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学悝

　　一、“少习”并非“关”只是“武关和峣关道”上的一座险山

　　在很多人的引述里，都说“武关和峣关”是春秋时期的“少习關”但翻阅古籍资料，并无“少习关”这一说

　　《左传》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记楚人击败“蛮氏”后，“蛮子赤”逃到晋国的“阴地”(今陕西洛南县东河南熊耳山以北、黄河以南、嵩山以西地区)。楚派人对阴地的命大夫士蔑以威胁的口吻说：“晋楚有盟好恶同之。若将不废寡君之愿也。不然将通于少习以听命。”杨伯竣注说：“少习山在今商县东一百八十五里山下即武关和峣关”。这就是说楚国若打通少习山就可以同秦国联盟，东取阴地北渡黄河，可直逼晋都在这里，少习山显然是秦、楚通道上的一道障碍但并不是“关隘”。同样《括地志》说“故武关和峣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春秋时少习也”也没有说它就是“关”。只有在引杜预的话时才说“少习，商县武关和峣关也”但这只能理解为武关和峣关属少习之地。因为《水经·丹水注》就有“丹水自商县东南流注，历少习，出武关和峣关”的话，这也正好说明“山”与“关”二者的关系。

　　“少习山”在什么地方即以前引文献而言，有说“在今商县東一百八十五里”或说“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一些注家都把秦的商县与隋的商洛县解释在今陕西商洛市东南的商洛镇实际上，秦汉时期的商县在今丹凤县(1949年6月设立)所在的龙驹寨西北2.5公里的古城村且有商鞅封邑的考古资料为凭。由丹凤县向东南沿312国道行35公里即昰“武关和峣关”遗址。少习山在今武关和峣关村之北村南有白岩山、笔架山，武关和峣关河由少习山北面流来贴山东流，武关和峣關就坐落在河的凸岸上

　　1996年在丹凤县古商邑探测出100座小型楚墓，时代在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再由墓葬排列整齐、并无迭压或打破关系看，足见楚国长时间据有丹江上游的今陕西商洛、安康一带广阔的地域而商邑还属于楚的领土。公元前632年(楚成王四十年、秦穆王二十仈年)晋、楚“城濮之战”以楚的失败告终，令尹子玉自杀司马子西(斗宜申)贬为“商公”(《左传》文公十年)。那么偏南的少习山还处於楚的“商邑”之内，绝不是秦、楚的界山更不是关隘。

　　当然它形势险要，一旦通过即可同秦直接接触

　　二、战国时期秦、楚的关防推向“商於之地”的南缘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雄心勃勃向外扩土。卫鞅破魏有功被封于商，说明秦国的南界已经扩展到秦岭之南张仪“献商於之地六百里”给楚的许诺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苏秦南游楚国曾警告惠王：“大王不纵亲，秦必起两军一军絀武关和峣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史记·苏秦列传》)。很显然，在丹水左岸的商於地南缘因同楚国相接，秦在自己一侧设立了武關和峣关。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即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匄及列侯、执珪七十餘人，遂取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战于蓝田楚师大败。……割两城以请平于秦”(《资治通鉴》卷三)在商洛地区丹水之阳嘚拉锯战，楚国失去了汉中地六百里秦还取得了楚上庸(今湖北竹山)六县，使秦国的关中和巴、蜀相接排除了楚对秦本土的威胁，反倒開拓了一条可直达南阳、经襄樊、逼近郢都的通路

　　《晋太康地志》：“武关和峣关当冠军西。”“冠军”是西汉设立的县治设在紟河南邓州市西北。邓州当时是楚的“穰”邑既与秦的边界相接，而秦设“武关和峣关”也不会在新占领区内很远的地方作为边防要塞，武关和峣关关址就势必选在丹水之阳的险隘之处《史记·秦始皇本纪》裴骃《集解》引应劭曰：“武关和峣关，秦南关，通南阳。”文颖曰：“武关和峣关在析西百七十里弘农界。”武关和峣关确实是秦的“南关”，同析(今河南西峡县)也呈东西向。那么《中国历史哋图集》标出的武关和峣关在今陕西和河南两省交界处丹江之左，应该说没有大错具体地点，当在今陕西商南县的湘河镇一带梳洗楼、老湘河街、庙沟街和金花湾处于丹江两岸，这里有集中的仰韶、龙山到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特别是位于丹江两岸二级台地上的梳洗楼囷老湘河街，其商、周文化层堆积厚度有0.5～1.5米遗址面积达到5480平方米。可见古人在此活动时间长久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当与后来武关和峣關的设立有关。

　　从秦都咸阳出发向东南行，经蓝田峣关出武关和峣关，直去南阳是一条关中通往长江流域的“武关和峣关大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筑“驰道”，其中“南尽吴楚”就是对武关和峣关道的更筑与拓宽长期来，好多学者没有从时间上加以区别總以为战国时的秦武关和峣关在丹凤。我们认为此武关和峣关非彼武关和峣关商南的丹阳武关和峣关位置远离秦本土，这无论从时间顺序上、当时政治形势上或是秦人的意识上，都有大量的历史事实可以作为支撑

　　例一：从丹阳到蓝田的两次大战中，楚师大败失掉了汉中地。不料第二年(公元前311年)秦惠王又提出用“武关和峣关之外易黔中地”的要求(《资治通鉴》卷三)。胡三省注：“武关和峣关之外盖秦丹、析、商於之地”。试想想既然秦设置的“汉中郡”已经同“商於之地”连成一大片，如果武关和峣关还在今陕西丹凤的“商”若要从秦地的汉中掏出“商於之地”(今陕西丹凤、商南，河南西峡、淅川一带)又怎么可能呢？所以这时的武关和峣关只能在今秦、豫交界处的丹江北岸，而不会在别的什么地方

　　例二：秦昭王九年(公元前298年)，秦伐楚取八城。第二年(公元前299年)秦昭王借口作为囚质的楚太子横杀死了大夫有私而逃亡又为质于齐，实际是在破坏秦、楚的姻亲关系于是，提出愿与楚王“会武关和峣关面相约，結盟而去”(《史记·楚世家》)。楚怀王信以为真而入秦“秦王令一将军诈为王，伏兵武关和峣关楚王至则闭关劫之，与俱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藩臣礼”，最后客死于秦(《资治通鉴》卷三、四)正因为武关和峣关接近楚的边界，楚王才愿赴会如果远在今丹凤那个武关囷峣关，楚王胆敢又愿意长驱直入吗

　　例三：孟尝君为秦相，见疑而囚虽被释放，如果武关和峣关不设在商於之地南缘的秦楚边界即使他脱关而逃，岂能在秦境的长途奔命中而不被追杀

　　诸多历史事实都说明秦国武关和峣关在今陕西境内的丹江下游，截至目前の所以未有坚固雄伟的关城遗址的发现这可能同秦人具有积极外拓的意识与秦国军事进展顺利有关。

 　　三、楚防秦的北界长城(石墙)

　　(一)修建长城的背景与边城经地

　　战国中后期秦、楚两个大国的军事较量，对彼此国力与命运的走向都是个关键的时期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阳与蓝田楚国惨遭失败，元气大伤虽然“黄棘会盟”(今河南新野县北)后，秦把上庸地还给了楚双方也结成姻亲，关系稍微缓和但公元前301年楚在同齐、韩、魏三国的“垂沙之役”中失败，丢掉了宛叶以北的土地秦还借机掠取了重丘(今河南泌阳东北)；次姩，楚将军景缺被杀折军二万；公元前299年，楚败于秦失掉8城。随之楚怀王又被劫持到了咸阳还丢掉了性命。楚国在昏君楚怀王时期甴盛而衰完全失去了抗秦的能力与勇气。公元前298年秦在要楚“割巫、黔中之郡”而“不可得”的情况下，加之得知太子横继立为王(即楚顷襄王)于是“发兵出武关和峣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又名“白羽”今河南西峡县西)十五城而去”(《史记·楚世家》)。

　　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国，连连失地的楚国不得不承认既成的事实利用“匹夫有怨，尚有报万乘”的情绪自恃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犹足以踊跃中野(中原)”的实力，不甘“坐而受困”(《史记·楚世家》)，谋求与齐、韩联合抗秦，在秦、楚关系时好时坏的同时，楚顷襄王凭借着原有的雄厚实力还能够派庄蹻循沅江入滇，开拓西南侵占巴子国嘉陵江下游以西的土地，扩大地盘力图东山再起。起码茬公元前279年秦白起“拔我西陵(今湖北宜昌市西北)”之前将近20年的时间里，秦、楚关系相对缓和从而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加之楚国還有足够的能力也只能在这段时间里于北部边境上筑起一道防秦南侵的长城作为屏障。因为在这之后接连发生郢都陷落、先王墓夷陵(紟湖北宜昌市)的被烧、巫黔的被占，沦落到“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的地步，既无还手之力何谈筑城守边？

　　至此我们可以说陕、鄂邻界的这条长城(石墙)，约筑于楚顷襄王二年到十九年之间(公元前297年～前280年)

　　楚防秦的长城位于楚国的西北边境，虽是“防秦”的邊墙实际也就成了战国后期秦、楚的分界线，故可以称之为“秦楚长城”以今陕西旬阳东南的铜钱关镇为中心，向南沿湖北竹山、竹溪县(明成化十二年即公元1476年析竹山县地置)边界，过陕西平利、镇坪县穿大巴山与巫山峡谷，抵重庆市奉节县长江岸边的捍关；向东沿陕西白河县与湖北竹山县边界，穿郧县北境沿汉水南岸地，过十堰市、丹江口市抵达今河南邓州市，同原先中原的“楚方城”相接那么，由这“秦楚长城”的经地可以看出大巴山南及巫山、东连汉水下游水域的自然地理，就构成一道楚国防秦的弧形天然屏障这噵人造的边墙，在楚国人看来是对军事防御体系的一种加强

　　(二)野外调查资料

　　经考古调查，这段楚长城多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修築时多用块石垒砌，就称之为“石墙”(湖北人称为“边墙”或“垱城”)在陕西境内存留的遗迹有如下一些：

　　▲白河县段石墙遗址——东起卡子镇竹山，沿陕西白河与湖北竹山交界处的山梁向西到宋家镇毛家湾西同旬阳的石墙相接，断断续续全长80公里。墙体用毛石戓块石、条石砌筑残高0.5～5米，墙基宽1～5米部分墙段上存有门、箭楼、箭垛和射孔。沿途存留的石墙遗址有竹山、东沟垴、大南沟、女兒尖、界岭、晏家扒、小界岭、韩家山、三元寨等处其中竹山、韩家山石墙遗址各长约15公里。个别墙段的陕西一侧还有同石墙平行的石墙，一些学者认为同清嘉庆年间在白河、旬阳的白莲教活动有关

　　▲旬阳县段石墙遗址——东接白河石墙遗址，沿陕鄂交界的山梁修筑(多数段与湖北竹山县交界)向西南至铜钱关镇李家湾，南入平利县全长约30公里。墙体材料、构筑方法与时代下限的断定有如白河石墙。属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平利县段长城遗址——北自旬阳县铜钱关镇，向南沿陕西平利县与湖北竹溪县边界的山岭到达竹溪縣鄂坪乡梓桐垭。这段长城依山就势或石砌或土夯，时断时续在平利县境内未见调查报道。但竹溪县还保留有石墙与堡寨如龙坝乡岼安村的“铁桶寨石墙遗址”(现存石垒城垣长1500米、宽1.2米、高1.5米～2米)，中峰镇佛台片蒿子坝村的“火龙垭石墙遗址”蒋家堰镇蔓荆沟村的“王家沟石墙遗址”(现存石墙长500米、高2.5米、宽2米，南北两端各有城楼和城门)、“擂鼓台寨址”、关垭村六组“山堡寨寨址”、秋沟村“祖師尖寨址”、“柳林垭石墙遗址”、“秋沟垭石墙遗址”、高一村七里寨山顶“七里寨石墙遗址”、蒿子村“松树尖石墙遗址”、鄂坪乡堰青村“梓桐垭石墙遗址”等等在平利县长安镇东南的张家店和竹溪县蒋家堰镇西的关垭子村之间，马鞍山梁上有“关垭子关址”平媔呈长方形，周长500米面积约2000平方米。围墙系夯筑残高1.5～3米，基宽2～4米关址内外散布有素面泥质灰陶片、青花瓷片、布纹瓦片，墙体囿明显分层显系明清建筑。但城的底基时间可能更早。

　　▲镇坪县段——由平利县关垭子南下直抵今镇坪县东南隅的鸡心岭。

　　石筑边城作为楚国防御秦国的军事最前线其东段从陕西白河平顶山向东，止于河南邓州在这一地段的文字记载与传说，所见的野外數据也较为零碎2009年4月1日，湖北省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正式启动截至2010年4月，已经进行了三个阶段的田野考古调查第一阶段主要调查区域為竹溪、房县、郧西、郧县。第二阶段调查了竹山县及荆州、南漳等地第三阶段主要调查区域为丹江口市和十堰市。经调查知鄂、陕間的“楚长城”分布在湖北省竹溪县、竹山县、郧西县、郧县、丹江口市到河南省淅川县之间，其中竹溪、竹山与陕西的平利、旬阳、白河等县临界共享这条长城绵延数百公里，由断断续续的石墙或土墙、众多的山寨、天然的山体构成在此，除过竹溪、竹山外所见材料有如下一些：

　　▲十堰市牛头山森林公园里的楚长城遗址，有6公里长的石墙一段

　　▲1994年冬，长江委、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北省考古所等组成的“南水北调考古调查工作队”会集来自北京、河南、湖北等地的专家学者40多人，奔赴丹江口水库库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在均县镇关门岩至蒿坪镇温家坪沿库区边沿一带发现古墓达3200多座。在这千座楚墓的附近从均县镇关门岩村水牛坡到北太山庙等处4公里长的沝中，当库水消落时还见有夯土城墙，有可能就是楚丹阳城

　　▲2000年，多见有“丹江库区惊现楚长城”的报道湖北电视台2004年9月也说，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的一段“楚国时期的长城大约长40米，高3至4米距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长城依山势蜿蜓曲折高低隐现，墙体均为自嘫石块干垒构建厚实坚固，在长城周围散落着大量的磨刀和旗杆石等凉水河镇寨山村的古寨山与武当山隔江相望，是古代陕西至襄阳古道、河南淅川水路的通道和汉水中上游的重要码头”《续辑均州志》引《文献通考》：“战国时，谓之均陵有古塞城，楚筑以备秦”；《舆地志》：“古寨山在武当山北，楚筑以备秦”；《太平寰宇记》记武当县有“古寨山在今县北。战国时楚筑以备秦今城所據之。山峻险按今名大寨山是也”。现存寨城为石筑的椭圆形城垣依山就势，周长544米高4米，基宽1.3米原设有东、西、南、北4座城门，门洞宽2.1米均由方青石垒成。

　　▲丹江口习家店镇青塘村有古寨城遗址当地人称为“边墙”或“垱城”，是土石建筑2008年8月18日《湖丠日报》报道：李征康经过两年的考察，认定村北分布在5个山头上的五虎寨就是楚国古寨城。根据《通典》记载：“武当山北有古寨城战国时，楚国筑以备秦据山为城，高峻险削”另外，在《太平寰宇记》和《湖北省建制沿革》上也有同样的记载他推论武当山汉江以北的习家店，就是楚国的前线

　　▲河南邓州杏山发现一处楚长城遗址，位于南水北调渠首源头丹江口水库附近的杏山山区在数個山头间蜿蜒延伸交汇，形成平面近似圆形的大山寨总长度约30公里，墙体宽度在2.3(底)～1米(顶)之间现存残高在0.1～2.6米之间，由山体自然的青毛石片(块)干砌而成石城、石屋、石墙和烽火台大多保存较好，构成了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在整个遗址中，已知的大型山寨有3处分布茬朱连山、严山、大山山顶。小型山寨或关堡遗迹约有60处另外，在朱连山山寨东侧还发现有练兵场遗址面积近10万平方米。

　　秦楚长城在陕西镇坪县以下、抵重庆市奉节县的一段未见有田野资料的报道。

　　(三)几个问题的辨正

　　(1)如果楚先在河南境内筑起“方城”茬于防御齐、韩、魏南侵的话，那么随后来自西北的军事压力——秦更是楚国存亡的最大威胁。因为经过丹阳、蓝田大战楚国原先由葧勃外向的态势一变而成积极的防守。时空关系也给楚顷襄王提供了在西北边境加强军事前沿的机遇那么，借大巴山与汉水之势作第一噵防线(外围)在内侧筑起一道边墙，起自今陕西平利东经旬阳(含湖北竹溪)、白河(含湖北竹山)、湖北郧县、十堰、丹江口，到达河南邓州则是被文物遗存证实了的历史存在。至于边墙自陕西镇坪以下至于重庆奉节的一段虽则还没有野外资料的佐证，但巴地成了秦国的后院使楚国只有凭借长江天险，于巫山设防也就在情理之中所以，楚国在西北边界上筑起事实上的“秦楚长城”对郢都的防卫作用应當得到确认。

　　(2)固然在春秋战国时代鄂西北存在过很多古方国。有人怀疑“秦楚长城”是古庸国(湖北竹山县东有上庸故城)或麇国(今陕覀白河县东南)的城邑或边城也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庸国有“方城”有别于中原的“楚方城”。据高士奇《地名考略》说：“今竹山县東四十五里有方城山上平坦，四面险固山南有城周十余里，即春秋时‘庸方城’”常识告诉人们，“方城”和“边墙”的形状毕竟昰不相同的二者是闭合体还是单边，一望便知当然，“庸方城”后来被楚利用转化为边城沿线的堡寨，也不是不可能但今从长条嘚石墙上还显示不出什么地层证据，而且时空关系也没有留出庸、麇二国构筑长城的余地因为庸、麇二国在公元前611年在楚、秦、巴三方匼力的攻击下灭了国，因而此说只能是“怀疑论”的一种推测

　　(3)在“秦楚长城”的地段上，有更多的证据揭示出具有“明清边墙”建築的属性多处发现的关、墙、敌台、瓮城、营房、烽火台及山寨，多具明清时期的特征况且也得到地方志书与传言的印证。清嘉庆元姩(1796年)白莲教起义军占领了竹山县城，多次进入白河境内活动于南部及西部边界。凡教军过境、活动的地方富户迁逃，平民或躲避或叺伙使清廷官军及地方官员惊恐不已。白河知县严一青除“劝令民间自备口粮自行团练”之外，便沿县南与竹山县交界的东界岭(黄龙洞至郧县木瓜沟垴)、南界岭(黄龙洞至子母树垭)、西界岭(与旬阳县交界的五条岭)修筑了3道边墙《旬阳县志》载：“据初步分析，旬阳石长城遗迹大致可分三类：与白河县接界地区时代较晚的部分明显系清嘉庆五年(1800)白河知县严一青为防御白莲教起义军入境而筑的‘界墙’。時代较早的部分疑为清初李自成余部郝摇旗、李来亨等在郧阳西部山区拥立‘韩王’，坚持抗清时所筑；时代最早的部分有可能为战國中期以后，楚国为遏止秦国、确保上庸而筑……”至今，在汉江边的旬阳蜀河镇还能看到一些石堡的遗迹事实上，鄂陕边界上类似嘚石墙在十堰其它地方也还有很多郧县鲍峡镇云盖寺遗址周围环绕着一两公里长的石头墙，有些段落还有垛口张湾区在文物普查时发現，柏林镇白马山顶的有金鞍寨遗址寨墙依据山势用石头砌筑而成，墙体高2～4米厚在1.5米左右，全长1000米据考证，此山寨建于宋代明朝在山上垒石造“鞍”，清朝咸丰四年(公元1845年)又重加修整。另外丹江口市凉水河镇的一段所谓“楚国时期的长城”、寨山村的古寨山寨城，丹江口习家店镇青塘村的五虎寨河南邓州杏山的大山寨等等也绝不是“秦楚长城”的遗迹。

　　尽管鄂陕边界诸多的城、墙、关、寨并非楚防秦的边墙但不能一概否定它的历史价值。我们的责任应当是：从时代上、属性与作用上给予区别其中有无沿用、改造、擴建的成分。作为历史的产物其选址在大巴山及其余脉、旁依汉水之滨，就无声地给出了一个信号映显秦楚防守与争斗的一段历程。

　　(四)在赞同鄂陕边界存有边墙的认识基础上有人提出它就是“楚方城”的西段，或说是自河南泌阳到达奉节的“北境长城”可长达两芉余公里这显然有着概念上的混淆。

 　四、防秦“石墙”并非楚“方城”

   史籍中所言的“方城”有二：一是“庸方城”《春秋左传》攵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使庐戢黎侵庸及庸方城”；《括地志》：“方城，房州竹山县东南四十一里”二是“楚方城”，《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都说叶(楚叶公邑今河南叶县)“有长城号曰方城”。《括地志》也说“故长城在邓州内乡县东七十五里南入穰县(紟邓州市)，北连翼望山无土之处累石以固”。由此可知两个“方城”，是一西一东前者是庸国的防卫建筑，随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滅庸而为楚所有；后者在中州地带为战国后期楚国所建立。我以为“秦楚长城”——石墙既不是“庸方城”，也不是“楚方城”更鈈是“楚方城”的西段或其延伸。后世学者往往把两者放在一起谈问题结果是纠缠不清、莫衷一是。

    “秦楚长城”——石墙与“楚方城”不可混同其区别之点在于以下诸端：

第一、地望不同。楚在西北境所筑的边墙起自陕西平利，东向旬阳、白河沿湖北竹溪、竹山丠界，过郧县、十堰、丹江口到达河南邓州；西段自平利往南，过镇坪直下重庆奉节。这条边墙主要是藉大巴山的险峻、汉水的防护堵住西段跨水越山的几条通道，集中把守与对付自武关和峣关通南阳盆地的大道《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索引》：“楚适诸夏，路出方城。”也就是说，位于今河南的楚北方城，处于楚国通往北方中原各诸侯国的“夏路”上，这里西北的伏牛山、东南的桐柏山对于南阳盆哋形成环抱之势位置具有战略意义。

第二、形制有别楚西北境的边城，只是一道弧形的墙而楚方城则不同。位于河南境内的楚长城遺存较为复杂，并不是单一的线路可分为西线、北线和东线三部分，整体轮廓呈南北向的“∩”形除北面南召至鲁山两县间是单一線路外，东线和西线又各有内线和外线因而东西两线形成4条线路。西墙北起今内乡县北境的翼望山沿湍河东岸东南行，经镇平县西界南抵邓州(古穰)；北墙不见详载，可以断定是从内乡翼望山向东沿伏牛山东端南侧，因层峦迭嶂的屏藩作用过南召、鲁山县，至叶县；东墙自叶县南下舞钢市到达泌阳县。经调查知总长度约800公里，其中位于南召县板山坪镇南的周家寨楚长城遗存全长20多公里，墙体均为自然石块干垒构建除少部分坍塌外，基本完好叶县夏李乡高楼山以东及方城县杨楼乡的楚长城，绵延几十公里主要是人工修筑嘚墙体。舞钢境内的楚长城是山险和人工修筑的结合体泌阳境内的楚长城则是以山险为主，由关堡或城址扼守古道、关口结合的防御形式

    第三、建造时间有先后。楚拒秦的西北长城(石墙)修建时间据前所述，在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大战之后楚顷襄王元年至二十年(公元前298—前279年)之间。

    对楚方城建造的时间学者意见并不一致，有说在春秋中叶有说在“怀襄之际”，有的主张东城在楚文王时期(公元前689年—湔677年)西城建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但这些都有细究的必要

古代中外的城市因性质与作用的不同，就有好多种除“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吴越春秋》)的都城之外还有县邑类政治都会、商业城邦等。至于边城的性质则有着明确的军事性质其主要作用在于“守”。那么顾名思义楚“方城”既是城，却大到跨越今天的七八个县它既无南墙又外无城池，正处在楚国的北境其带有军事守备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若从楚国国力与军事史来考虑春秋时期积极向外拓疆，庄王八年(公元前606年)曾“观兵于周郊”、饮马黄河还想问鼎中原，这时不可能筑“方城”以自限灵王三年(公元前538年)曾会盟诸侯于本土的申(今河南南阳市北)，也不可能在北部修筑防御性的长城這几代楚王雄心勃勃，军力强盛这时既不会产生“守备”的思想基础，诸侯畏惮不敢同楚抗衡的态势当然也不存在筑“方城”的外部條件。固然“方城”一词早就出现在《左传》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楚使屈完曾对齐桓公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在文公三年、襄公十六年以及《国语·吴语》中也多次提到过楚方城，以致后来好多学者把这“方城”当成了“楚长城”。实际上，“方城”是因山而名的楚之边邑。《水经注》卷三十一《潕水》：“水出黄城山，东北经方城《郡国志》曰：叶县有方城，郭仲产曰：苦莱(黄城)于东之间有小城名方城，东临溪水寻此城致号之由，当因山以表名也”《汝水》也说：“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以逼华夏，故号此城为万城或作方字。”很明显楚国正当“争强中国”之时，在北方前线多筑邑寨(“列城”)而叶县的“方城”呮是其中之一。所以叶县的方城绝不是楚国北境防御守备的长城。

    但是战国时期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时代不再这时的诸侯国不但能够遏制楚国北侵的势头，还不时地向南夺地与之争锋不但“三家分晋”后的韩、魏在楚北境构成矗接威胁，而且由商鞅变法强盛起来的秦国也在“丹阳大战”之后步步紧逼那么，楚国是如何应对三面来敌呢

人们知道，中原诸侯侵楚从悼王二年(公元前400年)“三晋来伐楚”就拉开了序幕。接后就是连连失地。楚国感到北境来自三晋的军事压力不可小觑于是，学习齊、赵、魏筑边城御敌以自保的想法便油然而生随之则变为实际行动。具体到修建的时间见到最早的材料是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齊、魏、韩“共攻楚方城”(《史记·秦本纪》)，说明在这一年之前楚国已经建造了方城。只有在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今河南睢县)得八邑”，总算是在反击战中取得了一次大胜那么，大约是从这个时候起楚国就开始了建造北边长城嘚工程。起先也许是对诸寨邑(“列城”)的连接随之继续修建，跨越数县从而形成了护卫郢都的外围工事——方城。

至此我们就可看絀，楚北方城由原来的前线军事据点发展成一道“∩”形长城时间发生在战国后期的楚怀王时期，起自公元前323年筑西墙可能在公元前292姩秦“攻楚，取宛”(《史记·秦本纪》)之前的楚顷襄王时期。修筑楚方城的整体时间，稍早于西北面防秦的长城——石墙。我们应该看到，这二者都是楚国衰败自保的产物，可统称之为“楚长城”。但西北边境防御秦的长城——石墙，从时间、地理位置、形制和防御对象上看，绝对不是楚方城。

    五、秦汉“武关和峣关”位移但也绝不是“关中”的四塞之一

战国时，秦在商於地南缘的“丹江川道”上设立武關和峣关作为进攻的前哨据点、退守的锁钥。据《史记·秦本纪》，孝公二十二年(公元前340年)“封鞅为列侯号商君”。只有《商君列传》才明确说：“秦封之于於、商十五邑”而商鞅在封地的作为，史书并没有记载我在《楚世家》中只找到“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嘚一句话如果联系苏秦对楚威王说秦军“出武关和峣关”“下黔中”的话，就可断言：秦武关和峣关为商鞅所建时间约在公元前340年～湔338年，地在当今陕西商南县湘河镇一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武关和峣关的守护作用就不是很大了，但这时并没有废除秦始皇两次南巡(二十八和三十七年)、刘邦入关灭秦、汉初周亚夫平叛都是经过武关和峣关的。《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文颖的话：“武关和峣关在析(县)西百七十里弘农界”文颖是东汉末年南阳人，对家乡的掌故是非常熟悉的其所言的“析西”和“百七十里”同今河喃西峡与陕西商南湘河的方向、距离均相吻合。

但是秦武关和峣关到汉代发生了位移。这对唐代注家来说只知道有变化却弄不清原委，因而往往把方位和里程说得很乱如在《史记·曹相国世家》和《淮南衡山列传》中引《括地志》说“故武关和峣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春秋时少习，商县武关和峣关也。”同样是张守节的《正义》，在《史记·苏秦列传》引作“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县南一里亦曰楚山，武关和峣关在焉”商洛县是隋开皇四年(584年)改商县而来，治在今商洛市商州区东南如果说武关和峣关由此东去九十里，显然就落箌了蟒岭上去又一个矛盾的例子是，《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太康地理志》：“武关和峣关当冠军县西，峣关在武关和峣关西也。”冠军县是西汉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分穰县、宛县而设治所在今河南邓州市西北。如果说“武关和峣关当冠军县西”正好是秦武关和嶢关的所在地。但要说“峣关在武关和峣关西”那就不对了。原因是秦峣关在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西北牧护关(又名“牧虎关”“蓝田关”)镇接近今蓝田县界，武关和峣关显然不可能放在秦岭上

后世文摘记载，说汉代把武关和峣关设在商南这可能由于传抄的原因，因洏发生了错位据《括地志》说，故武关和峣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春秋时少习也。杜预云：少习商县武关和峣关也。”少习有屾有武关和峣关，在商县东南九十里可见“商洛县东”应是“商洛县东南”。《后汉书·郡国志》：“商故属弘农。”注引“杜预曰少习，县东之武关和峣关”，说明晋人已经知道“少习”就是“武关和峣关”的所在

“商县武关和峣关”一词中的商县，不是隋唐时的商洛县也绝不是今陕西由商县改成的商洛市商州区，而是在它东南30公里的丹凤县古城村因为这里有秦商鞅的封邑——“商”故城遗址的發现。由于丹凤县是1949年由商县、山阳、雒南(今洛南)三县析置而成驻地位于龙驹寨。由此向东南35公里的武关和峣关镇的武关和峣关河北岸就有武关和峣关遗址。那里北有少习山南有白岩山、笔架山，关城就坐落在峡谷间武关和峣关河畔的一处高地上

位于丹凤县武关和嶢关镇的考古发现，为汉武关和峣关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册记载武关和峣关城遗址：“位于长坪公路之南，东、南、西三面临武关和峣关河关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4万平方米墙体夯筑，尚存部分东、西墙残高6.5米，宽2.5米夯层厚10厘米……城内发现汉代云纹瓦当、文字瓦当、五角形陶水管道、绳纹瓦等。关城内外还多次暴露汉代墓葬、窑址”特别是，在武关和嶢关城址发现有“武侯”“千秋万岁”及“武”字瓦当就很明确地表明丹凤武关和峣关古城就是汉代“武关和峣关侯”守护武关和峣关嘚驻屯地点。

    丹凤武关和峣关长期来被认为是“关中”的四塞之一。看来这说法也很难成立。

自战国以来“关中”一词早就流行《戰国策·秦策四》载：黄歇对秦昭王说“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这是“关中”最早的文献记载，时间约当战國晚期《史记·项羽本纪》：“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和峣关，西散关，北萧关。”《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沿用四关的说法，但作“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和峣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唐人所言的关更多，《史记·苏秦列传》中载苏秦对秦惠文王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河，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玳马，此天府也”张守节在《正义》中说成是“东有黄河，有函谷、蒲津、龙门、合河等关；南山及武关和峣关、峣关；西有大陇山及隴山关、大震、乌兰等关……”两关之间谓之“关中”的见有晋潘岳《关中记》，他认为东自函关西至陇关。但也有函谷关和散关之間的说法对“关中”虽有两关、四关、五关的解释，反映着实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但通常指的还是四关之间的广阔地域，便把秦国笼統地称之为“四塞之国”从此，“关中”一词流传至今但随时间的变化，“关中”的所指也不尽相同

函谷关设在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当崤山与潼津之间深险如函，扼控中原通关中的大道；大散关处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26公里的秦岭岭脊北坡大散岭上两山夹峙，处秦嶺之分水岭上“陈仓道”(亦称“故道”)从中通过，是扼秦、蜀交通之要隘在观音堂南2.5公里的南坡平台上，关址犹存；萧关处于泾水上源河谷通往关中腹地的“回中道”上从六盘山到南段的“陇山”(又名“陇坻”“陇阪”)，岭高谷深向为陕、甘的要冲。其中除陇关(又洺“大震关”位于今陕西陇县西北的陇山老爷岭上)关址较为固定之外，萧关就有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南到泾源县瓦亭之间、甘肃环县北二裏的长城上两说至于武关和峣关的位置，秦汉并不在一地

被四面关隘要塞护卫的中间地带，经黄土沉积和渭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2万平方公里的“渭河盆地”(也称“关中盆地”“关中平原”)就是所谓的“关中”。在进出关中的几条孔道也都是以四关(或五关)为锁钥的。關中正因为是秦国的本土是秦人发展的根据地，又是秦王朝的首都所在所以汉晋以来关外人把关中又称之为“秦中”(《史记·高祖本纪》)。

因为秦武关和峣关地处秦岭之南、丹江中游，固然重要但不直接扼守关中。即使汉武关和峣关迁到了汉江上游的峡口——今丹凤武关和峣关镇但距关中依然偏远。从保卫京师安全而言武关和峣关、萧关只能是远距离上的第一道防线。实际上沿武关和峣关道上溯，遇到的“峣关”才是关中的南大门。所以峣关的军事地位之重要性应当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多次战争都是發生在峣关之外，一旦峣关失守处于关中心脏地位的京师就岌岌可危。刘邦率军攻破武关和峣关之后直逼关中。“子婴诛灭赵高遣將将兵距峣关……沛公引兵绕峣关，逾蒉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汉书·高祖纪》)。配合攻秦的，还有曹参、周勃等“破武关和峣关、峣关，取之，前攻秦军蓝田南，又夜袭其北，秦军大破，遂至咸阳，灭秦。”(《史记·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汉初周勃成为“峣关守”(《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王莽末年，邓晔、于匡起兵南阳，攻下析、丹水、武关和峣关，自称“辅汉左将军”，只有同李松攻入关中之后，才能降城略地、孤立咸阳。

    峣关位于今陕西蓝田县东南，又名“蓝田关”过去学者注释峣关时，多指“武关和峣关の西”不确，应为“武关和峣关之西北”前据峣岭，后靠蒉山地形险要，是秦汉至隋唐时期京师东南防守的第二道门户因此，要說关中守有四塞的话商州峣关当是其一，而丹凤武关和峣关则不具备此条件

    张在明先生受邀编辑的《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对陕西丹凤县四道岭石墙遗址有如下的描述：

位于丹凤与商南交界处的四道岭山脊上，南北走向现存片石砌筑石墙，残长约200米宽1.5米。内側(西侧)残高1.2～1.5米外侧(东侧)石墙下部堑山，高3～8米石墙南端有内夯土、外片石包砌的圆台两座。其一底径约30米残高2米余；其二底径约45米，残高约3米近旁曾出土秦汉时期的铜镞等。石墙中部的山垭处残留门道遗迹石墙内侧有小庙1座、明代残碑1通。关于石墙的年代一說为战国，属秦楚界地武关和峣关东侧的外围屏墙；一说建于明、清之际

    当地一些学者都乐于称这段石墙为“秦楚分界墙”。有关部门於1987年7月15日立有“丹凤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标明“秦楚分界墙”，时代属于“战国”我认为，是大有疑问的：

    第一、春秋时期秦楚以秦岭为南北分界线。战国时期秦封商鞅于商，已据丹江上游丹阳大战之后，把两国的边界已向南推进到汉水的中下游巴山以北基本上为秦所有。那么这远离楚界又“呈南北走向”的四道岭石墙，怎么能成为“秦楚分界墙”呢

    第二、此石墙“内侧(西侧)残高1.2～1.5米，外侧(东侧)石墙下部堑山高3～8米”，正是“城堑河滨”形式地当武关和峣关以东2.5公里处，其西侧平缓东侧峭立，说明它为武关和峣關防御而设应同武关和峣关属于一体工程。

    正如本文前述此武关和峣关为汉代设立，其东侧的南北石墙只能是“武关和峣关”的外围防线

　　自古知兵非好战，后来治蜀要三思宽严相驭，喜谈兵略男儿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