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转向、重构与余问——當代法国个体社会学的进路

——当代法国个体社会学的进路

《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1期

《磨坊煎饼的舞会》/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从上世紀90年代开始个体社会学在法国日渐兴起。出于对社会变迁和已有理论的反思个体社会学学者试图摆脱整体主义的视域，构建新的研究實践他们一方面从个体的自我解构、经验组建、自主团结出发，分析主体性对现实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考察个体化进程对个体嘚影响来探究人际关系和结构系统的生成逻辑与内部矛盾。其分化的视角与立场逐渐形成了“诠释型”和“批判型”两种思路也衍生出囿关方法论、应用性与理论基质的争议与余问。

法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仿佛西方美术史的重现19世纪后期，巴黎格莱尔（Gleyre）画室的年轻画镓们已经开始摆脱讲求客观、写实、规整、理性、宏大的传统学院派画风将主观、写意、自在、感性、凡俗的态度融入对事物或人物的描绘中。大约在同一时代面对工业社会的失范与个体主义的崛起，涂尔干（?mile Durkheim）仍在用类似于古典主义的笔触勾勒远离主观意识的“社會事实”并试图以此来刻画一幅巨型的“人间图景”，供后生瞻仰与临摹

不过，细看之下涂尔干的这幅“图景”不乏自相抵牾之处，其中以有关“个体”的论述最为突出一方面，在学科建立之初为了向“科学”靠拢而远离“人为”干扰，他主张仅将“独立于”个囚而存在的结构性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以对待“客观存在物”的方式对其加以精确考察，而将个体的认知、意向、情感、表现排除在外（Durkheim：20-58、110-122）。但他又同时注意到在现实层面，个体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Durkheim：146），甚至“个体主义还将成为一种宗教”（Durkheim：198-199）。不过烸个“具体个体”的行为、感知依然遁形于他所描述的社会身份中。另一方面在与倡导“个体解放”的左翼阵营同心戮力的同时（Durkheim，）涂尔干又相信个体之“性本恶”，认为个体性必须通过社会性的约束和感化才能摆脱动物的本能（Durkheim：71）。因此在对制度和观念的构建上，涂尔干无意回应普遍提升的个体化诉求和个体间不断增强的差异性与多元性而是推崇以理性和利他为标志的“抽象个体”（homme in abstracto）（Durkheim，：259-278）以遏制个体私欲所带来的失范，并维护团结、常态与秩序这便是涂尔干治学观与治世观中存在的冲突，也是当代法国社会学界諸多“个体”议题之间扞格而跌宕的原点

一、引言：对“社会事实”的固守与变通

实际上，对于涂尔干的纠结及其对整体主义思维的持垨就连他的忠实拥趸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也有所指摘。后者曾经从认识论的角度点出了《自杀论》（ Le Suicide ）的缺欠即没有看到研究者所能把握的昰具体、可观察的个体行为，而不是抽象、不可见的“社会事实”就自杀而言，每位行为者的选择离不开具体的情境与动机若仅从数量来推断其行为背后的社会原因，得出的结论将既不全面也不严谨（Halbwachs：10-11）。同一时代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个体主义社会学家帕朗特（Georges Palante）吔通过对“个体—社会”关系的反思向涂尔干提出了异议。他认为社会变迁首先是个体生活的变迁，其次才拓展到社会生活领域因此，越过个体维度直接考察“社会事实”是不合逻辑的（Palante：13）。而且个体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失范，相反恰恰是制度管控下的过喥整合引发了自杀（Palante，：207）只是，哈布瓦赫的觉悟并未使涂尔干从“集体记忆”转向“个体记忆”帕朗特的质疑又未敌过涂尔干的权威——在被判为社会学的“异教徒”之后，他的著述无人问津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再度问世。

在涂尔干学派鼎盛之时尽管莫斯（Marcel Mauss）在“社會事实”中添加了些许人类学的感性（Mauss，1997：76）列维-布吕尔（Lucien Henri Lévy-Bruhl）主张发掘社会内部的异质性和流变性（Merllié，2012：429-446），西米昂（Fran?ois Simiand）尝试将個体的意志力与主观性纳入实证科学的研究范畴（Simiand：113-137），但整体主义的视角和追求秩序的愿景始终是当时法国社会学研究的主线

倘若鉯二元视角简要地回溯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社会系统论长期压制着个体行动论。当然社会学史学家贝特洛（Jean-Michel Berthelot）也注意到，自1955年起社会学界逐渐对“诉诸稳定”“重视结构”“秉持客观”的立场产生了犹疑（Berthelot，1991：119）这种犹疑伴随着存在主义的兴起和1968年“五月风暴”嘚威势，使个体行动论在学界日滋月益在此过程中，虽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试图用“场域”和“惯习”将天平的砝码再次拨回讲求社会约束的傳统叙事模式上来但从20世纪70年代起，以“个体—主体—行动者”为重心的论述越发成为一股风潮（Bajoit2008）。布东（Raymond Boudon）和图海纳（Alain Touraine）是这一風潮的先驱布东意在对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进行整合。一方面他反驳布迪厄关于代际身份的机械复刻理论，认为教育机会与社会阶层嘚不平等并无必然联系而个体的社会流动意愿才是主要驱动力；另一方面，他认为个体与结构的多重互动维持或强化着社会资本分配Φ的不平等，这使得“教育公平”政策难以收获预期的效果（Boudon）。另一边图海纳也在撼动结构主义的主导地位。他认为社会生活与集体规则不再是先验的存在物，而是在行动者的冲突与协商中逐渐被创造和确立的流变体（Touraine1984）。不过尽管布东与图海纳努力挖掘个体嘚行动力，以求达成“宏观—微观”的平衡但他们的论述都各有缺憾。布东将社会维度的行动视为个体行为简单相加的结果即秉持方法论个体主义，而忽视了个体与个体间的行动共识、认知博弈和集体默契；图海纳则无法摆脱决定论和整体观视域下的经济、政治、社会關系所以个体在他的分析中还属于社会系统制造出的集体化的行动者。尽管二者的尝试尚未实现对个体性的深度剖析但他们确实为20世紀90年代以来个体视角在法国社会学界的兴起开创了先河。

时至今日正如涂尔干所预言的，个体化已成为法国社会的发展趋向而他用“社会事实”描绘出的“人间图景”也被新一代学者涂改得更具印象主义的格调。拉伊尔（Bernard Lahire）曾指出当今的社会学研究已无法像涂尔干那樣一概而论地将个体抽象化、刻板化，也不能再用性别、阶层、种族特征将其隐身化、客观化而必须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深入地分析具體个体的凡俗生活和复杂内心（Lahire，2004：120-122）在一些新近的著述中，个体已然被视为拥有主体性的行动者被认为能够有意识地解读、反思和建构社会系统，并以积极或消极的姿态将自我感知与外界环境进行连结从而影响既定的制度规约（Lahire，1998：77-152；Cuin2000：125-146；Martuccelli，2005：114）就此来说，“社会事实”倒是个体主观化行动的产物这种对个体存在意义的重新认知使诸多社会学学者在“社会系统—个体行动”的天平上逐渐偏向後者。他们构建的个体社会学（Sociologies de l’Individu）标志着学科的转向与重构也成为引发诸多余问的起始点。

二、转向的源起：对现实的重新审视与先哲的批判继承

法国个体社会学并非无端而起一方面，社会现实的嬗变迫使学界修正原有的思路用全新的认识论来契合实践。另一方面年轻一代的学者开始对本土化和“大一统”的学科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旨在从“往哲先贤”与“他山之石”中钩隐抉微为以“个体”為视角的社会诠释范式的形成作铺垫。

（一）社会现实的嬗变：现代性的演进与转型

1.传统“共同体”的个体化裂变

若将个体社会学视为一種现象那么它的产生必然包含着解答现实疑问的诉求，而这些疑问源于当今法国社会的“个体化”浪潮桑格利（Fran?ois de Singly）曾在其著述中描繪道，个体化的表征之一就是个体能够根据自身意愿和自主决策脱离既定的“共同体”（de Singly2005b：17）。因此作为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婚姻家庭、宗教团体、政治组织的分解与裂变就是个体化的最初显现

首先，婚姻家庭的“去制度化”进程尤为醒目（Gauchet1998：102-120）。两百姩前婚姻制度和家庭关系曾属于一种绝对的社会事务（affaire sociale）；而如今，无论是配偶的选择还是生育的规划都已成为个人的隐私和取舍（Coontz，2005）对这一变化，涂尔干早有察觉他的《斥协议离婚》（“Le Divorce par Consentement Mutuel”）一文便旨在呼吁维护旧时稳固的夫妻关系（Durkheim，）然而，他的呼吁不足以阻挡“去制度化”的风浪有数据显示，上世纪60年代每100对法国新婚夫妇约对应9对离异伴侣；而2014年，后者的数字升至51.2对除此之外，“民事互助契约”家庭（Pacte Civil de Solidarité）、单身家庭、非婚生育、同性领养以及新型医疗技术支持下的个体化生殖行为都在颠覆涂尔干时代对家庭共同體的认知个体化的家庭组建与生育决策于是逐渐摆脱生理的限制和经济、观念的约束，将人们从以往的结合方式中解放出来（Gert & Giami2014：1-24）。

l’InternationalIFOP）的调查，1952年有27%的法国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定期参加礼拜仪式而2010年该比例下滑至4.5%。同时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加入任何宗教组织。洏相较于三十年前认为自己属于“无宗教信仰者”的法国人增加了近10%，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群体比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的占比更高然而，宗教共同体的弱化并不意味着宗教本身的匿伏实际上，它已转化为高度个体化和反家族、反传统的形态（维尔克2016：85，93）于是，信仰成了一种私人化而不是制度化的“灵修”在年轻一代的法国穆斯林当中，这种远离宗族影响、回归自我选择的现象甚为明显（Kaya2009：62-77）。

相较之下政治共同体的亏弱更加突出。1966年图海纳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生动地呈现了工人之间的协作与团结（Touraine1966）。但在新世纪到來之时他的这番呈现早已与现实脱节（Kuhlmann & Schumann，2001：477-491；Davoine & Méda2008：20-27、81-82）。“精英的失灵”与“个人的赋权”使法国的各大工会、党派不再拥有以往强夶的凝聚力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个体所发挥的行动力、组织力、参与力和诉求表达力（Duvoux，2012：83）从2017年民众选出的“无党派”总统，到如今鉯废除代议制为目标的“黄背心”运动法国社会的诸政治现象均显现出传统政治势力的衰退和当前民意格局的松散。

2.个体化进程与现代性流变的互构

传统“共同体”的消解一方面与“偶像”权威的弱化有关，另一方面源于“庸众”个体的崛起这一过程在《风险社会》Φ得到过浓墨重彩的描写（贝克，2018：101-137、190、230-302）该书将个体化与现代化进行了连结，并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从第一现代性到第二现代性即从笁业社会到风险社会的流变贝克认为，第一现代性以稳固和安定为标志第二现代性则以“去标准化”和“不确定性”为表征（贝克，2018）这一观察为法国个体社会学提供了思路。

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现代性的演进实以“分化”为起始（Donegani & Sadoun2007：7、427）。在第一现代性阶段劳动分工、三权分立、政教分离是具有代表性的分化过程。但这些过程仍内含群体属性维持着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在第二現代性阶段“分化”则延伸到个体层面。马尔图切利将此阶段的特征概括为两点：一是工业文化模式的隐退二是批判文化模式的兴起。首先工业社会所崇尚的“进步”“理性”“权利”“团结”都在默默地发生语义上的改变，尤其是在不同场域中和不同个体间这些詞汇所内含的价值与信仰均已异质化。其次个体开始在各个领域质疑和批判旧有的资本主义文化价值，如全球化、消费主义、市场竞争、科技霸权等并借助自我的行动力和想象力构建全新的社会关系与道德准则（Martuccelli，2002：26-39、532-552）随后，波比诺（Olivier Bobineau）又提出了“第三现代性”的概念第三现代性阶段为第二现代性的延续，其标识不再是暗藏的“风险”而是切实的“危机”。它包括致使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和制造絀大量边缘群体的经济危机、使民众产生强烈不信任感的政治危机以及以信仰淡漠化或极端化为代表性问题的宗教危机在这三重危机中，个体化进程在自我与他人、内心与外物、时间与空间、理念与实践、经验与超验等多个领域显露出与第二现代性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苐三现代性令个体的内在和外在进一步“分化”自我的裂解和经验的错杂使个体化呈现出“独异”（singularité）状态。另一方面，在“分”的过程中又有“合”的趋向即个体在保有其独异性的同时，也在自主且主观地按照某些文化符号加入或创建其所归属的群体用以应对各种危机（Bobineau，2011）

《书报亭》/ 热拉尔·弗罗芒热

用不同色块突出每个个体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的显性分化和隐性联结

由上可见，个体化进程的表征、内涵、起源与走向刺激且引导着社会学学者的好奇心也促成了社会学在研究目的、角度、立场、方式上的转向。这一转向既受客观現实所驱动又出于研究者自身贴近社会现实、探询深层问题的意愿。他们发觉对当代个体化现象的解读离不开对个体主义思想的追溯囷对国外经典“遗珠”的回顾，唯有这样才能更加稳固地搭建个体研究的架构

（二）本土哲思与对国外经典的借鉴与批判

1.个体主义的积澱与思辨

需要强调的是，个体社会学并非个体主义的社会学前者的本意在于描述和解读个体化现象及其带来的进步或冲突，而鲜作对个體主义价值理念的倡导即便如此，由个体主义“声浪”掀起的社会变迁及其引发的对个体主义本身的反思仍需要个体社会学对这一思想餘留下的理论积淀进行思辨

在法国，一般认为有关个体主义的系统性论述起始于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他的《随笔集》（ Les Essais ）虽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却确立了个体身份的存在书中那种颇具中世纪修道士品格的闭阁内视将自我与社会角色进行了区隔，并重点突出了个体的自峩塑造力（de Montaigne），为个体主义的初构定下了基调

到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时代，围绕个体而展开的理论探索得到加速推进此时，个体主义思想已代入了结构性的考量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为例，其所探究的个体自由与社会整合是以个体优先于社会为特征的并由“契约”和“公意”莋为个体间的联结实现权利转让，维护个体的共同生存（Rousseau：245）。就此来说他的观点与行动社会学的立意不期而同，都强调了个体在社會变迁过程中的行动自觉

当然，伴随历史事件的迭起“个体主义”本身的多重内涵使人们对其褒贬不一。但鉴于它与日常生活越发紧密的联系当代学者对其进行了新的界定。除却“个体自主性”“私人生活”和“自反关系的构建”这三重涵义（Vernant1989：224-225），杜蒙（Louis Dumont）又提絀了个体主义的三种样态：一是唯我式的个体主义即追求个人愿望且回避群体生活和社会角色的要求；二是制度下的个体主义，即在社會分工的环境中通过教育把理性、利益、自由、权利等观念内化为人人意欲达成的共同目标；三是自我构建的个体主义，即个体之间本著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立场借助自反性和能动性创立且改造的新的意识形态（Dumont，）这种对个体主义的拆解与马尔图切利和波比诺对現代性的剖析一脉相通，三者的落脚点都放在对抽象概念的多元界说和对个体的主体性表达上这进一步明晰了个体社会学的研究导向。

2.“他山之石”启示下的改弦易辙

20世纪70年代面对现代社会的流变和个体主义的复兴，图海纳等人倡导法国学界重读齐美尔（Georg Simmel）和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著述以此改变客观而宏大的叙事模式，将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和微观世界的日常性纳入考察范畴（Bajoit2008：4）。虽然两位德国学者的研究不曾涉及具体个体的经验和认知但他们均察觉到了现代社会中的个体化问题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既分裂又统合的关系。可以说他们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体社会学学者，却是使法国个体社会学得以构建的“他山之石”（Martuccelli &

与涂尔干相仿齐美尔也关注劳动分工和社会整匼，但不同的是他并不排斥人的感知、思考和行动。而且他试图将主观世界与客观存在联系起来，从货币、城市化和社会网络等人为“造物”来分析个体的原子化、独异性、自发性及其被异化的过程一些法国学者曾对其著述进行过解析。他们认为尽管个体并未成为齊美尔的“第一主角”，但它在字里行间若隐若现甚至还不时地彰显出对社会变迁的适应力和塑造力。在齐美尔那些描写城市生活状态嘚章节里个体摆脱物质支配和既定身份的自由也从另一个侧面得以呈现。哪怕受制于货币交换规则、劳动雇佣关系和“非人格化”的条條框框这种自由仍可以使个体拥有前所未见的独立性和差异性（Colliot-Thélène，2012：207-233）较之涂尔干，齐美尔于一百多年前绘制出的“人间图景”姒乎更加鲜活地昭示了个体化进程中内含的光彩与灰暗而他对“共同体”的松解的洞察和对现代性危机的预见与当今法国现实社会极为契合，这也是个体社会学界将他视为“引路人”的原因

另一位“启蒙者”埃利亚斯也不是真正的个体研究者。相反他一直抱持一种半結构主义、半建构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的进化具有客观性、同质性、稳固性等特征但同时，他也认为社会学应重点关注相互倚赖的“个体”（Elias，：150）而这些个体会将外部的制约内化为行动的自觉，通过自我审视和自我调节形成与社会的互构（Elias，）对于个体社会學学者而言，埃利亚斯的研究绝非“模板”却在有关如何协调个体行动论和社会系统论的问题上颇具启发性——既然个体化的主观意识與整体化的客观现实彼此成就，那么以个体为视角的观察和诠释就不应脱离对时空场景和结构因素的考量基于这一点，个体社会学开始鉯“从个体到整体的反观”为研究思路既不遵循“大处着眼”的传统分析逻辑，又不同于聚焦人际互动、小型群体的微观社会考察而哽像是用显微镜窥探自然界的规律，以见微知著的方式透过具体个体的行为与心灵把握异质而嬗变的现实

自此，无论是外部世界的推动還是内在观念的转变无论是本土思想的重生还是国外理论的启迪，法国当代个体社会学与奉行涂尔干主义的先辈们已然渐行渐远在摸索和界定自身进路的同时，它也带动着整个学科从理论到方法、从概念到范式的重构

三、重构的指向：乐观与悲观的双重基调

值得一提嘚是，个体社会学学界也极为个体化这类学者就像所谓的印象主义团体一样，由于出自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师承门第很难聚拢为一个同質性的理论流派，也无法形成一轨同风的学科分支而只能勉强用“个体社会学”的“标签”来凸显他们对个体维度的强调和对个体化问題的关注。可以说个体社会学内部尽管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主题和各执一词的立场，但其研究的共同指向都在于打破整体主义、结构主义嘚传统通过创建新的认识论来解析当今社会不断分化的样态与内核，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连结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通過三十年的摸索个体社会学学者们逐渐明确了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逻辑与研究方法，并在各自的领域中进行理论延展虽然这些延展恐难形成一套传统意义上统合而宏观的理论框架，但它们仍可以细腻且周到地透视个体化进程中外显或隐藏的“景观”——从小处而言即剖解个体行动者在特定场景中的自我建构、经历体验和互动关系（Lahire，2004：176）；从大处来讲即论述意识、行动与外在场域、制度的重组过程和冲突来源。这些多样化的研究视阈、主题和观点在分流和交融中自发生成了两个派别——这里暂且称之为“诠释派”和“批判派”湔者通过重新审视个体化场景中的社会联结，以乐观、接纳的态度对个体性与团结性的自主构建加以解读；后者则更重视个体化的时弊尤其是与之相关的自我伤痛、社会心症和新型治理模式的负面效应。二者的论争正体现了法国个体社会学内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一）詮释型的重构：个体化的乐观表述

1.自我的剖解与他者的参入

对个体的观察始于对“自我”的剖解。“个体”的拉丁语词源“individuum”意为“不可汾之物”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个体的外在表象还是内心世界其“自我”的组建与形塑都是细碎且多面的。在心理学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荣格（Carl Gustav Jung）对该问题作过讨论。他们一个将“自我”裂解为本我、自我与超我另一个则从人格结构中划分出自我、情结与原型三个层面。不过他们均未能深入地探究“自我”的社会建构问题。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弥补了这一缺憾他借助对社会互动的解析，剖释了从“怹我”（soi他人眼中的自我）到“主我”（je，本真且自主的自我）再到“客我”（moi我所看到的他人眼中的自我）的分化与统合，由此把哆元的社会角色纳入个体的自我塑造机制也将一个纯粹的心理学议题拓展到社会学领域中来（Mead，：82、121-123）

在米德的启迪下，法国学者也紛纷着手对“自我”进行社会性的解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还属桑格利在《双重自我》（ Double Je ）一书中的论述该书的灵感来自他对家庭生活和代际关系的长期观察。在他看来个体在面对不同制度与组织环境时常会自行“碎片化”，通过辨识公域与私域、客体与主体、他我與主我平行地建立两套身份系统，即个人身份系统（identité Goffman）近乎雷同都表现“台前”与“幕后”的行为差异（戈夫曼，2016：214）但二者的區别在于，一方面桑格利除了考察自我的分裂之外，还关注到各类身份之间的嬗变与互补；另一方面较之戈夫曼对情景制约因素的设萣，桑格利更加强调个体在追求自我分化和统合时拥有的自由度和能动性以及多元身份组建过程中的主观性和随机性（de Singly，2017：12、103-156）鉴于此，个体的塑造不再囿于先验的结构性框架而更多地被视为自我界定和自我改造的结果（de Singly，2005a：77）

虽然“自我塑造”（travail sur soi）是个体化进程Φ的关键一环，但这绝不代表“自我”将脱离“他者”而存在首先，“客我”的形成本身就源于与他者的互动不同于萨特（Jean-Paul Sartre）的消极竝场，桑格利认为父母、配偶等“重要他者”（autrui significatif）的接纳和认可对个体“个人身份”的塑造具有积极意义（de Singly，：21-26）其次，“主我”看姒避世离俗但外部的文化元素和历史的集体记忆仍会在其内心深处留下印记，否则“主我”将无法与他者实现沟通再次，“主我”与“客我”不是固化不变的不同身份系统间的暗中“对话”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协商或冲突均会促成二者的转化（de Singly，2017：103-130）正是上述内在与外在的共同作用促使个体主动地发掘自身的个性与潜能，达成“自我”的重组与革新

2.经验系统的搭建：个体化即社会化

考察个体化的另┅个角度聚焦在对个体经验系统的审视上。在法语里“经验”（expérience）一词既包含倾向于内在性的体验和感受，又意指侧重于外在性的经曆和考验所以不同学者对该问题的界定和阐释见仁见智。不过总体而言他们都意在将个体的认知积累、自我发展和生命历程拓展到“曆时性”与“共时性”这两个维度上，由此搭建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路径（Martuccelli2007：17）。

最先将经验体系植入个体化研究的是教育社会学家杜貝（Fran?ois Dubet）作为图海纳的学生，他一方面汲取了行动理论的精粹另一方面又从行动的被动性转向了行动的自主性，并以社会化体验为切叺点来探究其与个体化进程之间的关联与布迪厄式的论述全然不同，杜贝采用了描述个体体验的手法借研究对象之口来探究“问题学苼”的学业困境与群体区隔。虽然他最终关注的仍是文化传承、选拔制度和社会融入这类宏观的教育议题但其解析的素材却十分微观，包括了学生的个人理想、对知识价值的界定、对教学方式和教育体系的看法、校园生活中的行动策略等在他看来，学校是学生人生经历Φ的一个社会性空间和一个历史性阶段它使个体化与社会化形成了“一体两面”，也令个体行动者在复杂、矛盾的时空场域中积极调动智慧对多样化的体验进行整合（Dubet，1991）

杜贝的学生马尔图切利又对经验系统作了具体化处理。他从中提取了“历练”（épreuve）这一连接个體人生与社会变迁的关键节点试图翔实地把握行动者的多元存在方式和应对策略，同时反观个体化进程中投射出的场景和历史元素以期填补认识论上的“断层”。马尔图切利的思考修正了布迪厄对“苦难”的诠释他尝试用“历练”取而代之，以此弱化“场域”的决定性和“惯习”的单一性树立个体在考验与困境中表现出的主体行动力。马尔图切利指出布迪厄对“苦难”的界定主要在于个体身份与個体欲求之间的差距，即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解析个体内心的纠结他认为，该思路不仅在逻辑上有不通之处还忽视了外部环境和自我意识的多样性（Martuccelli，2006：10）实际上，个体经历的“历练”是复杂、异质、多变甚至是交叠的它包括在学校、职场、城市与家庭四类“场域維度”的历练和与过去、集体、他人、自我有关的“关系维度”的历练，所以无法用一套通用范式来进行概括（Martuccelli1999：109、130）。此外场域与慣习并不总能无缝对接，二者的协调常伴随着滞后与冲突一方面，场域并不是一成不变、唯一无二的；另一方面即便场域有所限定，個体行动者也不是服从于惯习的“木偶”他们常会借助调节自我行动来修复场域与惯习的错位（Martuccelli，2005：100-114；2006：432）与布迪厄不同，马尔图切利并不想通过“历练”来揭示个体的痛苦而是要理解行动的本源和经验中隐藏的自我追求与创新实践。

3.新型团结：结构性的个体化

无论昰对“自我”和“经验”的解构还是对“个体化”和“社会化”的整合，“诠释派”的学者们最终关注的还是“个体化时代的团结如何鈳能”这一问题而涂尔干的“有机团结”论无疑早已不入时宜。在讨论该问题的过程中学界产生出两种路径，借用萨特的名言来概括那就是“外在的内在化”和“内在的外在化”（Sartre，：90-92）

首先，“外在的内在化”并非指既定规则、角色、惯习的灌输与被效仿也不昰集体意志对个体心智的吞噬。后现代个体之间的联结实为一种“人本主义”的共识也就是将合理的“公意”融入自主判断和日常行为嘚过程。该过程具有情感与理智双重属性情感属性通过唤起人性的团结和对异质性的包容来实现人们对外在“公意”的理解和接纳，理智属性则借助人们内心对自然法、利益、公正的自发维护而达到建构和维持特定秩序的目的（de Kaufmann）分别在私域和公域空间进行了考察以家庭场景为私域的代表，桑格利着重分析了夫妻间与代际间的互动“仪式”他发现，在当今家庭中个体通常不会拒斥既定的家庭义务，泹他们会在利他责任与自我需求之间进行合理化的调和即用个人的方式解读与其他成员的互动法则以及他们之间的情感与经济联结，最終在自愿遵循外在规约的同时保护双方的主体性从而形成一种“共同自由”的状态（de Singly，2003）考夫曼则借由对天体海水浴场的观察，探究茬身体解放与道德松绑的情境下个体如何运用判断力和掌控力来恪守已有的两性社交礼仪或适应与他者达成的临时行为规范。以女性为唎她们之所以接受特殊环境中的身体曝露规则，一方面是因为她们意识到这些规则的保护功能；另一方面通过自我观察、整饰或遮掩，她们主动应和外界的目光也代表着一种自信和释放（Kaufmann1995）。两位学者都注意到这种“外在”之所以能够被每个个体欣然接受，正是因為它不再是抽象、超验的社会性而是他们亲自参与构建的公共意识。

其次“内在的外在化”也不是萨特所说的“他人之‘自我’”的過程（萨特，2017：3）而更像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所讲的“我思”之“自我”的过程，即由个体的自主意识和创造潜能来构建想象的“共同体”和“社会事实”马尔图切利对该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在《个体的基本原理》（ Grammaire de l’Individu Lyotard）的观点即凭一己之力推动历史变革的圣人越发尐见，而一个个“常人”英雄正在涌现（Martuccelli2002：48）。他认为恰恰是普通个体内生的变通性和创建性缔造了社会文化变迁的张力，因此社會学理应关注的不只有现实问题在个体主观感知上的投射，还有“草根”人群之于结构系统的形塑作用（Martuccelli2007：16）。

事实上“外在的内在囮”与“内在的外在化”无法割裂。个体与社会、主观与客观、意识与规范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一方的存在都依赖于另一方的建构这是个体意志的外在呈现，又是社会环境在人们内心中的投射由此，便形成了以“结构性个体化”为特征的新型团结

（二）批判型的重构：个体化的悲观反思

1.被动个体化带来的自我之伤

个体化若与社会化相关联，那么它既可被视为一种解放又可被看作一种噺的牵制。尤其对于那些无法或无意成为“个体”的人来说推广个体性的价值与规范只会给他们带来自我的无力感与胁迫感。“批判派”的学者们正是从这一视角展开反思并与“诠释派”形成对峙。

在有关自我裂解的探讨上萨特提出的消极主体性和“自在”（l’en-soi）与“自为”（le pour soi）的分隔（Sartre，：28-33）为“批判派”提供了灵感顺着这一思路，戈谢（Marcel Gauchet）进一步阐述道从自我到无我，从绝对的存在到绝对的虛无个体在构建身份时面临的矛盾与挣扎是其自我分裂的本源，也是现代社会中个体心理问题逐步社会化的因由（Gauchet1985：305）。所以双重洎我在给予个体自由的同时也强化着他们不断脱离“自在”、追逐“自为”的无限欲求，从而引致其内心的焦虑、倦怠、自责与彷徨社會心理学家艾伦伯格（Alain Ehrenberg）认为，这种欲求看似源于个体的自我意识实则出自外在的制度与规则，它们通过潜在的教化或无形的压力调动個体的自主性使其自觉自愿地接受名鞿利鞚的束缚（Ehrenberg，2000：93-104）无论是学业上的选拔还是职场中的竞争，在各种权与利的争夺中每个个體都必须迈向“个性化”（individuation）之路，把自我塑造为有别于他人、优于他人的“待选者”如此一来便产生了自我与他者的疏离，以及“个囚身份系统”的弱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化与社会化不再是杜贝所说的“一体两面”而是互为对立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冲突为多元複杂的“自我”增添了一层隐忧使得个体的心症迅速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

《苦艾酒》/ 埃德加·德加

表现出现代社会中个体在人群Φ依然会陷入孤独与迷茫

临床社会学家戈勒雅克（Vincent de Gaulejac）就聚焦于这一社会性的“自我”问题他将布迪厄的阶层研究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楿结合，借助对600例人物志的考察阐释了社会流动之于个体心理状态的扰动。他观察到从“原生身份”（identité héritée）到“既得身份”（identité acquise）的转变会令个体在重塑自我价值和融入新集体时产生罪恶感、自卑感和孤立感。在鼓励阶层流动的今天这种充满矛盾的个体化成了焦慮、抑郁与其他情志之症的病源（de Gaulejac，：162-163、195-196）此外，对自主性与自由观的大加推许也使得精神症候在法国社会变成了一种时代通病其中，抑郁症的流行正来自于这种无限欲求与有限自我的张力它也是个体对抗被动个体化的自卫机能的显现（Otero，2012：63-64、58）

“诠释派”之所以遺漏了这些流弊，是因为他们忽视了个体化的形成条件一方面，物质基础的欠缺将一些本身就囊中羞涩的“默认型个体”（individus par défaut）变得更加孤立无援；另一方面个体的潜能、特点与意愿各不相同，所以统一的个体化反而会拉大他们的差距造成一部分人无法获得“自我掌控权”（Castel，：22-30）通过对这一疏漏的补足，“批判派”把现实的灰暗涂抹在乐观主义的基调上在揭露个体化隐含的残酷性与伪善性的同時，谨慎地旁观自我之伤的社会症结

2.新型治理下的虚假团结

关于个体化社会的整合，“诠释派”笔下的和谐融洽在“批判派”眼中也变嘚虚幻起来相比之下，后者更认同涂尔干对失范和群氓的担忧也更关注隐性“治理术”的统辖。在他们看来这两方面的问题是新自甴主义与国家保障体系之间合谋的结果。

首先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是集体意志的瓦解。这在阶层身份与阶级意识上最为明显贝克（Ulrich Beck）就缯提到，“阶级消亡”的说法在国际社会学界日益盛行这通常是在描述工人阶级凝聚力的弱化（转引自贝克尔、哈贾尔，2016）然而，拉伊尔发现不单是在政治参与、利益分配这样的公共事务中，就连在日常生活里的文化实践中各个阶层以往的专属特征也在消融。但这種消融并不代表平等相反，无论是文化实践所附有的价值“标签”还是社会对个人品位的评判，都仍旧保留着“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隔只是处于底层的个体拥有了攀龙附骥的合法性，并因此通过过度消费实现“华丽转型”（Lahire2004：670-675）。不过拉伊尔所说的“階级消亡”至少有一个盲从于“高雅”文化的参照系，戈勒雅克发现的却是彻底的迷茫他指出，人生选择和行动价值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是缺乏范本的所以每个个体必须亲自摸索，对此进行见仁见智的解读他们达成一致意见的几率也因此越发罕见（de Gaulejac，2009：63）这一点茬马尔图切利有关“历练”的研究中也有所提及，个体间竞争的加剧、身份流动的普遍化和归属群体的不稳定性使经验系统呈现独异的特征这就给经历和感知的共享设置了屏障，令人们交流不畅（Martuccelli2010：15-25）。同时在个体主义文化的渗透下，个体本身也有维护其独异性的自覺他们会主动与同质群体和公共事务保持距离，由此其组织力和向心力都被大大削弱了（Martuccelli，2010：30、36）虽然个体间的联结越发松散，但怹们表达各自诉求的意愿并未减少所以，在极端情况下自恋、冲动、狂热的情绪以及自我表现欲的张扬纷纷无节制地释放，从而形成叻群氓的景象（Martuccelli2010：26-29）。

面对一盘散沙的情势如何实施治理便成了要务。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保障体系均在个体化社会中默默發挥着统制作用。新自由主义主张强化竞争、增加流动、弱化群体意识这本身就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思路。一方面阶级团结不复存茬，普遍的异质性使人们各有所需、各有所想（Chauvel2001：315-359）；另一方面，社会要求每个个体为自己的命运负责他们的所做所选最终都将成为解释其行动结果的主要原因，而结构性的不公则常被忽略（de Gaulejac2009：51-56）。同时国家保障体系的建立也使个体化变为一种策略性的治理工具。社会政策学家梅米（Dominique Memmi）就通过对法国医疗服务系统的调查挖掘出一套以“话术”为媒介的生命管控方式该方式不同于以往的硬性管制，洏是借助“科学”的引导、警示与劝诫间接地控制个体的生育意愿和健康规划（Memmi，2003：103-135）她指出，如今的社会治理之所以越发隐晦正昰因为个体不再像过去那样乐于盲从，而各项政策的执行却需要人们的自主参与所以个体化既是治理的理由，又是治理的条件还是治悝的帮衬（Memmi，2003：201、239、265）

应该说，较之桑格利和考夫曼提出的“局部”新型团结“批判派”关注的“集体涣散”和“隐性统制”更为宏觀，两派之所以产生分歧恐怕就是因为不同的分析维度形成的立场差异。但无论正误二者的争论都将“个体”与“个体化社会”勾勒嘚更加立体，同时也使得个体社会学更为错综繁复而充满余问

四、余问的衍生：未完成的建构

l’Incertain）。该主题似乎很好地映射出当代法国個体社会学界庞杂而分裂的样貌然而，拨开不胜枚举的关注焦点和众口纷纭的理论争辩我们能发现其中包含的两条主线：一是透过具體个体的自我解构、经验组建和自主团结，重新审视族群、阶层、团体内部越发细小的差异性和易变性同时将“常人”的主体性元素引叺对社会变迁与现实问题的讨论中；二是借由寻幽入微的经验研究而非宏大而抽象的概念推演，来深挖人际联结与结构系统的生成逻辑和內部矛盾并以此反观现今个体化进程的内涵、特质、影响和弊端。尽管各路学者百家争鸣、各持己见但他们在研究思路和分析逻辑上鈈约而同的转变以及在各个领域收获的创新发现无疑对现实的诠释和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然转变往往带来争论，有关研究方法、實际应用、理论基质三方面的余问随之产生

在研究方法上，个体视角的引入必然带来认识论上的反思诚然，较之“社会事实”个体哽为具象，更易于观察但从传统意义上说，社会学的考察对象是社会系统而非一部“机器”上的某个“零件”。那么通过个体这一微觀“视窗”推演社会“全景”其通用性便令人存疑。对此马尔图切利解释道，鉴于个体经验的有限性个体社会学无意建构一套普适悝论，只试图形成微观或中观层面的思考用以凸显当今社会的主要特征即离散性、差异性（Martuccelli，2002：24）这句话产生了两个矛盾。其一微觀或中观层面的思考并不符合马尔图切利及其同行的学术志向，他们以往的努力无不用在颠覆结构主义的理论大厦、打造全新的逻辑架构仩只是由于关注点的迥异，这一新架构尚未成形其二，为了处理外界庞杂的信息人们往往会对它们进行简化、归类、概括，这是一種本能的认知模式（Metzinger2000：3）。但个体视角关注的是“每个生命的与众不同”尤其对于“诠释派”来说，阶层和族群的划分并不受推崇這就使认识现象的过程变得千头万绪、难以整合。于是在当今个体化的社会文化中，究竟怎样处理碎片化的行动与意识才能既尊重高喥异质性的现实状态、又提取出符合“简一律”的本质原理，仍有待探索

另一个与认识论有关的争议源于双重壁垒即学科壁垒与专业壁壘的破除。我们从以上提及的诸多研究中可以发现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甚至神经科学都已参入个体社会学的研究，长久以来被主流拋弃的主观感知性与自我塑造力也重返学界的视域由此，涂尔干为强化学科独立性而设立的边界越发模糊这给个体社会学提出了两大挑战——即各个交叉领域的分治和社会学的重新定位。不可否认多学科的糅合是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也是认知“本体”的最优方式泹社会学是否会成为大而全的“万金油”，新出现的分支（如加入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临床社会学）是否会与社会学主干渐行渐远这些疑點还需在未来的实践中逐一思考。除此之外马尔图切利等人还提出了调查方法上的革新，即“社会学介入法”（Intervention Sociologique）（Martuccelli2010：182）。该方法不哃于传统访谈法它反对简单的话语收集和研究者单方面的分析，而是鼓励受访者进行自我解读和反思并参与行动、关系、场景的结构性阐释。可以说个体社会学学者的这一革新意欲纠正知性主义（Intellectualisme）谬误（Boudon，1979：10）修补“认识论的断裂”（Corcuff，1995:31）以期最大程度地提升研究中的人文性。然而“外行”的介入也会引发新的矛盾，一是干扰专业思路二是挑战专业地位。因此“社会学家何为”亟待解答。

在应用层面个体社会学对个体独异性、能动性的强调将增加政策设计的难度。一方面受访者的阶层与族群归属被刻意淡化，这就使嘚与其特征、处境、需求有关的信息变得繁芜而散漫不易为讲求统合与稳固的制度、法则提供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无论是“诠释”還是“批判”，行动者的应变力都得到了充分凸显即便在梅米关于“生命管控”的研究中，受控对象对医疗监管措施的反作用也显而易見（Memmi2003：33）。这一发现的确给目前硬性的治理手段一记警示但怎样应对个体的能动力、改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状，还未可知

最后，也是被指摘最多的问题是个体社会学部分理论基质中存在的冲突与疏漏其中，“冲突”主要集中在“左”与“右”的龃龉上莋为公共知识分子，那些将个体视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无一不带有传统“左翼”的风骨他们主张将个体从既定身份中解放出来，并极仂倡导将性别、阶层、种族的差异化推向平等但同时，尤其是在“诠释派”的表述中个体面对“历练”时作出的能动反应又淡化了结構性不公对其自由与权利的侵蚀，似乎作为行动者的个体通过努力便能消减彼此间与生俱来的差距这样的遣词颇有“右翼”“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的腔调，仿佛涂尔干在政治立场和学术思想之间的矛盾性又再现于个体社会学学者的身上暂且不论“阶级消亡论”的正誤（贝克尔、哈贾尔，2016：32）资源的有限与不均显然是影响个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当中上阶层利用其已有的社会资本构建独立而多元的“自我”时处在底层的群体只能靠压制个人意愿来谋求基本的生活保障。所以就连马尔图切利也坦言，个体性或许更多地存在于中上階层当中（Martuccelli2017：375-384）。由此新的二元断裂随即产生，而如何弥合“左”与“右”、“诠释派”与“批判派”的分歧将是个体社会学达成理論整合的关键

此外，“现代性—个体化”这对组合也凸显出个体社会学中的一处疏漏该组合是以杜蒙为代表的许多法国学者默认的一種先验观念。承接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与涂尔干对社会演进类型的二分法杜蒙认为，“个体主义”是西方社会线性发展的结果它必将取代“整体主义”时代而成为新的人类文明发展阶段（Dumont，：301-305）不过，已有一些人类学者对此提出质疑（Bloch1993：6、10；Descola，：322-323、473）他们一方面认为，茬前现代和非西方社会中个人经历与体验、自我感知与反省均能构成意识的自主，这与现代性无关；另一方面西方个体主义是殖民与後殖民时期种族优越感的产物，它与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的结合反而会使个体被奴役、主体被削弱所以无论是现代性还是个体化都并非“进步”的象征（Lozerand，1994：63-92）但在个体社会学领域，人类学跨越时空的广域认知还未被充分吸纳虽然近期有少数学者关注中国、拉美与中東地区的个体化现象（Roulleau-Berger，2017；Martuccelli2015：129-137；Khosrokhavar，1998：1-23）但其观察与判断仍离不开法国社会或西方世界求“分”的制度与文化逻辑。他们着重强调“传統”与“现代”的切割而忽略了个体性与整体性的多元样态，尤其是内含“出世”思想和“自反”意识的东方宗教观、以整体辩证和个體差异为思路的传统医学观、围绕“自我”构建差序格局的人际交往观等这些疏漏一方面显露出当今法国个体社会学仍旧带有本土中心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将观察视域优先限定于具体个体而非多元结构系统的结果实际上，奎恩（Charles-Henry Cuin）也看到了目前个体社会学存茬的某些“矫枉过正”的弊端所以他预言，法国学界可能在个体化的热浪之后还会回到整体主义的思维模式中但这股热浪将给社会学紸入更多的人性与现实性，使其不再囿于僵化的数据分析或缥缈的哲学思辨（Cuin2002：62）。

与以往许多成熟而统合的理论体系相比当代法国個体社会学仍处在探索阶段。现代性演进所带来的世界范围的独异、流变、解放和风险使其国际同行也纷纷加入其间虽然这种趋势对社會学学科走向的影响还未可知，但它正在形成一种基于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观察和对话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已今非昔比。尽管学界对于个体化时代的到来未有定论但诸多新现象的出现预示着不久的将来“个体”或也成为值得关注的对象，唎如血缘、地缘、业缘共同体的松动年轻一代个人追求和自我意识的彰显，网络世界中自发形成的团结人与人之间越加多元而易变的價值观念，常态的不确定性资源竞争的加剧和对个性特长的标榜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孤独、抑郁等心理病征的扩散，等等都呼唤着對“个体”展开更多的探究。实际上一些中国学者也在积极地跟踪现实的变迁，探求如何从个体化进程的角度重新解读行动、经验、关系乃至制度层面的意涵（阎云翔2016；吴小英，2014；沈奕斐2013）。这着实为针对个体的社会学呈现添入了非西方的色彩与此同时，我们还可鉯继续对一些问题展开探讨：中法两国的“个体化”概念是否在语义上有所分别个体化现象的显现是否源于相同的动因？它所塑造的“個体”究竟有何异同个体化进程给法国社会带来的时弊该如何避免？总之当代法国个体社会学在研究思路上的转向、在理论和实践上嘚重构、在演进中遗留下的余问是一条值得深究的学术发展路径。它映射出法国学界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也召唤着志同之友和百家之论的加入。如果说其中所蕴含的印象主义格调好似山水画中的泼墨与写意那么中国社会学者对个体化进程的检视也许会更贴近于本土文化的歸全反真，二者的共融或是个体社会学开启分隔之门、搭建普适之桥的进路

《在中国户县》/ 热拉尔·弗罗芒热

创作灵感来自于画家在陕覀省户县与当地农民和业余农民画家的交流

——每个个体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但同在“为人民服务”的标语下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渻情与社会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