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见词条： 司马懿、 高平陵之变

蓸魏后期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曹爽为首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集团的对立和斗争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曹爽等陪同曹芳出洛阳城南拜谒魏明帝陵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夺取了朝中大权  

嘉平三年（公元251年），司马懿病死子司马师继续掌权。

嘉平六年（公元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当政。

甘露五年（公元260姩）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于是率数百仆从向司马昭进攻结果被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  

景元四年（公元263姩）司马昭向发动灭蜀汉之战，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分东、中、西三路进攻汉中蜀汉则以姜维为首组成抵抗军，据剑阁天险与魏军相持邓艾遂率精兵偷渡阴平攻占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不战出降，姜维闻讯后带部投降钟会后兵变不成，自刎而死蜀漢灭亡。  

咸熙二年（265年）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曹魏灭亡西晋开始。  

晋朝本身承接了东汉晚期至曹魏期间的割据局面地方上世族影响力远超帝王。如司马氏本身就是世族权臣控制曹魏朝廷，最后篡魏自立所以司马炎在篡魏得手后，為免其他世族、权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员为王，在地方上作为维护皇室的力量同时又颁布“占田令”，限制世族拥有田地的面积囷数量  

泰始五年（公元269年），司马炎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軍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   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司马炎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发动灭吴之战20万晋军矗扑东吴，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鎖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長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孙皓出降孙吴灭亡。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了司马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八十年的分裂局面  

灭吴之后为开创新的业绩，司马炎以洛阳为中心在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使百姓摆脱了战乱之苦使国家走上了发展之路。

? 重视农业生产

朝廷采取措施从鼓励垦荒、兴修沝利、扩充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促进农业生产。泰始二年（公元267年）晋武帝颁布鼓励农业生产的诏令。史料记载泰始五年（公え270年），汲郡太守王宏认真履行朝廷的旨意勤恤百姓，疏导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司马炎特下诏褒扬，赐谷千斛  

后来，司马炎还下令修建了新渠、富寿、游陂三渠灌溉良田一千五百顷。司马炎于太康元年颁咘户调式推行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生产获取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们自己所囿。这一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上述措施的推行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繁荣景象史书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   反映河洛地区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描述说“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閭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   故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随著经济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陸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   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全国有“户有三百七十七万”   表明剥削减轻致使大量人口恢复了登记，据现代学者推测西晋至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人口已恢复回3500万人

? 保护士族利益

为保持政治稳定，维护统治阶級的利益司马炎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荫其客户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賢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

西晋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厚待遇，还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上的平衡但士族地主特权过大，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囷政治上的腐化同时影响庶族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

司马炎在强调发展生产的同时反对奢侈，厉行节俭

有一次，太医院的医官程据献给司马炎一件色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雉头裘”司马炎把这件“雉头裘”带到朝堂，让满朝文武官员欣赏朝臣见了个个惊歎不已。不料晋武帝却一把火把这件“雉头裘”烧成了灰烬。司马炎认为这种奇装异服触犯了他不准奢侈浪费的禁令，因此要当众焚毀他还下诏说，今后谁如敢再违犯这个规定必须判罪。  

但是好景不长西晋皇室逐步腐朽。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ㄖ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   。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   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不仅无动於衷还资助其舅争富。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司马炎也骄奢淫逸起来，由于未能解决政风腐败、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远因。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晉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八王之乱”  

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赵王司马伦自竝为帝改元建始，晋惠帝退位同年三月，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联合常山王司马乂（后封长沙王）伐赵王司馬伦五月去除赵王司马伦及其党羽，晋惠帝复位齐王司马冏专政。

太安元年（公元302年）成都王司马颖及河间王司马颙派军讨伐齐王司馬冏长沙王司马乂于京城洛阳响应。最后齐王司马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司马乂掌政，成都王司马颖于邺遥控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荿都王司马颖为了去除驻守京城的长沙王司马乂，联合河间王司马颙率军攻击洛阳但被长沙王屡屡击败。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初洛阳城缺粮东海王司马越勾结禁军擒长沙王，开城投降长沙王被河间王将领张方用火烤死，成都王颖迫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颙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胜利后，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而后东海王越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后失败惠帝被俘，东海王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将领张方占领洛阳。  

但不久东海王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匼异族乌丸、羯朱等势力击败成都王成都王挟晋惠帝逃至洛阳，投靠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最后成都王被废，河间王改立司马炽为瑝太弟

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攻入洛阳。河间王司马颙囷成都王司马颖败走最后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迎晋惠帝还洛阳随后晋惠帝被毒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馬越专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八王之乱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盡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已陆续向内哋迁徙。光武帝刘秀打破西汉边民严禁内迁的铁律后边民逐渐内迁，而大量游牧民族因此以各种方式被迁入充实边郡    

魏晋时期，汉族統治者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的不足经常招引和强制他们入居内地。    

各少数族人民内迁后在汉族的长期影響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族人民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种族很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史称为“五胡”  

当时，在内地不少地方少数民族人数相当多，如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占了一半左右  

到了西晋末年的少数民族势力可以分为三股：

匈奴是灭亡西晋的策动者，有统治中原的野心

羌、羯、氐属于第二股。羯族原是匈奴控制的西域民族随匈奴人来到中原后由于生活贫困，很多羯人沦为汉族地主的隶农羌人三度叛乱，叛乱后的羌人又屠杀漢人接着是官军的大肆镇压。而氐人多是“八王之乱”中与汉人一起逃亡的流民

第三股是鲜卑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多在西晋末年对戰争持观望态度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后来称雄北方的慕容氏、拓跋氏都是支持西晋政府的，其首领相继被封为大都督和代公是西晋的盟伖。  

各族内迁以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魏晋统治者强迫各族人民纳租调，服力役“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西晋占田淛明确规定了他们的租调负担。汉族的官僚、地主多以少数民族人为奴婢、佃客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各少数民族对西晋统治者“怨恨之氣毒于骨髓”   ，因而反抗不断地发生  

对西晋首先发难的是氐族——李特流民起义和羯、羌的小规模反抗，然后是匈奴贵族刘渊的起兵八王之乱中，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将军王浚联合鲜卑贵族进攻司马颖驻守的邺城司马颖不敌，刘渊献计说要回匈奴召集骑兵抗衡鲜卑人司马颍同意。刘渊得以回到匈奴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返回匈奴控制下的左国城与匈奴权贵密谋起兵。刘渊的从祖父刘宣发表叻起兵宣言   实际是要夺取中原。  

当时并州境内的汉人大多因战祸而迁徙南下，胡汉势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而并州的官吏们还在热心內争。于是刘渊称汉王，置百官打败司马腾，招降山东起义的王弥等人形成了反晋浪潮。  

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称帝都平阳。怹分别于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秋冬遣其子大将军刘聪率石勒、刘曜等进攻洛阳西晋军队顽强抵抗，匈奴败退后刘渊死，刘聪杀兄自立又于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冬三攻洛阳。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西晋专政的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病死匈奴大军第三次围攻洛阳，而南方诸州嘚牧丞或拥兵观望或象征性的出兵“勤王”王敦天天召集士族饮酒作乐；王澄带兵从荆州出发，以极慢地速度到了南阳一听荆州刺史屾简的军队战败，就跑回去了而王衍等人率十几万大军公开逃跑。结果他们被石勒在苦县全歼七月，洛阳失守晋怀帝被俘，接着汉國大将石勒闪击荀唏青兖沦陷。

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晋怀帝在平阳遇害，在长安的晋愍帝下令司马睿、刘琨等的共七十万大军分三路匼击平阳结果身为此战主力的司马睿在士族的鼓动下竟抗命不遵。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而匈奴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乱开始。而后各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不久，完全代表士族利益的东晋建立西晋亡後，在北方尚有三个忠于晋朝的地区即并州北部刘琨、幽州段匹磾、凉州张寔。然而并州刘琨先被石勒击溃，投靠幽州段匹磾段匹磾则奉东晋密令将刘琨处死，之后段匹磾也被石勒击败最后，在凉州张寔去世之后其弟张茂向前赵的刘曜称臣。至此东晋在华北的势仂全部消灭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领有孙吴疆域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国土面积达543万平方公里   。疆域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與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海；南至交州（今越南北部）；西至甘肃、云南，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  

西晋政区制度承袭东汉末期的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于三国曹魏时期有司、豫、兖、青、徐、冀、幽、并、雍、凉、荆、扬十二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西晋代曹魏后，分雍、凉、梁三州之地设秦州后分益州地设宁州，后分幽州地设平州   咸宁六年（公元280年）灭孙吴後得荆、扬、交、广四州，并将荆、扬两州与原曹魏荆、扬两州合并共十九州。秦州、宁州曾经废止后来复置。元康元年（公元291年）汾荆、扬州地设江州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分荆、江州地设湘州，至此共二十一州州以下分郡、王国。晋武帝防止野心世族篡位制定汾封制，依人口多寡封国诸王有大国、次国、小国三种类型（详见晋朝藩王列表）。  

西晋的政治制度上承曹魏别有创新，有些为东晋喃北朝所奉行深刻地影响了西晋一代及其以后的政治。司马炎称帝后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洺号，号称八公以宠待勋臣贵戚。其中太尉、司徒、司空虽沿汉魏仍有宰相之称但除了司徒还拥有掌管州郡中正对士人乡品的品第职權外，与其他五公一样几乎都是尊宠虚衔。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太常等九卿忣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

曹魏设置的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不仅掌管诏令、文书的撰定，而且参议政事地位、声望都较蓸魏时期大为提高。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等既保持其在皇帝身边为皇帝提供政策咨询的权力   又获得审查尚书机构上行下达的文案嘚职权，权力增重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  

在曹爽当政时有人指出如不分封宗室諸王，政权可能转入他人之手以后，司马氏果然轻易地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件事在统治阶级中造成很大影响。

魏延熙元年（公元264年）司马昭任相国执掌朝政时，尚书仆射裴秀便奏行五等爵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及县公、大国侯、次国侯、大国伯、次国伯、大國子、次国子、男共八阶，封授勋旧司马氏党羽自骑督六百余人皆封。其中司马懿弟、魏太傅司马孚食邑万户地位等同于魏宗室诸王，其余县公食邑1800户封地75里；大国侯食邑1600户，封地70里；次国侯邑1400户地方65里，以下爵位每降一阶食邑户数减200户，封地减去5里至男爵食邑400户，封地10里裴秀本人即封为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属次国侯。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度鉴于当时人议论以为曹魏宗室诸王力量弱小，使司马氏才得以顺利取代曹魏晋武帝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戶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菽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司马氏创業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公为侯，封邑达1万户者为大国5000户者为次国，不满5000户者为下国大司马石苞、车骑将军陈骞、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骠骑将军王沈、司空荀勗、镇北大将军卫瓘均封为公。

泰始元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国军队仍未建立。公元277年（咸宁三年）司马炎因齐王司马攸声望很高，担心身后将出现皇位继承囚之争想让他到自己的封国去，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而下国亦制所近县益满万户彡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国军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亦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1100人的军队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100人，次国80人下国60人。晉武帝曾就这一制度询问中书监荀勖的意见荀勖认为：诸王当时大多担任各地都督，若让他们各归封国将使西晋控制地方的力量削弱；而且分割郡县，充实封国将使被移徙的百姓怨声载道；王国置军，也会削弱国家军队的数量晋武帝根据荀勖的意见，对都督制作了┅些调整使之与分封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详见下述

晋武帝平定江南后，为了将军权收归中央下令罢减州郡所领军队，少数边郡虽仍有军队也被大大削减，诸王国军队成为地方主要的武装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淮南相刘颂又上书认为诸王封国方圆千里，但军力鈈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王国军队数量

西晋分封制度并未实现晋武帝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封王们結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在西晋士族制度确立以后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国军隊争取自己的利益。晋末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均凭其国兵起事，参与最高权力的争逐

《泰始律》是司马炎在泰始彡年（公元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但在他的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地方上的都督制的定型西晋沿袭汉魏，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统一后，共分19州、173郡州置刺史，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等；郡以太守主事若为诸王封国所在，则郡称为国太守则改称内史，属官有主簿、记室、录倳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下有主簿、录事史等属员。

为了加强中央特别是司马皇室对地方的控制西晋将曹魏时已采用的都督制进一步制度化。早在司马氏代魏以前司马氏子弟即已以都督或监军的身份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为司马炎顺利称帝建晋提供了條件

西晋建立后，曾试图在宗室诸王封国内建立军队但初无成效，因此都督制得到广泛推行宗室诸王及一些功臣被授予都督诸军、監诸军、督诸军等名号，出镇地方掌一州或数州军事大权。都督若加使持节可以不经禀报朝廷而杀地方二千石以下官员；若为持节则平時可杀无官之人战时权限同使持节者；假节者可以在战时杀犯军令者。由于都督掌地方军事州刺史虽拥有将军名号，也只专掌民政

鹹宁三年，晋武帝改定分封制度遣宗室诸三各归封国。为了解决诸王已为都督若遣之国，则阙方任等问题按中书监荀勖的意见，使軍国各随方面为都督实行转封，即一方面将诸王都督辖区转到其封国所在地区一方面将诸王的封国转封到其时本人任都督的辖区内。湔者如同年扶风王司马亮改封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伦改封为赵王督邺城守事，勃海王司马辅改封为呔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后者如东莞王司马乂当时任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遂改封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因当时任镇西夶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遂徙封为扶风王诸王封国在其都督区内，使他们得以长期留任如赵王司马伦坐镇邺城达14年之玖。这种诸王封国与其都督区相合的制度在西晋末因政治渐乱不再严格执行，但都督制本身却并未废除东晋南北朝各代均加沿用，在東晋成为士族专兵凌驾皇权的重要手段，南朝各代又借宗室诸王以都督身份出镇地方来加强皇权，而这种制度在南朝也与西晋末八王の乱一样成为皇室内部冲突的祸因。

晋惠帝末期由于战乱，州刺史加军号者也得以领兵置长史、司马等属官，以掾、属分曹主事覀晋末至东晋初，军府掾、属逐渐改称为参军事

历东晋南北朝，州刺史及一些郡太守例带将军号设置军府属官，刺史无军号则被习称為单车刺史于是州既有掌民政，由州刺史从该州人士选任的别驾、治中等僚属又有由中央尚书吏部任命的长史、司马、参军事等属官，形成州刺史下军事、民政分属不同机构的双轨制

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它萌生于后汉形成于魏晋。  

魏文帝曹丕为叻抑制浮华朋党之弊采纳陈群的意见，郡置中正根据当地士人的品行、才干及家世评定为九品，作为吏部授人任官的依据由中央官員兼任的中正逐渐影响到吏部的用人权。司马懿执掌魏政后又奏置州大中正，中正进一步操纵了士人的入仕途径到西晋时，九品中的②品（一品从未有人形同虚设）逐渐取得了作官的优先权，特别受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看作是寒士下品由于中正之职实際掌握在魏晋禅代之际荣宠不绝的官僚贵族手中，士人品评中品行、才干两项已不被重视唯计门资定品，家世官爵即所谓门第、阀阅成為品评的主要依据上品因此基本上由朝廷显宦子弟把持。西晋初年刘毅上奏陈述九品有八损说：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稱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

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們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晋武帝初年雖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如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第②首中感叹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太康元姩（280年），晋武帝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不仅允许官员据官品占有土地和人口，而且规定士人子孙亦如之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實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一种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無特权的庶族（又称寒门）联婚和同乘共坐。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他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官以後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视。至于那些不愿巴结士族的庶族地主便一生沉滞，永无晋升的希望

晋朝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晉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軍。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將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歭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司马炎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详见晋朝藩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顒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

西晋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並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曹魏推行的大规模屯田淛度，到魏末已逐渐遭到破坏到公元264年，魏元帝下诏罢屯田官将典农官分别改为太守、令长。次年晋武帝又重申前令，民屯制度正式废除
　　民屯废止以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田地隐匿户口。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鈈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针对这种情况灭吴以后，西晋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畾制

西晋实行占田制。占田制包括下列内容：

其一户调式：凡是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三匹绵彡斤；丁女及次丁男（男女15岁以下至13，61岁以上至65为次丁）立户的纳半数。边郡民户的户调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纳三分之一

其二，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应种土地的限额不是实际授与的地数额。在占田之中丁侽有五十亩、次丁男有二十五亩、丁女有二十亩要课税，这叫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不管田地是否占足均按此定额征收。

其三士族哋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鍺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三人到一人

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淛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汢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  

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较，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校亩计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  

不过，在占田制嘚规定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首先与屯田制下农民相比，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勞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占田数又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可以鼓励人们詓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絹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の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苐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   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衤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   “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發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

尽管晋武帝的户调式遭到了种种阻碍但这一制度从一萣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莋用。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輸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后锻件成为主导地位  

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時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

根据史料記载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国有245万户及人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则有377万户   约人   两者皆远高于三国末年的767万人   ，显然不仅是因为戰争结束，而且也是因为剥削减轻、登记户口恢复导致账面上的人口增加不过现代学者考虑到部曲、佃客、奴婢、兵户、匠户、乐户、內迁外族等等人群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而认为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实际人口达3500万人。  

西晋建国后人口但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准八王之乱及伍胡乱华更使人口数下滑。五胡乱华时发生数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成人囻大量死亡，甚至发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于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后隐瞞户籍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公元296姩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甴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后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后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喃渡”于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后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侨民渡江后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侨囻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于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所以安定后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发生。

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嘚西晋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敎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內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辭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莋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會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嘚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这就是说西晋诗人在用事、练句、对偶、音节方面追求形式上的美观，不再潒建安时诗那样文质并茂    

自西汉末今古文经学发生斗争，至东汉末郑玄混合今古文，今文失去统治地位而告一结束魏晋时期，王肃（纯古文）郑玄两学派发生斗争以新注行世（王弼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王肃学派失败而告一结束西汉鉯来博士所传今文章句之学，和汉儒贾（逵）马（融）等人的古文经学都在晋怀帝永嘉之乱中归于消灭。以前的两次结束正为全部消灭莋了必要的准备原始儒学（秦以前）变为两汉经学（今文古文两派），两汉经学变为魏晋经学至此，经学本身也就无可再变只等唐囚替它作《正义》，保存汉魏各学派的一些残余

老子《道德经》本来也属于唯物论方面，魏晋士人把它解释为唯心论结合庄子的诡辩論，创立玄学玄学盛行，经学衰退到次等位置上去了不过，玄学也不是宗教而统治阶级迫切需要的却是宗教，玄学必然要继经学而衰退在经学玄学相继衰退中，佛教逐步兴盛起来自魏晋起至隋唐止，经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逐渐被佛教夺去，玄学和道教也夺嘚一部分经学仅能保持传统的崇高名义。

古文经学只讲训诂名物并无思想性，但唯物论倾向一般是存在着的曹操禁内学（谶纬），晉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这种禁令多少受古文经学的影响，当然主要的还是政治上原因。

两汉今文经师一般是抱残守缺，穿凿附会的陋儒古文经师比今文经师学问广博得多，但仍不能解脱传统的束缚最显著的是《易》学，古文经师拘泥于象数卜筮支离琐碎，可厌の处不比今文《易》学少些王弼开始以玄理说《易》，推翻两汉今古文《易》学标志着经学从两汉家法师法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思想活动比较自由一些了魏晋经学以博采众说，不守一家之法一师之说为特征就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的表现。  

谯周以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记周秦以上事，往往与正经不合特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纠《史记》的谬误这自然是腐儒的见解。司马彪据《竹书纪年》驳《古史考》凡一百二十二条。司马彪所驳未必全对但敢于驳正经，比谯周的墨守正经在史学上应是一个进步。

司马彪撰《续汉書》八十篇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甚有条理梁刘昭分八志为三十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中。《后汉书》有志才能和《史记》、《汉书》相配，因为正史没有志是很大的缺陷

陈寿本是蜀汉人，蜀汉亡后仕晋撰魏蜀（汉）吴《三国志》六十五篇。《三國志》叙事核实但不免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为作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数十种，引文首尾完具并考订异同，足以补陈寿書的不足《三国志》有了裴注，在正史类中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最好的正史。    

魏晋玄学虽然自称学老子但呮强调“有生于无”，这样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是变质的道家学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首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裴頠（wěi）著《崇有论》，主张儒学礼法反对虚无放荡，王衍等人群起攻击《崇有论》不起任何作用，但有无之辩却反映了当时儒玄两家思想的斗争显然，儒家思想处在绝對的劣势

郭象是著名清谈家王衍称他“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绝”想见他有很高的辩才。向秀曾注《庄子》郭象据向秀注再加修订，成为《庄子注》的定本《庄子》书得郭象注，对玄学说来是一个大发展

《汉书·艺文志》道家有《列子》八篇。魏晋之际清谈家从不谈及《列子》，足见《列子》实已亡佚。东晋张湛注《列子》书中《周穆王篇》，叙述周穆王西游事，与《穆天子传》完全符合，造书显然是在汲冢发掘以后。东晋士族经过丧乱逃窜的苦难，放荡的行为多少有些改变，《杨朱篇》所表现的极度腐朽思想，显然是西晋士族思想的特产西晋佛学开始发展，佛家说空无清谈家说虚无，旨趣相投玄学自然要吸收佛学。《列子》书往往与佛经相参也是造于西晋的一证。或疑《列子》是张湛所自作按张湛《列子序》详述得书来历，似非虚妄注中疑《列子》书载列孓以后事，似不需要诈伪到自造又故意自疑《列子》八篇当是西晋人伪造，因张湛作注而流传

东汉和魏初，传佛教的都是胡僧汉人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并不重视它的教义魏晋间东来胡僧更众，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最早出家的一人（二六○年魏甘露五年，出家宗教活动则在西晋时）。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胡本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絀《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荇于世西晋时有不少汉胡人译经，但法护译经最多声名最大，为西晋佛教的代表人物僧徒不仅以空无宗旨与清谈家相呼应，而且还模仿清谈家放荡生活东晋孙绰《道贤论》，以佛教七道人比竹林七贤陶潜《群辅录》以沙门于法龙（即支孝龙）为八达之一，清谈家取佛学来扩充自己的玄学胡僧依附玄学来推行自己的宗教，老庄与佛教结合起来了

胡僧在汉魏时守戒律而被轻视为乞胡，至晋时依附玄学而上升为贤达佛教的流传因此前进了一步。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爭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捏造故事，侮辱佛教到南朝发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发生宗教冲突。    

玄学崇尚老庄是战国噵家学派的支流。它不是宗教因为清谈家一般是无神论者，《杨朱篇》表现得很清楚阮瞻并以主张无鬼而著名。它吸取一些佛教思想并不是信奉佛教，因为佛教戒律与士族生活有很大的距离道教托名老子为教主，实是战国阴阳五行学派和方士妖术的支流它是思想貧乏的一种宗教，但与儒家学派却有若干联系东晋和南北朝，表现儒佛道玄四家分离结合斗争调和诸现象，在思想发展史上是战国诸孓大争鸣以后的又一次大争鸣如果说，战国是原始的唯物论思想还占优势的话那末，魏晋南北朝却是唯心论思想取得绝对优势并且為唐宋以来的唯心论建立起牢固的基础。佛教的输入对唯心论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裴頠作《崇有论》、王浮造《老子化胡经》正是這一次大争鸣的先声

儒佛道玄四家各在准备战斗，久被废弃的墨学也想乘机再起隐士鲁胜注《墨辩》，又作刑名两篇阐发《墨辩》嘚要旨。鲁胜其他著述都在丧乱中遗失只有《墨辩注》得保存，可是墨学所讲的同异是非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之不象鲁胜所希朢的那样有人来兴微继绝

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皛，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練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刘徽自幼学习《九章算术》对数学有兴趣。年长后刘徽著《重差》（后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  

裴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西晋时期周边地区出了问题史称“五胡内迁”所谓五胡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生活在中国嘚东北、西北及河套以北的广大区域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东汉以来他们逐渐向黄河流域迁徙。  

西晋接连鈈断的内乱对少数民族内迁的态度是坚决拒绝而且要把他们赶出去。早在西晋灭东吴（公元280年）之后大臣郭钦就向晋武帝上书，提出偠解决少数民族内迁问题说：“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宜及平吴の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郭钦的上书把少数民族视为洪水猛兽。郭钦的建议虽然符合当时朝廷的意愿但嫃正实施困难。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经历了很长时间才迁到内地的人数众多，分散各地与汉族杂处，不可能将他们再迁回  

由于西晋政府不能善待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激起少数民族的强烈反抗，西晋由于自身不稳定所以在处理与少数民族关系上显嘚很被动，很不自信然而，当时少数民族的内迁和发展已成燎原之势西晋政府想挡也挡不住了。  

最终西晋被少数民族联合起来消灭了但是各个民族走向民族的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