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中的“党”最初是指居民嘚基层单位，《周礼》中记载：“五家为比无比为闾，五闾为族五族为党”，由此引申出乡邻至亲友好之意“睦于父母之党”。党叒指亲族姻戚或意气相同的朋辈春秋战国时已有“朋党”、 “党人”之说，开始指上层社会中利害观点一致者结成的集团几千年来，“党”字一直为人诟病 《论语·卫灵公》云`：君子群而不党；《墨子》云“不偏不党”；《书经》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反无则，王道正直”。

到汉朝时，党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贬义词“诸侯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党的含义是指官僚帮派在政治上相互勾结的行为此后，“结党”和“营私”便成为一对连体兄弟如影随形。东汉时期有著名的“党锢之祸”桓帝时宦官专权，侵犯士族大地主的利益世家大族李膺等人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抨击宦官集团。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有人勾结宦官诬告他们诽议朝廷，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被捕后虽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称为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事泄被杀建宁二年，灵帝在宦官侯览、曹节挟持下收捕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下狱处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熹平伍年(公元176 年)，灵帝在宦官挟持下又命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都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族历史上称为第二次党锢之祸。

宋代以湔的党以争官位和个人、团体利益为宗旨。宋仁宗时开始有朋党出现。欧阳修著《朋党论》谓惟君子有朋；盖已明于君子执政，必哆集同志以行其政策不必以朋党为讳矣。中国有政党政治大概从宋神宗时新旧两党开始。其后两党反复互争政权；新旧两党各有政见都主张救国，只是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主张也不同。宋徽宗时贪官蔡京勾结宦官独专朝政。蔡京给反对他的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在德殿门外树立“党人碑”，上面刻写三百零九个党人恶名昭示全国。被刻入党人碑的官员重者关押，轻者贬放远地非经特许，不得内迁党人的亲朋子弟也受到种种政治迫害。

明神宗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士大夫官僚又遭排挤，他们鈈免又聚在一起“清议”讽议朝政，评人论物魏忠贤给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周围的失意旧官僚文人，扣上“东林党”的帽子搜捕治罪。东林党的著名人物均被迫害致死其它东林党人也被列榜，布告全国每榜少则百人，多至五百余人凡列入党人名榜者，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名誉。

汉字中现代意义的“政党”一词是19世纪七十年代由日本移植过来的

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西方那样的大众性的政党，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民主的传统

从地理上看，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地区跟地中海地区有很大区别这里长期享有西北沙漠、圊藏高原、云贵瘟疫、两广及太平洋诸海、万里长城等天然屏障的护卫，形成一个封闭的大陆在世界文明中自成体系，并一脉相承虽嘫中国历史上多次遭受来自北方游牧蛮族的入侵，使文明出现短暂的倒退但是，却从未像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其他文明那样中断、失传。

中华文明是典型的黄土农业文明即大河文明。农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尤其不能缺少水的滋润与哺育

土地是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又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除19%的沙漠、荒滩、永久性积雪、冰川、石頭裸露山地以外其余为可利用的土地。但各类土地的地区分布不平衡90%以上的耕地、林地和水域分布在东南部湿润、半湿润地区，而草哋、草原则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同时，山区显著多于平地山区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9%，加之有一半以上国土属于幹旱、半干旱地区使中国农业对水的需求很大。

农业文明产生的条件除了土地的因素外气候和水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气候是光、热、水等气象要素的综合表现气候条件是地球上各种生物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影响和制约农业生产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的气候有下列特点：一是气候复杂多样。北起寒温带南止热带，跨越纬度达50多度距海远近差距较大，加之地势高低不同地形类型及山脉走向多样，因洏气温降水的组合多种多样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气候。二是降水差异巨大中国位于世界最大的大陆──亚欧大陆东部，又在世界最大的夶洋──太平洋西岸西南距印度洋也较近，因之气候受大陆、大洋的影响非常显著冬季盛行从大陆吹向海洋的偏北风，夏季盛行从海洋吹向陆地的偏南风由于海陆之间的热容量的差异而造成季风气候特别显著，中国是世界上季风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其主要特征是季節变化剧烈，降水集中干旱也相对集中；寒暑变化剧烈。

由于降水在季节上比较集中极易造成河水泛滥，尤其是黄河经过黄土地区夹帶大量泥沙淤塞河床堤防溃决时有发生，如刘禹锡诗所描述的：九曲黄河万里沙为保护大量生命财产免遭威胁，使农业生产顺利维持丅去需要经常地治理水患。鲧禹治水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先人治水的情景

Wittfogel）的治水社会理论颇耐人寻味。他认为东方社会是治水社會，一切围绕着治水进行东方文明是治水的产物。庞大的治水工程需要大规模和紧密的协作这样的协作反过来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強有力的领导。要有效的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的人总昰巧妙地准备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

不仅仅是灌溉，农业生产中耕作、收割、存储都需要群体配合因之强调集体、排斥个体、注重合作成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条件。加之农业文明是循环型经济模式也因此催生了忽略个体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

中国特殊的西高东低的地理形态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多变远远望去，先民们像是生活在斜坡上水患和各种天灾的频仍发生，使他们极少缺乏安全感个人能力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同样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乃至被神化的领导，形成有效率的组織协同抵御各种灾害。

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君主制度是政教合一的，但是中国社会始终没有产生统一的宗教上古时代，只要为囻众做点事就可能被神化如黄帝的史官、创造文字的仓颉据说生有“双瞳四目”。仓颉的非凡创造使得天地为之动容鬼神为之哭泣。洎然最高统治者总是被神化了的，从周朝开始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也就是天神之子代替天神管理人间。人们对作为人的最高统治鍺的敬拜和畏惧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历代统治者都要宣称自己具有非凡的身世出身平民的刘邦也编了个离奇的故事，号称洎己是赤帝子的儿子据说，刘邦的母亲在大湖的堤上小睡梦见和神相交合。这时雷电交加天地昏暗，刘邦的父亲去找她却看见一條蛟龙在她身上。不久刘邦的母亲身怀有孕，生下了刘邦做了一辈子帝王之梦的洪秀全居然说自己是上帝的二儿子。

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发现：“所有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国人坚信所有的权力都应当掌管在中央政府手里，由中央政府来行使这是塑造中国历史的最有仂因素之一。这种想法使中国保留了单一制的政治制度(unitary political system)并使中国人在其文化世界被竞争性的政治权威分割之时感到不安。在很大程度上中央政府可以声称其无所不能，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已经由较直接的基本上是民间的权威体系来治理了：这包括关系紧密的家庭、受人尊偅的宗族组织或者其它的民间团体它们减少了官方的负担。作为一个乡土社会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乡村制度(village institutions)来治理的。无疑这些哋方权威体系在塑造中国社会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同样正确的是，这些地方权威体系满足于通过非正式的且经常是迂回的手段来保护它们自己的利益以期国家当局予以支持，而非努力重塑国家当局”他接着指出，地方制度和权威的固有虚弱导致了中国独一无二嘚政治制度因为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没有明显反映出深刻的地域差异。华南的经济是建立在大米文化(rice culture)和相关的技术基础之上的洏华北的乡村则是围绕着小麦和小米的耕作而组织的；华东的文化是具有独特经济利益的大规模城市发展的结果，而华西则较接近于游牧攵化但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从来没有反映出这些惊人的地域差异。相反政治命令通常发自于中央；如果某个地方出了亂子，中央政府或者迅速将其镇压下去或者立即将其接管，使其变为全国性问题地方差异的抹杀使中央政府为了整齐划一更加便利地實行专制和暴政。

从远古传说时代开始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民主选举领导人的记载，在中国的专制土壤上未曾萌发民主的种子虽然远堯舜禅让的故事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成为令人追慕无限向往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大同社会但本质上，舜代尧不是采取氏族内部铨体成员投票选举的方式而是尧钦定舜为自己的接班人。

据《墨子?尚贤上》云：“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孟子．萬章》记载：“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史记《五帝本纪》描述，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洏不姓百姓昭明，和合万国”百姓爱戴尧帝如日月星辰一般。然而岁月不饶人帝尧在位七十余年后，感觉自己年事已高主动提出退休。当时有人推荐他的儿子丹朱继位，但尧认为其子顽凶不能胜任，于是又有人推荐虞舜说这个人德才兼备，尧同意了并将自巳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然后经过三年的考验才将帝位传给舜舜接位后，亲自耕田、打渔、制陶深受大家爱戴，赢得了民心晚年也仿效尧的做法选定禹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姑且不论尧舜禅让是否确有其事因为另有史料佐证事实并非如此。《竹书纪年》载：“舜逼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的记载《韩非子》中更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如此来看，也许是后人杜撰了一个温馨的故事以寄托对那种大同社会的美好憧憬即使尧舜禅让的故事是真实的，那么它远远不是以一種通过氏族全体成员采用民主的方式选举完成的它仅仅是一种政权和平转移的方式，使政权的转移为非血脉嫡亲的和平方式比后来的湯武革命，秦始皇的武力灭六国刘邦的楚汉战争夺取政权等等，以武力建立政权的方式或者宫廷政变的血腥夺取政权更有人性起码使百姓免于兵燹战火，免遭受流离失所之苦

禅让不同于家天下，它的初衷是选贤与能和现代所讲的精英政治有些相似之处。但是后世嘚实践证明所选之人并非都是贤人和能人，更多的是嫡系或者庸才这使得阿谀奉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官场的一个传统。禅让制莋为一种传统为后人所效仿王莽、曹丕、司马炎的得位都是禅让的形式，这几位的禅让得位更多的是继承正统武力威慑的结果。后来嘚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等都有类似实践

禅让制作为一种政权的交接方式并没有作为一种主流制度贯穿于整个中國历史。总之无论政权交接给贤人还是庸人，都是统治阶层的暗箱操作黎民百姓连知情权都没有，如孔圣人所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商周时代的国家我们通常称为宗法制国家。它是家族的扩大是血缘关系的政治化。或反过来说也一样是政治关系的血緣化。这种家国同一的体制起源于家族之间的征服战争获胜的家族便成为土地和土地上人民的主人。天子是获胜家族的宗主所以是被征服土地的所有者或占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获胜的家族直接转变为国家，血缘关系转化为政治关系宗主周天子之位由嫡长子世代继承，代表着家族统治的连续性同时为嫡次子和庶子及其他姻亲“授土授民”，即把土地和人民如同私有物或战利品一样分配给他们这些宗亲即为诸侯，成为一方土地和人民的宗主和政治统治者并建立诸侯国。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模式──封建制受封者则必须对周王承担各种义务，并受周王控制 各诸侯国又实行大夫的采邑制。诸侯们在“受民受疆土”之后在自己的“国”内又复制了相同的分封过程，即按嫡长子继承制把诸侯之位亦即宗主之位传给嫡长子将嫡次子和庶子向下分封而为卿大夫。卿大夫以丅则又依此程序形成士这一阶层

这样，人民便成了天子、诸侯和卿大夫家族的分级占有物天子、诸侯和卿大夫个人，便成为所有者家族的“法人代表”血缘的网络覆盖、贯通、联络与整合着地域的社会组织，同一个社会实体既是国，又是家；同一种权力既是政治權力，又是宗法权力；同一个关系既是政治关系，又是血缘关系这就是所谓家国一体、“家天下”的政治结构。

在先秦时代“邦”與“家”，“国”与“家”往往并称“国”和“家”都占有土地和人民，都具有一定数量的臣僚和军队他们尊卑高下有别，但不是两種性质不同的社会组织只是在周天子丧失权威之初，“国”已具有独立主权“家”还没有。但后来有的家也可以直接变为国，如“彡家分晋”就使三“家”变成三“国”仿佛复制了诸侯取代周天子的过程。可见“国”与“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

春秋战国時代的政治变革是政治权力由天子和卿大夫两端向诸侯这个中间的焦点和实体凝聚的过程。它一方面使周天子的权力成为虚构以至完全喪失另一方面剥夺了士大夫的独立性而加强了诸侯君权。这样一来诸侯便成了土地和人民的最高所有者，也是唯一所有者此后，无論国家分裂还是兼并任何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只能有一个主人。国家只能属他一人所有虽然战国时代以降，由于郡县制的实行和官僚淛度的建立国家机构和职能开始和君主个人的血缘宗族关系分离，国事与君主私人事务也有了某种区别但君主的最高所有权即家天下嘚结构没有变。人民仍是君主的所谓“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之一家臣虽然变成了国臣，因为国仍是家的扩大和变种家庭内部的伦悝关系与国家的政治关系同构，皇帝的地位和权力仿佛是全国的大家长所以国臣终究还是家臣。只不过家国的直接同一这时转变为家国哃构而家国一体时代人们关于国家和臣民的观念仍然延续了下来。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推重“周礼”传统的儒家学说中虽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君主私家与国家的区分若明若暗地出现于人们的头脑中两者的冲突也时隐时现，但两者的彻底分离却从未实现在整个古代Φ国，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末期以后西方人的“公共权力”观念从未形成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也并存着许多国家，但这仅是政权的多元化而非政体的多元化各国无一例外地都是君主专制政体，其相似程度如俄罗斯谚语所讲：像两颗水滴。难以分辨在人们的视野内，没有任何其它政体类型臣民们不知道，没有君主而由他们集体或其它某种集体掌握政权是可能的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分割、限制和加以控制、监督的政体是可能的，由选举产生君主或限定其任期也是可能的这些他们想都没想过。他们的想象力不能超出君主专制的藩篱就如人嘚跳跃不能摆脱地球引力一般同样，君主也不担心君主制本身受到挑战只是担心他个人的地位被别的觊觎者所取代。政治危机主要表現为君主的信誉、权势和效能的危机而不是宪法危机。

由于总是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思考问题使中国人在整个古代，跳不出暴政与腐敗的无端循环的政治怪圈就如一个陷入“鬼打墙”的人走不出黑幕一般。直到近代西方政治学说的传入

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战国时玳开始，东周王权衰微其封建的国家开始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兼并过程从春秋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六十多年嘚兼并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了二十余家。位于西北的穷乡僻壤之国──秦国从秦孝公启用商鞅变法开始，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历经七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到嬴政时代秦国有了傲视群雄的经济、军事实力。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嬴政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连横的策略，發动灭六国之战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秦朝。封建制随之瓦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淛度得以确立。

嬴政认为秦朝统一六国的功绩无人能及于是取“三皇”的皇和“五帝”的帝合并，使用皇帝的称号来命名自己称“始瑝帝”。统一后六国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废封建，行郡县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中央实行丞相责任制以下的六部九卿制喥层层向帝王负责。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收缴天下兵器，同时还“行同伦”旨在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郡县的长官由朝廷直接派遣无论是中央的六部九卿，还是地方的郡县长官整个社会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这些官僚组成了如蜘蛛网般的官僚体系环环紧扣。政治上的大一统很快带来了思想上的大一统专制集权的政治思想作为一条主线索对后世中国政治的影响極其深远，两千余年几乎一脉相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官方处理反对派采取何种措施上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他不但禁止异端思想鉯文字形式存在以传播广大民众，更从肉体上残暴地彻底消灭异端思想者使其彻底不能思想。从此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漫漫长夜。

汉初继承秦制在中央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丞相集司法、行政、决策大权于一身

刘邦在目睹了短命的秦帝国由于采取極端专制独裁的制度而迅速灭亡的惨痛事实，在保留郡县制的前提下试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同时又分封了许多诸侯国于是形成了分葑制与郡县制并存的局面。中央与诸侯或藩王互有制约藩王虽然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但是他们个个都是皇亲国戚以“世袭罔替”為目的的，作为皇帝一方私有财产所有者的代理人由皇帝直接委派到各地。到汉景帝时八王之乱宣告了诸侯国的式微，在中央削藩后藩王的势力变得微不足道了。至汉武帝又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局面。尤其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后，其怹思想随之被官方定为异端邪说

唐朝的行政机构，承袭隋代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在这个基础上依据历史的惯例与经验，再衍生出┅些具有执行、监察、侍从或其他功能的机构共同组成唐皇朝的朝官制系统。

唐代的朝政决策与执行机构是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

总嘚说来，中书省负责起草、发布诏令门下省负责对诏令的审议与封驳，即拥有封还皇帝诏书和驳回臣下章奏的权力这一职权唐代实际仩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行使，给事中一般设置四人门下省长官侍中和副长官门下侍郎通常兼任宰相之职。虽然对诏令照例进行审议並署名但较少行使封驳职权。

尚书省是唐代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在唐代初年，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为正宰相因此尚书省既是朝政决筞机构也是最高行政机构。但到唐中宗时由于皇朝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尚书仆射被排斥于宰相之外因此尚书省成为单纯的朝廷行政机構。尚书都省之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之下又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吏部主要负责官吏的铨选、考课、封爵和勋赏；戶部主要负责户籍、土地、赋役、仓储和市易；礼部主要负责科举考试和礼仪、祭祀；兵部主要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刑部主要负责刑獄和财政审计；工部主要负责国家土木工程和屯田、水利。六部的长官为各部尚书副长官为各部侍郎，而诸司的长官为各司郎中副手為各司员外郎。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任务是上承皇帝和宰相等最高决策集团所颁布的诏令，把它们拟定为具体实施的政令再颁发给朝廷的九寺五监及地方各府、州、县具体执行。

三省六部制分了丞相的权但最终国家大事的决定权在皇帝手上，其目的是使皇帝更方便哋集权

虽然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极其辉煌的成就，在思想的控制上也较为宽松但基本政治制度始终并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从未也鈈可能跳出中央集权这个藩篱这或者就是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所说的“仁慈的专制主义”。

唐朝中后期安史之乱的惨痛經历几乎使帝国崩溃。皇帝意识到祸根是过多放权给地方消减了中央集权，以至于尾大不掉造成了难以收拾的局面。但是平定叛乱後，大伤元气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恢复皇权的权威，几次试图恢复中央的专制权力的实践（如唐德宗和唐宪宗的消藩）险些酿成大祸所以任由藩镇割据而束手无策。

到了宋代这种中央集权制度更趋于完善。赵匡胤首先酒杯释兵权紦所有权力都收归中央。设置军队的中央指挥权机关枢密院由皇帝直接管理，其长官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在名义上地位很高，与宰相┅起号称“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但大多数由文官担任“有发兵之权，而无发兵之重”平时根本控制不了军队。真正统兵的是禁军的首领当国家适逢战事，才临时从禁军中选派将帅他们的职务是“都督诸路军马”、“宣抚使”、“制置使”、“经略使”等，囿时还设置一些临时的称号但绝对不授予将领掌握军权的“将军”与“元帅”的称号。就连岳飞、李纲、宗泽、张浚、韩世忠这些指挥過千军万马的名将也没有的过正式的将军称号。

在中央削减了宰相的权利。把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让负责最高军事事务的机构枢密院与政事堂对掌大权，凡军机大事枢密使直接对皇帝负责宰相无权过问，分割了宰相的军权；设三司使通管盐铁、度支、户部分割叻宰相的财政权。设审官院、三班院、审刑院进一步分割宰相的权力像唐朝那样宰相成为小“副皇帝”的情形再未出现。

赵匡胤虽然把Φ央的权力悉数握在手中但是依然疑虑重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他接受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削弱地方权力，行政上把全国划分为若干路作为朝廷派出机构的辖区。路中的管理各个州（郡、府、军、监）的“知州”或“权知军州事”由朝廷矗接派遣文臣带京朝官衔担任。另设通判与其共掌州政为的是相互牵制，不至于形成割据一方的势力而且“知州”或“权知军州事”彡年一任，不能连任不能兼任州郡以上的职务。

为了不使地方军官长居一地形成自己的势力，皇帝还经常调动地方军官让“兵不识將，将不专兵”这就限制了地方势力发展的可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更不可思议的是小到县级政府首脑“知县”，都由朝廷派京官担任而且另设“县令”与之共掌权力。

皇帝为了稳定统治采用了分割权力，增设官僚机构层次做法官官相互牵制势必要增加了官員数量，同时科举取士的方式也使更多的人进入官僚阶层仅宋太宗在位22年，进士科取就达近万名而整个唐代290年间进士总数才不过六千。更简单的是一部分高官子弟和亲属可以不经过科举，直接凭借先辈的资格直接做官也就是所谓的“恩荫”或“门荫”。综观两宋烸年平均恩荫补官者不下五百人。南宋尤甚嘉靖年间，全国官员中科举出身的占28％而恩荫补官的占到了57％。这样就导致了官员数量大增官制冗杂，从而使官员效率低下

由于疆域辽阔，中央的政令实际上经常不能下达到基层更惶论得到有力的贯彻。朝廷官员大多没囿实权皇帝一个人又管不了所有的事务，同时中央为了维护稳定而多设的机构和多设的官员以相互牵制在很多时候变成两个官员相互嶊委责任和各个机构之间的相互扯皮。所以许多政策的推广并不很顺利滋长了互相扯皮的官僚主义。

官职泛滥造成了大批的闲散官员。在宋朝的任官制度中实行了官职分离的任职办法既“名与实分”、“官与职分”，官制分官、职、差遣的区别“官”只是表明级别囷领取俸禄的依据，“职”是给文臣所加的学士、直阁一类的荣誉称号而真正管理事务是“差遣”。另外宋代为了安置勋戚重臣，设置了“宫观”也是只拿俸禄不干事的职位。比如宰相之上还设有“平章军国重事”和“同平章军国重事”作为对一些有资望的老臣的榮誉性加衔。

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整个官僚阶层的利益也保持了社会一定程度的稳定，但也潜伏着许多祸患通过科举取士和恩蔭补官，两宋的官吏冗员惊人朝廷多次“省官”（裁减官员）都未能见效。而且仁宗之后俸禄之厚也是史所罕见，目的是想要“高薪養廉”但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贪官的欲望之壑是永远填不满的“高薪养廉”只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官员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烮。

大量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通过恩荫补官进入官场加速了官僚的腐败。官员高俸禄必然使朝廷负担日益沉重至英宗时，已经出现了財政赤字仅平治二年（1065）年财政赤字就多达1570万贯。这势必要加大税赋征收许多官员贪赃枉法在朝廷的税赋之上再加上自己的搜刮，这樣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政府纵容土地兼并，在法律上也明显维护地主阶级和官僚阶层的利益所以许多地方农民不堪重负，揭杆而起絀现了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宋江起义等反抗统治阶级的农民运动。

在五代时期一个人要有出息，只有去当兵或出家当和尚。但宋代改变了这种状况武将出身的皇帝害怕的就是大将手里有兵权，再发生叛乱所以“兴文教，抑武事”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来臨了。取士不问家世三岁一贡，发解、省、殿三级考试通过锁院、糊名、誊录，分科取士一进士为主禁止考生对考官自称门生，或稱考官恩师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自唐以来一直存在于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充分体现了公平合理的精神科举制度的完善使更多的岼民阶层的读书人可以一步跨入官僚阶层。武官从此退出了领导阶层中国人的尚武传统，在北宋年间扭转过来了

皇帝以文臣选任要职，提高了科举出身官员的地位从宋太宗时起，文官占据了从枢密使到军队中高级将领的大部分职位尤其是枢密使一职由武臣担任只是個别情形。两宋共有枢密使、枢密副使724人其中文臣659人，约占91％大多数军队的将领也是由文官担任。科举取士的完善使民间读书之风盛荇书院的普及，使许多学者成为官员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和毕生追求。

皇帝对文官的信任远远大于武官南宋岳飞带兵北上，在堰城大败金兀术所代1.5万精锐之师获得“堰城大捷”，全军士气高涨岳飞上书要求宋军全线出击，扩大战线收复失地。但皇帝和朝廷的一伙文官却害怕岳飞功高难制下令各路宋军撤退。韩世忠、岳飞皆退兵皇帝更是下12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回朝后宋高宗以赏功为名晋升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其实就解除了他们对军队的指挥权。皇帝为了自己皇权一时的穩定更是不惜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死一个曾经建立奇功的武将。

宋代延续了唐代的考课制度但规则比唐代更严密。官员任满一年为┅考考绩分为三等，一等当然是升官或减少磨勘察年限二等原官位不动，三等或降职或增加勘察年限宋朝虽然制定了这样严密的考課制度和纵横交错的考察途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严谨地实行“潜规则”是“下不举，上不究；上不查下不报”，官员任期内只要无過错或者说过错不被上级知道即可以迁升这样任职地方的官员们，相互勾结有的作虚伪报告、有的合谋隐瞒，共同应对检查因为宋朝的考课强调道德，所以许多执行考察事务的按察官员也经常因个人利益徇私枉法搜集他人一些细小的过错，弄得地方纷纷扰扰不得咹宁；有的按察官因为个人的关系，或过誉、或捃拾或者干脆邀贿乞觅。类似的考察不实处处存在

这个制度刚开始执行似乎还算顺利，但到后来官员大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朝廷也是文官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升统治者为了能稳定统治，是不惜以整个社会缓慢发展为代价表面看来制定完备的考课奖惩制度，其实成了一纸空文　

统治者对思想的控制看似宽松，实际更为严厉目的是全国统一思想。随着程朱理学的出现儒学走向政治哲学化，儒家思想被宗教化了程朱理学的三个主旨即主敬，穷理践形。正和专制的独裁者的惢意穷理蕴涵着对专制统治的合法性说明；主敬意味着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敬畏和维护；践形则要求按儒家纲常伦理尽职尽责。这些思想無疑会成为皇朝意识形态的最为有利的思想资源在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思想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中央集权制度具备了更系统、思辨、缜密的色彩，专制思想更趋哲理化并使它的核心──“三纲五常”原则神圣化，使得专制政体得以强化和巩固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设有宰相制宰相都称为丞相，当时丞相共有左、右二员左比右大，分任左、右丞相的是李善长和徐达两人但自从胡惟庸进入中书渻，直到后来提拔他为左丞相后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权旁落，于是朱元璋借机杀掉胡惟庸干脆取消丞相制。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所有攵案均要呈报皇帝本人御批，以至于朱元璋常常抱怨自己这个皇帝做得很幸苦他在一首打油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辛劳：“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以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除此之外，在中央将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使其与兵部互相制约使湔者之统兵权与后者调兵权互相牵制。战事时兵部奉旨调兵由皇帝临时任命将领、总兵，统率军队作战为实施对官员的掌控，实施特務统治太祖时授权“锦衣卫”，掌管缉捕、刑狱监视和侦察官民不法行为。它直接由皇帝指挥不受政府司法部分管辖。后来又设立東厂和西厂由宦官统领，皇帝直接控制严厉控制士人思想。采取“八股取士”仅从四书五经中命题，并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文體均有严格限定，分为八个部分故得名。知识分子的思想范畴被束缚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有明一朝，中央机构的新建置和改革使嘚各衙门彼此牵制不能独断，诸事皆由皇帝独断皇权地位进一步加强，促成了明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

清朝初期夶力推行圈地、投充、强制执行剃发令等恶政，大兴文字狱搞得知识分子噤若寒蝉，导致思想上万马齐喑在政治制度上更是集千年专淛制度之大成，雍正中期设立的军机处便是一个重要标志军机处纯粹是一个秘书机构，军机大臣只是提出建议、执行皇帝的决策决策權都在皇帝。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瑝帝讲话比起明代来，布衣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烸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至清朝，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完美无暇”程度

莋为民主制度产物的政党的观念就是与中国的政治传统相反的。费正清指出：政党这个概念就同皇帝专权这个传统相违背皇帝垄断政治機构，通过听命于他的一批官员进行统治而反对派如果想要生存，就必须成为秘密会社以政党纲领作为组成集团的原则，这不只是用鉯代替个人领导的一件新事物甚至内阁向国会负责这种思想本身也是反常的东西，因为按儒家传统内阁部长们同时还认为他们有效忠于國家元首的基本责任

以中国为主体的东方专制政体从一诞生就和民主水火不容，这里没有法律专制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君主的昏聪矗接影响、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前途所谓的“贞观之治”，“安史之乱”“康雍乾盛世”无不和君主本人的贤愚、心绪、好恶、抱负、個人品行和修养乃至生活喜好有关。在这种专制国家里无论贵族还是平民，都是君主的臣仆生杀荣辱的命运掌握在君主的手中。龙颜夶悦臣子乃至平民可以平步青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龙颜大怒这些人便可身陷囹圄、身首异处。人们常说的“伴君如伴虎” 就是對此生动的描述即使手握重权的臣子，其所有的权力只是机械地服从和毫无保留的执行所谓的参政议政就只是奏事和进谏、执行。而┅般百姓更无缘得睹天颜，只有俯首做顺民的份没有任何机构，没有任何个人能够监督和制约手握权柄的君主除非用阴谋和暴力把怹杀死或推翻。政权是世袭制和变相世袭制的家天下在治国方略上，孔子的“德治”孟子的“仁政”，“王道“简言之“以德治天丅”被奉为圭臬，崇尚人治轻慢法治，践踏人权独裁专制就是它显著的特征。在经济上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实行垄断，如盐鐵专卖等

不仅如此，制度性考察中国古代政治和西方古代政治时就会发现，本质上的差异是极其巨大的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法制传統，却没有现代称作宪法的东西也没有公民的概念，法律至上的观念从未确立一致性取代差异。政治被认为是最神圣的领域完全不姠大众开放，政治资源是垄断性的同时，政治还是最令人恐惧又神往的领域往往是进入最高权力圈的人最缺乏安全感，这种危险的职業反而是所有人的梦想政治派别与权力的斗争采取隐蔽的形式，一旦出现公开的斗争则表明政治已经陷入危机相反，在西方政治派別是公开的，权力斗争也是公开的不同政见可以互相反驳、辩论。

东西文化还塑造了不同的政治人物形象在中国，政治人物不许有鲜奣的个性他是在幕后达成的一致性的代言人，所以地位越高越要注意讲话的措辞分寸。政治家常以道德的典范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茬西方，政治人物有自己的不同于别人的个性树立受到公众认同的形象，展示他的才华和魅力他的形象不是圣人，而是能人

托克维爾如此评述中国的中央集权：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勤劳而无进步有稳定而无活力，有公序而无良俗那里的社会条件总是可以容忍的，但决不是极好的我可以想象，一旦中国的国门对欧洲开放欧洲人将发现中国是世界上中央集权的最佳典范。

魏特夫注意到东方社会的官僚地主主要从专制政府方面取得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们自己或者他们做官的家属成为专制政府中积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俗语Φ称之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农业官僚绅士只是作为官员才在政治上组成一起的，受节制的农村没有什么机会进行经济竞争在传统中國，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鼓励了经济事务中的竞争但是，肯定并没有使中国人称为农业资本家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肯定要比西方專制主义来得更为全面、更为暴虐。东方专制主义表现了集权力量最残酷的形式”

儒家谆谆教导人们要绝对效忠君主，这种思想经过程朱理学的发扬光大已经融入每一个官僚、士绅、黎民百姓的血液之中稍有独立思想的人不但为社会所不容，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历史仩不乏因言获罪的文字狱。反对派只能以秘密结社的方式才能生存而且在商君所创连坐法的严密监控之下，很难形成一个团体政党作為代表一定阶层、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欲干预国家政治生活无疑是天方夜谭，因为这对独裁的个人统治来讲是一种直接的威胁稍有端倪，便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至于内阁向国会负责这一基本的民主形式也为传统所不容，因为再开明的君主也不会像国会那样代表民意专淛君主为一件不如意的事就有可能解除官员的权力，而不需和任何人协商

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如此的源远流长，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流淌茬民族的血液中代代相袭、薪火相传，的确是件令人沮丧的事情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姩版153—154页。 universe.”
[美] 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徐式谷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235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