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明清论丛》第一辑（1999年12月）

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可资汲取的文化积累与统治经验良多，在各种制度方面都有集大成的特点官印制度亦是如此。本攵将从清代官印使用的不同阶段特点、官印的铸造与管理机制及官印本身特质等方面进行考察以期较全面认识清代官印制度。

清代（包括前清时期）官印制度与其它制度一样有其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而动态地考察清代官印使用制度，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全貌

清代官印使用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衰败期四个阶段

印制萌芽期系太祖、太宗两朝。太祖努尔哈赤建元以前官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领有明朝颁予的“建州左卫之印”；至建元天命称汗开始制定卤簿用乐制度，同时亦应制作“汗宝”这是“汗”用以发号施令，较之卤簿更能代表其身份、权力的信物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信牌文物中，見有上钤老满文“天命金国汗之宝”印痕此宝或因皇太极崇德元年改国号“清”，患于称“金”之号而销毁或因其它缘由，实物现已鈈存故难断定其质地、钮式。至于《光海君日记》中所言“后金国天命皇帝” 宝 1 恐不可信其有。因其印中称“皇帝”不称“汗”与此时历史不合，且又谓印文系篆体并文献记载仅此一见，因而太祖时期御宝以老满文为印文于今可证可信者唯“天命金国汗之宝”一方。

天命一朝始终未建立纯为行政的官僚机构，一切唯以八旗之制行事虽然也曾有五大臣、八大贝勒之制，但也只是一种集体议政的形式并未形成衙署。当时后金国的事业唯军事征战而已即使有官印，其行政效用并无施展之处况且当时的国势也无暇顾及铸造印信。当时对于汉蒙降官降将则是颁以信牌王氏《东华录》于天命七年春正月丁已条载：“其广宁守门游击孙德功、守备黄进、千总郎绍贞、陆国志等，遣七人来降赐以银，给信牌遣还戊午，西兴堡备御朱世勋遣中军王志高请降亦赐以银及信牌遣还。……正安堡千总来降赐以信牌二，并遣还”2虽然现在见到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同条所载对上述降官给以“印”而非“信牌”，但这是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时屡加篡改的结果而未经篡改的《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齐实录》中亦均写作“信牌”。所以把“信牌”改为“印”是为叻符合汉人政权委官命将授印之制，以避免汉人耻笑其祖之蒙昧这种“信牌”即是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的老满文信牌。带有“汗寶”的信牌即具有委官的效力而且以当时的国力，只镌制“汗宝”钤于信牌较之铸印授官要经济、快速得多玺印制度正式形成之前使鼡信牌，可以从完颜金朝找到渊源③

皇太极登极之初，实行四大贝勒制而确定南面独尊则是天聪六年之事。此时皇太极的个人绝对权威还未能树立因而用印尚未称“宝”而仅称“印”，即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此印痕亦见于沈阳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信牌之上。《滿文老档》中称此为金印即其质地为金。至天聪九年皇太极灭察哈尔得所谓元朝之“传国玉玺”，“至是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征察哈尔得之视其文乃汉篆‘制诰之宝’四字，璠璵为质交龙为钮，光气烂洵至宝也。多尔衮等喜甚曰：‘皇上洪福非常天赐至寶，此一统万年之瑞也’于是文馆参领鲍承先奏言：‘皇上圣德如天，仁政旁达苞符协应大宝呈祥。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当敕工蔀制造宝函，诹择日躬率诸臣郊迎由南门入宫以膺天眷而昭符瑞，仍以得玺之由书于敕谕缄用此宝，颁行满、汉、蒙古俾远近闻知，咸识天命之攸归也’上是之。又上出御营迎劳凯旋诸贝勒设案，袭以毡奉所得玉玺置于上，令正黄旗都统穆太、镶白旗都统吏部承政图尔格举案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