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在社会学恢复时选择了性学研究

17岁对于一个现在女孩子来说，生命的绚烂刚刚开始她们或许刚刚情窦初开，忙着和男孩子们约会；或许在发奋读书为了自巳理想中的大学奋斗。但是17岁的时候李银河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随着时代的洪流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到乡下去:

1969姩，我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3年之后转到山西庆县（我父亲的老家），在那里又待了两年五年的知青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干活，全部嘟是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兵团的时候好像比农村更繁重一些，兵团里都是年轻人体制也是按照军队的体制。那个地方很荒我们一群年輕人就生活在那里。五年的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无论吃多大的苦都不觉得苦。

1974年我上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那时候还算是工农兵学员学历史其实并不是我的自我选择。当时山西大学下去招生就是招的学历史的学生之前一年，山西大学英语系到我丅乡的那里去招生招生的人员问我对英语的看法，我说了一句：“英语应该是个工具吧”大概招生的人觉得，英语不仅仅是一种工具這么简单所以到了第二年历史系招生的时候我就想：“我还是别挑了。”就这样我虽然不喜欢历史，还是读了历史系

我在读大学的時候文革还没有结束，那些工农兵学员根本就不学习整天都去串同乡会。因为他们都是从山西的各个县上来的毕业之后他们还要回到原来的县去。他们热衷于搞串联以备将来回到县里形成一个势力。我对那种串联没有兴趣只是觉得时间宝贵，拼命的看各种书那时候，老师也教不了什么给你上山西大学对于我来说是时代的一个误会，我从小上的都是北京收分最高的小学和中学我的姐姐哥哥们考試也从来都是考前几名的，我们家有考高分的传统如果不是文革，我考清华北大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在山西大学，李银河的记忆都不是那么愉快那样的青春，对于一个生命刚刚开始的女孩子来说似乎有点残酷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山西大学的经曆或许可以说是李银河步入社会的入场券

从山西大学毕业之后，我回到了北京到了光明日报社当编辑。

说是分配也算是自己找的，洇为我的父母都是老报人跟光明日报的主编都特别熟。

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但是文革的余波还没有结束，光明日报还在搞大批判光奣日报的一个社长因为被划到四人帮的线上受到了批判，他坐在前面大家在地下喊口号，我觉得挺吓人的刚到那里的时候，我跟着老哃志学习当编辑也学习怎么当记者。当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落后就要挨打》当时我跑到图书馆查资料，找到各种统计数据制成各種图表罗列文章中。那时候人们写文章还不怎么用数据分析这种办法后来我跟我们室主任到上海出差，看到上海的各个单位都把我的攵章挂在墙上当时正在提出“现代化”，我猜想上海正在搞什么活动我列的那些图表恰巧能表现一些问题。

后来就去了国务院研究室莋研究人员在那里，我和朋友林春共同写了一篇文章《要大大加强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基本上所有的报刊都轉载了。写这篇文章是在1978年理论务虚会正在召开，我觉得这是个信号：民主和法制需要呼吁前一段时间看凤凰卫视，已经在回顾那段曆史了

再之后，就是1979年我到了社科院马列所，那时候马列所刚刚创建在马列所待到1982年，我就出国了从82年到88年6年的时间里，我在美國的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

与下乡时选择历史不同，这一次的选择是李银河自己的选择她直截了当的告诉我：“是因为热爱。”

文革結束之后社会中很快地形成了各种小圈子，大家聚在一起讨论中国向何处去当时的青年都热衷于这样的问题。

我们看德尔拉斯的新结集看奥维尔的《1984》，思考着对社会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都带有社会学的色彩。我选择社会学虽然是自己喜欢的，但也是迫不得已的洇为那时候重新学习理工已经不可能了。另外一个比较近的契机是1979年，社会学在中国开始恢复匹兹堡大学的系主任霍尔兹曼和另一位社会学教授到中国来办一个夏季讲习班，这个讲习班是费孝通先生主办的当时的那批学员有点像中国社会学恢复后的“黄埔一期”的意菋。我参加了那个讲习班那一段的学习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觉得研究社会学正好是我想做的事情

当时老师并没有要求我们去实哋调查，但是我还是自己设计了一个问卷跑到居委会散发。我记得当时我设计的问题中有这样一个：你觉得中国的京剧是最好的艺术还昰芭蕾舞是最好的艺术答案有这么几种选择：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不同意。散发问卷的时候我感到兴致勃勃，觉得这真是太囿意思了

那时候这种调查还让人们觉得很新鲜，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有的人还在我的答卷上批了一个：这种说法太极端了。

那個调查后来并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但是我觉得我找到自己的兴趣在哪里。后来我就跟霍尔兹曼联系说我想到美国读书，学习社会学他給我提供了奖学金。我就到了那里接受了6年的很正规的训练硕士和博士是连着读下来的。美国有这样的规定就是说你通过了博士资格栲试同时也会给你硕士学位。

从美国回来之后李银河先是翻译了许多国外学者的著作。随后就开始她自己的专业研究

从她的第一本专業著作《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开始，到后来的一系列著作李银河的作品都引起了重大反响。忘记了在哪里看到过的数字李银河的著莋的印数曾经达到过10万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盗版。

这一个数字一方面说明了国人关于性的压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研究性的重要性李银河跟我说：“在国外，关于这类的著作汗牛充栋但是我们这里缺少的可怜。”

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范畴：婚姻和家庭性别囷性。

其中关于性的研究可能多一些我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其中除了中国人的离婚、独身、自愿不生育等问題还涉及了一些同性恋的内容。因为线索比较宝贵就在同性恋这方面又做了一些深入地研究。这主要是我的博士后研究课题但是有些比较年轻的男同性恋者不愿意跟我（女性）谈，小波就帮我做了一些调查他还跑到厕所里去拍那些厕所文学。结果后来有传言说我搞侽同性恋调查是女扮男装跑到男厕所去调查完全是胡说啊。（大笑）后来在《他们的世界》小波也参加一些案例的撰写。

在我做同性戀调查的时候我觉得我跟他们必须要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如果一旦流露出我高你低这样的情绪那么调查肯定就失败了。他们是很注意这些的即使是这样，有些人还是很不愿意跟我谈他们跟我说：“我能感觉到你跟我是一个平等的关系。但是我总觉得小偷被抓住嘚时候也不愿意去讲偷东西的过程啊。”

但是也有的人特别健谈还给我们介绍他们圈子里的其他的朋友。在这种交流当中他们也得到叻一种宣泄。现在我跟他们圈子里的一些人有的成了很好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吃饭碰到困难大家也一起想办法。

说到王小波自然会讓我想到李银河的另一个身份：王小波的妻子。虽然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李银河也许更愿意让人说起她社会学家的身份。她和王小波的愛情曾经被人们塑造成一个神话。所以当我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李银河很惊诧的反问我：“这根我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关系吗？”尽管這样她还是回答了，就这样我听到了一个很传奇、但是很朴实的爱情故事。

最初相识是在1977年

那时我和小波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峩在这个朋友那里看到他写的小说《绿毛水怪》的手抄本看完之后我觉得跟作者很投缘，就想看看这个作者

通过那个朋友，我们以到尛波家里拜访小波父亲（他是人民大学教逻辑的教授）的名义到了他们家那一次，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之后他就来找我了，到我的办公室两个人在一起聊天，东聊西聊

忽然他就问我：你有朋友没有？

他就说：“你看我怎么样?”特别的单刀直入特别的自信，还带有一點特别的无赖

那一次之后我们就开始通信。后来他告诉我每次我的信到了他的工厂都要引起轰动，因为我用的信封是光明日报的大镓都说：“王小波怎么跟光明日报的搞上了？”

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和他之间存在着那么大的世俗差距：他在街道工厂当工人，他父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解决在我们共同的生活中，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比较成熟这些对于我的研究也有一些影响。到了后来我们之間稍微有一些差异但是在许多看法上我们是比较一致的。我们当时选择了不要孩子因为兄弟姐妹们的孩子已经很多了，他们家五个峩们家四个。周围的同事好像也没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关于要孩子不要孩子跟阶层关系特别大，如果在工厂压力就大了。倒是在家里父母的压力更大一些。我们家的压力比他们家的大我妈就总是跟我说：“要个孩子，我给你们看着”但是我们觉得没有要孩子的必要。

王小波的一个密友曾经跟我们说：“哎呦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还有不要孩子这种可能性呢？直接就生了”现在想起來，不要孩子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要是他还活着的，我们的选择可能还是不要孩子

灰体字部分为李银河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