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揭开“工运之星”光环的背后“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主任曾飞洋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调查

新华网广州12月22日电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邹伟）近日，广东公安机关根据群众举报，打掉一个以“免费维权”为幌子、长期接受境外组织资助、在境内插手劳资纠纷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的非法组织，抓获曾飞洋等7名犯罪嫌疑人。

这个名为“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的组织已在国内活跃十多年，并以“国内第一个劳工NGO”名噪一时；该“服务部”主任曾飞洋以“劳工维权专家”“工运之星”等形象，屡屡见诸境内外媒体报道中，曾被媒体评为“年度公益人物”，还应邀赴国外演讲、考察、交流，受到热烈追捧……

曾飞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领导的这家“服务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他们涉嫌何种严重犯罪？“新华视点”记者走进专案组，面对面采访犯罪嫌疑人以及办案民警，逐渐揭开深藏幕后的真相。

时钟拨回今年4月20日－－

上午8时许，广州市番禺区利得鞋厂发生大规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事件。数百名工人封堵工厂大门，不许运输辆出入，并以阻塞楼梯、威胁谩骂的方式阻止其他工人正常上班。工人们高呼口号、群情激奋，场面异常混乱、几近失控。

这场罢工持续6天，工厂被迫停产，周边群众也不堪其扰。这已是2014年12月以来利得鞋厂出现的第三次罢工。直到政府部门介入，事态才逐渐平息。但是，工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百分之百满足，工厂也因停工蒙受4000多万元经济损失。

罢工刚开始，一些境外媒体、网站第一时间就登出大篇幅文字和图片报道，持续进行恶意炒作，矛头直指地方政府。

更出人意料的是，就在罢工期间，几名曾经参与罢工的工人代表主动联系公安机关，“要反映罢工内幕”。

“2014年8月份，我们工人因社保、公积金等问题与工厂发生经济纠纷，这时候工厂里就出现了曾飞洋的名片，说他们帮工人维权不用钱。”工人代表高某某说。

工人们开始与曾飞洋接触，对其第一印象相当不错－－“温和、善良”。曾飞洋免费提供培训，帮工人们了解法律法规，请工人们吃饭，还出钱组织活动和安排；同时，要求工人选出代表，由“服务部”与工人代表联系，再通过工人代表组织工人进行维权，并要求工人们出资成立“团结基金”。

急于维权的工人们在“服务部”组织下很快就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曾飞洋带着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等人参与其中，并指挥选出高某某、张某某等多名代表。

随后，曾飞洋对工人进一步培训，播放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工人罢工的视频，讲解罢工维权成功的案例，反复鼓励大家一定要通过罢工维护权益。

“曾飞洋经常跟我们说，工人维权通过政府的途径太慢，不会成功，只有听从服务部的安排，把事情搞大给工厂压力，才会成功。”高某某说。

工人代表王某因为害怕，提出不想做代表。曾飞洋鼓励王某“要大胆，不要怕，如果给抓了，服务部会安排律师免费帮工人打官司，会召集工人去派出所‘要人’”。

2014年12月，利得鞋厂发生了第一次罢工。因劳资双方没有达成一致，很快又发生了第二次罢工。

在此期间，工人代表们却觉得越来越不对劲。“我们认为他的组织有问题，要我们用激进的方式维权，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上，借助罢工的影响把事情闹大，还要拍照上网。”高某某说，代表们没有按照曾的意思去做，便开始遭到排斥。

2015年4月17日，工人代表与工厂经理的谈判终于有了实质性进展，确定了赔偿款项的最后限定日期，就差最后一步公布并征求工人意见了。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服务部突然在19日连夜组织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宣布把我们罢免，选出听他们话的新代表。”另一名工人代表李某某说。

第二天一早，第三次罢工开始。于是，就出现了上述一幕。

令高某某、李某某等人愤怒的是，曾飞洋为了“拿下”他们竟然不惜造谣惑众。“污蔑我们收了工厂老板的钱，让工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仇人似的。这些谣言都是服务部的人开会时说的，之后一个传一个地传开，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罢免我们。”李某某说。

让被罢免的代表们更伤心的是罢工结果。“工人辛辛苦苦罢工，还要冒着被警察抓的风险，但维权的真正目的还是没有达到，工人长远利益被损害。”李某某几度哽咽。

工人代表们认为，曾飞洋等人的真正目的是煽动工人罢工、制造社会影响、干扰工厂正常生产和扰乱社会秩序。“就是不让我们谈判成功，造成我们工人一直拿不到补偿金。”

警方深入调查，近年来，曾飞洋等人频繁插手珠三角地区的劳资纠纷事件。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大学城、南沙联盛模具厂、恒宝珠宝首饰厂等数十起罢工事件的背后，都出现了他们的身影。

在激进的维权中，曾飞洋等人煽动部分工人联名罢免某工厂工会主席，成立听命于“服务部”的“工会组织”；非法控制某工厂人事主管的人身自由，逼迫工厂领导就范；还煽动工人围攻执法机关，造成了极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对外宣传和接受采访时，曾飞洋声称自己领导的“服务部”是一家“合法、独立运作的公益组织”。然而，民警调查发现，该“服务部”2007年已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目前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属于非法组织。

“无论曾飞洋本人还是服务部，都表里不一。”犯罪嫌疑人汤欢兴说。

2014年，汤欢兴应曾飞洋之邀加入“服务部”。“要我跟着他一起为工人们做点事。”汤欢兴供述，“曾飞洋是服务部主任，一切都是他说了算。孟晗负责工人会议的筹备，朱小梅负责具体联系工人，我负责网络维护和媒体宣传。”

不久，汤欢兴就觉察到“服务部”不为人知的一面：名义上是独立机构，却定期向一些境外组织汇报日常工作，境外组织也派人员来参与管理以及一些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

汤欢兴还发现，该“服务部”没有任何盈利项目，但是在组织罢工活动中，号称不收费用，而且包吃、包接送、包培训，还组织部分工人代表到香港“见世面”。这些经费从哪里来？按照曾飞洋自己的说法，都是由境外组织提供；同时，在每次罢工中，曾飞洋也会找工人们收“份子钱”。

让汤欢兴更感意外的是曾飞洋在组织劳工“维权”中的实际表现。“给工人开会和培训时，曾飞洋都说要依法维权，在实际操作时却走样了。”

警方查明，曾飞洋等人插手劳资纠纷，有着严密而明确的行动计划，组织每起罢工运动的手法和模式都如出一辙：

－－确定目标。精心挑选有影响力的外资企业或劳动密集型企业，评估是否具备提供大笔资金解决问题的实力，提前研究和准备，以确保“成功率”。

－－组织发动。与工人接触，用小恩小惠博得工人们的好感，发表蛊惑性很强的言论，组织召开工人代表大会，从中选出性格激进的工人代表，完成所谓“组织化”过程。

－－集中培训。向工人传授罢工策略和方法，播发其他国家和地区劳工运动的视频，其中不乏通过劳工运动取得政权的案例；为工人拟定诉求，并带着工人代表到其策划的其他劳资纠纷现场“观摩学习”。

－－煽动闹事。精心策划方案，逐渐加入一些不合理、不实际的诉求，教唆工人拒绝通过合法渠道维权，而是以激进方式迫使厂方答应条件。“服务部”骨干成员孟晗、汤欢兴曾经奉曾飞洋之命，冒充工人身份混进谈判现场操纵谈判。闹事过程中，使用微博、微信等将文字报道、现场图片传到网上或发给境外媒体，进一步扩大影响。

－－庆祝总结。每次罢工之后，曾飞洋都要召开大规模的庆祝会议，赞扬工人们“做得非常好，要坚持下去，就是要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出资制作“工运之星”的牌匾交给工人，再让工人在会上隆重地送给他，拍照留念发到网上，对外宣称这是“工人们自发自愿的”。

一些罢工现场的视频画面显示，曾飞洋组织带领工人们高呼口号，不断煽动工人情绪，把现场的气氛引向狂热。

“我看了都觉得担心，场面那么乱，人又那么多，大家情绪都那么激动，这样下去很容易发生大规模冲突，造成群死群伤。”汤欢兴供述，“其他地方的罢工中就出现过员工跳楼的悲剧，他不可能预料不到这种严重后果。我也劝过他，不要把工人的情绪搞得那么激动，应该稳住局面才利于谈判，但他就是要把场面搞乱，挑动矛盾一步步升级，完全不顾工人的生命安危。”

一些参与了罢工的工人告诉记者，曾飞洋总是说要跟工人们站在一起，让大家“不要怕、往前冲”。可是等现场闹起来之后，曾飞洋总是莫名其妙地不见了，“找不到人，手机也打不通，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抛弃了。”

每次罢工闹大之后，政府部门都不得不介入平息事端、协调劳资双方谈判。“但曾飞洋都把功劳算到自己头上，跟工人们讲，让政府做是没用的，还是要让我们服务部来做。”汤欢兴说。

除了采取各种手段把自己从“服务者”变成“主导者”以掌握“领导权”，曾飞洋也在不断扩充势力，先后在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地发展“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等多家分支机构，举办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曾飞洋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称，“服务部”已成为中国劳工NGO的“黄埔军校”。

警方查明，每次维权活动中，汤欢兴都按要求整理出文字报道和照片交给曾飞洋。曾飞洋迅速把文字照片提供给境外媒体，并频频接受采访，主动“爆料”各种“负面信息”。这些境外媒体在报道中将工人与企业的矛盾升级、夸大，歪曲成工人与中国政府的矛盾冲突，借机抹黑中国国家形象、攻击中国社会制度。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性质完全变了。”汤欢兴说，“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高服务部和他本人的知名度，获得更多境外组织的关注和资助，却远远超出依法维权的范畴，越过了道德底线。”

“曾飞洋犹如一个兵蚁，更似一个将军。他在社会丧失痛感的地方坚守疼痛，在法律屡屡失守的地方修复公平。他在残肢断臂的人群中，用不懈的付出寻找生命的完美。他是时代稳固的基石。”对外，曾飞洋把自己包装成这样一种形象。

根据“服务部”网站资料及曾飞洋自己的说法，他1974年出生于广东番禺，1996年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法律系大专班，毕业后到南雄市司法局工作。不到一年，曾飞洋就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曾飞洋如此解释辞职理由：“每天喝茶看报纸，太清闲了。”

警方调查却显示出完全不同的经历：曾飞洋连名字都是假的。他真名曾庆辉，广雄人，在广州读中专时因嫖娼被学校开除；回到原籍后，以自己的城市户口为条件，与一名叫曾飞洋的农业户口同乡对换身份，并以曾飞洋的身份参加高考，此后一直冒用曾飞洋的姓名（为便于表述，下文继续称其“曾飞洋”）；在南雄市司法局工作期间，长期纠缠有夫之妇，因侮辱妇女被行政拘留15天，不得不辞职。

警方掌握的情况还显示，曾飞洋1998年加入“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2002年起成为该组织负责人，与一些境外组织和外国驻华使领馆长期保持联系密切，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回国后在境外资金的支持下长期从事“劳工运动”，并以向境外提供中国的“劳工运动”情况报告作为条件。

境外组织一般先把钱打到曾飞洋在香港的公司账户上，曾飞洋再通过地下钱庄等通道转入自己的境内账户。经初步查实，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同时，警方从曾飞洋办公室和家中搜查出大量中国劳工运动报告、反动书刊培训资料、口号标语，以及他本人在国外参加罢工的照片等，“足足装了十几麻袋”。

“每插手一起劳工纠纷，曾飞洋在劳工维权界的地位和声望就更大，骗取工人们对他的信任就更深，换取境外组织资助他的筹码就更重。”办案民警表示，加之曾飞洋想方设法地在媒体上频频亮相、接受采访，名气飞速积攒，为他带来众多追随者。

今年49岁的蔡娇就是曾飞洋曾经的追随者之一。1998年8月，在一篇报道中得知曾飞洋其人其事后，蔡娇慕名而来，在“服务部”做志愿者；2005年12月至2006年8月，任“服务部”出纳，负责一些财务账目。

如今，蔡娇却是对曾飞洋涉嫌犯罪的长期举报者之一。2007年起，他向有关部门多次实名举报，曾飞洋接受来历不明的境外资金资助，非法侵占财物、偷税漏税等。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账目应当公开透明，但是他从来没有向内部或者向社会公开过。”蔡娇说，“服务部”财务管理极其混乱，维持日常运作的钱，都是境外组织打给曾飞洋个人，曾飞洋再拿给他，“具体是哪些境外组织、具体给多少钱，我们谁都不知道。”

曾飞洋购买牙膏、牙刷、洗发水等个人用品的小票，以及一些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都拿回“服务部”让蔡娇报销。在蔡娇多次拒绝配合后，曾飞洋将蔡娇排挤出“服务部”。

现任会计蒙某也证实曾飞洋多次指使虚开票据充账，骗取境外资金。“曾飞洋给我多少单据，我就录入多少单据，但有的单据是没有签名的。”蒙某说，“基本上每次帮工人讨薪成功后，都要举行庆功宴。有的时候我也奇怪，过期了的餐费也有。”

蔡娇透露，自己从始至终都没有与“服务部”签订劳动合同，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员工还被拖欠社保。为此，蔡娇将曾飞洋告上法院并胜诉。“一个连自己员工的权益都不维护的人，怎么会真正关心劳工维权呢？”

曾飞洋标榜自己为公益人士，生活清贫不求财，月工资只有几千元，服务部举步维艰。但据警方查明，他通过多次取款、第三方平台支付等方式，将境外给他的资金大部分据为己有；曾飞洋不但给自己买了，而且购置2套位于市中心的房产；其中一套放在妻弟的名下，再高价租给“服务部”，套取境外的更多资金。

另有与曾飞洋共过事的人向警方举报，曾飞洋多次截留、克扣工厂发给工人们的补偿款，将其装入个人腰包。

博名和谋利之外，曾飞洋还将“维权”作为骗色的机会。大量证据显示，作为有妇之夫，曾飞洋与至少8名女性长期保持情人关系。他以帮助工人“维权”的名义，借助自己的名气地位，诱骗胁迫有求于他的女工、女志愿者委身于他。

另据办案民警介绍，曾飞洋热衷网上“裸聊”、嫖娼，向不同女性发送大量性爱视频、低俗短信。曾飞洋曾加入一个裸聊群，竟因在群里表现“太过下流龌龊”被踢出。民警还在曾飞洋家中查获大量淫秽物品。

“服务部”的其他一些成员也多有劣迹：骨干成员孟晗与有夫之妇通奸并带其“私奔”，为躲避对方丈夫追砍四处躲藏；2014年因组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另一骨干成员彭家勇因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过。

接受过其“帮助”的工人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利益呢？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人在事后大呼上当－－虽然得到一些补偿，却因工厂受罢工影响、无法承担巨额债务倒闭而失业，失去稳定经济来源。

“工人的目的其实很单纯，却成了服务部的棋子。”工人代表李某某说，曾飞洋等人开始看起来是为工人着想，指导工人跟工厂谈判，帮大家实现了一些合理诉求，但后来就变味了－－“教”工人们提出更多超出原来预想、工厂明显不会答应的诉求，煽动大家用激烈的方式维权，一步步引向他设计好的方向。

汤欢兴也在忏悔中表示，曾飞洋非常具有迷惑性，表面上看他帮工人获得了短期经济利益，但实际是出于一己之私，教唆、煽动工人聚集闹事、扰乱秩序、对抗执法机关，不惜牺牲工人的长远利益和生命安全。“没想到会出现这个结果，跟我加入服务部的初衷背道而驰，我现在非常后悔。”

目前，“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及其分支机构“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曾飞洋、孟晗、汤欢兴、朱小梅、彭家勇、邓小明和“佛山南飞雁社工中心”负责人何晓波7人，因涉嫌犯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白领”这个词翻译自英语。因为工业革命催生的商业发展，白领在19世纪初开始出现在美国。

白领群体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经常遭受被劳动人民的嘲笑。那时白领只占劳动力人口的5%，被人称为“办事员”。办事员的工作主要在室内，负责处理各种文件。老百姓不觉得办事员是正经工作，因为在那个年代，航运、农业和装配业的工人才是主流群体，而办事员属于小众。

工人普遍身体强壮、肤色黝黑，而办事员长期闷在办公室，他们肢体瘦弱，肤色发白。这种明显的差异自然被人看不惯。

现代健身房的产生，也是因为白领群体。因为羸弱的身材长期被工人兄弟鄙视，办事员们开始锻炼身材。对于劳动阶级来说，工作本身已经很累，根本没有力气健身，但是办事员们却乐此不疲。

办事员一本正经的穿着，也成为人们日常讽刺的对象。19世纪的报纸形容他们是“穿着反光的鞋子、带着吓人的围巾，头发上抹足了恶心巴拉的发油”。劳动阶级穿着简单朴素，而办事员的领子却又白又硬，以凸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实际上，“白领”这个词，就来自于对办事员们的穿着的讽刺。

但是，美国老百姓抵抗不过历史的潮流，随着商业的发展，白领越来越多。1860年，波士顿的非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已接近40%，其他城市情况类似。

当时的白领工作节奏偏慢，压力也小。他们起床后不用挤地铁，可以好好吃顿早餐，优哉游哉去工作，中午还能喝两杯红酒。在那个女性平权运动之前的社会，老板和白领基本都是男的，白领们在日常工作之外，也担任老板的秘书和密友，并很可能成为老板未来的女婿。

19世纪中期前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阶级矛盾增多，商业大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开始无情地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长，但是给出的薪资却让人无法满意。欧美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罢工现象此起彼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发表了名满世界的《共产党宣言》。

白领们自觉地与工人运动隔开了距离。因为他们有着可期的上升路径，不像他们的阶级兄弟一样面临被压迫的命运。此时，许多白领群体，沉迷于声色犬马的享乐，他们经常在酒吧和夜店度过一个个夜晚。百老汇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堕落女子”，白领的桃色故事也开始见之于地摊杂志和风情小说。

二、没有铁路，就没有“办公室”

19世纪的美国铁路运输与电报电话的出现，让当时的商业世界产生了彻底改变。

铺满北美大地的火车昼夜轰鸣，电报和电话的通讯声日夜作响，刺激着整个社会释放着积蓄已久的活力，企业竞争加剧，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出现了公司兼并的潮流。在20世纪初的十来年时间里，美国有4000家公司合并成了250家大型公司。

在这个背景下，白领群体急速膨胀。1910年，美国的非体力劳动者比五十年前多了整整四倍，达到400多万。并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半数是女性。此时“白领”一词的含义，已经从男性群体逐渐向女性拓展。

白领人数暴增，公司内部的职位划分也开始变得复杂。以圣达菲铁路公司为例，原来简单的老板-职员二级结构之间，增加了七个经理级别的职位，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职业经理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现代办公室开始成型。

原来狭小温馨的房间装不下各种级别的管理者，更不能体现公司的内部等级，因此办公室的形态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新设备纷纷被发明出来，并成为了当时办公室的必需品：电话和电报，打字机、录音机、气压运输管和竖式文件柜都被广泛使用。

1915年，刚成立不久的办公家具公司 Steelcase 顺应历史潮流，推出了“现代效率办公桌”产品。这款产品不太符合以往人们对“桌子”的定义，但体现了当时还在欧洲酝酿的现代主义风格。这款办公桌，是一块平坦反光的金属桌面，最多在桌面之下安装一个简单的抽屉。在这个时期，原先布满雕饰的法兰西第二风格办公桌开始被普遍抛弃，而去装饰和重效率的办公产品赢得了职场人士的欢迎。

除了办公设备，办公室建筑也开始发展，建筑大师弗兰克·赖特设计的拉金公司大楼就是一个好例子。拉金公司是美国有名的肥皂生产商，他们请赖特设计了一座卓越的办公大楼。

赖特不负众望，在现代室内空调技术还尚未发明出来的情况下，设计了这座历史上第一座使用“空调”的大楼。赖特计了一个连通大楼的楼梯塔当做进风口，并装上了工业制冷系统，这位工作其间的员工带来了凉爽，这种聪明的解决思路至今仍令人惊叹。

拉金大楼还为员工配备了午餐餐室、浴室、医疗诊所、健身房和图书馆，受到大家的好评，这种为员工提供多样福利的做法，也引起了全世界公司的效仿，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感慨那时候的公司发展得真先进，公司的未来一定是一片光明。但现实远非如此，这些硬件的提升并未真正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美国公司反而陷入了一片混乱。

三、从列宁到《商业周刊》

因为缺了一项我们非常熟悉的东西——管理。

如果今天一个公司白领穿越到100年前的公司，一定会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么庞大的公司竟然没有专业的管理。

所有的老板都在用旧时代的经验来运营公司，这导致了许多显而易见的问题：公司账目混乱，腐败滋生；经理人官僚化，人员臃肿；部门职责混乱，相互掣肘；工人磨磨蹭蹭，效率低下。

这些问题愈演愈烈，美国公司发展受到影响，员工开始叫苦不迭，经济增长速度变慢。

这时候，一个救世主出现了——他就是现代管理学之父：泰勒。

泰勒于1856年出生于美国一个书香门第，精通法语和德语，父母对他严格要求，希望他考上哈佛大学。但是他受不了压力，出现了心理问题。高中毕业之后，泰勒去液压工厂当了一名机床操作学徒。

没想到歪打正着，这段经历，让他跟工人阶层深入接触，并萌生了“科学管理”的念头。

泰勒的经历丰富，阅人无数，对公司问题有着独特的见解，他不断深入思考，完善自己的体系，在1900年左右，他开始尝试在一些公司进行小范围管理实验。

在一开始，泰勒心中的管理对象，并非公司白领，而是车间的工人。泰勒认为，工人缺乏科学的管理，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他认为每一个劳工的工作都应该被提前安排好，工人的工作应该细化成明确的步骤，并用秒表计时监督。

泰勒以一种铁腕式的态度到处宣传“科学管理”的好处，如布道者一般充满激情。很快，他的努力有了成果，许多公司开始接受科学管理的理念。

那些喜欢磨洋工的工人，在某个时间忽然发现，车间开始出现各种穿着白衬衫的人员，这些白衬衫通常掐着秒表，表情严肃，像监工一样监督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美国工人的好日子到头了，他们即将面临着被残酷约束的命运。

但是事情的发展总是具有戏剧性。泰勒不容置疑的管理方法不断引起工人的反抗，这些反抗运动愈演愈烈，并最终在马萨诸塞州沃特顿兵工厂的罢工运动中达到高潮。工人兄弟的抵制态度导致科学管理无法以最标准和纯粹的形式出现在车间里。

泰勒没有灰心丧气，他机智地转移了管理的对象——他把目光从工厂转移到了办公室，把管理手段用在了白领们身上。那些几天前还在车间给工人进行计时的白衬衫们很快发现，他们自己变成了被管理的对象。他们的上班天数开始被严格考核，并与收入挂钩，上班时间被严格规定，并记录在册。

得益于白领群体的高配合度，泰勒的手段取得了有效的成果。

科学管理最终在办公室得到完美的实施，泰勒的思想像一把燃烧的火炬，点燃了美国公司这堆枯燥已久的干柴。各个公司纷纷开始研究管理之道，来解决公司内部积蓄已久的问题。

泰勒的管理思想最终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管理学。

泰勒的学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重视，连社会主义国家都开始学习。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刚结束不久，苏联领导者 Lening 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盛赞泰勒主义对苏联工业发展的借鉴意义。

除了泰勒自己著有的《科学管理原则》等作品，社会上也出现了各种宣传科学管理的杂志。1900年，一群泰勒信徒抓住了这个风口，创办了一本叫做《系统》的杂志，来宣传科学管理的理念。1929年，这本杂志改名为《商业周刊》，并取得了商业成功。2009年，美国亿万富翁布隆伯格买下了这本杂志，并改名为《彭博商业周刊》，这本杂志目前仍在出版，中文版本叫做《商业周刊/中文版》。

泰勒在1915年去世的时候仅有59岁。他的追随者之一莉莲，继承了他的遗志，并对管理学进行了拓展。莉莲认为泰勒的管理学缺失了“人的因素”，她在招聘员工的时候践行着泰勒的理念，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说。她这些人事管理理念，后来也同样传播开来，并发展为我们所熟知的“人力资源”。

四、《蝙蝠侠》和小丑的原型

摩天大楼，在很长时间里都是美国的象征，因为只有美国佬喜欢这种超高层建筑。在美国摩天大楼高速发展的20世纪初，英国却颁布了《伦敦建筑法案》，规定城市建筑不能高于30米，而德国柏林则把建筑限制在22米以下。

如果说谁是摩天大楼的真正使用者，那就是白领阶层。因为有实力入驻摩天大楼的，一般是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摩天大楼能带给人自豪，高度、光环和精致，在白领心中构成了一幅上层精英社会的绝美画面。

摩天大楼的发展得益于几个突破性技术的出现。一是钢骨架结构，这种力学结构让建筑有了向高处突破的可能；二是液压电梯技术，在没有电梯的情况下，六层楼已经算是极限了。道理很简单，人们普遍不愿意爬五楼以上的高度。

提到摩天大楼，就不得不提到芝加哥。曾经安宁祥和的芝加哥，在世纪之交的时候，逐渐与摩天大厦、无政府主义、犯罪之都这些关键词联系在了一起。

芝加哥是摩天大楼界的耶路撒冷。因为最开始进行摩天大楼实践的，就是芝加哥的一群先锋建筑师，他们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当然，他们一开始设计的“摩天大厦”，其实只有10多层，在今天看来算不上高。但这是摩天大楼的火种，激励着建筑不断向高处发展。

芝加哥学派有句经典名言：形式追随功能。这句话在设计史上的流传程度不亚于杜月笙的三碗面或妈妈送你三千万。芝加哥学派并不仅搞建筑，他们对里面办公室的划分也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代表人物沙利文，就认为办公司每一层都该一模一样，每一间都应该完全相同。

这种“标准化”的思想除了符合先进的设计理念，还适应了商业公司的实际需求：办公楼应该适合于任何一家企业，以提高出租效率；企业也可以快速习惯新的办公空间，以对应不断变化的规模。这种标准化的想法后来成了现代办公空间的模板。

最终，芝加哥在20世纪初形成了摩天大楼集群，这个地区叫做“大回圈”，是现代商业CBD的雏形。读者可能对“大回圈”比较陌生，但是在那附近的“云门”雕塑你肯定在电影中见过。

《源代码》电影里的芝加哥“云门”

摩天大楼的建设也催生了一批超级富豪，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正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一时风光无两，就像在外滩发表演讲前的互联网富豪。

然而，摩天大厦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虽然白领们登上大厦，就仿佛登上了人生巅峰，但是另一方面，不和谐之音开始出现。

这些高层建筑挡住了城市民居和教堂，而建筑的背后，也出现了破旧不堪的贫民窟，这里充斥着小偷、抢劫犯和杀人犯。在城市边缘群体看来，摩天大厦像是一种赤裸裸的财富炫耀，这激发了存在已久的社会矛盾。

从1880年代开始的无政府主义者愈发猖獗。芝加哥的一所摩天大楼曾经被人安装了炸弹，所幸被成功拆除，但是另外一次则没有这么幸运：1886年，市中心的的人群中发生了爆炸，造成了7人死亡和多人受伤，随后31名无政府主义者被送上了法庭，其中四人被处以绞刑。

犯罪分子的横行，和美国1920年开始的禁酒运动，让芝加哥成为了“犯罪之都”，产生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地下市长”阿尔·卡彭，也就是电影《教父》中老柯里昂的原型。DC 漫画《蝙蝠侠》中，哥谭市暗黑的色调和压抑的氛围，灵感就是来源于芝加哥。而小丑崇尚的无政府主义，更是烙着深刻的时代印记。

20年代后期，除了黑帮和犯罪，白领群体的境遇也急转直下。一战后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冲击了时尚都市的白领。

经济危机中失业的美国的工人，开始团结起来对抗他们的老板——今天普遍采用的八小时工作制就是当时工人斗争的结果。而看不上工人的白领，这时候也开始亲近工会。

工会一直想把白领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种历史机会——工会一直宣称白领也是劳动阶级的一员，这个说法长久以来被高大上的白领们所厌恶，但是如今潮水褪去，白领们开始考虑此说法的合理性。

工会的努力有了成果，以铁路办事员工会为例，1915年，这个工会只有五千人，到了1920年，会员发展到了夸张的18万人。

但是工会没能高兴太久。1920年经济开始恢复，接着出现了10年的增长期，而白领们又迅速投入了资本家的怀抱，退出工会的速度堪比之前的入会速度。

这种浅尝辄止的卸磨杀驴行为，让工人运动的领袖头疼不已，他们感到愤怒，进而无奈，以至于最终全世界的左派媒体掀起了关于白领群体阶级属性的热烈讨论。

左媒眼中的白领，与白领自己眼中的形象截然相反。白领们喜欢用时兴的“中产阶级”一词来形容自己，他们认为自己与那些生产线上的蓝领工人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无论从收入水平、个人形象还是生活方式。但是左媒认为，不是所有白领都是高收入，公司里普遍存在着许多低收入的白领，他们做着打杂式的工作，租住廉价的房子，消费不起高价产品，他们与工人阶级唯一的差别就是工作场地的不同。

但是即使那些“低端白领”，显然也不会认为是“劳动人民”。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的栋梁，是公司的支柱，有着受人尊敬的工作职称，有着非常清晰的上升路径。

白领群体始终独立于工会运动之外，他们既不像工人兄弟那样操心自己的饭碗，又不像企业领导那样操心着政治安全，始终在狂风暴雨中认真工作，直到晋升或者被开除。

非无产阶级，也非资产阶级，他们在商业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国，并如愿以偿地成了别人眼中的“无阶级之人”。二战之中，全世界遭受着战争的摧残，但是美国商业仍然稳步发展，与此同时，中产阶级躲过了战争，谢绝了工会，开始壮大起来。

读过《小时代》的人都知道，郭敬明喜欢描写那种白领，她们左手星巴克，右手 LV，在市中心精致的写字楼中工作，这种写字楼通常拥有闪闪反光的玻璃幕墙和直入云霄的雄伟高度。

郭敬明钟爱的这种具有都市感的玻璃写字楼，它们发源于欧洲现代主义设计思想，50年代开始在美国流行开来，被称为“国际主义”。

最早在纽约进行国际主义实践的是柯布西耶，他是来自法国的明星建筑师，在纽约最为有名的作品就是1948年建成的“联合国总部大楼”。

你肯定在电视新闻上的“外国灾难”板块见过这个大楼，因为只要有联合国的新闻出现，几乎必然出现这个建筑。

联合国总部大楼的一整面都采用了玻璃幕墙。玻璃幕墙在之前的建筑中非常罕见，但在此之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与“繁华都市”划上了等号。其他先进技术也应用在了大楼中，比如用于照明的集成式荧光灯，和用于遮盖各种电线的垂吊式天花板。荧光灯的使用是为了给大楼深处采光不好的区域照明；垂吊天花板让大楼看起来更整洁，不过也降低了室内高度，常给人压抑之感。

在某种程度上，联合国总部大楼还是处于过渡状态，而建筑大师密斯设计的西格莱姆大厦，将玻璃幕墙建筑推向了辉煌的顶峰。这座1958年建成的大厦上，四面全部采用了玻璃幕墙，看起来像是《2001太空漫游》中的黑色方碑，优雅而又神秘。西格莱姆大厦迅速成了流行文化的现象级存在，出现在了多部电影当中。

西格莱姆大厦某种程度上奠定了现代办公建筑的样板。这种高层办公室比以前的办公地点舒适，里面干净整洁，照明充足，通常还放着懒人沙发和休闲桌椅。这些沙发桌椅由密斯、伊姆斯或者索特萨斯进行设计，既时髦又舒适。办公室也开始使用大胆的色调和有艺术感的海报，与通透的玻璃幕墙组成一副有格调的画面。

这种建筑迅速被复制到全球各地，在不同国家开花结果，相当于重新发明了“城市”。直到今天，当你看到城市宣传片的一栋栋玻璃盒子大楼，就知道他们是西格莱姆大厦的徒子徒孙。

可以说，自从1958年西格莱姆大厦建成以来，至今已经过去60年，人们对于高端办公场所的认知，没有根本变化。从香港到上海到东京到班加罗尔，繁华的市中心 CBD 都是密斯建筑的某种变体，或者根本就几乎一样。

历史确实喜欢开玩笑，从亚洲四小龙到金砖四国，一波波新兴城市都在模仿密斯在模仿玻璃幕墙建筑，但是美国本身却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变：大公司及其员工，居然不想在市中心待了，他们开始迁往郊区办公。

这跟60年代之后美国的种族问题有关，也跟美苏争霸的时代有关。平权运动让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进入市中心，治安开始恶化，白领们感到惊恐。同时，美苏之间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成了美国人心中的永恒恐惧，当时的人们认为苏联会把核弹扔到大城市的中心区域，逃往郊区的思潮更加流行。

加上市中心的交通开始拥堵，空气变得污浊不堪，这让很多大公司横下决心要搬离市区。

最早搬离的是 AT&T 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因为声学研究需要安静的环境，他们的搬家需求更为急迫，随后更多公司跟随了贝尔。

郊区生活改变了白领们的生活方式。郊区的办公楼不再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而是平面分布的低矮建筑，园区栽种绿色植物，营造出大自然的感觉。办公楼之间用走廊连接，让员工更有机会碰面和社交。郊区低廉的地价和物价也让公司能提供更多福利，有的公司还建起来各种演出舞台和会议礼堂。如果想在市中心占用这么多面积，几乎不可能的。

贝尔实验室这类公司为员工营造出了一种大学校园的感觉，这并非偶然。二战之后的科技创新此起彼伏，公司里的高学历员工比例的一直在增大。这些高学历群体喜欢大学的氛围，因而公司也试图满足这一点。

这种公司氛围的转变虽然发生在70年代，但是却像是某种先知一般，提前预示了硅谷即将崛起的科技大公司。他们普遍不喜欢摩天大厦的工作环境，更钟情于城郊的园区设计，谷歌和苹果就是其中的代表。像是苹果，就算有几十亿元的预算和上万名的员工需要安置，也会选择把园区建成平面分布，虽然 Apple Park 圆环的造型体现出了这家公司追求极致的精神，但是大楼最高也没超过四层。

大公司的员工更有归属感，这是一个事实。中国的情况跟美国稍有不同，但是大同小异。国企的员工会有更强的身份感，而腾讯和阿里等互联网企业的员工，同样对公司充满自豪。这种归属感和自豪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德鲁克的年代就开始了。

上文说到，企业希望员工能发展社交关系，能够在公司娱乐和学习。这些措施非常有效，导致员工把生活重心和社交关系都放在了公司。虽然文学家和广告片常常称赞人类的冒险和创新精神，但是在现实中，“追求稳定”才是人们内心最隐秘的渴望。今日考公务员的热潮深刻体现了这种追求稳定的心态，而在美国，商业巨头能提供的，也是相当于公务岗位的稳定。

在小公司工作，面临着激烈的内部和外部竞争，常让人心力交瘁却无分文收获，大公司则是温暖的怀抱和避风的港湾。每个人都知道国企不裁员，也知道日本公司的终生雇佣制度，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终生雇佣制”并非发源于封建遗留的日本，而是来源于二战之后的美军管制，而终身雇佣思想的源头，就是来自于戴明等美国学者，美国大企业也对此进行了实践。

梅奥等学者的管理思想指出，只有让员工感觉到安全感和归属感，让员工感受到尊重和关怀，他们才能更安心地工作。同时，美国战后也出现了许多商业巨头，在1919年，资产超过十亿美元的级别企业只有五六家，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个数字达到了一百家。

大公司的增多影响了全社会的择业观念。在旧时代的美国，人们要想过上中产的生活，可能需要开展自己的生意；而到了二战之后的美国，只需要到大公司找份工作就够了，而且后者还更有光环感。

然而，大公司的稳定不是免费的，员工被要求尽到自己的义务。以科技巨头IBM为例，IBM为员工提供了丰富的福利，但是也有着额外的要求。50年代的IBM，要求员工必须统一着装，穿着黑西服、黑领带和白衬衫上班。考虑到 IBM 是家典型的科技公司，这种房产中介式的统一穿着也许是《黑客帝国》的灵感来源。

除了规范员工的着装，企业也试图规范员工的性格，表现就是让员工做性格测试，这类测试来源于心理学家对精神病院的患者和监狱里的反社会人格的研究，经过稍微的改装，很快就用于员工招聘。公司迫切想了解员工的服从度、忠诚度和社交能力，因此这种测试变得流行。1954年，有60%的大公司采用了性格测试，包括希尔斯百货、通用电气和威斯汀豪斯。

最后，大公司的人还形成了自己的用词风格，说话方式都跟外界变得不一样。根据财经记者威廉·怀特的在60年代的记录，大公司的员工特别喜欢说一些业内行话和术语，比如前瞻特性、核心骨干、商业政策、敬请知悉等，这些术语其他群体听不太懂，但是白领们却喜欢使用，并乐此不疲。这些语言风格一方面让圈子之外的人心生反感，另一方面也吸引着那些憧憬着毕业进大公司的大学生。

读到这里，你可能心中更疑惑了：美国公司的特点不就是员工流动性强吗？你怎么能说美国员工渴望稳定呢？流动性强和裁员率高是对的，不过这是80年代之后的故事了。

当公司员工们以为能够一辈子工作稳定的时候，“黑天鹅”出现了，这个不速之客就是个人计算机。

70年代，IBM的计算机变得流行，而苹果公司也在1977年推出了畅销产品 Apple II。这个时期的美国，白领的工位上普遍放有一台计算机，当时虽然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图形界面，但计算机还是大幅提高了某些岗位的工作效率。

人们对计算机的认知，只是一台方便的办公工具，类似于计算器或者打字机。当时的科幻小说开始宣传电脑会取代普通人的工作，但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糟糕：计算机不但取代了他们的工作，还直接毁灭了他们所在的公司。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那些让员工引以为豪的传统大企业，开始兵败如山倒般地连环崩溃。产业变革狂风暴雨般席卷了美国，这个号称没打过败仗的国家，被计算机引发的新商业彻底碾压，并毫无还手之力。

最初的溃败来源于AT&T。彼时的 AT&T，刚刚建好矗立在曼哈顿的总部大楼，这座大楼由建筑大师菲利普·约翰逊进行设计，采用了最新式的后现代主义风格，是纽约市的最高建筑之一。这所大楼彰显了AT&T在电话和电报时代的无限荣光，仿佛是1900年开尔文的演讲中那座不容置疑的物理学大厦。AT&T是如此强大，以至于美国政府对其进行了长达多年的反垄断调查。

但是，计算机和互联网就是物理大厦上的两朵乌云，并最终成长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一般的巨型怪兽。AT&T的业务受到冲击，只能进行大规模裁员。

在1984年到1992年的八年间，AT&T裁掉了一万多名员工，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裁员之一。这十年间，美国最大的五百家制造企业破产了三分之一，其他传统行业也嗷嗷待宰。80年代是里根总统的年代，也是保守主义回潮的时代，市场竞争的理念被再次提起。产业变革，加上政治变化，彻底打破了那种在大公司养老的就业理念。

在这场裁员潮中，受到波及最大的不是工人阶层，而是白领阶层。在90年代最初的两年里，有110万办公室白领被公司开除。气急败坏的人们觉得里根背叛了美国人民，愤怒地把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选上了总统宝座，但是克林顿上台之后，裁员风潮愈演愈烈。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追求稳定工作的人们得到了他们的结局，那就是不但没有稳定，连工作本身都消失了。这种结局本应该是最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市场竞争本来就很残酷，臃肿的体制无法胜任竞争。然而，当时的人们太沉醉于局中的美好，忽视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无视房间中的大象的人们，最终被大象踩在了脚下。

在这个年代，美国的学术界再次转变风头，他们不再论证公司稳定性对商业效益的提高，转而宣扬创新的威力。《追求卓越》这本畅销至今的著作，在80年代引起追捧。90年代的《基业长青》、新世纪10年代的《从优秀到卓越》，20年代的《创新者的窘境》，无不反复渲染创新的魔力。

当然，这些书除了提倡创新，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盛赞高科技企业的超然成就，正如被解雇的白领员工后来的工作选择。

今天的科技企业，弥漫着一种自由开放的氛围，但是在遥远的八十年代，苹果、微软和英特尔的初创时期，对办公环境也只能二选一，要么是全封闭的办公室，要么是半开放的隔间办公桌。微软采用了封闭办公室，苹果一开始也用了这种，后来改成了封闭空间和公共区域结合的方式。

而英特尔的选择更能体现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全公司采用了隔间办公，连CEO安迪·格鲁夫也没有例外。这种行事风格像极了格鲁夫写那本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畅销书。

这种平等的办公理念后来也被广泛效仿，最为知名的就是特斯拉。据说伊隆·马斯克就是在厂房里跟员工一起工作，每周工作120小时，而且根据报道，马斯克本人在产能吃紧的时候，还会亲自去车间拧螺丝，累了就直接睡在厂房的地板上。在这么繁忙的节奏中，马斯克还能抽空去好莱坞女星家里偷情，可以说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

八、九十年代这种隔间办公室，实际上是赫尔曼·米勒公司参与塑造的。赫尔曼米勒现在最为出名的是售价过万的人机工学椅。在工学椅推出之前的70年代，他们推出了广受好评的“行动办公室”系列。这是一套为办公室人群设计的半封闭办公套装，包含桌椅和柜子。这套设备是办公室领域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理念作品，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声誉上都取得了成功。产品随后引起模仿，并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办公室的空间。今天的各种隔间办公桌，某种程度上依然是这套设备的变体。

赫尔曼·米勒的“行动办公室”

赫尔曼·米勒创造了这款现象级的产品，他们紧接着又创造了一款。为了顺应90年代科技企业的办公风格，他们推出了革命级的产品：人机工学椅。这款叫做 Aeron 椅子使用了94%的可回收材料，符合新兴人群的环保理念，坐起来也很舒服，能有效缓解工作的疲劳。

这款椅子最初是为疗养院的老人设计的，靠背造型能够呵护老人脆弱的颈椎和脊柱，透明的织网结构则可以预防褥疮。经过一定的包装，这套椅子成为了白领喜爱的办公椅。虽然椅子售价很贵，但是能延长员工的办公时间，性价比不算低。Aeron 一推出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从此畅销至今，随后又推出了Embody、Sayl等不同的款式。

Aeron椅最常出现在谷歌这种互联网企业，而谷歌则把郊区办公热潮推到了极点。谷歌的办公园区参考斯坦福大学，风景美不胜收。大学提供好环境是为了向你收费，而谷歌却给你发钱。谷歌把员工福利做到一个前无古人的水准，员工可以在此享受全天的免费食物和健身房，还能获得免费的日托和牙医服务，其他常见的公司福利更是不必多说。除了卓越的硬件设置，谷歌的管理风格也比较宽容，最出名的可能是友好的携狗上班政策。

谷歌每个月都能收到大概30万封求职申请，相当大一部分是被这里的办公环境所吸引，而谷歌本身也喜欢录用常春藤的大学生，以补充公司的精英团队。

谷歌仅仅是硅谷无数科技企业之一，这些企业大都拥有类似的园区和政策，构成对人才强大的吸引力。然而，与70年代不同的是，这里的良好福利并没有让员工想终生依附，而跳槽在硅谷稀松平常。除了选择工作，员工还可能辞职创业，梦想成为下一个独角兽。

这种宝贵的创新精神让硅谷成为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企业集中地，让他们在创新方面能够引领全球，并且不需要用996的方式来维持这种优势。

十一、“996”与“打工人”

谷歌不需要996，但是其他国家的科技企业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错失科技革命的后发国家，大多只能充当美国科技企业的消费者。而即使参与到变革的进程中，多数也成为硅谷巨头的下游承包商或者血汗生产商，他们常常利用低廉的人工成本，依靠大规模的人海战术，在简陋的工厂里维持着仅存的利润。

随着科技企业成为主流，办公形式也更多元化，从线上办公到共享办公，从外部专家到自由职业，人们没有掩盖对压力过大的担忧，而是进行了不同的试探。而“白领”这个群体身份，也随着时代而愈发模糊。

互联网的企业文化，跟以前的公司完全不同。互联网公司更倾向于扁平化管理，而非层级式管理，员工也不喜欢那种西装革履的穿着，而是钟情于T恤和拖鞋。科技企业的员工着装随意、厌恶打卡、不喜欢被管理并且不擅长搞社交，所有这些特质或刻板印象，都跟传统的大公司白领反着来，但是他们却最终成为了主流，这不能不让人感慨时代的力量。

互联网催生了很多新兴职业，比如高级程序员、软件工程师、信息架构师和界面设计师。这些职业是新出现的，因此很难统一归于“白领”或者“管理层”。实际上，在科技企业发展初期，白领，尤其是刻板印象里穿着白衬衫、黑丝袜和高跟鞋的女性工作者，在一种稍显尴尬的存在，他们似乎是程序员群体天然的敌人，亦或鲜少接触的对象。

互联网企业长期流传着“程序员和设计师谁更看不起谁”的问题，但是无论谁在歧视链中靠前，传统的白领都没有一席之地。在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群体里，白领有时候被无视，捎带被丑化，以至于最终成为了某种古板和官僚的象征。今天，“白领”这个词，已远远没有20年前那样光鲜亮丽。

那消失的“白领”被什么代替了呢？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当年敏锐地观察到公司里的高学历群体越来越多，顺势创造了“知识工作者”这个词。

德鲁克对于“知识工作者”的描述准确而刻薄。他认为，知识工作者是受了过多大学教育的企业员工，这些人的能力远超岗位所需，渴望变成知识分子，可是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员工。

德鲁克在上世纪就预见到了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公司员工普遍对工作有所抵触，又对人生充满遐想，他们对自我的精英认知与实际的员工身份很难匹配，于是心中总是浮现出一种对人生的酸楚感，就像是老渔民在阴雨天隐隐作痛的腿部关节。今天“打工人”这个词的流行，可以理解为对于“知识工作者”的一种无奈回应。

德鲁克当年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无法理解，连学界也持有怀疑态度，而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师的预言是多么准确。一种无法满意，又无法抽离的生命状态，构成了大多数人的矛盾人生。而有着足够消费能力的上层群体，逐渐与普通打工者分层，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就是对这种状态的辛辣讽刺。

那“打工人”群体将何去何从呢？ 

没有人能够预知，也从来没缺少尝试。今天都市里出现的联合办公空间，到沉迷于发射火箭的冒险英雄，那些辞职去西藏的浪漫灵魂，那些注定失败的创业青年，那些在流量面前狂欢的网红大V，共同构成了今天混沌的时代。

小众群体总是会受到嘲讽，就像是19世纪那5%的白领员工，但是新时代里的主流人群，往往就是以前的边缘者。

未来如何，尚待时间慢慢解开帷幕，而每个人能够把握的，就是自己个人的选择。

《隔间：办公室进化史》尼基尔·萨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