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立国后大杀四方，功臣、贪官、文士，说话不对的，看不顺眼的，说杀就杀了。而手段残酷，腰斩剥皮十分常见，导致血流成河，人心惶惶。但他却对一个犯事的御史网开一面，还给了他五道免死金牌，只因为他的祖先曾经说过的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位死了几百年，仍能从冷血皇帝手下庇护子孙的圣人，便是北宋中期著名政治家兼文学家范仲淹。你问熟读历史的人，没有几个是不佩服崇敬范仲淹的。他的一生四起四落，寒门出身，刻苦求学，出将入相，一生为公，光风霁月。他是典型的文臣，寒门出身，刻苦求学，以进士入仕后，从基层到宰相，从宰相到基层，一生为民请命，治国安邦，以天下为己任。当外敌入侵时，他以文臣之身，却亲上战场，排兵布阵，指挥杀敌，令敌军闻之胆寒。而当国家承平日久，积弊丛生，他又能洞悉先机，扛起改革大旗，敢为人所不为。

范仲淹，字希文，出生于北宋端拱二年（989），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他两岁丧父，四岁随母亲改嫁山东邹平长山镇朱文翰，改名朱说。他在朱家的日子并不富裕，《湘山野录》曾记载他在长山县醴泉寺念书时，冬天里每晚煮好一锅粥，经过一夜冷冻成块，用刀切成四块，每天早晚各拿两块加热食用，如此过了整整三年。

二十三岁时，范仲淹偶然得知自己的身世，遂毅然拜别母亲离开家乡，到南京应天府求学。二十六岁（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了进士，授官广德军司理参军。后来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河中府通判、陈州通判、苏州知州、权知开封府、陕西四路经略转运使兼都部署、参知政事等职。

范仲淹的一生经历了四起四落，可以说，他多次遭到贬斥，基本都是因为秉公直言。

范仲淹第一次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要给皇帝争取亲政权利。那还是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宋仁宗只能在太后跟前当个见习皇帝。天圣七年（1029）冬至，刘太后准备在天安殿受理朝政，由宋仁宗率文武百官为太后祝颂长寿。当时，范仲淹已升任秘阁校理（皇家图书馆二把手），他上书太后，极力反对这么做，认为有损君主体面。但刘太后不理睬他的上书。之后，范仲淹又再上书，要求太后还政皇帝，因为皇帝已经19岁了，结果是刘太后将他贬斥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当通判（又称监州，协助知府或知州处理州务，有监视知州权力）。

刘太后死后，宋仁宗亲政，因此将一帮因提议还政皇帝而被逐的臣子召回中央。范仲淹也在其中，回朝担任右司谏，负责议论施政得失，供皇帝参考，有时候还可以纠正皇帝错误。范仲淹之所以忤逆得罪刘太后，并非因为他想巴结宋仁宗，而是他真的认为事情应该这么做，这是他心中的行为准则。这在他不久后再次被贬得到印证。

宋仁宗亲政后因为废后事件和台谏官发生巨大争执。皇后郭氏乃开国大臣郭崇的孙女，是刘太后为宋仁宗选立的皇后，其人性情泼辣、善妒，看不惯宋仁宗沉迷各种莺莺燕燕，帝后感情一般。刘太后在世时，宋仁宗尚能忍她。刘太后去世后，宋仁宗宠爱的尚美人、杨美人时常在宋仁宗面前说郭皇后的坏话，帝后感情就更加糟糕了。有一次，尚美人当着宋仁宗的面挑衅郭皇后，皇后气不过要扑过去打她，结果误打到宋仁宗脖子，留下明显的指痕。宋仁宗本来就不喜欢她，她又是刘太后的人，已经亲政的他很想摆脱刘太后的影子。于是，便借着“殴打皇帝”这个由头将废后提上日程。

废后这种事毕竟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皇帝的理由太过牵强，范仲淹所在的台谏部门听闻消息后炸了锅，纷纷上书不可废后。但宋仁宗不听。于是，权御史中丞孔道辅和右司谏范仲淹率领众多御史台官员，跑到皇帝日常上班的垂拱殿堵门，要求皇帝三思。宋仁宗和宰相拒而不见，台谏官员吃了一天的闭门羹。范仲淹等人准备第二天继续作战时，皇帝传下号令，将一众堵门的台谏官全部外放出朝，让他们去当地方官，并且立刻执行，试图以此堵住他们的嘴，别在跟前霍霍。范仲淹被打发到睦州（今杭州淳安）当知州。这次贬黜走了“绿色通道”，以“天子敕令”的形式下发，要求立即执行，没有按正常情况走程序。于是，范仲淹等人接到敕命的当天就被押送着离开汴京。这是范仲淹的第二次被贬斥。

台谏官因为谏止废后而集体被贬，动静闹得实在太大。很多官员看不过眼，纷纷上书责问皇帝，甚至有些要求自贬出朝。未来的大宋名臣富弼，此时刚好入仕，听闻郭皇后被废，孔道辅、范仲淹被驱逐，上书皇帝，指责宋仁宗废后不敬父母，驱逐谏官有负谏臣。

不过，宋仁宗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一意孤行，还是把废后念头做成了事实。在这次事件中，范仲淹因为“直言敢谏”赢得很多正直的士大夫官僚的好感。包括蔡襄、余靖、欧阳修、富弼等，他们都是大宋未来的名臣，也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同路人。

这个时候，政府最高长官是吕夷简，为首相；副相李迪，参知政事王曾等。吕夷简是刘太后留下的老人了，李迪比他年长，资历也更老，所以吕夷简在行事时对其颇为忌惮。吕夷简耍手段，将李迪罢相，独掌朝中大权，踌躇满志。

范仲淹被外放出朝一年多后，宋仁宗又把他调回来，升任天章阁待制，官升了好几个级别，从原来的正七品右司谏，变成了从四品。宋朝的官员被外放出朝不一定是被贬官，因为宋朝的官员系统比较复杂。简单来说，一个官员至少有两套头衔：一套是代表他领取俸禄的官衔，叫寄禄官，不一定会担任相应的差事；一套是差遣官，这才是他真正负责的事务。范仲淹因为谏止废后从中央被外放到睦州当知州，但他的寄禄官没变，还是右司谏。

范仲淹因为直言敢谏而遭到贬斥外放，回来后行为处事作风依然。他屡屡上书议论朝政得失，宰相吕夷简托人给他带话，说你现在是负责给皇帝起草文书的馆阁之臣了，不负责纠察官僚，少说几句不会失职的。但范仲淹不给面子，说天章阁待制也有义务提意见，有话怎敢不说呢？

吕夷简见收卖不了他，只好另想法子。他把范仲淹推荐去做开封府知府。这开封府是北宋首都，城里的达官贵人何其多，在大街上随便扔个靴子，没准就能砸到好几个。因为里面盘根错节的利益牵扯太多，所以这首都市长不是那么好当的。吕夷简让范仲淹做首都的市长，并不是抬举他，而是希望繁杂的事务能绊住他，让他没那么多时间来对朝廷说三道四。而且，万一他闹出点什么乱子，还可以借机把他打发出去。

但范仲淹就是牛，偌大个开封府，愣是没难住他，一个月内就把开封府治理得整整有条。而且，这让他更加了解朝廷的事务，也看清吕夷简的所作所为。景祐三年，他上书皇帝，指责首相吕夷简在用人时任人唯亲，怀有私心。他进献《百官图》，用图表的形式标示出近些年升迁的官员中，都有哪些是正常升迁，又有哪些是出自宰相私心。完了又上书跟皇帝挑明，说朝中现在有张禹，皇帝要慎重行事。他说的就是吕夷简。

张禹是西汉汉成帝非常信任的大臣。当时，王氏家族专政，地震、日食等天灾频频出现。于是有儒生上书皇帝，说这些天灾都是王氏专政导致的。汉成帝便去询问张禹意见。张禹已经年老退休，他害怕得罪王家，便对汉成帝说：“这些都是后生晚辈胡说八道，不足为信。”于是汉成帝就不再怀疑王家，令王家坐大，乃至有后面的王莽篡政。

吕夷简知道范仲淹这么说他，非常生气，在皇帝面前参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荐引朋党”。范仲淹上书指点皇帝该怎么做怎么做，说得一点都不客气，其实皇帝听了也不是很高兴：你说吕夷简是张禹，那我岂不是那亡国的汉成帝？当时他亲政也没多久，此前一直活在太后的阴影下，因此相当讨厌他人说教。而“荐引朋党”更是所有皇帝的忌讳，范仲淹身边聚集了一群士大夫精英分子，吕夷简说他荐引朋党，也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范仲淹又被以“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的罪名贬职到了江西饶州鄱阳湖边上做知州。这是范仲淹的第三次被贬斥。不止如此，皇帝还下令禁止“越职言事”，意思是：不是台谏官僚，不是你负责的事，不许乱说话乱插手。北宋赵匡胤立国后，曾经立下国法：“不杀上书言事者”，盛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氛围，因而北宋前期，士大夫参政热情十分高，有事没事都爱出来提意见。皇帝因为直言敢谏而贬斥范仲淹，很多士大夫精英当然深感不满，明着暗着以行动来反对皇帝专权。譬如天章阁待制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带美酒来范仲淹送行，王质还直言：范希文是贤者，如果说我是他的朋党的话，那我十分荣幸。

皇帝生气，很多官僚不敢冒头，但余靖站出来批评皇帝，说这是他亲政后第三次大动干戈罢黜上书言事者了，看来恐怕不是什么太平之政。结果，余靖被打上“范仲淹朋党”标签，也给罢到外地当小官去了。

欧阳修当时没有直接上书，但他写了一封非常有名的信——《与高司谏书》——给当时的右司谏高若讷，批评他身为谏官，看到范仲淹被贬非但没发声，还落井下石，跟在吕夷简后头诋毁范仲淹，说他不知什么是羞耻。这群人都年纪相仿，大约三四十岁，在朝中也算不得高官，但他们的仗义执言，让仁宗的朝堂看起来十分青春热血。不过，如此一来，更让宋仁宗认为范仲淹身边可能还真有朋党。

但凡天子，都害怕臣子结成朋党，因为这会威胁到皇权的稳定，跟皇帝是否宽宏大量无关，而是身处皇帝位的必然，所以历来皇帝都十分提防结党苗头。

不过，范仲淹被贬没多久，才一年多，就到了宝元元年。西夏开始闹事了，范仲淹第四次起复的机会来了。

宝元元年（1038），西夏国主赵德明去世，其子元昊继位。这元昊是天生的硬骨头，他不想再和老爹那样当宋朝的藩属国了，想自立为皇帝，他还有更大的野心，想打到长安来，占据关东平原。

西夏对大宋的第一场大战发生在1040年，地点是西北前线的三川口。当时西北的主帅是范雍，副官是刘平和石元孙。结果当然是大宋惨败，刘平、石元孙战死，一万多人全军覆没。刚开战的时候，宋朝满朝文武气势汹汹，觉得西夏这种撮尔小邦，大宋动动手指头就把他们给收拾了。但经过这场大战，宋朝才发现西夏是块硬骨头，不是那么好啃。

如果说主持地方政务展现了范仲淹的第一重才华，那么主持西北边境战事则是第二重。在三川口大战失败之后，宋王朝重新部署了边境的指挥人才，这次是夏竦作为主帅，范仲淹和韩琦作为副帅。

之前范仲淹是因为朋党问题被贬下去的，大多数官员都因为这个皇帝忌讳的问题而不敢开口为他求情，因为求情的都被连带着打发了。其实在西夏事变之前，大宋天灾连连，地震、日食接连着来。景祐四年十一月河东地震，半个月后，京师大地震，波及定州和襄州。一些想提建议的官员开始借天灾说事了，说是皇帝辜负谏臣，做得不对，现在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借地震发表自己的声音了。这种说法我们现在看纯粹就是扯淡，但当时皇帝是相信的。于是对景祐三年的朋党涉案人员态度有所松动。

知谏院富弼首先站出来说话，他主要是争取大家说话的权利。然后是韩琦、苏舜钦，他们提出要重新复用范仲淹。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北边防的指挥体系作了调整，让夏竦作为主帅，韩琦、范仲淹作为副帅。

范仲淹在中央和地方辗转多年，他对宋朝的政治、军事形势十分了解，也对王朝的毛病知之甚深。自从太宗北伐失败之后，其实宋王朝上下都弥漫着一股厌战的情绪。此前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国主政的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为名，亲率大军深入宋境。辽国主将萧挞凛攻破遂城，生俘宋将王先知，力攻定州，俘虏宋朝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宋军凭守坚城。宋真宗一度想弃迁都南逃，是当时的宰相寇准摁住非让他亲征不可，宋真宗这才北上澶州鼓舞士气，跟辽国战成平手。最后，宋朝是在具备军事优势的前提下签订的澶渊之盟。虽然这个盟约结束了宋辽双方二十多年的军事纠纷，给与双方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但在内心里，宋真宗是觉得这个条约签的很窝囊的，因为宋朝要每年给辽国三十万岁币，这说得不好听就是被打劫了，签的是城下之盟。

总而言之，自太宗北伐失败之后，朝中一直洋溢着厌战的情绪。西夏在还没扯明反叛大旗之前，其实一度有叛变的迹象，譬如他叔父山遇惟亮就反对叛变，跑到宋朝来告密，却被宋朝的前线将领扭送回西夏，最后遭到元昊万箭射杀。宋朝不是不知道西夏要反叛，而是不敢面对也不想面对，就像遇到危险后把脑袋插进沙子里的鸵鸟，这才失了和西夏交战的先机。

上下厌战，边事不修，军队上下贪污腐化，战斗力低下，靠这样一支军队去硬刚机动灵活、骁勇善战的西夏骑兵，能有几成胜算？范仲淹太清楚这些了，所以他的主张是“慎重用兵，积极防御”。说穿了，就是不和西夏军队正面刚，不搞平地遭遇战，而是修葺城堡，坚壁清野，打长久战，熬死西夏人。因为西夏毕竟国小人稀，资源有限，吃饭穿衣都要靠宋朝呢，这长时间搞法，他们哪里撑得住。

但是，并没有说换上范仲淹之后，宋军就所向披靡了。因为庆历元年，宋朝又打了个大败仗——好水川之战。不过，这个锅不是范仲淹的，而是宋仁宗中央领导班子的。西北前线有四个军区，范仲淹是鄜延军区的司令，其他军区还有环庆、泾原、秦凤。庆历元年二月，元昊率重兵攻打渭州，韩琦命令主管环庆军区的大将任福迎战，结果大败。

朝廷在对西夏到底是战是和的问题上，一直拿不定主意。韩琦主张积极攻打西夏，希望通过一场大战把西夏彻底打趴，永绝后患。而范仲淹了解内外形势，主张积极防御，打持久战。宋仁宗一方面同意韩琦的积极进攻策略，但另一方面又同意范仲淹的鄜延军区积极防守。他们想着韩琦要是打赢了当然好，打输了这不是还有范仲淹嘛？也不想想，前线部队统帅各行其是，乃用兵之大忌，整个西线战区都不能协同作战，这仗还怎么打？

总之，范仲淹就一直在前线熬着，提拔、培养了狄青、种世衡等名将苗子。宋夏之间的战争，虽然在运动战方面，西夏连续打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胜利，但当宋军进入积极防御阶段，西夏也没讨到什么便宜去。正如范仲淹预计的，西夏国小民少，这么长久耗下去还真是没办法熬得过宋朝。自从宋夏开打一来，西夏不仅失去了以前的岁赐，连边境搞国际贸易的榷场也停了，西夏人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所以时间一久，西夏人也扛不住了，宋夏开始进入和谈阶段。

宋夏这场战争暴露的问题太多了，军事孱弱自不必说，财政不堪重负，吏治效率低下，执政高层无力应付危机，社会民生困顿，小规模的兵变和民变不断。这其中，最大的压力是没有钱，财政困难，主要原因是因为宋夏战争引发的。养兵、作战本来就花费巨大了，而宋夏和谈眼看着也要给更多的岁币（25万），趁火打劫的辽国也趁机提价（从30万到50万），虽然看着数目不多，但林林总总加起来就是很多了，超出了宋朝的负荷。

朝政上下都希望来一场彻底的改革，挽救暮气沉沉的宋王朝。而改革这种锐意创新的事，年老多病、因循苟且的吕夷简班子是应付不来的，皇帝把目光投向了范仲淹、韩琦、富弼身上。于是，范仲淹人生中最浓墨重彩的篇章拉开了帷幕。

庆历三年，大宋王朝的中央领导班子大换血。宋仁宗把吕夷简等人撤下来，以章得象为平章事兼枢密使，晏殊为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为枢密使，贾昌朝、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王贻永为枢密副使。

这一堆人里，范仲淹、韩琦、富弼都是富有生气、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壮派，平均年龄才43岁，杜衍年纪大点，65岁。这几人是庆历新政的坚决主张者。尤其是范仲淹、韩琦，他们虽然是副职，却是皇帝钦点的新政灵魂人物。同时，台谏方面也任用了蔡襄、欧阳修、余靖、王素（名相王旦之子）等直言敢谏的青年才俊，他们是范仲淹新政的有力支持者。一时间，上到朝野士大夫，下到升斗小民，都十分欢喜鼓舞，认为新一届领导班子应该能带来很好的局面。

这么一场改革看起来是整个王朝都十分期待的。但当真正展开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和气的了。下面稍微罗列下范仲淹的改革十措施：

一曰“明黜陟”，即制订官员考核标准。以前的官员升迁标准，文官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不问业绩，雨露均沾；现在不行了，要看能力和业绩，差的一律淘汰。

二曰“抑侥幸”，即限制恩荫子弟。从宋真宗朝开始，中高层官员可以申请子弟不用科考，直接荫补京官，导致官员越来越多，还质量堪忧。现在需要严格控制这方面的人数。

三曰“精贡举”，这是针对人才的培养，包括两方面：一是教育振兴与改革，二是科举考试改革。

四曰“择官长”，即确立选拔地方长官的办法。以前，州县长官的任命是看资历，现在，要看能力和业绩，年老的、多病的、贪污的、庸碌无为的全部淘汰。

五曰“均公田”，宋朝有职田制度，地方官可以拥有相应的职田，作为养廉之资。之前是职田分布不均，有的多有的少，现在统一调查，重新调配。

六曰“厚农桑”，即加强农业建设。

七曰“修武备”，即改革兵制，把原来的募兵制改为府兵制，减轻朝廷的养兵成本。

八曰“减徭役”，原来人民需要无偿充当政府基层行政人员，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现在要合并基层衙门，减少差役人数。

九曰“覃恩信”，指国家向人民施行恩泽。以前皇帝发布的恩泽，经常执行不到位。现在，当国家施行恩泽，要派专门的官僚到各地去视察是否真的执行到位，体察民间疾苦。

十曰“重命令”，即建立稳定的法制。之前，国家频繁立法，导致立法轻率、朝令夕改。现在，应该制定合适的法律，颁行天下，务必遵守。

我们可以发现，这十个措施，有八个都是跟整顿吏治相关的。所以，改革的重点，很明显是要打造一支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包括干部的培养、教育、选拔、考核、奖惩、交流，再加上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尤其是恩荫制度造成的官二代从政进行严格限制，对冗官、庸官、贪官大刀阔斧的裁汰（标准是，凡病、老、庸、贪，都必须撤掉），每一条都是冲着“官”来的，都涉及对人的处理。

如此改革，当然敲碎了很多人的饭碗。这些人拉帮结派，或者是变着法地拒不执行，或者是用各种手段，非要把这个新政给结束掉。那么怎么才能结束新政呢？当然是诽谤。这可是政治斗争在最司空见惯的伎俩。

于是，在范仲淹等人的庆历新政正在热火朝天地执行的同时，朝廷也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说白了，就是针对新政组织者的，主要是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杜衍，而其中涉及的主要丑角有夏竦、王拱辰和宋仁宗。

第一件事，就是滕宗谅的公使钱案。滕宗谅大家可能不甚清楚，但滕子京你肯定知道，他就是让范仲淹写下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滕子京。他是范仲淹的好朋友，也是范仲淹的同榜生，也是新政的支持者。

庆历三年七八月，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给朝廷发来报告，检控前任知庆州滕宗谅之前在知泾州任上，有十六万贯公使钱不知所踪。所谓公使钱，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办公经费。十六万贯，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亿人民币，数额实在太大了。郑戬觉得这个锅太大，自己兜不住，就爆了出来。

得知这个消息后，御史台马上炸锅了。现在跟西夏连年战争，军费开销每年至少上千万，连皇帝妃子都要节衣缩食，你滕子京花钱这么大手大脚。宋仁宗看到御史台的奏章后，也十分震怒，要求彻查，看他这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贪污自肥了!

范仲淹深知滕子京为人，他可能仗义疏财，花钱大手大脚，但断然不会贪污自肥，所以他给滕子京辩护，说这十六万贯里，有十五万是用于购买公用钱粮马匹，怎能算是滕子京花销了呢？他请皇帝在派人去查清楚之前，勿要贸贸然处理滕子京，否则会寒了边疆将士的心。他以自己的声誉担保，若滕子京真干了这种事，他宁愿一同被问罪。

这话皇帝听了就有点不高兴了。新政正在推行，处处离不开你这个总设计师。你这么说，皇帝还要不要查滕子京了？万一真查出点什么来，那怎么处理范仲淹呢？新政还要不要推行了？ 宋仁宗觉得这次事件，范仲淹多少有点要挟君上的意思。

平心而论，滕子京确实不是种损公肥私的人，他在前线对敌，少不了赏赐部属、拉拢敌方人心、收买间谍等花销的，但他也确实花钱有些大手大脚了。这种事其实可大可小。但现在人家瞄准的是他背后的范仲淹，所以他这事爆出来之后就被人抓着痛脚暴打。

滕子京最糟糕的不是滥用公使钱，而是一把火把记录公使钱花销去向的账本给烧了。他的说法是，这些钱有用来招待少数民族酋长的，也有用来招待到访的亲朋好友的，深究的话怕连累其他人，所以烧了干净，责任他来背。若只是滥用公使钱，那还有得辩解。但把账本给烧了，是拒不让查的反抗行为，是违法了。

总之，最后皇帝派去的专使调查了几个月，最后没有调查出滕子京贪污自肥的事实，但他烧账本的行为却是板上钉钉。范仲淹主张，对他处以薄惩即可，从轻发落，因为毕竟滕子京没有侵吞公款，只是滥用。而且不只是滕子京，就连他和韩琦在前线的时候，也曾做过用公使钱来安抚下属的事情，这些都是惯例。如果这都有罪，那就把他和韩琦一起处理了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宋仁宗权衡再三，还是采纳了他的建议，把滕子京平调到另一个州去当知州，级别和工资待遇都没有变化。但这一处理遭到了御史台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御史中丞王拱辰，跳出来指责这处罚实在太轻，根本不算是惩罚，皇帝必须严惩滕子京，否则御史台的官员就要居家待罪，罢工不上班了！

在御史台的压力之下，宋仁宗只好把滕宗谅贬到蛮荒之地岳州。不过，虽然滕宗谅被贬到穷山恶水的岳州去，但没有气馁，到那上任不久就想办法筹钱重修岳阳楼，继而留下这座历史著名的景观建筑，以及范仲淹那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在滕宗谅公使钱案上，范仲淹挺身而出，急切地维护朋友，把私人感情至于国法之上，确实有点失分了。他这么维护朋友，过早地唤醒宋仁宗对“朋党”的警惕，继而给正在推行的新政笼上一层阴影。

新政期间发生的第二件事是伊、霍伪书案，主要针对富弼和石介。

庆历四年四月的某一天，宋仁宗突然问执政团队：“自古到今，小人多有朋党之事，那君子也会有朋党吗？”宋仁宗是非常忌讳朋党的，前几年，范仲淹和他的一帮朋友被贬到外地当官可不就是因为朋党这事闹的吗？

但范仲淹为人坦坦荡荡，面对皇帝的询问，他也坦诚相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党是禁不掉的。我在边地打仗时，常见好战的和怯战的都会各自成党。这个道理，放在朝廷上，应该也是一样的。但如果他们结成党是为了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

对皇帝的问题，欧阳修高调地写了一篇文章《朋党论》，公然表示：君子也会结党，不过君子党和小人党不一样。君子党的基础是志同道合，而小人党则是为利益而结合。皇帝应该做的，不是一刀切地禁止朋党，而是辨别忠奸，重用君子党，提防小人党。他的意思是，他和范仲淹是值得信赖的君子党。

尽管这两人坦坦荡荡的，但对皇帝来说，他才不管你是君子党还是小人党呢。只要结党，都是威胁皇权，对皇帝的江山稳固没有好处。更何况，他本来就因为朋党这个问题，处分过范仲淹等人。现在范仲淹和欧阳修这么公然说自己是朋党分子，宋仁宗心里会没有想法吗？

欧阳修的态度也有问题，他是皇帝亲自挑选的谏官，是负责规劝君主、监督政府的，现在却每天给执政官唱赞歌——欧阳修与范仲淹、富弼等人一直感情很好，不止一次公开赞美范仲淹。于是，夏竦抓住欧阳修这个毛病，散播流言，说欧阳修和杜衍、范仲淹等人结成朋党。

宋仁宗会这么问不是没有理由的。首先，庆历年间高层大换血，不是举朝士大夫拍手庆贺吗？当时的国子监直讲石介作了一首诗词《庆历圣德颂》，赞扬新一届领导人的品行，里面提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这“大奸”即指夏竦，“众贤”当然指杜衍、范仲淹等人。就因为这首诗，夏竦恨石介恨到骨子里，在家里给他立了个牌位，天天诅咒。而石介称赞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他当然也是怨恨的。

夏竦这人，自小聪明好学，写诗作赋，才思敏捷，颇有名气。其父名夏承皓，在景德年间在宋辽战争中战死，所以夏竦还是个烈士子弟，被赏了个“三班差使”的小武官。后来，他在宰相李亢面前献上诗词，颇得赏识，被引荐到真宗面前，从武官转为文官，为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主簿。

其后在地方上多次担任知州，颇有政绩。宋夏战争爆发后，他被调往前线，担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判永兴军，和韩琦、范仲淹搭档，主持西线战事。在抗击西夏的过程中，韩琦、范仲淹名头大振，颇令西夏人忌惮，但夏竦却表现得很糟糕，畏懦苟且，没有建树，还曾因为与侍女在军帐中作乐，差点引起兵变。西夏人很瞧不起他。康定元年，夏竦曾悬赏500万贯求元昊的人头，元昊知道后，也张贴榜单悬赏2贯求夏竦人头，嘲笑夏竦脑袋不值钱。

庆历四年五六月份，夏竦捏造了一个更恐怖的流言：石介给枢密副使富弼写了一封信，信里提到行“伊、霍之事”，还替富弼拟好了“废立诏草”。所谓“废立诏草”当然是无中生有，但石介确实写过信给富弼，让他行“伊、周之事”。这“伊、霍之事”和“伊、周之事”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性质却有天地之别。

伊是商朝贤臣伊尹，他辅助商汤灭掉夏朝建立商朝，商汤死后又辅佐过三位天子，包括太甲。太甲继位后不修德政，昏暗暴虐，坏了商汤法度，被伊尹流放到桐宫反省，直到三年后改过自新才接回。周是指周朝贤臣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后，继位的成王年幼。周公作为托孤大臣，担起稳定刚刚建立的王朝、治理天下的重责，直到成王成年后才把一个花团锦簇的王朝交还。霍指的是西汉权臣霍光，他是大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汉武帝去世后，年幼的汉昭帝继位，他受命辅政，任大司马大将军。但汉昭帝短命而亡，霍光拥立昌邑王刘贺，但27天后又废掉刘贺，迎立汉宣帝。前后历经四朝，执政长达20年，可谓权倾朝野。他死后两年，霍家以谋反罪被族诛。这三位，论实力，确实都能做到废立皇帝。所以，当伊、周并称的时候，是指辅佐皇帝治理朝政的贤臣，但当伊霍并称的时候，则是指图谋不轨，想废立皇帝的权臣了。

事实上，这是夏竦的暗中陷害，他收买了石介家中的婢女，把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偷天换日，然后把这件事悄悄告诉皇帝，借以陷害石介、富弼，来个一石二鸟。果然，这个流言把富弼和石介都给吓坏了。皇帝很了解富弼和石介的为人，知道他们不会做出这种事，但既然传出了这种流言，还是需要谨慎的，于是富弼和范仲淹心里都觉得有点不安，于是请求到西北去巡边，离开中央高层，以避开权力的光环，也避开皇上的猜忌，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和中伤。

正好这个时候，河东宋辽边境传来异动，原来是辽国准备攻打被西夏控制的党项部落，范仲淹担心这是迷魂烟，辽国真正意图可能在宋朝的河东。于是六月，他再次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以陕西、河东路宣抚使的名义巡查边关。八月，富弼也请求到河北镇守要郡，希望避避风头。宋仁宗思量再三，就让他以河北宣抚使的身份巡边。富弼走后，宋仁宗把欧阳修也派出去了，让他以河北转运按察使的名义，到河北去巡查当地吏治和民政。

伊、霍伪书案的另一主角石介怎么了？范仲淹和富弼被外放后，他承受了更多攻击。忧心忡忡的他，辞掉了国子监直讲的职务，得到宋仁宗许可，被指派到濮州（今河南濮阳）当通判。庆历五年七月，病逝于家中。

夏竦这一招伪书案玩得实在太漂亮，一下子把仇人都给挤出中央了。但这人阴险歹毒，觉得石介就这么死实在太便宜，于是又借机造谣说石介没死，而是逃到契丹去了，在那边联络辽国，准备和国内的富弼里应外合，攻打宋朝云云。他向宋仁宗提议，打开石介的棺材验尸，看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这一招太损了，可谓对死者和家属极尽侮辱之能事。不过，宋仁宗在大臣的劝阻之下，最终没有同意挖坟，而是把办丧事的人召来询问，证实石介确已身故。

第三件事是进奏院案，主要针对杜衍、苏舜钦。

庆历四年九月，在富弼和欧阳修离开中央前往河北后不久，宋朝迎来了秋季赛神会。按惯例，京师的各机关单位都会在这个节日准备酒席，把同事和好朋友聚在一起把酒言欢，联络感情。

进奏院的长官是苏舜钦。苏舜钦是个超级官三代，祖父苏易简是太宗朝的状元，官至参知政事，父亲苏耆也官至陕西转运使。苏舜钦本人也取得进士功名，是个有名的才子，文笔、言辞都十分出色，书法尤其好，他人也长得好看，可谓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杜衍和范仲淹都很欣赏他，前者甚至早早地将他招为女婿。庆历三年，范仲淹和富弼等人主持新政，延揽人才，又推荐他担任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

进奏院是负责向地方传递中央政令的机构。他们主要负责采集皇帝的活动和诏令，官员的任免信息，臣僚的奏章以及其他重要军事政治信息，刊刻成雕版，然后通过驿马送到地方，印成邸报给地方官阅读，这是现代报纸的雏形。所以，进奏院是个清水衙门，里面啥都不多，就文人多，废纸多。文人多了，难免议政。所以，进奏院也是士大夫精英的社交场所，大家时常聚在一起议论时政。苏舜钦是新政的支持者，这些文人聚在一起形成了支持新政的舆论，为新政摇旗呐喊。至于废纸，进奏院的历届长官都会把废纸收集起来卖掉，换来的钱就进了进奏院的小金库，每逢节日喜庆时分，就拿出来用度。

庆历四年的这次秋日赛神会，苏舜钦按惯例，拿了卖报纸换来的钱举办宴会，请了一些同僚和文友。但卖报纸的钱太少，还不够消费，于是参与聚会的成员还要各自凑些钱。席间，他们还叫了几名官妓歌舞奏乐，陪饮助兴。这些与会者，除了进奏院的长官苏舜钦和刘巽，还有史馆检讨王洙，集贤校理江休复、刁约、王益柔，太常博士周延隽，殿中丞周延让等，都是来自馆阁的饱学之士。馆阁是高层人才的孕育地，宋朝的宰相多从馆阁提拔。所以这批人里，如果不出意外，没准会冒出未来的宰相。

参加这次聚会的馆阁之士都是饱学之士，国家未来的人才，所以是个不错的社交机会。有个叫李定的官员也想来参加，他托苏舜钦的好朋友梅尧臣来传话，但苏舜钦嫌他人品低下，没答应。李定被拒绝后怀恨在心，托人打听了宴会的内幕，然后添油加醋，举报到御史台，说苏舜钦等人搞公款吃喝，还召妓作陪，席间丑态百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御史台长官是王拱辰，他前一年才弹劾滕宗谅，迫使宋仁宗把滕氏贬到岳州去。得到李定的举报后，指使手下人对苏舜钦等人发起弹劾，要求开封府介入调查。

开封府很快就查清楚，御史弹奏的确有其事。这下王拱辰又开足马力，认为这是一桩严重的腐败案件，必须严肃查办！最终的结果是，所有参与宴会的人员都受到处分，或丢官或贬职，全部被赶出中央。其中最严重的是苏舜钦和刘巽，以“监主自盗”定罪，开除公职，贬为庶人。因为进奏院聚会这十几个人几乎都来自馆阁，事后王拱辰得意洋洋地说：“我把馆阁的人才都一网打尽了。”

苏舜钦真是冤啊，就吃了一顿饭，把自己的饭碗给砸掉了。但是，几个穷酸文人，用卖报纸的钱搞聚餐，钱不够还要大家凑。你相信这真是在抓腐败典型吗？像京师这种地方，比他们腐败得多的机关单位多了去了，为什么放着那些大老虎不打，非抓着他们不放？说不是后面的人意有所图怕没人信吧？苏舜钦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庆历新政的鼓号手。

苏舜钦事情爆发后，满朝士大夫只有韩琦一人上书求情。杜衍是次相，苏是他女婿，得避嫌，不好求情；范仲淹和富弼都在外地，没法说话。欧阳修也没有说话，但是在苏舜钦和他的通信中曾有提到，欧阳修说过两句话“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这里面表示他不是不说，是不敢说，说了可能结果更糟糕。范仲淹的沉默，估计原因也出于此。是谁让他们不敢说呢？

进奏院案舞得最起劲的就是御史中丞王拱辰。王拱辰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攻击范仲淹？为什么要攻击庆历新政？

王拱辰原名王拱寿，19岁中状元，被宋仁宗亲自赐名“拱辰”。拱卫星辰，拱卫大宋江山，可见宋仁宗对他是相当赞赏的，可谓少年得志，出尽风头。他跟欧阳修是同榜进士，据传其实那一届最有可能中状元的人是欧阳修，但欧阳修龅牙黑脸，门面形象不太好，而王拱辰则好看许多。所以，在金殿唱名的时候，宋仁宗点了形象更好的王拱辰为状元。

王拱辰跟欧阳修的孽缘不尽，除了是同榜生，还是连襟——他们都是户部侍郎薛奎的女婿，王拱辰娶了薛家的大姐，欧阳修娶了薛家的二姐。这大姑爷和二姑爷，整天被拿来比较，那不是正常得很吗？

本来占尽风头的是王拱辰。试想，王拱辰年纪轻轻就中了状元，处处压欧阳修一头。大家同期入朝，辗转官场多年。如今王拱辰是御史中丞，欧阳修是知制诰。这两个职位比起来，知制诰可能更吃香。知是负责的意思，制诰，即起草皇帝的诏令，是皇帝的御用秘书，离皇帝的距离十分近，未来进位为宰辅，那不是没可能的。

王拱辰的竞争对手不止欧阳修，还有范仲淹、富弼、韩琦甚至苏舜钦，他们的年纪都在三四十岁左右，未来的大宋首相必然从这批人中诞生。

范仲淹和韩琦，现在分别是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主持新政改革，出尽风头，又都有在西北抗击西夏的功劳。富弼前不久才出使辽国，凭着堂堂仪表和能言善道的嘴巴，挫败了辽国与西夏联手夹击宋朝的图谋，立下大功。苏舜钦，当朝宰相杜衍的女婿，又素有才名，言辞犀利，也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

关键是这些人志趣相投，交情很好，未来肯定也是抱团的，那还有他的位置吗？他们的存在，简直就是阻挡了他的上升通道。现在他是御史中丞，这个位置上去就是参知政事、枢密使和首相，上不去可能就要下去做知州，又当回地方官了。

《宋史》对王拱辰的评价有两个颇抢眼，一个是他曾被宋仁宗斥责“沽名”，另一个是“为公议所薄”。这“沽名”，指的就是在滕宗谅一案中，他上书抗议皇帝对滕宗谅处理太轻，要求重则，否则就居家待罪，不去上班。最后，宋仁宗的确如他所愿，但也把他找过来谈话，批评他勿要沽名。这第二件事就是进奏院案了，对一帮穷酸文人穷追猛打，非要把他们驱逐一空，事后还得意洋洋。朝中士大夫虽然明面上不说话，但心里其实都颇同情苏舜钦，认为王拱辰做得略过。

短短几个月里，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三大改革灵魂人物都离开中央。这年十月，宋仁宗拜枢密使杜衍为首相，参知政事贾昌朝为枢密使，青州知州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对于陈执中这个人，知谏院蔡襄和谏官孙甫认为不可，一再上书表示陈执中为人刚愎自用，又无甚才华，如果他来执政，一定是天下的不幸，他们推荐由富弼来担任参知政事。但宋仁宗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于是，蔡襄和孙甫便辞去谏官的职务，分别到福州和邓州当知州。蔡襄是杜衍和范仲淹的支持者，他的离去，意味着新政又失去一有力拱卫者。

谏官推荐富弼担任宰相，极力抨击陈执中，却对范仲淹等执政官十分维护，而且进奏案一案中，他们也没有发声。这种多少有些反常的举动，让宋仁宗越来越觉得，朝中真的有君子党，而且他们还公然党同伐异。他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训斥群臣，公开表示：“盛世贤臣共处，不会有什么朋党。现有人公然推翻先圣哲言，大放朋党阙词，令人惊骇，日后不许这样。”几乎就是点名批评范仲淹、欧阳修了。这道诏书的发布，证明了宋仁宗对新政集团的印象已经发生彻底的改变。

宋仁宗单纯是因为朋党而打压新政集团吗？恐怕不是，官场中人，大多数都是利益动物。庆历四年，宋朝对西夏和辽国的形势已经大致明朗，分别花二十五两（含银、绢、茶等，下同）和五十万两来换取和平，这对每年动辄千万的战争经费来说，简直是太划算的买卖了。之前因为战争，导致财政压力巨大，这才激发王朝内部矛盾，加之天灾连绵，小规模民乱、兵乱不断，逼着人不得不改革。可现在战争停止了，朝廷可以省下大笔钱，可以用来摆平内部矛盾，所以改革这种得罪人的事，似乎也可以暂时停下来。既然不改革，那也没必要求着范仲淹了。更何况，他们现在还在疑似搞朋党，这是一定要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潜在危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流产，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真正的流产，其标志性动作是改革灵魂人物正式罢相。

范仲淹和富弼自请巡边，想出去躲躲风头。但攻击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平息，反而更厉害。庆历五年秋冬之际，也是宋仁宗下了那道训斥群臣的圣旨后，以参知政事兼领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在边疆前线主持工作的范仲淹，表示现在宋夏和议已成，他在西北前线已无所事事，调离邠州，退居闲职。他表示，一直以来身体都不太好，现在西边事情已经大体定了，就请皇上体恤他多病，给他一个事务简单的职务，以便求访良医，调理身体。

宋仁宗本来想答应，但时任首相章得象阴恻恻地跟他说：“范仲淹名声很好，皇上现在罢黜他，恐遭人非议。不如先别答应他，试试他是不是真的想辞职，如果他来感谢，那表示他是来试探您的，那时候再罢不迟。”这章得象一生碌碌无为，陷害同僚倒是非常得心应手。

宋仁宗同意他的操作，范仲淹果然发来感谢信。这下宋仁宗真的相信范仲淹是来试探他的。新任谏官钱明逸迎合章得象的意思，上书弹劾范仲淹和富弼，说这两人要挟君上、搞朋党圈子，别有用心。宋仁宗顺势罢免了范仲淹和富弼的执政职务。

范仲淹内心惶恐，试探也是人之常事，但宋仁宗这都容不得，反而翻脸不认人，立刻罢掉两位大臣的职务，做得委实刻薄。只能说，宋仁宗毕竟是皇帝，是个典型的利益动物，这也代表着他打算放弃改革大计了。

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后，派到邓州当知州。邓州是个政务清简、民风淳朴，风景宜人的好地方，确实是老臣退休养病的好去处，皇帝这么处置，似乎真的很照顾范仲淹了。但是，范仲淹才五十七岁，历经官场辗转，政治经验丰富，正是从政最好时光，皇帝因为忌讳朋党，而在别用心的臣子鼓动下，顺水推舟把他罢免，真是令人惋惜。

范仲淹、富弼被罢后不久，杜衍也被罢免次相，打发到兖州当知州，他的罢相理由是在职期间结党营私，是范仲淹、富弼等朋党的总后台。接替他当次相的，是枢密使贾昌朝，枢密副使王贻永升为枢密使，知郓州宋庠提拔为参知政事，权知开封府吴育、知延州庞籍并为枢密副使。

随着杜衍罢相，庆历新政的推行者——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四位执政官，只剩韩琦一人在朝。庆历五年三月，韩琦上书仁宗，反对朝廷将富弼放置在闲郡，主张把富弼调到定州，但宋仁宗没听他的。

韩琦的枢密副使职务也很快被罢免，原因是受修水洛城一事牵连。

这水洛城原址位于秦州与渭州之间的水洛川（今甘肃庄浪县内），原为生蕃聚居之地，是个颇繁华的自然小镇。庆历二年，时任知庆州的范仲淹曾提议在这里修一座城池，下面我们管这座城池叫水洛城，这样就既可打通秦州与渭州的通道，也可以在这里驻军，阻止西夏兵进入秦亭之路，很有好处。

当时秦州的知州是韩琦，渭州的知州是尹洙。这两人都反对修城，因为虽然可以打通秦、渭二州，并也不能完全阻止西夏人进来，而且工程造价太大，现在财政吃紧，得紧着别的更重要的地方先修，暂时不修这里。

仁宗与辅臣商量后，采纳韩琦的意见，暂时不修。

庆历三年，郑戬就任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他是尹洙的上司。当时，渭州西路巡检刘沪占领了水洛川，当地的生蕃酋长来投靠。于是，这年十月，郑戬就上奏朝廷，说如果在这里建城的话，当地生番愿意把牛借出耕种，又可在这里做买卖收税，帮补军事开支，而且这些生番还愿意一起守城抗击西夏人。

当时韩琦离朝巡边，没在中央，而中央主事的是参知政事范仲淹，他本来就想筑城的，所以批准了这份报告。郑戬就让刘沪主持修城，并且派泾原路都监许迁率兵前往相助。

十二月，韩琦巡边回来，发现他们修城，又上书建议停止修城。反对理由还是跟之前差不多。而且表示，如果皇帝不信的话，可以派人去问问秦凤路那边的主事人文彦博、狄青和尹洙，看他们怎么说。这些人当然也是反对修城的。

于是庆历四年正月，宋仁宗又叫停修城。这个时候，西线高层人事又有所调动。郑戬被调往知永兴军，但仍然兼领四路都部署的职务。这个时候，修城这事其实还是归他管的。他虽然知道朝廷叫停筑城，但他觉得还是应该修，就通知水洛川方面尽快修完，并且派手下永兴军节度推官董士廉带人前往相助，同时又送信给渭州知州尹洙，说明事由。

但到了庆历四年二月，他的职务又发生变动，皇帝认为他在知永兴军，没办法遥遥控制四路，不如让他专心永兴军的事务，所以罢去四路都部署的职务。这个时候，修城这事就不归他管了。

但这郑戬也很固执，希望能把这修了一半的城弄完，于是多次上书说明修城的好处。但与此同时，反对修城的渭州知州尹洙和大将狄青也上书，控告他违反诏命。

郑戬走后，修不修城就轮到尹洙来管了，因为尹洙是负责修城的许迁、刘沪的直接上司，所以他叫停修城。在和郑戬发生发生争执的时候，他就把许迁调了回来。现在有了皇帝的命令，他又让刘沪和董士廉也别修城了，撤回渭州。但负责具体事务的刘沪认为应该修，因为这是当地生番的要求，停止的话怕会生变。刘沪就没听这位直接上司的命令，而是加紧修城。

尹洙通知了两次，刘沪和董士廉都不听。朝廷这边，郑戬和尹洙、狄青也不停地上书争辩，还没有结果。

三月，皇帝派人去做实地调查，看到底要不要修。但这个时候，尹洙见屡召不回，就让泾原路副都部署狄青带兵去往水洛川，把在那修城的刘沪和董士廉抓了起来，关到自己这边的德顺军监狱。

范仲淹担心尹洙和狄青气急杀人，赶紧让仁宗的专使先把刘沪和董士廉转移到邠州的监狱。

对于如何处理修城派（郑戬、刘沪、董士廉）和不修城派（尹洙、狄青），朝廷颇为难。因为两边的行为都不能说毫无瑕疵。如果处罚修城派，那会寒了边疆想为国家做事的将士的心，往后可能就没人做事了。但他们也毕竟是不听上司号令，违反了皇帝的命令。但要是处罚狄青吧，人家又是照皇帝号令办事的，可能处理得方式有些过激了。

谏官欧阳修是支持修城的，所以建议两边都不得罪，“单独跟狄青说，刘沪修城朝廷是朝廷支持的，你把他放了吧，我们就说是你放的，这样保护了你的颜面。另外也单独跟刘沪说，你确实违反了将军命令，但念你修城有功，所以我们请将军放了你。”

庆历四年五月，专使发回调查报告，认为确实修城有利，而且工程过半，现在放弃太可惜，建议修完。于是朝廷基本采纳了欧阳修的意见，让董士廉和刘沪继续修城。但考虑到尹洙和刘沪撕破脸了，以后没法在一起工作了，就把尹洙从陕西调到陕西潞州去，把狄青调到并州去。

最后，城池是修好了，刘沪当水洛城的管事，但他也因为抗命，被处以降官阶的处罚。有赏有罚，倒也明晰。董士廉呢，被罚了款。但董士廉气不过，自己修城有功，还被罚了钱，咽不下这口气。他在庆历五年三四月到京师，举报当时已被调到潞州的尹洙在当渭州知州时贪污公款！

原来，尹洙手下有个属下叫孙用，孙用从京师到陕西赴任时没路费，就借了高利贷。尹洙爱惜孙永的才华，就挪用公款帮孙用还了高利贷。后来陕西的公使钱不够，尹洙也挪用了一部分战争专款来做生意。朝廷派人一查，董士廉说的是真的，又是一起边关守将滥用公用钱腐败案！

结果，尹洙被贬。韩琦当时是枢密副使，总管边事，于是受牵连，被弹劾“处置边机不当”。随后，他被罢免枢密副使的职务，打发到扬州当知州。

这样一来，庆历五年，主持新政的灵魂人物全部离开了中央，只剩下个支持者欧阳修。欧阳修去河北巡按回来，听说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都被罢掉执政岗位，很是担心，上书皇帝：我们只听说范仲淹他们是因为贤能而被任用，现在无端罢免，理由也上不得台面。自古小人陷害忠良，都是以朋党为名，你现在把他们都给罢掉了，我为你惋惜。

皇帝看了欧阳修的奏疏，没说话。而外面的朝堂，却都说欧阳修是朋党之一，都等着他犯错误，把他也给拉下马。

这就是针对欧阳修的阿张嫁资案。

欧阳修有个妹妹欧阳氏，嫁给襄城张龟正当续弦。张龟正的死鬼老婆留下个女儿，叫阿张。欧阳氏嫁过来没久，张龟正死了。欧阳修把妹妹接回娘家，顺便把七岁的阿张也给带回来养着了。名义上，阿张是欧阳修的外甥女，但事实上没有血缘关系。

阿张长大之后，嫁给了欧阳修的侄子欧阳晟。但阿张不是安分的人，跟家里的仆人偷情搞上，被欧阳晟发现给告到开封府衙门。阿张被审讯的时候，突然说自己以前跟欧阳修也有一腿！？

阿张为什么这么说？宋代文献基本定为诬告，理由有两种说法：一是阿张害怕被定罪，说自己跟欧阳修有一腿，以为有大官罩着就没事了。另一种是，阿张被当时与欧阳修弹劾过的时任开封知府杨日严教唆，故意拖欧阳修下水。

把范仲淹、富弼弹劾下台的谏官钱明逸，马上上书弹劾欧阳修道德败坏，还侵吞阿张嫁妆。不过，经过审查，并未发现欧阳修跟阿张有情人关系，但挪用阿张嫁妆却确有其事。

原来，欧阳氏的丈夫张龟正死后留下财产，有一部分是要给阿张当嫁妆的。按当时法律，阿张是有继承权的。但当时阿张才7岁，这笔钱就由欧阳氏代为掌管。欧阳氏带阿张回娘家后，欧阳修心疼妹妹，就用名义上属于阿张的那部分财产买了田产，作为母女俩的依靠，田产上写了欧阳氏的名字。

于是，庆历五年八月，欧阳修因挪用阿张的嫁妆被贬，打发到滁州当太守。欧阳修也曾抗辩过，说阿张跟他毫无瓜葛，而他被追究挪用嫁妆的事，也是被人故意盯着小题大做的。所以在苏舜钦进奏院案发之后，经历过这种事的他对苏舜钦非常同情。

不过，在滁州，欧阳修认识了智仙和尚。欧阳修寄情山水，常常游玩琅琊山，智仙就在山脚修了个亭子。欧阳修把亭子命名为醉翁亭，他自号醉翁嘛，还写了一篇《醉翁亭记》，这是跟范仲淹《岳阳楼记》齐名的千古名篇。

从庆历三年到五年，滕宗谅、苏舜钦、欧阳修先后挪用公私财产被弹劾贬谪，却为后世人留下三大著名景观——岳阳楼、沧浪亭、醉翁亭，还有三篇名作——《岳阳楼记》《沧浪亭记》《醉翁亭记》，这是庆历新政的文学副产品。

庆历新政失败原因及启示

其实我们梳理这几个案件，就是为了说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是怎么失败的。总结起来，其实思路也很清晰。

西夏叛变之后，宋朝陷入连年的战争里，不仅要对付西夏，还要对付趁火打劫的辽国，朝廷财政压力十分吃紧。这个时候又频频出现蝗灾、地震等天灾，平时也会有天灾，但平时没战争，所以出现天灾给点钱安抚下也就完了。但如今恰逢战争，朝廷拨不出钱去处理这些灾难，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于是开始爆发民乱。

宋仁宗一看朝廷这个情况，必须得改革整治一下啊，不然王朝没准可能就玩完了。于是他把范仲淹等人提拔上来，寄希望于他们打开新局面。范仲淹在地方和中央辗转多年，确实看到了宋王朝发展到如今存在的种种问题，其实主要出在人的身上，所以他提出要打造一支廉洁、高效的官僚队伍，这是他改革大计的重点。

但是，但凡这种人事改革，都意味着重新分蛋糕，这势必会得罪原来的一些既得利益者。范仲淹的方向是对的，但既得利益者太多了，他们拧成一团，以各种名义缓办、不办中央推行的改革措施，总之，短期内，改革确实见不到什么成效（新政从实施到失败，历时不过1年4个月）。

改革的中立者皇帝和其他一些中立官员，看到大家给予厚望的改革计划，也没什么成效，就开始有点失望，支持力度也没有开始时那么强了。而且，反对派还纠结在一起，利用宋朝的运转制度（台谏官监督批评朝政），肆意攻击改革派。于是改革派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杜衍以及他们的追随者，都被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拉下马。

改革非常考究皇帝的改革动机和他与总设计师之间的信任（参考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在改革动机方面，由于西夏和辽国制造的麻烦，最后都被以岁赐的形式解决，战争停止了，财政压力顿时减轻，有钱就可以处理内部矛盾，假以时日也会被解决掉。所以宋仁宗没那么大的动力去支持改革了。

其二，反对派一直以朋党的名义攻击改革派。朋党问题是皇帝最忌讳的，说的人多了，皇帝也开始怀疑范仲淹。于是，宋仁宗的天平开始往反对派倾斜，皇帝和改革者之间的信任出现裂痕。失去皇帝的信任，改革者被排挤出中央。于是，这么一场通过打造廉洁、高效官僚队伍以振兴宋王朝的改革大计，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破产了。

新政失败后，范仲淹的政治生涯也基本到头了。从庆历四年（1044）开始，他基本上都在地方官的任上打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的知州。皇佑四年（1052），他被调到颍州当知州，当时已经身患疾病，在前往上任的途中病逝，享年64岁。死后，他的谥号被定为“文正”，这是世人对其生前的功过的盖棺定论，“文正”是给予士大夫的最佳称号。两宋三百年，得到“文正”谥号的人不过区区九位。而纵观这九位文正公，唯有范仲淹一人，最有资格担得起这个称号。

前面我们说到，庆历五年秋冬之际，范仲淹自请辞掉参知政事的职务，退居闲职，朝廷便顺水推舟，打发他到邓州去养老。来到邓州的范仲淹，政务清简，有的是时间，把寄情于文学创作。于是，在邓州的三年，是他文学创作的丰收时节。他在这里创作的诗文，仅留存至今的就有六七十篇之多。其中，最有名的一篇莫过于《岳阳楼记》了，而我们对于他的了解，也是从这一篇开始的。

滕宗谅被贬到岳州之后，来这里重新修葺岳阳楼，并请范仲淹写了一篇记，这便是《岳阳楼记》，里面在题记写到：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岳阳楼传到今日，乃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其余二楼是滕王阁和黄鹤楼。在三楼中，虽然岳阳楼资历最浅，但它在精神文化方面更加高贵独立，足足影响了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岳阳楼记》里有一段反映了范仲淹内心的志向：“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心为公，意在大同，这种人格境界和精神风范已经超出了凡人，进入圣人的行列。《岳阳楼记》因这一段文字而光芒万丈，震古烁今。

范仲淹所在时代乃是11世纪，赵宋立国到此时已经有差不多一百年，范仲淹的存在以及他的这种表述，代表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出现了突破性进展。赵宋立国之前的晚唐五代是大乱世，人名不值钱，气节、风骨更加不值钱。当时士风衰弊，斯文扫地，士大夫都把有奶便是娘奉为圭臬。

我们常说风气坏了，人心散了，队伍就难带了。一个王朝要长治久安，他在道德、精神方面肯定是要有积极向上、乐观善良的要求的。但养出良好的道德精神需要废很长很长的时间。

所以赵宋立国之后，除了军事统一南北，恢复国内经济，重建国家制度等任务之外，弘扬士德、转变士风也是当务之急。一种风气的转变绝非一蹴而就的功业，也不像开国帝王挥剑决浮云那样痛快。宋太祖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碑，其意也在鼓励士大夫正直敢言，不苟同时俗。

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转变士风。至仁宗朝，这一转变大致完成。范仲淹这样的人物走上历史前台，出将入相，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无疑是这一转变完成的重要标志，而他在《岳阳楼记》中所表达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的精神，则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境界的最高写照，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史上的千古丰碑。

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将范仲淹和周总理作对比，他们身上都有那种为国为民，正直敢言，不存私心的高贵精神。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浮躁的欲望，人们手中只要有一点点权力，都会通过这种权力去截取获得点什么。但这两位，总让我感觉到一种纯粹。不是克制欲望，而是压根就没有那种追求什么酒色财气的欲望，他们似乎只想着为国家和老百姓做点事，却不怎么在意个人的回报。这种纯粹的情怀，从古到今，从来没见几个人有，说他们是圣人，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回到以范仲淹为代表的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上，其实不止范仲淹，宋仁宗这一朝涌现了很多这样的人物，就是庆历新政的这群君子党，富弼、韩琦、欧阳修、苏舜钦、滕宗谅，他们身上都有着这种类似的情怀，尽管由于皇帝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的人生结局多被贬谪，但皇帝终究没有对他们下杀手，所以那个朝代仍然是中国的古代史上罕有的比较宽容自由的时代，是后世文人最向往最吐气扬眉的朝代之一。即使是我们前文颇为鄙视的攻击君子党的王拱辰，任内已做到不辜负谏官职责，对执政官施政提出有依据的批评，向皇帝提出可行性建议。像这种做法，你在哪朝哪代见过？

这种高贵的士风，一直持续到王安石变法时代才出现变数。对王安石搞的新政措施有许多非常具有前瞻性，我甚至一度怀疑他是不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人。但后人对他的做法弊病有不少，其中一个就是开了士风败坏的源头——为了推行新政，任用道德上经不起拷问的官员上台，打压不同声音，导致后来司马光主政后保守派全面反扑，开启恶性党争，士风日益被腐蚀、败坏，宋王朝也从此江河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