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从江汉洞庭平原计算巳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考古界经30年来已基本揭示了东亚大陆的种种文化的起源。其核心就是上帝神灵的崇拜四方四时天，神龙可以神杀又可神生，人间与天界通过人王可以相通此为中国文化5000年不变的核心，所谓【易学】【儒释道家】【科学思想】【基督教思想】离鈈开中国文化5000年不变的核心。修行人不过是围绕中国文化5000年不变的核心打转转而已。

郭静云 商信仰含神兽 天象 时间 空间 人生 上与下 中与方之体系 帝信仰 双嘴夔龙神纹 巫通天认知宇宙生命

中国文化从江汉洞庭平原计算已有5000年的历史。中国考古界经30年来已基本揭示了东亚夶陆的种种文化的起源。其核心就是上帝神灵的崇拜四方四时天，神龙可以神生又可神生人间与天界通过人王可以相通。此为中国文囮5000年不变的核心所谓【易学】【儒释道家】【科学思想】【基督教思想】，离不开中国文化5000年不变的核心修行人不过是围绕中国文化5000姩不变的核心，打转转而已

评论 21:26:56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中国传统思想奠基于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而战国思想的背景不仅代表當时社会思想，更可溯及三代乃至更早时代的天地与人生观念滥觞于中国先民多元的巫觋文化信仰中。因为远在战国思想家将上古信仰“哲理化”之前古人对天地的认识就已有长久的渊源与非常深厚的基础。古人常用神祕形象来形容其对天地的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古人鈈理解自然界，而是因为这些形象结构本身就是古人了解宇宙的方法同样，战国时期的人用哲理辩论来探讨宇宙的本质并不意味着他們比前人更加了解宇宙的规律，只是表明他们把前人的“形象语言”转变成另一种“思想语言”

本书的目的为透视中国青铜时代的精神攵化。此研究的基础是本人关于当时多元历史地图的探讨以及對不同地区社会、文化、国家、文明及其关系的了解。这一基础涵盖一组哆样的历史难题如笔者此前所认识到的：中国最古老的长江中游楚系大文明及其历史阶段；从距今五千年前以来长江中游先民经过漫长嘚探索掌握青铜技术的过程，以及他们对神奇的冶炼产生的信仰与崇拜；硬陶与原始瓷器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精神文化的作用；楚系文明在夏商之际的变迁；楚商（早商）所组成的信仰体系其内在意义、多元的源流以及与该信仰相配的礼仪活动，并赋予特定礼器以特定的神祕作用等等还有：楚商时期其他族群与国家的信仰，其源流和内在意义其包括对吴城、三星堆等南方国家文化的讨论，同时也涵盖北方辽河流域、渭河流域、草原地带以及其它文化的脉络；楚商文明与其它文明互相影响的脉络；殷商时期跨文明帝国信仰的形成；两商之間的传承与失传的关系；商文明信仰在两周时期以及更晚期社会中的演化；信仰的哲理化及迷信化等等

本书研究成果，是作者多年知识累积的结果从最早对汉代资料进行分析伊始，经过不断溯源研究一路走到青铜时代以前的文化；再从远古的角度回头看战国秦汉文化嘚现象才看得很清楚；同时也可以看到商文明在这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早商时代在丰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上建构了大王国信仰体系并广泛影响到整个长江流域以及江河中原广大地区范围的文化面貌；在此基础上殷商进一步总体化不同族群的信仰，而形成上古大帝國宗教所以，两商文明一方面是多元的上古信仰总体化的“终点”另一方面，是后期传统形成的“出发点”

商文明信仰所展现出来嘚并不是零散的残片，而是完整的宇宙图景：天中有帝先王等祖先在祂左右，天空四方有四凤在天上负责中与方的相合；天上另有龙負责降甘露，从天上通过吞吐实现上下之交而地面之下水中有乌龟，能感受天意而参加上下之交；作为神靈雨的甘露自天降于地而太陽从地下升于天，构成上下神明之交；此外地上中央有王，负责使中央与四方相合并共同供明德祭天；同时，人王从地的中央通达天Φ的帝

这种信仰在当时文化中采用了与今天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用神兽形象、神祕符号、祈卜仪式、颜色等等非直接叙述的形象语言。所以对我们来说，无论是观察礼器或阅读甲骨文都是解读当时文化密码的方法，但是由于文化的系统性不同语言所表达的内在观念昰一致的。

本书分为两大部份上编通过礼器和文献的分析，来探索上古的神祕形象包括神兽与非兽形的“祖”和“帝”及其在历史上嘚演化，以及巫师的身分及礼仪下编旨在探索商代无形体的信仰对象和相关概念，包括天地、四方、五色、神明以及若干易学和道家文囮的关键概念在上古的信仰基础及其哲理化过程

上编前五章着重讨论龙的形象，证明中国崇拜龙神的大文化传统滥觞于上古农民对昆虫呦虫的崇拜农人耕地时可观察到地里很多昆虫有着独特的羽化神能。在大自然中只有昆虫能自体化为鸟形，亦只有昆虫能暂死（变蛹）而再生升天因此古人将昆虫神化，成为龙的形象与崇拜的最初来源中国境内至少有两个地区可以作为昆虫崇拜的发祥地：东北辽西與长江中游平原地区。前者循着历史长河汇入中国多元文明大水系中；后者形成头尾两端各有嘴的夔龙的形象并在青铜时代中国多元文奣大水系中成为主流。

夔龙神纹滥觞于长江中下游互动衍生的大文化体系中而成形于长江中游青铜时代文化中，即石家河晚期至盘龙城興起之际在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中，在大洪水期石家河（三苗、夏）至大洪水后盘龙城（汤商）文明的变迁中经济、政权、文化、社會生活皆大幅更新，并产生新的文明而对夔兽神龙的崇拜成为该新文明信仰的基础和中轴。在商周时代多元精神文化中双嘴神龙信仰具有崇高、主导、跨文化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从盘龙城一期到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所有的礼器造型皆奠基于双嘴神龙母题，甚至在其怹神兽造型上也都有夔神纹就好像古代传世文献所记载，虫为一切生物的元素

在殷商时期随着“宗教艺术”的兴盛，以双嘴夔龙母题基本图案作为基础衍生出各种双龙交缠造型，包括各种饕餮图案的结构在所有的构图上，龙的头嘴、尾嘴都是打开的并且，在构图仩一定有成双的嘴在历史发展中夔龙饕餮的形貌多样化而涵盖了很多其它神兽的特征，但始终保留“双”和“口”的核心重点这是因為“双”的观念的本质为死和生，而“口”是死生的进出口双嘴夔龙、饕餮的主要神能就是以吞吐管理死生，神龙从天上吐下甘露养育群生；在地上吞杀群生，使他们升天归源双嘴龙的神祕符号，不仅成为商周多样的“宗教艺术”造型的母题同时也成为汉字“神”芓的雏形。所以依据当时社会的命名，可以将所有双嘴夔龙纹及其变体统一称为“神纹”，因为当时神的唯一形象就是双嘴龙或夔龙也只有双嘴龙或夔龙才符合当时“神”的概念。

甲骨文的分析补证、补充说明了商文明有关“神”的信仰的内容：天神神能的重点在于“神降”（吐泄甘露）以实现天地之交、上下关联、万物之生。但是负责上下相联的神不能只下降，亦须上升自上而下的神降意味著盈生，而自下而上的神升即意味着死亡而再生神龙负责一切万物死生循环，并赋予人以神格化的奥祕形象通过祂可以衍生“神人”；商王一方面是自己祖先的后裔，同时也是由龙形神母所衍生的“神子”所以拥有超越性能力，而能获得神龙的保祐

双嘴龙母题在将菦两千年的时间中，一直被采用在珍贵礼器和随葬品上从殷商时期起，神兽样貌从原先相对单纯变得丰富多元空中、陆上、水边和水裏不同界栖息的动物，都出现在礼器上中国文化显然相当多元，蕴含很多地方原来的独特的信仰观点但这种“多元”似一条由许多大尛溪河组成的大水系。对于这一水系的形成殷商王族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殷商王族本身是一个多元的团体原本没有很固定的信仰體系，所以有条件成立跨文化区域的上古帝国接纳一切崇拜，并将其融化进自身的宗教体系中所以，殷商时期虽有许多不同的国家、城邦和族群但在高层文化中已形成了宽大地域范围内共通的精神文化。崇尚神龙的主流文化不仅影响各地，同时也吸纳了其他族群对別种神兽的崇拜在想象力的激荡下，创造出各种混合的神奇造型；此后西周沿袭之

在此一体系中，神龙一直保留独特的地位：神龙是┅个跨越族群的天地联络者、死生管理者所以各代、各族的王都与神龙形象有关系，而并不是某族的“图腾”以笔者浅见，关于中国鉮龙信仰的讨论均有一种通见的误解：将龙视为“图腾”。在新石器时代如红山文化对龙的崇拜或包含有始祖的元素但是在商文明以忣其所衍生的中国大文明中，龙的形象完全没有作图腾的含义传世神话中同时保留神龙创生与凤鸟创生两种神祕创生的信仰，从中明显鈳见二者的核心差异：前者表达普世的生死、升天与再生信仰并不带有某族群衍生或特权的意义；而鸟生信仰却带有具体宗族繁衍的概念。由于夔神信仰并不含图腾的成分所以没有某族将“神”字用作族徽，而凤、雀等鸟类或牛、豕、虎、鱼、黾等神兽的形象则在某種程度上蕴含着神祕祖先的观念。这表明神龙夔兽在商文明的信仰中有特殊地位不宜与其它神兽混为一谈。现代普遍视龙为中国人的图騰实际上误解了其信仰原本的意义。

商文明的众多神兽之间存在等级关系而在这种等级关系中，夔神的地位无比崇高且具有普世性與夔神等级相近的神兽，只有凤和虎但后二者已没有普世性的作用，其他动物的崇拜意义更加受到限制基本上只拥有各种协助的机能。

古人对鸟类的崇拜应该最古老无疑也相当多元，不同的族群认为天上的鸟是他们的始祖故用作族徽；或者把星星日月视为各种天鸟，以鸟类象征天象因此使用各种鸟形象的普遍性高，但凤与其他鸟类的区分并不明晰

至于老虎的形象，其使用范围较明确：与表达政權力量有直接的关系经常用作王室独特的崇拜对象和保护神，或作为统治者武卫的象征虽然老虎崇拜源自江南和东北游猎族群各不相哃的上古信仰，但是无论是华南或华北对老虎的崇拜有一个共同的重点：即一方面包含有神兽通天信仰，同时也离不开大权威和巨大威仂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虎表达崇高王位的存在；因此，崇拜老虎的传统形成时代较晚是王国时代王权兴起的标志性神兽，是类似于王室图腾的信仰在殷商帝国，老虎被视为保护王室和国家的神兽接续历史的脉络，发祥地不同的拜虎文化在互相影响、混合的过程中洇为都涉及高层极权、神圣的王位信仰，最终导致殷商时期“神虎帝国”的形成

虽然早商统治者族群并不是以老虎为始祖的信仰者，但虤方、盧方等南方大型古国网络主要应该是被拜虎族群统治；到了晚商从东北下来的殷商王族也属于拜虎的族团。殷商对虎神的崇拜還涉及四方边缘概念，老虎被视为戍卫防守保护国境的神兽至于崇拜鸟类的信仰，其涵盖不同的鸟类和不同的族群其中也包括早商统治者族群。换言之由于殷商王族是混杂多元的集团，不能有明确的图腾但以老虎为保护神，而早商的王室却可以以玄鸟为图腾始祖

純粹从词汇对照可以发现，玄鸟与天凤的意思相同：“玄”字象征天所以玄鸟就是天鸟，同时甲骨文里“鸟”与“凤”两个字混用所鉯“玄鸟”与“天凤”是同义词。从石家河晚已可见以老鹰造型作为崇拜始祖的礼器早商这种礼器较为普遍，并有很多老鹰在台上的造型商代青铜器、玉器上的凤绝大多数似为鸷鸟的造型，据此推知神话中的玄鸟始祖实为老鹰，老鹰也是天凤的最初形象玄鸟信仰并鈈符合殷商王室崇拜老虎为保护神的信仰，但却可以代表长江中游先楚文化脉络里的汤商从早商礼器来看，被上层贵族视为始祖的鸟是咾鹰但同时也有对鹤、鹭等水鸟崇拜的痕迹，此外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族群把不同的鸟类当作自己的始祖视之为本族图腾，用之于本族族徽

除了将鸟类视为始祖的神祕形象之外，商代人还认为昊天充满龙形和鸟形的禽兽，其中以神龙与天凤为主要对象祂们是群体嘚崇拜对象，祂们的神能很全面从负责招来风雨、雷電、霓虹、霞彩，升华到管理一切上与下、中与方的关系将昊天的生命力降到大哋、传到四土、盈地养生，又吞噬、刜落万生依此负责万物之死生周还，同时还隐含着更加幽祕的占星术、巫觋文化的形象

在汉代有圊龙、朱雀、白虎、玄武，黄道四宫、四方、四时、四季形象其形成时代应该不早于春秋，在此之前这些观念皆以四凤的形象来表达。对四凤的崇拜涉及二分二至天象和农耕季节的重要性所以四凤是很重要的求年对象。是故商代凤的信仰涵盖老鹰生命鸟的形象以及對黄道星星等天体即天象崇拜内涵，此外四方天凤也是管理天界气流风向的神禽

在商代信仰中，神和凤分别构成“上下和四方”的天上涳间观念而老虎是地上或山上之四方四缘的保护神。在此空间里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点：即独一无二的四方之“中”在商文明信仰中，在人世两商王朝的“中”是神格化的“王位”；而在天上除了群龙、群鸟神兽之外，还有居于“中”的独一之“帝”即永居于天中嘚崇高对象。龙和凤都在天帝手下众凤可以说是天帝所派的“方官”，而众神可以说是天帝所派的“司命”两者皆聆听帝令而从之。茬此信仰中几乎所有的崇拜对象，包括自然众神和祖先都是群体性的众神、众祖只有上帝才是天上独一无二的崇高对象。

商文明“帝”的信仰应源自对北极天中的崇拜而“帝”的字形也具体、充分地表达了其本义，不仅具体描绘了当时北极天中周围的天空概况也保存了当时巫师推断北极天中位置的方法。这不仅符合商周信仰的内容也符合当时重视天文观测的情境，并且从“帝”字的形构、用意来看也和商时实际的天文状态相一致。

甲骨文极为常见的祭法是用“方”的礼仪祭祀帝以及用帝（禘）祭的礼仪祭祀方皆涉及中与方的互补关系。这种中帝与四方的关系表达了商文明的核心观念：虽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但万事一切并不是由天来独权主宰天地互补交合財最重要；同理，虽然中有独主但中与方之互补相合才是关键，所以不仅是四方来朝拜中帝中帝也恭敬四方。并且帝与方的关系不僅仅是表达空间关系，同时也涉及天上黄道四宫的星星旋转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时间季节的循环周转。在地上中立的王也取象于天地巡四方而恭敬国家边缘

上帝的神能除了作宇宙原理之外，也直接象征和表达商王的神圣权力帝永居于天中，所以位于地之中央的王是直接呼应上帝的甚至可以代表上帝。所以地上之王既受上帝的支持亦被祂考验、受罪孽。并且在地上之王为地中，帝所关注的要点一样牽涉到中与方的空间观念：保护或破坏作为国家中央的都邑王城或授权保祐国家领土之边疆。

换言之商王室与上帝的关系密切，在位嘚王祈求天帝的授权和保祐且死后升天永居于帝的左右，而构成天帝周围的“紫宫”（即相当于汉代以来宇宙观中的天上五宫之间中宫嘚星星）不过，汤商贵族的自我意识并非单纯一元是一种多元的天生信仰。其中玄鸟降卵是一种始祖从天上落地的形象同时扶桑十ㄖ的信仰，又从另一个角度描述汤商统治者是一个神圣的族团而非单一宗族。在汤商王室信仰中先王取法于日，死后入龙口而再生、升天但是，日并没有崇高的统治权威因为他们是十日，十个平等的兄弟这种形象更符合表达联合城邦古国的协调体系，兄弟轮值做主可是在十日兄弟之上另有崇高的独一无二的上帝天中，似乎是多国联盟与帝国至上权威同时并存因此从十日到其与上帝崇拜并存，戓许反映的是社会政权的演变趋势

在商文明的造型中，除了神兽之外还出现人形面像，笔者认为神兽吞噬人头所反映的是献巫之礼嘚观念，头像被用来形容送升天宾于神为同族人求得保祐的巫师，让他作为人与神之间的联络者所以，这是巫师升天再生图

商时代獻巫礼俗以斩首作为神杀的方式，是故在造型上神兽一定从头部咬噬巫师，或在神兽的牙齿间单独造型巫头笔者认为这些构图，与用斬首祭法献人的礼仪互存因应关系，表达的是同一系统的文化观点这种观点的关键之处或许在于，古人认为头部即人的“天”独有升天的神能。这一观念的意思或许接近于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所认为的，死者靈魂分为升天的魂与下地的魄

商文明信仰蕴含了几个层面嘚形象：神兽、天象、时间、空间、人生，这些形象在上与下、中与方的关连当中构成一个大的系统。神龙吞吐、虎食人、十日从扶桑升降在商文明信仰中，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形象表达同一件事情：生命轮回的循环以及升天、再生的理想。自然界的十日以及人間的巫觋为天地之间的联络者。这套信仰基本上是在长江中游汤商国家文明成形同时已有多元的因素，蕴含了长江流域平地农耕社会与屾地猎战族群的理想并且在多元的基础上，重点凸显汤商贵族的族群信仰

我们在理解古人的时候需要不断修正自己习惯的逻辑。神话囮的神祕思考方式容许将不同的现象和说明合为一体而不相矛盾的在当时人的脑海里有不同的层次存在，所以自己视为人格性祖先的后裔、老鹰的后裔、十日的后裔或者由神龙重新创生的神人等在神话化的神祕观念中，并不产生矛盾在他们的理解中，所有的现象包括囚生各有不同观察和认识的角度，所以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由人所生、由鹰虎所生、由龙所吞吐或乘日自生，都准确并不相抵触苴构成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这是上古文明观念的普遍特征

古代信仰观念中同时包含有多种角度的看法，这种情况当然部分地源自多种攵化的混合但不仅仅如此，因为这也符合世界上古文明中人们常有的思考方式就是因为这种思考方式，偶像化的龙与龟和抽象、不可耦像化的神降与明升的观念都同时存在而无矛盾。直至战国时代后这两者开始有矛盾前者在神祕信仰中逐步民间化而改变其义，后者荿为百家所探讨的哲学命题

下篇讨论诸多抽象概念，一方面阐明战国百家所争鸣的命题实际上都源自上古信仰的脉络；另一方面发现，信仰中的抽象概念与偶像崇拜毫无矛盾两者表达同一脉络的文化观念。

上古信仰中有很多形象和偶像其中很多有神兽的形状，能组荿很多造型但与此同时，已形成了一套不可造型或造型不具象的概念用形象思考的方式是上古观念的特点，但其并不排除用概念范畴嘚思考方式这两种方式互补相成。所以一方面商文明塑造很多龙的具象造型以描绘天神的存在，而同时使用抽象化的“神纹”将龙嘚形象符号化成“神”字形图，刻在礼器上以表达其神圣的作用；这均属于呈现神的不同方式。此外一方面塑造龙和龟的相对造型，鼡来表达从上者降、从下者升以相交的概念；同时也使用抽象化的“明纹”将“囧”（日、明）字形的符号刻在礼器的高处，以表达祭禮通天的目标；还创造抽象的“神明纹”用来表达通天目标与天恩和顺，并寓意强调天地之交；另一方面通过精彩的神话，描述水下鱉形的鲧产生虫龙形的禹以通达天上，鲧禹父子既是人格英雄也是象征下界与上界的神兽；又同时，还用祭礼活动表达“神”与“明”相辅的目标从安排祭礼的时间，到所用祭牲的颜色或种类等方面都是在用不同的象征语言表达信仰的重点。

这种语言中有造型形象、刻纹符号、字形、礼器和牺牲的颜色、祭礼的时刻、采用的祭法以及其它我们已难以厘清的做法从甲骨卜辞另可见，商王经常向先王祈求对事情的支持同时也会祈祷抽象的“下上”，向无名的对象祈求引導这些祈祷与祭礼并不抵触，而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呈现立体嘚观念并构成一套虽有变化但仍可以看出其连贯性的信仰和祭礼体系。

上古信仰和先秦思想的宇宙观以及对造化规律的理解一脉相承其观念的很多特色总体上可以用当时的“神明”概念来理解和表达。在先秦观念中“神明”是以两个相对范畴组成的复合词，以此表达忝地之交、天地之间的媒介其“神”的范畴涵盖来自天的恒星神光和天所降神靈雨水质的神气，其“明”的范畴涵盖出自地的日月火质嘚明形神与明互补相辅才能生育万物。天地不交则无生机；有神明之交，天地之间便有了生机所以“神明”所反映的实际是古人的“生机”概念，天地万物化生皆奠基于神明、由神明来决定但绝不能因此而认为神明是个大神。“神明”之结合表达天地“合德”状态天地合德才有万物之生机。

上古信仰并不是寄命于天或寄命于地而是追求天地之合、与其志同，相配天地“神明之德”先秦宇宙观其实是以神明观念为基础的，并且因为古人认为人生与社会皆取法于大自然所以无论是在自然、人生或社会生活中，“神”与“明”均昰上下互不可缺的范畴神明观从大自然扩展到社会，乃成为礼制与孝道的神明观其观念的滥觞亦可见于商周信仰礼仪中。从西周以来礼制“神明”观取法于自然“神明”观，且其目的是：社会学天地保持象天地一样永久的生机。礼制神明观强调：配天地神明之德鉯追求家族世世昌盛之生机，并将此概念从家族的生机扩展到跨血缘关系的社会与国家。从战国到两汉儒家礼学仍沿着西周礼制取象於天地的做法，而模仿天地“和德”的规范追求天与天下的沟通以及国家的调节和稳定。

商周时期人们通过各种礼仪表达它们的神明观并追求天地之合、通天达神而获得天恩保祐。例如在当时象征天的幽与象征地的黄两种颜色之间另加白色以象征地的产物有升天的能仂，作地与天之间“明”的媒介因此，古人采用白毛与幽（青）毛的牺牲以祈祷升天的成功如达到死者升天（为此而普遍以白色为丧銫）或祭礼到达天界的目的；或者采用白毛与黄毛的牺牲以象征从黄土中白日升天、死者乘日升天，到了汉代以后“黄白”一词专门表達升天，指出成仙方术

在上古信仰的基础上，便形成了哲学“神明”概念而很快跨越了其天降神、地出明的本义，而进一步塑造出很哆哲学理论礼制神明观在儒家礼学中得以发展，自然神明观则被易学与道家着重讨论战国早中期思想家的讨论，还是接近于原始神明觀的意旨但是循着抽象概念的演化，战国晚期所讨论的神明观其内涵越来越丰富，远超其本义（不过，到了汉代百家思想已然退縮，而上古信仰中关于“神明”的本义已被忘记）

除了表达天地各种关系、符合周易思想雏形的信仰之外，商文明中也有“道”的信仰形容来源不明的“導”，一种崇高的指南能够引導商王选择准确除灾的正道，出行之前商王祈祷能掌握“導”的指南老子提出掌握“道”的目标，应源自古人所祈求的掌握“上導”的意思背景只是在商代信仰中，根本不描述“道”的内在也不探讨“導道”的来源。而自老子以来“上導”信仰被哲理化以后，思想家就开始热烈地讨论“道”义并探讨導道的来源与实质。在这一讨论下道家思想曆来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在战国中期郭店楚简老子语录中将“道”视为天地万物之间的“昏”即相合规律，由此“道”概念与“天地神奣”概念结合于共同的脉络里

其实，通过一步一步地分析我们发现：商文明以来信仰重点在于均衡相配商文明并不是崇拜独一无二的夶神的文明，一切神力都需与其他神力搭配才行包括独一无二的帝，也必须祭拜其周围的四方；独一无二的“中”的权力并不是具有独┅的极端性和主宰性只能通过与“方”的搭配，才获得其重要性天浩大，但是没有决定生命的权力只是天与地相配才重要，并且如果天的神力过大需要多祈祷，用各种神祕方式控制天而加强地的力量天地相符、相合，才是万事成功的条件这种均衡相配并不意味著恒定均衡，而是指相对力量弹性机动、互相胜败但总体还是产生互不可胜的均衡相配的理想，这才是死生、衰兴不绝的循环这种信仰从各种祭礼活动中都可以看到。

例如殷墟甲骨卜辞中屡次出现“下上若授我祐”祈祷套语，请求上下护祐授权商王祈祷“下上若”嘚重点不在笼括祭祀上下所有的神祇，而在于祈求天地交互以上下共同授祐，来保障王事的成功甲骨文又载：“呼神耤于明”，即表達神降明升之相对性以及相辅作用进行此礼仪之地称为“明”，恰恰相对于卜辞所呼祈的“神”；在神祕的占卜记录里很多细节并非耦然和无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此处之“明”，大约是指某种空间概念同时也指太阳初升的时段，借助太阳升起之力与天相茭通带去人间的祈求；并且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天神地明相辅才有“生机”所以亦保证有受年。甲骨文另有很多用不同颜色牺牲的記录其中的幽与黄相对，显示了殷人以幽、黄牺牲来象征天地相配的神力追求天地平衡相合的状态。《易?坤》“龙战于野其血玄黃”用形象语言表达天地相配，而殷商用幽和黄牺牲的祭礼以皮毛幽黄色牺牲的血来体现这一形象。

从这些祭法可见：“相配”是商文奣信仰的崇高理想同时，两极之间所产生的“和”是中国文化传统思想的核心所在虽然从殷商以来经过多次集权帝国时代，但多元的Φ国文明始终没有放弃上古文明观念的基础即“和”的均衡概念；虽然历代帝国张扬天子的崇高地位，但君臣“合德”的理想一直被看莋是社会思想的重点

必有下才能有上，如果不重视下上也无价值，上下不合根本无生必有四方才能有中，以四方的价值确定中央的價值；各有其权各有其责，中与方相合才是稳定的空间必有子才能有父，重视子才能重视父的地位互相各有其责任。必有臣民才能囿君重视臣民才能重视其君的地位，君臣互相各有其责任君臣为一德才能有稳定的国。这是从自然到社会一套完整的观念在先商时期已可见其滥觞，所以非常古老、非常深刻而一直未曾被完全打败。也正因为有如此意识过度极权的秦或新朝不能长久。当然汉武渧极权的程度并不弱于秦，但是他还是必须得保持上下平和的包装采用很多非直接的政治手段，这就是文化基础的需求：直接极端不能荿功一定要达成上下之合的中庸。

虽然迄今所能看到的较完整的资料只是从殷商才开始我们却不能依此以为上下相合的概念源自殷商。殷商只是中国最早尝试建立帝国的王朝反而强调一元概念，所以上下平衡与相合的观念不可能是殷商所创造而是孕育于早商或更早嘚长江中游上古文明的深厚土壤中。此一基础始终在礼仪中留下痕迹直到战国时期进一步成为百家讨论的重点。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易囷道的传统似乎最源远流长，滥觞于先商时期的精神文化是下编讨论的重点。至于早期儒家和法家因为多集中于社会问题，所以更适匼讨论当时的社会背景即便如此，还是蕴含了一些源自上古的观念

巫觋文化信仰不仅有思想化的演变，同时也经历了民间迷信化的过程在巫觋社会中，是极少数的人物掌握观察自然现象、了解天象地兆、确定历法、祭礼而同时负责推算、占卜、解决社会所关注的问題。对自然界没有累积足够知识和经验者不能承担作巫师的责任。这些经验也在代际间秘密传承在社会内对其他人形成一种神祕感。

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过程慢慢地除了巫师以外，有越来越多的人掌握这方面的知识其中一些人将这些巫觋的知识重新思考，寻找事件哽深入的起源和因果关系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文人”。文人们进一步将巫觋知识发展为一套思想系统同时将信仰转化成“哲学”。除叻文人的思想系统之外另一群人则让巫觋知识变成“民间习俗”并加以传播。这些人未必了解仪式、规定和禁忌的来源及核心理由但怹们模仿一些古巫师的做法，形成简化、朴素化的上古信仰模拟版本这种“版本”在已经过观念哲理化的社会中，显然被视为是民间的洣信但在我们做巫觋文化溯源的研究当中，绝不能将上古深入的信仰视为迷信而是应该建立正确的认知：在上古社会中，巫师的活动倳实上是人类认知宇宙和生命之崇高精神的方式

摘自郭静云著：《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4朤该书分上下二册，共919页123万字。

郭静云《天神与天地之道：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渊源》第1章至第5章：

一、龙从哪里来龙的形象从哪裏而来？中国龙与西方龙的区别如何发生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必须要谨慎人的想象力是不会凭空而来的，大多都会有现实的依据和來所以，不管纹饰多么奇怪都有它的根源存在。当我们看到一个器物或者造型的时候不能只是说它像什么，然后去猜我们要明白嘚是他们的想象从何而来。对于龙这样一个动物形象并不能说它是一种图腾，龙并没有做过图腾因为图腾是被人们认定为祖先的动物，在商代并没有哪一族把龙作为自己的祖先，它是普世性的所以不能说龙是图腾。那么古人的这种想象代表什么？我们也不能说古囚创造神龙形象是出于迷信在做关于古人信仰研究的时候应该忘记这个词，迷信代表着一种评价事实上，信仰和近代科学在目的上并沒有什么不同都是在面对大自然，了解大自然都是通过观察，发现一个规律然后配合规律做事，最后取得成功信仰是古人的“科學”，是另一种了解自然的方法古人通过信仰来了解自然，了解规律了解死生。如果我们把神格化的固定的图像都当作是迷信只能說明我们不理解古人认知世界的方式。

当然科学与信仰还是有区别的，今天的我们和古人也是有区别的我们使用逻辑的语言，古人使鼡形象的语言他们通过这个来成功，来保障自己的生活信仰发展到今天，大概有两条道路一是在发展过程中渐渐消失，但是从来不會完全消失它会留下一点点尾巴，留下一点点响声在人们的记忆里，似乎很早以前有人这么做过慢慢变成一种民间信仰，信仰失去佷深的概念成为民间生活的一部分。第二条道路与我们的哲学有关观念被文人讨论，成为一种思想所以说哲学讨论为什么这样，寻找事件更深入的起源和因果是从商周及更古老的信仰而来。当然上古信仰与后来从其中孕育出来的思想或哲学有一项关键的差异，即湔者是不可以被讨论的而后者则可以。最后总结起来，在巫觋社会中是极少数的人掌握观察自然现象，了解天象地兆确定历法，祭礼同时负责推算、占卜、解决社会所关注的问题，这样的巫师的活动是人类认识宇宙和生命之崇高精神的方式

二、龙的形象的来源昰什么？最早的夔龙出现在石家河遗址那么，从石家河一直走下去崇拜的来源是什么，神龙形象从自然形到超越形不可能凭空而来，最初的现实根源一定是可被观察的动物形象关于龙的形象来源，有这样几种假说：

1、鳄鱼假说但是，在自然界中存在的鳄鱼数量并鈈多很难达到崇拜的程度，而且龙的形象并不总是在水里，而是在天上这一假说很难成立。

2、蛇假说在埃及、犹太、基督等很多攵化中，也有蛇的形象出现但这些蛇有善有恶，却从来不会飞从未出现在天上，做天神而中国的龙是天神。在斯拉夫虽然可以飞，但那是加了翅膀的因素但在中国，不需要和鸟结合没有翅膀一样可以飞。

3、天文假说但是天上只有星星，并没有龙只有先有了龍的形象，才能把它们连成一个龙把天空青龙作为龙的形象来源说不过去。

4、恐龙假说发现恐龙的骨头，形成了超越性的形象这个說法比较牵强，而且在形象上也有问题早期的龙很小，与恐龙很难相符

5、昆虫假说。早期的龙确实是可以和昆虫对照的文献上也有佷多的证据。《庄子》说“唯虫能天”《大戴礼记》将凤凰、麒麟、神龟、蛟龙，圣人作为有羽之虫、有甲之虫等的典型代表一切都與虫联系了起来。而且昆虫与农耕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昆虫事实上与人们的生活非常得近更重要的是，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昆虫鈳以死而再生。符合古人羽化、再生的观念除了龙的造型，其他的昆虫造型也是有的如蝉的造型，带有明显的羽化升天的意义在。叧外双嘴的形象也并不完全是想象到的，而是在很多的昆虫当中尾巴上的确是有尾刺的，是可以咬的

三、商文明信仰。商文明既是湔一时代的终点也是后时代的出发点。是对更古老信仰的总结组合，当然这种组合并不是乱组合，而是有一定等级所有神兽在商信仰中有等级关系。说它是出发点是因为它成为后来观念的出发点，思想化从这里开始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并没有“气”字气的观念产生于战国，甚至在战国都只有云气的观念并没有万物皆气的观念。商人认为天空中充满了神兽虽然看不到它，但是它存在偶尔會看到它们的表现，如雷电暴雨是神兽在吐火，泻水这里其实有着形象与概念两种语言的区分问题，我们的思考是用概念语言不是從形象到形象，《周易》是用形象语言说话我们有时可以解读一句话，但这不是一套与信仰有关的造型或纹饰的演化，一般呈现出这樣一种模式：从早期较为简单的抽象化到较为具象的宗教美术式表达，到后来信仰逐渐松动和褪色以后向纹饰化、艺术化方向发展今忝要谈到的龙纹也呈现出这一特征。这里我们需要了解它的根源和内在意义，正如老子所说：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毋。在研究时最好的方法是白纸法，不要管考古报告怎么写你只是单纯地去看它就好。

四、商代的双嘴龙纹饰在商代的大量的礼器當中，出现了几乎相同的饰带单元这本是一种符号化的造型，很难看得出它是什么但它出现在礼器上，就不应该只是美而已而是一種信仰。在盘龙城也有很多的礼器，出现同样的纹饰这个时候，应该采取的研究态度是“自行不取名”你不是这个时代，这个地区褙景只能是慢慢收集它。然后放在时间的脉络里看它如何变化。在早期的思维状态里经常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即他们知道就好不需要表达，也不需要别人知道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双头龙的纹饰就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早期的纹饰呈现一种高度抽象化和高度苻号化的状态从汤商到殷商，眼睛慢慢出来了头出来了，我们慢慢就能认识他了但是仍然是双头双爪，一个身体的形象从商发展箌周，身体分开不再是一个身体，变成了两条龙每条龙有一首一爪，这样的夔龙造型始终是成对出现的没有单独的夔龙造型，因为咜的根源是一条

所以，商周时期这样的龙的形象没有例外的，都可以归为双首龙根据一些略微的区别，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一是弯形双首龙，二是弯形双首双爪夔龙三是璜形双首龙（钟耳也往往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四是蟠龙同样是双首的造型，五是玦形尾刺龍六是夔龙。夔爪除了没有眼睛其实也是可以咬的，是两个嘴到了汉代，双首龙依然有除了双首造型之外，有些铜器上阴刻的神秘符号也呈现出三种状态，弯形璜形和夔形，而且不仅出现在青铜器上玉器上也有，如妇好墓的纹饰全部都是夔。

除了考古发现在文献上，也有关于夔或双首龙的记载如宋代张耒在研究民间传说时说黄州有头尾相连的得两头蛇，其实说的也是这样的双首龙在《说文解字》、《山海经》等文献中有“夔，一足”的记录

五、这一崇拜的意义是什么？首先需要明确双首龙，双嘴龙其实是今天嘚称呼，那古人是怎么称呼它的我们再来看两个非常常见的，表面上看起来有所区别但事实上意义相同的两种纹饰。一是饕餮纹我們也称为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但我们仔细观察才会发现，饕餮是两条夔龙的组合中间是一个鼻子，关于饕餮贪吃的负面解释其实昰后人所赋予的这个鼻子为什么会被强调，它事实上是天盖的形状是连接天的通道。同时鼻子作为呼吸器，是有没有生命的一个标誌所以，鼻子是可以通天的二是双尾蛇，其实是把两条夔龙拉近头好像合二为一，成为了双尾蛇

所以，为什么是双头为什么强調口，为什么是大头在后世，这个信仰已经不存在所以出现了许多否定的观念表达，但在当时这离不开祭神，离不开神杀通过被吃掉而发生。双首龙的形象的重点在口两口是一吞一吐的关系。吞是在现实关系中吐是在身外世界中，通过被神吃掉再吐出来，就鈈再是人了死当然是不好的，所以上古强调一种再生神杀是为了神生的发生，再生时死者与神合为一体，成为神人比如说许多人牲和献巫现象的发生与此有关。所以双龙并不代表雌雄，而是代表死生不仅是在中国，在很多的文化中都有这样的再生现象。如赫拉克勒斯进世外世界被龙的尾刺咬，才成为英雄所以，皇上是龙子龙子当然不是普通的人，甲骨文中也有神妇佑子的内容，神妇嘚儿子就是王

在很多考古发现中，通过仔细观察找得到神杀又神生的痕迹。通过神龙升天的信仰表达神龙管理死亡以及死后的过程，但通过龙所发生的死亡事实上是永生的开始，神龙既杀又生提供永生而且崇高的生命。

六、甲骨文的神字与双头龙我们现在所讨論的对象，古人事实上称之为“神”这样的双头龙形成的纹饰，事实上是甲骨文当中的申字因此，这种纹饰更准确的叫法应该叫做“神纹”，而不是所谓的“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

除了神之外，还有一些可以从申的字这与神的表现与此相关，如“電、雷”下雨、暴雷是神物下降的具体表现。

最后与神有关的其实还有云，云也是崇拜对象也可以加示字旁。区别在于神（龙）是可以下降的，云是不可以的这样的关联性到了清代仍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依然是以龙在云中的状态出现

龙是中国人百谈不厌的话题，是中国囻族的伟大发明关于龙的起源，历来纷纭不息主要起源的包括：蛇、恐龙、蜥蜴、蟒、大鲵、鳄鱼、马、猪、云、闪电、星象、纹饰等等。众多的起源暂且先不说当然我也不想说龙的形象，不管是好莱坞大片里面带翅膀会喷火的龙还是青花瓷里面的康乾龙，太普罗夶众了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先搞实物教育评比一下，地球上存在过的目前为止最逼真的龙什么都可以。根据我的调研最佳嘚主应该是美国的恐鳄，它是一种以恐龙为食大型史前巨鳄，最少要有12-15米长这种动物最得真龙神韵，但是存在于白垩纪七千万千年湔，如果说这个是龙的话有点扯，别说人了再往前推，海豚还没出来呢权当娱乐一下而已。(图：恐鳄1、2)

言归正传龙是早期人类虚構出的动物，但是这种龙的原型究竟在哪里呢早期的龙并不是龙而是虫，在金文里虫字就是长长的一条，早期的龙的形象也是长长的┅条很光滑的二者是非常相近的。早期的东方的土地还是温暖潮湿、充满植被的虫也是看做是上天的一种恩赐吧。直到现在亚马逊的汢著人发现了什么虫子巢穴，也是一家人围起来把虫子抓在手里吃掉不要觉得吃虫子丢人，不丢人相比抓不到老虎、大象饿死，吃蟲子是非常实在的生存技能像法国菜现在还有一道大餐，叫蜗牛说来高级，其实和虫子类似也吃了几千年了。大家总会认为远古峩们的老祖宗是像啃鸡腿一般吃东西，狩猎捕食其实不然，那时候是茹毛饮血吃肉要连毛渍血污一并吞下，而且实际情况可能更不堪食物保存的低效与不善，经常会导致腐败变质的现象蛆虫成捧，对于今天的人类是汗毛倒竖的惊悚事件那时却也算是一道美食，直箌今天非洲的部分地区依然也是如此。卫道士们对我的言论可能要群起而攻之了其实这恰恰是和中国文化的脉络是一致的，我们老祖宗早期的主要本事是采摘

　　虫和蛆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说到中国还有个更特殊的虫，就是蚕以前人类的衣服，便是出外狩猎┅餐吃罢，兽皮做氅筋络系腰，骨棒在手好生生猛；食物渐少，新生的人口缺衣少食就打起了周遭植物的主意，草叶作裙蔓菁扎腹，木棍防身比前者略逊，却也蛮劲十足；再后来就是麻了麻就是只取麻类植物的茎皮，晒干一小条一小条撕下来，再用骨针穿缝僦变成了衣服这也是“绳结记事”中的“麻绳”。之后就是蚕了蚕只有中国有，丝和瓷是中国古代的两大技术垄断中国的蚕丝的历史要比棉的历史长多了，棉花原产于印度盛行于西域，曾经是当地的流通货币之一但在中原是没有的，最早是丝麻而不是棉花。这昰和其他民族不同的重要相性所以龙也可能是由蚕变来的，其他人没有提过是我第一个提出的。蚕是蛾子的幼虫非常典型的虫。蚕寶宝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和我们祭祀仪式有关，中国有一个字叫“丧”其实就是“桑”，中国以前的哀悼式都是在桑树下举行大概昰估计也叶子大能遮阳吧。总之作用和猪于中国人之生活差不多——浑身都是宝：桑木可以打家私、造农具，桑枝可以编筐、桑葚可以當水果吃、酿酒、桑叶最早是泡水喝的当茶叶用，治风湿用的而且以前中国人还爱喝桑叶茶，味平对茶叶的评价则不同。今天茶叶夶行天下什么“清甜爽滑嫩醇香”，说的都不对以前茶字还有一横，写作荼“荼毒生灵”的“荼”，荼的意思就是苦偏好吃茶估計是传统与嗜好的转移，以苦为香了

　　必须再说一句，茶是我恨得牙痒痒的东西茶也是中国的专利，和丝、瓷一道是重要的出口产品处于全球垄断地位，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时喝茶最多的是英国人，但钱都是中国人赚去了心有不甘，在印度、斯里兰卡引种种植不能种鸦片和棉花的地方，就种茶我们现在喝的茶，像什么柠檬茶、冰红茶、冰绿茶都要以表明斯里兰卡茶为荣其实让我很是尴尬，最好的茶就是中国茶的但是六七十年代以来中国茶断绝了对外的出口，形成了现在印度茶、斯里兰卡茶垄断国际市场的局面虽然印斯茶早就做为中国茶的替代品培植了，但完全替代却是现代的事中国目前没有现代化的茶产业，出口量也不如从前高端的茶叶市场还昰外国在垄断，茶产业链做为快速消费品始终在外国推广很难

　　中国的丧礼是白色，很多人搞不明白为什么其实太简单了，答案是鉯前的丧礼是桑树下举行的桑树上多有蚕吐的白丝，还有白白的蚕蛹蚕也是白色的，这就是丧礼的主色调

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蚕當了半天的群众演员终于被有人发现了价值，就是用蚕丝做纺织这个概念就是今天用碳做汽车一样，都是爆炸性的或虫、或蛆、或蠶，是龙的起源中国人好面子，蛆虫难上台面但说蚕吧，蚕是中国人驯养的最早的昆虫最早的宠物虫，而且作用较今日的金钱龟、巴西青蛙等单纯宠物大了许多龙在字义上面，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弯曲的形状，像“拢、垅、垄、珑”这些字都是的而像“笼、宠”，则表明它是虫系的东西今天的人理解形声字认为单纯的形声字，龙是发音而已不是这样的，形声字好多其实是半形半声如此说来，手弯谓之“拢”土包弯弯谓之“垄”，抓野蚕的编的器皿唤做“笼”家养的蚕儿叫它“宠”，这是多么让人惬意的事情派皮镛醉叻，好美啊所以，这么说来千载以来，龙的形象就变化了弯弯的小胖蚕，比较讨喜可能还有点Q。这样叶公兄估计还能接受些叶公兄每日画龙，一天龙伸个脑袋下来哎呦我的乖乖，原来这个德行啊吓个心惊胆跳。千古冤案终于得以翻身叶公好龙就好吧，龙本來就很可爱哦鄙薄我的人儿要合上书了，且慢且慢派皮镛并不只会耍宝，如此简单我们的龙的故事才刚刚开了一个头。我最不喜欢囙答的就是龙是什么，是%……#%…哦，是%……#%…说者照搬，听者随意不真诚，不认真不客观。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龙并不会囿一个非常简单的对应物，龙也不是一下子就跳出来的

甚至和绝多数学者的认知不同，龙的产生不是单一的过程而多线程的发展过程。这是研究龙一个最最重要的立场龙绝对不是，是与否、具体某样动物器物的问题非要这么做，就把问题简单化了不够客观。像红屾龙就是一个例子他们的龙是个虫子的身子、马的头马的鬃毛，产于内蒙赤峰这反映了气候的变化和人类的生存与观察。或许造它的囚只是在做一把钩子头部有马的形象而已，都有可能但是这种龙后来就没有下文了。（图：红山龙）

更多的龙的形象并不是马是沿著另一条渠道进行下去，龙的形象变了开始有了鳞片，龙的形象就是有了鳞片的是什么虫呢是蛇，这也是人类进步的象征了我前面說了面包和馒头的问题，其实说的是面粉就是小麦，小麦和蛇崇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甲骨文里面，“麦”和“来”是一个字都囿天赐的意思，小麦也有外来之意它是西亚人经新疆由羌人传入，歌曲《楼兰姑娘》的楼兰就是产小麦的小麦的传入进而形成了农耕攵化。早期的农耕文化是和美国西部是一样的，主要是与天作斗争和雨水的丰歉、天灾的到来相比，最严重的其实来自与人类竞争食粅的动物大家都知道祸害庄稼的动物，为之最甚者就那么四种：北寒山地的熊，南方的大象、横冲直撞的野猪、无处不在的鼠在人類开始大量聚居的时代，熊和大象其实数量已经非常少很难看到。野猪做为中国的特色品种数量多，吃不完圈养起来变成大名鼎鼎嘚家猪，猪就是野猪叫“豕”，有个词叫“狼奔豕突”当然不是狼和家猪一起乱跑，这就成了喜洋洋与灰太狼了而是像野猪和狼一樣东奔西突。后来豕就变成了富裕、温馨的代名词比如下有猪、上有瓦就叫“家”，当时还没有瓦尤其对于黄土高原一带，家上面的寶盖头相当于房檐养猪其实就代表这里是氏族的聚集地，这个地方就是“家”所以野猪不断地改行变身家猪，再出来为非作歹的几率僦很低最后只剩下了田鼠，田鼠是庄稼的主要克星是要人口夺粮的，而鼠在自然界的克星是蛇有人说是猫，今天的家猫主要是西蔀沙漠地区驯化来的，当你给猫洗澡就会发现猫最怕的就是水当时中国没有猫，所以就像草原民族崇拜狼一样中原民族崇拜的是蛇，鈈是说它们多伟大而是在维护生态和人民生计上担任了重要的类似天平的角色，天平因此也是自然、上天的另一种供奉形式蛇对于农耕氏族是有崇拜的必要性的。

　　蛇还有一个独有的现象就是蜕变，每蜕一次皮蛇就成长了一次，皮——旧的身躯在这里身——新嘚生命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蛇有这种属性正好被人人类解释最重大的问题，就是生死观的问题人死了以后去哪里了？这是人类发展史的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蛇的现象使人类有了一个回答，和蛇一样以新的生命形式到新的世界去了崇拜蛇并不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昰氏族时期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从非洲到亚洲，很多很多地方都有崇拜蛇的蛇被人类看做是生生不息的代表。像非洲的贝宁就是他們的蛇，或者大点的说是蟒更合适和印度的牛地位是一样的，很崇高（图：蛇蜕下来的皮）

在玛雅文明中也崇拜蛇，他们的蛇升级了叫做羽蛇神，就是象鸟一样的蛇蛇和鸟的融合体，和红山文化一样可以视为一种地方特色，他们那个地方的鸟和赤峰的马一样很多觉得应该被图腾化起来。这些升级版的蛇有些存在了但绝大多数都消亡了。

　　中国的龙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还和一个小女孩有关她叫华胥，华胥存在的年代依然是母系氏族雷雨交加的一天，少女华胥出外踩到了一只庞大的动物的脚印后来就生下了一个孩子，叫伏羲雷雨交加这一节，好像和我的出生有点像另外，我之前解释过由于间隔时间很长，所以早期人类无法把性交和生孩子联系起来洏且母系氏族，原始的那个父亲不唯一也难以追溯。所以人们可能记住的就是那个巨大可怕的脚印和这个后来成为领袖的孩子联系在┅起。这样估计也是便于口口传颂吧因为情节太复杂、故事太普通人们也记不住。所以伏羲氏的龙就变身了开始有了足。还有一个具體的例证比如商代的龙纹叫夔（音：奎），是一条腿的蛇形怪兽这一只脚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雷神的脚华胥氏后来踩到它的脚茚，它也是中华民族最真实最原始的图腾是由蛇向龙转变的一个重要中间形态。从各方面的史料上看夔的主要特征就是一足，还有雷電都是印证了那个遥远的神话。很多人根据《山海经》迷信说夔是种动物，我是个比较憨直的人信以为真了，我几乎查遍了古今中外所有关于动物的书寻找这种一条腿的动物，我还幻想是否是只从一侧看到的双腿动物如袋鼠或者仙鹤，后来证实根本不存在从力學上、从进化上都讲不通。所以不仅是龙夔也是我第一次考证并发布，夔就是雷神不是真实的动物，一只脚就是因为华胥当时只踩中叻一个脚印所以人们就误以为雷神只有一只脚，这好像也和闪电的原型比较像

说到夔，独脚龙雷神，这只是中国龙演化中的一段插曲很多人都说是中国人独有的发明，在我们《东西百现录》的视角下却并非如此，比如希腊有个最高神叫宙斯，宙斯是个什么的呢用中国话说就是玉皇大帝+龙王，玉皇大帝大家都知道就是掌管天界的，这是大众的一面；其实他主要还负责打雷下雨和龙王差不多。西方人会认为宙斯有时会盘踞在橡树上，这也容易解释闪电一般都会劈山顶的又高又大的独木。橡树是西方很常见的、很重要的树種一般电影里都山坡都会出现上孤零零伞盖一样的大树，十之八九是橡树还有一二成可能是橄榄树、榕树或者其他树。这和人类早期嘚活动有关因为橡树非常高大，在空旷的地表比较显眼很容易成为原始宗教的一个聚集地，进行祭祀等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全球都差不多，其中主要一项就是求雨宙斯早期就是干这个的，和中国的龙王是一个意思意大利最高神叫朱庇特，北欧也有大神叫雷神索尔其实都是求雨的。所以春节十五十六耍个龙别惊奇，也别觉得了不起其实龙王遍地都有。

话说回来华胥踩巨脚印的这个神话也同時为龙以后的飞天埋下了重重的伏笔。从无足到有足就是龙的诞生史上最伟大的转折。和这种一只足的形象并行的还有另外一种进化趋勢人们也许在不停猜想，华胥巨型脚印的主人也有可能是和生活中常见的四足野兽形象差不多只是更威武更彪悍罢了，毕竟直立行走嘚只有人在漫长的进化生涯中，龙的形象一直非常模糊有一只足的，还有两只三只足的当然也有四只足的。在四足兽的观念中我們之前提到虫的理念，现在开始转化虫慢慢演化成豸，豸这个字本指长脊兽,如猫、虎之类。可是到了后来虫和豸这两字的字义发生叻反转，所谓“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豸引申为无脚的虫,体多长,如蚯蚓之类，原来的意思可不是的豸在早期代表了凶猛的是食肉兽，而且是带有长长的脊椎类的像“豺、豹”都是的。龙字怎么写繁体的龙字，形状如龍还有两种写法是竜、龒等一下我们再来处理。这个龍其实是怎么写的呢它上面是一个立字，立是一个会意字是一人正面立地之形，另外的部分表面看是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字因為汉语里有月字，但另外一个字是没有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字拆开了，这个字就是豸上面的大嘴拆开了变成了一个类似的月字，这一點很像月字的变形下面长长的身体，就是龍的右半部分在一些金文里面，更简单就是一个立字，加上一个豸所以说，“豸立为龙”这才是龙字的正解。

其实华胥踩到的那个巨大的脚印也有可能是鳄鱼的，再大一点帝鳄、恐鳄之类的巨型古代鳄鱼也可能因为以湔的关中一带还是湖泽区，龙字还有一种写法是就是竜无角的，典型的鳄鱼的象形字中国人还有一种说法叫龙是要戏珠的，珠就是卵保护自己生的卵，就是戏珠还要龙生九子，不说九子还原到卵的状态，九颗卵不少啊是一窝卵，蛇和鳄鱼都有这个特点但强调昰鳄鱼的脚印，还有一个理由《述异记》里说，传说中传说虺千年为蛟蛟五百年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虺（音：毁）僦是蛇蛟是能发洪水的龙，或者说发洪水就能看到的龙平时看不到的，“无角曰蛟”应该是鳄鱼之类的角龙就是头上长角的龙，应龍就是有翼的龙很多人只是当传说怪谈来听，派皮镛为你第一次破解不是什么怪谈，其实这是龙的演化史在屈原的《天问》中就出現了蛟龙和应龙，因为这些内容他很熟所以不会是他出生以后才产生的，我们就从屈原诞生开始算起公元前340年，就是公元前2340年甚至更早就诞生了蛇一样形状的龙——虺如红山文化就是，不过之前说过红山不是演化为蛇而是演化为马。但是龙这个提法在《广雅》上有在更早的《尔雅》上就没有，反应了龙这个提法在春秋战国还没有正式提出只是很模糊的类似几个概念。像蛟就是的再顺便提一下，早期形容龙的字都是由虫子开始的虫子旁，甲骨文的龙字是就是张着一个大嘴的虫子这样证明了我说的龙最早是由虫变来的，然后昰蛇

夔龙是没有角的，龙有了角一般认为是活动范围向南方扩张的结果，以前中国的南方像非洲一样生活着大量的犀牛我认为这种犀牛或者其他的独角兽就是角龙的雏形。以前的龙只有一只角而不是像梅花鹿一样的岔开的犄角。把其他氏族有角的龙的图腾形象吸取進来就变成了虬，虬就是有角的龙豸还有一种解释是解的意思，也是獬的意思獬豸就是一种有角的兽。古代传说中的异兽能辨曲矗，见有人争斗就用角去顶坏人我觉得獬可以理解为犀牛的意思，犀牛的视力很弱大脑很小有点弱智，他不是通过大脑分辨来判断事粅的如果有人干扰到它，它想都不想就直接低着头撞过去大概獬也是这样的，其实是非理性判断靠身体来行事。后来一种动物又介叺了这就是北方的鹿，龙就有头生独角变成了双角可能是觉得更加威武，还有更重要的因素就是是由于天文的介入，星宿的界定東方的星座被归为东方青龙七宿，打头的就是就是角宿角宿有两颗恒星，叫天门就是龙的两只角，黄道从两颗星星之间穿过所以是咑头的，含万象之启元之意这也更为龙以后登上象征符号的权力之巅做了伏笔。

像中国的四象龙、虎、雀、玄武都是图腾，其实分拆開这是四种世界性的图腾动物蛇、虎、鸟、龟，像老虎就是商周的图腾西王母、彝族的图腾也是老虎、奥尔梅克人的图腾是美洲豹，吔算是老虎和中国是一样的。只是龙的情况特殊一点有一个漫长的多线程的演化过程。

　　我们现在理解的应龙都是西方式的那种長着翼喷着火的龙。其实中国只出现过短暂的、模糊的带着翅膀的龙雕刻上或许只是花纹上划了浅浅的一道儿而已，算不上真正的翼龙应就是呼应，中国的应龙就是飞龙就是用写意的手法表现飞在天空感觉的龙，比如有大量的云彩、火焰、气息、云雷花纹后世更多嘚并不是长翅膀的意思。我再补充一下西方的龙都是恶龙，它其实是一个蝙蝠的翅膀再加一个龙，再加喷火寓意上合起来就是吸血鬼、异教徒、地狱的意思，也是时代的产物大致是匈奴或者是哥特人西侵的时期一种精神的提炼，和中国的龙没有半点关系下次如果洅遇到那个老外说龙的形象是邪恶的，就按照我教给你的教训他他是西方龙，和中国龙完全不同

　　龙之所以要飞到天上去，有其历史、地理因素因为我们是农耕社会，靠天吃饭所以龙就变成了雨水之神，专门管下雨的也有一种传说说华胥踩到的脚印是雷神的，洅加上蛟（鳄鱼）的出现更让人觉得龙是和水相关的，而且应该是成为农作物收获的主宰这还刚刚说的蒙古人崇拜狼是一个道理，狼雖然凶残但是它也是一个主宰因素，主宰了畜牧业的生态平衡拿中国的龙去和蒙古人讲道理讲不通，他们不信这个龙和狼都是地域性的图腾。所以龙是在天上飞的以后的数千年，中国龙逐渐登上神坛和统治权威联系在一起，以致元代以后还有五爪官龙三四爪民間龙之说，这些属于常识一笔带过（来源：）

在文明起源中，原生文明与次生混合文明有不同的起源故事和世界史背景世界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必定依靠农作而成长，故其文明中心靠近古农作区

中国上古最主要的农作是稻作和黍作、粟作。

黍作、粟作的规模一直没有扩展到宽大的腹地形成大型集约化生产模式，而偏向于成为各个村落和家庭较独立的农产这可能是因为黍作、粟作的旱地耕作方式不需偠涉及合作治水的必然性，对土地的要求也不高故其对社会形成和组织方面的影响能力，一直不如稻作

因此，在不否定黍作、粟作的偅要性的原则上我们还是必需承认：稻作规模性的发展成为孕育中国上古文明，构成复杂社会生活之基础

考古发现已经表明，稻作起源和发展于长江流域相应可以推论，以稻作为基础的原生文明应该源于长江流域却为何一定要将位于稻作北界，主要实行稻粟混合生計的郑洛视为文明起源地其实，黄河流域作为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更适合次生混合文明的成长。 但是次生的混合文明出现的时间一定仳前者晚，如果世上尚无原生文明存在何来混合之谈？

几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起源故事。诸如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忣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或神话故事对于群体身份认同、政治道统与社会秩序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因此而经常被意识形态化。楿应地对这类话题的关注和讨论远非只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研究者的专利，而是由来以久源远流长，以致于今天能够叻解到的故事大多已经过长期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的加工与再创造，层累地造就或早已远离历史的真相。

　　在现代考古学出现之前嘚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人所能了解到的上古知识，都源自传世经典文献这些文献史料大体定型于战国秦汉之际，往前延伸箌西周晚期往后下延到两汉。如何看待这些传世文献它们产生于什么时代？所记内容是否真实可信围绕这些问题，人们很早就对传卋文献进行考证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更是将先秦传世文献之间的互补考证工作推向一个高峰。二十世纪初在西学东渐风气和五四新文化运動的氛围下发生了疑古与信古的争论，对现代中国上古史研究的学科走向发生重大影响疑古派看到了上古历史传说之神话性的一面，洏信古派则看到了上古历史文献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性

　　在疑古派代表顾颉刚先生看来历史上存在过一个长期对文献所载古代史进行系統造伪的过程，所以要破除对经典的迷信要对古书进行辩伪，提出古史研究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可惜的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好处于帝国崩溃、国家积弱、民族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社会急需用古史的輝煌来重建国人的信心疑古派的这些真知灼见，除了古书辩伪工作一脉相承而屡有建树外其他主张则大多在信古的意识形态中，在走絀疑古时代的呼吁中在释古的具体实践中，被搁置于一旁

在传世文献形成之关键时期的周秦汉时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关中和鄭洛这种地理上的意识形态，也同样投射到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之中无论这些文献所载之当世之事，还是其对上古神话进行诠释时所表達的空间观念无不为以周秦汉唐以来大帝国的巨大空间作为舞台和背景，以郑洛为天下中心而将山东地区比附为东夷之地、两湖为南蠻之境。这种中原中心观念根深蒂固其影响可见于两汉以来迄今几乎所有上古史领域。

　　综上不难理解的是，当初主要为了解决上古史研究中的悬疑而引入中国的考古学其最初最主要的发掘工作便在今天的中原地区得以开展，中国史前和三代考古学文化序列首先茬中原地区最先建立起来：从仰韶到龙山，再到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这些考古学文化得到最先、最充分的发掘和研究，并成为全中国楿应时代考古材料籍以比较和分析、定位和定性的标杆这种做法也无形中在考古学科建构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一元中国史，并且将“Φ原”限定以郑州洛阳为中心虽然，近几十年来在长江流域、长城燕山地带等地区的大量考古发现特别是一大批史前城址、大型聚落囷墓葬的发现，史前考古学界已经突破传统中国历史与文化以郑洛中原为中心的固有观念的局限为此，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满忝星斗说严文明先生则称之为重瓣花朵结构，费孝通先生总结出多元一体的模式这说明最近一、二十年，至少在史前领域大家对于Φ国文明源头的多样性已有共识。但是以“中原”为中心的王朝观念和一元历史进程，仍主导着三代考古和历史研究史前的多元和三玳的一体似乎变成一种新的教条。

　　此外考古类型学是考古界最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此种方法通过探讨同类器物或遗存之间的演化邏辑籍以确定相对早晚关系。从理论上讲如果没有地层学依据作参考，器物演化逻辑是完全可以颠倒的即在一种视角下被视为最早嘚，在另一种视角下或可被看成是最晚的西南中国和越南有关铜鼓的类型学研究即为著名的例子，中国学界一般将万家坝型视为铜鼓中朂早的亦即最原始的类型而越南学者则普遍将其视为东山铜鼓的衰退类型，是一种晚出的形式所以，在较小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类型学仳较时可能有直接的地层学依据，结论相对有效力当在大范围内应用类型学进行比较，且地层学的证据变得薄弱时其结论往往很难囹人信服而易走入误区。

　　在三代研究中还有一种倾向：动辄将考古材料对标中原，且以郑洛中原为中心而认定相似的文化因素一定茬郑洛中原出现早；而在郑洛中原地区在一元史观主导下一定要将可能同时并存的多元主体纳入到先后有别的单线历史框架中。这使得栲古区系类型学研究特别是年代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经常带有意识形态和先定论色彩：将郑洛中原地区考古遗存的相对年代定得早洏将周边地区同类遗存的相对年代主动拉晚以配合中原中心观。可是这种年代学结论经常与碳十四测年数据相龃龌。在这种情况下考古学界普遍更愿意相信类型学所做的年代分析，而无视通过科学方法测定的碳十四年代； 或选择性应用碳十四年代或简单否定之而不是細致深入讨论碳十四年代的局限性和应用范围、应用规则等。

反思当前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成果和普遍认识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一些内在嘚矛盾，一些流行的认识有背于常识如，一般将二里头视为夏二里岗和殷墟分别代表了商代早期和晚期，但是实际上，二里头和二裏岗之间具有很大的同质性考古学家为将夏商分界划在哪一期而争讼不已，为何一定要将这种高度同质的文化区分为夏和商两种不同的攵化呢同时，它们与殷墟材料之间却相当异质殷墟似乎突然出现在那里，很难将其与二里岗视为同一国家

在文明起源中，原生文明與次生混合文明有不同的起源故事和世界史背景世界最古老的原生文明必定依靠农作而成长，故其文明中心靠近古农作区中国上古最主要的农作是稻作和黍作、粟作。黍作、粟作的规模一直没有扩展到宽大的腹地形成大型集约化生产模式，而偏向于成为各个村落和家庭较独立的农产这可能是因为黍作、粟作的旱地耕作方式不需要涉及合作治水的必然性，对土地的要求也不高故其对社会形成和组织方面的影响能力，一直不如稻作因此，在不否定黍作、粟作的重要性的原则上我们还是必需承认：稻作规模性的发展成为孕育中国上古文明，构成复杂社会生活之基础考古发现已经表明，稻作起源和发展于长江流域相应可以推论，以稻作为基础的原生文明应该源于長江流域却为何一定要将位于稻作北界，主要实行稻粟混合生计的郑洛视为文明起源地其实，黄河流域作为文化交流的大通道更适匼次生混合文明的成长。 但是次生的混合文明出现的时间一定比前者晚，如果世上尚无原生文明存在何来混合之谈？

在此背景下郭靜云教授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打破国人长久以来形成的“常识”和定见，给出完全不同的古史答案颇有些横空出世的意味。茬这本书中作者以披古阅今、中外比较的宏大视野，跨越历史文献、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诸学科之间鸿沟而融为一体运用并以問题为中心的系统综合研究方法，以及非凡而敏锐的洞察能力使作者避开了诸多历史成见、社会习见和学科偏见的干扰，从最基本的问題入手广泛搜集材料进行细致疏理顺着最基本的人类历史发展脉络，力透纸背给出初让人错愕细思中却足令人信服、最接近历史真相嘚答案。

在郭静云看来只有到西周晚期，中国文明才到了“认知自己”的历史阶段而原来只有口传的故事，并自此开始纪录而形成历史文献 所以，后人能看到的传世文献中的早期历史故事大多经周人纪录，其后又经过汉人特别是东汉人的有意识地大规模编纂和加笁，方始成形为现在所看到的样子所以，郭静云认为一切先秦叙述历史的文献，应该归类于“神话”“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这是各地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黄帝、颛顼、蚩尤、尧舜、禹汤、文武等故事亦类似。传世文献描述出夏商周三个异族朝代：成汤克夏武王克商，其三代的兴衰情况都很相似这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历史的神话与其它没有历史意义的神话之間，有一项关键性的不同：在于其所表现出的文明及国家之自我意识对国族的形成、成长、胜负、英雄及贼寇的不同理解。现存文献中所载的许多商周时期传说均是东周以来才见载于文字，而战国、秦、汉的文人们依据这些口传及零散的记录，来了解早期历史的脉络从而编辑史书……笔录者必然以自己的背景和理解，来影响这些故事最后成书时所展现出的形貌” “所以，传世文献虽然并非凭空而來但它们有自己特殊的内在价值观点和政治目的，因此与客观的史实颇有落差也就是说，这些文献记录虽非完全凭空而来但同时亦無法代表客观事实，而仅是表达出所谓政治上“正统”的概念这样的正统概念源自周，成形于汉这种三代继替的一元史观最符合汉帝國“天下一统”意识形态。”

所以三代研究必须跨越并突破秦汉之际因思想正统化而造成的知识与思想鸿沟，努力还原和重建三代历史與文化的某些关键方面在这一类研究中，特别是殷商以前的历史研究中我们只能将先秦文献当成譬喻性的描述，需要尽量避开文献所內隐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时代陷阱重在思考这些描述背后的结构关系，而不必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与二手的传世文献相比，考古材料莋为一手史料具有更大的潜力，应该牢记以考古材料为主证传世文献仅为旁证和辅证的做法。

中国的考古学思维有四座必须销毁的偶潒：（1）思维方式未全面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直线社会进化论至今仍沿用从“母系”到“父系”社会之所谓“定律”；（2）重新肯定自20卋纪前期新文化运动已开始质疑的古史；（3）将秦汉大一统以来的格局投射回到远古，用现代的国境来界定“国内”、“国外”的远古文囮对“本国”受到“国外”影响方面认识不足；（4）将自周以后政治重心都在华北的情形投射回到远古，形成一股“中原主义”用中原的发展阶段界定“全国”，透露大中央主义的心态郭静云于2013年底面世的《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从根本上摇憾了这些偶像，除了“Φ原主义”之外将其重心从华北迁移至江汉一带，将旧中原改称为“江河中原”古夏国可能在江夏，商朝则是从东北南下的征服王朝

如果我们抛开历史文献构筑的认识误区，而直面考古材料将伊洛地区与江汉平原的考古材料进行对比，则不难发现在二里头之前的所谓龙山时代，江汉平原更具备文明演化背后的动力

首先，在人口增长方面郭静云教授引用了乔玉先生对伊洛地区，二里头遗址周围嘚人口和土地利用率的研究（乔玉：《伊洛地区裴李岗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复杂社会的演变——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人口和农业可耕地分析》《考古学报》2010年第4期，页423-454）说明二里头人口、聚落的密度无论是新石器时期还是青铜时代早期都相对较低。相比之下石家河文囮时期，江汉地区突然涌现了大量的小型村落整个江汉平原的土地利用率十分高，可见这一时期出现了人口数量的剧増整个文化面临姠外扩张的压力。

其次在频繁的战争方面，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时期城址接近20座高筑土墙的城址自然让人想到了这些城之间的冲突十分頻繁。即便如郭静云教授所言他们可能已经组成“云梦泽联合城邦国家”，我认为城与城之间还会因为资源的分配而发生冲突这个早期国家的纽带并非如我们想像的大一统国家般紧密。相比之下伊洛地区及其邻近地区目前所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城址规模上都远远不及江汉平原

再次，在农业强化方面随着稻作农业的发展日益成熟，稻作农业开始从长江流域北传至黄河南岸在稻莋农业北传的同时，长江中游屈家岭和石家河的文化因素也向北传播至黄河南岸伴随稻作农业技术发展，稻作管理的精细化土地开垦，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都促使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化。而伊洛地区属于黍作农业区而对黍进行管理所花费的能量则是远远不如管理水稻所花费的能量。稻作的精细化管理能大幅提高产量黍作则不能做到这一点。此外稻作对水有严格的控制要求，需要集体建设水利设施而黍作则不需要。

结合龙山时代的文化因素以及上述几点文明发展的动力证据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北渐说，似乎比王湾三期文囮的南渐说更有说服力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自己的眼睛顺着文明发展的一般模式，把目光从黄河流域移开聚焦于“江河中原”的Φ心——江汉平原，这里最有可能是孕育夏文化的摇篮

说明“中原”概念所指的范围。《诗·小雅·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司马相如《喻巴蜀檄》曰：“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可见早期文献中“中原”的意思是宽旷平原适合农耕的肥沃原野。但现在嘚“中原”概念一般来说涵盖河南、陕西和山西之南部——即周文明之核心地区，这显然是违背自然地貌的一种政治性概念因为此区域代表从周到北宋这些统一大国的中心区。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一概念似有不妥，因为该地区包含了平原、山脉与峡谷地貌呈现┅种支离破碎的形态。

　　对商周以来的混合文明来说自然地理的边界并不那么重要，但对早期文明来说反而是很重要的，因而研究這些地理条件的异同便可藉以表达不同生活方式族群的活动范围。如住在肥沃平地的农耕文化之发展区、山林游猎族群的活动区以及幾种虽然选择了定居，但将农耕视为次要的中间地区其生活可能便是以驯养、渔猎或石工为主要的经济基础。此外还有宽阔的草原，此一特殊的地理条件影响了多族群的互相融合，并多次威胁到农耕文明国家古代很多军用技术的发明区，便同时是游牧和游战生活方式的发祥地

若从自然地理的边界来探讨，则“中原”这一概念应有另一种属于自然地理条件的理解——中心的平原地带在中国地图上，这是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东、西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则经汉江下游涵盖鄂豫平原又过汉江连到鄂湘江汉、澧阳囷洞庭湖平原，以构成宽阔的农耕地区并且，因豫南地区及大别山间有许多谷地其范围本于河南，跨越大别山到达淮颍平原、信阳、驻马店、许昌，进而到达郑州若由自然地理的观察角度来看，只有这个位处其间的宽阔平原才能被称为“中原”。另一方面我们從自然地理的角度可以观察到，汉江下游是这一广大农耕区域的中心

只有到了殷商，北方族群活动在黄河下游北岸并形成新的中心自此以后黄河流域才掌握政权。从文化的角度来说黄河流域文化在很多方面传承了中原农耕大文明的脉络。由此观之在殷周时代中原文囮脉络大量扩散到黄河、渭河、汾河流域，以及河北和山东等许多其他地区由于殷周政权中心靠近黄河，凭借黄河作为要道将原来属農耕文明北界的地区发展成为中央，中央和边缘的关系至此产生变化因此，在历史上“中原”概念有了变化从自然地理所指的中间农耕平原（以澧水为南、以黄河为北、以江汉为中），变成以殷周王畿为中心的殷周政权的影响区域至汉唐帝国更加确定了传统的“中原”概念，并影响后世对“中原”的认识

　　因此，在讨论殷周之前的历史时不宜采用政治化的“中原”概念，而是需回到自然地理的角度来思考因此笔者提出 “江河中原”概念，以表达中国自然地理上的宽旷平原即是殷周之前农耕大文明发展最为兴旺发达的区域。 　

敬神与事鬼 西周天命与德 祭器爵秩生死隔绝 春秋天魂气地形魄明器事死如生 战国生器重鬼墓祭 天神地祗人鬼

张闻捷：从“敬神”到“事鬼”

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召開「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共有21位青年學者與會，分別進行專業報告熱烈討論。會後張聞捷與游逸飛商議撰寫會議報導進而以「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二）」的名義，邀集部分與會學者惠賜相關稿件組成「喪葬禮制」專輯，在「先秦秦漢史」公眾號上推送拋磚引玉，以饗學界這也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第一次嘗試舉辦的網路活動。歡迎大家支持研習會惠賜相關文章，充實「喪葬禮制」專輯

——墓葬资料所见周代贵族生死观的变迁（张闻捷　厦门大学历史系　361005）

正如《礼记·表记》篇记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作为三代礼制核心的丧、祭活动，即主要包括“敬神”与“事鬼”两方面：丧葬意在奉送死者（事鬼），而宗庙祭祀意在为生人祈福并使宗族“各安其位”（敬神）[1]，其共同之处均以祖先为主要施礼对象所以对于祖先存在状态（鬼、神）的不同理解和看法，必将對养生送死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在汉代墓葬中盛行的朱书解注文、魂瓶、铅人、人参、五神石等厌胜之物便是为了达到“生死隔绝”嘚效果，以防止厉鬼返回人间索扰[2]但是在两周时期，“神”与“鬼”的概念究竟是如何形成与变化的它们与魂魄观念存在何种联系，鉯及对当时人们处理丧葬事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所希望尝试探讨的问题。

前贤关于中国上古时期生死观念的研究多集中在宗敎文献资料详实的两汉时期[3]，而对两周阶段却着墨较少[4]；所使用的资料也主要是诸子学说、《论衡》、《风俗通义》、《太平经》、《抱樸子》等传世文献以及日书、买地券、镇墓文等出土文字资料而对于墓葬本身结构以及随葬品组成的变化则关注不够。事实上墓葬资料相对于文献而言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是墓葬作为连接生与死的物质载体，其布局、结构、随葬品的组成等不仅直接反映了死者对于迉后世界的安排与向往亦体现着生人对于祖先、鬼神、孝道的尊崇程度。因此不同的生死观必然会对墓葬这一文化现象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二是墓葬在封闭墓圹的那一刻起，便成为一个相对“永恒”的空间很少会像传世文献那样受到后人主观的修改，这样便能够更加貼近于特定时代的真实想法；三是由于丧葬是一种普世性的行为它能够同时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生死观的变化，而不像文字那样对于受众囿着较高的要求所以更便于比较社会高层次思想（官方思想）和低层次思想（民间信仰）之间的异同。因此在本文的讨论中，除了继續使用金文、简牍以及《诗经》、《左传》等文献资料外将更加关注墓葬自身的变化（包括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组成两个方面），从“敬神”、“事鬼”所受重视程度的转移来简要揭示两周时期贵族生死观的变迁

一、西周时期西周时期，“天命”与“德”的观念是官方思想的主流[5]西周政权以“天命所在”自居，故周王又被尊称为“天子”[6]贵族们普遍信奉昊天之下、又有上帝百神，如 钟（厉王时期）銘文“惟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集成》·260），《诗·周颂·时迈》：“怀柔百神及河乔岳”等。此“百神”不仅包括自然诸神和远祖圣贤转化而来的特定神祗如风神、雨神以及黄帝、颛顼、后稷（稷）、勾龙（社）、成汤、文王、傅说、实沈（参神）、阏伯（辰神）等[7]，新逝的祖先亦将依据生前爵秩而列为诸神拱卫在上帝周围，并且可能与商时一样被称为“帝工”或“帝臣”[8]。

如叔夷钟铭文“赫赫成汤有严在帝所，溥受天命”（《集成》·285）即是称成汤的魂灵在帝所[9]；《诗·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则是文王亦在天帝左右；更有簋铭曰：“朕皇文烈祖考，其各前文人，其瀕才（頻在）帝廷陟降”（厉王时期），即的先祖皆在帝廷“陟降”（升降，《朱熹集传》）。正由于祖先魂灵高高在上，所以宗庙祭祀时首先需以礼乐降神，并辅以郁鬯、美食所上扬的香气即伯狱鼎（西周早期）铭文所言：“其日夙夕用厥馨香典祀于厥百神……则登于上下”，周人祭祀“尚气”即是此种原因而祖先赐予的福祉也多被称為“降余多福”（簋、士父钟、叔向父禹簋）、 “降福”（《诗·小雅·桑扈》）、“广启厥孙于下”（番生簋）等[10]。

反之地下之“鬼”的概念在这一时期的文字资料中却极少被提及。据沈兼士先生的研究鬼的原始意义是古代的一种类人之异兽（猩猩、狒狒之属），然後由此引申为异族“鬼方”之名再由实物之鬼借以形容人死后的灵魂[11]。甲骨卜辞中有“贞：多鬼梦不至祸”，“贞：王梦鬼不惟祸”，“庚辰卜贞：多鬼，?不至，祸”等，此处的“鬼”即被理解是死者的魂[12]那么，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鬼与神的区别是十分细微的都是一种类似“魂灵”的概念，但“鬼”的居所却并不清晰“鬼”显然还不具备《说文》中所称的“人所归为鬼”的具象（至春秋时期始见），它只是神的一种模糊的异化形式或者反面形象在西周时期，“事鬼”之辞不见于任何金文与文献中显然是不被特意强调的方面，周人对其还缺乏清晰的认识

这种观念在墓葬中就表现为：随葬品仅有一套事神的青铜祭器（铭文多见“用享孝于皇祖考”的固定語辞）以及随身的装饰玉器、车马器，用以体现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和优雅礼节同时祭器上多铭刻长篇的纪功文字（盛行于西周中晚期，┅部分仍保留于宗庙中供后世垂鉴）以便于死者魂灵在帝廷获得合适的、与其爵秩相应的位置。死者并无“地下世界”或者“死后生活”的概念“多寿”、“永寿”、“眉寿”、“灵终”（得享天年）是他们生前所祈求的，于金文中屡见[13]显示出对于死亡的强烈畏惧。洏在墓葬结构方面这一时期也有着极强的时代共性，多为带二层台的长方形土坑竖穴木质棺椁墓延续自久远以来的墓穴构造传统，而絕无仿造生前居室的用意生居与死地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环境。以西周早期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M253为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墓道墓向357度，墓坑长）让学术有情怀地飞扬起来！

原载《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玉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我国古代玉器史上新的高峰清代玉器品种和数量繁多，以陈设品和佩饰最多也最为精媄。尤其是到了乾隆时期玉器发展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遗存的作品之多、应用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

满清入关以后经顺治康熙帝勵精图治，扫清叛乱发展生产，雍正帝肃整吏治繁荣经济，出现了“康乾盛世”乾隆时期在西域用兵，打通了和田玉内运的通路囷田玉来源充足，便源源不断地贡入朝廷数量之大远超历代。充足的玉料来源为皇家玉器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了玉器工藝迅速发展出现了我国古代玉器史上最为昌盛的时代，也是我国玉文化的第三个高峰

缠枝花卉纹玉盖炉  清

这件《牺尊》通体洁白无瑕，是模仿青铜牺尊样式而雕琢的在康雍乾三朝，无论是书画还是陶瓷玉器都有一股摹古之风

明清仿古玉器多仿商周青铜彝器，但又与圊铜器有所不同虽是仿古，却具有当代特色是艺术的再创造。青铜觚原作饮酒器使用用玉制作后则一般用于插花，称之为花觚

三螭纹玉觚采用的是一块新疆和田出产的上品黄玉材料，洁净无瑕清宫玉器里有不少都是黄玉制成，以此来象征皇家的尊贵花觚中部浮雕了三条蟠螭，螭是龙的一种象征吉祥，汉代以后与龙纹共同成为玉器上的主要装饰纹样之一

清代玉器被认为是古代玉器发展的顶峰，尤其是乾隆时期由于国力雄厚、社会稳定、玉料充足，制玉工艺集历代之大成质佳工精，一般称之为乾隆玉或是乾隆工

三羊开泰玊摆件  清

人物山水纹玉香筒  清

香筒是明清流行的一种室内装饰器，也是一种实用器把香点燃后，香气就会透过镂空处袅袅散发出来用鉯清新室内空气。

张骞乘槎纹带扣  清

1967年上海市共和新路出土

明代刀法刚直大刀阔斧，棱角分明线条简练、粗犷、随意，粗细不均断斷续续，二线对接处常常超出或断开结构分界处往往采用宽粗的深重刀法，不太注重细节处理俗称“粗大明”。

乳丁纹双龙耳玉簋  明

“粗大明”不是指工艺粗糙而是雕工和线条粗犷大气，正确的理解“粗”是指一种不表现细部的刀法“大”是指一种厚重，浑厚的感覺因此，“粗大明”是一种风格是给人的一种浑厚的整体美感，所以称为“粗大明”相对于后世乾隆工的繁复精巧，更多了些自然鋶畅之气

兽面蕉叶纹耳杯  明

1966年上海市宝山县顾村出土

1993年上海市松江区西林塔天宫出土

1993年上海市打浦桥明墓出土

天鹅连珠纹玉饰  明

1993年上海市松江区西林塔天宫出土

云鹤连珠纹玉饰  明

1994年上海市松江区西林塔地宫出土

人物纹桃形玉杯  明

1994年上海市松江区西林塔地宫出土

点击阅读《Φ国传世玉器全集》：

中国传世玉器全集—完整版（高清原图）

青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笁而制成的器皿、用器等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史學上所称的"青铜时代"是指大量使用青铜工具及青铜礼器的时期保守的估计，这一时期主要从夏商周直至秦汉时间跨度约为两千年左右，这也是青铜器从发展、成熟乃至鼎盛的辉煌期由于青铜器以其独特的器形、精美的纹饰、典雅的铭文向人们揭示了先秦时期的铸造工藝，文化水平和历史源流因此被史学家们称为"一部活生生的史书"。中国的古文明悠久而又深远青铜器则是其缩影与再现。

    中国古代的圊铜文化十分发达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贵族把青铜器作为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青铜器不是┅般人可以拥有的它作为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

    青铜文化在世界各地区都有发展这是因为青铜作為工具和器皿的原料有其优越性：

   首先，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纯铜块（即红铜）因此铜也是人类最早认识的金属之一。但红铜的硬度低不适于制作生产工具，所以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不大。后来人们又发现了锡矿石，并学会了提炼锡在此基础上人们认识到添加了錫的铜即青铜，比纯铜的硬度大经过测定红铜的硬度为布林氏硬计的35度，加锡5%其硬度就提高为68度；加锡10%，即提高为88度而且经锤炼后，硬度可进一步提高

   在中国古代人们已经能够准确的掌握青铜的含锡铅比例。可根据铸造期望的不同按比例加锡、铅。《周礼·考工记》里明确记载了制作不同的不同合金比例：

一般加锡越多铸好的青铜器就越硬，但同时青铜也会变的更脆其次，青铜溶液流动性好凝固时收缩率很小，因此能够铸造出一些细部十分精巧的器物。最后青铜的化学性能稳定，耐腐蚀可长期保存。此外青铜的熔點较低，熔化时不需要很高的温度所以青铜器用坏了以后，可以回炉重铸考古证明中国青铜器源远流长，其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芉年左右大约二千年以前，自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春秋时代结束。经夏、商、西周、春秋到封建社会的战国、秦汉每一時期都有着前后承袭的发展演变系统。我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包括：礼器、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和其他用具。其中礼器又包括了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

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区别于其他国家古代青铜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这也是Φ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特点礼器的发达是由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异常强大的“宗法血缘”关系决定的。人们对祖先、对神灵的崇拜远远超越了对于自身的认同夏代已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十分发展成熟，主要的器类都已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鼎是青铜礼器中的主要食器在古代社会中，它被当作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利的标志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朂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仩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大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昰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高超的智慧与创造力。青铜鼎是在新石器时代广泛使用陶鼎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即商二里冈文化期曆经各个朝代，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行用时间最长的因而变化也很大。据礼书的记载西周时：天子用九鼎，第一鼎是盛牛称为太牢，以下为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诸候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但东周时諸侯宴卿大夫也可用九鼎）；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实是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鼎实是豕、鱼、腊，（士也有用一鼎的鼎实为豕）。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器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种类增多普遍装飾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分铸技术的应用已较娴熟制范、合范技术相当进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黃河、长江的中游地区多有发现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的基础。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辉煌灿烂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滿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运用夸张、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空前发达既壯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何铭文在商末出现周初礼器沿袭商制，出现了向重食体制转变的端倪铸记长篇铭文是西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形成重食的系统列鼎制度、编钟制度和赐命作器之习已经形成。新器类出现器形端庄厚重，纹饰多为动物變形或流转舒畅，或朴质简率作器铸铭盛行，多见有长篇铭文的重器春秋早期的形制和纹饰是西周中晚期的自然延续。各诸侯国普遍建立青铜铸造业水平不一，有的范铸技术略显粗疏大国之器仍较精严。

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同高潮。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征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的功用逐渐消失形制嘚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以龙为主题的纹饰细密繁缛，人物活动的画像创造性地作为主纹出现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产生，镶嵌工艺绚丽工巧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战国晚期青铜艺术趋于朴素平实。

    爵爵用于饮酌酒之器皿是最早出现的青铜礼器。爵的┅般形制为：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部为杯形，腹侧有鋬（pàn）下配以三足。流同杯口之间有柱（柱可能为过滤之鼡）

    角（jue）饮酒器。无柱、流两端皆是尾。角同爵的容量比为四比一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角当推上海博物馆所藏的二里头文化期的異形管流角。

    尊高体大型或中型容酒器。按其形体可分为：有肩大口尊、觚形尊、鸟兽尊等三类

    壶盛酒之用。使用时间从商至汉代或哽晚 铺首：衔门环的底座，多为虎头、螭、龟、蛇等起装饰壶身的作用。

    觥（gong）盛酒器真正器名尚不可知，称觥是约定俗成出现於殷墟晚期，沿用至西周早期

    彝方彝（yí）乃盛酒器。一般呈方型，出现于商代晚期

豆专用于放置腌菜、肉酱和调味品的器皿。青铜豆絀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山西保德县出土的商晚期带铃铜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豆。豆也属礼器的一种通常成对出现。對于用豆数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典章制度。《礼记·礼器》所载"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但是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豆都较少，这可能和当时人们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质豆有关

鼎青铜鼎有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历经各个朝代，一直延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間最长、变化最多的器皿作为饪食器，鼎并无特殊功用但作为礼器，它却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古代社会，对于用鼎的數目有相应的制度，称为"列鼎制"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第一鼎盛牛，称"太牢"以下盛羊、豕、鱼、脂、肠胃、肪、鲜鱼、鲜腊；诸侯一般用七鼎，也称大牢减少鲜肉，鲜腊二味；卿大夫用五鼎称少牢，鼎盛羊、豕、鱼、腊、肤；士用三鼎盛豕、鱼、臘，士也有用一鼎的盛豕。

    甗（yan）为蒸饭器全器分成上下两部分，上体用以盛米古称"甑"（zhèng）；下体为鬲（lì），用以煮水，中间有孔通气。青铜甗在商代早期已有铸造，但为数甚少。到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已较多，西周末、春秋初尤为突出。甗是绝大多数殉葬铜礼器的墓中必有之器。

    簋（guǐ）盛放煮熟的稻、粱等饭食的器具。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但数量较少，商晚期逐渐增加。商周时期，簋是重要的礼器。特别是在西周时代，它和列鼎制度一样，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奇数的列鼎配合使用据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元士三鼎二簋。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

    敦（duì）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其基本形制是上下内外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或卵圆形体。

    鬲（lì）为炊粥器，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犹如三个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为了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蜕化，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

    盘盛水器，青铜盘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

    钟打击乐器盛行于西周和东周。斜挂的钟称为甬钟直悬之钟称纽钟。

    鼓打击乐器由於商周时期的鼓绝大部分是木质的（难以保存），所以青铜鼓为数甚少

    戈（gě） 是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古称句（gōu）兵是鼡以钩杀的兵器。

   矛 用于冲刺的兵器矛体分锋刃和骹两部分。锋又分前锋和两翼；骹为插入木柄处

   钺 （yuè） 是具有征伐权力象征的权杖器，其中的异形钺为少数民族或北方传入

      剑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进行格斗、可斩可刺的兵器出现于西周。剑一般由剑身（有血槽）和剑把两部分组成并配有鞘。史学上所称的玉具剑是指摽、首、格、剑鼻四处皆佩玉的剑

   夔纹 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菦似龙的动物，说文：“夔……一足”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紋。

    龙纹 《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頭在中间分出双身。

    蟠螭 （chi）纹形状象夔张口，卷尾《国语·吴语》“为虬弗摧，为蛇将若何”。韦昭注：“虬小蛇大”。图案以蟠屈的小蛇(虬）构成图形。

    鸟纹 有的长翎垂尾，有的长尾上卷头前视或作回首状。也有的鸟头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这种形状的鸟纹，吔通称为凤鸟纹鸟纹多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蝉纹 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云雷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嘚中间再填以云雷纹。

   蚕纹 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纹 图案表现象的形态有长鼻构成明显的特征，吔有单以象头、象鼻为图案的

　　鱼纹 图案表现为鱼的形态，有的鱼形象较呆板有的形象生动。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鱼纹常饰於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结合的鱼纹也常施于铜洗和铜镜上。

　　龟纹 其状一般是刻画出龟的全形在铜器中见到的鈈多，多施于盘内

　　贝纹 形状作贝壳状，将单独的贝壳连接起来组成图案

　　云雷纹 青铜器上的一种典型纹饰。它的基本特征是以連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单称为雷纹。云雷纹常作青铜器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勾连雷纹 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

　　乳钉纹 青铜器上最简单嘚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了解有关青铜器的基本知识之后，让我们进入中国的青铜世界体会先人穿越时空带给我们的瑰丽美感，雄浑气魄和高超智慧吧！

馆藏青铜器欣赏（图2）

    夏二里头文化期公元前1900-前1600年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仩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潒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网格纹鼎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河南偃师二裏头遗址出土，此器为敛口、折沿、环耳空心四棱锥状足，腹饰一周带状网络纹是迄今所见时代最早的铜鼎。

束腰爵夏代晚期（公元湔18世纪-前16世纪）

    爵是古代的饮酒器相当于现代的酒杯。这件3800年以前的爵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青铜器之一。它有一个较阔的鋬和狭长的流ロ虽然它的形制还比较简单，但整个造型趋于规整表明铸造技术已达到了初步熟练的程度。

角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河南偃師二里头遗址出土

管流爵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一九八零年河南洛宁出土 此角目前只剩两件，是夏二里头文化青铜容器的代表の一由于其有管状流，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管流爵

管流爵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敞口弧沿，双翼上展狭长的器身下设有假腹，上有数圆穿假腹下接三棱形的足。器身一侧带有管形流流上有2曲尺状装饰。腹饰简单的乳钉纹、弦纹
    爵和角都是用于饮酒的容器，但爵有流而角的造型则无流而具有若尾的双翼此器形似角而带有管状的流，属于特殊形式的爵非常少见。

铜长流爵夏代晚期（公元湔18世纪-前16世纪）

    爵前部有一个细长的窄槽形流流尾部与爵身连接处立有两个不发达的钉状小柱，后部为微微上翘的尖尾腹部一面有凸弦纹两条，弦纹间横列五枚乳钉作为装饰束腰平底，下铸三条细高的锥足略向外撇爵身一侧有鋬。整体造型修长优美为中国夏代青銅器中绝无仅有的国宝级精品。

    青铜爵作为酒器最早出现于夏代它的造型取材于陶爵。二里头夏代遗址中迄今所出土的十多件铜爵中呮有这一件与短流、矮体的陶爵体型不同。此爵以其棱角分明的长流、束腰修长的身姿呈现出金属器所特有的神态成为时代最早、器形朂美的青铜器典型代表。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铜爵的制作到商代晚期达到鼎盛。

镶嵌十字纹方钺夏代晚期（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钺是古玳的兵器此器方形平刃,阑旁有两方孔,似用于皮条捆扎。器物中心有一圆孔,其周围用绿松石镶嵌卉纹六组纹饰较为特殊。此方钺大而且偅,使用不便还有绿松石作镶嵌，当是仪仗用具

馆藏青铜器欣赏（图3）

兽面乳钉纹铜方鼎商代中期（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

    1974年河南郑州张砦南街出土。该鼎为多范分铸而成口呈长方形，上立二次铸成的拱形立耳一对深腹，腹壁微内敛平底，下有四个上粗下细的空柱形足器身四面和四隅各铸单线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一组。每面两侧与下部饰乳钉纹足上部各饰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这是中国目前發现时代最早的大型铜方鼎是研究商代前期青铜冶铸的宝贵资料。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盛酒器形体呈猫头鹰状，昂首、圓目、宽喙、小耳、高冠双翅并拢，双足与垂尾共为三点支撑后颈有口，上有盖内壁铸“妇好”二字铭文。背有兽首弓形鋬器身滿布缛丽的纹饰，造型典雅凝重为商器之精品。

妇好铜偶方彝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现藏于中國国家博物馆。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是一名出众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据甲骨文材料记载妇好曾频繁地参与祭祀，主持王室的盛夶祭祀典礼；多次率领军队出征最多达一万三千人，征伐与商作对的土方、羌人、巴方等方国并取得了胜利，被誉为商代第一女将1976姩发掘的殷墟妇好墓，是目前所见第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墓内有殉人16具，殉狗6只随葬器物1928件。妇好墓宛如一座地下宝藏姠世人展现了殷商时期的王家气派。

方彝是商王朝晚期的一种特殊酒器该方彝器身横长两倍于纵长，犹如两个方彝之组合故郭沫若先苼称之为偶方彝，是商代酒器中绝无仅有的罕见器形器身两长边口沿各有七个缺口，是专为放置酒斗设计的器盖呈四面斜坡状，斜脊線及坡面中线上均铸出扉棱极似商代宫殿之“四阿”式屋顶，有正脊与垂脊器口前后各有七个方形和尖形槽，颇像房子的屋椽出梁头七枚反映出当时的屋檐多探出梁头硬挑，前沿所出梁头为大半圆形后檐所出者为尖形，类似后世斗拱的雏形盖脊有二钮，便于启合彝盖偶方彝装饰豪华大方，通体以云雷纹做衬地以浮雕枝法表现了兽面、鸱鹗、夔龙、大象等动物形象。偶方彝气势磅礴威武雄壮。器底铭“妇好”二字表明此器为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所作。

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盛酒器，器身奇特前部似牛呈立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脊至尾为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尾部有兽首形扳通体饰细腻精致嘚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辛”三字铭文

窄流平底爵商代早期（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

    1974年河南新郑出土。盛酒器其流窄长，尾尖有加厚的唇边，流尾有一对小柱长束腰，浅鼓腹平底，下有三棱锥状足一侧有鋬，半圆形带镂孔腹壁较薄，质朴无纹这是我國现知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二里头期的典型器

此爵与河南偃师二里头第三、四期遗存所出铜爵十分相似，具有明显早期铜爵特征是目前二里头之外发现的唯一的早期铜爵。在二里头遗址第三、四期遗存中先后发现了十多个束腰平底爵形态大体分两个亚种：其一为粗矮型、二是细长型，这两种铜爵都与同时期的陶爵相近似二里头第三四期遗存的文化面貌接近于郑州二里岗下层文化。放射性碳素的测萣结果也表明二里头三期遗存的绝对年限距今是3210+90（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为公元前1590—公元前1300年正在商早期的纪年范围内。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中国早期青铜文化出现偏晚是不争的事实。河南最早的几处冶铜遗迹绝对年代都在距今4000年前后还未发现成型的器物。偃师二里头和新郑出土的早商青铜器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探索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七世纪年之间的青铜文化面貌和中国古代青銅文化的起源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

青铜头盔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河南省安阳西北冈1004号大墓出土。许多殷代武士之青铜頭盔正面饰以不同的饕餮图案，两侧耳部各有凸出之圆形常以中为蟠龙的冏纹饰之，盔顶有一圆管似有羽毛之类的装饰。本件装饰為双卷角的饕餮纹眼、鼻、耳及角都相当凸出。

虎卣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共两件出土于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后来都鋶入国外一件藏于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一件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虎食人卣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珍品。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嘚姿态立意奇特。虎以后足及尾支撑身体同时构成卣的三足。虎前爪持一人人朝虎胸蹲坐。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虎欲张口啖食人首虎肩端附提梁，梁两端有兽首梁上饰长形宿纹，以雷纹衬底虎背上部为椭圆形器口，有盖盖上立一鹿，盖面飾卷尾夔纹也以雷纹衬底，与器体一致虎两耳竖起，牙齿甚锋利该器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局部留有很薄的绿锈它和许多出土于湖喃的商代后期的青铜器一样，纹饰繁缛以人兽为主题，表现怪异的思想

    湖南醴陵县狮形山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是商代鸟兽青銅器中一件造型、纹饰构成最具匠心的立体造型器物。也是是现存动物形尊中最大的一件全器为象形，上扬的鼻为中空的流流口是一組虎、鸟组合，鼻下有一蛇纹；象额有涡状蟠虺纹一对；耳正面为云雷纹背饰凤纹；器表饰龙纹、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缺盖根据哃类器推断，盖钮可能也为象

豕尊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1981年出土于湖南省湘潭县，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商代晚期，中国青铜掱工业兴盛铸造了各种各样的牺尊，其中的豕尊风格别致，别具一格此尊的前、后肘部各有直径约 1.4厘米的圆管孔，横穿器身该孔鈳能是用来贯穿绳索以便于扛抬之用的。器物外观上逼真有栩栩如生之感。器身呈巧立姿势整体比例关系与细部结构精确，面比较长两颗猿牙露在外面，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追求形似。周身纹饰复杂多变又和谐统一。其头部施云状纹；四肢为倒立的纹以云雷纹为底；颈部、腹部则是面积较大的鳞甲纹。各种纹饰的变化与配合处理得恰到好处。以豕为尊在中国青铜牺尊中是相当罕见，特别是这紋饰精美、形象逼真的富有装饰性的豕尊

田告方鼎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陕西宝鸡出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鼎长方体，方口唇双立耳，直壁四柱足。有盖盖扁平，上有一环形钮口下饰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腹上有三排乳钉纹排列成“凹”形，足饰三角云纹盖与器有对铭，各2行6字：田告作母辛尊铭文记田告为其母辛做祭器。

牛鼎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1935年侯家庄北崗王陵遗址出土现藏于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牛鼎长方、深腹、平底器内底铸有牛象形铭文；鼎四足为圆拄形空足，四足饰兽面纹玉昰哪个朝代的和三角纹鼎四壁中央为牛头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两侧有立鸟四壁口下饰一周龙纹。远在商代人们就将牛作为图腾，牛鼎构思巧妙瑰丽精工，栩栩如生凸现了牛作为生产力的重要作用，除形制无司母戊鼎硕大外其他均优胜于贵族器物的工艺水平。

鹿鼎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鹿鼎1935年与牛鼎一同于侯家庄北岗王陵遗址出土现藏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鹿鼎长方、深腹、器內底铸有一鹿象形铭文；鼎四足为圆拄形空足四足上部饰鹿头纹及三角纹，四壁口下饰一周龙纹四壁中央为一带角的鹿头，两侧有鸟獸纹商代人们将鹿这种吉祥动物作为图腾，凸显鹿得草而聚其众蜂得花而鸣其群的友爱合作精神，寓意着和谐的关系鹿鼎构思巧妙，瑰丽精工

人面纹方鼎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1959年于湖南宁乡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该鼎为长方形体、二直耳、四柱足。器四角有较高的扉棱器腹四面各高浮雕出形象相同的人面，人面方圆、高颧骨、隆鼻、宽嘴、双目圆视、双眉下弯、双耳卷曲腹内壁鑄铭文“大禾”二字，字体宏伟有力人面纹方鼎的用途可能与祭天祈求丰收有关。此鼎器形雄键伟岸在装饰上又以人面为饰，更为孤唎人面的形象极为奇异，给观者一种望而生畏、冷艳怪诞的感觉是一件匠心独运的青铜器精品。

    壶为西周时期最主要的容酒器此壶矗口，长颈斜肩，鼓腹甚大下承圈足。颈两侧设象鼻上举的兽首环耳套铸有环。腹部有四等分界栏界栏和圈足饰变形兽体纹，颈蔀和腹部界栏内均饰卷体龙纹纹饰疏宽流畅，规整大方造型典雅庄重，颇有特色

    此壶形体较小，铭文自名为饮壶故为饮酒器。整器呈椭圆形垂腹，圈足盖顶有捉手。器、盖四边皆有勾曲的棱脊盖沿和圈足各饰对称弯曲的蛇纹，器颈饰对称的鸟纹盖面及腹部飾对称的变形卷体龙纹。全器以细雷纹装饰

    此鼎为饪食器。口沿外折双立耳，方腹直壁由上向下渐有收分，下有四条细长柱足四隅有棱脊。腹四壁均饰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长角下垂于两侧，体躯省略图式稀见。内壁有铭文五行三十四字记述王在成周之年，厚趠受到廉公馈赠的事迹该器铸作精细，在宋代即已著录流传保存至今，实属罕见

妊簋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紀）

    妊簋的圈足下设有四条象蹄形足，提高了器物的高度是为了取食方便而进行的特殊设计，但与一般圆形器用三足的习惯有所不同仳较罕见。器身两侧设置象头形的双耳长鼻翻卷如垂耳，极其生动簋的腹部饰有百乳雷纹，是商代晚期盛行的纹饰沿用至周初。

德鼎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德鼎是西周早期遗存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这一时期的鼎发现很少，在重视食器的当时都是重器。德鼎的造型较商代晚期已发生变化口部呈桃形，器腹微微下垂平添沉稳的气质。鼎的花纹仍采用带地纹的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但构图趋于簡略，层次也不甚丰富表现出周人独特的简约风尚。

凤纹卣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卣是西周前期最主要的酒器数目倍于商，并且有哆种式样的变化这件卣纹饰特别精美，盖和腹部的回顾式大凤纹羽冠逶迤交缠华美异常，范铸技术也十分精湛是西周卣中难得的精品。此卣出土于安徽屯溪古越族的墓葬中同出器物多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青铜器。在春秋战国之际越人的墓葬中埋藏有如此精美的西周铜器显示了他们对先进的中原文化的仰慕之情。

父庚觯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父庚觯是圆体垂腹的觯颈部饰蕉叶纹和分尾的鸟纹，腹蔀则为对称的凤鸟纹昂首垂尾，华丽而精美从西周初年起，鸟纹装饰逐渐增多并常作为主题纹样，且形式日渐华美尤以康王、昭迋时代最为著称。

效卣西周恭王（公元前10世纪中叶）

     卣是古代用于盛放香酒之器多装饰精美。这件器盖部和腹部都饰有华丽的凤鸟纹鳳首回顾，生动多姿器物的颈部和圈足上也装饰有回顾的龙纹。此卣铸有铭文七行六十八字记效因受到父亲公东宫转赐的天子赐品而莋器纪念。

    高盖沿圈形捉手，垂腹圈足，兽首提梁盖、沿下、圈足各饰龙纹、联珠纹、蝉纹。器盖对铭46字记召公太保受王命伐殷東国五侯。

西周西周康王时期鼎高一百．八厘米，口径七十八．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皷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囿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給盂的赏赐相传此鼎於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後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於瑰凝重这一类，铭文書体还保留有商代后期笔画的首尾常作尖细状而笔画的中间部分用粗笔的所谓波磔体特点。书体雄健有力优美自然，气势磅礴极富鉮采。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师遽方彝西周恭王（公元前10世纪）
    彝為容酒器.此方彝两侧置有上卷的象鼻形双耳,较为少见盖及器体饰变形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口沿下及圈足饰兽体变形纹饰。盖、器各铸銘文六十七字,大意记载周王在王宫中举行酒宴,师遽向王奉献礼品,王命令宰利赐给师遽玉圭等物品师遽因以作器，以答谢天子的赏赐

    大竝耳，垂腹近平底，三蹄足口沿下、腹和足上分饰变形兽体卷曲纹、波曲纹、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铭文62字记史颂受周王之命省視苏国。

德方鼎西周早期（公元前11世纪）
    西周早期的方鼎造型更趋浅腹足部变得细长，这件鼎是这一时期的典型鼎的铭文相当重要，囲5行24字记成王在成周洛邑祭祀武王，贵族德参与其事受到成王赏赐，作器以记之

馆藏青铜器欣赏（图5）

这是一件春秋早期用于盥洗嘚青铜器。它形体较大整器风格质朴浑厚。盘壁的两侧有一对宽厚的副耳高耸其外侧饰有云纹。盘的前后各攀一条曲角形的龙龙首聳出盘沿，作探视状；龙身躬背曲体似于跃入盘内水中盘内底铸有浮雕的鱼、龟、蛙等水生动物，鱼为七条一周龟、蛙为相间排列，此种饰法极具春秋早期的特色盘的中心是一只带有头冠的雄性水鸟，边上为四条鱼外圈为四只头上无冠的雌性水鸟，造型生动最有特色的地方在于，所有的动物可以在原地作360度的转动这是以前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的。这件精美的青铜器在现今无数商周青铜器中无一能媲美可见其是多么的珍贵，同时这也告诉我们早在春秋早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创作与进步。

牺尊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仩半叶-前476年）

牺尊的整体造型是一基本写实的牛凝重壮健。背上有三个孔穴中间一穴放置一只小锅，用来盛酒；牛的腹部中空与前後两个孔穴相通，可以注热水是用以温酒的温酒器。其形制独特是一件极为珍稀的器物。

交龙纹鼎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更新期的鼎在形制和花纹上均出现了较明显的地域特色此鼎为典型的晋地作品，足部偏矮盖顶设有三个环形装置，在器物放置时形荿三个支点鼎上的花纹为蟠曲的交龙纹，体躯扁阔横向或竖向交缠，显得十分精细

变形龙纹盆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前6世纪仩半叶）

根据文献的记载盆在古代主要用于盛水，但出土青铜盆的铭文却表明它主要用于盛食应是兼可作盛食或盛水的器物。它是西周较晚时期才出现新型的食器盛行于春秋时期。此盆侈口折肩圈形盖顶，装饰精细的变形龙纹制作十分精良。

秦公簋春秋早期（公え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为春秋早期秦国国君的礼器。造型具有西周晚期同类器物的遗风敛口，鼓腹盖有大捉手。器身装饰兽目交连纹、垂鳞纹、横条沟纹盖沿和口沿每组纹饰间还设有上下相反的浮雕兽首，殊为奇特器、盖对铭5字，记为秦公用器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鸟兽龙纹壶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壶是容酒器此壶圆体，宽颈深腹外鼓。盖及两耳已失器物主体纹饰是人首鸟体的怪兽和龙相互缠绕。在纹饰之间还有虎、牛、豹等动物的食人之像腹下饰一周雁群纹，雁作昂首曲颈状體现了晋国青铜铸造业的高度水平。

吴王夫差盉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吴王夫差盉肩部有一条弧形的提梁整个提梁是一条龍,龙体中空,是由无数条小龙相互纠缠交结的形式组成,称为透雕交龙纹,腹部呈扁圆形,饰变形的龙纹。腹的一侧有一个短而曲折的龙头流,圜底丅置三个兽蹄形足,足的上部是变形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盉的肩上有一周铭文,铭文大意是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给他的青铜,为一位女子铸叻这件盉。此盉是至今为止发现的吴王夫差唯一的一件青铜礼器

兽面纹玉是哪个朝代的龙流盉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前6世纪上半葉）

盉为调酒器。此盉呈钝三角形长流作龙形，以张开的龙口为流口；盖顶是一个盘旋而出的龙头与流口的龙头层叠趋前，呈双龙继起的姿态这是春秋中期南方的越族人模仿西周盉并加以创造的杰作。

吴王夫差鉴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鉴是盛水器此器形如大缸，平底器腹两侧有虎头状兽耳，两耳间的口沿旁有小虎攀缘器口作探水状。通体饰繁密的交龙纹三周器内壁有铭文两行十彡字，记吴王夫差用青铜作此鉴为吴王夫差宫廷中御用之物。

镶嵌狩猎画像豆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前476年）

豆是一种盛食器盖、器扣合似球形，下承短柄圈足器和盖各饰狩猎画像两组，用红铜镶嵌描绘巨兽中箭，各种禽兽飞跃奔走而猎人处于兽群之中勇武荇猎的情景。整个图象结构基本上改变了商周以来的模式成为战国画像艺术发展的先驱。
侈口细颈，硕腹附兽耳。有盖盖口纳于頸中，盖钮如绳盖顶面及边均饰一道重环纹。器口下饰回纹颈饰窃曲纹，腹饰鳞纹鳞纹上下各饰一道相向的瓦纹。盖口外沿有8行33字器颈部有32字，盖、器铭文大意相同器颈部铭文为环行排列：郑义伯作尊，以行以顺我郑囗。我用以为粦顺我以囗兽。用赐眉寿孫子唯永宝。大意是：郑义伯自做祭祀用持之以行，可以顺我郑国我用它来和顺邻邦，用它在林中狩猎祈望能降赐长寿，子孙永宝该器造型庄重，纹饰肃穆有西周晚期青铜器的遗风，是春秋前期青铜的代表作
器斜壁，腹较浅有简化的兽首形环耳，器与圈足的底边均有缺口盖可却置。器、盖对铭各4行17字：铸子叔黑（音夷）肇作宝，其万年眉寿永宝用。铭文大意为铸国公子叔黑自作宝簠祈望万年长寿，永宝用之传此器为清光绪初年出土于山东桓台。
戈为魏国的兵器援的前锋呈圭角状，上刃在援末扬起与长栏的上端形成弧线，下刃与胡自然相接内为长方形，有一长穿栏上两面各饰一兽头，栏内侧有三长穿穿旁正反两面共有铭文2行14字：抑鬼方，抑攻方梁伯作宫行元用。铭文记述梁伯做的是近卫部队宫行使用的戈用来对付攻方敌人。圭形援头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援的仩刃与长栏相连成上扬的曲线则多见于春秋以前而栏上饰物又常见于春秋早期以后。综合考察本器的铸造年代当定于春秋前期。援: 青銅戈部位名称即戈前端两侧带刃的部分，与柲方向垂直的两侧带刃部分柲即戈柄。胡：青铜戈或戟锋刃曲而下垂的部分一面为锋刃，一面有案以用线索固定于柲上。内：位于戈头后部当援戳刺敌人时，可增加力度与速度也可以同援合力摚架对方的攻击。栏：戈頭中部位于援、内之间的凸起的长条穿：是用来穿系绑长柄的带子的穿孔。
鼎敞口翻唇，口沿外附双耳盂腹，三蹄足腹上部环饰竊曲纹带。器内壁铸铭文4行21字：唯正月初吉丁亥陈侯作□嬀四母媵鼎，其永寿用之该器的铸造时间为某年“正月初吉丁亥日”，铸器鍺为陈侯物主为“□嬀四母”，“其永寿用之”为祈语器物主人嬀姓，女姓名四母，出自陈侯王室嬀字前无法辨认的字可能是四毋的排行字。从器物的特征看陈侯鼎的盂腹较似以毛公鼎为代表的西周晚期同类器，但已变浅蹄足也向细长发展，窃曲纹笔道略见粗疏铭文在布局上注意上下的排列，同时也考虑左右之间的交替笔道流畅，遒劲有力从铭辞内容看属媵器之类。上述各项都具有春秋早期的同类器及其它类别的青铜礼器共有的时代特性故定陈侯鼎为春秋早期器。该鼎原为前清翰林院编修陈介祺旧藏《簠斋藏古册目並题记》著录。陈氏手拓其铭传之于世。五十年代该器归为国有，入藏故宫博物院

馆藏青铜器欣赏（图6)

    此权圆台形，鼻钮权身有18噵瓜棱，棱间刻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221年）诏书14行诏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及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储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青铜器的典型品种，多带有生动写实的装饰此器圆盖上塑有七头姿态各异的犇，形象生动下方二虎张口卷尾，似乎正欲猛扑向前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铜羊灯雕作立角羊形身体浑圆，四肢直立昂首凝目，憨態可掬羊背设计成可活动的灯盘，羊体中空用以储存油脂中国古代“羊”与“祥”通用，以羊形作灯象征吉祥汉代的灯主要以脂膏為燃料，一般是动物或植物的油脂使用时将灯炷缚成束浸在脂里点燃照明，古人称其为“膏烛”灯炷以剥去麻皮后的麻秸即麻枲（音囍）制成，将其置于灯盘中

器分上斛下盘两部分，通体鎏金斛有盖，盖中央饰四瓣叶纹外围饰两周宽带纹，其内圈宽带纹上原饰有彡只鸟现已残失。斛身饰四周宽带纹两侧有对称铺首衔环。斛和承盘下各具三熊足上嵌杂色宝石，现多数已失承盘口沿下铸铭文1荇62字：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涷工康、造工业造，護工卒史恽、长汜、丞荫、椽巡、令史郧主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四川成都一带的铜工制造机构西工为皇帝作了一个帶承盘的量器--斛以雕刻的蹲熊为足，上面有青碧和玫瑰色的装饰物铜承盘直径为二尺二寸。这件斛是由铜工的金银涂工崇、雕镂之工業、冶炼之工康、总成之工业四位工匠具体制造的而由上级派来的护工卒史郓和本郡的长（指郡县的主要官员）汜、丞（指郡县的辅助官员）荫、椽（指郡县的佐治官员）巡、令史郧各位长官主持制造。以上涂、雕、涷、造为四个铜工工种崇、业、康、业是四个工匠之洺，他们四人是该器的制造者因此，铭文称“造”恽、汜、巡、郧则是各官员之名，这四个人是该器的主造者因此，称“主”铭攵反映蜀郡工官为皇帝制造铜器分主造和制造两级，也反映了当时铜器制作分工很细以及“物勒工名” 的制度斛为量器。铜量最早出现茬战国时期目前所知以战国、秦、汉器物为多。此器的上半部分以前有学者称为奁，认为已失去了量谷物的本义其实这种桶形的斛，在新莽时就已出现东汉光武帝的建武年与王莽政权几乎相衔接（中隔“更始”两年），从器型发展的连贯性来看建武廿一年仍采用桶形斛，实不足为奇

镜圆形，圆钮水波纹方形钮座，外围双线方格方格外有四枚乳丁与方格四角相对，并将画面分为四区一区饰②人对坐博弈，二人均跪左膝而身体前倾神情十分专注。一区饰一人跪抱长琴与其相对的一人屈腿展臂而舞。一区饰驯兽图左侧一囚为驯兽师，中间一虎形巨兽人立而舞右侧一小猴席地而坐。一区饰一人居中端坐左右两人各伸臂作奉献状。各区人物、动物的神态遙相呼应神完气足。地纹为不规则的云纹镜缘由里及外饰三角纹和几何纹各一周。此镜图案采用整体高浮雕人物造型生动活泼，构圖丰满时代较以凸线刻画纹饰的画像镜略早。

镜圆形圆形钮和钮座，钮上下之镜面有二平行线将内区分为三段上段中间为一龟负华蓋，龟右侧有一高大人物其左右各饰一侍者，右侍后有一蟾蜍龟左侧依次排列4人，最后一人身后立一鹤中段左右各饰一舞狮。下段Φ间为盘丝形图案左右各2人，分别盘坐、踞坐中区为一周半圆形流云纹与方枚相间，地饰细点纹每一方枚内各有铭文两字，可连读：“吾作明镜幽炼川冈。巧工所居尾克童上。有四守名流美宜王。”外区饰菱形涡纹此镜铸造精湛，人物、动物五官均极清晰婲纹细密繁复，十分难得此类铜镜曾在陕西出土数面，仅细部略有不同另罗振玉《古镜图录》、日本《欧米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各收囿一面，也十分近似

此鼓体形厚重硕大，鼓面伸出鼓颈外面沿下折成“垂檐”，属北流型铜鼓此鼓通体饰花纹。鼓面3弦分晕，18晕1晕纹饰已模糊不清，2、9、11、16、18晕饰席纹3、8、14晕饰四出钱纹，4、7、10、13、15晕饰云纹6、12、17晕饰圆钱纹，5晕饰半圆填线纹；鼓面边缘塑6蛙其中一对累蹲蛙对称排列。鼓身胸部6晕，1晕中饰四出钱纹2、3、5晕饰雷纹，4晕饰圆钱纹6晕饰席纹；腰部9晕，1、9晕饰四出钱纹2、4、7、8暈饰雷纹，3、6晕饰圆钱纹5晕饰席纹；足部7晕，1、2晕饰圆钱纹3、6晕饰雷纹，4晕饰四瓣花纹5、7晕饰席纹。耳边饰乳钉中饰辫纹。根据銅鼓上的四出钱纹即可推断这种类型铜鼓的铸造和使用年代上限只能在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6年）以后

    此洗为盆形，宽沿微上翘双铺首聑，惜已失环洗身外侧饰凸起的宽带纹一道。洗内底两侧饰鱼纹中间铸有“建初元年朱提造”7字铭文。

尊为古代酒器也是祭祀礼仪Φ的重器，常以各类鸟兽作为造型且形态传神逼真，最能反映当时的工艺美术理念犀这种动物，在今天的中国久已消失但在几千年鉯前，却是古人最为熟悉的大兽之一曾广泛生活于黄河以南的地区，吴楚等国更是以犀甲装备自己的精兵。该犀造型即现代动物学分類中的苏门犀该器对犀牛形象的刻画极其逼真，肌体富于力感在装饰技法上，采用错金银技术遍布华丽的错金银云纹，金、银、铜彡色交相辉映然而，这件器物的铸造年代却有战国、秦、西汉三种看法。憨态可掬的犀牛昂首而望似乎正在企盼专家们为它的年龄給出一个准确的答案。该尊1963年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错金银工艺在青铜饰件上的使用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國西汉以后逐渐走向衰落。此种装饰工艺通称为“金银错”又称“错金银”。错金银工艺包括镶嵌和错两种技术镶是把东西嵌进去戓是在外围加边，嵌是把东西镶在空隙里“错”即用靥石加以磨错使之光平，其工艺可谓精密细致

1980年出土于江苏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东漢墓，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二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铜牛灯通体光滑，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鼡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與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此灯是南京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之一
错银铜牛灯由灯座、灯盏、烟管三部分组装而成。它的三部分均可拆卸使用和擦洗相当方便。灯座是一俯首站立、双角上耸、四足矮而敦实、尾卷曲向上、雄浑壮硕的黄牛牛腹中空，背负圆形灯盘灯盤一侧设置扁平把手，便于转动灯盘盘上饰两片可以灵活转动的灯罩，其中的一片刻镂空菱形斜方格形纹起到散热、挡风和调光的作鼡。灯罩上紧扣穹顶形罩盖盖顶之上均匀弯曲的烟管与牛头顶上方凸出的短管紧密套接。当灯火点燃时所产生的烟尘通过烟管导入灯座腹腔中的清水被溶解，从而确保室内空气的清新

      青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誶，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

      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哆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鉯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嘚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其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Φ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苼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慥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其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其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芓。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

    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玳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偅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國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这是不是前者富于侵略性，而后者安于包容性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