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半年笔者应香港中文大学攵物馆馆长林业强教授邀请在该馆作访问研究，主要考察对象是郑德坤先生捐赠的瓷器郑先生早在20世兰ff40年代即开始关注邛窑瓷器并力图建立四川地区古代陶瓷发展史纲，为我国现代瓷器研究主要的学科奠基人之一20世RB50年代以后郑先生先后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學，因教学之需郑先生在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地收购了大量中国古代陶瓷器，为进行比较还收购一些越南、泰国、柬埔寨、伊朗等國家生产的陶瓷器，并把这些陶瓷器捐赠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现以郑先生的堂号命名为“木扉瓷器”。

由于木扉堂收藏的中国瓷器均购皛海外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称长期保存在中国境外或在中国境外出土的瓷器为“外销瓷器”，所以我们的研究自然以中国古代瓷器输出、中外瓷器文化交流为出发点从世界瓷器文化史的高度来审视中国古代输出瓷器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木扉瓷器之个体，并体会其價值这也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看重和想让学生了解的知识。以往对中国输出瓷器的研究尤其是关于输出瓷器的类别和年谱、输出区域，以及输出瓷器对世界青花瓷器和青花陶器生产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中国输出瓷器产生的文化影响等诸方面的研究，无疑都已取得了丰硕嘚成果近年来更有学者把中国明清时期输出的丝绸、瓷器、家具、绘画等所有商品，视作当时中国输出之艺术的载体使研究走向深入。但是回顾研究的历程，还有诸多问题尚需探讨如以“外销瓷器”通称在当代中国行政版图以外出土或传世的中国瓷器是否恰当；中國古代瓷器输出的范围，是否是以中国人航海能力发展的进程而逐步扩大抑或是另外一种情形；除从事生产外，中国人在瓷器输出中还起到了什么重要的作用；中国输出瓷器是否一直以中国文化为主导还是有阶段性变化；再如，当我们从物质文化交流史的角度重新审视Φ国古代输出的瓷器时发现过去的研究重点只是放在输出或输入，而没有视之为古代世界瓷器发展史的内涵并在通史的范畴内探讨中國输出瓷器的意义。同时如何从物的层面探讨输出者行为的动机和执行者所带来的变化，并在当时的语境中界定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嘚文化关系都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所在。

一、关于研究对象及其概念之厘定

输出 瓷器 以往 被 中国 学者 称为 外销瓷器日本学界称为“贸易瓷器”，西方学者则习用export、porcelain和Chinese Trade porcelain两种说法 但是，这些概念是否准确或者全面我们可以作如下分析。

第一由于古今世界的政区格局不同，中国的疆界也有很大的变化历史上瓷器输出与内销是以各时代之疆界而论，所以以当代中国版图为界论定在当代中国境外发现的瓷器并称之为外销瓷器便不确切。如在唐朝以前和明代早期一段时间内今越南北部是中国的领土，所以上述两个特定历史时期内输往该地嘚瓷器显然和输往中国各地的瓷器具有同一性质同样，元代瓷器输出情况也很复杂蒙古喀喇和林遗址出土大量元代瓷器，和林是蒙古囚在漠北时期的王廷这些瓷器大多是元朝统一中国后从内地带到和林，属当年元朝宫殿用器之一部分现该地虽不隶属中国，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些瓷器为元朝宫廷用瓷的属性；当时输往伊儿汗国的瓷器一直被称学术界视为研究中国外销瓷器的重要标本，这其实也是以現代人的国家概念错误地界定古物新疆伊犁霍城阿力麻里出土有元代青花、龙泉窑、磁州窑、青白釉、钧窑瓷器5’，阿力麻里是察合台汗国东部汗王廷所在地所以这批元代瓷器当与察合台汗国有关，于古于今显然都不能称为外销瓷器同理可推，与其性质相同的、当年從元廷输往伊儿汗国的瓷器也不是外销瓷器从古今行政版图变化和以上例证可知，以外销瓷器的概念称长期保存或出土于当代中国版图鉯外的瓷器并不合适

第二，在古代中国人的概念和记载中输出瓷器的性质和目的是多样的。纯粹作为外销商品输出的瓷器当然可以稱为外销瓷器，但只是不同性质的输出瓷器中的一种：中国皇帝或中央对外国君臣的赏赐用瓷器这部分被称为“赏赉瓷器”(其细微差异，下文再予评述)；还有中国政府为获取对方的物产而把瓷器作为交换物之一的以物易物性质下的交换瓷器这部分瓷器虽然以商业为目的，但具有政府控制下的输出性质也不能简单地称为外销瓷器。

第三对比当代中国版图以外与中国内地所见同一历史时期的瓷器，大多數情况下看不到明显的不同如近在咫尺的菲律宾和远在天际的非洲肯尼亚东海岸所见中国瓷器，包括了从唐代以来至明清的各种名瓷洳越窑、长沙窑、邢窑、定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元明青花、明清彩瓷等，和内地考古发现的情况完全相同在器物类型上看不出内銷和外销的差别。倘若一定要按行政或地理区域划分或定名则必然会有与外销瓷器对应的内销瓷器的概念，和次一等级的江北瓷器、江喃瓷器等以地域命名或以省区命名的多重瓷器概念显然没有必要。

第四由于疆界变化，当代中国的部分地区在历史上只是中央王朝的藩属甚至是敌对政权流传到这些地区的瓷器对古代中央王朝是输出，但在今天则不能称为输出在南北对峙时期，瓷器等商品在敌对或伖好王朝间的交流也很常见对这些王朝或王国来说，这种情况和与中国以外地区的交流与输出并无不同如在北朝区域内发现的南朝青瓷、在辽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宋瓷、在金行政区域内发现的南宋瓷器和在南宋临安城发现的金代定窑瓷器等，都是当时各政权间交流与输出嘚结果这一类瓷器显然和各个政权行政区域内的瓷器流通性质和方式有所不同，也应弓l起我们的特别关注

第五，历史上纯粹以商业为目的输出瓷器可以使用外销瓷器的概念。但其情况也相当复杂：有品种、质量及产地都和内地市场销售的瓷器完全相同的：有广东、广覀、福建等地窑场模仿内地各名窑场生产多用于销往海外市场的在质量上与内地的产品有明显的差别，但这种差别是商品价格决定的还昰由销售地文化决定的也值得研究。上述的这些外销瓷器和再后来西方商人的订货和中国窑场照来样加工并销往海外的瓷器性质并不唍全相同。虽有上述的不同但输出的性质则是共有的。为了能全面地概括中国古代因不同需要输出之瓷器改变并弥补过去所用的外销瓷器、贸易瓷器等概念的缺陷，本文称在历史上输出到中国行政版图以外地区和国家的中国瓷器为“输出瓷器”也可能是出于同样的考慮，已有学者在研究16～20世纪东南亚地区所见瓷器时已开始不使用传统的概念只是注重其生产地和瓷器风格。

二、从中国角度看瓷器输出 鉯中国为本位看各历史时期的输出瓷器在性质上大致可以把这些瓷器分为以下几类 1。政府外交用瓷器 政府外交用瓷即中国文献所说的赏賜瓷器现称之为“赏赉瓷器”。出土于境外最早的瓷器是韩国武宁王陵随葬的南朝青瓷器有可能是中国南朝皇帝赏赐给武宁王的。但對外赏赐瓷器多发生在元明清时期正是中国瓷器普遍为9IN赏识、认同或渴求的时段。赏赐对象有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東海岸各古国以及后来的欧洲各国。 根据霍布逊的研究伊朗阿德比尔神殿旧藏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皇宫旧藏明代早中期的官式青花瓷器，是万历以前诸帝赏赐给伊尔汗国或萨发维王朝的万历皇帝也赏赐瓷器给莫卧儿帝国，而这些赏给伊朗的瓷器在后来又被奥斯曼帝国掠夺为战利品 据载，明代得到赏赐瓷器的国家有古朝鲜瓷器、琉球、占城、真腊、暹罗、撒马儿罕、失刺思、哈蜜、失剌思、ㄖ落国等，清代受赏赐的外国有古朝鲜瓷器、琉球、暹罗、廓尔喀、俄国、西洋国教王、葡萄牙、英国、荷兰等国光绪二十四年传旨⑨江关监督烧造“赏用外国国王饭食应用白地五彩西莲”海碗、大碗、中碗、小碗、九寸盘、七寸盘、五寸碟、三寸碟、酒盅共七百二十件；光绪二十五年共“预备上传赏用外国国王饭食应用白地五彩西莲”海碗、大碗、中碗、小碗、九寸盘、七寸盘、五寸碟、三寸碟、酒盅共二百六十件；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皇太后致赠日本国皇帝、皇后五彩瓷瓶一对……皇帝致赠日本国皇帝青花白地瓷瓶一对”。从光绪的外事活动可以看出古代中国皇帝所谓的“赏赐”，也就是外交中的“致赠” 官府贸易瓷器，是对外贸易瓷器中的极小部分主要见于元代和明代早期。元代的官府贸易是以官府资本为主进行的，用官船和官府资金并派遣官员进行海外贸易明早期，对外贸噫以中国皇室垄断为特点外国人来华以朝贡贸易为主。洪武七年冬刑部侍郎李浩以陶器七万、铁器千至琉球买马，得马四十匹洪武┿六年赏赐占城、真腊瓷器各一万九千件，数量之巨为历代赏赐所无恐怕也是以物物交换为目的。永乐二十三年仁宗皇帝即位诏书载：“往迤西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买马等项及哈密取马者，悉皆停止将去给赐缎疋、磁器等件，就于所在官司明白照数入库”说明到詠乐时期以瓷器为交换物从撒马儿罕、失剌思等处换买马匹的做法仍然存在。这种以瓷器和丝绸进行的物物交换极可能是明代早期官方對外贸易的常态。缘此就不难理解以郑和为代表的庞大官方贸易使团出现与出海的历史及社会原因。 以郑和船队为代表的官府贸易使团箌了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地区和非洲东海岸的埃及、索马里、肯尼亚、莫桑比克甚至是南非等地…’，船队下海前准备的物资中僦有瓷器、铁锅等当时，通过瓷器及其他物品的出I：I为国家换取了大量的珍贵木材、香料、西洋布等国外产品和马匹国家也收到了极夶有经济效益。

3民间对外瓷器贸易：合法与走私双重形态

历史对外贸易是以民间贸易为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因国家政策的变化，囻间贸易分为公开的、受政府鼓励的正当贸易和政府禁止的走私贸易两种

唐代是中国瓷器最早大量输出的时期，在今天的日本、古朝鲜瓷器、菲律宾、伊拉克、埃及、肯尼亚等地区都出土有唐代瓷器当时输出的瓷器有越窑青瓷、邢窑白瓷、长沙窑瓷器、巩县窑白瓷、唐圊花、巩县窑和邢窑的白釉绿彩、唐三彩器物等。

观察菲律宾“和肯尼亚各遗址所见情况唐代以后中国输出的瓷器有定窑、耀州窑青瓷忣仿耀州青瓷、青白瓷及仿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及仿龙泉窑青瓷、元青花、明清青花、明清彩瓷等，说明从唐代开始瓷器输出一直不曾中斷由于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不曾有如此长时间、广泛地赏赐瓷器的可能再加上唐、五代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比较频繁、且喃宋和元代又都实行鼓励自由贸易的政策，所以推定这些输出瓷器是以民间自由贸易的形式实现的

明代海禁时间虽长，但在隆庆元年月港对外贸易合法化后福建地区的对外贸易得以急剧发展，从月港输入中国的外国产品多达一百余种4’大致可以分为名贵木材、香料、藥材、装饰用物、粮食和奇异食品，也有钱铜、黄铜、乌铅、皮革等国家军事物资以及交趾绢、土丝布、粗丝布、西洋布、东京乌布、皛琉璃盏、琉璃瓶等外国名品。那么中国是用什么物资从外国换回如此利润呢?明人的记载是：“民间醵金发舣煌，与诸夷相贸易以我の绮纨、瓷，饵易彼之玳、香椒射利甚捷，是以人争趋之”可知当时中国输出的主要是丝织品和瓷器。

该时期走私方式的瓷器贸易虽為中国禁止但在其他国家看来，走私的性质并不存在瓷器走私在洪武时期已经开始，政府虽屡有禁令但走私贸易却有增无减。见于覀方文献1515年（正德九年）“中国商人亦涉大海湾，载运麝香、大黄、珍珠、锡、磁器、生丝及各种纺织品如花绫、绸缎、锦裥、等甚多至满剌加贸易”，走私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同时，有条件来华的外国人也不惜违禁购买瓷器永乐二年五月，琉球国山南王使臣曾违法臸处州购买磁器：正统六年闰十一月又有琉球国官方走私瓷器往爪哇国的事件，由于琉球并无烧造瓷器的能力其载往爪哇国的瓷器必嘫是来自中国的走私品。

三、瓷器文化的交流与普及——看待输出瓷器的新视角

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瓷器交流所以便不可避免地用现代国家的观念来理解这些中国瓷器，对原产国来说就有了输出的概念但是，当我们把中国输出瓷器放在卋界范围内看不再以中国为中心发言时，就发现输出或外销的概念并不强烈如果不考虑行政疆域，仅以陶瓷作为一种工艺品的传播形式又会发现中国瓷器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存在如上古同一类型的陶器分布一样，代表了文化的流布及影响所及所谓的输出，只不过是瓷器使用地域的扩大是人类陶瓷文化交流的一部分。下面从瓷器输出的时间、空间及交流几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瓷器嘚输出区域 从已知情况看，在南朝时期瓷器已输出到古朝鲜瓷器半岛唐代中国瓷器输出空前发展，输出地区也大大增加在东亚、东南亞、西亚、东非海岸和北非的古代遗址都有中国唐代瓷器出土。但是直到明代中期西方人开辟新航路并成为海上主导力量以前，中国瓷器输出的地域基本再没有向更大的地域扩展 新航路开辟之后，随着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相继东来除了他们在东南亚、东亚各哋从事的转口贸易加大和促成了中国瓷器在各该地的影响和广泛使用外，中国瓷器也被他们运到了南非、西非和欧洲、美洲等地区而这些地区是此前中国瓷器不可能到达的新市场。 (二)中国参与世界陶瓷文化交流的内容 中国参与世界陶瓷器文化交流的努力自古以来就存在苴这种交流并非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具有双向交流的特点

据研究，在中国南方各地、东西伯利亚、日本列岛发现的上古制陶技术大约昰在中国江南地区出现以后渐次向周边传播的，而并非各地各有源头’，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陶瓷生产技术自创始之日起已处在一个對外交流的进程之中 和陶瓷器相关的从西亚经印度、中亚地区不断输入中国的有玻璃与玻璃生产技术、琉璃与琉璃生产技术、低温彩釉苼产技术等。尤其是经大月氏人、粟特人持续传入中国的低温彩釉技术更是影响到了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先后发展絀北朝的白釉绿彩、唐三彩、唐青花等瓷器品种元代青花瓷器的出现虽不是唐青花直接发展的结果，但如唐青花是受中西亚技术和绘画原理影响而产生一样元青花也是中国制瓷技术和中东地区的青花陶器技术的结晶、是使用中东所产的钴为绘画颜料的结果。 元代珐琅器巳传入中国明代珐琅器是御用监的主要生产品种之一，而在清代康熙、雍正二帝的追求下又从欧洲弓l进珐琅彩原料并在瓷器上绘画，這类瓷质的珐琅器被称为“珐琅彩瓷器”事实上，约在同时或稍早方先进的珐琅彩技术也在广东地区落地生根，这或与十三行在广州嘚生产、销售有关在清宫的努力下，珐琅彩技术和原料被推广到景德镇地区窑场产品即文献所说的“洋彩”瓷器，到光绪时期这种洋彩开始被称为“粉彩”最终完成了珐琅彩技术从弓I进到消化、再到本土化的全部进程。 至于中国古代瓷器生产技术向外传播当晚于瓷器之输出。瓷器输出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瓷器文化和制瓷技术的传播所以最早试图学习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地区也是最早接触到中国瓷器嘚地区。从唐代开始越窑青瓷生产技术和三彩生产技术已传播到高丽和日本在长时间内中国的制瓷技术更是不间断地向古朝鲜瓷器半岛傳播。约在五代时期伊拉克地区已开始用其传统的锡白釉陶器仿烧中国邢窑的瓷器。明代龙泉窑青瓷、青花、五彩瓷器生产技术的已傳至日本、越南、泰国、波斯等地区，越南在明朝早期已能仿烧高水准的青花瓷器、泰国在仿烧龙泉窑瓷器的同时把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發展成釉下褐彩；而日本在明朝晚期从中国学得了青花、五彩瓷器的先进工艺，部分地改变了中国瓷器独领风骚的局面当波斯地区学得圊花瓷器的生产技术后，通过产品的传播影响到土耳 其、叙利亚地区的瓷器生产余绪波及欧洲，更使得中国瓷器生产技术和瓷器文化走姠世界成为可能故而，在《帖木儿的餐具》“’一书中作者直接把15、16世纪波斯地区生产的仿中国青花瓷器称为中国风格，并视之为l8世紀中国风的源头

(三)古代中外陶瓷器技术交流的层次

瓷器输出势必会影响到输入地的审美，导致其日用器物受到中国瓷器的影响进而带動文化变迁。但模仿不等于技术的直接传播真正的技术传播往往是通过人群的流动，带动原料选择、成型工艺、窑炉形态、装烧方法等方面的技术交流而实现的中国古代瓷器输出和制瓷技术向外传播，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单纯的瓷器输出。对输入哋来说虽有影Ⅱ向但这种影响只是停留在表面，作为一种外来物品在最初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第二个层次是制瓷技术的外传和输入地对Φ国瓷器的模仿。如韩国仿越窑、耀州窑、汝窑青瓷；日本仿唐三彩、龙泉青瓷、青花瓷器、五彩瓷器等；伊拉克在10世纪用锡釉白陶器仿邢窑瓷器；越南仿烧中国的龙泉青瓷、青花、五彩瓷器等；泰国仿烧龙泉青瓷和磁州窑瓷器但各地的模仿生产应是以当地技术为主体，甴中国直接输出的制瓷技术所占比例甚小

第三个层次是以人为媒介的技术交流，这是技术传播中的最高境界在西方把瓷器生产技术纳叺科学研究之前，世界各地的制瓷技术之交流只有当人员流动并发现合适的原料后，才能实现真正的异地生产正如中国古代仿烧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玻璃器一样，虽然也明白波斯、阿拉伯玻璃器的生产原料和工艺但产品却一直不能像进口玻璃器一样耐高温。制瓷技术嘚交流也是这样熟练工匠的流动在技术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尤其重要。越窑青瓷生产技术传往高丽据传是占据今济州岛的军阀张宝皋从樾州掠取窑工的结果。而日本为获取瓷器甚至不惜对古朝鲜瓷器发动战争从古朝鲜瓷器带回窑工李三平日本才有了制瓷业。通过对中V1窑爐技术的比较研究发现万历以后日本从中国学得的瓷器生产技术主要是以横室阶级窑为代表的福建地区民间窑场的技术，这可能来自中國江南的技

术人员直接参与其中有关民族学材料表明，菲律宾的陶瓷生产技术是由福建窑工直接带到菲律宾的：而在泰国的传说中嫁箌泰国的一位中国公主从磁州窑带来的工人在当地生产开创了泰国的制瓷业。至于制瓷技术向欧洲传播传教士殷宏绪从景德镇获取生产技术情报是大家熟知的，但从当时传到西方的不同版本的《陶冶图》可知在18世纪从中国获得制瓷技术的西方人并不只殷宏绪一人，且技術也不只来自景德镇一地英东印度公司的约翰·布莱克不仅把中国的高岭土和白瓷土标本寄给伟奇伍德，而且于1770年把中国人黄亚东带到倫敦，由黄亚东直接向伟奇伍德传授瓷器的生产流程和方法

四、对传播人群的观察 瓷器输出从唐代以来几乎不曾间断，并流布世界各地但是当我们观察各历史时期、各国输入的中国瓷器时，又会发现不仅其输入目的不单一而且行为的执行者和完成者也是多种多样，有ΦISlA与消费地人民的直接交流也有借第三方甚至更多方的力量才完成的间接交流。为了解当时传播瓷器的人群的动态现仅就直接交流和間接交流所导致的不同结果而加以讨论。 直接交流是由瓷器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人群直接完成的瓷器输出在本质上是古代中国人对海外商业市场占有的结果，和航海能力及制海权相关但就远洋航海能力看，中国人中并不占优势：西方人经由红海进入印度洋时间远比以中國为代表的东方人进入印度洋的时间要早东汉时期大秦使臣就经南海北上入华。唐五代时期往来中国与中东之间、有制海权的主要是阿位伯人或波斯人；南宋时期，中国人的远洋船队似仍不出南洋的范围在 中国和中东之间往来的主要是阿拉伯人。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囚对外的直接交流、贸易，基本不出东亚和东南亚新航线开通以后，制海权归西方各国从航海能力可以看出，东亚、东南亚各国和中國的瓷器交流主要是中国与各国人民直接交流的结果琉球人甚至亲自到龙泉青瓷产地购买瓷器，明代晚期还有日本人在景德镇订烧瓷器の事南亚、西亚和东非、北非等地的情况就相对复杂，郑和下西洋时期在当地的活动是中国和这些地区直接交流波斯人或阿拉伯人从Φ国运瓷器回本国也属直接贸易。西方人主导世界贸易和航海权后从中国订货并运回欧洲的瓷器，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直接贸易表现 (②)产地与消费地的间接贸易 此处所说的间接贸易，是指经由第三国或更多中介而完成的瓷器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供需交流唐代和宋元时期，当波斯人、阿拉伯人独专东西海上贸易之利时他们从中国运出的瓷器除供应其本国外，有相当的部分是转口销往其他国家并非中國商船的“黑石号”出水瓷器表明，中东商人在唐代已开始从事中国和东南亚各地间的转口贸易：在肯尼亚MALP遗址同时出土有五代时期邢窑皛瓷碗和伊拉克仿烧的同型锡白釉陶碗或可说明非洲各地出土的明早期以前的中国瓷器，是中东商人转口贸易的结果 前弓l《英宗睿皇渧实录废帝附》载正统六年闰十一月琉球国通沈志良等人载瓷器往爪哇国买胡椒、苏木等物，当时琉球并不生产瓷器其商人所载往南洋嘚瓷器应是中国产品，这说明在明代早期中国瓷器输入爪哇等东南亚国家至少有一部分是间接贸易的结果在欧洲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內，大量的中国明代晚期青花瓷器又分别被西班牙人输往东南亚、美洲至欧洲：由葡萄牙人、荷兰人输往东南亚、南亚、中西亚、非洲至歐洲除运回欧洲的瓷器外，由他们销往各地的中国瓷器均属生产地与消费地间的间接贸易 唐代中国的越窑、长沙窑、邢窑瓷器中已出現在东非沿岸，当时中国显然没有如此的远航能力这些瓷器被运销往东非地区肯定是藉由中间媒介完成，明以后的大量出口并销往世界各地更是由西方人主导就输出区域看，既无法证明瓷器输出是中国人一步步由近及远的推销轨迹也看不出中国人独自控制瓷器输出的跡象。输出之盛世固然与政府之鼓励有关但在中国禁止出口时，同样也有大量的瓷器输出而几次输出势头之衰微都和波斯、阿拉拍人海外经营力下降有关。均表明中国古代瓷器输出并非一国或一族人所独控而是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协作的结果。另外根据对海外各遗址出土的中国古代瓷器的断代研究，几次输出高峰时都恰当海上霸权存在之时这从另一方面说明，远洋运输能力及海上交通安全与否是制约远洋贸易和瓷器输出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人虽然发明和生产了瓷器并且在相当长时期内独霸世界瓷器市场，但是在把瓷器输往卋界各消费地的过程中中国人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

五、瓷器输出过程中文化主导因素之变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输出瓷器和国内各遗址絀土的同时期的瓷器完全相同到明代晚期克拉克瓷器出现以后，窑场始按照西方人的要求生产瓷器及至再后来的广彩瓷器是以景德镇苼产的白瓷胎为原料，由广州窑工根据西方商人的需求而随时加工在考古学或社会学的范畴内，可以根据主体文化因素之变迁归纳为文囮演进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以中国为本体看待这个变化，可视之为瓷器输出过程中中国文化从占主导地位到主导地位逐渐丧失的过程 (┅)中国文化居主导的时期 从六朝时期中国瓷器见于武宁王陵开始，直到明代早中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输出的瓷器和国内使用嘚瓷器完全相同输出的产品有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白釉绿彩瓷器、巩县窑白瓷、青花、三彩及白釉绿彩器、长沙窑瓷器、耀州窑瓷器、青白瓷、龙泉青瓷、元明青花、仿耀州青瓷、仿青白釉、仿龙泉青瓷等多种。过去有论者以为唐代长沙窑瓷器和唐青花是专门为中东市場生产但通过对黑石号沉船瓷器的总体观察发现，在黑石号所载大最长沙窑瓷器中带汉字诗文的只有少数几件，表明在窑场所见的大量有诗文瓷器仍是为认识汉字的消费者生产而并非供应海外市场可见长沙窑瓷器不分海内外市场。随着内地各唐代遗址的发现尤其是仩街唐募出土的唐青花塔式罐，从使用地点和器物的属性均说明唐青花在国内同样有消费市场否定了过去认为的唐青花和长沙窑瓷器是專为外销生产的说法，说明唐代并无专门供应海外市场的瓷器品种同时，该时期输出的绝大部分瓷器并不因国外与国内市场不同而产生變化生产这些输出瓷器时仍是由中国各窑场自己的传统文化决定虽然唐青花、蓝彩三彩器和长沙窑瓷器从生产技术到原料、纹样等方面嘟有不少外来文化因素，但这些主要是生产者的主动吸纳并非专门为输出而有的结果，该期是中国文化为主导的瓷器输出时期 (二)中国攵化和淌赘地文化榈互影响时期 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之相互影响，是指输出瓷器在器类、造型、纹样等方面受产地和消费地的双重文化主导这一过程最迟在元到明早期已经存在，当时销往东南亚各国的福建窑场所产瓷器中的军持、小盖盒等在体量大小乃至造型上有些妀变。由于尚没有发现当时东南亚人要求改变中国输出瓷器造型的记载所以在这一改变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有可能是中国商人为适应市场扩大销售的结果 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出土瓷器上的“天文年制”日本款，和明代晚期青花瓷器上的欧洲徽章并没有影响瓷器的整体風格，器物的造型、纹样仍是景德镇窑场习见的内容克拉克瓷器的最初型，也是以中国传统装饰为特征只是在图案布局上作了些许调整。 上述现象是生产者为了适应消费市场的要求而作出的调整该时期输出瓷器是产地传统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可稱之为中国文化和消费地文化相互影响时期在这些瓷器上虽已附加有消费地的文化因素，但瓷器之整体生产仍以中国文化为主导

(三)西方文化主导日寸期 西方文化为主导时期，即大家熟知和常说的来样加工时期此时中国输出瓷器的生产已完全受西方文化左右。 接受西方單并进行加工始自16世纪早期葡萄牙与中国的交流但完全受西方的订单和要 求控制，使生产处于来样加工的地位则始自荷兰ACT烧的克拉克瓷器。在典型的克拉克瓷器上虽保存有少量的中国文化因素，但在器物类别、造型、组合等方面外来文化已占主导地位，中国的窑场唍全沦为西方需求瓷器的加工地是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一种生产模式。在景德镇烧造克拉克瓷器的isl H寸闽南各窑也烧造同样风格的瓷器絀口，由于无法从生产技术上或产品演进序列上找 到景德镇产品影响闽南窑场的证据所以这极可能是洋人或代理商持样到闽南各窑场订貨的结果。在同一时期或稍后日本、波斯等地区也生产克拉克风格瓷器，同样不是对中国产品模仿而是西方人持样订烧的结果。就克拉克瓷器的烧造地点的扩展可以看出是西洋人的意图与文化需求导致了景德镇和闽南窑场产品风格趋同，以及中外主要瓷器产地产品风格的趋同这是西洋文化居主导地位并影Ⅱ向世界瓷器生产的表现。 其后销往欧洲的瓷器更是出现了中国传统所没有的器物，根据西方嘚需要在广州加工广彩瓷 器景德镇所产白瓷器只是广州窑场加工广彩的原料，更说明中国已沦为西方市场的瓷器加工厂 千年来中国文囮主导输出瓷器生产的现象已成为历史。欧洲生产的瓷器和瓷器生产技术在清代 晚期开始引领世界瓷器文化的发展方向产品大举占领中國市场，世界瓷器文化的中心已不在中国

六、输出瓷器的用途和文化内涵的转变 观察海外各地区所使用的中国瓷器，除日用器的性质外其功用和文化内涵亦有转变。就已知情况既有继续做日用器者，也有被用为装饰品更有用为葬具等，甚至赋之以货币的功用或以中國瓷器为贸易媒介 1．日用器性质之继续 中国大最输出到世界各地的瓷器以日用器类的碗、盘、瓶等为主，其性质在各地也基本得到保留对中国瓷器的使用不仅改变了东南亚地区古代民族的生活习俗，当瓷器和制瓷技术输入欧洲并得以普及后欧洲日常用器面貌也为之一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把输往东南亚等处的炉瓶类供器、军持类伊斯兰教用器，均视为日常宗教生活的器物而归入日用器的行列鈈再单独列为宗教用器。 2．财富和财富性质之扩展 任何具价之物均可被视作财富中国输出的瓷器在东南亚各地除被视作传统意义上的财富外，还在此性质上被扩展成为当地人民进行商业贸易的媒介部分地充当了货币的作用。 据郑和使团成员记载“’在南洋和西洋各地習见青瓷器、青花瓷器、青白花瓷器几种，是龙泉窑、景德镇窑和福建等地的窑场的产品在使用中国瓷器的26个国家中，有24d'N家把中国瓷器莋“货用”媒介锡兰国对中国瓷器的态度是：《星槎胜览》卷三记为“货用”、《西洋番国志》记为“甚爱”、《瀛涯胜览》记为“重”，可见瓷器之所以被作为“货用”之媒介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瓷器受到当地人的“重”与“甚爱”，首先是被视为极珍贵的财富佽之在此基础上产生近似货币的作用。

3装饰品 以中国瓷器为装饰品的例证较多，从伊朗阿德比尔陵神殿内装饰的中国瓷器到欧洲各国迋宫内装饰的瓷器，都是把中国的瓷盘镶嵌到墙或天花上在墨西哥西班牙殖民者把瓷器装饰到花园内的水池上，纯粹以中国瓷器为装饰品 在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等地，习见把中国出产的龙泉窑青瓷罐、碗、盘和青花碗、盘镶嵌到柱慕的柱子或丘慕的募表这在表象上虽是裝饰，但其深层是否另有含意尚为未知的内容对肯尼亚东海岸古代遗址的考古发掘表明，古代当地人民还把破碎的中国瓷片进行加工使之成为装饰性质的瓷珠，和玻璃珠一起使用这既可能是对中国瓷器之装饰性质的延伸，也可能是以中国瓷器为财富之延伸的表现 4。葬具——通神器 以中国瓷器为葬具的明确记载并不多《东西洋考》卷四“西洋列国考·文郎马神国”条载，该国风俗“初盛食，以蕉叶为盘。及通中国，乃渐用磁器。又好市华人磁瓮，画龙其外，人死贮瓮中以葬”。可知，中国瓷器的传入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首先是以中国瓷器代替传统的以蕉叶为盘盛食的习惯，其次是用中国产磁瓮作为葬具。为什么用瓷瓮为葬具并无记载，如果是作为财富炫耀他囚则不应该葬于地下而作为人死后归宿之具，是否是通过在这些瓷瓮上画的龙纹并赋予它们神甬之灵异则不可得知。 七、瓷器在中国古代输出商品中的比例和地位 如何正确界定瓷器在中国古代输出商品中的地位以及景德镇窑场的产品在整个输出瓷器应有的地位，虽然鈈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作为不可忽视的商品输出问题之外延，还是要加以说明的在中国古代输出商品中，丝绸向来都占最大比例尽管我们无法统计各历史时期内丝绸、瓷器等商品的绝对比例，但却可以选择文献记载详尽、研究成果也相对丰富的明代晚期的情况为例加鉯说明

(一)瓷器在输出贸易中所占份额 瓷器在当时输出商品中所占的比例，据前弓I正德《饶州府志》和嘉靖《漳州府志》的记载饶州府囷漳州府两地当时每年的窑冶课钞总数为3861贯397文。据明代税钞折算标准饶州景德镇和漳州府生产的瓷器全部用于出口，在国内市场的商品價值也不过值银l320两明代中晚期对外贸易利润在400％～l000％之间。如果饶州景德镇和漳州府生产的瓷器全部出口当可以换回白银5280～13200两。初看數量并不算小 在明代晚期中国向菲律宾输出的商品大致包括各种纺织品、食品、日用品、农产品、家禽畜类、奢侈品和军需用品等多种。瓷器只是其中之一类据研究从菲律宾输入中国的白银在1570～1799年间每年约在63000～94000公斤(二百万到三百万比索)之间，再加上同-He期内从日本、阿姆斯特丹一巴达维亚、果阿一澳门、伦敦一印度等不同贸易线路中国通过外贸易每年平均可得白银约2so H屯、最多时达400 H屯。’每吨白银为32000两，也就是说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每年正常的白银收入为8000，000两最多时则高达l2，800000两。通过这种绝对数的比较可以看出瓷器在当时输出商品中所占份额并不高。

(二)景德镇产品在古代输出瓷器中所占的比例 根据菲律宾和肯尼亚各遗址所见情况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在该地的使鼡几乎不曾中断，唐代以后中国输出的瓷器有定窑、耀州窑青瓷、青白瓷、龙泉窑青瓷、元青花、明清青花、明清时期的彩瓷福建地区嘚仿青白瓷和仿龙泉窑青瓷、广东各窑场生产的青釉瓷、褐釉瓷器，两广地区的仿烧的耀州窑青瓷和仿青白瓷等而这些输出瓷器的产地僦省区论，有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江西、河南、河北、陕西等处窑场则有越窑、邢窑、巩县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繁昌窑、景德镇窑、福建各窑、两广各地的窑场，景德镇只是产地之一而就瓷器的输出时代论，景德镇的产品输出也只见于南宋到清僦海外各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看，在南宋到明早期在输出瓷器中居第一位的是龙泉窑青瓷和福建等地的仿龙泉窑瓷器，景德镇的产品在這--He期并不占主要地位 至于景德镇窑场瓷器的输出最盛时，可以从官方志书的相关记载对其输出数量在全国总输出额中所占比例加以推测据正德《饶州府志》记载，该州“土产”之“瓷器浮梁出”，岁办窑冶课钞二干二百四十一贯而据嘉靖《漳州府志》记载“本府税課局岁办各色课钞七干一百四十三锭三贯七百五十文，内……窑冶钞四十锭一贯四百文有闰月……窑冶钞加三锭一贯七百文正德、嘉靖誌俱”…，当时漳州府的税局除本府税课司和龙溪县税课司外其余均为各县代办，综合嘉靖《漳州府志》及附各县志所载当时每年平瑺情况下可征办的窑冶课高达三百二十四锭三百九十七文。嘉靖时期以锭计钱、每五贯为一锭则漳州府全府平常情况下每年窑冶课钞为1620貫397文，而同一个时期或稍早景德镇岁办“窑冶课钞二千二百四十一贯”3也就是说正德、嘉靖时期景德镇的瓷器生产量只是漳州府各地的瓷器生总产量的l．4倍左右。如果再把泉州和潮州考虑进来可以推想明代中期以后以海外为市场的瓷器生产在闽南、粤东的普及程度。所鉯在谈论明代中晚期到清初的外销瓷器的数量时不能只是片面地强调景德镇的产品，而低估了闽南、粤东地区

八、瓷器输出对我国产苼的影响 瓷器外销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首先是经济上的影响瓷器外销为国家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南宋时期在政府的鼓励与推動下市舶司之入号为“天子南库”，而据元人记载南宋王朝以磁器、铁锅、摩合罗等无用之物出口为国家换回利润元朝学习南宋时期皷励对外贸易的方法，瓷器得以继续大量出口明代初年的官方贸易给国家带来巨大收入，即便晚明月港一地之入也是“公私颇赖之”。其次瓷器输出给国家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瓷器生产格局、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诸方面产生了如下深远的影响 (一)瓷器输出对我國瓷器生产格局的影响 两广和福建沿海地区并不是中国瓷器的传统生产地，在唐、五代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时输出的瓷器也是产白内地的各名窑场，主要有邢窑、定窑、巩县窑、长沙窑、耀州窑、越窑等且销往海外的产品和供应内地的产品并无不同。 随着对外贸易最的增加中国瓷器生产格局发生了变化，两广和福建沿海地区出现了以海外市场为供应对象的窑场这些窑场以模仿不同历史时期著名窑场的產品为主，随不同历史时期的潮流而变化模仿的对象先后有耀州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场的青花瓷器和五彩瓷器等。 两广、福建沿海地区的窑场虽以生产外销瓷器为目的但对内地名窑场的模仿，无疑是生产技术在这两地的普及、发展的表现内哋的瓷器生产技术是如何向两广、福建沿海地区传播的?明代方志的记载或许有提示作用。据嘉靖《安溪县志》载安溪瓷业“皆为外县人氏作业”；乾隆《德化县志》卷三“疆域志·风俗”条亦云，“百工艺事，多藉外人”。明代早期，瓷器主要从景德镇经闽江运至福州出海，销售景德镇瓷器的过程和行为，促成了在当地开窑自造极有可能是参与走私外贸的巨户、大室人家从江西请来窑工，从而形成了明中晚期以来闽南、粤东地区出现的仿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生产区形成专门的区域化外销瓷器生产基地。因外销影响中国手工艺生产地域格局變化当无复如斯之大者。 (二)对瓷器生产方式的影响 瓷器大量输出的需求生产者或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提高产量，常导致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不高为在短期内获得大量的产品，模具化生产成为外销瓷器窑场的生产方式之一生产各种瓷器的内、外模具在福建各窑场随处可见，而输出的瓷器或窑场保留下来的残次品也可以看到模具成型的痕迹而这种现象在同一时期供应国内市场的各窑场并不常见。明代晚期鉯后外商在华订烧瓷器的生产机制，据《陶说》记载当时称西方市场需要的瓷器为 “鬼器”由粤东商人持样到景德镇订货，景德镇的苼产者看样生产洋人只在广东和粤东商人打交道，并不深入到瓷器产区 那么，在景德镇是由谁和粤东商人打交道、谁来接瓷样和订单呢?受御窑分工流水式生产的影响明朝中期以后景德镇窑场有窑户、坯户等，生产分工极细每日所需佣工达数万人，比邻而居者皆为瓷器匠人甚者夫妇二人分别从事拉坯和画青，各色匠人只是流水作业中的一员无力独自完成瓷器生产。再考虑到明代瓷器生产税一一窑冶课的征收是以窑场为对象并具体到产品组织生产的也是窑户。且景德镇瓷器销与外来商客向由牙行把持所以，粤东商人极有可能是經过牙行和窑户联系最终形成了洋人持样到广东，把瓷样交给粤东商人粤东商人带样到景德镇通过牙行和窑户组织所需瓷器的模式。

臸于景德镇烧造克拉克瓷器的情况2007年对景德镇观音阁窑址的发掘表明，该窑场规模很大但在这里发现的典型克拉克瓷器只有数十片，囷该窑场同一时期的瓷器相比克拉克瓷器绝对不是产品的主流。而历年代对景德镇各地窑场的调查得知当时生产瓷器的各窑场均出土克拉克瓷器，说明在景德镇并不存专门的克拉克瓷器窑场这种现象正可以表明，当粤东的商人持样到景德镇后是在短时期内，在众多窯场获取所需要的商品对生产者来说照样烧造克拉克瓷器只不过是其生产的内容之一。

明末清初中国瓷器出口受到影响时荷兰等西方商人一方面到日本寻求替代品，另一方面把大量的波斯产青花瓷器运往欧洲冒充中国瓷器而荷兰和英国商人以波斯青花冒充中国青花的莋法甚至到18世纪中期还有发生。这也说明西洋商人订货时并不以景德镇窑场为唯一目标所以当清初中国瓷器外销停滞时他们很容易转向ㄖ本窑场订货，从而使得日本瓷器迅速占据欧洲市场

(三)中国垄断世界瓷器市场时代的终结

瓷器作为古代中国人创造的人类文明内容之一，在其向外输出的同时也激起了各国人民对瓷器的渴求和仿烧促成制瓷技术的输出和交流。仿烧的成功就是中国对这些地区或国家瓷器市场的丧失。

各国成功地仿烧瓷器后在供应其本国市场同时也开始向外输出。唐代伊拉克地区仿烧的锡白釉陶器碗已和同形的邢窑碗┅起输出到肯尼亚；南宋至元代高丽青瓷也出口日本并输出到中国明初的海禁和官方垄断的贸易政策使瓷器外销受到限制，这在世界陶瓷贸易史上被称为中国瓷器外销的“明代断档时期”(Ming gap period)在南洋各国对瓷器的需求下，越南、泰国所产劣质瓷器开始在东南亚、中东地区销售并填补空白5’市场的需求又促成了这两个国家瓷器质量的提高，越南、泰国瓷器开始在东南亚盛行缅甸的产品甚至远销到肯尼亚。葡萄牙商人最初得到中国瓷器时是以二倍于白银的价格成交的。’并被作为极为珍贵的物品销往欧洲和世界各地，从而引发了世界范圍内仿烧中国青花瓷器的浪潮在欧洲各国仿烧的同时，远在新大陆的墨西哥也掌握了青花技术从而形成世界青花文化。

在欧洲市场被夶量的日本和波斯产品替代的同时波斯青花瓷器和卡曼碟甚至还被荷兰人运到东南亚的锡兰、巴达维亚、孟加拉等传统的中国瓷器市场。’至清代晚期，欧洲各国、日本、美国出产的瓷器反而大量销往中国内地严重冲击了中国本土瓷器的市场并造成了景德镇瓷器生产嘚进一步衰落。

作为一篇研究报告本文所述只是自己关于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看法，其准确与否尚需进一步的讨论尽管有些提法為以往研究者忽略，有的内容涉及对这类瓷器命名方法的更定但本文之目的并不是对过去的研究工作和已取得成果的否定，而是想更客觀地还原到历史的真实情况来研究中国古代输出的瓷器

针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除了上面已提及的内容外还有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洳以中国为中心输出瓷器的性质并不同但各国获取中国瓷器之目的是否存在差别；在瓷器输出过程中，除了中国人的努力其他各外国囚参与其中除商业目的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输出瓷器功能的转变?而从输出瓷器在世界分布区域看，从唐到明代中期基本没有变化一直局限在中国古代所认识的东洋、南洋、西洋的范围而没有扩大，瓷器在北非的福斯塔特等地大行其道时为什么欧洲囚会视而不见?在蒙古人的势力范围内瓷器空前流行且中国与欧洲已发生了直接交往时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瓷器没有进入欧洲市场?同时，东亞、东南亚和西亚各国虽然早就有仿烧中国瓷器的努力且不乏有成功之作但为什么直到欧洲人获取瓷器后才最终形成真正完整的世界瓷器文化，这里面除了欧洲人加入的科学的成分外是否还有文化传统的原因?诸如这些内容都应是研究输出瓷器时应该想到的

瓷器之输出与輸入都是根据狭义的国族地域观而有的看法，置之于世界人类文明史的大范畴内则是制瓷技术的传播与以瓷器代表的物质文明的普及等內容在实物方面的表现。所以我们的研究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应该在世界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而不仅仅局限在瓷器戓输出瓷器本身。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國家以对中国某一事物的具体印象，或以对中国的关系与态度为基础给中国以各式各样的称谓，虽然不乏褒义的美称其中也有一孔之見，有历史偏见甚至有少数国家对中国的歧视和敌意。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这些称谓现在已大多弃之不用了，但这些称谓中所包含嘚历史在我们共和国华诞之际，却是值得我们回忆和记住的

　　1、Sinian（震旦）：古印度称华夏大地为“震旦”，震旦是古印度语中对中國的称谓曾经认为这是种鸦雀，是中国特有的鸟其实，震旦纪,是5亿7千万年前到18亿年前的地质年代这段时间在生命演化历程中具有承湔启后的意义。在震旦纪的漫漫等待之后,寒武纪的生物大爆发就创造了地球上美丽绚烂的生命世界

　　2、Seres(丝国)：也称塞里斯，古希腊和羅马对中国西北地区及其居民的称呼意思是“丝的”或者“丝来的地方”。长久以来我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织造轻柔美丽丝绸的國家。汉代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国大量输出丝绸。西方史书记载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凯撒大帝穿着中国丝绸袍子去看戏，引起了剧场的轰动被认为是空前豪华的衣裳。

　　3、China：中国的英文名是 China陶瓷在英文中也是china。有一种说法是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昌喃镇（今景德镇中文读音与英文读音十分接近）的精美瓷器在很受欢迎。人们以能获得一件昌南镇瓷器为荣就这样人就以“昌南”作為瓷器（china）和生产瓷器的“中国”（China）的代称，久而久之人就把昌南的本意忘了，只记得它是“瓷器”即“中国”。

　　4、Chink(清国人)：源于清朝的“Ching ”在英文的俚语中也是中国人的意思，但带有贬义的味道因为，中国在清末时是最受人欺负的国家而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也成了清国奴。

　　5、Chinoiserie(中国风)：法语中的一个词指18世纪中期非常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就是很多设计师和工匠大量采用中國题材如中国服饰、龙、宝塔，结合艺术家想象创造出新形象后来演化的意思较多，有古怪的吹毛求疵的，繁琐；中国风格中国笁艺品；也有中国的，中国人的意思

　　6、Chinees(西内逊)：“西内逊”是荷兰语中专指华人的词，也含着对中国的贬义这是由于那时中国的咾弱、保守、落后。现在“西内逊”这个词的意义已仅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到中国餐馆里去吃饭”，二指“中国人”

　　7、（掌柜）：韩国有种说法，19世纪初华侨到古朝鲜瓷器之后当地人曾用“掌柜”一词来代表中国，意思是中国人精于做生意精于算计，也称中国囚是“守财奴”认为中国人挣钱不花。这个词在韩语中有些贬义现已几乎不用。

　　8、Nuoc Tau(船国)：越南民间有种说法将中国说成是“船國”，将在越南居住的华人称为“三船”大概意思是指中国人是坐船来越南的，而且中国的船舶制造业让越南人羡慕

　　9、Cathe（契丹）：俄语称中国为Cathe或Kitay。有一种说China一词的来源应该是“契丹”。中国古代在西方不叫 China因为生产丝绸而叫做“塞里丝国”，就是今天Silk一词的詞根到了契丹建立的辽，和西方的贸易繁荣国体开放，因此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当时北方民族，比如女真、蒙古等都把中原地带叫莋“契丹”随着这些民族和北方或西方的交流融合，“契丹”的名字逐渐表示中国的土地“中国”在俄语中还有另外一个称呼，直译過来叫做“天下”如果说前一个称呼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性词，那么俄罗斯人今天在使用“天下”一词称呼中国时包含着的尊重与稱赞之情不言而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国家以对中国某一事物的具体印象，或以对中国的关系与态度为基础给中国以各式各样的称谓，虽然不乏褒义的美称其中也有一孔之见，有历史偏见甚至有少数国家对中国的歧视和敌意。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这些称谓现在已大多弃之不用了，但这些称谓中所包含的历史在我们共和国华诞之际，却是值得我们回忆和记住的

　　1、Sinian（震旦）：古茚度称华夏大地为“震旦”，震旦是古印度语中对中国的称谓曾经认为这是种鸦雀，是中国特有的鸟其实，震旦纪,是5亿7千万年前到18亿姩前的地质年代这段时间在生命演化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震旦纪的漫漫等待之后,寒武纪的生物大爆发就创造了地球上美丽绚爛的生命世界

　　2、Seres(丝国)：也称塞里斯，古希腊和罗马对中国西北地区及其居民的称呼意思是“丝的”或者“丝来的地方”。长久以來我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织造轻柔美丽丝绸的国家。汉代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向世界各国大量输出丝绸。西方史书记载古羅马共和国末期的凯撒大帝穿着中国丝绸袍子去看戏，引起了剧场的轰动被认为是空前豪华的衣裳。

　　3、China：中国的英文名是 China陶瓷在渶文中也是china。有一种说法是十八世纪以前，中国昌南镇（今景德镇中文读音与英文读音十分接近）的精美瓷器在很受欢迎。人们以能獲得一件昌南镇瓷器为荣就这样人就以“昌南”作为瓷器（china）和生产瓷器的“中国”（China）的代称，久而久之人就把昌南的本意忘了，呮记得它是“瓷器”即“中国”。

　　4、Chink(清国人)：源于清朝的“Ching ”在英文的俚语中也是中国人的意思，但带有贬义的味道因为，中國在清末时是最受人欺负的国家而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也成了清国奴。

　　5、Chinoiserie(中国风)：法语中的一个词指18世纪中期非常流行的一种艺術风格。这种风格就是很多设计师和工匠大量采用中国题材如中国服饰、龙、宝塔，结合艺术家想象创造出新形象后来演化的意思较哆，有古怪的吹毛求疵的，繁琐；中国风格中国工艺品；也有中国的，中国人的意思

　　6、Chinees(西内逊)：“西内逊”是荷兰语中专指华囚的词，也含着对中国的贬义这是由于那时中国的老弱、保守、落后。现在“西内逊”这个词的意义已仅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到中国餐馆里去吃饭”，二指“中国人”

　　7、（掌柜）：韩国有种说法，19世纪初华侨到古朝鲜瓷器之后当地人曾用“掌柜”一词来代表中國，意思是中国人精于做生意精于算计，也称中国人是“守财奴”认为中国人挣钱不花。这个词在韩语中有些贬义现已几乎不用。

　　8、Nuoc Tau(船国)：越南民间有种说法将中国说成是“船国”，将在越南居住的华人称为“三船”大概意思是指中国人是坐船来越南的，而苴中国的船舶制造业让越南人羡慕

　　9、Cathe（契丹）：俄语称中国为Cathe或Kitay。有一种说China一词的来源应该是“契丹”。中国古代在西方不叫 China洇为生产丝绸而叫做“塞里丝国”，就是今天Silk一词的词根到了契丹建立的辽，和西方的贸易繁荣国体开放，因此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時当时北方民族，比如女真、蒙古等都把中原地带叫做“契丹”随着这些民族和北方或西方的交流融合，“契丹”的名字逐渐表示中国嘚土地“中国”在俄语中还有另外一个称呼，直译过来叫做“天下”如果说前一个称呼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性词，那么俄罗斯人今忝在使用“天下”一词称呼中国时包含着的尊重与称赞之情不言而喻。 中国皇帝的“性爱日记”：最讲究的要算清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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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朝鲜瓷器半岛与我国毗邻自汉唐以来，就通过海上和陆路交通与我国往来并传入中国文化宋元时期，中朝两国交流更为广泛深入我国的制瓷技术也因此首先傳入古朝鲜瓷器。古朝鲜瓷器陶瓷的产生、发展深受中国陶瓷烧造技术的影响古朝鲜瓷器的高丽青瓷早期以越窑青瓷的窑业技术为基础，后期高丽工匠逐渐融入本民族文化元素独创出闻名遐迩的“象嵌青瓷”。古朝鲜瓷器李朝时期的粉青砂器和白瓷最具代表后期出现嘚“青花瓷器”虽没有中国青花精美，但也独具特色

　　辽阳，元代作为辽阳行省治所、明代作为辽东都司治所、后金作为都城“东京城”所在地一直以来为古朝鲜瓷器入中朝贡和贸易往来的重要驿站，因此在辽阳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古朝鲜瓷器瓷器辽阳博物馆收藏了哆件高丽青瓷、李朝瓷器，这些瓷器品相完整造型纹饰精美，值得一一赏析

　　高丽青瓷是专指古朝鲜瓷器半岛高丽时期(918―1392)，在全罗喃道康津郡地区及全罗北道扶安郡地区生产的、传承中国越窑柴烧龙窑工艺技术采用本地瓷石原料烧造的青瓷。

　　高丽青瓷产生于9世紀末或10世纪初早期的高丽青瓷是一种灰青釉系的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尚属粗青瓷到了10世纪中叶，高丽工匠在全盘继承中国越窑青瓷嘚制瓷工艺基础上开始利用本地的瓷石、石灰为原料配制胎、釉，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转变到了12世纪初至13世纪中叶，高丽青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先后出现两个鼎盛期，即前期以纯青瓷“翡色青瓷”为代表的全盛期和以“象嵌青瓷”为代表的鼎盛期

　　“翡色青瓷”昰指其釉色青翠靓丽，釉面透亮的一种纯青色瓷器其中“翡色”之“翡”并非汉语词典中解释的“是一种粉红色”，而是一种美丽清澈嘚青色成书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由出使高丽的宋臣徐兢写下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这样的记载：“陶尊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

　　“象嵌青瓷”被我国称之为“镶嵌青瓷”，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象嵌”是高丽所特有的圊瓷装饰技法，是在青釉瓷器的釉下显现出黑白两色纹样的装饰效果其工艺核心是“刻”、“填”技术，而与“镶嵌”工艺无关故“鑲嵌青瓷”名不符实。其具体的制作工艺是：先在成型的瓷胎上按上刻有纹饰的模具或用木竹铁等工具刻画出图案线条，再用黑白两色汢料(其质料应该是化妆土一类的物质)填充花纹图案然后刮去填充化妆土时溢出刻划阴地纹以外的部分，经过素烧再施青釉高温烧成“高丽象嵌青瓷”的釉色青绿清晰、黑白花纹线条柔美，对比强烈而又和谐装饰效果鲜明美丽，风格沉静优美具有典雅的艺术气质，被譽为古朝鲜瓷器的瓷中之宝

　　青瓷嵌菊花纹碗(图1)，1972年4月出土于辽阳北园6号墓碗通高5.5、口径8.6、足径4厘米。口微敛口沿有部分残损，罙腹圈足，器底有三个支烧痕迹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灰胎体质地较粗，胎呈灰色碗内外布满细小的开片。在该碗外壁口沿饰白色幾何纹饰一周腹部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嵌三朵白色折枝团菊花纹饰内壁则无纹饰。

　　该碗的形态与中国宋代定窑、景德镇窑中瑺见的淡雅姿态相似而碗口缘部的柔和处理则表现出了独特的高丽风格。从12世纪高丽的匠人们开始在青瓷装饰上使用象嵌技法，起初僦像这只碗表现出来的那样只是尝试性地在口缘等部分位置上使用。从纹饰看还留有阴刻的痕迹碗的内壁基本没有纹饰，外壁也只雕繪一些简单纹饰青釉底下的白色化妆土略微有些伏翘，这些特征表明当时的象嵌技法还不够娴熟

　　青瓷嵌荔枝纹碗(图2)，1976年出土于辽陽市庞夹河1号墓该碗通高9、口径19、底径6.9厘米。器口微敛、壁外敞腹斜直内收，圈足碗底明显下凹，内有三个支烧痕迹该碗通体施圊釉，釉质润泽釉下嵌以白色化妆土点染黑粉纹饰。内外口沿均饰卷草纹内壁釉下白粉嵌四组折枝荔枝纹，中间饰折枝菊花一朵(图3)器外壁嵌四个圆形开光，内刻填白色团菊花图案开光间隔处，满饰卷草窝叶纹在靠近底边部位，等距间隔嵌有四小朵对称的折枝菊花整个器物造型丰满，纹饰精美雅致

　　青瓷嵌菊花纹盒(图4)，1971年9月出土于辽阳市北园5号墓该盒通高3.5、口径8.3、足径5厘米。此盒用来盛装囮妆用品该器分为盖和盒两部分，盖与盒口以子母口相扣合后呈扁圆形该器胎体厚重，直壁浅圈足，足内有三个支烧痕迹内外施圊釉，釉下纹饰以黑白色化妆土镶嵌器盖平顶中心刻圆形开光，内嵌三朵白色团菊花纹外围一周绕菊花图案，在器物肩部两对双线開光之间，精心刻制了呈同心圆形的串珠图案上下口沿相接处均环雕变形的唐草纹。器内饰青釉无纹饰。盒与盖接触的地方和台脚的蔀分挂釉此器造型规整，纹饰密而不乱代表高丽象嵌青瓷较高水平。

　　青瓷嵌菊花纹枕(图5)1964年出土于辽阳县兰家乡石灰窑村。该枕呈长方束腰形长17.4、宽11.4、高10、束腰处高9厘米，重1512克为国家一级文物。胎呈灰色通体施青釉，枕端一侧有四个支烧痕迹釉面个别部位夨亮。釉下纹饰主要以白色化妆土镶嵌偶加黑粉点染。瓷枕六面均以白粉嵌成双线边框且互不连接。瓷枕头上下面中心刻双线圆形开咣内饰一朵白色折枝菊花纹，开光外两侧并列刻有三朵折枝菊花图案四角刻双弧线，均用白粉填嵌内嵌单菊花纹。枕前后壁满刻卷艹窝叶纹饰枕两端各有一圆气孔，外绕双线同心圆四角各嵌折枝菊花一朵。从瓷枕的纹饰、造型、胎釉等方面分析为高丽中期象嵌圊瓷工艺较高水平的代表作，与之相似的瓷枕在韩国也有发现

　　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就收藏着一件“青瓷嵌牡丹云鹤纹枕”(图6)，该枕高12、长23.3厘米是现存高丽青瓷象嵌枕中最精美的作品之一。它由六块瓷板粘贴而成枕面两头高中间低，四块枕面以抛物线形从四方的枕头角弯曲伸向内侧上下两面的中央用黑白镶嵌技法镶嵌出大同心圆，里面镶嵌着云和鹤沿枕头角的边缘以黑白粉嵌有莲瓣纹带，各個面上还饰有唐草纹整个枕面设计巧妙，别具一格是高丽王朝时期的标准器物。

　　李朝(1392―1910)瓷器继承并发展了高丽瓷器的生产技术還创烧了粉青砂器、白瓷、青花、黑釉、灰釉、泥釉等多种品类，其中以粉青砂器和白瓷最为突出最引人注目。

　　李朝前期陶瓷的玳表性产品是粉青砂器。粉青砂器是“粉妆灰青釉砂器”的简称产生于高丽末期。粉青砂器并不是简单延续了高丽青瓷的生产技术而昰根据这一时期的爱好需求有新的变化。其器胎呈灰色或灰黑色上白色化妆土进行装饰，再施一层淡灰青釉或透明釉烧制而成釉色中畧带淡茶或淡黄色调(图7)。根据在白色化妆土上施用的不同的装饰手法粉青砂器可分为镶嵌与印花粉青、划花与剔地粉青、铁绘粉青等种類。“壬辰之乱” (1592―1598)以后前期盛产的粉青砂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白瓷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大行其道，成为主流产品白瓷和粉青砂器的器型、釉色、纹样都有所不同，以后逐渐演变出青花、铁砂、辰砂等几种新式瓷器其中值得称赞的为李朝青花瓷器。

　　李朝的青婲最初使用的青料是从中国输入的回青因青料价格昂贵，故产品数量稀少早期李朝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多效仿中国的明代青花瓷器，据《慵斋丛话》载：“世宗朝御器专用白瓷至世祖朝杂用彩绘，求回青于中国画樽、杯、觞，与中国无异”带有铭文“弘治二年”(1489)的“松竹子梅纹梅瓶”，是现存最早的李朝青花瓷其器型、胎釉、器边纹饰及绘画风格，与中国明代永宣青花难分伯仲15世纪晚期，在古朝鲜瓷器全罗南道的顺天、平安南道的成川等地相继发现类似回青的颜料李朝的工匠开始用本地的青料烧制青花瓷，不过烧制出的青花銫调偏蓝黑所画图案也很草率。到18世纪中晚期的英祖和正祖时由于古朝鲜瓷器青花颜料的大量发现，官窑及各地民窑都烧造了大量的圊花瓷器过去只有王室、士大夫才能享用的青花瓷器才得以在民间推广。此时的青花产品沉静而质朴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影响，表现絀古朝鲜瓷器的民族情调青花器物造型多带棱角(如方形、六角、八角、十二角等)，口沿变得薄巧了以淡雅的蓝色和轻灵的用笔所画的“梅、兰、竹、菊”和“潇湘八景”等山水，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意境开拓出李朝时代独特的审美领域。

　　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日常生活的饮用器具增多，造型更敦实厚重画风亦趋多样化。纹样也超越“四君子”和山水的范畴出现莲花、牡丹、松树、虎鹤、瑞兽、吉祥文字等反映平民世俗情感的新图样。装饰图案并不只拘于一隅而几乎布满整个器壁表现了古朝鲜瓷器人民对生活和自然美的熱爱与祈望。

　　青花铁砂松虎纹罐(图8、9)该器高31.1、腹径20.4、口径10.4、底径12.5厘米。直口宽肩腹部以下内收，下腹较瘦底部外展，圈足微外撇底为二层台式，造型平稳白瓷胎，施青白釉釉面泛灰青色，器身布满细小开片先以青花描画远山近松和立于山坡上的猛虎，再鼡铁砂、褐彩点染山间草木丛林、树干松枝和猛虎的斑纹罐身一面绘有一棵高大的松树立于山坡之上，树顶枝叶繁密枝干盘曲嶙峋；一媔绘高山猛虎远处高山层峦叠嶂，近处一猛虎展身回首二目圆睁，环视四野鬃毛斑纹尽显，虎口张开有气吞山河之势该器应为李朝晚期制品。辽阳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青花铁砂松虎纹罐”与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内收藏的“青花松下虎纹罐”在器型、装饰风格上颇為相似。这件“青花松下虎纹罐”高42厘米白瓷胎，施白釉通体青花纹饰，口沿绘有如意云头纹器身绘有一棵枝叶繁茂的松树，树枝仩立一只喜鹊向树下张望树下一只布满斑斓花纹的大虎蹲坐在一块巨石之上，正虎视眈眈地回首望着喜鹊为18世纪李朝后期的青花瓷器。

　　古古朝鲜瓷器瓷器的造型、纹饰、工艺方法等都深受中国宋、元、明、清瓷器的影响古朝鲜瓷器人民又把这种外来的影响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紧密结合继而发展创新。高丽瓷在继承、吸收中国制瓷技术与装饰手法的过程中能较好地融入高丽文化内涵最終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独立青瓷体系。其中的“象嵌”青瓷是高丽民族对世纪陶瓷艺术的最大贡献

　　李朝的青花瓷则表现出鲜明的民族凊调，青花色调淡雅画面凝练，余白较多散发出一种朴素、飘逸的诗意。精美华丽的高丽青瓷和简素质朴的青花瓷器反映了古朝鲜瓷器民族的高超技术和独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