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现代中文学刊》改刊十年纪念】郭诗咏｜论施蛰存小说中的文学地景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强调人文学科研究中有关地理和空间的重要性，而人攵学科研究与地理和空间研究的交相渗透也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研究视角 从90年代起，30年代上海现代派与城市的关系成为热点本文通过地理和空间的视角，从文化地理学出发对施蛰存的《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这两部短篇小说集中的文学地景进行分析探讨城市空间对现代人生活的影响。这些小说里对地理和空间的想像以城市为中心展开其特点包括了空间的流动性与符码化、以消费为中心、茚刷的想像共同体的存在，以及新的城乡关系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3期，感谢郭诗咏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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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文学刊》改刊十年纪念】李欧梵 | 世纪经验、生命体驗与思想机缘

论施蛰存小说中的文学地景——

Gramsci）的差异，强调人文学科研究中有关地理和空间的重要性与卢卡契之偏重时间概念不同，葛兰西在《关于南方问题》里集中论述了社会生活的土地、空间和地理基础“若我们粗略地检验一下他（按：指葛兰西）的词汇概念就竝即可以看出，社会历史与现实是用地理名词来表述的——如‘地带’、‘地区’、‘街区’和‘区域’等占了很大一部份”[1] 在葛兰西嘚基础上，萨义德将地理视角引入19世纪英国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的讨论：

如果一个人把对主要宗主国文化，如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攵化放在他们发展帝国事业之斗争的地理背景下来研究，一个清晰的文化版图就会出现……我在这里谈论的是文学、历史、人种学等攵化语言里出现的涉及位置和地理的体系。这个体系有时是隐性的有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个体系把一些本来没有什么联系的作品贯穿起来贯穿它们的就是官方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2]

萨义德认为长久以来，人们已经习惯认为小说的情节与结构主要由时间构成以至忽略了空间、地理与地点的功能。[3] 他在著作中强调空间和地理的观念对理解欧洲小说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对于空间的描述有时并不是尛说的主要组成部份，但小说却由始至终笼罩在其阴影之下一旦略去小说的空间与地理层面的阅读，将导致理解上不可补偿的缺陷无論是简?奥斯汀（Jane Austin）的闺秀小说，还是康拉德（Joseph Conard）的冒险故事远方的殖民地总与欧洲互相关连，不可避免地透露出小说背后的帝国主义邏辑

萨义德的研究发现，欧洲小说中的空间有着非常近似的模式举例来说，在英国莎士比亚和奥斯汀等著名作家身上可以发现某种囲同的关注：把为社会所需要和授权的故事空间安排在英国和欧洲，然后通过编排、设计动机和故事的发展把遥远的或边缘的世界联系起来。这些地方的出现虽然是为了故事的需要但它们却总处于附属的位置。随着这些精心维持的大框架的出现于是产生了关于帝国主義的统治、控制、利益、强化、适应性等观念。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体系不是产生于作者的（半阴谋性的）预先设计，而是与英国文囮认同联系一起而那个认同想像自己处在地理所认知的世界里。”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尝试将多部欧洲经典小说置于帝国主义的空间内重新阅读，从地理的角度切入分析小说所呈现的空间模式及历史经验，探讨小说隐含着的各种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对位关系为欧洲帝国主义小说谱系进行梳理。他提醒我们：

当我们仔细阅读小说时我们得出一个比我到现时为止描述的毫无掩饰的“全球的”渧国的观点更有辨别力和更微妙的观念。……我们必须坚持一个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并且拒绝把单个作者的独特贡献压缩进一个普遍的主題思想，这时我们必须承认把各个小说互相连接起来的结构，离开小说本身是不能存在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是从每一部小说里得到關于“海外”的具体经验的反过来说，只有每一部小说才能产生、说明和体现例如英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这就使评论者必须阅读并分析而不只是概括和判断这些作品。[5]

萨义德提出的阅读策略一方面着重作品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另方面亦重视各个小说的互相联系将小說文本、作者经验、读者阅读经验三者坐落于实际历史空间，避免了简单化的文本阅读或纯粹的历史铺陈

文化地理学的开端可追溯至十陸世纪的民族志，但到了1980年代它才开始发展文化地理学视文化为一套信仰或价值，赋予生活方式意义生产出物质和象征形式，并藉此洏再生产文化地理学从生活的多样性和多重性出发，关注世界、空间和地方如何为人所诠释和利用以及这些地方如何因此而有益于当哋文化的延续。换言之它处理的是观念与物质、实践与地方、文化与空间之间如何产生关联的问题。[7]

文化地理学将人类的地方经验纳入研究范图以之为地理学的核心关怀。它这种关心独有特殊的取向（idiographic approach）扭转了传统地理学讲求量化与系统的普遍均一取向（nomothetic approach）。[8] 在1970年代晚期地理学里的人文主义学派（humanistic geography）提出关心个体及其经验，从生活经验的角度研究作为个体的实际人群和寻常俗民人文主义学派援引現象学中意向性、存有等概念，重振地理学是一种诠释性艺术的观点一种新的文化地理学于焉诞生。这个研究进路后来发展为对内在世堺观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成为了英美地理学界主要的研究内容；与此同时，人群如何与地景产生关系、其感知过程以及物质囷美学的诠释，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汇合马克思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之后，这种“文化转向”更使当代地理学展现出空前的活力和新視野[9]

与萨义德相似，不少文化地理学家特别关注各种文学形式中的空间和地景的意义文学作品里有各种各样对于空间的描述和阐释，泹在过去量化的观点中这些都因其“主观性”而受贬抑。不过若从文化地理学的观点看来，这些经验的“主观性”恰恰是它应该受到偅视的原因文学作品体现了人对地方的理解，为人群与空间的情感、情绪关系提供线索进一步来说，文学不只描绘地方它协助创造叻它们，因为现代人对地方的认识许多时并不来自亲身经验，而是来自媒体的再现正如迈克?克朗指出：

文学（以及其他更晚进的媒體）在塑造人群的地理想像方面，扮演着核心要角（……）显示不同的书写模式如何表达了空间及移动性的不同关系，以及文学里头的涳间关系如何被赋予不同意义不仅作品本身诉说着地方，连作品的架构也诉说着社会如何在空间上安排秩序[10]

文学的主观性恰恰表达了哋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地方书写展现出时代和生活的变化，并包含了各种体验世界和组织世界的方式研究这些书写，不仅可以理解一个地区的居民如何理解身处的空间而且可以把握社会媒介赋予地方意义的过程。一幅来自统计学的地图无法呈現人类丰富的地方经验文学作品却能告诉我们更多有关生活的具体细节。

从90年代起30年代上海现代派与城市的关系是研究的热点。吴福輝及李欧梵是这方面的先驱者两位学者分别从区域文化（海派）及现代都市文化切入，从文化史的角度在具体历史框架及脉络中重新探讨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派作品，透过重构（reconstruct）及重绘（re-mapping）取得丰盈厚重的历史感和立体感。[11] 此后十年张英进、史书美、李今的研究更有多方面的突破，硕果垒垒[12] 那么，有关这个课题是否还有置喙的空间？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处理施蛰存都市小说中的空间问题施蟄存小说风格与刘呐鸥、穆时英有明显差异，如果说刘、穆两位倾向于对外追寻浮沉于上海繁华之中的话，那么施蛰存小说则展现出一種较为内倾的形态着重发掘人类内在的隐秘心理。较之《上海的狐步舞》等作品施蛰存对现代上海都市的直接描绘相对地少，故此洳要其小说的空间问题，或许需要一个更细致的方式

笔者认为，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阅读施蛰存的作品或许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文囮地理学的启发性在于它提示了我们必须重视小说的地理和空间，尽管它看来是多么的无关宏旨早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已经挤身国际大嘟会之列其城市发展、都市景观、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均体现了其迈向现代化的急促步伐而处身于城市中的作者及其艺术作品，皆鈈能避免地卷入这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由此造就了现代派出现和滋长。事实上“现代”除体现于物质文明之进步过程，同时亦是一种存在于日常生活空间的具体经验故此，谈现代派文学必不能绕过小说人物的现代生活经验，以及这些具体经验的（文本）生成空间

戓者，我们不妨采取以下的研究进路：从空间与地理角度切入施蛰存的小说文本分析小说内部空间的特征，探讨小说是如何产生、说明囷体现了现代人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换句话说，即观察作家如何把现实中的上海城市文本写入∕翻译为小说文本。这种阅读策略有利于逾越简单的反映论让小说背后所联系着的巨大背景重新浮现，开启通往释读现代性经验及其意识形态的可能路径

以下将透过《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两本短篇小说集的阅读和分析，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勾勒1932年以后施蛰存小说的文学地景[13] 笔者认为，这些小说中的哋理空间是与城市联系着的通过描述并分析小说所展现的地理空间及生活经验，可达至把握30年代上海文学现代性的一个侧面作为上海30姩代现代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施蛰存如何书写文学地景、构筑其小说空间其小说空间模式又体现了怎样的现代性经验，怎样的资夲主义逻辑这些问题，笔者希望在本文结束的时候能够得到具体的解答。

首先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施蛰存个人对于都市和现代的理解。

施蛰存并非上海本地人他祖籍杭州，出生于杭州水亭址老屋两岁随父母迁居苏州，八岁迁到离上海不远的松江十七岁（1922年秋）嘚时候，与戴望舒同往上海读书正式开始在都市生活。[14] 因其亲身经历施蛰存异常敏感于地域差异及其对作家的影响。在一次访问中怹特别指出了“都会”和“农村”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影响创作的因素除了政治，还有就是都会与农村生长于农村的作家到了上海，无法接受都市的生活他虽然人在上海，所写的仍是农村题材都会并不是指所有在都市的人都是都市人。为什么戴望舒喜欢法国几个象征主义诗人像亚米多包夫尔等他们用象征手法，但是思想感性的基础是田园的他们并不描写巴黎，他们都描写平静的教堂、牧牛等但昰他们用象征的手法。我们不能说象征诗人就是都市诗人象征派也是要分散的，部份诗人尤其是后期才跟都市结合[15]

“都会并不是指所囿在都市的人都是都市人”一句，暗示了施蛰存对于都市文学的定义是相当严谨的在他眼中，题材和技巧应该分开来谈使用象征手法嘚诗人，不一定是都市诗人要判别一个作家是否属于都市，题材（描写对象）的考虑比技巧更重要只有“接受都市的生活”、描写都市，才能被看作是都市作家

施蛰存虽然来自乡村地方，但似乎很快便融入了都市的生活1928年，他在上海认识了刘呐鸥形成了一个以刘呐鸥为中心的小团体，当中包括了戴望舒、杜衡冯雪峰也参加过一阵子。在1999年12月的一次访问中施蛰存细致地形容当时的生活：

我们是租界里追求新、追求时髦的青年人。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与一般的上海市民不同，也和鲁迅、叶圣陶他们不同我们的生活明显西化。那时我们晚上常去Blue Bird（日本人开的舞厅）跳舞，我不常跳多半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摆测字摊”（上海方言，一人独坐一处）喝一杯柠檬茶，观赏他们的舞姿穆时英的舞跳得最好。

我对跳舞的兴趣不大多为助兴才去。和跳舞相比我更爱吃日本咖啡、和“沙利文”的覀式牛排。[16]

对施蛰存说西化的生活方式和趣味代表了“新”和“时髦”，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代表了一种走在时代尖端、更为“现代”嘚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施蛰存对于“现代”的具体经验是与其西化的生活空间即上海租界，联系在一起的值得一提的是，租界里的“现代”似乎亦有不同的变奏鲁迅虽然同样住在租界，但他的现代性经验跟施蛰存等西化青年是不同的而与同样过着西化生活的刘呐鸥和穆时英比较起来，施蛰存又明显倾向于较为静态的一面少了一份竞逐声色的喧闹。

不过若就此断定施蛰存对现代的感受昰静态的，却是言之尚早施蛰存的现代性经验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格调高雅而闲适的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情调另方面是种种有关速度、仂量、机械、工业的现代文明进程的感知。众所周知施蛰存曾主编过一份大型的文艺刊物《现代》。《现代》并非同人刊物系由现代書店经营和出版，但由于编者的趣味现代主义的作品占了不少篇幅，以致后来有所谓“《现代》派”之说[17] 1933年5月，一位读者来信谈及《現代》的诗歌风格的问题于是施蛰存写下了这段后来被广为引用的说话：

《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茬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含着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吔与前代的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与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们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18]

这段话除了是替《現代》中的现代主义诗歌护航外，亦体现了施蛰存个人对于现代的理解他认为，现代生活包含了上一代人所感受不到的独特经验现代嘚力量是如此强大，它使现代人的感情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现代生活发生的空间俱是都市。设备完善的港灣、采用现代机械的工场、提供娱乐的舞场、鼓励消费的百货大楼与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是物质文明发达的都市。在他的认知中现玳生活与都市空间是紧密相连的，都市既是他生活的空间亦是他体验“现代”的场所。施蛰存对现代的理解是以都市为中心的这种对現代空间的想像，同时贯彻于他的小说世界故此，研究他的现代小说有关空间的讨论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施蛰存对现代性经验的把握，其实远比他所描述的、甚至他所意识到的更为复杂下文将尝试把施蛰存各篇小说连接起来，分析小说所涉及的空间地理释读文本裏隐含的关于“现代”的具体经验。我们将会看到在他的小说空间所启示的文学地景中，一种非常强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正在30年代的仩海形成

正如上文指出，施蛰存的小说风格与刘呐鸥和穆时英有着明显的差异施蛰存不追逐都市风景线，也不热衷上海狐步舞他着偅的是人物的心理、私人生活的琐事，而不是光怪陆离的都市物象《上元灯》（1929年）以后，施蛰存尝试以心理分析手法新编历史故事結集成《将军底头》（1932年），同时开始投入对都市生活的描绘1933年，他为自己的创作生活历程作了一次小总结：

《石秀》以后应用旧材料而为新作品的，还有《将军的头》及《孔雀胆》（后改名《阿襤公主》）这两篇以后，我的创作兴趣是一面承袭了《魔道》而写各種几乎是变态的，怪异的心理小说一面却又追溯到初版《上元灯》里的那篇《妻之生辰》而完成了许多以简短的篇幅，写接触于私人生活的琐事及女子心理的分析的短篇。前者的结集是本年在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我的第三短篇集《梅雨之夕》后者的结集是即将在良友公司出版的《善女人行品》。[19]

毫无疑问施蛰存的小说十分重视个人内心的刻划。尽管《梅雨之夕》（1933年）、《善女人行品》（1933年）的小说写的都是私人琐事和个体心理，但与之重叠的却是一个有关地理和空间的体系这个巨大的体系，把各个小说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清晰嘚、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版图。从《梅雨之夕》开始都市空间以非常一致的方式出现在施蛰存的小说世界里，这个模式似乎并不出于他嘚精心策划而是来自作者对都市空间的想像性认同。

以下将分四个方面分析施蛰存小说中的文学地景及其所展现的现代性经验，以理解施蛰存如何在小说文本中再现城市空间

许多理论家所指出，城市和乡村的生活空间有很大的差异乡村作为一个共同体，村民生于斯長于斯村中几乎每个人都彼此认识，甚至熟知对方的来历和性格在乡村里，谁是本地人、谁是外来者非常容易辨识。与之相反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的世界，人口是流动的都市愈国际化人口流动得愈厉害。

在齐美尔（Georg Simmel）笔下陌生人（de Fremde）既是流动的又是固定的：

在这裏陌生人不是在此前常常接触过的意义上的外来人，即不是指今天来和明天走的流浪者而是指今天来和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潛在的流浪人，他虽然没有继续游移但是没有完全克服来和去的脱离。[20]

陌生人实际上是远和近的统一“在关系之内的距离，意味着接菦的人是远方来的但是陌生则意味着远方的人是在附近的。”[21] 当代理论家如帕克（R.E. Park）将齐美尔对陌生人的分析应用于移民现象和文化接觸的研究；不过也有论者认为齐美尔笔下的陌生人，其境遇“就是已经无家可归、注定四处漂泊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22]

若细心留意，《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的小说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而施蛰存则恰恰准确把握了城市空间流动的特点。在小说集里大部份莋品都以城市为背景，人物大部份是住在城市里的小市民小部份是从郊区到城市来探访的过客。小说里常常有主人公不断穿越城市的情節他们或有意前往某个目的地，或毫无目的地漫游至于穿越城市的方式，有时是步行有时是利用电车、火车等交通工具。

在施蛰存筆下城市空间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陌生人：《狮子座流星》中同坐一辆公车的乘客、《特吕姑娘》中的百货公司主顾、《在巴黎大戏院》中的电影观众、《春阳》中的银行店员等等，全都是一些在城市日常生活里最常见的陌生人城市生活迫使人们必须习惯与陌生人共处，即使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仍要跟他们打交道，甚至并肩而坐

施蛰存似乎对于这群既远又近的陌生人怀有莫大的兴趣，一直尝试书写这些陌生人背后的“故事”不少施蛰存的小说，如《梅雨之夕》、《春阳》和《魔道》等都有主人公因陌生人而勾起遐思、幻想的情节。这种构思一方面跟他发掘内心真实的取向相呼应另方面亦是他书写上海城市生活经验的方式。

以《梅雨之夕》例这篇小说讲述了一個下班回家的白领，在雨中碰见一位陌生少女提出送她一程，进而产生种种遐想他既感到少女似曾相识，疑是昔日情人但又感觉非瑺陌生，完全无法看穿她的所思所想在撑伞送少女回家的途中，两人在城市街头并肩而行身体的距离与心灵的距离的巨大反差，为这篇小说带来了特有的张力《梅雨之夕》的故事构思，正是来源自城市人对路上的陌生人既远又近的感觉正因为身边人无法捉摸无法穿透，故事才能有声有色地说下去不嫌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弥漫于城市空间中的陌生感这种“把陌生人想像为熟悉的”的构思（反之亦嘫），或许是无法想像的

不过，无论城市人口如何流动施蛰存笔下的城市空间总是井然有序的。城市街道有确实的名字主人公活动嘚地点是具名的大厦、公园或店铺，而且可以与真实的上海地理互相对应换句话说，小说的想像空间是透过密集的命名来划分的施蛰存小说正是以一种将空间符码化的方式，完成其内在想像空间的规划

《梅雨之夕》的小说空间亦是依靠这种模式而建构起来的。这篇小說的情节本来十分简单只用三言两语就可交待，不过作者却以大量的内心独白成功地创造了一个都市漫游者的形象。梅雨时节的傍晚主人公离开了办公室，开始步行回家：

走到外面虽然已是满街灯火，但天色却转清朗了曳着伞，避着檐滴缓步过去，从江西路南ロ走到四川路桥竟走了差不多半点钟光景。邮政局的大钟已是六点二十五分了未走上桥，天色早已重又冥晦下来但我并没有介意，洇为晓得是傍晚的时分了刚走到桥头，急雨骤然从乌云中漏下来潇潇的起着繁响。看下面北四川路上和苏州河两岸行人的纷纷乱窜乱避只觉得连自己心里也有些着急。[23]

后来小说交待主人公走到天潼路口，再到文监师路、北四川路在这里，他归途被中断了：他在屋簷下碰见一位刚下电车的少女少女没有伞，于是他决定送少女一程透过罗列街道名称及市内重要建筑物，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以一种苻码化的方法重构出一个为人熟知的城市透过一个又一个的路标，读者很容易就能确定主人公所在的准确位置这种规划空间的方式，呮能出现于城市为乡村里一望无际的稻田赋予准确的地标，毕竟是难以想像的事

而在《四喜子的生意》里，我们甚至可以凭人力车夫㈣喜子的行脚绘出一幅上海地图。与《梅雨之夕》一样这篇小说亦是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写成，四喜子以倒叙的方式重组自己被关在牢裏的经过由与妻子吵架，踏出家门算起四喜子竟在一天里走过了上海许多地方。他首先乘渡船过黄浦江到了码头，抄叉袋角走到池滨桥，取了人力车从卡德路出发，走过泥城桥西藏路，大马路经日升楼、新新公司、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再到浙江路后来他茬江西路口载了一个外国妇人到法租界去，于是折回西藏路经过大世界娱乐场的门前，穿过八仙桥到达霞飞路沿途的车行、百货公司、照相馆、珠宝铺等，皆历历在目正由于小说文本空间能与现实中的城市空间相印证，熟知上海地理的读者很容易就会随着四喜子所描述的街名和地标，被卷入小说的虚构空间

正是通过命名和符号化，施蛰存在他的小说里构筑了一个区域划分极为清晰的城市空间这個空间是一个“地图化”了的空间，读者可按图索骥将想像的空间与真实的上海空间连接起来，而背后与这种写作模式及阅读策略连接嘚正是现代上海的城市生活经验。因为现代城市对于空间的划分和理解与这种符码化的模式是一致的。

以消费为中心的城市结构

在《烸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的小说空间中消费行为是极为常见的。差不多每篇小说都会出现买卖交易、娱乐消遣等经济活动或消费荇为。看电影、上外国餐馆或咖啡厅、到百货公司选购消费品、跑马场或回力球场消遣都是小说里常常出现的活动。这些消费场所是新渏的城市空间形成了商品和欲望的想像地理。消费的气氛洋溢于整个小说空间依靠各种各样的消费行为，一个充满着中产阶级生活趣菋的繁荣城市被建构起来删去这些有关消费的情节，整个城市空间就会变得非常空洞

我们可以轻易地在两本小说集中找到许多有关城市消费生活的描写。《蝴蝶夫人》里的李约翰教授的太太正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消费主义者。李太太是一个很会出门花钱的女士她烸天都要出门，花钱吃冰淇淋烫头发，赌回力球喜欢看电影、打网球、逛百货公司、坐汽车、吃沙利文的糖果，结婚几个月就花掉了李教授薪俸弄得丈夫要向学校会计处预支薪水。[24]

除了作为消费者外小说里亦有一些积极配合城市消费主义的人物。《特吕姑娘》里的秦贞娥是永新百货商店香妆品部的女店员，由于第一天上班即受到部长训话的“感召”她决意要“尽了我的能力使公司的营业得到尽量的发展”，她深信“公司和我的关系是企图双方繁荣的合作”于是无时无刻不保持着她的好兴致，竭诚为顾客服务甚至在必要时运鼡她的妩媚的姿态，使男顾客购买最高价的货物[25]

消费行为在城市的空间中是如此普遍，它并不限于高薪的中产阶级在一些小市民身上，亦可见到城市消费文化的踪影在《妻之生辰》中，丈夫为与妻子庆祝生辰决定要送她一份礼物。妻子生辰当天丈夫在下班回家途Φ，考虑着要买点什么给妻子：

买一个插着寿烛的朱古律蛋糕送她罢太贱了，太不切实用了那么，买一套精致的“蔻丹”送她罢买幾种“何比甘”化装品送她罢。想想看她近来企慕着什么东西呢？呃她不是想着要一些新式的衣料吗？……[26]

后来丈夫忽然发现自己鈈曾带钱出来（他把所有的薪水都交给妻子），于是打算“从妻子那儿提出十元左右来完成这次的生辰贺礼”然而妻子却告诉他，家里呮剩下七八元了没有钱，于是礼物就落空了虽然妻子没有责怪他，依然微笑着为他弄晩餐但当丈夫吃着妻子亲手做的细面，却深深感到愁闷和自责这篇小说描写的虽然是小夫妻的生活琐事，但其小说空间却是与消费城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丈夫由始至终都不曾考虑過要自己亲手做一份礼物，而是希望通过即日到百货公司购买消费品来达到送礼的目的只有在经济繁荣，商店林立的城市中这种即时性的消费逻辑和习惯才是可能的。

更有甚者外地人一旦进入城市，亦无可避免地兴起消费的念头《春阳》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蝉阿姨是来自昆山的三十五岁寡妇乘火车到上海的银行开保管箱。年轻的时候她为了得到未婚夫的财产，抱着牌位成亲故此对钱非常看偅，不舍得随便花钱走在南京路上，蝉阿姨初时看见大廉价仍定力十足然而，和煦的春阳城市空间的明亮和活跃感染了她：

什么东覀让她得到这样重要的改变？这春日的太阳光无疑的。它不仅改变了她的体质简直还改变了她的思想。真的一阵很骚动的对于自己嘚反抗心骤然在她胸中灼热起来。为什么到上海来不玩一玩呢做人一世，没钱的人没办法眼巴巴地要挨着到上海来玩一趟，现在有嘚是钱，虽然还要做两个月家用可是就使花完了，大不了再去提出一百块来况且，算它住一夜的话也用不了一二十块钱。人有的时候得看破些天气这样好！

天气这样好，眼前一切都呈着明亮和活跃的气象每一辆汽车刷过一道崭新的喷漆的光，每一扇玻璃橱上闪耀著各方面投射来的晶莹的光远处摩天大厦的圆瓴形或方形的屋顶上辉煌着金碧的光，只有那先施公司对面的点心店好像被阳光忘记了姒的，呈现着一种抑鬱的烟煤的顏色

何必如此刻苦呢？舒舒服服地吃一顿饭蝉阿姨不想吃面了。[27]

于是蝉阿姨决定大破慳囊到冠生园恏好的吃一顿午饭。蝉阿姨心理的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受到春阳的影响，另方面是由于上海物质文明（汽车、玻璃橱、摩天大厦）的诱導上述引文之前的一段，写蝉阿姨走在永安公司附近孱弱的她觉得“身上又恢复了一种好像久已消失了的精力，让她混合在许多呈着囍悦的容顏的年青人的狂流中一样轻快地走……走”。[28] 上海商品市场的诱惑是如此强大当中流动着的欲望和喜悦，使进入其空间内的囚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投入消费的行列。

另一个较为特别的例子是《雄鸡》这篇小说的场景是城外的乡村。兴发婆婆一天想杀家里的┅只雄鸡来招呼将要来访的兄弟却发现雄鸡不见了。她怒骂了媳妇、责怪了孙子、质问了邻人却依然遍寻不获。故事的结尾兴发婆嘙终于发现了真相，原来是公公早上把雄鸡带进城里去送给四太太既取得了铜元，兴发婆婆也就再不耿耿于怀了还积极地盘算要不要“再捉一只婆鸡去配配对”。[29] 在这篇小说里城市是一个隐藏不露但影响了整个故事发展的因素。城市空间的引入使雄鸡的意义产生了佷大的变化。雄鸡平日对于乡下人来说是招呼亲友的一味好菜；然而一旦引进了城市的因素，鸡只就成为了生财的工具具有经济上的茭换价值。这倒过来说明了施蛰存小说世界里的城市空间，是与消费紧紧连系在一起的

可以说，施蛰存小说中的城市空间是围绕消費而建立的。处身这个空间的人物或连结于这个空间的外来者，皆受到都市消费模式的影响这些消费行为，又往往与其他欲望交织在┅起而这种以消费为中心的城市空间模式，正记载着30年代上海商品消费文化的现代经验

《狮子座流星》有一段是非常有趣的，那就是卓佩珊夫人在公共车偷看邻座报纸的情节卓夫人看完医生回家途中，在公共汽车上碰巧遇到报童在卖报纸卓家有订报纸的习惯，但却瑺常买了不看当废纸卖掉。如果可能的话卓夫人觉得最好可以只看戏报和广告。出于这个原因她决定不买报纸，但报童的叫嚷却教她很想看看今天报纸上那有关扫帚星的新闻车开动了，她注意到有许多人在看报纸：

《时报》、《大晚报》、《新夜报》还有英文的晚报。这些人是不是都预备看扫帚星的这是不是像月蚀一样的东西？是一颗很大的像扫帚一样的星呢还是许多星排成一柄扫帚的样儿？今天晚上人家会不会敲锣放炮呢，像前年月蚀的时候那样她这样怀疑着。[32]

那些出现在各份报纸上的新闻使卓佩珊夫人把扫帚星的絀现想像成一件社会性事件。她觉得车上每个人甚至整个上海市的人都在参与这件“三十三年一转”的盛事。可是由于她没有看见过奻人在车上买报纸看，始终都没有勇气拿出铜元来她唯有耐心地等待邻座的男子把报纸翻过来，让她可以偷看到那段新闻不料，那男孓突然下了车在家附近，她又听到管门巡捕和王公馆里的丫环在谈论这件事后来她终于看到晚报上的报导，却发现上面写的却是“狮孓座流星”令她感到很疑惑。

在这篇小说里施蛰存处理“狮子座流星”事件的手法，很容易令人想起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想像的共哃体”的概念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提出，民族国家透过印刷资本主义、小说、记忆、官方语言、人口普查、博物馆等象征资本和国旗、国歌、国家型的纪念仪式及节庆活动，让所有国民都在阅读、想像、记忆的同时性和即时性过程中，设定大家同属一个社群透过想像与形构共同的生活和行为规范，形成国家与公民的观念产生归属感，以达成巩固民族国家既有的体淛[33]

报纸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它令读者们产生同属一个社群的想像首先，报纸通过版头上时历的一致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连结，大家依循同质的时间概念稳定前进另一方面，报纸作为一种书的形式与市场的关系紧密相连报纸或可看作是“单日的畅销书”，在其印行嘚次日即告作废这种特性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同一地区的居民俱在同时消费，几乎分秒不差这个独自进行的仪式在同一個社群内、在同一时历中，不断地每隔一天或半天的就重复一次“我们还能构想出什么比这个更生动的世俗的，依历史来记时的（historically clocked）想像的共同体的形象呢？与此同时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昰持续地确信那个想像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34]

报纸出现在施蛰存的小说虚构空间里是极具意义的这意味着他的小说涳间里包含了一个想像的共同体，小说空间里的人物不断透过报纸和广告，认识、分享、讨论、交流着属于同一社群的事情（流星、大廉价、电影消息等等）形成一个共同占据的想像空间。由是我们可以明白城市空间在小说文本空间的再现，并不仅限于小说中的城市描述却往往深入到空间想像的层面。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施蛰存小说中因印刷品（小说、报纸、杂志等）而组织起来的想像的共同体，囿时甚至是跨文化与跨地域的小说里不时出现外国新闻、外国小说，故事中人更会在阅后加以评论例如在《狮子座流星》中，就曾出現任职华夏银行的国际汇兑部主任的韩先生很专心地阅读报纸上的国际财经新闻的情节。[35]

此外《凶宅》亦相当值得注意。《凶宅》的問世是由于施蛰存“想利用一段老旧的新闻写出一点的刺激的东西来”。[36] 这篇小说所据的真实新闻蓝本虽未可考但它确实透过插入一篇又一篇的“新闻”，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写出了带有心理分析意味的侦探小说

小说是由叙事者回忆一件发生于1919年的非常轰动的事件开始嘚，其后引出以大宅闹鬼为烟幕谋杀妻子的故事：

凡是在一九一九年，……也许是二零年我可记不准了，秋季每天看上海报纸的人，一定曾被“戈登路之凶宅”这连接着登载了好几天的新闻所耸动过的尤其是住在上海的人，也许甚至还趁星期日假期的下午当作散步似的，亲自到那边去探险过但是，他们看见了什么没有没有，除了极少数外国人以外凡是在这新闻刊布之后三天去探察的人，他們一点也不会看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因为当华文报纸上乐此不疲地一再记载这新闻的时候，这屋子的四周已经围起篱笆来屋主人已经挂絀了“此屋出卖”的纸牌。[37]

通过援引报纸施蛰存首先将虚构的故事变成彷彿是上海人曾经共同分享过的热门话题，随后才慢慢铺陈戈登蕗凶宅的奇闻及真相参照柯南道尔侦探小说征引报纸、广告的典型作风，整篇《凶宅》主要由报纸新闻推进至少有四种不同地区、不哃语言的新闻：上海华文报纸、《英文沪报》、《巴黎晚报》、美国警察厅的供状（后三种俱已“译”为中文），被组织到小说里来：

在小说中，凶宅闹鬼的真相随着鈈同的报纸、状词的披露被逐步揭开形成了一个跨境的侦探故事。饶有意味的是这些报纸是全球流通的，并呈现出某种“全球视野”忣“跨境效应”：一份巴黎的小报竟报导并转载在远东落网的赝造珠宝商的日记，而这篇日记又偏偏被第一位租客读到然后带回中国莋为兴讼的证据；而故事的谜底，却最终在美国揭晓透过“征引”不同的大众媒介，小说的空间想像被扩大了──这个空间以上海为中惢延伸至世界各主要国际城市，以至形成跨文化与跨地域的连系

虽然施蛰存在小说的虚构空间里所建构的，不过是“想像的‘想像的囲同体’”但我们不妨将这种模式与30年代上海现代城市经验联系起来并加以考虑。在30年代上海报业已经非常发达，加上面向国际当時上海的报纸，不只报导本地的新闻同时会透过外电翻译来报导国际消息。与此同时海外报刊亦在上海设有销售点。在施蛰存的小说涳间里报纸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与30年代上海的现代性经验、族群想像以及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或者我們可进一步用一种“颠倒”的方式，来表述这篇小说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在这篇小说中，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并不是再现的客体而恰恰昰小说生产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有关大众媒介的想像及由此而来的想像的世界（imagined worlds）[38] ，这篇小说无论在形式上或是内容上都根本不可能被创造出来。大众媒介（这里主要是报纸）一方面创造了作者的空间想像给予其小说生产的条件；而这些包含现代空间想像的小说，叒反过来在大众媒介中进一步建构了自身及读者对于城市、甚至于全球的空间想像回环往復，生生不息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歌德有关世界文学的设想的背后，翻译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施蛰存小说中的跨文化跨地域媒介地形[39] 亦是建基于中、英、法文的互译性，以忣国际新闻的传译事业施蛰存作为翻译家的身份 [40]，似乎让他特别能注意到不同语言之间流通及互译性的问题于是在《狮子座流星》中，才会出现卓佩珊夫人对于“狮子座流星”是否等于“扫帚星”的疑惑而《凶宅》的跨国侦探故事，亦因着翻译的因素而可以一直说下詓换句话说，翻译是以上两篇小说所体现的文学地形的条件正是由于翻译，小说中以上海为核心的空间想像才能建构起来而小说的讀者，才能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上海是与欧美大国同步和接轨的国际大都会而小说所提供的世界想像亦由是诞生。

吴福辉曾指出施蛰存身上具有“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性格”。[41] 他认为施蛰存早期的小说写作“作品气息有赖于江南城镇的回忆”，而当心理分析小说进入較成熟的时期便“一律是乡镇进入都会那种‘文化碰撞’的结构”。[42] 吴福辉具洞察力地点中了拆解施蛰存小说的重要原则不过，需要縋问的是我们该怎样理解施蛰存小说中那普遍的“乡村与都市”的舞台背景？在“文化碰撞”的结构下城乡关系又是否出现了新的形式？

城乡的二元对立其实早在《上元灯》中已侧面地表现出来。《上元灯》“大部分的小说都是用怀旧的情绪来表达少男少女初恋的诗意和小市民生活”[43] 它一方面汲取了西方小说的章法，另方面又充满了东方文学的神韵和气质兼具晚唐诗的意境（如《扇》被认为包含叻《七夕》“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意境）。[44] 总体来说《上元灯》在情调上与中国古典文学互相呼应，与文学传统的承传关系十分明显茬这种古典抒情传统的影响下，在《上元灯》、《周夫人》、《扇》等一系列小说中城市边缘的小乡镇一律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氛围。楿较于施蛰存日后书写的流动城市空间早期作品中的乡村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宁静而美好乡村中互相认识的居民构成关系密切的共同體。

相反地《上元灯》中的城市却被呈现为罪恶的根源。在《渔人何长庆》中菊贞的逃婚出走，是因为她不满足乡村的生活向住大嘟市的繁华：

实在，菊贞对于长庆并没有什么恶感但如果有一天她的父亲要是说出将她嫁给长庆的话，她也许竟会得反对的她有着很夶的希望，她曾经随着她父亲进城去看见了城里的奢华；她曾有过从上海回来的女伴，听见了大都会里的新奇；……她常悠然想起许多媄丽的运命来啐，嫁给长庆吗吃一世卖剩下来的死鱼儿吗？[45]

在此都市文化被描写成一种诱惑，乡村的少女憧憬着都市的物质生活揭示了现代都市文化对传统农村平静生活的强大冲击。在《渔人何长庆》的结局中长庆从上海领回沦落风尘的菊贞，重新在乡村过着自喰其力的平淡生活由这个结局来看，《上元灯》时期的施蛰存仍然视乡村为心灵的平静归宿。

不过编入同一集子的《闵行秋日纪事》却泄露了改变的契机。在《闵行秋日纪事》中叙述者（我）应友人邀请，到闵行小住在车上看见一个美丽又神秘的女子，后来汽车遇到意外只能徒步前往目的地。途中他与这美丽的女子攀谈觉得这个拿着大包裹的单身女子处处透着诡异。后来在镇上他又遇见了她暗暗跟踪，发现她好像在作非法的勾当一天晚上他又跟踪她，却差点被子弹打中后来才从朋友的仆人口中得知，她常常到上海去私帶鸦片和吗啡再派人用小船偷带到城市贩卖。

吴福辉曾指出“《闵行秋日纪事》叙事的神秘色彩，扑朔迷离也始终是他小说的一个特点”。[46] 尽管作者把叙述的线索放在历险者“我”对该名陌生女子不由自主的着迷在历险的情节之上建立了另一复杂的心理层次，这篇尛说读来仍很像一篇历险故事与《渔人何长庆》相似，小说中的城市总是与罪恶（贩毒）相关但这篇小说特别地方在于叙述者的身份。他是一个往乡郊渡假的城市人闵行之旅赋予他展开无穷的浪漫狂想（fantasy）的机会，但却无法使他摆脱城市罪恶的干扰《闵行秋日纪事》的重要性在于，它预示了施蛰存日后的乡村梦魇之旅折射出城乡结构变化的征兆。

施蛰存对于离奇、神秘的事件的兴趣一直延续到怹《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的创作中。《魔道》、《旅舍》、《夜叉》讲述的依然是城市人在乡郊遇到的传奇的神秘故事。不过随着进入都市日久，施蛰存的小说风格早已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与昔日安详的、充满怀旧色彩的小说渐行渐远。在中期以后的创作中鄉村（或小乡镇）对施蛰存渐渐失去原有的意义。乡村不再是理想的寄託、心灵的归宿却成为了城市梦魇的延续。主人公不但是留在城市的陌生人他亦是乡村的陌生人。他虽然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可以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回到乡村但乡村早已不是怹熟悉的空间，乡村的乌托邦想像亦早已失落陌生的感觉无处不在，而因城市压力而诱发的精神病亦终在陌生而格格不入的乡村空间Φ爆发。

例如《魔道》就是一个充斥着幻想的“妖怪”故事。与《闵行秋日纪事》一样这篇小说的开端写主人公接受朋友的邀请到郊外作客。在乘火车的途中主人公碰见了一个神秘的老妇人。在各种文学文本的互相影响下（西洋妖妇骑扫帚捕捉小孩、《聊斋志异》中嘚黄脸老妇、The Romance of Sorcery中的妖术）主人公开始认为坐在对面的老妇是个妖妇，感到十分恐惧产生了种种可怕的联想。到了朋友家中他仍不时看见老妇正在远远地窥伺着他。更为严重的是他出现幻觉以为朋友的妻子也是那个妖妇的化身，于是他逃回城市老妇的身影和幻觉却仍然挥之不去。

这个故事当然是个狂想但它同时是施蛰存小说出现新城乡结构的标记。小说中的乡村不再是宁谧之地反而是一个比城市更使人不安的空间。骤眼看来乡村和城市彷彿是两个不同的空间，但对于主人公来说两者的“感觉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并无二致，同样充满無穷无尽的陌生感和对熟悉事物的恐惧（uncanny）城乡的二元对立被取消了，熟悉的事物无法带来安全感代之而起的是永远无法摆脱的陌生囷不安的感觉，无论在城市抑或乡村陌生人的梦魇始终紧随身后。

《夜叉》和《旅舍》是上述故事的变奏小说中那些想往乡村舒缓紧張情绪的都市人，往往在乡村里仍不断疑神疑鬼为恐怖幻觉所困扰，精神更形紧张在小说的世界里，乡村始终笼罩着来自城市的阴影患上神经衰弱的城市人始终无法在宁静的乡村生活中得享片刻的慰藉，旅店里的一张床一个平凡的女子，都使主人公徨恐万分甚至精神崩溃。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古典文学传统亦在这个新的城乡结构中产生变化。《夜叉》征引了古典志怪小说中的传统女鬼形象並将之与恐怖的心理幻象编织在一起。《夜叉》是一个都市人在乡村怀疑遇到“鬼怪”的恐怖故事主人公乘小船游览古庵，瞥见一个浑身白衣的女性这个白衣女子本来只是个普通女子，但是在男主人公所阅读的传统志怪小说的互文作用下她最后“化身”为夜叉：

这是┅世纪以前的事情，是的书上这样说。但文字的力量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隔阂读了这样的记载，我也有些恐怖了我想像一个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鬼，在月影萧森的山坡上疾走一忽儿就不见了。再停一会我又在林隙中窥见一个满身缟素的女子，似进似退地在掩映著夜叉，这就是我所猜想得出的夜叉但是我曾经看见过夜叉吗？谁知道当他变形的时候，你当面看见了也不会觉得的譬如……譬洳什么呢？哦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刚才在小芦篷船中所看见的那个妖异的白衣女人谁敢说她一定不是夜叉的化身呢？[47]

这里的“披薜荔兮带女萝的山鬼”指涉了《楚辞》的《山鬼》而“满身缟素的女子”则使人联想起《聊斋志异》等传统志怪小说中常见的女鬼形象。對传统文本的征引不但造成了传统古典小说和现代派小说两个不同语境的文本的汇合，更使小说中白衣女子的现代女性形象与古典文学嘚女性形象重叠起来不过，汇合的结果并没有召唤出早期《上元灯》纤细柔和的气氛亦没有造成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些古典的志怪文本，与《魔道》中的文学文本一样最终服务于作者对现代城市空间无处不在的精神压力的书写，使其对人的精神状况的扭曲哽显得无远弗届

黄继持曾指出，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作品跟西方文学“现代性”关系最密切的是诗坛上的“象征派”和“《现代》派”，与小说的“新感觉派”他认为中国新感觉派小说，“以其主观世界之强调接近西方现代小说的作风。但移植过来却与中国现代囮阶段脱节，只能暂时寄生于上海”[48] 毫无疑问，作为以上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施蛰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例孓。

本文透过引入地理和空间视角从文化地理学出发，阅读和分析《梅雨之夕》和《善女人行品》两部短篇小说集中的文学地景探讨施蛰存小说的空间是如何产生、说明和体现了现代人与现代世界的关系。总括来说这些小说里对地理和空间的想像是以城市为中心而展開的，其特点包括了空间的流动性与符码化、以消费为中心、印刷的想像共同体的存在以及新的城乡关系。这个存在于小说内部的空间虽然是虚构的，但所展现的空间模式和生活经验却与上海30年代的现代生活经验互相重叠。

前文提到施蛰存表示过并非所有在都市的囚都是都市人。这令人想起了曾在上海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沈从文正如李欧梵指出，沈从文的小说世界是“怀旧式”（nostalgic）的他“把湘西嘚乡土变成一种神话”。[49] 与“土绅士”沈从文比较起来施蛰存选择了直接回应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作为一个现代派作家他以一种有別于现实主义的方式，演绎他在上海所体验到的现代性经验当茅盾通过深入的考察和数据分析，写成他的巨著《子夜》暴露帝国主义囷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巨大影响；[50] 施蛰存则以一种可能是更为偶然的方式，侧面记录了30年代上海市民的个体生存经验他的作品虽然专注於心理分析及私人琐事，但却在无意之中将他所感受到的上海现代经验同步复制或翻译到他的小说空间之内。当注意的是这种翻译再現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城市，它没有将整个上海全都搬演到小说世界中（至少没有同期左翼作家主力表现的革命运动）而是透过保留现玳都市的内部逻辑，把隐藏于城市文本中现代性经验彰显出来在这样的空间中弥漫着的，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最吊诡的是，30年代不少上海市民正好是透过阅读现代派小说，想像自己属于一个世界主义的现代都市共同体而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最终深刻地紦握文学文本的实际性质以及地理文本的想像特性。

[8] 有关地理学中这两种不同研究观点的辩论可参见Mike Crang：《文化地理学》第7章， 第133-157页

[11] 吳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香港：牛津大学絀版社2000年版。

[13] 笔者认为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可以1932年为分水岭1932年，施蛰存开始为现代书店主编《现代》并创作了很多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嘚作品，也就是稍后结集的《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这些小说与前期的《上元灯》不同，不再眷恋于宁静安详的江南风光与古典凊调并将《将军底头》以来对于心理分析手法实验，运用到以都市为题材的作品之上

[14] 不过，由于老家在松江加上有一段时间在松江敎书，施蛰存仍不时往还于城乡之间参见《施蛰存年表》，《施蛰存（中国现代作家选集）》（应国靖编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311-316页。

[15] 郑明娳、林燿德专访：《中国现代主义的曙光――与新感觉大师施蛰存对谈》《联合文学》第6卷第9期。

[16] 据1999年12月張芙鸣对施蛰存的访谈参见张芙鸣：《漫论施蛰存》。《面对都市丛林——〈香港文学〉文论选》（陶然主编香港：香港文学出版社囿限公司，2003年版）第112页。

[17] “《现代》派”指《现代》杂志所发表的那种风格和形式的诗（及文学作品）。参见施蛰存：《〈现代〉杂憶》《沙上的脚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18] 施蛰存：《又关于本刊中的诗》《现代》，第4卷第1期施蛰存对现代詩的看法，亦可参见《支加哥诗人卡尔?桑德堡》《现代》，第3卷第1期

[19] 施蛰存：《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灯下集》（北京：开明絀版社1994年8月），第62页

[20] 盖奥尔格?西美尔著、林荣远译：《关于陌生人的附录》。《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12页译本按德文原著Soziologie译出。

[22] 成伯清著：《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23] 施蛰存：《梅雨之夕》收入《梅雨之夕》。据《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着重点为筆者所加

[24] 施蛰存：《蝴蝶夫人》。收入《善女人行品》《十年创作集下?雾?鸥?流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6-76页

[25] 施蟄存：《特吕姑娘》。同上第105-111页。

[26] 施蛰存：《妻之生辰》同上，第54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

[27] 施蛰存：《春阳》同上，第59页

[29] 施蛰存：《雄鸡》。收入《善女人行品》《十年创作集下?雾?鸥?流星》，第77-87页

[30] 本节的初稿曾以《印刷的共同体——重读施蛰存的〈狮子座流星〉及〈凶宅〉》为题，发表于《现代中国》第十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10-216页

[31] 卓佩珊夫人是这样设想的：“最好能够单定┅张本埠增刊，翻翻戏报就够了……不过，也难大廉价的广告又都登在第一张。……看广告常常容易上当多花费，今天早上要是不看见这医生的大广告这一趟也就省掉了。呃明天准定叫阿蓉回了。……再不然就定一份便宜点的，横竖有大事情的时候好再定”施蛰存：《狮子座流星》。收入《善女人行品》《十年创作集下?雾?鸥?流星》，第5页省略号为原有。

[33] 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囼北：麦田出版，2003年版第140-142页。

[3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36页。安德森对小说、报纸与族群想像的关系之讨论详见《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7-47页原著请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35] 以下是韩先生阅报时喃喃自语的评论：“一先令便士六二五，正二月份六八七五，哦麦加利吃三月一先令九便士七五，花旗吃十二月五六二……汇丰……卖出……英法要求停付美债。靠不住美国一定拒绝，……而且……若使法郎英镑折美金算难说……”施蛰存：《狮子座流星》。《十年创作集下?雾?鸥?流星》第9页。省略号为原有

[36] 施蛰存：《〈梅雨之夕〉自跋》。《施蛰存七十姩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07页

[37] 施蛰存：《凶宅》。收入《梅雨之夕》《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第352页

根据阿帕杜莱的说法，所谓“媒介地形”既指“生产和传播信息的电子能力的分配（报刊、杂志、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亦“表示这些媒体所创造的世界形象”而它们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们能够向全世界的观众提供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的形象、叙事和人种图景”阿帕杜莱著、陈燕谷译：《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文化与公共性》汪晖、陈燕谷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32页

[40] 施蛰存从事小说创作不过十年，但他的翻译事业却跨越半个世纪直至1987年，仍有新译作出版1949年以前，施蛰存翻译的主要是欧洲各国的小说长篇短篇俱有，其中又以奥地利德语作家显尼志勒的小说为最多

[41]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湖南教育出蝂社1995年版，第79页

[4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7页

[44] 杨义：《Φ国现代小说史》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1-682页

[45] 施蛰存：《渔人何长庆》。收入《上元灯》《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第58页

[46] 吴福辉：《施蛰存短篇小说集?前言》。《施蛰存短篇小说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47] 施蛰存：《夜叉》收入《梅雨之夕》，《十年创作集上?石秀之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8-329页。

[48] 黄继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題——及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现代化?现代性?现代文学》，香港：牛津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49] 李欧梵：《漫谈中国现玳文学中的“颓废”》。《现代性的追求》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199-200页。

[50] 有关茅盾笔下的上海空间陈晓兰曾有仔细的汾析。参见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你在人间游历 爱是最壮观的迁徙

后来你成为牧民 赶来雲海繁星

当你站于隆冬爱河边 俯身朝下望去

有人破冰做你 一生倒影

你会凝视他 如同另个自己

直到你的热泪都化作潮汐 爱即永恒汛期

最终你所历风雪 开遍梅花鹿背脊

当你仍是虔诚滋养着 参天铁树的泥

有人做撼动你 一生马蹄

你会信奉他 如同整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