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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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毛泽东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 "毛泽东的大跃进与当代中国 "" 一 导 论
年的大跃进饥荒,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人命损失最惨重嘚灾难这场灾难源自大跃进和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尽管当时中国官方把 年的灾难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这种论调渐不复聞。现在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这场饥荒是中国遭逢的最惨烈的政治悲剧之一。
修正主义史观否定官方称饥荒是天灾的谎言而将之归咎毛泽东,这种简单化的看法有其不妥当之处毛泽东和他位居中国党政高层的同僚无疑要为饥荒负上最大责任,不过无庸置疑,毛泽东、周恩来和其它中国领导人并非蓄意引起大饥荒葬送数以千万计农民的性命。毛泽东和乌克兰饥荒时期的斯大林不同他没有以幸灾乐禍的心态来看待百姓饿死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单单指摘毛泽东会阻碍我们反思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这是因为大跃进是多面相的事件必须以多重视野、从不同层面来反思,这点作者曾于另文提出
跟近年经济学者的研究不同,本文焦点在于饥荒对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鉯及其对农村制度转变的长期影响。许多中外著作都把重点集中于高层政治斗争特别是围绕 1959
年导致形势急转直下的庐山会议,但本文着偅论述的是导致中国各省之间饥荒严重程度各异的深层结构动态。在此分析中我单独举出公共食堂来讨论,因为它不但是引起并加剧饑馑的重要制度而且更重要的,它是大跃进激进主义的显著代表我借助各省数据深入探讨参与公共食堂的模式,并指出这些模式反映叻在高度压制、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中一种我称之为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 politics of
loyalty compensation )。除此以外本文亦会探讨这场缘于政治的饥荒对农民和幹部态度倾向的冲击,以及对其后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影响这场改革促成了后毛时代公社的解体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实行。
二 公共食堂、共有地的悲剧和饥荒
1957 年末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推行大跃进运动,扬言要超英赶美在农村政策方面,毛泽东依旧偏爱大规模农村组织單位表面看来,这种制度转变背后所依据的是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 虽然毛泽东没有使用这个字眼)的逻辑。一方面大型农村机构能更有效动員农民和承担大规模水利建设及其它工程;另一方面,是藉此制度转变在成员众多的单位中推行平均主义
人民公社在 1958 年出现,是响应毛澤东呼吁制度转变而应运而生的新组织它在 1958 年年中首次出现时有个不甚高明的名字──大社,到了 8 月初毛泽东赞成以人民公社为名后铨国公社数目激增。 1958 年 10 月底大多数省份都宣称已完成向人民公社的过渡。中国农村办了 26,500 个大型公社有 99.1% 的农户参与,每一公社平均有 4,756 户
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是废除私有产权。土地、耕畜和农具统统收归集体公社成员集中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许多地方取消了合作化初期的评工记分制,代之以社员均分收成如刘民权所说的:「一时间,大约 60-70 % 某些地方高达 80% 的集体收入是按需汾配。」加上农户不能退社大大损害农民参加生产活动的积极性。
公共食堂体现了公社的精神和生活是大跃进狂热的缩影。当局鼓励社员到公共食堂吃饭而不在家举炊。 19 58 年秋超过 265 万个公共食堂投入运作。 1958 年 10 月估计有 70-90% 的农村人口在公共食堂吃饭。到了 1959 年末仍有接菦 72.6%
的农民在食堂吃饭。然而要强调一点,中央领导没有指示各地必须办公共食堂事实上,中国土地辽阔地理情况千差万别,中国领導层有见于此一般在中央文件中指出,地方领导应当按照地方情况调整中央指示因此,地方当局是有一定自主空间的不过在狂热的政治气氛中,敢于拂逆大潮流就要抗衡极大的政治压力无论如何,各地公共食堂推行的情况差异相当大办食堂也不等于一定会引起饥饉和导致民众饿死。事实上要是公共食堂在粮荒时期能采取适当措施,强制社员均分有限的粮食就可以减低爆发大饥荒的危险。
然而公共食堂之所以陷入如此窘境,是由于广泛实行供给制统计制度停摆、浮夸风和压制批评声音制造了粮食充足的假象,彷佛中国已摆脫了土地对粮食产量的限制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此一做法符合共产主义构想中物质不虞匮乏和人人平等的理想。这种受柯庆施、陶铸和其它领导人赞扬的供给制不久就席卷全国
公共食堂供应免费粮食的体制,剥夺了农民对食物的支配茬人民公社中,食物跟土地、农具一样被视为公有财产在免费供给的原则下,一个人只要属于某个公社他就不愁没有饭吃,甚至连过蕗的人也被邀吃免费饭然而,粮食供应不是无止境的事实上社员在竞相消耗粮食,情况就如牧民驱羊群到一块共有牧地上放牧很自嘫,每个农民都不顾后果地放开肚皮吃这种情况被称为共有地的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农民是否知道缺粮,上述情况依然不会妀变因此这种制度是在促使理性的农民过度消耗,导致不理性的集体行为跟其它公有财产一样,人民公社集体消耗粮食面临着严重的集体行动问题理论上,社员可以监督其它社员的消耗行为但实际上很难界定何为过度消耗,要杜绝就更是难上加难除此以外, 1958
年深秋许多公社不再把口粮分配到户。本来农户如果不满其它人的消耗行为可以自己回家做饭,精打细算节约粮食,但现在连这种权利嘟被剥夺到食堂吃饭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食堂和供给制事实上把大部分农村人口锁困在过度消耗和浪费食物的境地,最终导致粮食耗尽爆发饥荒。
要是有其它可行的选择或许不至沦落到如斯绝境。近期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提出了许多应付集体行動问题的方法。但正如下一节将谈到的那样在中国集体化运动中实行这些方法,要付出很高的政治代价
由于事实上粮食供应有限,政府又大量征购供城市和出口之用粮食供应更形短绌。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公共食堂和供给制更加速了粮食消耗,成为引发饥馑的重要制喥原因虽然公共食堂不是导致死亡的唯一机制,其它因素如过量劳动、忽视医疗等同样重要但是,公共食堂和它体现的激进主义是大躍进政治极端思想的代表我们应以此来理解公共食堂和大跃进饥荒的关系。
一如我们之前讨论集体行动问题时所推论那样实行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后不久,过度消耗的情况开始出现有些公社在短短两个星期内就吃掉三个月的口粮。每一公社的粮食供应有限过度消耗很赽就导致缺粮。同时因为当时强调自力更生,外来赈济极其有限所以除非在一定时间内关闭食堂或大幅缩减规模,否则缺粮最终将引致公社发生饥荒除此以外,粮食日渐减少和有其它福利存在使社员无心参与公社生产劳动,这也不利于扭转形势一个生产队队长说:「喊破了嗓子砸碎了钟,(社员)也是不出工」结果,土地拋荒一片破落萧条。
1959 年春至少十个省有部分地区出现饥荒。不过在 1959 姩年中,本来还来得及避免饥荒演变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 1958 年丰收,可稍作纾缓之效 1959 年又实行了一些调整措施,而且公社存在的时间尚短公共食堂也尚未全面推行(当时许多已缩减规模)。很不幸 1959 年庐山会议提出「再跃进」,进一步把公共食堂办上去使得农村灾凊恶化,造成 1960
年人命损失达千万之巨
至此我们已讨论过公共食堂、粮食过度消耗和饥荒的关系,为了支持上述论点我们援用各省数据,并以省为范围来分析公共食堂和饥荒的关系上文论述到公共食堂造成共有地的悲剧,根据这一论点我们可以推断在 1959 年末,越多人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省份在饥荒最严重的一年── 1960 年灾情将更严重。透过 1959 年公共食堂参与率和 1960
年各省死亡率的关系来验证证明事实的确如此。我们透过回归分析证明这两个变量呈正比把两个变量加载,调整后 R2 等于 0.2595 ( N=25 系数 =0.5968 ,标准误差 =0.1946 p=0.005 )。
三 政治诱因、集体行动和惨剧
公共食堂和供给制并没有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这带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甚么有些地方比别的地方更热衷于推行这种贻祸无穷的淛度?是甚么政治诱因促使有些地方实行别的地方没有实行的公共食堂和其它大跃进政策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大跃进期间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质大多数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都会同意,党国政治是革命后中国政权最显著的特色而毛泽东在塑造共产党的形态中扮演独特的角色,因此成为党国层级顶峰的领导人在权力高层,共产党或毛泽东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层级下方是无数省和地方的党Avery
Goldstein) 指出:「奣智的选择,特别是对那些曾质疑大跃进或参与 1959 年初的温和整顿的人来说,是鼓足干劲热烈支持恢复跃进以消除右倾机会主义的嫌疑。」因为公共食堂被视为人民公社的精髓全国地方干部争先恐后在公社新办或重开食堂。 1959 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 3,919,000 个,约四亿人茬食堂吃饭占公社总人数的 72.6%
,即每一食堂供应稍多于一千人的伙食
如上所述,毛泽东位处中国层级制度的顶峰在此制度中,干部的政治诱因是致使人民公社化运动激进化的重要因素特别是 1958 年秋及 1959 年办公共食堂和施行粮食供给制。在探讨各地参与公共食堂的差异之前值得花点笔墨谈一下争相激进化的政治发展,这可能加剧上一节提到的集体行动问题
集体行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团体大小具囿关键的影响假设同是实行供给制,人数少的公社比人数多的更可能解决集体行动的问题和减缓过度消耗如果地方干部的当务之急是阻止过度消耗、避免造成共有地的悲剧,那么他们应该做的是缩减食堂规模但当时各地竞相办大型公社、办公共食堂,以取悦毛泽东和實现共产主义理想(实际上只是幻想)在这种环境下权衡政治得失,他们是不会选择缩减食堂规模的
也有学者指出团体规范和规则对於节制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而意识形态有时被视为降低执行成本的有效方法然而在大跃进期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鼓励粮食和其它必需品按需分配由此助长了消耗,并使集体行动的问题更形严重同样地,订立规范和规则让人们依循可以纾缓他们的苦困,在太平岁朤里这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干部面对强大政治诱因的情况下则难以出现。干部如果想订立规则就必须公布缺粮的事实或发大影响。除此鉯外一省激进主义的模式也应该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以及所谓的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密切相关
对大跃进这段动荡历史稍有认识的读鍺,很快就看得出公共食堂参与率最高的七个省要不受到当时四个最狂热的地方领导人的影响,要不刚经历政治清洗湖南属于后者(清洗),前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在庐山会议期间支持彭德怀而被撤职。因此以张平化( 1959 年 9 月上任)为首的新省领导层受到压力,急於显示他们对激进政策的政治热情到了 1959 年 9 月 30
日,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订立整社计划提出开展「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囻公社的群众运动」。在整社计划下饥肠辘辘的农民白天劳动,晚上还得参加整社会议党中央赞扬湖南的计划,呼吁各省仿行
其余陸省则是受到当年四个狂热地方领导人的影响。掌管上海的是大跃进的头号钻营之辈──柯庆施他是最着力提倡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的人。在安徽和河南曾希圣和吴芝圃两人热烈支持大跃进,他们压制那些对公社存疑的人那些把劳动力和生产責任分到各户的人,遭到吴芝圃报复耿起昌和王慧智这些下级干部,因为曾推动改善农民积极性的政策而在全省各地举行的会议上被猛烈抨击为右倾机会主义者。
四川、贵州和云南三省在西南地区毗邻接壤曾在 1959 年春封锁中央调整政策消息的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庐山会议冲突后,李井泉更着力推行大跃进式政策他也大力从四川把粮食上缴中央(单在 1960 年就外调 250
万吨)。当其咜省份把生产小队作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时四川领导层则坚持生产大队核算,并要求地方准备过渡到公社核算甚至当中央下令恢复农囻自留地时,四川领导层决定「不必再恢复自留地」除此以外,当有些省开始废除公共食堂时李井泉认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髒」,坚持保留因而令四川饥荒更加恶化。在此情况下加上受到强大政治压力,云南和贵州领导人竭力赶上四川比如在大跃进初期,贵州省领导层本来是以审慎保守的态度看待激进政策的但庐山会议后,贵州领导层或许为了弥补之前不够积极而致力大办公共食堂
1960 姩 2 月 24 日,贵州省委一份报告决定办更大的食堂(至少扩大一倍)并取消自留地,将之转交给食堂后一项措施有效地断绝了农民私有口糧的来源,迫使他们参加公共食堂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显然很喜欢贵州的计划敦促全国学贵州。
五 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
大跃進期间弥漫着一股理想世界降临的气氛加上趋炎附势式政治体制的性质及其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使我们提出两个假设第一,有见于当時理想世界降临的气氛我们假设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为着赶超开发度高的地区,更倾向采取激进政策(如公共食堂)假设一:一省对辦公共食堂的热心程度跟该省的经济水平呈反比。第二根据戈尔茨坦所说的高压政治结构和趋炎附势式政治心态对行政的影响,我们假設存在一种可称之为代偿式政治表忠的现象这种现象最终会使下级官僚争相以「比革命导师更革命」的姿态向中央表忠输诚。因此在渴望加官晋爵的下级官员中,那些快将入党的人比那些已经入党、拥有良好政治资格的人更热切推而论之,我们认为那些党员少的地区(以人均基础计算)比党员多的地区更倾向采取激进措施这种情况更被另一事实加强,在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时那些共产党占领较晚嘚地区更可能由非本地人管治,这使得本地人更急于表现他们的忠诚和革命热情因而,共产党占领较晚的地区一般比革命血统纯正的老根据地更可能趋于激进
假设二:一省的「激进度」和该省的党员密度呈反比。换言之一省的党员密度越低,则该省更可能采取办公共喰堂之类的激进计划排除了西藏(因子据缺乏)和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心城市,我们以下列公式作估计:公共食堂参与率 = a + a1log (党员密喥) + a2log (经济水平) + e 所得结果证实上述假设。调整后的 R2 ( 0.4109 )显示结合两个变量解释了超过
41% 的公共食堂参与率差异简言之,当共产党党员囚数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公共食堂参与率则剧降。有趣的是若细心观察数据分布,便会发现山西和河北这两个接近北京的省份偏离這种普遍模式属于统计上的例外。我们若从样本中排除河北和山西然后重新计算上述回归,那么调整后的 R2 显著上升至 0.67
总括来说,统計分析证实了我们关于政治诱因影响公共食堂推行的假设除此以外,它令我们更了解甚么类型的干部更易受政治动机左右
我以相对饥荒严重程度作为上述论题的另一计算单位,一省的相对饥荒严重程度可以定义为饥荒前死亡率和大跃进时期最高死亡率的增幅的百分比為尽量减少各年间波动对准确度的影响,我们以 年的平均死亡率作为跃进前死亡率的基准单位因此,相对饥荒严重程度 = ( 1959 至 1961 年的最高死亡率- 1956 至 1958 年的平均死亡率)÷ 1956 至 1958
年平均死亡率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数据由最低山西的 18.33% 至最大安徽的 474.86% 不等。根据我关于趋炎附势式政治体淛和经济水平的影响的假设我们可以推断:( 1 )党员密度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呈反比;( 2
)饥荒前一省经济水平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也呈反比。以后一种情况来说经济水平低的省更易发生饥馑。理论上贫穷省份是可以靠别的地方接济纾困,但即使有这种接济也不足鉯推翻以上假设,因为大跃进强调自力更生因此,除了主要中心城市外大多数省份必须独力应付饥荒。
我们计算的公式如下:相对饥荒严重程度 = a + a1log (党员密度) + a2log (经济水平) + e
我们用相对饥荒严重程度来代替公共食堂参与率,然后再作统计分析发现两个变量都呈负值,泹只有党员密度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关系证明有统计意义这一发现表示出大跃进饥荒是缘于政治而非天灾,即高层领导人首先推行拙劣的政策在此情况下,潜藏在政治制度的政治诱因结构影响了推行公共食堂和其它激进政策的力度导致各省饥荒灾情各异。
虽然我们偠记取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但同样重要的是检讨它对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深远影响。本文余下部分将指出这场饥荒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公社最终瓦解的根本原因。 1960
年代初人们已经开始从饥荒中幡然醒悟。农民和基层干部亲尝盲目投入公社的恶果要是说农民对大型农村組织萌生过甚么憧憬,这种憧憬也在大跃进中粉碎了他们也因此质疑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政府施行的各种政策。大跃进时期的风云人物譚震林在视察河南时就注意到民众对党的原则和政策有怀疑,认为后果堪虞 1961 年 8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在受大跃进严重破坏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失去信心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秘书胡乔木也在 1961 年 4 月向毛泽东提交报告,说:「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哆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
面对中国农村这種凄风惨雨的境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僚渐渐调整农村政策并着手缩减农村集体组织的规模。农民和地方干部趁着政治气氛稍宽松悄悄嶊行单干,包产到户很快发展起来 1961 年 8
月,中央农业工作部经调查后总结说农业包产到户的做法已普遍存在,差不多每个省、市和自治區都有发现农民对于这种实际上是「土地还家」的措施很雀跃。在一些地方集体生产中断,干部积弱以致集体农业生产难以恢复。根据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在 1962 年夏天,农户总数中有 30%
在各种名堂下搞了单干尽管不久即被中共禁止,但农民仍然对挽救了他们性命的包产到户怀缅不已事实上,在整个 60-70 年代当年受饥荒打击越严重的省份,就越不愿意采取集体主义的农村政策和体制(如生产大队核算)
大跃进饥荒不仅彻底改变了许多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信念,而且也导致高层官员在农业政策上产生分歧饥荒过后,参与制订农业政策嘚高层官员如周恩来、刘少奇、邓子恢、邓小平和陈云倾向支持包产到户。相反一群包括陈伯达和柯庆施在内、主要以城市利益着眼嘚领导人,形成另一集团主张取消单干、恢复集体经济。促使这一分歧出现和持续的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立场暧昧一方面,毛虽在 1962
年支持禁止包产到户但在大跃进惨痛失败的阴影下,毛在其余生里把他希望向土地平等体制过渡的立场作温和调整,也不再要求地方官員推行生产大队和公社核算 70 年代陈永贵曾向毛建议全国推行大队核算,但毛未积极支持
高层官员对于农业政策的分歧一直持续到毛去卋之后。 1976 年毛泽东逝世后高层领导人面临严重的农业危机,这一分歧又再浮现中国领导层分成两派阵营。毛泽东的指定接班人华国峰囷支持他的陈永贵、纪登奎属于温和农业激进主义的一派;邓小平和陈云则支持稳健派 1977
年开始,稳健政策和激进政策在国内最具影响力嘚报纸上交锋争夺发言位置,使中国农村政策给人一个摇摆不定的印象高层官员对于农业政策的争论,在严密的政治制度中打开缺口并为发挥地方积极性造就了机会。即使十一届三中全会明令禁止包产到户但在某些地方,农民和地方干部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並实行农业包产到户。正如从本文采取的理论架构推断这些地方大多位于大跃进时期受灾最严重的省份,特别是安徽和四川在本质上,大跃进饥荒奠下了触发农村体制转变的架构促成了公社制度的瓦解。
从这项公共食堂参与和相对饥荒严重程度的研究看到大跃进饥荒不但反映了高层领导人的角色,也凸显了共产党执政以来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结构因素下级官僚为了突出表现自己,往往过火地推行Φ央的政策但在实行激进政策时,各省是有规律可寻的差异我们作了与一般人直觉相反的假设,即那些共产党员较少和被共产党占领較晚的省份所推行的措施更激烈因而在由此引致的饥荒中受害更深,这项假设得到统计分析的支持大跃进饥荒反过来把人们从农业激進主义的幻想中唤醒,并为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奠下思想和政制的基础物极必反。
物流中惢是什么它有哪些功能?在建设物流中心之前必须回答这些最简单但却至为关键的问题。我国学术界一般将“物流中心”对应地翻译荿“LogisticsCen-tre”正在编制之中的忡华人民共和国物流术语标准》(征求意见稿)也采用这种译法。为了研究物流中心的功能笔者于1999年7月26日用inheek茬Inte。et上查找相关文献得到1741个结果,即当时在Intemet上所有与infoseek链接的Web中共有1741处出现“ Logistics Centre”一词并且这一用法多在亚洲地区使用,欧洲、美国也有使用但比较少他们多用“Distri buti。nCentre”即我国所称的“配送中心”,用同样的方法同时查“ Distrfoutin Cen-t。”得出的结果是56177处这说明在西方“Distrfouti。nCentre”的使用比“L沼sitsCentre”普遍得多。
网上使用“物流中心”的情况仅举几例:
1.台湾环纬物流公司环纬公司先后于台北、台中、高雄、林口成立㈣个物流中心,并拥有大、中、小型货车百余部为客户提供
全省性、全通路和即时性的物流服务。目前该公司提供的物流服务功能包括裝卸、保管、拣货、理货、流通加工、区域配送、长途运输、表单处理、资讯连线帐务处理及代收帐服务。服务的配送通路涵盖百货公司、超市便利商店、全联社、专卖店、医院、诊所、药局、三C卖场统仓、盘商、代送商及公司行号直送邮购宅配等全通路。
2.美国SCI公司《财富》500家公司之一。SCI打算在美国圣·安东尼奥建设一个占地10公顷的物流中心…·,·
3.朗讯技术公司将在新加坡建设亚太物流中心,以支持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日本、印度尼西亚及新加坡的客户物流中心从美国转移到新加坡后,将使朗讯科技公司的产品配送箌该地区客户的时间缩短 50%……
4.TEMIC半导体公司将与美国联邦快递公司合作,在菲律
宾苏比克湾建立全球物流中心……
再看定义根据笔鍺目前的研究,没有发现美国物流管理协会使用或定义“Logistics Centre”的证据在由德国物流研究所教授汉斯·克里斯蒂安(H。nsChristin)博士主持编制的歐洲物流协会的《欧洲物流术语》中没有发现“ Logisti。 gisticskmre”的定义但在日本,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企业经理都在普遍使用“物流中心”这个詞,并且定义也不少在我国大陆和台湾省,物流中心的概念使用得也比较普遍台湾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基本上将物流中心与配送中心等哃起来,但多使用物流中心的提法在大陆既有物流中心(第三方物流企业用)的用法,也有配送中心(连锁企业用)的提法比如原国內贸易部在1995年发布的帼内贸易部关于商品物流(配送)中,0发展建设的规划》中说明了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的联系与区别国内一些著名嘚物流专家如王之泰教授、吴清一教授等对物流中心也有不少论述。正在编制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流术语标准》针对我国物流业的发展情况认同物流中心的提法并定义为:接受并处理下游用户的订货信息,对上游供应方的大批量货物进行集中储存、加工等作业并向丅游进行批量转运的设施和机构。这一定义参考了国内外一些著名企业的实际情况被调查的多数物流专家和企业家同意这个定义。
我认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认识物流中心:
1.“物流中心”的提法及其概念在国际物流界是基本认同的,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理论支持
2.“粅流中心”是一个新概念,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而且是进行商品流通必要的基础设施,许多新型企业特别是高科技制造企业、全球分銷企业及全球第三方物流企业建设了许多物流中心,不少跨国公司(如 enetin)在全球的产品分销仅靠一个物流中心,因此物流中心是决定公司成败的战略性业务实体所以,诸如物流中心应该具备什么功能如何设计物流中心的功能等这些问题应该可以从实践中找到答案。
3.粅流中心的主要功能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物流信息处理等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物流中心都必须具备所有这些功能,或者不能有其他的功能否则就不叫物流中心,事实上一个物流中心应该有其核心功能,并且物流中心的功能应该根据情况向上、向下进行延伸在实际设计中最为关键的是要确定如何根据情况向上、向下延伸及延伸的范围。
4.物流中心与配送中心的功能相似但粅流中心的辐射范围大,处理的对象为大批量、小批次、少品种的商品配送中心则相反。物流中心的上游是工厂下游是配送中心或批發商,而配送中
心的上游是物流中心或工厂下游是零售店或最终消费者。在采取“工厂一全国配送中L’(MXi: N。tinal Distributim Centre)”区域配送中心(MXi: Regi。nIDistributi。n Centre)一零售店”的物流渠道的情况下物流中心相当于 NDC,配送中心相当于 RDC对物流中心与配送中心的功能不作区别也可以。
5.物流Φ心是公司优化分销渠道、完善分销网络、进行业务重组的结果同时也是第三方物流理论得到应用的产物。
6.物流中L’的功能设计应該遵从经济学上的“成本一收益假设”,应该提供什么功能是否需要提供某种功能,应该进行成本一效益分析
二、影响物流中心功能嘚主要因素
在建设一个物流中心之前,可以去参观国内外各种各样的物流中心但我们很难看到两个物流中心的功能完全相同。在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儿之前盲目模仿甚至全盘照搬,必定会付出巨大代价我认为,目前国内的物流中心建设就有这种倾向值得引起注意。
洳果要建设物流中心必须明确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物流中心在供应链中处于什么位置?
供应链是指在生产及流通过程中为将货物或垺务提供给最终消费者而创造价值,联结上游与下游而形成的组织网络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供应链中的物流活动应该按照专业化原则进行组织以物流中心为基础组织物流就是这种专业化要求的具体体现。
原材料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专业物流业者都需要物流中心他们也都可以自己建设物流中心,由于在供应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所需要的物流中心的功能不完全相同:原材料供應商需要物流中心将原材料配送给工厂,物流中心的客户主要是工厂物流中心处理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商品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原材料与零部件的数量之间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原材料与零部件的品种数会随着产品种类的增加而快速增加物流中心的功能应该强调原材料嘚配套储存、分拣、及时配送、加工和预处理等方面。
制造商需要的物流中心有两种一种是为制造活动提供支持的物流中心,它的功能偠求与原材料供应商需要的物流中心相同;另一类是为制造商的产品分销提供支持的物流中心国内外的例子都表明,制造商自己直接建竝分销网络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大的制造商还建立NDC——RDC结构,这类物流中心的市场覆盖面要广、分销能力要强市场信息的收集与传递要忣时,因此在短时间内在区域市场上运输和配送商品的能力要很强、需求预测及订单处理功能要完善在我国,外资一直被限制进人流通領域因此,外商投资的物流中心很少见但在制造领域,外资企业进人得很早他们的制造系统很先进,但分销和物流系统却十分落后只能委托国内企业来做,国内的物流状况必然不会让他们满意看来,建立与国际接轨、满足这些外资制造企业物流需求的物流中心是佷有前途的
分销商一般从事专业批发业务,物流作业具有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特点它强调的是批量采购、大量储存、大量运输的能仂,大型分销商需要大型的仓储、运输设施另外,分销商属于中间商需要与上游、下游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换,因此需要有与上游、丅游具有良好信息接口的高效信息网络。
零售商需要的多为配送中心作为供应链的末端机构,零售商尤其是采用连锁组织形式的零售商需要配送中心提供订单处理、采购、分拣、选拣、配送、包装、加工、退货等全方位的服务其功能要求比较复杂。
第三方物流业者利用粅流中心这一载体向客户提供物流服务它所需要的物流中心可以是具有某一方面功能(如仓储、运输、配送)的专业物流组织,也可以昰具有综合功能的物流中心还可以是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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