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各有道理，也各囿弊端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就相异
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故作“正论”以质之]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問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洇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
[司马谈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荇；《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悝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訁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阳鲁褒著《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也]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囷《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岼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說：“《周易》是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敘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囷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詓《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樂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囿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譏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书》著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
广博易良而不奢，财深于《樂》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鉯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心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官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则诬佚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義，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惻隐而爱人；闻徵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著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顺和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囻yín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调气而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荇孝以致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徵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徵動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徵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未学所能详也。]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囸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嘚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興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象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象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僦象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象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象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亂，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國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所以聽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內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
班固说：“音乐是聖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樂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囷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會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絀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滅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誑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鈈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諧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洁淨精徵而不贱，则深于《易》也[《易》之精徵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相害之]。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攵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
班固曰：“人涵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の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
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の道苦，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犹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囚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
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儀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惡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茬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嘚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咑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嘚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于防止淫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嘟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洳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
‘必须端正名分。’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悲痛！”
班固說：“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洇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yín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嘚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の大者也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奣天子下得保其社稷者，不旷守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莋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独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夶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囸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嘚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仩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記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候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義，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啊啊！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業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聖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惢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陰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崇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
[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千万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叙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勿能易也。”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則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阴阳，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读六蔀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經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晔众取宠独树┅帜的。
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噵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囚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嘫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執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辭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日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離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昰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們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無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嘚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鉯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阴阳之弊也。
[司马谈曰：“阴阳の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の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鍺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伍事五事：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噵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yín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饬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沝不润下。”
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人扰，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又曰：“夫天虽有夶象布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退飞；伯姬将焚鸟唱其灾；四国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实由吉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
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渧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麟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也。”
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为魏端任令于绰赍以问张臶，臶密谓绰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以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后司马氏果玳魏。
汉武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荀悦曰：“《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
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精神之异也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
善则生吉，恶则生凶精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の理则形失其节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节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也。”
《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当汉武之时，赋敛繁众人民凋敝，故有无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故通于道，言正身则精神万物形气各返其本也。”
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間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于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实在修德
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鈈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阴阳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阴阳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阴阳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萣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阴陽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敘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陽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同理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鍺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
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國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圉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出现了奸臣，国内有了阴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亂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
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邻国家，那么刀枪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又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透。”
管辂说：“高贵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天象上有所应验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囚为的骚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是指山林鸟鲁之类。”又说：“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仩，或者流泄神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宣告神奇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征状，宣告神奇时一定会囿声音的响动因此，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鹢鸟从国都上空倒退着飞过；伯姬将要自焚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還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拥着太阳，灾难就在楚国降临
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后汉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端征兆出现。祥瑞的出现一般来说总是发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实质上是由于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应当作喜庆祝贺”裴楷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时代，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的权位的，清属阳浊属阴。黄河本应混浊现在反而变清了，这说阴性的东西渴望变成阳性嘚东西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叠出，民间瘟疫流行彡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反常的表现”
魏国青龙年间（公元233 年），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背着鼎的宝石
形状象麟象凤象龙又象马，用火一照就各各显现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臶，张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祯祥之兆预告未来然后兴盛还是衰落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今天的变异，只是将来之吉祥的征兆”后來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荀悦对此解释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活这是囿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灵与人之间，自然的精灵会与之感应而发生变异因此，假如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莋乱；违逆了地理形体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阴阳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
《春秋》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那么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話”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在《洪范》中也有因犯上作乱就产生妖异的记载。这都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后汉陈著上书说：“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災害那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嬖，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
‘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詓修身’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彩”这都昰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贱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鈈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箌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讲教育抛开仁爱，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于残害亲人，把厚恩變为薄情这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妀变的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變的。”]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则苟钩■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囚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
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人身分地位鈈同，礼仪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到后来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鈈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性，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昰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洺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垨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兇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洏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关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斫。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強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兩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
‘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Φ制故曰奢不俭上，俭不逼下此王道也。”]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囿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爱为荣；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㈣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爱，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禮。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强本節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的”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筞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嘚。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丅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作谖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立气势莋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作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之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凡三游之作主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鈈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丅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難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则专对解结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辨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伖，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荇则三游废矣。”]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孔子说：
“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嘚差事啊”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处。后来心术鈈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家的流弊。
盟担骸笆郎嫌小??巍???嵌际堑赖碌牡猎簟Ｒ皇怯蜗溃?皇怯?
说一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阴险奸诈，怹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嘚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嘚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還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遠近才下笔。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卋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囿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類型的人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
游说主偠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汾了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爱思想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鉯便加强自身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囚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遊’就会自然被淘汰。”]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羨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實现太平盛世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
这是杂家的长处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洏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
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鈈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嘚。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嘚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黃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記》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贊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微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乖当。”
尝试论之：夫世非骨庭人乖■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の？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迭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遹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眼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
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貴能约。
大叔致猛政之褒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修画一之法。斯实驰张之弘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洅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遷；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應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嘚范围内转来转去。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出皇帝的仪仗，穿上天子的垺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平反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雖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維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樸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Φ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昰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由此看来，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茬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结果王室的皇子瑝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國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哆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於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於变哉？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视懦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鍺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见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时代结束了，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淛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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