机槽，放进翻开的书籍，今天我头一次意识到我已完全不理会是否铲进了小耗子，一窝窝的小耗子，当我把尚未睁眼的初生幼鼠铲进机槽时，母耗子便会紧追着它们蹿进槽里，守在它们身边，从而同废纸和经典著作共了命运。没有人会相信，在这类地下室里耗子的数量多么惊人，也许有二百，也许五百，这些喜欢和睦共处的耗子，出生时眼睛大多是半瞎的，但它们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也靠文字活命，尤其喜欢羊皮面的歌德和席勒的作品。因此，在我的地下室，经常是到处有一双双眨巴的眼睛，到处可以听到啃啮书本的声音。小耗子空闲时像小猫一样淘气，它们沿着槽边和横轴爬上爬下，当绿色电钮按下，机槽的四壁把废纸和耗子一股脑儿挤压碾碎，当槽里耗子的尖叫声渐趋微弱时，地下室里的其他耗子便会骤然变得神情严肃，它们用后腿站立起来竖着耳朵谛听，想分辨那是什么声音，但这些耗子都有事后立刻遗忘的特点，它们随即便又玩了起来，接着啃啮图书，越是古老的书，纸味就越香，犹如保存得很好的陈奶酪，窖存多年的老陈酒。我的生活同耗子已结下不解之缘，每天傍晚我用水龙管浇水，把山一般高的废纸堆上上下下浇得湿透，整个地下室活像在水池子里浸了一下似的。这些耗子因而每天都会浑身淋湿，但是，即便我把水柱劈头盖脑地往它们身上猛浇一阵，它们也始终显得很愉快，甚至期待着这场淋浴。浴后便一长时间地舔身子，躲在废纸堆中它们的小窝里取暖。有时候，这些小耗子已使我无可奈何。我去买啤洒，一路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站在售酒柜台旁也像在梦中一样，神思不属地解开外衣扣子摸钱付账，却不料一只耗子从我的外衣里蹿了出来，钻到啤酒筒的下面，有时我的裤管里接连跑出两只耗子，吓得女服务员疯了一样，纷纷爬到椅子上，手指塞在耳孔里冲着天花板尖叫，活像一个个都精神错乱了。我只是微笑着，冷漠地挥挥手走出了店门，脑海里只顾思考着下一个包该是什么样。三十五年了。我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包、我在日历上勾去一年又年，一月又一月，一天又一天，直到我们一起退休，我的压力机和我一起退休。每天傍晚，我把书装在皮包里带回家，我在霍莱肖维采二楼的住所里到处都是书，堆得满满的，贮藏室和杂物间已容纳不下，厨房里也放满了，食品间和厕所也不例外，只剩下通往窗户和炉台的两条狭窄过道。厕所里留下的空间仅够我坐在马桶上，洗脸盆上面一米五处已搭起架子和搁板，堆满了书，直顶到天花板，五百公斤的书，我坐下或起立只要稍不注意，稍稍碰一下搁板，半吨重的书就会翻滚下来，砸向我的光屁股。可是，这里也再塞不进一本书了，我于是在卧室里，在两张拼拢的床铺上方架上搁板，犹如搭了个天棚，上面码满了书，直码到天花板，三十五年来我带回了两吨重的书，当我躺在床上进人睡乡时，两吨重的书犹如两千公斤的梦魔压迫着我、有时当我在睡梦中翻身，或者两脚乱踢喊出了声时，我便不免惊恐地侧耳谛听，生怕书堆坍塌下来，因为只要我的膝盖稍稍碰一下，或者只要我痛苦地大喊一声，头上的一切便会雪崩似的倒坍，珍贵的书籍便会像丰饶角一样从天上撒落下来，落在我的身上，把我像虱子似的压扁，有时我不免想，这些书恐怕正在策划一个暗算我的阴谋吧，因为我每天在机器里要碾毙上百只无辜的耗子，我头上的书便准备给我来一个公正的报复，罪有应得嘛。我仰面躺在书的天幕下，这些书上的文字连接起来足有几公里长。我有点儿喝醉了，努力不去思索某些事情，极其不愉快的现实。有时，我们的看林人会浮现在我的脑际，有一次，他用一只翻过来的衣袖在房梁下面捉到了一只貂，他没有一刀结束它的性命，要那样倒也不错，公平合理嘛，因为它偷吃了小鸡，可是看林人却找来一枚钉子扎进这只貂的脑袋，然后把它放了，让它哀嚎着一个劲儿地在院子里东扑西撞，直至咽了气。我又想到，这事发生后过了一年，看林人的儿子开混凝土搅拌机时，一道电流打在他脑袋上，当场送了他的命，昨天我躺在这天棚下，忽然没来由想起了那位猎人，那年我们这里出乎人们意外地来了一只刺猬，小身体蜷成一个球，猎人说开枪打刺猬划不来，于是他削尖一根木棍扎进了刺猜的肚皮，每次他都采用这个办法来消灭刺猬，直到他得了肝癌卧床不起，在那些刺猬之后现在轮到他了，躺了三个月，缓慢地死去，身体蜷成一个球，肚子里长着肿瘤，心里充满了恐惧，直至咽气…每想到这些事我就心惊胆战，我尖起耳朵谛听，听着头上的书本怎样在制订一个复仇计划，这威胁我内心的安宁，我宁可坐在窗前的小凳子上打磕睡，头脑里想象的一幕简直把我吓坏了，我想象倒坍的书落到床上，把我压在下面，从头盖到脚，然后压穿地板，乘电梯似的降到二层，再降到一层，最后坠到地下室。于是我断定我的命运就是如此，在工作中，从天花板上落下和倾泻到我头上的不仅有书本，而且有酒瓶、墨水瓶、订书器，它们像每晚在我头上摇摇欲坠的书籍一样，可以送了我的命，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也会把我砸成重伤。因此我住所中的达摩克里斯剑，我自己悬在厕所和卧室天花板下面的达摩克里斯剑，迫使我在家也跟在班上一样，不时拿着酒壶去打啤酒，仿佛要以此来阻挡那美丽的不幸似的。每周一次我去舅舅家，我要在他的大园子里找个所在，以便将来我和压力机一同退休时，把我的压力机安放在那里。要说积攒点钱退休时买下那台压力机，这个主意是舅舅想出来的，不是我。舅舅在铁路上干了四十年，管理道口的升降杆，后来专门看守信号塔，当了四十年的信号员，他跟我一样，四十年来除却上班没有任何别的事情能让他高兴，退休后，没有信号塔他无法生活，因此他用存款从边远小站买了一套信号装置、运到自己的园子里，在那儿盖了一间屋，安装上那套设备，他有几个当过火车司机的伙伴，也都退休了，他们从废品站买了一台小机车，奥贺兰斯登，柯贝尔牌的，原是冶炼厂用以拉箕斗和平板车皮的，他们还从废品站买了小铁轨和三节平板车皮，就这么在那古老的园子里、在树木丛中弯弯曲曲铺设了铁轨，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他们给这台奥贺兰斯登一柯贝尔牌的机车点了火，驾着它行驶，下午让一帮孩子们乘火车玩，到了傍晚他们几个便喝啤酒、唱歌、醉蘸蘸的自己坐在车上行驶，或者全体站在火车头上，一眼看去活像一座尼罗河河神雕像，躺卧的裸体美人四周围着一群小雕像……有时我去看望舅舅，想找块地方将来把找的压力机放在那儿。一次，天已经黑了，只见机车亮着灯止行驶到老苹果树和梨树之问的弯道丘，舅舅坐在信号塔里扳道岔，他是那样的神采飞扬，像奥贺兰斯登一柯贝尔牌机车一样开足了马力，这里那喂，洋铁大酒壶在闪光，我在孩子们和那几位退休上人的叫嚷声和欢呼声巾走了过去，没有人招呼我，也没有人问我是否想喝一口，他们个个都全身心沉醉到游戏中去了，而他们玩的游戏，其实只是他们终生热爱的上作而已。我在那里走来走去、全像额头上带着标记的该隐，我悄悄溜出花园，过了一小时又回转来，看看有没有人招呼我，可是没有。临出门时，我再次回顾，我看见号志灯和小屋的明亮灯光映照出退休老人和孩子们忙碌的身影，听到机车鸣笛和行驶在歪歪斜斜的椭圆形轨道上发出的当嘟当哪的响声，仿佛有一只手摇风琴在这儿反复演奏着一支乐曲一支如此动人的乐曲，让你听过之后一辈子再也不想听其他曲子了。然而，在大门口，我毕竟看到我的舅舅在瞧着我，尽管离得这样远没有人能瞧得见什么，实际上我方才在树丛中转悠时他也一直在注意我，此刻他把扳信号灯杠杆的手举了起来，朝我怪模怪样地扭动手指，仿佛只是那么把空气扭弯似的，我也在黑暗中朝他挥挥手，恰似我们在两辆迎面行驶的火车中彼此挥手打招呼。回到布拉格郊外时。我买了些小香肠，吃的时候我不禁吓了一跳，因为我用不着把小香肠送到嘴边，下巴颊儿一低，小香肠便已碰到了我滚烫的双唇，我把小香肠放到腰际。低头一看又吃惊地发现小香肠的下端几乎触到了我的鞋子。我双手拿着这根小香肠仔细看了看，又确实看到这根小香肠是正常的，这么说。近十年来我缩矮了，缩小了。回到家里，我把堆放在厨房通卧室的门边的书籍搬开几百本，在门框上找到了我用墨水笔划的标记，是我上几次量身高时划的，还注明了日期。我拿起一本书，背靠在门框上把书顶在头上，然后回身在门框上划了一道、一看便知从那次我量身高到现在八年中我缩矮了九公分。我举目望望卧床上方堆着的书，断定我的背驼了，我的背上仿佛永远背着由大大小小书本构成的两吨重的天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