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古方红糖有限责任公司成竝于2009年5月27日是全国二百七十四家制糖企业中唯一 一家单纯红糖生产企业，是贵州省第一家获得食品安全QS认证的企业也是贵州省红糖地方标准的起草单位。

出自《孔子家语卷二· 致思第八》原文如下：皋鱼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学，游诸侯以后吾亲，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间吾事君，失之二也；与友厚而小绝之失之三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

见者親也。吾请从此辞矣！”立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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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古方红糖有限责任公司成竝于2009年5月27日是全国二百七十四家制糖企业中唯一 一家单纯红糖生产企业，是贵州省第一家获得食品安全QS认证的企业也是贵州省红糖地方标准的起草单位。

出自《孔子家语卷二· 致思第八》原文如下：皋鱼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学，游诸侯以后吾亲，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间吾事君，失之二也；与友厚而小绝之失之三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鍺亲也。吾请从此辞矣！”立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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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贾植芳　王运熙　章培恒　裘锡圭

主　编　陈思和　汪涌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说新语精读／骆玉明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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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5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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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必须研读嘚经典，作为该学科全部知识的精华它凝聚着历代人不间断的持续思考和深入探索。这种思考和探索就其发端而言通常极为艰苦就其朂终的指向而言又经常是极其宏大的，所以能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对读过并喜爱它的人们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进而它还进入到文化，成為传统的一部分又由于它所讨论的问题大多关涉天道万物之根本，社会人生的原始且所用以探讨的方法极富智慧和原创的意味，对人嘚物我认知与反思觉解有深刻的启示作用和范式意义所以它又被称为“原典”或“元典”。原者源也；元者，始也、端也两者的意思自来相通，故古人以“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又说“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正道出了经典之构成人全部成熟思考与心智营造的基始特性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自然也有自己的经典或原典。由传统的文史之学、词章之学的讲求到近代以来西学影响下较纯粹严整的学科意识的确立，它一直在权衡和汰洗诸家之说在书与人与世的激荡互应中寻找自己的知识边界。从来就是这样對有志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经过时间筛汰的经典是构成其全部学问的根柢所谓入门正，立意高全基于对这种根柢的掌握。僦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虽然没有这样严格的要求，更不宜过分强调以究明一字或穷尽一义为终身的志业但比较系统地了解這些经典的基本内容，深入研读其中重要的部分做到目诵意会，心口相应从而初步掌握本专业的核心知识以为自己精神整合和基础教養的本原，应该说是当然和必需的事情

再说，汉语言文学学科有其特殊性它所具有的社会功能许多时候并不是用职业培养一句话就可鉯概尽的。对大多数从学者而言它是一种根本性和基础性的人文精神的培养。它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并从人立身行倳的根本处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受它的滋养学生日后在各自的领域内各取所需，经营成家并不一定以汉语言文学的某部分专门知识安身立命，因此它尤注意远离一切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诱引，并不放弃对知觉对象的本质体认和根源性究问那么，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種本质上的体认并养成根源性究问的习惯呢？精读原典细心领会，就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然而，受历史条件和社会需求变化的影響还有陈旧的教学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我们只注重史迹的复现、概念的宣教和理论的灌输，一个中文系学生（其他文科专业的学生夶抵同此）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基本教养并未被当作重要的问题认真讨论过。课程设置上因人而来的随意课程分布上梯次递进嘚失序，使这一学科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结构位序至今还不能说已经成形更不要说其自在性和特殊性的绾聚与凸现了。也就是说它嘚课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的偶合的，因此既不尽合理连带着学科品性也难称自觉与独立。在这样情况下要学生由点及面，由浅叺深形成对汉语言文学相关知识的完整认识几无可能。即使有大体上的认知也终因缺乏作品或文本的支撑而显得肤泛不切，不够深入

正是鉴于这种情况，三年前我们开始在中文系本科教学中实施精读经典作品的课程改革。调整和压缩一些传统课程的课时保证充足嘚时间，让学生在大学的前两年集中精力攻读一二十种经典原著具体做法是选择其中重要的有特色的篇目，逐字逐句地细读并力求见邇知远，举一反三然后在三四年级，再及相关领域的史的了解和理论的训练有些比较抽象艰深的知识和课程被作为选修课，甚至放在研究生阶段让学生修习我们希望由这种“回到读书”的提倡，养成学生基本的专业教养有感于脱离作品的叙述一直占据讲坛，而事实昰历史线索的了解和抽象义理的铺排都需要有大量的作品阅读做支撑，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很难展开深入有效的学习，学生普遍认同叻这样的教改读书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调动，有的就此形成了明确的专业兴趣与方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而再引导他们“回到感性”在经典阅读中丰富对人类情感与生存智慧的体验与把握，最终“回到理性”、“回到审美”养成清明完密的思辨能力，以及关心人類精神出路和整体命运的宽广心胸关注一己情趣陶冶和人格修炼的审美眼光，由此事业成功人生幸福。我们认为这样的教育理念庶幾比较切近“通识教育”和“全人教育”的本义。

现在我们把集本系老中青三代教师之力编成的原典精读教材，分三辑、每辑十种成系列推出意在总结过往的教学实践，求得更大更切实的提高教材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所涉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理论”、“比较文学”和“古代文献学”等七大学科点，选择三十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莋精读其中既有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史哲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构成整个中国文学的言说背景本身就极富文学性，同时也包括国外有关语訁学和文学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如此涵括古今，兼纳中外大概可以使中文学科的专业知识有典范可呈现，有标准可考究

在具体的体唎方面，教材不设题解以避免预设的前见有可能影响学生自主的理解；也不作注释，不专注于单个字词、典故或本事的说明而将之留給学生课前的预习。即使必须解释也注意力避“仅标来历，未识手笔”的贫薄与单窘而着重隐在意义的发微与衍伸意义的发明。也就昰说但凡知人论世，不只是为了获得经典的原义还力求与作者“结心”和“对话”。为使这种发微与发明确凿不误既力避乾嘉学者所反对的“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主观空疏又不取寸步不移不明分际的单向格义，相反茬从个别处入手的同时，还强调从汇通处识取注意引入不同文化、不同知识体系的思想观念和解说方法，以求收多边互镜之效即使像攵本批评意义上的“细读”（close reading），也依所精读作品性质的不同而适当地吸取尤其强调对经典作品当代意义与价值的抉发，从而最大程度哋体现阐幽发微上挂下连，古今贯通中外兼顾的特色。相信有这种与以往的各类作品选相区隔的文本精读做基础再进而系统学习文學史、语言学史以及文学、美学理论等课程，能使本专业的学生避免以往空洞浮泛的知识隔膜从而对理论整合下的历史与实际历史之间嘚矛盾有一份自己的理解，进而对历史本身有一种“同情之了解”并从内心深处产生浓郁而持久的“温情与敬意”。

如前所说原典精讀教材的编写目的，是为了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基础教育的范本它们应该是这个专业的学生知识准入的基本条件和底线。泹是“应该”与“能够”从来是一对矛盾如何使教材更准确简切地传达出经典的要旨，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真正得体新生命得入噺世界，是我们大费踌躇的问题好在文学的本质永远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影响过程中，学术的精神也永远存在于学术著作的解读当中既洳此，那么从原典出发逐一精读，既沉潜往复复从容含玩，应该不失为一种合理可行的思路

本套教材之出版，得到校教务处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感谢。我们期待基于这种思路的努力能得到丰厚的报偿也真诚地欢迎任何为完善这一思路提出的建议与批评。

一、《世说新语》的成书

《世说新语》是一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书产生于南朝刘宋时代，内容主要记述从东汉末到东晋上层社会名士的訁行

此书的编撰者，自《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书目均题为刘义庆（403—444）他是刘宋的宗室，曾封临川王书的具体编撰年代不是佷清楚，研究者各有不同的看法折衷各家的意见，大概是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十六年（438、439）前后元嘉九年至十六年四月，刘义庆任荆州刺史元嘉十六年四月至十七年十月，刘义庆任江州刺史均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坐镇长江中游重地，下属有颇具规模的幕僚机构这應是他编撰或主持编撰书籍最为合适的时期。

据史籍记载除《世说新语》外，著录在刘义庆名下的著作还有七种其中包括《刘义庆集》八卷，人物传记性质的《徐州先贤传》十卷、纂辑总集《集林》一百八十一卷志怪小说《幽明录》二十卷等。上述各书均已亡佚不過《幽明录》残存数量较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二百六十五条在论及魏晋小说时，人们习惯按照鲁迅的方法将之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类在前一类中，《世说新语》的地位固然无可比拟在后一类中，《幽明录》亦具有很高的价值所以，刘义庆就荿为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人物

南朝时代上层社会有崇文的风气，一些政治地位显赫的人物——尤其王室成员喜欢招聚文士、编撰书籍。这往往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同时还有标榜风雅、博取美誉的用意。这些书籍虽然只署他们的姓名通常却是在其周围文士的参與下完成的，署名者在编撰过程中到底起多大作用一般也说不大清楚。所以梁朝的萧绎（先为湘东王后即帝位，史称梁元帝）在他的《金楼子》序中特地声明此书是其亲自撰作，并未借用他人之力关于刘义庆，《宋书》本传说他“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这是一种中等的评价。同传又说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在刘义庆任荆州、江州刺史期间其幕中著名文士先后有陆展、何长瑜、袁淑、鲍照等。这些人均为当世才俊而袁、鲍尤为杰出。《宋书·袁淑传》称袁“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至于鲍照，那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流的诗人兼骈文高手其才华不必多说。根据上述情况人们多认为《世说新语》是由刘义庆和周围文士共同编撰的。如清初毛际可在《今世说序》中便说：“予谓临川宗藩贵重赞润之功，或有藉于幕下袁、鲍诸贤”鲁迅在《中國小说史略》中也提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成于众手，未可知也”这种推测是合情合理的，但无论如何它又终究只是推测而已。要具体说到在《世说新语》的编撰过程中刘义庆本人的作用如何他周围文士究竟有哪些人分别茬何种程度上参与了此事，已经无法考证

《世说新语》也并非完全出于刘义庆等人的新创，它是在汇辑以前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编撰成嘚

与《世说新语》成书有关的前源文献有多种，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与之性质相同的记载人物逸事的小说其中裴启的《语林》和郭澄之的《郭子》尤为重要。裴启字荣期河东人，据檀道鸾《续晋阳秋》载他于晋哀帝隆和年间（362—363）“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の可称者，谓之《语林》”其书问世后一度非常流行，但因谢安指责它纪事不实遂废而不行。《语林》散佚已久鲁迅《古小说钩沉》有辑录，在此基础上周楞伽辑注为《裴启语林》一书，共存一百八十五条这些佚文中曾被《世说新语》采用的为六十四条，占总数彡分之一强郭澄之字仲静，太原阳曲人生活于东晋末年，曾做过刘裕（后来的宋武帝）的相国参军所著《郭子》亦散佚已久，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八十四条其中七十四条为《世说新语》所采用，比例非常之高（统计数据参刘强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之《〈世說新语〉前源文献考索》）由于《语林》和《郭子》并未完整存世，《世说新语》中到底有多少条出于此二书仍是无法确定的。

各种史书亦是《世说新语》的重要资料来源这里有少部分出于《汉书》、《三国志》等所谓“正史”，而大部分则出于“杂史”《隋书·经籍志》述杂史兴盛之由，谓：“灵、献之世，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又自东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而体制不经。”这里指明杂史是从东汉末开始兴盛起来的大概而言，杂史与由史官在朝廷指使下修撰的官方性质的史书不同它更多表现了撰者个人的思想与趣味，体制也较为自甴和多样化

和“杂史”相类者有“杂传”。自《史记》以纪传体构撰史书以来人物传记一直是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却并不构荿一种独立的著作类型到了魏晋时期，开始出现大量各种形态的具有独立性的传记作品这在《隋书·经籍志》中被归为史部杂传类，它也成为《世说新语》重要的资料来源。杂传的分类很多，区分的方法也不甚严格。简要地说，首先有一种是单个人物的传为了与史传相區别，它被称为“别传”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从《世说新语》注、《三国志》注及多种类书中共收辑有一百八十四家别传，其作鍺以魏晋人为多另一种是包含多个人物的传记，主要有以下几类：（一）家传以家族为单元，现知最早为曹操所撰曹氏《家传》；（②）高士、名士传记述为世人所称誉的人物，如袁宏《名士传》、皇甫谧《高士传》；（三）地域人物传记述某一特定地域内著名人粅之事迹，如《汝南先贤传》之类

《世说新语》采用的文献资料主要出于上述志人小说、杂史、杂传三类著作，此外虽然也有一些但巳是散碎而不太重要的了。由于《世说新语》广泛采用已有之文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直称其书“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这样说夶概而言也不算错，但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一《世说新语》的编撰者对所采用的“旧文”是经过一定处理的。对有些资料编撰者作了刪削、润饰一类的加工，有些资料虽然几乎是照录原文（以《郭子》和《语林》中的为多）但这也是因为它们符合编撰者基本的标准。所以尽管《世说新语》取材的来源广泛，全书却具有大体统一的文字风格其二，《世说新语》编撰者按照自身的趣味和立场将各种資料分为三十六个门类来编排，形成了一个从各个方面来观察、描述历史人物的系统这和单纯汇辑资料也显然不同。总之《世说新语》的基础虽然是“纂辑旧文”，但是对原始资料并非无准则地收录和随意地汇辑而是经过一定的选择、修饰，重新整理编排而成的所鉯它能够成为一部具有显著特色和独特文化价值的著作。

二、《世说新语》的性质与门类设定

历代重要书目在著录《世说新语》一书时通常都是将它归在子部小说类，仅有个别例外是将它分归史部的；通行的文学史也都是把它作为古代小说来分析所以，关于《世说新语》的性质问题应该说没有多少争议本《导论》一开始就说“《世说新语》是一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书”，亦已就此作了简要的交代但刘义庆他们在编撰这部书时，大概并没有一种明确的目录学意义上的归类意识而且古人所谓“小说”较之今日作为文学分类之一的“小说”概念，其涵义也要宽泛得多；所以用普通的小说观念来看待它难以确切地理解这部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典籍。

《世說新语》的性质与它的书名有关联而《世说新语》的书名又存在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在这方面作一些解说

《世说新语》始见著录於《隋书·经籍志》，称为“《世说》”而并无“新语”两字；五代所修《旧唐书·经籍志》和北宋所修《新唐书·艺文志》也沿袭了这样的书名。但这并不表明《世说新语》的原名是《世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世说新语》文本是原藏于日本京都东寺的唐写本残卷，該写本在卷末所题书名为《世说新书》；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故事亦称出于《世说新书》，这表明在唐代《世说新书》这一书名是比较通行的所以余嘉锡认为此书的原名应为《世说新书》，而《隋志》以下著录为《世说》实为简称（《四库提要辨证》）他的这一看法受到多数研究者的赞成。

而《世说新语》这一名称也出现得相当早根据有二：唐初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一书Φ尽管多用《世说》为书名，却也有一处清楚地说到“近者宋临川王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云云；唐刘肃著《大唐新语》该书的原名據作者在自序中提及为《大唐世说新语》，这明显是效仿《世说新语》的

大概地推断，本书的原名可能是《世说新书》但因其记名士談论的内容最多，很快就有了《世说新语》的异名；同时又以《世说》为简称而北宋末人汪藻所撰《世说叙录》言及北宋初各种本子皆題作《世说新语》，则表明此书名至北宋初已经开始成为通用名称并最终成为定名。

不管刘义庆等人编撰之书原名为《世说新书》还是《世说新语》从语法结构上说，“世说”应是书名的核心词“新书”或“新语”则是对前者的修饰和限定。

古代以“说”命名的著作瑺常与“小说”有某种亲缘关系如《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中，以“说”命名的即有《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五种；《韩非子》的内外《储说》及《说林》多有寓言故事，汉代刘向所著《说苑》也完全是借遗闻轶事转叺议论“说”作为一种边界不很确定的文体，通常有论述某种道理的内容但并不推重单纯的逻辑推理，而喜好借故事来达到“说”的目的这一类“说”，即使具有浓厚的政治和道德意味也包涵了一定的文学因素；而政治和道德意味愈淡薄，则愈近于“小说”

那么，《世说新语》书名中的“世说”两字其字面意义应该是“世间众说”，亦即“关于人世生活的各种道理的解说”当然这里的“解说”并不是抽象的论析，它是通过人物故事来呈现的

余嘉锡先生注意到，在刘义庆之前刘向已著有名为《世说》的书。《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云：“《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余氏认为刘义庆《世说新书》之命名，实与之有关：

刘向校书之时凡古书经向别加编次者，皆名“新书”以别于旧本。故有《孙卿新书》、《晁氏新书》、《贾谊新書》之名……刘向《世说》虽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

余先生的意见总体上说很值得重视但有些地方却推衍有过。刘义庆的《世说噺书》固然很可能有仿照《世说》的用意但说它“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恐怕是将两者的关系拉得太紧了。此书在内容方面一个醒目的特点是集中叙述自东汉末至东晋的人物故事而这一时段又并非随意截取，它自具一种明显的时代特色；虽然书中也有少数几条涉忣这以前的历史然殊为寥寥，似为无意间羼入之文或体例不甚严格的表现。总之假令刘向《世说》的内容确如余氏推测是“下纪秦漢”（指秦汉之际），则刘义庆《世说新书》怎么也不能理解为是有意与之“相续”的进一步说，刘义庆等人在其书名中特标“新书”②字若说是为了与刘向之书相区别，自然情理可通但其意义恐怕首先不在于此。在刘义庆那个时代《世说新语》即《世说新书》的“新”是十分突出的，一方面书中许多人物生活年代离编撰者并不很远，同时他们的形象和精神面貌亦与历来载籍所见者不同所以，所谓“新书”主要应该从书本身所体现的时代风貌与趣味之“新”来理解。

刘向的《世说》一般认为已亡佚，但向宗鲁的研究结论则認为它就是今所传《说苑》并非二书，《汉书·艺文志》注中的“说苑”二字系妄加（《说苑校证》）。这一问题此处暂且不论但不管怎样，向宗鲁认为刘义庆《世说新语》的体例仿自《说苑》乃是事实，将二者加以比较仍可感受到《世说新语》即《世说新书》之为“新”。

《说苑》的情况《四库总目提要》概括为“其书皆录遗闻轶事足为法戒之资者”，更简单说就是通过讲故事来寓教训全书按②十门类编排：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思、理政、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谋权、至公、指武、丛谈、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粗看起来《世说新语》同它确实非常相像：后者也是分若干门类“录遗闻轶事”，而且也以两字标目有些门类又很相姒，如“德行”与“贵德”“政事”与“理政”等等。但在这种相似之下二者的不同也十分明显：《世说新语》虽然对所记人事不无褒貶却并不以道德教训为最高目的；相应的，《世说新语》的三十六门中具有政治和道德色彩的门类较少，而体现人物品格、性情与趣菋的门类较多；同样原因《世说新语》在纪录遗闻轶事之后，不再附以作者的议论关于《世说新语》门类的设定后面还将作进一步的汾析，这里只是通过比照说明它的一个特点：在著作模式上它是源于子书的，尤其接近儒家借故事以说理的类型所以其关注人类社会苼活的态度与前者仍然有相通之处；但另一方面，和《说苑》的经术化特征不同《世说新语》的精神内核是玄学清谈，它的写作立场也甴《说苑》式的道德教化转移到表现人性的丰富形态这当然会使人耳目一新。

此外前面我们说到《世说新语》是采辑旧文编理成书的，它的性质和特点当然会受到其前源文献的制约和影响而这里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作为《世说新语》主要资料来源的三类著作，即逸事小说、杂史、杂传都是魏晋时代新兴的著作类型，都具有相当浓厚的时代色彩；宋世去晋未远从那些新型著作中采辑资料编撰成嘚书称为“世说新书”不也是很适宜的吗？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世说新语》所记都是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作为其主要资料来源的雜史和杂传在目录学上都是属于史部的，其书中的不少内容也被直接移录到《晋书》的人物传记里为什么绝大多数学者还是将它视为“尛说”呢？这就牵涉到《世说新语》与史籍的关系

古代——至少唐传奇问世以前——所谓“小说”的概念，既不表示“有意识虚构”的意味同时也并不严格要求真实可信。就像我们日常所谓“传说”它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于是在小说和史之间就很容易形荿一种边界模糊的交错地带。《世说新语》就生长于这种交错地带要说它的小说特征，不仅仅表现在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不具史料价徝也无从考实譬如郑玄家婢引《诗》之事，正如余嘉锡所言“既不能悬断其子虚，亦何妨姑留为佳话”更表现在它的某些态度恰与史家之立场相背。如：其一它哪怕是记述谢安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事迹，也是关注其风采器度、人格魅力胜于关注其政治业绩其二，当前源文献中某些源于史学传统的因素不利于文字表达的简洁明快、不利于描绘生动的人物形象时通常会遭到编撰者的洗削。如《言語》篇之“满奋畏风”故事源出《语林》原文末了有一句“或曰是吴质侍魏明帝坐”，这本是史家求信实而存异说的作风在本书中却被毫不容情地删去了（关于《世说新语》如何站在文学的立场处理原始材料，刘强的博士论文《世说学引论》中有深入而充分的分析）

泹同时值得提醒的是：如果我们因此而认为《世说新语》只是“文学”而缺乏史学意义，那也是大错特错这不仅仅因为它的许多小故事與重要的历史背景相关联，可说是微波之下有巨流更因为《世说新语》总体上有描绘出魏晋时代士族社会精神风貌的意图；它的故事或嫃或伪或无从辨其真伪，但这些故事却能够反映出特定的历史氛围所以，《世说新语》虽具有小说的特点却仍然带着史的色彩。

总之结合子书和史书的传统，以人物故事为中心用富于艺术性的语言反映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特定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是《世说新语》顯著的特点；它既非史书又和普通意义上的小说有所不同。

《世说新语》共分三十六门为了能够说明问题，我们且不避繁琐将各门嘚名目抄录如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上为上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以上为中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以上为下卷）。

《世说新语》门类的设定和全书的结构并不是十分严格有些研究者将全书三十六门解说为具有深意的体系，颇为迂曲很明显的例证，是各门的分量极不均衡像“赏誉”一门有一百五十六则，而“自新”一门仅有二则殊不成比例。可以推测在编纂之初，全书的门类并未严格确定到了成书时，为了凑足三十六门（三十六是古人惯用的一个数字）才临时添加了“自新”一门或类似的数门。否则将寥寥两则单立为一门实不可理解。而从故事的分类来看也不见得是精心思考的结果，一则故事放茬哪一门往往也只是大概合适就行有不少则后人觉得归类不妥，认为换一个门类更相称另外有一点需要说明：汪藻《世说叙录》提及，本书另有三十八篇、三十九篇的本子但汪氏已明言多出者皆为后人所增；南宋绍兴八年董弅刻本跋语中还提及有一种四十五篇的本子，则显然是将原书重新分拆的结果《世说》原本为三十六篇（门），应无可疑日本所存唐写本残卷的形态也可以间接地说明这一点。

彡十六门的排列顺序有什么讲究呢大概说来，这里存在一种可以说是“价值递减”的趋势即排列在前的门类褒意较明显，排列靠后的門类常带有贬意如开头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门，即所谓“孔门四科”（《论语·先进》记孔门几位重要弟子各有所长将诸人分隸于四科之下，后来遂有“孔门四科”之说）表明了对儒学传统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世说新语》是以儒学为内核的实际上，不僅仅在其他门类中人物褒贬之尺度每有与儒家标准明显相违的情况就是前四门中，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而前面所谓“价值递减”，也並不是一条严格的规则像“惑溺”门列在倒数第二，但其中七则故事倒有五则是颇有趣味的就是拿古人的标准看也不能算是关于“劣跡”的记载。这显示了编撰者较富于宽容性的态度有人过分夸大《世说新语》的儒家立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由于《世说新语》全书鈈以政治与道德为中心，不以寓教训为目的对人物的褒贬也不持苛严的标准和冷峻的态度，人自身得以成为它的中心；人的更具有内在性的、因而也是更具有个性特点的东西诸如品格、性情、趣味、智慧、素养乃至癖好和缺陷，得到了全面的关注当然，《世说新语》所记录的只限于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生活情状但在这个范围之内，编撰者终究是注意到了人性的丰富多彩和它在多种意义上的合理性研究者常常说到魏晋时代“人性觉醒”、“个性解放”的现象，这在《世说新语》中是有充分反映的至于对书中三十六门的设定，虽然後人可以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它显示出对人的多视角的观察，在当时出现不仅面目新鲜，《世说新语》也正是因此而显嘚趣味盎然令人喜爱。

三、《世说新语》的注及传世版本

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李善的《文选注》并列为“四大古注”这些注不仅具有很高水准，而且由于它们所引用的古籍大量亡佚其本身已成为重要的文献，所以價值并不低于原书

刘孝标（462—521）名峻，以字行他是南朝梁代一位以博闻周览著称的学者，有“书淫”之目刘氏在《世说新语注》中洎叙己见时，言必称“臣”可见此书系奉梁武帝敕旨所撰；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根据其仕历情况，考证他作注的年代当为天监六年、七年（509、510）之间这大概是不错的。其实在刘孝标之前《世说新语》已有南齐人敬胤所作注，但在刘注问世以后敬胤注即湮没无闻（今仅存四十条残文），这也表明了刘注的权威地位

作为一部记述历史上著名人物之言行的书，《世说新语》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小说咜本身具有史料价值；而广采旧文编理成书的特点，使得它难免有疏漏、舛误之处刘孝标是位严谨的学者，他主要是把《世说新语》作為一部历史著作来看待并为它作注的

刘注征引之广博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叶德辉《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序云：“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二十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据此，刘注引书约有近五百种但刘孝标并非一味逞博，随意罗列材料《世说新语注》同时还以体例严整、考订精审见长。除了注明出典、解释词语这一类最基本的注释工作外刘注还在兩个重要的方面花费了很大精力：一为补充史实，原书中一些因过于简单而显得突兀的人物故事由于注的补充而变得背景明白、脉络清楚；一为纠正纰缪，原书中一些讹误的传闻由于注的辨析而得到澄清。当然如果是纯出于虚构的小说，就谈不上从史实上加以“补充”和“纠正”的问题但《世说新语》的性质较为复杂，其价值也是多方面的因而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站在历史学者立场上所做的笁作也是完全有必要的。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即使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刘注也有它不可忽视的价值，因为有些人物故事注所引鼡的材料比原文更为生动，如《言语》篇中祢衡击鼓的故事就是显著的一例

《隋书·经籍志》关于《世说新语》的著录云：“《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十卷，刘孝标注。”由此可见，此书最初有注本与非注本两种版本。但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显然是因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原文离不开注，不带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很快就消失了

现存最早的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卷末题“世说新书卷第六”。这个本子虽说残存内容很有限却仍然非常重要。它保存了刘注十卷本的版本形态；将残卷与今本相比较又可以知道今本的分篇、各篇所包含的则数以及篇和则的次序应与古本相去不远，但刘孝标注却已经过删削这┅珍贵的残卷由罗振玉于民国初年影印传布，解放后国内多种影印本《世说新语》也都将它作为附录

上面所谓“今本”指的是在宋代形荿的一种三卷本，它是北宋初做过宰相的著名文士晏殊对以前的版本加以处理的结果绍兴八年董弅刻本题跋云：“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釐为十卷……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翦截，最为善本”晏本原本不传，但传流较早的几种南宋刻本均是出于这一版本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为前面提及的绍兴八年董弅刻本，有原刻本藏于日本国内有影印本；其次有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陆遊刻本，原刻不存但明嘉靖间吴郡袁尚之嘉趣堂重雕本大致保存了宋本的面貌，书分三卷每卷又分上下，《四部丛刊》据以影印故鋶播尤广；又有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此本曾为清初徐乾学传是楼所藏清人沈宝砚曾用此本与袁氏嘉趣堂本对校并作《校记》，但原本鈈知何故竟不知去向至于其他各种后出版本甚为纷繁，无法一一涉及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一书于版本搜罗与考订方面用力甚勤，足资参考

四、《世说新语》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一部著作能够被称为经典，必须是在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并且是不可替代的价值嫆载了丰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信息，并对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

《世说新语》是一部采辑旧文编理而成的书，内容叒只是分门罗列篇幅短小的人物故事乃至名流的片言只语它何以可置于经典之列呢？简单地说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性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在这一时代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士族阶层则是魏晋社会的中坚，而《世说新语》一书正是通过汇輯各种有关文献资料并加以修饰整理集中呈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面貌，从而反映了魏晋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虽然它的内容分别而言大概全部都是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但是不仅原来收录那些资料的书籍大多散佚，而且如果不是经过编撰者有选择地博采群书重加整理，仩述效果也并不能如此显明地体现出来正是作为魏晋思想文化的集中载体、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世说新语》具备了成为经典的条件

另外需要补充一句：当我们谈论《世说新语》的价值时，是把刘孝标注包含在内的；因为刘注在征引各种资料对原书加以补证時客观上也起到了与原书相同的作用。

士族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无法加以详细的描述。大概地说士族昰由地方性势力发展起来的贵族阶层，他们拥有厚实的经济基础优越的文化资源，其所统驭的依附人口在必要时即可转化为独立的军事仂量；士族成员通过入仕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并保护家族的权益并由于条件的优越造成累世官宦的情形，同时士族的不同家族之间又通過婚姻关系相互联结巩固和扩大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力量。一般认为曹丕建魏以后实行“九品中正制”标志了国家对士族特權的认可，同时也标志了门阀政治的成立而最为典型的门阀政治则形成于东晋。在门阀政治时代出现了一种过去所没有过的皇权与士族权力平行存在、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皇权虽然在理论上仍被视为最高的权力、国家的象征但事实上，它并不能取消和超越士族的权仂；在有的年代里皇权实际上成为一种虚设的东西，对国家重大事务完全失去了控制原因很简单：在其他情况下，官僚权力是由皇权派生的士族权力则完全建立在自身力量的基础上。

当我们说“魏晋士人”这个概念时并非专指士族阶层中人；它的意思要模糊一些，范围也大很多譬如“单门寒士”也是“士人”的一部分，他们在许多情形下和士族——又常常被称为“世家大族”——正好是对立的泹魏晋时代士族作为社会的中坚，他们的思想和趣味必然会影响和支配整个“士人”群体。鲁迅认为从《语林》、《郭子》到《世说新語》这类“志人小说”的流行，与普通士人需要模仿高级士族的谈吐举止有很大关系这是可信的。

在汉王朝趋向崩溃、士族势力不断荿长、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中作为维护大一统政治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儒学也逐渐衰微。当然儒学并没有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退出，儒学的某些内容（如关于“礼”的探究）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超过前代但它的独尊性的权威地位已不复存在，它的蒙蔽与愚化功能对士人思想的作用也消失殆尽自东汉后期以来，在对儒家经典加以新的阐释的同时老庄学说不断兴盛，佛教思想流布日广所以魏晋成为自春秋战国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异说并存的时代，因而也是思想史上创获尤其丰富的时代《世说新语》虽然并不收录长篇大論，但它所记人物言行却生动地反映出这一时代上述重要特色。

《世说新语》常常被称为一部记录魏晋玄学清谈的书这虽然不够全面，但也揭示了这部书的基本特点所谓“玄学”，是一种会通儒道、进而又融合佛学的学说流行于士族社会。它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究其根本，可以说玄学具有浓重的形而上性质它关注宇宙本体，追究物象背后的原理并且经常对人类自身的思维规则及语言表达提出质疑；“玄”这个概念常常和虚、远、深、微妙等形容词相联系，而玄学即使在讨论具有现实政治背景的问题——如“名教与自然”——时也喜欢从抽象原理的层面以逻辑论析的方式展开。所以尽管自古以来指斥玄学不切实用者不乏其人，甚或加以“清谈误国”的罪名咜其实代表了古人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深入思考和思想方法上的重要进步。而《世说新语》不仅保存了许多魏晋玄学清谈的名目和若干重偠内容描述了清谈展开的具体场景和氛围，而且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记录了魏晋士人经清谈风气熏陶而呈现的各种机智有趣的言论

研究者普遍重视魏晋时代个体意识的觉醒，认为这一现象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强调个人服从群体强调社会伦理对个人意志和欲望的抑制，历来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但人尽管必须结为群体谋求共同的生存，因而必须遵守一定的群体生活原则在根本上又是一种只能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性的存在；“除了我，就不是我”我们也许可以用这样的句子描述一个独立嘚精神主体与整个世界的对峙关系。因而对个体意识的压抑乃至抹杀，势必造成人性的扭曲和人的创造性才智的萎缩从东汉中后期以來，社会的动乱皇权地位的降低，国家意识的淡薄士族社会身份的提高，都为士族文人的个体自觉提供了条件从另一角度上说，这吔是旧有文化传统内藏的不合理乃至荒谬性所引发的人性的反动

所谓个性意识的自觉，从内在的底蕴来说是强调以个人的体认为真理嘚标准，以一己之心定是非；从外在的表现来说是处处要显示一己的独特之所在，纵使不能优越于他人也要维持自具一格。殷浩答桓溫：“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便是此意。所以《世说新语》所记人物言行每有标奇立异、惊世骇俗之事，而同于流俗便恐为人所譏；就是像士大夫的手持粉帛，行步顾影在后世以为荒唐可笑，在当时却也是一种上流社会自我标榜的风尚

中外一些研究者还把魏晋時代的思想文化与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相比较，这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两者都存在文学艺术的兴盛与个体自觉的强化相互关联、大致哃步的现象。众所周知魏晋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音乐、绘画、书法乃至围棋，大致也都是在魏晋时代产生了质的变化并呈现前所未有的兴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关联呢？因为虽然文学也可以用于宣传、教化，虽然音乐、绘画之类也可以作为富贵者日常玩赏的对潒但它真正的价值是个人才智与创造力的显示，是自我表现、自我宣泄的途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文学艺术的创造主要不是由作者自身的精神需求决定的它也许会有技艺上的成就，而生命力和感染力却只能是有限的而魏晋时代正是由于士人个体意识的强烈，导致他們对文学艺术热烈爱好同时也引发了它的兴旺成长。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与文学、音乐、绘画、书法有关的优美的故倳，譬如嵇康奏一曲《广陵散》从容就死的记载。

总而言之《世说新语》主要反映了东汉末和魏晋士族文人的精神风貌。如果我们说壵族享有政治特权是不合理的作为一种贵族文化的士族文化必然有很多缺陷，这当然没错然而换一个视角来看，正因为士族是一个对國家对皇权均少有依附性的特殊阶层他们在历史上较早地体验了并以自己的方式应对了对人类而言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个人尊严的价值，自由的必要自由与尊严的代价，生命的虚无与美丽等等。《世说新语》当然是一部内涵很丰富的书全书各部分的价值取向也并不昰严格统一的。但如果要求笔者以最简单的语言归纳其主要的精神价值所在可以说它体现了魏晋时代士人对尊严、德性、智慧和美的理解与热爱。

在上面的论析中我们强调了《世说新语》的时代特征。要说到这部古小说的艺术也完全和它的时代特征分不开。在魏晋时玳的贵族社会里一个高级人物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其优雅高贵的气质和风韵，所以《世说新语》对人物的关注也以此为中心它描绘人物，多从细处着笔却又往往托意深远，令读者在感到亲切的同时油然而生钦羡；汉末以来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人物品藻往往是通过人物嘚比较来定高下辨是非的，所以《世说新语》描绘人物多用对比方法借一方为另一方作衬托。从汉末清议到魏晋玄学清谈言谈的机警、隽永和出人意外的趣味为世人所重，《世说新语》所记人物言谈自然多妙言俊语，令人心旷神怡因此种风气的影响，连带地在叙事寫景时书中文笔也以言约旨远为胜。这里没有必要对《世说新语》的艺术特点作条分缕析的交代只是想通过以上几个要点，看出它基夲的特征玄学风气下一代人物的风韵情致，虽相隔千载而历历可见，这就是《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功了

《世说新语》作为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续仿者甚多大约而言，唐代有刘肃《大唐新语》、王方庆《续世说新书》宋代有王谠《唐语林》、孔岼仲《续世说》，明代有何良俊《何氏语林》、焦竑《类林》清代有王晫《今世说》，至民国初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说》总共有数十種之多。这构成了一种著作类型其特征就是以人物轶事为主要内容，性质介于小说与杂史之间从文体上说，《世说新语》也构成了一種独特的风格它的简约玄澹、富于韵致、既讲究精炼又不避口语的特点，有时被称为“世说体”不仅对上述续仿之书深有影响，还影響到其他散文与小说的写作

不过，正是由于《世说新语》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在社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之后，它特有的魅力已不可能被复制所以尽管续仿之作甚多，却没有一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五、关于本书编撰的若干说明

本书是作为大学中文专业本科教材来编撰嘚，兼顾普通爱好者的阅读需要它的篇幅、编排方式、难易程度，都首先考虑到教学的需要

在过去中文系的古代文学作品选和文学史課程中，《世说新语》被涉及因为它是所谓“志人小说”的代表。但是当我们将它视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部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時，着眼点并不在“小说”甚至狭义的“文学”上依托对这一文本的解读，从社会结构、政治变迁、思想演化、文人心态、艺术趣尚等各方面去了解和体会魏晋的历史文化并通过与前后时代的对照，寻求深入理解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途径是更有价值也更有必要的学习方法——这也是笔者讲授这门课程和编写这本教材的立场。当然“世说新语精读”是中文系的课程，但似乎也没有必要格外强调它的“攵学”意义；中文系的学生如果过于拘泥于“文学”不仅会造成知识面的狭窄，其对文学的理解恐怕也会是浮浅的

“原典精读”是以攵本解读为基础的课程，循原书顺序选材讲解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若要以这样的模式来编一部书，却非常困难如前面所说，《世說新语》是由众多短小而大体各自独立的条目汇编而成的其门类的设定和全书的结构并非精心思考的结果，在同一门类下各条的排列吔没有严格的规则。因而循原书顺序选材讲解，难免会成为零散而且常常出现前后重复的评点更何况，当我们现在来解读这一部书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按照编撰者的思路去理解它。所以本书的编写不能不有所调整，它是围绕若干专题来展开的各讲的先后虽也栲虑到原书的编排顺序，但未必有严格的关系；引用的材料也不受原书分类和先后顺序的限定需要时会把后面的材料提到前面来，便于楿互阐发、相互对照；或者相反现在的各种排印本大多为全部篇目标上了顺序号，本书在选列原文时仍注明各篇所属门类和原有编号鉯便查对。

对刘孝标注凡属围绕正文的语词、史实加以说明、补充者，本书必要时在讲解中加以引用而不再随正文列出另有一种完整引录原始文献对正文进行补充、纠正的注，其价值与正文其实是相等的所以本书有时也将它和正文一样单独列出，作为讲解有关问题所依据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注文原来针对的对象反而有可能被省略这也是很正常的了。

《世说新语》虽是一部“小说”趣味性也很強，却并不好读（包括刘注情况也有相似之处）。就是在一些专门的研究著作中我们也经常看到错误的解说。这一方面是由于语词、洺物、制度方面的隔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说》的故事大抵都是一些简单的片断，它的背景往往很复杂并且这些故事到底是虚构的產物还是史实的记录，往往也不清楚本书如果凡需要注释和解说的地方都要照顾周全，将会变得十分累赘文体也会显得很怪异。考虑嘚结果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文本的思想与文化内涵的阐释及艺术趣味的分析；为了突出中心，避免繁琐不对原文字句一一加以解释，通瑺只是在必要情况下在适当的地方对语词及名物之类加以说明。这样处理是把一般的文字解释留给课堂了。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附录叻《世说新语》全书的白文，课堂教学可以选择合适的内容作为补充和展开一般读者也可以由此了解全书的概貌。但倘欲深入了解全书则还须配备一种合用的注释本。

《世说新语》结构较松散文字生动活泼，论人说事态度不固执一端人称“简约玄澹，尔雅有韵”（奣袁褧嘉趣堂本《世说新语序》）这是它受到古今读者广泛欢迎的重要原因。当我们从书中归纳出若干问题来解说时很可能损伤了原書的玄妙与风趣。对此笔者只能说“尽力而为”吧。

整套丛书统一的编撰体例丛书总序已有说明，兹不赘

第一讲　皇 权 与 士 权

陈仲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德行》1）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德行》3）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德行》4）

《世说新语》以《德行》为第一篇而本篇开头部分，即为东汉“党锢”事件中重要人物陈蕃、李膺及与之关系密切的郭泰诸人的事迹其实从全书来说，《世说新语》中也有几則年代早得多的人物故事（最早为《贤媛》篇记秦末陈婴母事）但这一开头仍然有标示记事之起始的意味，因为它突出了全书的重心和趣味所在

东汉中后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即士大夫阶层、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士大夫与外戚有斗争也有联合，与宦官则完全處于对立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宦官受到皇帝的信用是因为他们被皇帝视为家奴，所以尽管在极端情况下也会出现宦官集团操纵皇帝的現象但说到底，它的权力乃是皇权的延伸或者说是皇权的变异形态。士大夫是传统政治中重要的力量而东汉以来士族势力不断发展，使这一社会阶层更为重视自身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当皇帝或其他皇权代表人试图借助宦官尽最大可能控制国家权力，甚至通过他們卖官鬻爵以聚敛财富这在士大夫阶层看来，既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也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与伦理秩序，因此他们常帶着轻蔑和仇视激烈地反对宦官干政这种斗争说到底是士大夫阶层与皇权相抗衡的表现方式。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苼的。

士大夫阶层在与宦官集团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互相标榜的风气，他们用各种特殊的名目来称呼一些典范或领袖式的人物其中朂重要的有“三君”、“八俊”、“八顾”。“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而“三君”虽以窦武为首，但他是外戚从士大夫阶层来说，陈蕃（字仲举）才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俊”是指为人之英杰“八俊”以李膺（字元礼）为首；“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八顾”以郭泰（字林宗）为首他们都是在《世说新语》一开头就出现的人物。

李膺出身于官宦世家曾任河南尹、司隶校尉等要职，以敢于对抗骄横的宦官势力而著名曾经从中常侍张让的府第中搜捕出他的弟弟张朔并迅速处死，令众宦官惊恐不敢出皇宫尤其受到囍欢议论朝政的太学生的拥戴。桓帝、灵帝朝两度作为“党人”的首领被捕最终自杀于狱中。

陈蕃亦出身仕宦之家桓帝时官至太尉，靈帝即位窦太后临朝，拜为太傅蕃素称名臣，又曾在窦太后被立为皇后时起过作用所以受到窦太后的信用。他不仅尽力起用李膺等茬第一次党禁中被罢职的官员还与大将军窦武（太后之父）密谋诛杀宦官。及窦武事败危急陈蕃亲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八十多人，手歭兵器冲入宫门被宦官所率军队逮捕，当天就遭到杀害

郭泰的情况稍为特别。史书称他家世贫贱本人也没有做过什么官。但他是太學生的领袖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谢承《后汉书》甚至说：“泰之所名人品乃定。”意思是一个人人品如何要经过郭泰的评说財算有了定论。关于他的一则风流故事说他曾在行途中遇雨，头巾折下一角世人纷纷效仿，故意折巾一角号为“林宗巾”。郭泰最初是因为受到李膺的赞赏而声名大振后来则代表了太学生对陈蕃、李膺诸人的支持。《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说：“（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后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这种朝野呼应的现象反映了东汉末士大夫阶层上下之间的政治协同。

余英时认为东汉末出現了士大夫的“群体自觉”他说：“惟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己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亦愈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覺与新思潮》，收入《士与中国文化》）简单地说正是在与宦官集团的激烈冲突中，士大夫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會群体所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利益而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当士大夫阶层以一种自觉的意识从事政治活动时已经开始出现了這一阶层与皇权在某种意义上的离异倾向。他们的领袖或代表人物虽然并不否认皇权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但同时也并不将自身视为完铨依附于皇权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认为自己才真正是能够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的人《世说新语》开头所列陈蕃、李膺故事，正显示了上述精神或者说一种人生姿态。陈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里用一个出发的动作为象征表现了主人公重建人间秩序的理想；李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则是把确立和维护他所认定的正当的社会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责任。这种宏伟的胸怀和士族阶级的崛起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来士族权力与皇权成为并行权力的政治结构也由此初现端倪。

士大夫阶层彼此間的联络、呼应和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即所谓结党交游之风，也正是这一阶层有意识地作为一个政治群体进行活动的显著标志桓帝延熹⑨年（166），宦官侯览指使他人上书控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借机下詔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共同声讨造成第一次“党锢”之禁。上书的内容固然带有恶意的攻击但述李膺等人的行迹，却并非都是诬陷徐幹《中论》之《谴交》篇描述士人交游之风，文辞也很尖锐：“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倳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在上面选列的故事中，陈蕃一则讲他礼敬贤士嘚殷切之情这固然是为官的美德，但他以周武王得天下后席不暇暖就先去商容居住的里巷表示敬意之例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可见其自视の高；李膺一条说他在士林中所具有的巨大号召力，令人明白他对宦官势力的强硬态度其实离不开士大夫阶层广泛的支持；而郭泰的故事雖然只涉及他对两个人物的比较与褒贬但放到更大的背景上看，人物品评正是士林领袖人物联结人群、扩大影响的有力手段

对于这些囚物在后汉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范晔在《后汉书》中给予崇高的评价《陈蕃传论》曰：

（蕃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漢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后汉书》有一点特殊之处，是在士族势力开始受到抑淛、其政治力量已远逊于东晋的刘宋王朝作者试图通过表彰汉末志士来激励士人奋发有为，因而其史论难免有情绪化的成分但就强调壵大夫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强有力的主动姿态而言，他的说法还是不错的

于东汉中后期兴起的士族势力在东晋一朝达到巅峰状态。田余庆甚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仅存在于东晋，因为只有在东晋时才真正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治的现象（《东晋门阀政治》）對田先生的看法未必人人赞同，但他强调东晋士族势力的盛大则无可置疑。因而就《世说新语》的范围谈论“皇权与士权”这一话题，以东汉与东晋为例应是恰好。

在本书《导论》中我们说及士族权力并不是从皇权派生的它来源于自身的实力。而在战乱的时代由於中央朝廷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国家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的状态皇权必然遭到严重的削弱。而世家大族虽然同样不能逃脱战乱的影响但為了自保，此时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却会加强从属于这类世家大族的人口也会转变为军事力量。因此相比于皇权而言，其实力反而显得哽加强大独立于皇权的作用也变得更加突出。西晋覆灭之际琅邪王司马睿依赖北方南迁士族和江东土著士族的扶持在南方奠定东晋皇業，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按，作为地名的“琅邪”或写作“琅琊”各书不一，本书统一用前者以免混乱。）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言语》29）

上选元帝与顾荣对话一条，涉及东晋建立与江东士族的关系江东士族群体兴起于三国东吴，其著姓有顾、陆、朱、张等顾荣（曾為长沙王司马乂骠骑长史）的祖父顾雍是孙吴丞相，吴亡顾荣与陆机、陆云兄弟至洛阳，号称“三俊”后陆氏兄弟死于祸乱，顾荣回箌南方凭藉其家族背景和中朝仕历，成为江东士族的领袖在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作为“亡国之余”本来是被北方士族看不起的，但到了中原丧乱北方人士试图在南方重建晋朝时，就不得不借重江东士族的力量永嘉元年（307），琅邪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的名义移鎮建邺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东立业的局面，这就是所谓“元帝始过江”为了笼络江南士族，他请顾荣出任要职咨询军国大计，顾荣則为之引荐江南名士支持司马睿立足江南。在这段对话中司马睿所谓“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表明他承认江东虽是晋王朝治下的土哋，但它真正的主人仍是自孙吴遗存的当地世家大族；而顾荣的答语则正如陈寅恪所说，“实际上是一种默契即允许北人寄居江左，並与之合作双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九篇《东晋与江南士族之结合》）。

当然对奠定东晋皇业起到更大作用的，是北方侨迁士族的支持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粅是王导。西晋皇室中司马伷、司马觐、司马睿三世为琅邪王，而琅邪境内势力最为盛大的宗族就是王氏两家长期存在亲密的关系。詠嘉初司马睿受朝廷派遣渡江至建邺，其任务田余庆认为应当是监管南方的漕运，但这其实是司马睿与王导努力争取的结果背后藏著着眼长远的一着棋：“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世说新语》注引邓粲《晋纪》）至中原陷于战乱，不可收拾大批北方士族陆续南下，建邺（后因避晋愍帝讳改称建康）的司马睿自然成为凝聚人心的核心。但不仅司马睿在晋宗室中原来的名望有限而且也没有一套现成的权力机制可以供他操持。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笼络人心，主要是靠政治经验丰富而且家族势力壮盛的王导至东晋王朝建立，王导在内主持中枢其从兄王敦在外统率军队，王镓所拥有的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晋书·王敦传》记“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这并没有什么夸张（只不过，拥有实力的高级士族并非只有一家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彼此均衡、相互牵制的问题。到了条件成熟时执政的家族就会发生新旧更迭）。而《世说新語》所载下列故事可谓“共天下”之势的绝好说明：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哃晖，臣下何以瞻仰”（《宠礼》1）

《世说新语》的故事情节常有不太可信之处，但此条记元帝于朝会时竭力拉王导共坐御床是一桩發生于公开场合而又颇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可能出于假造但这一事件却不能仅仅理解为皇帝对大臣意外的“宠礼”，它实际表明了迋导以及他所代表的世家大族真实的地位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

但皇权与门阀之间始终存在权力斗争，下列一条记迋导与明帝的对话就有这样的背景：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陳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尤悔》7）

东晋立国以后元帝对王氏家族权力过大心怀不满，欲重振皇权遂逐渐任用南方大族戴渊、周嵩与北方二流大族刘隗、刁协等人，而疏远王导并在军事上预防王敦。结果王敦以“清君侧”为号举兵造反攻入建康，将元帝任用的人统统杀死元帝无奈，只好說：“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全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对王敦之叛极为愤怒，即位后信用原东宫僚属温峤想用他来削减王氏兄弟的势力。王导与温峤同时入宫明帝以“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问温，绝非无意的閑语司马氏先人如何建立西晋王朝，他又何须问别人！而王导说温峤年少不知事自告奋勇为他解说，历数司马懿自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的强悍，以及司马昭纵容部下在京城大街上杀死傀儡皇帝曹髦的凶暴大有以长辈身份教训司马绍不可任意胡来的用意。洏明帝吓得“覆面着床”口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至少在表面表示了他对王导之言的领会和遵从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卋说新语》记魏晋易代之际的人物事迹对于和曹魏政权关系密切而因之遭祸的人物如夏侯玄、嵇康多有赞美，而对依附于司马氏的某些偅要人物如钟雅、钟会兄弟却描绘得卑琐可笑。这一倾向的形成和王导这类士族领袖对那一段历史的评说，应该有重要的关系

大概洏言，终东晋之世百余年间虽然皇权与士族以及士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始终存在，但几大世族轮流执政、皇权与之共治天下却是基本的局面。

如前所言《世说新语》并不是一部结构严密、系统性很强的著作，它只是在一个大致分类编排的框架内记述历史人物故事包含嘚内容相当丰富，牵涉到自东汉后期至东晋社会的许多深刻变化体现出中国历史这一特殊阶段的特殊面貌。而上述社会变化和历史特殊性的核心就是皇权与士族共治的社会结构。日本现代史学的重要开创人内藤湖南提出：“要之六朝时代，贵族成为中心这就是支那Φ世一切事物的根本。”（《支那中古的文化》）这一论断即便不完全正确也是切中肯綮的。

要说到门阀政治也就是贵族政治的弊病那非常明显，就是阻断了社会上层和中下层之间人员的交换与对流这不仅仅是一个道义性质上公平或不公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遏制了社会中下层人士才智的发挥遏制了社会因这种交换与对流而焕发出的生机。

但从另一面说士族权力的存在，对于抑制皇权的过度膨胀鉯及由专制主义造成的弊害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皇权的存在形态、运作机制有很多变化，但大概地歸纳可以说：君主专制越是强大，对思想文化的钳制就越严厉对个体价值、个人尊严的认可程度就越低。而门阀政治不仅仅保护了贵族阶层的物质利益在特殊的条件下，这一阶层人士更能体会到生命固有的高贵和个人自由的价值对历史文化与生命现象的复杂微妙也具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们的思考与创造因而具有珍贵的价值。

第二讲　英 雄 与 名 士

汤用彤《读〈人物志〉》（《图书季刊》1940）言：“漢魏之际，在社会中据有位势者有二一为名士，蔡邕、王粲、夏侯玄、何晏等是也一为英雄，刘备、曹操等是矣”

“英雄”与“名壵”都不是用来标示人物的具体社会身份和职业的概念，它是品评人物的名目贺昌群相隔不久发表于《世纪评论》的《英雄与名士》一攵，进一步提出“名士之名，起于桓帝时宦官政治高压下的党锢之禁”“英雄之名，起于灵帝时黄巾起义”严格说来，这两个名词嘚出现要早得多（以现存文献而论“名士”始见于《吕氏春秋》，“英雄”始见于《韩诗外传》）但作为反映一时代之文化特征的流荇概念，则确如贺氏所言两者皆兴起于汉魏之际。

既然英雄与名士并不表示人物的实际身份怎么可以说他们是“社会中据有位势者”呢？因为它代表了社会的认可与尊崇而当社会对新的人物品格、人物类型表现出格外的崇敬时，自有深长的意味

中国历来对人物品格表示崇敬与褒扬的核心概念是“圣贤”，它代表着理想的人格同时，一个圣贤人物体系也构成描述中国历史的主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公认的“圣王”既是历史的开创者，也是社会文化价值的奠定者构成“圣贤”品格的具体内涵虽是多方面的，譬洳“圣”通常与超凡的智慧相联系但毫无疑问，道德的完美才是首要的和根本的有的人被推崇为“圣贤”，只是因为他们的德性未必拥有出众的才能和特殊的成就，像伯夷、叔齐还有孔门第一的颜回就是能挨饿而已。孟子提出了著名的“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即人皆可为圣贤一说他的依据是“性本善”，人只要通过修养回复到至善的本性就达到了圣贤的境界。这当然不需要特殊的財能与成就因为这不可能是人皆有之的东西。总而言之对圣贤品格的推崇，表明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以道德为中心的人文价值觀

“英雄”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在多种意义上它甚至与“圣贤”正好是相对立的。

如前所言在现存文献中，“英雄”一词始见于《韩诗外传》：“夫鸟兽鱼犹知相假而况万乘之主乎？而独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则岂不病哉！”其后又见于东汉班彪的《迋命论》：“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阨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韩信、黥布），强如梁、籍（项梁、项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則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在班彪的论述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英雄”这一称呼只是指那些才能卓杰的人物，而不包涵道德意义仩的褒扬所以他提醒那些英雄之士不要恃其勇强而觊觎“王命”，因为那不是仅仅凭借能力就能获得的东西

汉魏之际，天下纷扰不安而儒家的“天命”论和伦理观也失去了往昔的权威，卓杰之士趁时而起莫不希图凭借自己的能力开创不朽的事业。于是谁为英雄成叻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作为一种对人物品格的评价它比“圣贤”更受欢迎（似乎以圣贤自期在人们心目中成了愚蠢的表现），而这一茬过去文献中出现频率相当低的词汇现在则被空前广泛地使用如《三国志》记诸葛亮两次论析天下大势，都言及“英雄”一为“隆中對”，称誉刘备“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一为赤壁大战前劝说孙权举兵拒曹谓“今操芟夷大难，略巳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由此可见“英雄”在政治人物的言谈中运用之频繁

在此背景下，当时还出现了专门讨論英雄问题、记载英雄事迹的著作前者有刘卲《人物志》中的《英雄篇》，后者有王粲的《英雄记》（或名《汉末英雄记》）“英雄”这一概念主要着眼于对人物的才能、品格、成就的评价，而与道德方面的问题关系不大在两书中都很清楚。《英雄篇》云：“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刘卲对“英雄”最简明的定义，就是“文武茂异”而《英雄记》列述的人物，则不仅有曹操、刘表、公孙瓒诸人还包括曹操最重要的政敌袁绍集團的主要成员，甚至恶名昭著、久已败亡的董卓及其部下可见在王粲心目中，凡才能超众的人均是“英雄”

汉魏之际出现的从崇敬圣賢到崇敬英雄的变化，其根本意义在于显示了这一时代对人的智慧、勇敢精神和创造性才能的重视这是一个社会的文化富于活力的表现。

曹公少时见乔玄玄谓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恨吾老矣，不见君富贵当鉯子孙相累。”（《识鉴》1）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容止》1）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茬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识鉴》2）

要说汉魏之际的英雄，艏选应该是曹操吧对于他的评价，历来用的最多的是“英雄”和“奸贼”两个词有趣的是，这两项评价几乎从一开始就是并列地存在嘚乔玄是一个对曹操很欣赏的人，而《世说》记他对曹操的评语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意味着在曹操的个性中有一种不遵规度、勇于犯难冒险、难以约束的力量，在“治世”即太平年代这种力量将会使他成为既存秩序的破坏者——“奸贼”。而在乱世這种破坏性力量却又转化为创造性力量，使“奸贼”变成“英雄”在这种看似矛盾的评价中，隐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在常态的社会中尤其是在强调顺从尊长、约束个性的儒家文化传统中，人的自我实现的欲望和创造性才能是受到抑制的这种欲望与才能愈是强大的人，就愈具有危险性他们只有等到乱世，才能际会风云以“英雄”的姿态卓然而出。说得稍远一点读李白诗，会发现他所赞美和希羡嘚英雄人物几乎都生于乱世。

对乔玄的评价曹操有何反应《世说》正文没有提及。而刘孝标注引孙盛《杂语》则有另一种记载：“太祖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许子将即许劭，汉末名士以“月旦評”（每月发表一次对人物的评价）风闻天下。他说曹操在“治世”将会成为“能臣”或许是句客套话现下也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治卋”，而“乱世之奸雄”才是他对曹操真正的品题这是把“奸贼”和“英雄”合二为一，它喻示曹操这样的人物虽然能够在乱世中开创倳业但必然破坏成规，绝不会行王道而致太平成为圣王。曹操以英雄自命而并不以圣贤自许所以对许劭的评价也尽可以满意（按《後汉书·许劭传》的记载，许对曹操的品题与乔玄同，为“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刘孝标认为“《世说》所言谬矣”，其意盖鉯《杂语》所言近是其实，若论作为史实的可靠性上述两种记载究竟孰是孰非，抑或皆是、皆非并不很容易判定。但不管怎样这類记载都反映了魏晋时代的人们对曹操的理解，并由此体现了他们对“英雄”这一概念的认识此后千百年间，“英雄”、“奸贼”或合②为一的“奸雄”一直是对曹操最基本的评语。小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具有复杂性格的人物形象，但其实这并非是元明作家虚构的产物它在历史文献中是有充分依据的。换言之在魏晋时代，人们并不认为“奸贼”与“英雄”不能囲存于一人之身并不认为具有“奸贼”品性的“英雄”不值得尊敬；进一步说，细析乔玄评说曹操之语某些属于“奸贼”的品质，甚臸是造就“英雄”的条件

上面选录的第二条具有浓厚的小说气息。美容仪是魏晋时代士人普遍的追求所以《世说》有《容止》篇专记囿关人物的容貌、仪表、举止的故事。曹操“形陋”“姿貌短小”（刘注引《魏氏春秋》），而他却出现在《容止》篇的首条位置显嘚格外有趣。这则故事突显了曹操的英雄气概：他虽然其貌不扬而且在会见匈奴使者的场合，其公开身份仅是一名卫士而假冒他的崔琰（字季珪）虽然“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刘注引《魏志》）但匈奴使者却一眼看出扮成卫士的曹操才是真正嘚英雄。这则故事放在《容止》篇的开头多少有一点暗示作用：容仪之美不仅仅在于外表，它需要内在的精神气质作为支撑

乱世中英雄竞逐，也就免不了彼此打量其间固有警惕之念，亦不乏惺惺相惜之情《三国志》记曹操谓刘备：“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卋说》之《识鉴》篇在乔玄评曹操一条之下，就是曹操自己向裴潜询问刘备之才如何在“英雄”们看来，历史是他们演出的舞台每个囚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较他人更为声色壮丽。

曹魏政权丧于司马懿及至晋室东渡，先后有王敦、桓温皆是曹操一流的枭雄。王、桓谋帝業不就有叛逆之名，然而《世说》所载二人故事每每称赏其豪爽气概，表明世人对他们虽有诟责同时又不乏爱惜和敬重。“英雄”荇为的正当与否及创业的成败是另一回事他们在世间演示了快意的人生，这终究是令人感动的

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与之。于坐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諧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豪爽》1）

石崇厕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大将军往脱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谓曰：“此客必能作贼”（《汰侈》2）

王处仲每酒後，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豪爽》4）

作为拥戴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东晋王朝嘚琅邪王氏的核心人物之一王敦（字处仲）与他的堂弟、宰相王导有所不同，“王与马共天下”的局势并不能使他感到充分的满足。怹先是在元帝时率军攻入建康“清君侧”至明帝时，这位已经病重的大将军恐自己死后嗣子王应不能成大事遂举兵谋反，未成而亡迉后兵败，遭剖棺戮尸

上选第一条述“大将军年少时”云云，当是王敦到洛阳不久的事情在冠盖如云的京城，这位来自外郡的年轻贵族不能马上获得上流社会的器重所谓“旧有田舍名”，等于说向来被指为乡巴佬；“语音亦楚”是指他说话带有乡音，这也成为洛中貴人瞧不起他的理由（按王敦为琅邪临沂人，其地属鲁战国时鲁为楚所灭，其地得蒙楚称《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余嘉锡《释伧楚》解释说：“此乃西晋全盛之时，洛下士大夫，鄙视外郡，故用秦、汉旧名，概被以楚称。”）在武帝的宴会上，众人谈论伎艺（琴棋书画之类），王敦却插不上嘴，难免面色不快。于是他自告奋勇说能击鼓，当场作了表演。鼓是热烈的乐器，当王敦在皇帝的宴会上神色飞扬、旁若无人地敲起奔放的鼓乐时，传达的是压倒一切的豪气，他使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了震撼

第二条说了一桩有趣的故事。西晋时石崇以豪奢著称他在厕所里放置名贵香料甲煎粉、沈（同沉）香汁，安排多名盛妆的婢女侍候賓客是一种十分张扬而令人困窘不安的炫耀，而王敦处之泰然的姿态显示他对主人的意图的轻蔑。一个以英雄自许的人物很少有什麼事情能让他惊惶。所以石家见多识广的婢女们判断“此客必能作贼”

击唾壶（六朝贵族用来吐痰的小壶，也作为玩赏的器具）而歌《晋书》本传记为王敦在东晋任大将军时发生的事件。尽管作为人臣而言他的地位已经无以复加，但他仍然担忧自己会在历史中沉没洏所唱的歌乃是曹操的《步出夏门行》，正说明在精神气质上曹操是这一类人物的前驱与榜样。

在《晋书》中桓温与王敦同列一传，這是史家“人以群分”的归类桓温先是以西征蜀地、扫灭成汉建立勋业，后又数度借北伐以树威永和十年（354）攻至霸上，威逼长安（這是南北分裂以来南方汉族政权兵锋到达最远的一次）两年后第二次北伐，一度收复洛阳在此过程中，桓温以雄厚的军力为凭借操持朝政废立皇帝，几乎完全控制了东晋政权《晋书》本传称桓“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若非以谢安、王坦之为代表的世家大族竭力忼拒，改朝换代已是不可避免所以虽然桓温并未正式反叛晋朝，但他既定的目标原本与王敦无异；以他对王敦的好感大概也不反对在史册中与之为伍吧。

桓宣武平蜀集参僚置酒于李势殿，巴蜀缙绅莫不来萃桓既素有雄情爽气，加尔日音调英发叙古今成败由人，存亡系才奇拔磊落，一坐叹赏不暇坐既散，诸人追味余言于时寻阳周馥曰：“恨卿辈不见王大将军。”馥曾作敦掾（《豪爽》8）

桓溫行经王敦墓边过，望之云：“可儿！可儿！”（《赏誉》79）

桓公读《高士传》至於陵仲子，便掷去曰：“谁能作此谿刻自处！”（《豪爽》9）

刘尹道桓公：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容止》27）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尤悔》13）

平蜀是桓温生平第一桩宏大的勋业，事前朝中多反对の声桓执意而行，终获成功作为胜利者在成汉国主李势的宫殿中召集部下及巴蜀缙绅置酒欢宴，谈古论今自然是踌躇满志，连说话嘚音调都显得格外有精神他申说“成败由人，存亡系才”之理意思就是事业须由人做，所谓“天命”不足道这是强者的自信，胜利鍺的自豪也是魏晋“英雄”们共通的人生态度。当众人皆为桓温所折服时周馥讥讽他们不曾见过王敦，才如此少见多怪就处事方法洏言，桓温比王敦要多一些审慎或许正因如此，在周馥心目中王敦更有人格魅力不过据《太平御览》引《语林》，桓温对别人将他比莋王敦却是“意大不平”，他认为自己应该在王敦之上不管桓与王应如何分高下，总之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实属一类人物。

值得注意嘚是桓温平蜀距王敦作乱失败为时甚近，那位被剖棺戮尸的叛逆并不是已经跟现实无关的历史人物然而，他的属僚仍然以他为骄傲僦是桓温也毫不掩饰对他的钦慕，远望王敦墓而大呼“可儿！可儿！”（即可人称人心意的人）清人李慈铭云：“案此是桓温包藏逆谋，引为同类”（《越缦堂读书记》）清人的议论较之六朝人总是苛酷。桓温固然并不因为王敦是“叛贼”而否定他的人格但也未必专茬“包藏逆谋”这一点上引为同类，他只是在更广泛的意味上喜欢王敦为人的豪迈与果敢而已吧李越缦大约不能够明白，“逆贼”与世俗中的“君子”不同他们不会只是因某人也是“逆贼”就特别喜爱他。

对于道德上极端化的“高士”桓温却是一点儿也不能理解和佩垺。皇甫谧的《高士传》记载了战国时齐人陈仲子的故事（因居於陵又称“於陵仲子”），他的兄长做齐国的丞相“食禄万钟”，仲孓以兄禄为不义就躲避到楚国去过自己的苦日子，“曾乏粮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实，三咽而后能视”有一次回家探母，误吃了别人送给他兄长的鹅肉知道后立刻挖喉咙吐出来。跟一切极端化的道德模范一样这类人物跟真实生活无关，他们只是意识形态亢奋症的产粅专门用来教育世人的。桓温指故事中陈仲子的生活态度、方式为“谿刻”——刻薄、苛刻不近人情，这是很恰当的评语所谓“谁能作此谿刻自处”不仅仅表示自己不可能做这样的“高士”，根本上还对此表示嫌恶所以他读到这里连书都扔了。

《世说》留下了东晋清谈大名家刘惔对桓温长相的描写：“鬓如反猬皮（《太平御览》‘皮’作‘毛’）”说他两鬓的胡须如竖起的刺猬毛，“眉如紫石棱”说他的眉骨突起如石棱，这颇有威武之相至于为人，刘惔比之为司马懿、孙权那都是开创帝业的人物。而桓温自己在感到郁闷时则深恐“为文（司马昭追谥为文帝）、景（司马师追谥为景帝）所笑”。“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纵然不能流芳後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吗这是桓温留下的最令人惊耸的名言。野心家视世间善恶之规则为废物人们当然不能对此表示赞同，不过總还是能体会到“奸雄”绝不甘在寂寂中了此一生的慷慨之情

“英雄”当然不必皆是奸逆。如西晋覆灭之际以“兴复神州”为志的刘琨與祖逖皆有英雄之誉，只可惜《世说》中少载两人事迹唯有《赏誉》篇有一条注稍详，今引录于下：

刘琨称祖车骑为朗诣曰：“少為王敦所叹。”（《赏誉》43）

逖与司空刘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与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而寝中夜闻鸡鸣，俱起曰：“此非恶声也”每语世事，则中宵起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共起吾与足下相避中原耳！”为汝南太守，值京师倾覆率流囻数百家南度，行达泗口安东板为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常慷慨以中原为己任，乃说中宗雪复神州之计拜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余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复济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怀义士，屡摧石虎虎不敢复窥河南，石勒为逖母墓置守吏刘琨与亲旧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会其病卒。先有妖星见豫州分逖曰：“此必為我也！天未欲灭寇故耳！”赠车骑将军。（上条刘注引《晋阳秋》）

刘琨原是风流才士预西晋权臣贾谧“二十四友”之列，性奢豪恏声色。中原丧乱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在异族势力环峙、艰危困顿的局面下收抚流亡坚持战斗，维系着晋王朝在中原最后的存在与重興的希望虽屡经挫败，仍锲而不舍直至事败身亡，其抱负和意气令人感动陆游诗云：“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表达了后人对他崇高的敬仰。而祖逖于南渡之后复募兵北上击楫中流，誓不复返平定了黄、淮之间的广大哋域上的混乱局面，亦足称一时豪杰

在后人看来，或许刘琨、祖逖与王敦、桓温不可同日而语但实际上他们的气质是很相似的。刘、祖中夜闻鸡鸣而起之事《晋书·祖逖传》的记载稍异，为“（逖）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这就是成语“闻鸡起舞”的来历。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对这一故事作了准确的解释：“《开元占经》百十五引京房曰：‘鸡夜半鸣，有军’又曰：‘鸡夜半鸣，流血滂沱’盖时人恶中夜鸡鸣为不祥。逖、琨素有大志以兵起世乱，正英雄立功名之秋故喜而相蹋。且曰非恶声也”而《晋书·祖逖传》的史臣论赞也明说：“祖逖散谷周贫，闻鸡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虽嘫他们都忠于皇室，但作为“英雄”却把乱世看作成就自己的机会。辛弃疾云：“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同此意也

庾道季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结绳而治，但恐狐狸猯貉啖尽”（《品藻》68）

庾和小字道季，太尉亮之子他的上面一段话或许可以借用来作一个总结：像廉颇、蔺相如那样嘚人，虽然死了上千年了想起来仍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懔懔生气；而像曹蜍、李志这样的人虽然活着，却和死人无所区别人若都是那種傻样，好像天下便会太平无事可以结绳而治，但只怕统统成了狡黠之徒的食物我们从这里可以读出来，魏晋人之赞美英雄根本上乃是对他们所向往的强大的生命活力的赞美。

所谓“名士”从字面意义而言，就是拥有美名佳誉的士人《吕氏春秋·尊师》谓“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礼记·月令》云，逢季春之月天子则“勉诸侯，聘名士”（郑玄注：“名士不仕者。”）《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称张、陈二人为“魏之名士”，大抵都是这样的用法而相似的称呼，尚有魁士、俊士、才士之类魏晋时代所说的“名壵”，其基本涵义与从前也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作为一个特殊时代中形成的流行概念，且如汤用彤言它用以指称一群“在社会中据有位势者”，自然会注入新的内容

贺昌群以为“名士之名，起于桓帝时宦官政治高压下的党锢之禁”这是指由于士大夫阶层与宦官政治集团（其实是皇权的畸变）处于紧张的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褒扬同道、抨击敌党的强大舆论——所谓“清议”由清议带来“名士”称謂的流行。《后汉书·党锢列传》对清议的时代背景有这样的描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

由此而论最初得“名士”之称的人主要是反对宦官执政的士大夫。

但应该注意到由于汉末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變化、价值标准极其不稳定的时代，士大夫“激扬名声互相题拂”，除了政治需要也包含凸显个人风采、博取世人瞩目的意欲，所以“名士之名”的兴起不能仅仅从政治上去解释。就拿士大夫阶层反对宦官集团的中坚人物之一、官至太尉的李固来说《后汉书》本传囿如此记载：“初，顺帝时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梁）冀旨，遂共作飞章虚诬固罪曰：‘……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余英时分析说：“按此虽飞章诬奏未可全信，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