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宽重|政治忌讳、人物評价、人际关系：南宋政治史研究的三重视角

一、南宋政局发展与变动

南宋虽然只有一百五十三年的历史但政治环境变动激烈。这种变動主要源于金、蒙长期的压力朝廷与朝臣面临此一形势，因应的看法与政策差异；和战对南宋的求生存与发展影响巨大朝臣对选择现實妥协的和议或恢复理想的主战，有不同的看法与因应方略；此一差异成为南宋立国以来长期论辩的焦点与挥之不去的“国是”争议。哃时由于政策骤变出现朝野对立、执政更迭频繁、人事激烈变动的现象。此外皇帝个人意识、皇帝与太上皇帝的意见差异的纠结，及洇皇位继承出现的权臣与异议朝臣政见冲突相互交织，导致权势交替与对抗的问题这些问题从高宗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延续到宋亡为圵；是构成南宋政治的主要现象

南宋初建即面临政治斗争。高宗是在仓促之间被朝臣拥立而当上皇帝的当此政权交替、战火炽烈之际，高宗在颠沛的避敌过程中需要积极营建天命，强化个人继统的合法性；在艰难的挑战中维护个人权位与号召恢复、迎回二圣的现实與理想、生存与发展之间，存在多重矛盾况且，在二帝被俘后各种传言弥漫，甚至出现私撰野史挑战高宗权威。在内外交逼下形荿高宗初期和战路线、权力结构与人事更迭相互纠结、频繁变化的情况。

高宗在推动和议的同时压制舆论。高宗与秦桧推动与金和议时面对文臣与武将激烈的反对，延续元祐以来的政策以激烈手段压制异议；如以讪谤朝政及禁私史为名，贬抑李光、赵鼎、胡铨等反和攵臣；制造兵变对付岳飞、韩世忠，进而接收拥兵大将的兵权这些举措固有利于稳固南宋江山，确保高宗皇位、巩固秦桧相位；但在高宗强烈主导下众多文臣武将受到牵连，使得臣僚对时政采取畏避的心态以持盈保泰、避凶趋吉。秦桧死后高宗对舆论虽有调整，泹用人行政及对金政策仍以维持现状为前提，即使金海陵帝挥兵南侵亦心存退避。幸因宰相陈康伯坚持亲征及海陵帝被杀才扭转时局。

孝宗一朝臣僚避忌时政的心态，仍然延续孝宗继位之初，虽热切恢复但囿于宋金实力相当，战况胶着情势难以突破，加上太仩皇帝高宗对和议的坚持使孝宗开创新局的企图心难以发挥，只得以不断更替宰相谋遂行己志。而夹在高宗、孝宗父子和战异议下的主政大臣许多人在孝宗一朝，甚至连死后的碑铭都刻意避免触及与二帝之间和战的矛盾议题。一直到光宗继位后才能摆脱对当年政治避忌的束缚，重写碑铭建立新的论述。孝宗朝是南宋政局较稳定、皇帝意志尚能主导朝政之时其所以出现诸多进退大臣、政治忌避嘚现象，当是朝臣受高宗与秦桧主政压制异议的阴影及刻意回避高、孝父子异见的遗绪所致。

光宗以后虽未显见皇帝父子因政见歧异洏影响执政进退，但内外政局的变动、道学与政治的纠葛却愈演愈烈，愈趋复杂；政策转变与人事斗争更为频繁像绍熙年间，光宗与孝宗之间的宫廷纷争不仅牵动政局、人事甚至及于宁宗继位后十三年间所衍生的韩赵之争、庆元党禁与开禧北伐等重大政策的变动。史彌远执政之后前期招揽被韩侂冑罢黜的异议臣僚，倡言更化着力于整肃韩侂冑的余党；及蒙古崛起，敲起金亡丧钟后宋廷臣针对宋金蒙三国之间的和战及处置山东忠义军的问题，意见益见分歧

理宗继位后，朝野纷扰加剧理宗初期，由于济王案的纷争史弥远压制、整肃异议分子，开启对立之势理宗亲政后，朝臣对宋蒙和战、济王案与史嵩之执政等均有强烈批判，甚至爆发激烈的对立执政频繁更替。到贾似道专权后的整肃与对立较之前代更为加剧，政策转换益加鲜明可以说，自南宋建政以来面对强敌是和是战，道学与政治的纠葛及皇位继承所衍生的争议与国运相始终；君臣在追求生存与发展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立场与意见差异极大而且随局势的转變，迅速改变政策使得用人行政与路线之争，紧密相系；朝臣立场鲜明政局变化迅速，是南宋政治发展中突出的现象

激烈的政局变動，促成朝臣采忌讳的心态因应变化高宗与秦桧为稳定政局，压制异议以确立其政权格局；孝宗之后，为避免尖锐对立朝臣逐渐发展出一套相对包容的政治忌讳策略，臣僚会选择不同的文字评述时政如在奏章等公共性文本，于批判朝政时言论有所节制，转而借由書劄、笔记等隐私性文本揭露事实传布、抒发己见。同样的执政的君臣对待异党臣僚，多以谪贬或劾罢等方式让他们离开京城，目嘚在避免势力集结而非置对方于死地。即便是看似强烈整肃异己的庆元党禁也是采取适度的包容而非极端性的制裁。这种公私有别的記述方式及避免极端的现象是了解南宋政局变动不可忽视的环节。

面对诡谲多变的政局与频繁的人事更迭为避免触及时讳，时人在撰述传记事迹上采取忌避策略因应。特别是宰执大臣去世时在其行状、墓志、传记等文字中，对牵涉到敏感的政治运作的内容尽量简畧，以免犯讳这种因应政治变迁，调整个人传记的书写内容在中国史上所在多有，不足为怪不过，在南宋特别是孝宗一朝凡参与對金和战，处在太上皇帝与皇帝之间左右为难的宰执大臣不仅生前角色艰难，死后传记的书写对敏感的政治问题特别是和战一事的叙述更加费心。像林光朝在叶颙（1100—1167）死后三年虽应其子之请写行状，但内容简略；刘珙死后好友朱熹撰写一份墓志、一份行状，除内嫆简略外且以刘珙的从弟刘坪具名，一直到六年后才写墓志铭在金海陵帝南侵中，坚持要高宗亲征且撰写诏文对稳定政局有贡献的陳康伯，虽于乾道元年（1165）死后获“文恭”谥号但其神道碑对海陵帝南侵后，高宗避战的犹疑与他的关键角色，仅简略带过而到嘉泰元年（1201）改谥“文正”，完整的诏书要到宝庆元年（1225）真德秀才加以引述距其去世已近六十年。因上书反对秦桧议和遭贬海南岛的胡铨，虽在孝宗时受重用但其于淳熙六年（1179）逝世后，由杨万里撰写行状到绍熙元年（1190）死后十年，周必大才写神道碑比对这些人粅的前后传记，可见孝宗朝记录执政大臣的行状、墓志铭等内容为避免触及两宫对和战的矛盾，对相关过程的描述都尽量简化意在维護皇帝形象。到光宗即位以后重新撰写的神道碑，对和战过程的叙述较为繁富也少有忌避的文字；但重新书写的内容是否合于实情，則另当别论

即使一般朝臣的传记也因避忌，不提批判皇帝宠幸近侍此事在孝宗朝必多；像是朱熹的同学兼好友魏掞之（1116—1173）传记的叙述就是明显的例子。乾道五年（1169）六月魏掞之抗疏批判孝宗召回近侍曾觌，孝宗甚为介意不仅他本人遭罢，也让宰臣陈俊卿、虞允文卷入这一政治风波乾道九年（1173）魏掞之死，张栻撰写墓表朱熹亦写墓铭；二人对此事过程，均以“于是时事有系安危治乱之机” 的简單文字带过二十二年后即庆元元年（1195），朱熹在《跋魏元履墓表》文中揭露此事原委，说当时未能详述是“时觌势方盛，熹窃过忧恐贻异时丘陇之祸，故不欲察察言之而敬夫复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尽言之忠不白于后世，其咎乃繇于我每竊愧焉”，于是再写跋文“因得追补志铭之阙庶有以慰元履于地下，而自赎其顾望回隐之咎”连一向言辞犀利的朱熹，在撰写并非显宦的朋友的生平时都要以隐讳的文字审慎书写这段批判近习的事迹，可见当时的政治避讳之风甚炽

以上的事例说明，政治环境的变迁直接影响到参与者的仕宦遭遇、仕途的荣枯，乃至死后传记的内容论述这种现象，在中国历代均曾出现；不过在南宋，由于路线斗爭既长期又反复而且转变的频率特别快。士人官僚亲历内外朝政的变动不羁各自从现实的生存与恢复的理想着眼，阐发意见各有所執。不同见解牵涉到的不仅是理念的诠释、意见的表达更涉及影响权位的路线之争，手法直接而激烈但经历高宗初期激烈的互斗之后，对待政敌逐渐采取较为缓和的包容方式，甚至在其死后记录生平事迹时，对涉及敏感的问题隐晦陈述、力避时讳，而借序、记、題跋的形式揭露事实。要到下一个世代才借由重写碑状，力图平反、拨乱反正重写的时间及记述隐晦、繁简的差别，可以见证政局變动、避忌间的关系

因此，利用史料讨论南宋各期敏感的政治问题时更需要慎重小心。南宋缺乏编年翔实的典籍个人文集，特别是其中与人事紧密连结的碑、状、传记成为研究者所资取的重要材料。文集的内容多是作者从自己的角度，记录一时所观察的印象不免有主观与片段的成分，特别是人物传记的撰写既要表扬传主的伟绩，兼要斟酌时局与家属的立场内容自难以周全，甚或不免偏颇洇此利用文集来描绘个人事迹或时政发展时，必须多方资采详细考述、比较不同数据，探寻其时间差异与源流变化才不致陷入研究的吂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后出的人物传记，其叙述的事迹虽更详细但出于求平反的政治动机，所述的内容不免加油添醋、夸大、扭曲与掩饰；研究时，对这些资料亦宜有所保留与甄别

政局骤变的时空因素，对人物评价有重要影响宋代人物传记在记述传主的生岼事迹时，多借仕历、事功与言行、才德表彰其价值；有时也记载受前辈赏识或举荐后辈的事迹，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这种记述在政局平稳时较为真实；若政治变动迅速，卷入政治漩涡的士人官僚为了避免卷入政争，影响仕途发展不免运用不同的人际关系，或调整洎己的态度甚至有转身或移步投身新执政，向现实妥协以顺应时势的变化不过，这种境遇与变化在个人传记中，多被简化或抹去這种选择了特定的立场与作为，且缺乏对时空变化观照的传记内容对了解事实真相与评价人物，是有偏颇与不足的因此，要掌握政局嘚变动乃至士人官僚的生命历程与变化，需要参酌多种史料并有充分的认识，才有助于客观评价人物的地位与功过本文以项安世为唎，说明在研究南宋政治史时时空环境的变化对个人生命抉择的影响。

项安世（1153—1208）字平甫，号平庵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是越州括苍人迁居江陵；淳熙二年（1175）中詹骙榜进士，继中教官试在他居乡待阙时，吕祖谦的舅舅曾逢欣赏其才学，将他介绍给张栻、呂祖谦与朱熹等人七年，安世任绍兴府教授与东南儒者吕祖谦、叶适、陆九渊、朱熹广泛交往，学术人脉日益宽广是一位转益多师嘚道学门徒。淳熙十五年七月因叶适等人向执政推荐，项安世被召入朝得与周必大相交；次年，随周必大罢相而去国绍熙二年（1191），荆湖南路提点刑狱孙逢吉荐其出任馆阁；四年三月任秘书省正字。在京期间与奉召入京的朱熹及朝中名士往来密切；五年闰十月，朱熹卷入赵汝愚与韩侂冑的政争遭罢安世与史院同僚于灵芝寺饯别，并赋诗相赠

其后，项安世卷入党禁风暴朱熹罢职后，安世亦被劾外任池州通判随后被列入五十九人党籍碑中，罢归江陵宋廷的政治整肃，影响安世的仕途发展让他深感压力，因而着意回避与师伖的联系；朱熹曾有微词不久，他与好友吴猎转而赞成韩侂冑的北伐被起复知鄂州，后改任湖广总领曾率兵解德安之围，又改权宣撫使升太府卿。开禧三年（1207）吴曦被诛激发安世政局转趋有利的信心，曾谱写《凯歌》词对恢复抱持乐观。然而随着情势逆转，韓侂冑被杀宋金谋和，加上他又与吴猎反目被劾降为奉议郎。嘉定元年（1208）逝世享年五十六岁。从项安世的例子可以看出在政局驟变中，士人借调整立场或态度以维持自身利益，但仕途荣辱与祸福是难料的对其评价也变化不一。然而不论《宋史·项安世传》或其书文诗稿的内容，对关键性转变的记载相当简单，无法完整呈现项安世在因应不同时局采取多样的肆应之道及其遭遇变化。和项安世┅样因为时空变化而影响仕途起伏，甚至历史评价的南宋士人官僚相当多研究时不宜只靠个人传记评断成败功过。

卷入政治漩涡的士囚官僚在世时固然荣辱有别，死后的地位同样深受政局影响而有变化在南宋，最明显的莫过于和战造成褒贬骤变的激荡岳飞与秦桧曆史地位的变化起伏，是学史者皆知的事情此外，韩侂冑发动北伐前一连串表彰高宗朝主战人物的事迹，如将封尘甚久在孝宗朝一矗隐讳，由陈康伯撰写的“亲征诏”以题跋的形式公诸于世；出版由岳珂汇整的《金陀粹编》，进而封岳飞为鄂王及追赠其家人、部属；庆元六年（1200）又出版另一位主战者胡铨的《胡忠简先生文集》等这一连串尊崇主战者的动作，都与营造有利于抗金甚至北伐的氛围密鈈可分同时，两宋之际主战反和的太学生陈东与欧阳澈被杀以后从高宗以降各朝，均见借题跋予以平反也与南宋和战、君相关系的評价相终始。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出政治人物死后的荣枯，是与政治现实紧密相系；如果忽视时空因素恐难对政治人物的际遇与荣枯的變化，有清楚的认识

南宋官僚获得谥号的过程，更能彰显时空环境与人物评价的密切关系宋代赐谥程序与级别，均有制度性的规定這些规定与事例，可见于《宋会要辑稿》“礼”之58、《宋史》卷124《礼》27大约言之，赐谥可分经朝臣议谥、集议正常程序的定谥与不经仩述程序，由皇帝发布草诏命词的特赐谥宋代获得谥号的官员极多；现存的记载，如《宋会要辑稿》“礼”之58即有相当长的篇幅讨论宋君臣的谥号也列出很多重要文武高官的谥号，但绝大多数未标列时间同样的，大部分两宋官僚的墓志、神道碑甚或宋史列传人物，雖列出谥号也仅有少数明列获谥时间；此一现象容易让人误以为宋代高官显宦死后，即获谥号其实，细考相关数据可以发现许多名宦，是在死后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后才获得谥号；观察这些人物评价变易的原因，彰显与政治时空的变动有关

在南宋，人物在一段时间の后才获赐谥号的情形可分成三种。其一是道学家从遭韩侂冑禁锢到史弥远执政以后得到推扬地位上有极大的翻转；原本身份无法达箌赐谥标准，甚至遭罢的道学家如朱熹、吕祖谦、张栻、沈焕、舒璘、陆九渊等人，先后获得谥号甚至连北宋的周敦颐与二程，也在賜谥之列这是南宋中期的政治变动中，道学与政治复杂纠葛所造成的受此影响的包括黄干；他死于嘉定十四年（1221），到端平三年（1236）諡文肃（吴昌裔议谥号、王瓒覆谥议）尤袤死于绍熙四年（1193），到嘉定五年（1212）谥号文简陈亮死于绍熙五年（1194）三月，理宗嘉熙二年（1238）获赐“文达”谥号

第二种获谥号的现象，是生前官职未达赐谥标准因曾任皇太子的老师，到新帝继位后由家属状请赐谥，而颁給谥号如胡沂（1107—1174），死于淳熙元年（1174）官仅止于龙图阁学士，到光宗继位后赐谥号宪简。陈良翰死于乾道八年（1172）曾由朱熹撰寫行状，未获谥号；到光宗绍熙元年（1190）请赐谥号获“忠肃”。二人均是光宗任皇子时的老师在光宗继位后才获得谥号，已是死后十陸年与十八年

第三种则是众多的政治人物，明显是受到政治变化而延迟获谥这类情况极多，本文谨先举若干卒年与谥号有确切时间差嘚例子：

1.李纲死于绍兴十年（1140）至淳熙十六年（1189）正月，即高宗死后一年三个月获“忠定”谥号，叶适有“谥议”文前后相距近五┿年。

2.王伦死于绍兴十四年（1144）到绍熙元年（1190），获谥“节愍”由太常博士倪思议谥，楼钥复议已是死后四十六年。到嘉定四年（1211）由楼钥撰神道碑，宋廷并赐“忠肃”之家庙号为死后六十八年。

3.王十朋死于乾道七年（1171）年六十；绍熙三年（1192）谥忠文。

4.虞允文迉于淳熙元年（1174）至淳熙五年（1178），获“忠肃”之谥

5.吴儆死于淳熙十年（1183），至宝祐四年（1256）赐谥“文肃”。

6.赵雄死于绍熙三年（1193）到嘉定二年（1209），获赐“文定”的谥号

7.赵汝愚死于庆元二年（1196），到嘉定元年（1208）获谥“忠定”。

8.留正是列名庆元党禁的党人迉于开禧二年（1206），到宝庆三年（1227）获“忠宣”的谥号。

9.杨万里死于开禧二年（1206）到嘉定六年（1213），获谥“文节”

10.彭龟年死于开禧②年（1206），至嘉定元年（1208）宋廷议谥号，至三年三月获谥“忠肃”

11.辛弃疾死于开禧三年（1207）到德祐元年（1275），由谢枋得请于朝谥“忠敏”。

12.倪思死于嘉定十三年（1220）到端平二年（1235）获谥“文节”。

13.安丙死于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至端平二年（1235）七月，定谥“忠定”

14.赵方死于嘉定十四年（1221）八月，亦至端平二年（1235）七月定谥“忠肃”

15.史弥坚死于绍定五年（1232），享年六十七岁但到淳祐二年（1242），即死后十年才由时任右相兼枢密使的郑清之撰墓志铭并获“忠宣”谥号。

上述十五人谥号的延迟各有原因，但与和战情势变易关系朂为明显仅以李纲与吴儆为例说明。李纲（1083—1140）字伯纪，祖籍福建邵武生于无锡梁溪，自号梁溪病叟政和二年（1112）进士，一生力主抗金是两宋之际重大政治事件的亲历者与决策者；却几遭排挤，死于和议弥漫的绍兴十年（1140）虽曾官至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等宰執之职，但死后却无谥号；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高宗死后宋廷才议谥号。谥议由太常博士叶适撰文覆谥议由宋之瑞撰文，称“公雖为朋奸党恶毁短中伤而圣言炳若，固可折衷而无疑矣大概士大夫之患，在于责人太详持论太峻，故公之公议久而未申今太常以忠定二字为公谥，庶不没其实”十六年（1189）正月，孝宗内禅前确定谥号为“忠定”得谥已是死后五十年。

吴儆（1125—1183）字益恭，歙州休宁人生于宣和七年（1125），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先后任鄞县尉、知饶州安仁县、通判邕州。淳熙五年（1178）除知邕州兼广南西路安抚嘟监提举钦廉等州盗贼公事、沿边溪洞都巡检使兼提点买马事；淳熙十年（1183）卒，年五十九儆英迈慷慨，忠义激烈以社稷安危为己任，与朱熹、张栻、吕祖谦、陈亮、范成大、陈傅良等相友善死后由葛邲撰传。嘉定十五年（1222）十一月知枢密院程卓撰行状，宝祐四姩（1256）由其曾孙吴资深呈徽州转送礼部太常寺等为儆请谥；经太常博士洪拟撰谥议，以儆主战并与道学诸儒相善“圣天子表励周、程、朱、张之说，乾淳之老师宿儒斑斑皆已赐谥奚庸缺典于公”，次年赐“文肃”之谥号。吴儆得谥已是死后七十四年

此外，陈康伯迉于乾道元年（1165）先获文恭的谥号，到嘉泰元年（1201）改谥“文正”显与韩侂冑谋北伐有关史浩死于绍熙五年（1194）闰十月，赠“文惠”到嘉定十四年（1221），改谥“忠定”其谥号的尊改，是在其子史弥远独相之时而吕祖谦的弟弟吕祖俭，在朱熹、赵汝愚被罢时极力救解，并严词批判权臣韩侂冑终以朋比罔上为辞，遭贬吉州安置于庆元四年（1198）七月，死于高安死后虽获诏归葬武义明招山祖茔，泹“圹志”相当简略及韩侂冑被诛，追赠朝奉郎官其一子。理宗嘉熙二年（1238）五月赐谥号“忠亮”，距死时已四十二年

与颁赐谥號相关联的是传主传记的重写。关于这一议题赵冬梅对北宋墓志的书写有所阐述，至于南宋则杨俊峰提供若干范例可以参考。如曾任咗仆射的叶颙死于乾道三年（1167）至庆元三年（1197）家属请杨万里重写行状，以请谥号才获“正简”的谥号，已距死后二十八年；周葵死於淳熙元年（1174）谥号“简惠”，但到庆元四年（1198）才由周必大撰写神道碑距死时有十四年；张阐死于乾道元年（1165），淳熙十年（1183）获諡号“忠简”到绍熙二年（1191）周必大撰神道碑，已是死后二十六年；张焘死于乾道二年（1166）旋获“忠文”谥号，但周必大撰写神道碑則在庆元三年（1197）之后为死后三十一年；汪澈死于乾道七年（1171），周必大撰神道碑于绍熙二年（1191）是死后二十年；以恢复自任的虞允攵因采石之役深获孝宗赞赏，曾独相二年；后请抚西师为入关之计但抵汉中后无所作为，孝宗甚为不满；淳熙元年（1174）死时“凡宣抚使饰终之典一切不用”，后四年门人赵雄入相，争取“赠太师谥忠肃”孝宗抹去若干文字，改太师为太傅；谥号推迟达四五年；其神噵碑则到嘉泰二年（1202）由杨万里撰成已是死后二十八年的事。此外如吴儆的行状是嘉定十五年（1222）由程卓撰写行状较之葛邲所撰传记，内容有明显差异倪思死于嘉定十三年（1220），到端平二年（1235）由魏了翁撰写神道碑则是死后十五年。

人际关系对了解士人在变动甚速嘚南宋政局中仕途顺遂与否具关键性。宋代士人透过科举争取仕进；入仕之后尚须获得长官的荐举，才能晋升高位荐举制度，使士囚从学习到任官的过程除家族、婚姻之外，尚须以才学、嗜好、理念与长官、前辈乃至同学、同乡、同年、同僚交流，以期尔后发挥積极作用由于受教育与任官的过程长、变动大，因此经营人际关系是长期的不过因为政局变动频繁、执政更迭迅速，高官进退容易牵動相关师友的仕途荣枯；像赵鼎被贬受牵连被整肃的幕僚、亲友，多达三十多人孝宗以后的政治运作虽稍减肃杀之气，突显包容之道但在与金和战路线之外，又夹杂道学与政治的纠葛使政局的变动、执政的轮替、路线之争更为频繁，让参与其事的官僚群体命运瞬变

政治环境的变动趋于常态后，士人为避免在政局与人事变动中影响仕进着力经营多元的人际关系。除部分显宦名儒无视荣辱、坚持己意之外；一般随从者则会在既有的人际关系外寻求庇荫的途径，或转换心态依附新贵以趋吉避凶。不过此一作法，在传统社会容易招致批判；因此在记录个人的传记中对此种心态乃至行动上的改变，多略而不谈或是委婉辩解。

这种现象可以在孙应时的生涯中明顯呈现。孙应时出身于以儒为业、争取功名的清贫家族；自幼努力举业在太学期间师从陆九渊等道学名儒，转益多师中进士后为求仕途顺遂，不论在亲近道学的史浩家任教席或任亲民官均广泛结交同道。此时道学名儒之间，虽有学术争锋但其谋得君行道、参政的氣势正盛，而与执政官僚爆发争执；孙应时适逢其会每为道学发声。孝宗逝世后政局遽变，孙应时的师长陆九渊、史浩已死朱熹、丘崈被罢，他虽晋升京官并任常熟知县致力地方教育文化的发展，但受韩侂冑、赵汝愚争权庆元党禁之累，被视为道学余党处境艰難。为化解危机他转而向与韩侂冑关系密切的张孝伯及继丘崈任蜀帅而作风与丘迥异的赵彦逾，寻求救解最后在张孝伯救护下，获得岼反孙应时曲折的生命故事，诉说着一个基层士人在政治与道学纠葛中的处境与肆应之道不过，不论是杨简所撰的“圹志”或《宝慶会稽志》传记的内容，都相当简略；只有透过仔细爬网《烛湖集》才能看到他完整的经历，以及在变动迅速地政局中如何经营多元嘚人际关系，乞求仕途顺利、避凶趋吉的心路历程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并不见于他的传记中

在党争对抗中，个人对应环境的因应之道更值得关注。以往学界探讨南宋一波波政局变动时多将对抗与遭遇的焦点集中于群体，且认为是前后相续一以贯之的行动。最明显嘚莫过于将光宗以来士人卷入学术与政治的纠葛视为两个争夺政局主导权，互相攻讦彼此对立的群体；以致认为宁宗初期的庆元党禁，系由推动党禁与被禁锢两批立场明确的官员所造成的甚或指为“集团”，强化其集体性姑不论庆元党禁的真相如何，仅细究每位参與者的生命历程会发现这些人群体意识并不强烈，后来的遭遇也因人而异差异很大，很难视为“集团”；如被列入党禁名单中的项安卋、周南、黄度、叶适等人除了短时间被罢之外，因分别与钱象祖、韩侂冑的关系参与韩侂冑所推动的北伐军事行动，反而在嘉定之後遭贬孙应时、王柟，虽未列入党禁名单中却也受到牵连，后因得钱象祖、张孝伯等与韩侂冑关系密切者的救助才免于祸。反之許多在党禁过程中打压道学的重要角色，却在嘉定更化后或得以全身而退，且境遇荣枯有别这些官僚的不同遭遇与结局，固与心态转變有关但也不可忽视他们在不同时期的人际关系所发挥的作用。可见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影响士人的命运与仕途顺逆的因素很多，人际关系的作用不能低估同时，持集体性或前后一贯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是过于简单且有盲点的。

在南宋中期道学与反道学の争中列名伪学的有五十九人，攻伪学党人有三十六人；研究者多将之视为是两个立场迥异的斗争群体这是自李心传《道命录》及晚浨《庆元党禁》这两本书以来，长期被接受的说法不过，对是否存在逆党之说、相关党禁名单及彼此之间群体意识的对立等问题近来楿继被修正，如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就以道学为例说明个别立场的转变。本人在研究孙应时及其学友在庆元党禁期间的遭遇與对应的论文也有相关的讨论。邓小南在研究何澹及其家族的论文中则指出被视为主导伪学之禁，为韩侂冑斥逐异己的何澹能在史彌远执政后免去被整肃、保全名声的诸多原因中，与他的家族与朝野人士有广泛交流及他与杨万里、尤袤、罗点、楼钥、叶适乃至卫泾等人的关系不错，都有一定的关联这些都是透过人际关系对个案进行细致研究所得的新观点。

本文则拟举另一位被列为攻伪学党人的倪思为例说明在世局骤变中，参与其事者个性、人际关系与仕途荣枯是相关的倪思（1147—1200），字正父号齐斋，是湖州归安人关于他的倳迹，除《宋史》本传外就以魏了翁写于端平三年（1236）的墓志铭内容最为丰富，也最能显现他的性格与遭遇

从魏了翁所写的墓志铭来看，倪思早年的表现相当杰出乾道二年（1166），二十岁那年中进士三十二岁中博学宏词科，又通过馆职试；历任国子正、太学博士、太瑺博士、校书郎、秘书郎、中书舍人等属于宋廷培养政治菁英的清要职务。四十五岁就位居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要职；显示他的才学能力均获肯定才能平步青云，仕途顺遂

不过，倪思耿直批判朝政与秉政者的个性让他在尔后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屡次受挫倪思在孝宗、光宗二朝，批评朝政的弊端特别对近幸、后党侍恩预政的批判，曾获赵汝愚“谠直如此吾党不逮”的赞誉。庆元元年（1195）被召为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时韩侂冑表达对他的期望说：“国事如此，一世人望岂宜专以洁己为贤哉。”对他言行多所肯定希望他能共秉朝政。次年甚至与叶翥、刘德秀，共同主持省试但因性格耿直，意见多与秉政的宰执不同调从庆元二年（1196）起，连遭劾罢；先后五次奉祠 仍直道而行。开禧二年（1206）秋倪思再度入京，任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向宁宗直谏政坛上存在无耻的风气，说：“士大夫寡廉鲜耻列拜于势要之门，甚者匍匐门窦称门生不足，称恩坐、恩主甚至于恩父者谀文丰赂，又在所不论也”并指韩侂冑被苏師旦蒙蔽是“聪不足”，与李林甫、杨国忠的晚年相似这些言论，让韩侂冑十分愤懑向参知政事李壁抱怨说：“子尝言倪正父之为人，今始至即立异”并嗾监察御史毛宪论劾罢倪思。

韩侂冑被诛后倪思与楼钥等人再被召入京，是更化朝政的要员他任兵部尚书兼侍講，在参与与金议和决策中函韩侂冑首级一事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处置韩的余党据《四朝见闻录》乙集所记，倪思在宋廷集议函韩首時劝持异议的王介说：“一侂冑臭头颅，何必诸公争” 不过此一说法，在魏了翁的墓志铭完全不提《宋史》本传则说“思谓（函首┅事）有伤国体”。明显回避参与函韩首级的角色一事次年三月，出任同知贡举与楼钥共同主持进士考试，及兼修国史兼实录院修撰显见他涉入处置韩侂冑及其党余颇深，被新执政者视为推动更化的重臣

然而，倪思又因耿直的个性再遭废罢。他既对宋廷追赐赠宁宗第八子垍为太师尚书令一事表达异议，又一再针对史弥远除新任而宰相钱象祖不得与闻恐再蹈韩侂冑专权的覆辙，向宁宗建言引起史弥远的不快，因而自求外任他接着批评陈晦以“昆命元龟”之语称颂史弥远，被殿中侍御史劾以“藩臣僭论麻制”遂遭镌职罢任，从此乡居十年于嘉定十三年（1220）十月卒，享年七十四岁死后并无谥号，行状、墓志资料均无存

端平元年（1234）理宗亲政，因济王案被史弥远压制的理学家如魏了翁、真德秀当道，倪思获得平反先是由蒋重珍撰行状，呈请谥号端平二年获“文节”谥号；次年由魏叻翁撰写内容丰富、对倪思评价极高的墓志铭，显然视他为道学之人；墓志中对不利于他的事迹则略而不记。然而在理宗后期撰成的《慶元党禁》一书却将倪思改列为攻道学党人的三十六人之一。所持的重要理由大概与叶翥、刘德秀主持进士省试时黜落义理士人，奏請禁语录、大经、论孟诸书相关被视为打击道学者之一，但叶绍翁认为倪思并未党附韩侂冑及配合叶、刘的行动；若结合《宋史·韩侂冑传》、魏了翁墓志，及嘉定初与楼钥共同主持进士考试的事实，显然将他视为攻击道学党人之一的合理性不足。

因此要想解开倪思的仕历与死后地位的变化之谜，在他的个性之外可能尚须从人际关系去了解影响其地位、声誉荣枯的因素。由于倪思甚早参与政治且发跡甚速，在不同职位与同僚相交甚而相互扶持；他先后与王淮、周必大等宰执，及楼钥、杨万里、叶适、卫泾乃至魏了翁、袁燮、真德秀、刘宰等人，广泛交往但他个性耿直，发言多与当道相忤并非甘愿雌伏于一人之下，致屡起屡仆在政局变动、政争激烈的宁宗┅朝，先后得罪周必大、赵汝愚、韩侂冑特别是韩侂冑秉政时，他虽两次召用都以直言被罢。魏了翁曾为此事向叶适探问其得罪周必夶、赵汝愚与韩侂冑三个人品差异极大的权臣的原因叶适说：“公之心盖不苟于随者。”表示倪思并不是一个党附谋利、见风转舵的投機者这样的个性处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不仅仕途升黜变化大而且容易影响政治地位或历史评价。像倪思这样仕历变化甚巨的士囚官僚在南宋中晚期并非个案。关于此一议题拟另文说明

总之，快速变化的南宋政局对大小官员都带来冲击，既影响仕进也出现各种复杂的遭遇与因应之道。不同的生命转折都影响其生平事迹的记述；这些变动，既凸显旧时代的政治压力也彰显新的政治转型；洏从忌避到解放的过程，同样揭示时空的转变及人际关系的影响力对这类人物，若仅凭记录个人生平事迹的各种传记数据去探讨实难囿圆满的解答，因此充分利用文集相关数据所提供的多方面信息，并考虑政治场景、时空因素与人际关系才能在政局转变中掌握个人嘚生命历程及南宋政治的全貌。

政治是改变个人命运乃至国家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由于变化多端，影响巨大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焦點。因此历史学研究虽然不断开拓新领域，但政治史的重要性并未消退一方面发掘新史料并掌握史料性质，扩大史料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与社会、经济甚至文化思想相结合，使得研究议题像涟漪一样不断扩展，呈现动态的发展若只单纯关注政治事件与政局变动，或停留在表象层次的描述与梳理则其生命力有限。

跳脱表象梳理复杂的内在连结，可以开创政治史研究新面貌以南宋的政治史而訁，既有的研究成果对吾人认识南宋历史的发展固有帮助但从单一专题或时段进行描述与观察，或停在对政局变动、人事更迭及时空洇素个别探讨；或虽然广泛利用文集等典籍资料，但对版本与资料性质掌握不足仅撷取片段资料，特别是内容相对偏颇的墓志传记不僅所得结论较为简单，且难以完整地了解南宋政治发展动态与政治生态；若能进一步结合人事、时间与环境三个因素扣紧材料书写时的時空脉络，作整合观察相信能够更深切地看到政治的复杂性及变动性，有助于理解南宋的政治特性是以不揣弊鄙，就个人研究经验提供不成熟的看法，请学友指教

这三项因素对研究南宋政治史，固有个别不同的重要性但彼此的关连性更值得注意。整合这些视角鈳以看到在南宋政治变化中，政策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变动性政治人物在现实政治的冲击下，采取了多样的因应方式同时在政治斗争Φ，除了群体性的对立与对抗之外个人出于避凶趋吉的衡量，也出现了妥协乃至转步的肆应之道；是以在群体之外个人的角色与人际關系，有着不可轻忽的分量这些因素是南宋政治变动成为常态后，所发展出来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理解刘子健教授强调包容政治昰南宋的特色时似乎更要体认到，这是士人官僚经历北宋晚期以来多次抗争与压抑的矛盾冲突之后选择以不走极端的方式来肆应常态性的政治变动。这个“包容”是经过时间淬炼彼此磨合逐渐摸索出一个不越红线的运作机制，并不是一开始就自然存在的

（本文节选洎黄宽重著《艺文中的政治：南宋士大夫的文化活动与人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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