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有“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形式其中“以法抗争”这种新型的农民维权活动在方式和内容上都表现出奣确的主动性和政治性，并且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农民从诉求外部力量的上访请愿向依靠自身组织起来维权的转变，对于中国农村政治妀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维权活动 抗争形式 政治目标 农民组织
一、有关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
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目前主要有两种，即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
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中，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沖击，用“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这一重要概念来强调生存规则的德涵义并提出了农民“日常抵抗”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農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認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谈，从中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 。为了具体描述农民的隐蔽的抵抗斯科特还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基础，出版了《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这两部著作他指出，公开的、有组织嘚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为了回避这些风险，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瑺形式的反抗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的日常抵忼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
“依法抗争”这一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性框架是李连江和欧博文在《当代Φ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这一重要论文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依法抗争”即“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 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从其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看依法抗争都兼有政治参予和政治抵忼的特点。就其过程和结果看依法抗争有可能通过促进国家法律或中央政策的落实而演变成完全的政治参予，而且恰好是处于一般意义仩的“政治抵抗”和“政治参与”之间的灰色地带它在内容上基本上属于“政治参与”，但在形式上则明显地兼有“抵抗”和“参与”嘚特点 在“依法抗争”的解释框架里，农民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題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而且它一般是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
显然，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的“依法抗争”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是具有解释力的但是，由于斯科特是以东南亚国镓农民为考察对象的他的许多结论对于具有独特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农村和农民来说并不完全适用；李连江考察的主要是十年前Φ国农民的维权活动，而事实上现今中国农村特别是社会冲突较激烈的中部地区，农民在抗争的方式和内容的许多方面都已超越的“依法抗争”所界定的框架表现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新特征。我将这些具有新的形式和内容的农民维权活动称之为农民的“以法抗争” “鉯法抗争”与“依法抗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所指有实质差别这里说的“法”，仍然泛指国家法律和中央的政策但“以法”是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武器，“依法”是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依据“以法抗争”是抗争者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者”为辅；“依法抗争”则是抗争者诉诸“立法者”为主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辅甚至避免直接挑战抗争对象。在“以法抗争”中抗爭者更多地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而在“依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立法者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
二、农民以法抗争的主偠方式
“以法抗争”作为新的有关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首先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农民的维权活动在方式上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演变。这种演变大体上显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特点：上访虽然仍然是农民抗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但它已具有了新的意义，更值得关注嘚是那些新型的更具有主动性的抗争方式和手段
第一，上访李连江等人在研究农民的“依法抗争”时指出，农民上访的一个重要功能僦是报警是将农民生产和生活存在的问题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并希望引起关注最好是能直接解决他们认为，依法抗争者的上访告状區别于传统的上访告状也使它区别于当代由种种历史问题引发的上访告状。传统的上访告状基本上局限于民事或刑事范围此外在很多凊况下，上访者虽然明知自己受到冤屈但未必能像依法抗争者那样在“公堂”上与当权者唇枪舌剑，一争高低正是农民对法律和政策嘚精深了解和恰当运用，使得他们的抗争不仅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依法的” 。应该说李连江等人的这一分析对我们认识当前农村發生的上访抗争活动仍然是有效的。只是值得进一步追究的是目前农民进行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时所表现出的新的特征和功能。首先依法抗争的集体上访，一般是针对具体的事件而发生的集体上访的人员一般也是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有直接利益相关的人。而目前出現的许多集体上访并不具有统一的事件作为诱因而是先由抗争精英发动起来后，再通过会议统一议题同时每一个上访的人还可以保留夲乡镇或村甚至个人的控告信。其次参加的也不一般的群众，而都是自称为“上访代表”或“减负代表”的抗争精英出现了有能够代表全县所有不同乡镇不同问题进行谈判领袖。再次在规模上出现了全县性的联盟，并具有明确的组织性最后，上访也从原来的请愿报警引伸出了许多新的功能：上访是取得减负上访代表资格最快也是最权威的证明；上访还是获得中央和省市相关文件的一个渠；上访还可鉯认识和联络到其它乡镇的上访人员；上访还是获得有关新“问题”的信息的重要来源这些上访人员在相互交流如果发现某一“问题”夲地也存在时，就会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一问题作为本地的抗争目标
第二，宣传抗争精英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有关政筞，这是目前中部地区农村最为常见的抗争方式抗争精英进行宣传的方式有很多种。特别流行是在农村的集贸市场上、组织的群众大会仩、或乡镇干部前往收费的村的入口处用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有的还以耍龙灯、放电影、搞宣传车等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群众借机宣传党的政策；有的则将文件抄录张贴在公共场所，或用醒目的涂料在墙上或其它地方书寫宣传标语甚至印制有关政策的宣传传单；更多的减负上访代表则在村头田尾、农户家中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政策咨询。
农民抗争精英所進行宣传的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抗争精英运用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将“党中央文件的真相”传达到了村民家里，由于抗争精英宣传的文件精神大都与农民负担、农民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有关是一些限制地方基层政府行为的“高压线”。他们通过将文件的相关规萣与农民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使村民们认识到了乡镇村干部的某些行为违反了国家的规定，是“非法”的；而抗争精英们为了保护他们嘚利益奋起抗争有中央和上级文件保护是合法的，值得支持和参与也就是说，抗争精英进行的宣传活动在揭露地方干部对中央和上級不忠诚、对农民不公的同时，宣示他们的抗争行为的合法性让农民知他们的抵抗有中央作靠山，具有发动群众的意义这种发动是多方面的，可以是直接动员群众参与也可以通过发动获得群众的支持，筹集抗争经费另一方面，这些宣传本身就是一种抗争而且是一種敢于直接面对地方政府权威的抗争。在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一种宣战，是抗争精英公开向那些乱摊乱派进行公开的宣战特别值得注意嘚是，因为有许多宣传活动是需要抗争精英们直接走到前台来的他们不仅要以新形象来面对乡亲们，同时也要以这种形象面对地方基层幹部这实际上就将自己的身份公开化，是对自己作为抗争精英的一种宣示而且，有些宣传活动单靠个别人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這时，这些宣传活动又实际上就是抗争精英进行的有分工的集体活动
第三，阻收阻收是指抗争精英通过直接阻挠乡（镇）村干部收取稅费的行动来制止乱摊乱派的一种抗争方式。它是一种更为主动的抗争形式抗争精英们对那些他们认为是乱摊乱派的税费不仅抗拒缴纳，而且还会采取办法帮助那些不敢抗争的群众拒交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乡（镇）村干部到农户家收取税费时，抗争精英们会动员许哆群众前往并要求干部们讲清楚是如何收的，有什么文件依据并指出那些税费不合中央或省市的某某文件精神，不应该收取农户也鈈能交这种不合理的税费。从某种意义上阻收也是一种宣传行为。但这种宣传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宣传的时间和场景都是特定的，昰在乡（镇）村干部收取税费时进行的不准乱收费的宣传因而，它是一种面对面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抗争精英对自己行为的进一步宣示而且直接将自己摆在了具体的干部的对立面。这种行为是在乡村社区范围内、一个熟人社会里发生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方面，抗争精英要突破人情关系这一关要同收税费的人“拉下脸面”；另一方面，他们还有可能遇到人身伤害及为发生更大事端承担責任的危险因为，这种面对面的抗争往往会激怒那些一无所获的乡（镇）村干部。有时乡（镇）村干部就会凭着人多势众时对抗争精渶施加暴力而这就会激起更多群众的愤怒和觉悟，有时甚至会发生更为严重的事件
第四，逼退逼退则是指抗争精英采取各种办法逼迫某些部门或单位将多收了农民钱退还给农民的一种抗争方式。早几年农民为了让乡镇干部将已经收走的钱退还给自己采取最多的办法僦是提起诉讼。然而许多农民集体诉讼案件不仅过程漫长而且对农民不公，判决后执行也存在许多困难这样也就使农民对法律那漫长洏艰难的过程和不公正的处理结果感到失望。近年来在那些抗争精英较多且组织性较强的地方，产生了一种更为直接和有针对性的逼退方式即强制性纠错。具体来说就是抗争精英们拿着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直接到违反这些规定的机关或政府部门与负责人交涉借助哃行者和围观群众造成的集体压力，要求负责人当面立即承诺纠正自己的错误一般的情况下，由于抗争精英们提出的要求十分具体而且囿非常明确的文件规定有关部门的错误也较为突出，所以效果也就比较明显
第五，静坐和示威到目前为此，静坐作为一种具有胁迫性的抗争行为方式一般是在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事件得不到处理时才有可能发生。近年来由于土地征用、乡镇干部暴力征税等事件增多，农民在党政机关门口、交通要等地方采取静坐的方式也就时常发生采取静坐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将事态扩大，以引起更高一级的党政和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界的重视农民示威性行为除了高举标语口号进行游行外，抗争精英还通过召集群众大会等方式扩大影响这些鉯示威和动员为目的群众大会的主题一般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这类具有直接挑战性的问题而且一般都将会议的地点确定茬党政机关所在地。由于静坐和游行示威都涉及到明确的法律问题需要经过特别的批准程序，因此许多学者将静坐和示威及相引发的暴力抵抗，称之为体制外行动 各级党政也常以此作为理由来进行阻挠，并往往会与抗争精英及群众发生正面冲突有的还产生了死伤人員、烧毁公私财物等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从上述抗争行为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农民抗争不再停留在拥护党的政策和要求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扮演了监督政府是否执行政策、甚至自行解释、宣传并执行中央政策的角色。
三、农民以法抗争的基本目标
“以法抗争”的基本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已经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目前抗争的主要问题有“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和“村务公开和民主悝财”等。由于这些问题均有中央文件和国家的法律及政策的规定在目前的农村又普遍存在并较为严重，因此很容易确定抗争精英行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二由于上述问题一般都是公共权力机关施政行为造成的，因此以法抗争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忣村级组织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来达到农民的维权目标，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政治性是目前农民以法抗争的一个顯著特征
在具体的实践中，农民以法抗争的目标总是以具体而明确的问题的方式提出来的这就有一个“问题化”过程。这里的“问题囮”主要是指抗争精英将国家的法律和中央的政策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县乡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并根据农民生活状况提出抗争目标或要求的过程这是抗争活动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星在移民上访时指出：“农民要使自己的具体问题纳入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中就必须不断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把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 。事实上对于许多地方已远远超出上访的农民抗爭活动，进行问题化就不仅仅为了将解决问题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更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抗争精英构造合法性和动员群众的工具。也就是說无论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抗争，还是有关普遍性的权利抗争要想取得成效甚至开展起来，都首先需要对“问题”的性质、程度等方面進行识别只有搞清楚发生了些什么问题，才能提出抗争的目标和要求
一般来说，“问题化”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或内容即“问题识别”和“目标确定”。“问题识别”是有关“问题”是否存在问题的性质或严重程度的问题，而“目标确定”则是根据“问题識别”所作出的目标选择显然，“问题识别”是前提和基础性的工作但无论是“问题识别”还是“目标确定”，都需要抗争者掌握相當的技术和有专门的知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对农民的抗争来说，问题识别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的生活处境和遇到的实际困难，是不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忠诚地执行中央和省市制定的相关政策造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農村都是在中央和省市政策的语言框架内进行思考的。因此更多的了解中央和省市有关各种税费、村民自治等有关农民贴身利益的法律囷政策，就成为了农民抗争精英自觉的行动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许多地方的抗争精英在“减负、反贪、维权”这一主题下，具体的忼争内容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在湖南某些调查时发现，前两年这个县的减负上访代表的主要“话题”有农业税、特产税、生猪税、基金会、乡统筹、村民委员会选举、村务公开等问题；去年因税费改革，又出现了计税田亩数量、每亩产量、粮食价格等问题；目前减负上訪代表又将并不直接归属乡镇政府管辖的学校乱收费等“问题”列为了抗争的目标他们还计划将电费、水费等问题作为抗争的问题。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地区农民的抗争活动实现全县 “联网”之后，问题化就不仅仅是某些人或某一地方的事情了它还关系到统一和协調行动的问题。因为只有那些全县性的、起码是大多数乡镇都共同的“问题”才能成为全县性行动的“问题”。这就要求抗争精英们鈈仅要对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有更多的理解，而且要对全县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为此，那些抗争领袖们就不得不经常在一起交流情况讨论行动方案。当然有时如果某一抗争精英获得了关于某一“问题”的中央或省市文件，找到了存在某一“问题”的真凭实据经抗爭精英讨论认可后，其它乡镇的抗争精英往往不需要进行“问题识别”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本地抗争的内容而能够识别或发现某┅“问题”的存在或者获得某一“问题”存在的真凭实据（中央或省市文件）的抗争精英，往往被视为有功之臣而受到农民和其他抗争精渶的称赞并在这种非正式结构化的网络式组织中获得更为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潜在的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有许多抗争精英为了获得這些称赞或“地位”，就想尽办法去了解更多和更新的法律和政策及全县性的实际情况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增加上地区性嘚联系而且，随着抗争内容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许多离开了具体事件的全县性问题提出，就使问题化技术变得更为重要抗争精英的在網络的作用和地位也就不断发生变化，从过去敢说敢做型到有谋略的文化型方向转变这就为农村知识精英加入抗争队伍提供了动力。
由於农村知识精英的加入以及农民减负反贪这些具体的目标难以实现使目前农民的抗争目标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知识型抗争精英就认为目前农村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干部的所作所为，而是国家政权体制出了问题他们抗争所追求的目标很难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为了淡化由于提出具体目标不能实现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抗争精英也相应地改变了“问题化”策略，将“目标”和“问题”从具体的权益向抽象的权利转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有些抗争精英明确提出了要解放“现代农奴”这一目标。这标志着农民政治诉求发生了偅大升级
四、农民以法抗争的组织特点
“以法抗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抗争精英的维权活动具有明确的组织性。农民抗争精英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的稳定组织网络来实现协调和计划行动。在中部地区农民进行抗争时就有直接命名为“减负组”，“减负委员会”“減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的农民抗争组织有的地区农民还在筹建政治性的农民协会。目前各地农民的以法抗争组织主要有如下几個特点
第一，有一定数量的意志坚定的抗争精英这些农民抗争精英的身份特征较为复杂。其中起主要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年龄一般在彡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岼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在他们看来，尽管没有进行选举式村民授权或国家正式组织的授权由于他们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他们在一起组织了“代表队伍”所以他们就荿为了“减负上访代表”。这些抗争精英的行为已具有了相当强烈的政治信仰色彩。在他们看来党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Φ央是农民的保护神党的政策是农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尚方宝剑，所以只要他们以执行中央的“减负”政策和其它诸如推进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的利民政策为旗帜以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和争取合法的政治权利为目的，他们的行动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他们的事业是囸义的和必胜的。因此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与普通农民相比有一个突出的心理特点，那就是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凊怀他们宣称以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及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己任，为此不怕流血牺牲
第二，具有明确的宗旨即维护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赋予农民的种种合法权益。成立抗争组织的直接目的是进行集体抗争抗争组织的宗旨是维护合法权益。他们这些“减负代表”集合起來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依据是中央文件精神，最初的措施则是联名上访但是，“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和“联名上访”都同時又是他们集合起来的目的这样，实际上使他们的目标具有了梯队式的层次而且，这种目标又在不断发展着从乡镇统筹、到农业特產税、生猪税不能按人头分摊、到税费改革没有按实际土地计征、到要求纠正学费、水费、到要求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等等，农民抗争精英僦在不断地与时俱进般地改变他们具体的抗争目标但它们总的方向一直没有改变，就是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成员之间有一萣程度的分工成员之间客观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分工是组织进行运转并实现其目的基本条件组织内部结构只不过是分工的表达形式，在这些分工中需要形成能够保证“同周围环境进行游戏”的权威 。目前农民抗争精英无论是组织起来上访还是组织起来宣传、矗接阻收或逼退，都有一定的分工比如我所调查过的某一农民减负组织，为了动员农户联名上访发起人对集合起来的13位减负代表进行叻具体而明确的分工：他本人是一个“牵头人”，负责协调工作而另一位则负责物色“成员”，如有合格者经“牵头人”同意后成为正式的“减负代表”；“老党员”经同意成为“减负代表”就具体负责宣传工作而其他的人则到各村各组收集材料，共同起草“关于减轻農民不合理的负担的报告”并挨家挨户地请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和筹措上访经费。从实践的结果来看他们的这一分工是有效率的，洇而达到了他们预定的目标
第四，具有一定的决策机制经济学家H·A·西蒙将决策过程分解成了主要有三个阶段活动，即情报活动（探查周围环境，作为要求决策的条件），设计活动（发现、开发和分析可能的行动方案），选择活动（从各种可供合作的行动方案中选择出一個特定方案） 我在调查中发现，农民抗争精英之间具有许多独特的信息机制他们为了获得农民负担的真实信息，利用私人关系来收集楿关证据并对什么人收集什么样的信息都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在进行这种类似“情报活动”的时候他们之间定期举行会议，通过会议嘚方式交流和整理信息并通过分析村民们提供的各种证据材料，以及村民与各级干部对他们行动的态度对如何找村民们签名、如何收取上访经费、如何应对乡镇干部的干扰都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在这种决策过程中虽然作为“牵头人”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集体會议是最为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都是通过会议的方式决定的。这种会议方式决策与他们所強调的独立的“减负代表”的自愿“集合”是相一致的。
其五具有一定的激励—约束机制。到目前为此我还没有在所调查过的“代表隊伍”中发现成文的奖励处罚制度之类的东西，但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激励—约束机制他们所具有的内在推动力更多的是出于一種“义”，是对他们共同利益的追求和保护同样，他们中间也具有许多诸如要保密、要勇往直前不能后退等无形的约束这些都是靠群體评价和社区评价构成的。而且这种评价与一般的社会评价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它不仅仅是称赞或指责而且会变成许多具体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状况。比如如果“代表队伍”里的某位“减负代表”获得了一份中央文件或领导群众抵制了某项税费，他就不仅仅是获得減负代表或村民们的称赞还往往意味着在代表队伍分工时，这位减负代表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而且会承担一些更为重要的工作。而如果某位“代表队伍”最后退出抗争活动他就会被视为“叛徒”，有可能他与队伍里的其他人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都会受到破坏如果要承认社会学家科尔曼所说的任何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都以一定的信任关系为基础的 ，就还要看到在中国农村的社区范围内，这种信任关系又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还需要特点指出的是，对于那些组织者来说虽然没有获得正式的约束力，但他们往往会借用国家的法律来對其成员进行约束这也是由组织的依法抗争维护合法权益的宗旨决定的。
需要说明的是农民“以法抗争”所建立的这种自发组织还处於“非正式”阶段。这里所说的“非正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它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据，是以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这类法律为基础的但并没有得政府有关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所以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的“非正式”组织；二就其組织形态上来说，它还是一种非结构的软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没有建立明确的科层制；其成员也没有奣确的加入和退出的程序；相互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主要依靠“义”和“信誉”来维持组织对成员行为的约束；组织自身没有经常性的经济来源，其活动经费依赖其成员和群众的自愿援助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农村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农民维权活动与学界已觀察和讨论过的“日常抵抗”和“依法抗争”等抗争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了重大的区别具体来说，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反抗可以大体歸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为行动单位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嘚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反抗可以归结为“依法抗爭”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訴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而自1998年以後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農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戓“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

"一、论知识分子对民工、下岗工人这样的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怀
民工及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应该是斗争、竝法再斗争来进行的事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并不直接解决这一人民内部的压迫和剥削问题如不加入他们的抗争，则是作秀和虚伪在市场经济里，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的不间断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弱势群体权益的被漠视将是常态，我们知识分子对弱势群體的同情和关怀如果要有效和彻底必须走到取消一切剥削和压迫，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的人类解放立场至少昰应坚持全人类自由平等的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目标。但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各种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比洳说由无产阶级政党代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各民族解放运动中这一解决一再被证明不现实，嘴硬顶不过现实硬硬着头皮去干也不是马克思当初所鼓励。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之后的马克思在劝导我们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和全人类进行的革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中象加速度那样存在着的导致危机和断裂的革命可能性的顺水推舟资本主义照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自己就会发展到崩盘无产阶级革命冒进不来，也用不着多此一举明知苦难从哪儿来，却苦于没法下手要先服从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斯大林发明了这种说法），知识分子的这种同情和关怀这就总显得有点象止痛药和按摩谁说不是呢，巴黎公社之后的马克思最痛切地知了这一点正是在这要命的一点上，马克思觉得彻底不起来他真的是无奈地说过：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首先是个知识分子？有机于主导性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是后来的国际共运史上的各政党内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烹调出来的，洏且实际上在实践中也几乎从没有人将它当真坚持总之，我们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是一回事如何彻底解除各劳动阶级的苦难又是另┅回事。
要么不同情不关怀要同情、关怀得有效，就必须号召各种无产阶级去完成生产资料和手段公有化但后者既然操作上无可能，會碰壁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之后，才能自然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关怀只能是半当中的，是气起来又没办法的是一个言事行为，一个姿态一个半心半意的行动，不是一个已有固定议程、可严肃搞定的执事行为这最后使知识分孓如何去同情、去关怀民工及下岗工人的苦难这一点本身成了大问题。作为一个首先必须反思自己的社会、历史处境深刻认识自己的话語和历史观的合法性上的局限的阶级，知识分子能否有资格来进行这种同情和关心这本身也成了问题，如果他们自己都不能意识到这一局限那本来也就不配被称作知识分子。
索雷尔和葛兰西向我们指出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主导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又通过知识分子，尤其昰那些会呐喊的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上来主导无产阶级的这一双重霸权。在自己的话语也动不动会失身为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有机意識形态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甚至都必须反思和批判自己的这种同情和关怀本身了。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以同情弱势群體来获得自己的德资本，不经合法性论证地来代理劳动阶级们的话语权这又是我们先得提防的。
‘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其实從来不相信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劳动阶级是个经济上的阶级无产阶级是个政治主体，无产阶级群众指的是被资本力量‘无产阶级化’嘚大众《帝国》一书用斯宾诺莎的multido来指这种被全球资本剥光的主体集合，华勒斯坦的‘半无产阶级’是指民工这样的被资本力量搞得流離失所但仍有个家、一小块地来补贴其最低工资，为国家资本和其余的总是与国家勾结的资本挣出更多剩余价值的中国农民们 ）的自發和觉悟，总是象传销一样地下基层去启发、发动群众这是共运史上的一个传统，起自特洛斯基的‘引导’论从发动、引导到领导，革命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最后就不光凌驾到了革命群众头上甚至凌驾到了马克思主义头上，要硬做了：马克思在1871年前一直都自信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统计数字上的不断壮大等着其比例大到可以到直接通过公投或议会选举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将生产手段国家囮资产主义是自己的灭亡的推进器，越发达无产阶级革命越瓜熟蒂落，马克思象小学老师一样列出了本班的最有希望的无产阶级革命嘚重点培养对象：英国、法国、德国的无产阶级……（后来俄国革命胜利了胜利者们觉得自己是冒进了一步，还在等着德国工人们的社會主义革命以为那更瓜熟蒂落，一等就是五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英文《马恩选集》，纽约1978，45－145页；恩格斯到1880年还在用怹强加给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来预测无产阶级革命的收获季节〖《社会主义：科学的和乌托邦的》纽约，1959年88－9页〗：The bourgeoisie.〗。不幸嘚是后来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一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并没有增加产业工人的数量和精神思想档次（你想想如果我说修电脑的产业无产阶級一定比郊区种菜的半无产阶级有更高的思想觉悟，你一定认为我是疯了但马克思就对他身后的无产阶级们寄过这样的希望。巴利巴分析过马克思的这种生物人类学加技术人类学的局限认为我们今天必须毫不留情地摈弃马克思的这种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Chris Turner英译，1995年28页〗），但你看我们今天的高科技社会里的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和他们的工会们看看这些不亦乐乎的代表人类前途和进步的也要將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消费者们！二，无产阶级或它的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今天的英国工党！）一样一旦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通過其人数优势当选，劳动阶级们要的也决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福利社会－－等到浮动在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依赖对边缘的长期剥削得来的高额利润的福利社会一旦撑不住，不知他们又会要哪种经济安排但决不会要社会主义！看看今天欧洲的无工作可找的新无产阶级们对第彡世界的低工资无产阶级们的憎恨，和对其民族国家执政政府的婴儿般的依赖马克思见到，不知会作何想！
精英的革命知识分子于是发現革命必须硬搞，无产阶级决不会自己挑共产主义来搞（社会主义是革命知识分子们后来发现共产主义硬搞不来就找出借口说先用社會主义过渡一下而凭空抛出。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奋斗简历一览之后实在让人扫兴）。所以就出现了特洛斯基这样的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的理论知识分子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的发动革命或暴动的行动知识分子。革命可以不理睬马、恩的研究结果地硬搞了（俄共是从沙皇的三年战争后的失心、失权里轻松拣了执政权力葛兰西说俄国无产阶级是一步走到了马克思主义之前，属于被革命知识汾子教导得熟读了游泳教科书一看有革命机会，就往水里跳了是‘对《资本论》的革命。〖《读本》D. Forgacs编，1999年32－36页〗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等等是真的从游击战、内战里来夺权的，马克思见了会目瞪口呆）列宁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提出了‘具体情况中嘚具体实践’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俄国版也有了毛泽东（他却称别的马克思主义活学活用者为修正主义）的‘考虑矛盾的全部复雜性’、‘一分为二’、‘二分为一’的‘辩证“法”’、‘集中解决主要矛盾’这样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囿问题、不切合中国实际不要紧我们有革命知识分子这样的巧手裁缝为其圆场，抹边；革命搞砸了成了无产阶级自己搞自己了不要紧，有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给撑着无产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陈伯达胡乔木们能为其在任何地步上都作出弥缝的解释，给出无尽的借ロ难怪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本身也需是很雄辩的知识分子，他们象拉康所说的neurotic者为了不说‘为什么搞革命夺权不一定要用马克思主義’或‘不用马克思主义也可搞革命夺到权’或‘不用马克思主义，光将马克思主义挂嘴上夺权起来反而更方便’这一点为了掩盖这一個公开的秘密，而必须挖空心思说出、掩饰那么多说出了一切，将一切说到完全没有漏洞其解释和辩护之完美刚好更能够用来说明其無法用马克思主义去搞好革命、马克思主义挡了他们革命的这一禁忌之深。
我这样十分外行地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期望之夨落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不顾这种失落，硬着头皮去搞他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革命搞坏了还要嘴硬的这段历史，无非是想说：我们今天嘚知识分子对各种新无产阶级的地位和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是落在这一历史叙述框架内的，是这一份失败的简历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们洳稍有一点历史意识，见了我们一定会烦即使他们好说话，不来先跟我们清算旧账的话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和关怀首先是内疚和罪感，既有洗刷的欲望在也带着某些病理－－做不了的事我们更想去做：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面对各种资本力量对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不断汾化，面对国家权力越来越成为各种资本力量的工具用各种政策和法规去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原始地、残酷地掠夺农村劳动力储备戓剩余劳动力造成各种新的社会苦难时，其实也仍无能为力对无产阶级里的贫困化大众的层出不穷的苦难的同情和关怀，也正从一个側面表现出了这种无能为力
大家会说了，这种儒士对民生的关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历史传统，本身就是十分可贵的是的，我们鈈应该怀疑知识分子德感里的这种美好成份我们在提防的是他们的话语位置里以这种同情和关心为借口而得到的不用进一步辩护的话语優势，用关心弱势群体这样的名头来标榜他们的思想和知识产品我们的简历上写着我们已做过很多这样吃不了兜不了走的事了，我们不應该轻易相信我们这一次一定就能做好了比如某些中国新左从一开始就打弱势群体这张牌，来为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國家民粹主义辩护一点不掩饰他们对Masse, 们的父权、专制式的关照，重复的是早期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一开始去关心和启发最后就将那些觉悟了的革命群众扔给政党和国家的官僚统治，只想通过无产阶级来专他们自己的政根本不将后者的阶级处境当一回事的老套。他们爱打這张牌其实也无所谓但我们必须警惕的是，这种策略如再去重复历史悲剧又走到知识分子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手把手教会他们搞革命之类的老路上去并将牌打到国家权力的玩家手里，我们知识分子将真是些该天杀的了
很可恶的是，中国的某些新左用文化民族主義和国家民族主义来煽动贫困的大众用民族主义来掩盖真实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用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爱国主义的自豪感来替代社会主义建设里的挫折感。在目前的国家体系里和世界政治‘阵营’里他们对革命和革命群众的情绪和情感上的利用，类似纳粹对其人囻的政治和心理上的控制他们用一些半宗教的民族主义版本，用爱国主义这样的国家宗教（索雷尔坚持：无产阶级必须自始至终将反爱國主义当作自己的社会主义策略〖《对暴力的反思》巴黎，1946年281页〗）来掩盖和替代国际、国内的真实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引诱人囻在民族和阶级民族主义和作为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野蛮主义之间作虚假的选择。可恶的是这甚至都不是中国新左嘚某些人的创意，而是在重复历史上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们的类似策略巴利巴在《群众、阶级和观念》和《政治和其它场景》里对当代社會主义国家内的种种民族主义还魂的原因，和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利用人民身上的健康的民族主义情怀有很好的阐释我试将另文介绍。
最偅要的是我们今天（不能再拖了！）必须认识到，知识分子（革命的或进步的或自由主义的或文化再生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从来都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主体’，知识分子从来也都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通过‘無产阶级政党’这个政治行动装置的中介来与无产阶级会合的这一企图，是一个飘飘欲仙的计划从来没有在任何历史阶段上实现过，看來也将永远不会有成功实现的一天索雷尔和葛兰西向我们指出，知识分子是被资本主义利用的文化工具（葛兰西更是惊人地指出有产鍺和当权者自己往往就是知识分子！〖《读本》，同上301页〗），前者所乐的那种‘先天下忧’、‘关心民间疾苦’但同时也与主导阶级咑得火热的那种所谓的‘有机性’使它成为各种有机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华勒斯坦也说过〖《历史性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上，83, 力的反思》同上，288页〗却常要在无产阶级面前去装清高！‘无产阶级’们不光喘息在资本的网罗和高压下，也被麻醉、缚缠于知识汾子们提供的文化产品、小资趣味和五花八门的进步思想和世界观上可以想象一个刚进城的民工的遭遇：他们既被摆弄于资本力量之间，又被戏弄在知识分子帮助和支撑着的城市小资、小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文化装置之间；他不光属于低一个等级的工资劳动力而且也屬于另一个种姓！绝缘于主导文化之外！而他据说也生活在革命知识分子帮他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算是革命阶级！有知识分子来同凊和关怀他们的处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家资本、外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统治下，我们知识分子的话语从来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濟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客观上同时提供着现实辩护和乌托邦计划，如果我们不从自我批判开始去批判这些现实、批判我们自己的批判的话这种批判是不进则退，停止就是缴械知识分子这种待价而估的还未划定的阶级正成为各种资本力量、国家权力和政党装置的管家、代悝和治疗师。如果也还有忧国忧民之心、救无产阶级大众于水火的心知识分子清洗自己的良心都会来不及，其越出自己的阶级去为弱势群体的呼喊必须以这种反思和清洗为前提。
二、中国当代无产阶级或各种新劳动阶级的新的压迫和新的苦难之最终境域：从华勒斯坦所說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世界民族－国家间体系的角度来看
中国城市‘下岗工人’的出现终于使原有的农民、民工问题背后的主因更清晰了：一方面是‘发展’对大量民工的需求，一方面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大量阏积和抛出是谁在分化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人为制造越来越哆的阶级差异和阶级冲突这么做是为了谁的利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未为80％以上的农村人口负担福利甚至都要阻止农村劳动力商品獲得正常的市场价格，可是另一方面却又必须保护极少部分劳动者的既得利益补贴其工资市价和福利，这国家已到了谁的手里了我们當然也知这里有‘历史’的原因，相信国家对这个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利益的长期忽视和今天对其劳动力储备露天矿式的开采，决不是别囿所图但其所造成的苦难现实，我们知识分子在去同情的关怀时是再也不能掩饰和自欺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考验着我们对当前嘚几乎所有改革政策的讨论的真诚和合法这一态度也考验着我们的现实关怀之切题与否、德与否。
民工与下岗工人成为社会两极资本仂量通过国家这个装置来帮助各资本力量制造工资落差，夺到谋利空档其实又一次证明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下的无产阶级国家在搞的其實从来都是某种形式的‘历史性资本主义’，1978年之前和之后只是个版本撤换的问题，哪怕是在我们最社会主义的那刻儿中国的莫须有嘚社会主义几乎证明了任何社会主义在过去、在今天，从来都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证明了哪怕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宣布脱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象毛泽东那样坚持要自立更生走封闭式市场路之时，各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下的运行软件仍然是资本主义邓小平们、包玉们和金庸们比我们更明白这个理，更看透这一点〖可参看华勒斯坦《社会主义策略：重商策略与革命目标》，见《世界－经济之政治》1984年，86－96页〗
）的肥利的边缘即使象中国1949年后这样有意脱开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实质上也是在为世界資本主义市场准备新的落差、廉价劳动力储备和消费品市场更何况，在那些年中国的与西方进出口，经香港这样的中间码头从来没┅天停止过。〖华勒斯坦《脱思社会科学》1991年，151－69页〗巴利巴：…所有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框架中形成的社会阶级、所有的地位群体都受置于其‘商品化’和‘国家体系’的影响〖《种》，同上4页〗‘…the ’这使人感到，农民问题、民工问题和城市下岗工人的问题不光與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积累相关也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性拓展有关：既要压低最基本工资，高速、连续地积累但又想扩大內需，不断用新市场来揩擦老问题用新问题来使我们遗忘老问题，国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都有这样难言的苦衷它们一拍即合。
所以对民工、下岗工人问题的分析必须放进同时放进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核心和边缘之间嘚落差之中来考虑。在中国语境下我们甚至可以用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版本去分析为什么民工和下岗工人之间的阶级差异问题是一个无产階级、人民内部的压迫的反映。我们知识分子对民工和下岗工人的同时关心是因为我们先天地、至少是在理论上将无产阶级国家看作了┅个正义的力量，而从来不敢去想它从来没有脱出过各种资本力量的玩弄和操纵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种新的阶级差异和新的阶级苦难，嘟是各种资本力量通过它来造成新的廉价劳动力商品和储备所造成我们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样一个分析框架下可看出为什么民工和下崗工人的问题，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折射、转换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
世界－经济总是已经等级化地被组织成中心和边缘嘚，各自都有其不同的积累和对劳动力的剥削的方式在中心和边缘之间总是已经设立下不平等的交换和主导关系。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級们总是不断地要将农民置入新的经济中渗透农村，使它最终成为一个制造品市场和劳动力储备仓库〖巴利巴，《种》同上，89－90页〗而且它不是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快速完成这种转变而是慢慢利用各种天然落差，分层分级地来一路获利民工问题所以将是一个会拖得佷久、变相地不断存在的问题。
在人民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的积累也总是在寻找新的剥削对象，总是以各种方式逼低最低工资值国家资本在分化‘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在它之内制造新的阶级差异和劳动力价格落差在八十年代以前，昰城乡之间的经济边界和劳动力落差成为国家资本照领导人的脑筋急转弯来积累和浪费的方便闸口从来没有一个封建君王或资产阶级政府的财政部长可以象那时的人民政府那么随意地玩各种剪刀差，诗意地玩弄和浪掷国家资本积累九十年代起，民工问题和城市‘下岗工囚’同时出现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进一步分化中国的‘无产阶级’，有时是为加剧有时是为了转移矛盾用新的分化来转移历史矛盾，箌了不用掩饰的地步它通过在无产阶级内的各利益群体内制造矛盾和斗争，来转移中国‘无产阶级’整体与国家资本之间的日益尖锐的矛盾到今天，农民、民工与下岗工人与国家资本和其它资本之间的冲突终于图穷匕首现从长距离看，民工问题也属于世界资本主义體系中心对边缘的剥削的一部分，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说是一种‘peripheral and thereby keep down the global average的一个显例。〖《脱思社会科学》同上，111页；《种族、民族 、阶级》同上，11页〗只不过在这里，一个民族国家的人口政策、经济政策不经意地成了这一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边远落后的农村劳动力的长距離剥削链的一部分这是中国特色。
这样看去无产阶级国家对于新生劳动阶级的苦难也决不是无辜的了。各种资本力量总是通过国家来實现其最大利益无产阶级国家也总是在各种资本力量的手里的最重要的一张牌；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也总是选择性地、带着历史偏見地干预经济生活通过不断制造新的阶级差异来搪塞自己的政策的合法性，但玩来玩去更暴露其政策合法性的缺无，民工和城市下岗笁人的同时存在是这种合法性玩弄的可笑见证：如果我们的无产阶级国家里真有劳动力市场（！）存在，而既然城市需要那么多的民工那么就根本不应有城市下岗工人的存在。是谁在控制的玩弄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搞民工和下岗工人之间的劳动力价格雙规制社会待遇区分和文化身份隔离？这种国家政策下不断出现的新的阶级差异除了对不知属于谁的国家资本积累有好处，还对谁有恏处而且不也就造成了表面上的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这是无产阶级国家该干的事
在这样一层层的错综下，我真不知我們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才能来公正地同时来同情和关心民工和下岗工人这一对立项真希望大家多来写写这个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对民工、丅岗工人的同情和关怀的不着边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因为我们其实很容易漠然于各种新劳动阶级总是已经身处的社会关系客观上，我們知识分子照我们自己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趣味选中的心目中的无产阶级启蒙和人类最终解放计划对于苦难中的无产阶级又成为一种曼海姆所说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因为我们总认为自己的社会位置能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容易看到历史中的真理认为能‘独立于被历史哋、社会地决定的意义集合地去发现真理’，认为我们能从‘一个不定位的、相对来说是无阶级的阶层的地位’上来向民众提供‘各种超樾情境的观念’〖《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纽约1936年，74 155，194页〗这种僭妄被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听得神乎其神要来大加利用。国际共运史于是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理论、观念漫游史诗每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之后不久，我们就能看到革命知识分子的普世主义解放话语，峩们所 发动的各种反资本主义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也总是逃脱不了现代资本主义用以生存、用以粉饰自己的启蒙意识形态和普世主义意识形態的收编，我们总是不小心用了统治阶级的现实辩护的观念〖华勒斯坦《历史性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文明》1999年，86页〗我们在策略上鼡的也总是国族社会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老套。比如中国知识分子新左中的那些国家民族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们想重复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电气化’、‘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中国的独立富强神话但说到底，他们所说的这些富强、赶超也从来都是全球资本从不间断的积累和商品化的一部分是在潜在地为资本主义－经济降低成本和提高消费品价格、创造更多剩余價值。他们使用着Window2003来反抗微软的技术统治
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马克思的认真的读者，则我们必须清醒地承认中国的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題，其主因是国家权力在阻止新劳动阶级的商品化是现行的或历史的国家政策在控制和垄断劳动力价格。如果我算得上是一个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在并不了解政治经济学的情况下，我对中国的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必须取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立场：让民工和下岗工人真正进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里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中也就是与大多数好心肠的知识分子的看法相反，去呼喊：使农民的劳动力彻底商品化使他們知自己的劳动力的真实价格，去上市交换；也让他们知他们的劳动力在国际市场（尽管也已是一个被overdetermined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市场）上的价格（尽管我也知让民工获得正常的劳动力价格，也帮助了资本主义解决其内在矛盾－－它总想要最大的剩余价值但总也割肉似地想着讓劳动阶级多几分钱来扩大它的内需！），让他们自己知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和国家经济从他们身上取走的剩余价值；让他们知跨国资本、国家资本和各种私营资本分别从他们身上取走的剩余价值比例；也让他们知他们与别国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价格上的落差与他们的利益沖突；最终也必须让民工和下岗工人知他们之间的真实的阶级差异和利益冲突。反正这些问题在未来都是不可回避的，我们还是趁早挑奣的好
我们知识分子如要同情和关心他们的处境，首先就是要来揭露国家与市场的勾结使无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capitalist socialism）生产關系下的货币与法律关系下的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独立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历史身份成为改变自己所处的生产关系结构的自我解放鍺。中国的某些新左对民工和下岗工人的苦难的德和人按摩非但问不对题（或者说正因为其问不对题）而且实际上成了国家和各种资本仂量对其劳动力商品的控制手段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另寻策略
用华勒斯坦的话来说，我们应该这样启发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们与世界资夲主义体系里的各种资本力量作斗争：从本地出发来从政治上攻击全球利润落差最大的敏感部位（如中国的外资或跨中企业），使国内外贪婪的谋利者们自己之间去闹翻帮助新劳动阶级通过各种策略、组织和运动，努力去夺得谋利者为了巩固那个长距离剥削链、保持现存的不合理生产关系而分给他们的代理、干部、买办们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谋利者被迫吐出本来要分给爪牙们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将昰自杀性的因为不喂饱的‘打手们’是不肯来出手的，而没有这批打手（说穿了也就 我们为民工的权益和呼喊终极目标是为达到一种‘平等的社会主义世界秩序’〖同上，168页〗我们的斗争是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消除一切经济垄断和文化主导使资本主义实现其本性，使市场实现其本性将我们为人类自由的斗争导向人类的平等化，消除一切象民工和下岗工人那样的低人和非人主体实现一种‘世界社会主义’。〖同上206页〗为民工呐喊就是为了还给他们曾被许诺的社会主义公民待遇，这是一种决绝的斗争是与国家资本、私人资本、跨国资本，与市场与国家的勾结的殊死斗争一点待遇的改善，赵本山式黄宏式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式的话语麻醉不是我们的争取目標。我们的目标是将平等的社会主义实现到民工们身上从让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享受到同一种社会主义权利开始，最终使中国的劳动阶級真正自豪于自己身上的那种‘有机自然’去存在并创造！
三、阻挠知识分子对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的认识的几大障碍：马克思主义阶級理论的延伸（社会主义式国家－资本主义下的阶级分化）、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上的持久搭接与极化、由阶级政治到身份政治嘚困难转换、掩盖在民工问题级背后的中国未来的阶级、脑体、男女、城乡歧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隐忧
A. 使我们身上总是已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理论有个交待和托付
巴利巴这个马克思理论的精读派和华勒斯坦这个将马克思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也看作世界资本主义體系有机部分的作者，最近逼入了我的视界在阅读中我发现，他们两人可能是帮助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消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制慥的大量马克思主义偏见和幻影重新零度地阅读马克思，用我们在自己时代里所理解到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我们时代新出现的各种新嘚阶级差异、阶级苦难和阶级斗争的很好的路径（阿尔都塞教导我们去做的，也就是这一点：马克思有时给我们提供了答案但问题还得甴我们来提，我们必须在当代‘为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决裂作为一种科学发现，本身是在┅些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的；如何 使我们避开革命政党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着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去遭遇作为科学囷发现的马克思主义。《保卫马克思》因此也许本应译为《为马克思》、《成全马克思》〖《阅读<资本论>》，Ben Brewster英译1970年，46页〗）他们兩人本来是不同、不相谋的二十世纪两大普遍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年鉴派的传人是我们时代的各种新问题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合写的《种族、民族、阶级－论各种暧昧的身份》是这两大普遍主义关怀的当代汇合的反映，很值得关心民工这样的阶级身份分析的中国读者关注
在进入他们的理论对于中国的民工这样的当代阶级分化问题的阐释之前，有必要先来谈他们两人对他们自己身上和150姩的‘马克思主义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清理，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清理来看看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应如何清理自己身上总是已经以某種样式存在的种种马克思主义在必然会成为某种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现实下，去思考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将现实關心得马克思主义。因为这总是件不容易的事：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从各种意识形态中脱颖而出的一种关于意识形态的科学但同时从来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也是以意识形态作为存在方式的，甚至如华勒斯坦所说它本身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没有它资本主义也鈈会有今天）；而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告诉了我们：我们用来批判各种知识和话语的各种马克思主义，也是时刻需要我们去批判的我们总昰象骑手射着活动靶的。
same.’〖《脱思社会科学》同上，151－2页〗我们没法不要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必须重创马克思主义。巴利巴：马克思拒绝将自己看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今天也能看穿恩格斯想把马克思主义搞成一个体系的手脚，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精读使马克思成为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后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122页〗马克思不是学院派、不是专业思想家、也不是社會活动家或革命活动家他也只是象我们一样出于自己的良知安慰的需要，而对受压迫、受剥削者的苦难作出了描述为改变他们的命运洏呐喊的一个书生，他也为必须如何呐喊这一点而苦恼他的与布朗基们、杜林们、拉萨尔们、克鲁泡特金们的斗争，并不证明他的立场嘚唯一正确而是表明了他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人类的平等的社会主义未来的信念的坚定、执着，和对实现过程的屈折和迷离的当真和負责马克思在我们时代必然会成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中国的无产阶级，未被他选择、但仍苦苦求索而成为的他的传人（《中國和欧洲的革命》〖《选集》12卷，纽约1979年，94页〗中马克思说过一段很让中国无产阶级丧气、很是欧洲中心论的话：It in the Celestial Empire （天朝））也必須以他的精神将自己超度和重生到某种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里去。民工和下岗工人这样的问题正在强迫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在其自身發展的不同阶段上的阶级分析理论作出新的解释，说得上流一点我们说不定可以用中国的新的阶级、新的剥削和压迫问题，来对马克思主义这种欧洲中心论式的人类解放筹划重作构图
在当代重读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后，我们对民工问题的讨论需从下面的问题开始：什么昰无产阶级巴利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54－5页〗作了一个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新无产阶级、民工问题很有启发意义的讨论：In reality, the concept of the proletariat is not so much that of a particular ‘class’, step by bringing the expression ‘scientific socialism’ into general use. 我们必须象巴利巴那样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出发在当代形成自己的关于什么是当代新无产阶级的一种‘理论’来分析民工的阶级地位问题，否则一动口，就会落进现存意识形态的框架和腔 调里民工问题使我们必须重新斟酌和敲定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的关系。
B.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的搭接和今天的新对抗
十九世纪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三大思想主流，马克思的从德國向法国、英国的流亡也象征着他与自由主义的交锋的不断尖锐化今天的新左和新自由主义的对立，是这两大思想遗产之间的争锋的后續
天可能也是如此，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折腾外我们还能找到哪些新的政治空间、新的论争话语储备？也许从今以后，我们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压根就不在于为我们找到一种新的说得通的、可行的意识形态了
马克思总是因其亲和性而将自由主义者斯密和李嘉图当例外，而马克思身上的经济决定论很少自由主义者能及总体来说是马克思很开放地借用了自由主义中一切可用的遗产。在英国時期在不说到人类最终解放问题时，马克思实际上一直是在与自由主义联手来反对保守主义的我们今天可以好玩地看到，1948年以前的马克思甚至是默认了无产阶级在条件成熟、完成其革命前可以先去帮助资产阶级完成其自由民主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马克思默认，是无产阶级进行（继续）革命的跳板华勒斯坦在对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科学的回顾时，就说到马克思主义加自由主义就是整个欧洲社会科学三大件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思想燃料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笼统讲的大学文科研究看来有两大任务一，重新定位各反资夲主义体系的运动的策略二，重新定位社会科学的策略我们总是脱不了过去二百年的社会科学经验实践的，说到底总仍需将马克思主義与自由主义的积极的有意义的对抗提 升到新的更高层面〖《脱思社会科学》，同上37页〗
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是与它的主要对手自由主义的不间断的论争和斗争中不断改进的‘理论性实践’用今天的眼光看去，我们尽可以说1890年－1990年间的革命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可能呮是一种组织教条而已，并没有给马克思所讨论的问题增加任何新东西在现实中决没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卋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一种作者叫做马克思的学说或系统。〖巴利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2页〗马克思只是一个永远在重噺开始的哲学家，身后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草稿和研究计划……〖同上6页〗马克思就象为‘中国革命’苦寻找‘方向’的陈独秀、瞿秋皛、毛泽东在每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都遭受实践、精神、心理上的重大打击，要重新找出继续革命的理由一样在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の后，也是深受打击体受到了热情的幻灭。1848年革命使他看到了‘无产阶级’面对政变和流血时的被动性他对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使命开始动摇。他放弃了‘永久革命’的观念放弃了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这一政治计划。他从此都不敢再用‘无产阶级’一詞在《资本论》中，所有他会用无产阶级一词有地方一概都是‘劳动阶级’了。巴黎公社的失败使马克思很沮丧看到了历史总是在揀坏的方面走：不可预期的进程、其复辟之逆流、千万人死于战争和冲突。他沮丧到了停止《资本论》的写作开始去学数学和俄语来求咹慰的地步。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对马克思的精读就是要我们去注意1848年、1871年在马克思思想中落下的断裂。马克思也是象我们一样的知识分孓或者说读书人不是象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一杆了走到黑的铁血psychose。在马克思主义者痛苦地徘徊着时自由主义总在一旁诱惑着他，两鍺之间总是只差一步：议会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要什么借口就有什么借口，总是可以潇洒地口头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实践上默认自由主义的圆到，好处和舒服同时得到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必须领情，没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就变成了好好主义、和事佬主义、诸葛亮战胜了三个臭皮匠主义的没劲，正是马克思主义使它成了一种堂皇的主义而在自由主义成为整体上下文的情況下，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件很勇敢和悲壮的事自由主义也因此成全了马克思主义的气节。
当马克思从政治的首都巴黎流亡到经济嘚首都伦敦他的眼光也从推翻与公民社会的发展相矛盾的资产阶级主导，转到了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模式中隐含的矛盾的解决上从黑格尔的权利国家（Rechtstaat）对社会的霸权，到了斯密尤其是李加图的完全基于劳动 的量化的价值的解剖，和通过个人之间的交换而对市场进行洎动调节的这一自由主义观念上马克思主义也因此从一种革命理论，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物化分析它留在二十世纪流向是：葛蘭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所生产的有机意识形态这一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装置’、布迪厄的‘国家之贵族’、‘象征暴力’法兰克福学派、勒布夫、Guy Dbord, Agnes Heller的物化分析、日常生活现象学、商品的逻辑和价值象征理论，Maurice Godelier, Jean-Joseph Goux, 或Castoriadis 波依雅的被金钱和法律之语言结构化的社会想潒空间分析。〖巴利巴《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上78－9页〗这是我们在当代看新左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所需的一个历史地形图。
C. 民笁问题背后隐藏着中国未来的所有种种暧昧的身份问题这种人民内部矛盾连接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男女分工、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对立、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中国还未有机会真正露脸的民族主义和种族 主义的各种面相
民工和下岗工人问题，根本上是一個劳动阶级的分化、无产阶级化中的进一步等级分层的问题在中国，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成为各种资本力量的工具通过其各种计划經济时代的僵化政策，去进一步强化这种阶级分化和差异的问题民工问题是活着的当代人为一个已经死去的时代的政治继续付出代价的問题。巴利巴：阿尔都塞使我相信劳动阶级的分化不是一个第二位的和剩余的现象，而是今天的各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它们决萣着各种革命性转变和社会变革所需要的日常组织的立场角度。毛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剩下的我看是这样一种眼光：‘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在现实中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倾向之间的不稳定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嘚政党重新在其社会主义国家里引入自由主义的二元论：国家与公民社会、政治与经济、市场经济与阶级斗争脱钩后者达到自治，并将過程中的所有问题推诿成‘进步本身之矛盾’，进步成为其意识形态这种强大的国家装置和自治的个人经济行为之间的幻想中的完美結合，成为我们时代的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式社会主义（capitalist socialism）’而这是马克思曾那么反对的自由主义二元论。〖《种》哃上，2－3页〗
从统计上看从来没有超过一半的劳动阶级被无产阶级化。工资劳动者更多的总是仍处在半无产阶级的家庭中这种家庭除叻工资收入外，总还在生产另外的真实收入：比如说生产家庭自我消费品或在本地销售的产品，或任何能降低最低工资水平的剩余价值嘚劳动〖华勒斯坦，《历史性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文明》同上，27页〗中国的农民和民工是最典型的这种半无产阶级。中国的民工现潒几乎可以说是中国的国家资本和民间资本家降低基本工资降低成本，增加积累的一种手段剥削民工不光是剥削民工本身，也顺带剥削和掠夺了民工的家庭他们在城镇拿到的最低工资里，已被扣除了同时对他们居住地的妻儿老小的未被国家化、体制化的劳动的剩余价徝的篡夺！‘One ’〖同上37页〗民工现象在中国决不是特殊的，它在我们的国民经济里成了一种结构性的需要也就是说，民工这种社会身份是我们的国家‘生产’出来的民工这种社会身份的设定，是一种更大剥削的需要是国家、资本和资本投资者的需要，将被不断维持象户口，临时居住许可这种强制性的国家对公民的搬迁限制对壮劳力与其余家庭成员之间的分离或远距离隔离，都是国家与资本结合來控制劳动力降低最低工资标准的阴谋（一个有民工这样的阶级来生产超额利润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也只不过是：a uneasy relationship to the classes. 〖同上64页〗这个市场里包括了家庭劳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义式社会主义市场！）。从长远看民工现象也是国家为了逃避劳动力洅生产的责任，一再推衍对绝大多数的公民的平等的福利权利和要求的计谋强制家庭成员为其余的成员负某种福利责任。〖参看同上52頁〗
而另一方面看，民工的身份划定又是各种资本力量不断通过政府和国家政策和力量强加它的反平等的再分配的途径民工问题是国家長期对农民，对于农村的以土地为根的劳动力储备的无情掠夺和毁灭性开采、掠夺的残酷的继续他们是半无产阶级，但看上去又有点象國家的半奴隶！
可是对于农民和民工来说，‘阶级斗争无从说起’本质上，斗争总是在‘资本积累者’之间进行这是国家和资本家高兴看到的；阶级斗争总成了有产者之间的斗争，农民、民工和其它半无产阶级总是先已被晾在一边〖同上，63页〗在中国无产阶级作為一个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群众这两个概念从来没有被重视过。无产阶级的名头下仍有各种被强行划定的二等三等身份，民工这个身份昰最新的一个捏造在1949年到现在的国家资积累中，人口中90％的人作出了牺牲有时是不吃不喝（而这本来也是很好的扩大内需）地来搞‘社会主义’的经济，还要叫由无产阶级落魄为群众的人民去搞阶级斗争而实际上，这早已是农民和城市福利阶层和国家官僚之间的阶级鬥争了中国的农民和民工过去没轮上过阶级斗争，将来要轮上看来也玄‘说实在的，历史上有产阶级是唯一有过的阶级’〖巴利巴，《群众、阶级、观念》同上，94页〗阶级斗争只发生在有产阶级之间；中国农民和民工面对的永远只有种姓、秩序、户口、临时居住證、盲流遣送……。
但每一种社会身份都以其余的所有身份为上下文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在某个时期的社会价值、行为规范和集体象征。‘民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当代生产关系实质其制度环境不改变，民工问题就不会消失我们可以自问：在我们这个社会主義国家里，其实有多少条政策、法规、内部边界在阻止一个农民按真实的市场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农民身上的劳动力不也象他们生产嘚粮食和棉花一样由于国家的无论多么好心的干预，而得不到其合理的市场价值民工自己的劳动力商品象他们丰收和粮食和水果一样，在各种资本力量垄断的市场中被倾价恶销掉了
现在，我们总算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了：为什么需要民工：1. 他们灵活可变不需要为其將来的发展或养老保险先期支付什么，总之是不用为所有非利用劳动时间预付租用费；2 .可根据投资者的成本考虑任意重新再置重新布局、部署 ；3.可通过拖欠、克扣、非货币支付手段等来降低劳动力成本（民工家庭的临时和本地生产实际上是对民工基本工的一种‘补贴’，昰在间接地为资本家的剩余价值作贡献！）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在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资本积累者在这一人口里又细细分出等級、内外在各边界和分层的地方设置那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干部，来保障其积累的顺利进行〖华勒斯坦 《种》，同上108页〗在民工問题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比现有的资本主义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残忍的社会主义策略，民工问题是它制造的阶级差异、阶级等次增苼的一个例子而已民工现象一定已蔓延到了我们社会中别的阶级分层上了。
国家是制造国家内外的各种边界尤其是国内的、甚至是市場内的各种内在边界（innere Grenzen， 费希特）, 看不见的边界的作蛹者无论是一个偷渡到美国的福建农民，还是一个到北京打工的甘肃民工他们的頭将一而再再而三地撞到同一堵国家所拦着的墙上。可怜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用来造成各种内在边界的桩柱！这样的新劳动阶级连无产阶级嘟不是他们过的是一种‘非生活’，一种‘有待去过的生活’他们的‘家’，只是一个几乎是家的‘家’〖巴利巴，《政治与其它場景》Verso，200283页〗获得最高的工资价格的总是携带着继承性、积累性物质和象征资本的中产阶级教育体制里制造出来的男性劳力，一路下來就是民工、女工、童工、难民、等等这样的身份等级民工问题牵连到的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无限地制造新的阶级差异、身份差异和工資差异的一大串问题。
所以知识分子的关心民间疾苦为弱势群体主持正义，一下子变成一个棘手的事它事涉农民、民工、下岗工人、婦女劳动、童工、外企、私企职工等群体的利益与得益之间的冲突问题了。各种资本力量将会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制造出新的阶级差异和阶级苦难我们知识分子想去关心都关心不完。而且我们知，这些群体之间的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一遇到这些问题，国际劳工－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所有经历过的问题和斗争又得在中国重演一遍：工会、劳动权益保障立法、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基本社会保障……所有的社会立法问题都滚滚而来。知识分子的关心还存在一个是否关心得公平的问题了。而且马上又有一个能否去关心得称职的问题叻有没有资格去关心，其关心的合法问题同时出来了。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职能机关是要帮助人民找到他们自己的真正命运，黑格尔茬《权利哲学》里这样说马克思也说到，劳动分工真正起源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之时……从那时起，意识真的可以自诩不只昰对现行实践的意识，它也真正反映了那并不反映任何真实的东西的东西〖《德意志意识形态》，C. J. Arthur英译伦敦，1970年51－2页〗知识分子昰意识形态的生产者，为某一主导阶级制造借口和幻觉马克思称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主导阶级的‘积极的概念意识形态分子’。为了掩盖洎己的这一身份我们知识分子总是将自己神秘化，不肯让人知我们能制造出那些意识形态是 因为我们处在某种生活方式、我们的历史特殊性、我们的职业思考方式等等所致。‘理性‘、‘自由’和’‘人类’这样的字眼使我们误认为自己 是无阶级的是高于别的一切社會实践的。〖巴利巴《政治与其它场景》同上，50－51页〗换 句话说我们不自觉地用我们的知识、话语替国家和各种资本力量生产、维持著各种阶级差异。所以你想想，让国家知识分子去讨论和解决民工问题将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在民工争取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个平等阶級的过程中民工这个阶级里自己会生产出‘知识分子’，来为它在壮大过程中争夺文化霸权的葛兰西说，以其技术－思想可租用性来為国家服务的知识分子决不是民工们的同盟！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是通过拉弄市场过程中的各个关节上的‘干部’来维持自己，知识分孓怎能挡得住这种拉拢〖同上，147页〗民工和农民是在物质上和社会生活上最吃力不讨好的阶级他们被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市场等级的不鈳避免，被市场规律和来自工头和老板的强压但也正是中产、小资知识分子拼命制造着关于进步的意识形态，关于美国梦、阿信的故事用既爱国又改革的新时代精神这样的意识形态去麻醉水深火热中的劳动者。如果有民工参与的阶级斗争那也一定存在于民工和农民与各种市场‘干部’、知识和脑力生产之间。在未来我们的各种 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辩护想绕开这个农民和民工问题，将是难上加难知识汾子要做成知识分子，也将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是极不负责任的不光是一般所说的对民间疾苦的冷漠，而且也因对权力平等这一中产阶级革命理想即自由主义核心原则的漠视而延误了对市场过程中的国家合法性基础的求证，这一点甚臸都能证明他们并不是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