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如何培养更多优秀的全科医生，让他们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能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从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创新使用激励机制、加强贫困地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等方面破解全科医生荒问题。

　　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计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和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但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全科医生岗位的吸引力不够，因此要着力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全科医生的队伍。

　　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国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注册执业的全科医生共有20.9万人，占执业（助理）医师的6.6%，每万人口有全科医生1.51人。《“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科医生应达到30万人以上。据此计算，我国全科医生缺口有9万多人。

　　曾益新表示，意见的重点在于提升全科医生的岗位吸引力。具体措施包括：改革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绩效工资制度；增加全科医生的收入来源；就业享受优惠政策；扩大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从4个省试点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国家贫困县，把特岗津贴的幅度进一步提高；职称晋升加大倾斜力度，凡是完成规培的全科医生到基层工作的都可以直接考中级职称，只要考过就直接聘用；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全科诊所；提高全科医生的职业荣誉感。

　　曾益新还说，在全科医生的教育培养方面，要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全科医生转岗培训、专硕研究生教育等多种途径，扩大全科医生的培养规模；通过加强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基地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严格培训基地动态管理；继续扩大全科医生特岗计划的实施范围，加大定向免费培养和在岗人员继续培训，加大职称政策的倾斜，加强贫困地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曾益新还提到，鼓励二级以上的医院、三级医院其他专科医生，比如内科、外科医生，经过转岗培训合格后，增加全科医学专业执业范围。“比如我原来是心内科医生，经过转岗培训合格以后可以加入全科医学专业执业范围，这样一来进一步扩大了全科医生的来源。”曾益新说。

　　意见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成立全科医学教研室、全科医学系或全科医学学院，开设全科医学概论等必修课程；改革完善全科医生薪酬制度，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工资水平，使其工资水平与当地县区级综合医院同等条件临床医师工资水平相衔接。

　　意见明确，医疗机构相关规划布局不对全科诊所的设置作出限制，实行市场调节。支持符合条件的全科医生个体或合伙在城乡开办全科诊所，为居民就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1.5人 数量少家底“薄”

　　别小看牙疼，小病症往往隐藏大危机。

　　70岁的刘欣（化名）近日牙疼难忍，来到北京市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本想开些止痛片“对付”。全科医生于溯了解他患有冠心病，当即让他做了心电图，并及时转诊到上级医院。“幸亏转诊做了支架手术，全科医生救了我一命。”刘欣说。

　　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像刘大爷这样幸运。我国有近14亿人口，全科医生只有20.9万。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1.5人。

　　全科医生在基层承担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和转诊、预防保健、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等一体化服务，被称为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专家表示，我国全科医生占医生队伍比例约为6.6%，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数字为30%至40%。此外，我国基层临床医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不到40%，质量上离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也有较大差距。

　　全科医生荒，根源在哪？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会长杜雪平认为，薪酬待遇较低、职称晋升较难和发展空间小等诸多因素，导致全科医生岗位缺乏吸引力。

　　“听到全科医生这个职位，不少人认为没有内科外科这些‘老牌’大科室发展好，不知道全科会往何处去。”有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对记者说，对全科的职业价值、发展前景缺乏了解让医学生“雾里看花”；一些医生对留在基层“顾虑重重”。

　　2020年，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基本建立，适应全科医学人才发展的激励机制基本健全，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显著提高，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至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基本满足建设需求。

　　在25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曾益新说，“强基层”不仅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建设，关键要吸引和培养更多合格的全科医生到基层工作。

　　“这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对于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曾益新说，制定上述目标既参照了相关国际标准，又考虑到我国现实发展情况。

　　党的十九大明确要求，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师队伍建设。化解大医院就医“堵点”、建设全民共建共享的健康中国，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注重优质医疗资源“活血化瘀”、“强基固本”。

　　涨薪酬提职称 打出“组合拳”

　　让患者留在基层，社区要能“接得住”，根本在于提升能力，让好医生“长”在基层。为此，意见紧紧围绕让医生到基层下得来、留得住，设计出了一套强有力的“组合拳”。

　　全面提高全科医生职业吸引力，改革完善全科医生薪酬制度，拓展全科医生职业发展前景，是加强全科医生建设的“重中之重”。

　　针对让不少服务基层的全科医生“挠头”的外语考试和发表论文这两只“拦路虎”，意见明确“基层全科医生参加中级职称考试或申报高级职称时，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对论文、科研不做硬性规定，侧重评价临床工作能力，将签约居民数量、接诊量、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作为职称评审的重要依据”。

　　基层全科医生申报高级职称，今后将实施“单独分组、单独评审”。

　　“我们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甘霖’。长期扎根贫困县农村基层工作的全科医生，可突破学历等限制，破格晋升职称。”在宜宾屏山县中都镇卫生院工作了18年的全科医生向伟说。

　　硬骨头必须硬攻关。此次全科医生新政一大令人瞩目的突破就是专辟一章，针对加强贫困地区全科队伍建设“迎难而上”。

　　意见提出，加快壮大贫困地区全科医生队伍，扩大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实施范围，职称晋升政策向贫困地区进一步倾斜。

　　继续推进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试点工作，到2020年，逐步将试点范围覆盖到所有贫困县的乡镇卫生院，所需资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并适当提高补助标准。

　　“让有志愿到边远地方实现梦想的全科医生不再彷徨。”遵义医学院全科医学系主任、附属医院副院长陈琦认为，待遇、职称、发展等制度保障兜底到位了，有志于投身贫困地区全科医生岗位的年轻人才将大有可为。

　　意见提出，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全科诊所，对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非营利性全科诊所，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落实国家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医疗机构相关规划布局不对全科诊所的设置作出限制，实行市场调节。

　　杜雪平表示，社会力量参与基层全科诊所建设是未来重要方向。这不但能从资金、人力等角度大幅充实力量，而且它们往往在薪酬上更具竞争力，有望吸引更多医学毕业生投身全科医生事业中。

　　强化落实 让优秀全科医生“沉在”基层服务百姓

　　按照到2030年每万人有5名全科医生的宏伟目标，还有接近50万的人才缺口，缺口如何加速弥补？近年来，地方为求解全科医生难题找寻“药方”的探索取得积极进展。

　　在辽宁，乡镇卫生院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实施3年来，每人每年可获得省财政提供的4万元补助，已培养近千名“5﹢3”高水平全科医生；在贵州，全省建设了17家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本科医学毕业生就业后，均以“单位人”身份参加3年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发放额外补贴。

　　“国家此次文件出台，将推动地方经验做法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并推广。”杜雪平说，这将促进从“单打独斗”转向“全面开花”，形成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

　　如何让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强起来？让重磅民生福利落到实处？让优秀的全科医生“沉在”基层患者身边不离不弃？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的政策设计是奔着问题去的，好政策一定要真落实，让全科医生安心、让人民群众暖心。”曾益新说。

　　只有建设一支数量充足、质量合格的全科医师队伍，才能承担起维护全民族健康的重任。才能从根本上建立分级诊疗，从根本上破解‘医院好建、名医难求’的现象。”贵州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张光奇说。

　　据悉，相关部门下一步将继续细化工作实施方案，夯实全科医生转岗培训考核标准和监督措施。“我国还将成立包括13个教育部医学类的专业教学教指委，包括全科医学教指委，从国家层面把好质量关，推动学校层面落实质量。”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说。

一、近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的情况

（一） 近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按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计算，2003年，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23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比1997年的2.47倍扩大了0.76倍，年均扩大0.13倍。从1998—2003年的6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趋势，由1998年的2.51∶1扩大到2003年的3.23∶1。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过程。

（二）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比现行统计资料反映的还要大

首先，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的统计口径存在较大差距。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仅包括实物性收入，而且还包括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如果仅考虑货币收入，剔除农民纯收入中的实物部分，按现金收入计算，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为4倍多。其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没有反映城乡居民在福利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如果考虑到城乡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城乡真实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扩大到6倍左右。第三，从现行的统计调查制度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存在样本偏误，高收入户难以涵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存在一定低估。

（三）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属于城乡差距较大的国家之列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专家提供的研究表明，按照货币收入比较，城乡收入差距比我国更大的国家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如果把实物性收入和补贴都考虑在内，那么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城乡之间货币收入差距最大的是津巴布韦，其1990年的比率为3.57∶1，2000年中国城乡之间货币收入的比率是2.79∶1。考虑城镇居民获得的实物性收入后，2000年中国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比率要高于津巴布韦。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较低，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由于历史原因和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十几亿人口仍大部分生活在农村。2003年全国人均耕地仅为0.095公顷，农村富余劳动力有1.5亿左右。近年来，农业技术进步虽有所加快，土地产出率有所提高，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不断加大。目前，占全国劳动力总量50％的农业劳动力仅提供14.5％的国内生产总值。农业和非农业人均创造的GDP之比由1990年的1∶3.9扩大到2001年的1∶5.2，从根本上决定了仍然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的农民收入难以大幅度提高。

（二）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化，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出现了总体上的下降趋势

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从严重短缺到阶段性、结构性的供过于求的重大变化，随之农产品价格连年下跌。2000年与1996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下降了22.5％，其中，粮食价格下降27.5％。在原材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中，农副产品购进价格2002年比2000年下降3.2％。粮食产量从1998年的51229.5万吨下降到2003年的43067万吨，减少8162.5万吨。价格的下降和产量的减少直接导致农民来自出售农产品收入的减少。在目前农民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占全部纯收入的比例仍高达近60％的情况下，农产品出售收入的减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是很明显的，特别是粮食主产区以及纯农户的收入出现了持续徘徊甚至下降的情况。

（三）乡镇企业的发展进入调整阶段，导致农民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减少

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曾一度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随着国有企业的优化升级，乡镇企业也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结构调整阶段，发展明显放缓，遇到许多新的困难。一些企业效益下降，一些企业关闭破产，其直接影响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为减弱，对农民增收的贡献明显下降。与1996年相比，2002年全国乡镇企业年末从业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00万人。农民来自乡镇企业的工资性收入相应减少。

（四）现行的体制和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

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上，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左右，来自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的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农业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在收入增长总额中所占份额很小，有些年甚至是负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和流动规模大量增加，但由于城市用工制度与户口挂钩，使农民进城就业遇到种种障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及非农产业的转移受到很大制约，农民通过流动获得较高收入的机会仍然遇到很多障碍。

（五）受现行的财政体制和投入机制的影响，农民负担仍然较重

一是财政支持农业的资金总量非常有限。2002年国家财政用于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为1088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不到5％，而且这些支出主要是用于间接支持农村，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的不多。二是国家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城市中小学教育全部由国家投资，农村中小学教育则大部分由农民自己解决。教育经费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0％。近几年虽然国家增加了对农村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主要还是由农民自己集资投资。三是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有限。国家财政除对农村拨付数量有限的救灾救济款外，其他直接给农民本身的拨款还较少。

（六）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客观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增长。1998—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3％，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3.8％，城镇高于农村一倍多。城镇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一是从1999年开始国家连续出台了几次增资措施。二是国家建立了三条保障线制度，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保障标准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转移性收入明显增加。

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一）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国民收入分配要向农业倾斜，通过税收政策、财政转移支付等，加强对农业、农村的支持。要进一步落实对农业“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加强能够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并直接增加现金收入的项目建设。国家支持的农村项目建设投资，要专门列支农民报酬一项，确保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增量应继续主要用于农村。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机制。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认真落实把通过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政策。

（二）加快农业和农村发展，推进城镇化

要继续实施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全面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素质和效益。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三）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

加快推进全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试点，认真落实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的政策。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管理，逐步取消全国性及中央部门涉农收费项目，加强对农村水电、建房、农机服务等涉农价格和收费的清理和整顿。建立和规范农村中小型公益设施建设“一事一议”的工作机制。

（四）继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

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组织协调和信息指导，简化农民外出务工的审核手续，取消各种乱收费。继续清理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政策，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检查和处罚力度。

（五）加大金融支农力度

认真做好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把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服务“三农”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金融机构要认真执行国家关于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继续增加农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努力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

（六）切实规范农村土地征用及补偿工作

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现象。严禁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和截留、挪用土地补偿费用。建立公开透明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维护农民对土地的合法权益。

（七）加大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困难的工作力度

继续搞好农村扶贫开发，多渠道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扩大以工代赈规模。开展东西部协作扶贫和定点扶贫。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抓紧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积极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对贫困农民实行医疗救助。完善农村“五保户”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供养资金。切实做好农村受灾地区税费减免和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救济等工作。

（八）协调城乡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注意以城市繁荣带动农村发展，要把更多的财力等社会资源用于农村，更好地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创造条件。要统筹推进城乡改革，消除体制性障碍。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和税收制度等，逐步形成有利于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九）规范城市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加强和改善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调控和管理。加强对垄断企业的工资收入管理和总量调控，抓紧清理和规范企业违反规定、自立名目发放的各种不合理收入，垄断经营企业凭垄断地位和特殊条件获得的超额收益不得用于内部分配。加强对各地进行的企业经营者年薪制试点的引导和规范。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推进机关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加快事业单位分类管理改革步伐，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

（十）加强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

全面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加强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跟踪和监督。加快建立个人收入纳税信息档案制度。扩大纳税人自行申报收入的试点。严厉打击涉及个人所得税的违法犯罪行为。推进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这一个现象引起了经济学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中国正是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对于如何跨越这一议题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通过介绍了中国的经济现状，然后结合中国人口现状从人口转变的视角来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机制，扩大“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转变：

中图分类号：F113.8文献标识码：A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长期的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城镇化等建设成绩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L型探底阶段，2016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6.7%，经济增长面临着持续下行的压力。严峻的的经济形势给中国成功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挑战。

造成中国经济目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运行本身存在的规律因素，又有国家社会等宏观因素。本文结合中国经济现状从人口转变的视角探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为研究国家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人口转变是与经济社发展相同步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口生育模式不断变化，影响着人口各要素的变动，因此形成了各时期不同的人口特点。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口学家根据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不同把人口转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也分别对应三种人口再生产模式，即传统型、过渡性和现代型。人口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生育模式的转变既反映了人口转变的具体过程，也是人口转变结果的表现，这一转变过程历经很长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人口再生产依然是传统型，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就迅速地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而西方发达国家则历经了二三百年的时期。中国的人口转变前期是死亡率变动主导型的阶段（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死亡率率先下降，而出生率在实际上是居高不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处于较高水平，人口规模迅速扩大，老年抚养比逐渐降低。后期是出生率主导型的人口转变阶段（1970年至今），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较低的水平，根据出生率不同的变化态势，又可以分出若干发展阶段，分别是70年代的快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和90年代的缓慢下降，在这一阶段人口规模仍然增长较快，少儿抚养比逐渐降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均完成了由高到低的转变标志着人口转变趋向完成。

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这一转变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人口发展的自身规律是这一转变的内在因素，其次是中国不同时期人口政策的调整加速了这一转变，最后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同时，短时间人口过快的转变和多因素的综合也形成中国特殊的人口特点和形势，其一就是中国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较为充足的时期，也就是人口红利期，人口红利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它的逐渐消退同时为未来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挑战；其二是中国当前的老龄化历程面临着速度加快、老年人口规模巨大、未老先富和城乡及地区之间不平衡等现实性问题。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

世界银行是按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差异通常把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即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统称为中等收入国家。2015年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是人均GDP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4126～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201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8280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距离高水平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经济学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的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发展陷于停滞状态。最早出现“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在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其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往往会相对容易，但是依靠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能持续地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经济发展会陷入瓶颈。此时前期发展造成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这些阻碍了经济发展的转型，此时要实现向高收入水平的跨越存在巨大的障碍，因此，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1.经济结构转型失败。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依靠自身的劳动力资源、物质资源丰富的先天性条件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本国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很快地建立了以加工制造和资源开采等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然而这是一种低产出、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国家已经跟不上以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所要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2.体制变革落后。新的经济环境要求上层建筑不断地调整，不仅是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也为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资本国际间流动的新形势。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各方面制度得以逐步的健全，为经济发展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带来了完善的服务；而发展中国家制度相对不够健全、政策不能够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稳定可靠的内部条件。

3.社会矛盾制约。发展中国家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迈进大多是依靠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的，这种发展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等为代价。发展过程中还伴随着收入分配不平衡、城市化畸形发展等严重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爆发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4.人口老龄化。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依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为依托，然而随着人口转变，这种资源条件不复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甚至会反过来成为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二战后的生育高峰带来了人口红利逐渐演变成人口负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表现突出。

四、人口转变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机制

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尤其是传统的工农业生产模式更多的是依赖于劳动力的投入。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是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吸引外资，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业的转移就是看中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沿海地区通过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进出口加工产业。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这也就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机遇期，然而随着生育率的逐步降低和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的形势凸显出来。此时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优势荡然无存，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劳动力资源短缺的一个后果是工资水平的上升。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工资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而此时投资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对于依靠增加投资来获得效益的产业是一种压力，如果不能通过技术进入和产业转移规避这一挑战就会面临着被淘汰的境遇。

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经济效益。创新的主体是人，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年龄人口，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能力与其年龄结构有着很大的关系。然而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创新能力不足的矛盾显现，经济结构转型就会面临着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广大发达国家为应对这一问题纷纷加大了人才尤其是技术型人才引进的力度，以保持本国科技创新能力和在国际中的领先地位。

经济学上通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这是对经济增长原理最生动形象的表述。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往往依靠扩大投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加强消费的贡献，扩大内需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手段。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的结构不断变化，消费需求的类型和大小都会有很大差异，一般来说，老年群体消费需求更弱。因此，一个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社会，会对内部消费需求不会旺盛，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现实经济中，人口可大体分为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老龄人口三类。抚养比就是指非劳动力人口数与劳动力人口数量之间的比率，它度量了劳动力人均负担的赡养费劳动力人口的数量。人口转型过程中抚养比是不断变化的，抚养比越大，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即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严重。劳动力人口的负担的大小影响着储蓄率的高低，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中的投资。

现阶段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为了维持中国经济健康的发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势在必行。当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人口形势，这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另一个方面，也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了契机，在经济结构调整中，更全面地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合理规划、适时调整，最终顺利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