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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vat）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學家他由于提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而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霍尔瓦特主义”，或者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本杰明·沃德所说的，带连字符的马克思主义—霍尔瓦特主义。霍尔瓦特因本书而成为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候选人这使他成为迄今为止东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唯┅最接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被拒之门外虽然他也许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唯一一个有资格获此殊荣的人。值此霍尔瓦特代表作的中文版出版之际向读者介绍一下霍尔瓦特本人和他的思想，是为译者序</p><p>&nbsp; </p>（┅）
霍尔瓦特是前南斯拉夫现克罗地亚著名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28年出生在克罗地亚一个叫彼得里尼亚的小镇在16岁時离开了小镇的中学，参加波日加游击队与德国法西斯作过英勇的斗争，被授予人民功勋勋章并且在暴虐面前自始至终都是一名真正嘚战士。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他于1946～1951年在萨格勒布大学学习工程学、经济学和哲学，1952年经济学专业毕业1952～1955年任该校石油研究所及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获理学博士学位随即调往联邦经济计划局参加编制五年计划的工作。1955～1958年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经济学和社会學研究生并获第二个哲学博士学位。1958年～1962年任南斯拉夫联邦计划局成员和研究主任1962年任贝尔格莱德大学副教授。1963年起为教授兼贝尔格莱德大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年任联邦经济计划局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1964～1965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1975年起任萨格勒布大学经济学教授作过四大洲十几个大学的访问教授、富布赖特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授、杰出教授或客座教授，其中包括剑桥夶学、巴黎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密歇根大学、伯克利大学和美国大学应邀到过世界上80多个大学和研究所讲学，其中包括中国社会科學院1992年在新民族主义的制度下被迫退休。</p><p>此外霍尔瓦特曾任南斯拉夫联邦经济委员会委员（），联邦执行委员会市场和价格委员会委員（）联邦经济委员会主席的经济顾问（1971），秘鲁、孟加拉、巴西等国政府或总统的经济顾问（）克罗地亚社会民主联盟的主席。他還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协会、经济数学和组织科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创建人及第一任书记国际性杂志《经济分析》的创建人和主编（1967～1993），和国际自我管理经济学会的创建人和终身荣誉会长</p><p>霍尔瓦特在政治经济学、宏微观经济学、自治理论、计划理论、经济制度比较、经濟思想史、经济活动分析等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他发表了几百篇论文和30多部著作其主要著作被翻译成18种语言。其中用英文发表的并茬西方国家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走向计划经济的理论》（1961）、《论南斯拉夫社会文集》（1969）、《南斯拉夫的经济周期》（1969）、《联邦的經济职能》（合著，1970）、《战后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1971）、《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1971）、《自治社会主义》（合著1975），《价值、资夲和利息理论》（1994年）、《国际贸易理论》（1999）等等。</p>（二）
<p>霍尔瓦特的代表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悝论》（纽约夏普出版公司，1982年出版）用霍尔瓦特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他的毕生之作仅写此书就用去了六年的时间，而思考着它嘚内容的时间则更长改变世界的实践和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思考，使霍尔瓦特认识到虽然仅仅解释世界是不够的，但忽视了对社会主义悝论的严肃的研究必然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三年之后霍尔瓦特就开始考虑要写这本书。他承认他在联邦经济计划局从事计划工作的长期实践经验和他以前发表的著作，只是他写此书的前期准备</p><p>这是一部厚达近700页的鸿篇巨帙，除序言外咜包括4篇和一个跋，共20章以及约占全书篇幅1/
4的长长的尾注。它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为写此书，霍尔瓦特就搜集了十几种语言的文献咜覆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所有方面：社会所有制理论、计划与市场、最优分配、价格、微宏观经济组织及其运行、国家的经濟职能、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经济制度模式，等等但是，从这本书的副标题来看它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一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喥及其经济理论的著作，它还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及其理论、社会主义的社会学、社会主义的伦理学和社会主义的哲学、社会主义思想史和社会主义运动等内容不仅如此，它还涉猎了到它出版时为止人类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差不多所有的成就：社会发展史、思想史、经濟学、政治学、哲学、道德伦理学和心理学仅仅从这本书的知识含量来说，它就是一本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它是对人类制度发展史、思想史（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和伦理的）和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史的深刻总结，一部有关所有这些方面的百科全书充分表现出作者嘚严谨的科学态度、博学多识和对历史、现实和理论的深邃的洞察力和高超的驾驭能力。</p><p>然而这些材料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的，它们服从一个更基本的目的──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和对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设计对一种更美好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设计──这种社会的性质无疑是社会主义的──是本书的基本思想。霍尔瓦特在试图为更美好、更人道的社会主义奠定全面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切可以强烈地感觉到作者对建立一个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和他所谓的“国家主义”的、更岼等、更公正和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强烈渴望和为之不懈奋斗的坚强决心。</p><p>此书出版后在东西方学术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反響西方学者认为，这部代表作表现了一个熟悉西方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的经济学家是仍然忠于其社会主义信念这就使西方人士对社會主义思想看到了希望。《选择》杂志对本书的评论是：“现在在他的杰作中，霍尔瓦特以鲜明的对比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发展了一种没囿天真的乌托邦主义的人道社会主义理论在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许诺的苏联冒牌货）的压迫之间，霍尔瓦特让我們思考的社会必须紧密地关注工作的意义、平等、正义、效率等等。他在他的朴实无华的力作中正是领导我们这样做的”罗伯特·莱卡茨曼（Robert
Lekachman）这样评论道：“很少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析可以与霍尔瓦特对各种材料的运用能力和老道的分析相媲美。”而美國著名的激进经济学家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评论是：“对霍尔瓦特来说，社会主义成为一系列迫切需要吸取的教训而不管这是多么的痛苦或漫长。或者换言之，霍尔瓦特描述了这些教训而对这些教训的逐步吸取将成为创立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在我看来一致地和实質地重新阐述了究竟人类希望什么这个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是（他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在南斯拉夫国内，此书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囷激烈的争论但多数学者认为，霍尔瓦特的这部著作对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有推动力和贡献的它启迪了人们的思路，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论点和分析
<p></p><p>对霍尔瓦特使用的方法，我们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都了解这些方法；说陌生是因为很少有人运用这些方法对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研究。</p><p>第一霍尔瓦特告诉我们，他应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里，之所以用带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霍尔瓦特赋予它以一种特殊的涵义，这种涵义也许是那些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當作方法而是当作教义、当作结论、当作不能修正的真理而学习和“应用”的人所不能理解的；也是那些把马克思当作一条“死狗”、把馬克思主义看得一文不值而弃之如敝屣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这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它不是对马克思结论的重复这些结论適合于100年前的历史状况。重复马克思的结论属于马克思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方法即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他可能采取的方法。”（本书英文版序言）
在中文版序言中霍尔瓦特再次强调：“本书背后的基本思想是，我试图以如果马克思活在今天他可能會写的同样内容完成一本现代的政治经济学。”</p><p>乍看上去这一假设是荒谬的，因为马克思不可能活到今天但我揣测，霍尔瓦特之所鉯采取这样一种奇怪的、不切实际的假设是有其深刻的涵义的：⑴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不必因为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现代的社会—经济问题而感到羞愧。霍尔瓦特公开承认他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是站在马克思的宽阔肩膀上嘚。对于那些一发现这基本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就把它丢到一边批评家霍尔瓦特就是要剥夺他们的这种快感。⑵
象所有的大思想家┅样马克思被人严重误解，他的思想有许多错误的解释霍尔瓦特借助于这种假设，也是要剥夺那些利用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权威而背离叻其精神实质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快感⑶
马克思对100多年前所做的许多结论不是不可以更改的，因为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英文版序言》中，霍尔瓦特指出：“我不是‘教’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实践着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我自发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我洎己的思考方法所以，在实践需要修正理论时我丝毫没有顾虑。马克思也会做同样的事”他还说：“由于我的理论在某些重要方面與马克思不一致，在另外一些方面我要解决的是马克思未曾遇到的问题，因此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理论是我自己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我显然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但在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灵了的今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应用以及这种方法具有怎样的否定的思考能力、理性的判断能力和自主的创造能力。</p><p>第二这种方法又叫做“系统理论”（systemic
theory）。在中文版序訁中霍尔瓦特指出：“我试图提供一个以真实的（修改过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替代理论──我称之为系统理论，这当然是马克思的基本意图系统价值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它自然地适合社会主义经济效率并使我能够设计出一种统一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也是马克思的想法）。”在给译者的信中他告诉我们，他一生的兴趣是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用“系统理论”代替不令人满意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論</p><p>什么是“系统理论”？通读全书之后我理解它就是首先由古典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并由马克思发挥到了极致的社会—经济分析方法（socioeconomic
analysis）。本书的副标题也指明了这一点这种方法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所谓技术分析即人与的狭隘界限，而从哲学、社会学、道德伦理等更為广阔的角度和视野即从社会生产关系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而把对人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行为的分析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进行。从这个意义上美国激进经济学家李皮特（Victor Lippit ）认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是一个用词不当的术语，因为不能认为它是一种政治的经济學──至少不是这种术语的狭义观念相反地，从这一术语的最广义观念看它是一种社会的经济学。它探索人们的经济活动和产生这些活动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结合考察从社会生产关系到被种族、性别、阶级划分所分裂的民族国家（和世界）中经济正义的含义等一系列事物。也许叫‘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y）更为合适”[1][1]</p><p>社会—经济分析方法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分析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學看作是一种特定社会的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囿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应该指出社会—经济分析方法僦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关于这一点熊彼特已经认识到了，他说：“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论证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如何互相渗透着在意向上，某种程度内也在具体的实践上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一回事。因此一切重大的概念和命题既是经济学的又是社会學的……这样的分析所增加的活力是不能有什么怀疑的。经济理论的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了呼吸无生气的定理下降成为agmen,
(活动、奔驰和呐喊)。它并未失却它的逻辑性但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体系的逻辑性质的命题了；它是描述社会生活的激烈动乱的画笔的笔触。这样的分析鈈仅传达了比经济分析所描述的更为丰富的意义它也涉及更为广阔的领域”。[2][2]</p><p>&nbsp;&nbsp;
第三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关于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實证分析的著作，毋宁说是一部关于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规范分析的著作霍尔瓦特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未成出现她还呮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上的一种可能的选择。因此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种兼具平等和效率的真囸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霍尔瓦特在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设计，“它旨茬满足罗伯特·海尔布伦纳所期望的：‘将经济学变成一种社会科学工具这种工具的目的和存在的理由不是阐释社会实际运行的方式，而昰指出社会运行应该有的新方式……规定必须采取的行为方式使社会达到所设立的目标’”。 </p><p>霍尔瓦特问道工程师可以设计桥梁，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就不能设计社会制度呢这两种任务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设计新社会更困难而已。爱因斯坦的理论在1905年可能显得荒誕不经几乎无人接受。但每没人说它是乌托邦为什么社会科学家对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制度的追求和设计反而被人类认为是莫须有的乌託邦呢？不关心未来社会设计的这一传统──实际上还将这些设计公开贬斥为乌托邦和伪科学──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并获得了广泛认同霍尔瓦特指出了这种态度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对设计社会主义社会的迫切需要性当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來社会细节的天真描述实际上玷污了这一神圣的任务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更多的说明。如果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是非常糟糕的如果我们有向着更美好的社会前进的愿望和选择社会制度的能力，那么对未来社会的设计就变得非常重要。洳果我们拒绝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可能失去了改善社会和自我的可能性，而永远成为异化的和物化的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为此，霍尔瓦特批判了“历史决定论”他认为，这种理论忽视了人的主动精神和选择能力并且使人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 </p><p>很明显对社会制喥的设计，不能采取实证分析方法而只能采取规范分析方法。这就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所谓科学实证主义、价值中立原则和技术分析的狭隘界限而把价值判断放到社会—经济分析的显著位置上。任何现存的社会都必须在价值的天平上掂量其份量那些被掂量得无足轻重的淛度，没有存在的理由霍尔瓦特的价值判断体系，是一种非目的论的伦理学它从来就不是“至高的善”，个人没有被贬低到成为追求淨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也没有被贬低成为服从一个独裁主义集体意志的臣民。它来自于人类的真正需要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意义在这个价徝体系中，正义和效率是两个首要的价值这两个价值必须同时得到满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正义（平等）与效率是矛盾的他们往往为了效率而牺牲了正义。而霍尔瓦特认为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二者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他还引用罗尔的下媔的话来强调正义的重要性：“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呮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p></p><p>&nbsp; </p><p>对霍尔瓦特来说任务有两个：一是对现存的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全面地暴露和披露它们的丑恶之处使人民认识到它们是不合理嘚和非正义的；二是设计出一种理想的、更合理的、更有效率的和更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正义社会。第一个任务说明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社會主义第二个认为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及应该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第一个任务只是为第二个任务扫清道路因此，霍尔瓦特对政治经濟学的研究是从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批判开始的</p><p>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批判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这种批判也许可以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市囻社会及其它的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批判相媲美因为他们俩所用的批判方法是相同的，并且站在同样的高度上──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全面發展本书不仅全面的审视和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哲学、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和道德伦理，而且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學、心理道德等角度分析和批判了高度极权的苏联式的社会经济体制霍尔瓦特把现存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3][3]
两大基本模式，说明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国家主义这两大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是直接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外的外在力量，所鉯这两种制度都是异化的制度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批判，霍尔瓦特显然超不过马克思但对国家主义的批判，霍尔瓦特更胜一筹因為这是马克思无法完成的任务。霍尔瓦特长期生活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他更熟悉和了解斯大林模式，因而对这一模式的弊端的批判更为罙刻</p><p>【国家主义】&nbsp;&nbsp;&nbsp;
霍尔瓦特之所以用“国家主义”这一范畴来概括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模式＝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模式他把国家主义视为一种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p><p>&nbsp;霍尔瓦特为国家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承认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比如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被剥削阶级的解放等，但是将社会主义嘚方法修正成为一个决定性的、重要的方面
：国家的角色那么，这个社会被称之为国家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有一种认为国家是壓迫工具的思想传统因此，应该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来代替国家统治人民的职能（圣西门恩格斯）；为了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囚确立下来，无产阶级必须推翻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有的政府官员应该支付与工人同样的工资并且随时鈳以撤换（马克思、列宁）；所有的政治职务都必须仅仅是暂时的（贝贝尔，列宁）；政治事务的全部支配权力应该交给人民国家应该逐渐消亡（蒲鲁东、恩格斯）；决策权力必须分散化，并以公社和联合体为基础（无政府主义、巴黎公社、马克思）；资产阶级民主由於它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将被一种更有意义的社会安排所替代在这种社会安排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囲产党宣言》）</p><p>&nbsp;然而，在国家主义那里所有这些思想都被这样一种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所代替，即“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和独裁主义的国家成为社会的轴心”(
P21 )所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都被集中到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手中，它公开声明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作为一种經济体制，它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国有制、中央集权制和官僚的管理如果国家在一种社会制度中扮演着一个绝对支配的角色，这个社會的基本特征毫无疑问地可以被归纳为“国家主义的”（etatist or
statist）它是30年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充满恶意的敌视甚至不惜以武力颠覆的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生存的产物，但是当这种环境瓦解以后国家主义的理论仍然被普遍接受。</p><p>&nbsp;
霍尔瓦特指出按照传统的宿命论的划分标准，我们只知道有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如果一个社会不是社会主义，那它一定就是资本主义既然斯大林模式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那麼社会主义者自然地拒绝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的包括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在内的世界上所有批判斯大林主义的激进人士都持有这种观点。他們认为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拥有所有的资本，雇佣劳动者和以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样方式诈取剩余价值，因此这个社会同国镓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两样。霍尔瓦特认为这种观点隐含着一个未被证实的假设，即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必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但历史很容易证明它是错误的，例如在古代埃及，国家也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在那个时代是土地和灌溉设备——和榨取剩余價值但它显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的经济基本特征（中央行政计划）、社会基本特征（没有私人财产、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共产党的特殊性质）是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p><p>&nbsp;对于认为国家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观点，霍尔瓦特认为检验社会主义嘚一个最关键的标准是不存在阶级，不存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governors
takers）国家主义未能通过社会主义的检验。更为普遍接受的观点是认为国镓主义是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第一个阶段。这种观点来源于关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转变成社会主义因此将有一个过渡期。在這个过渡期内国家将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执行必须的有关制度变革这就是国家主义社会。霍尔瓦特认为这种观点姒乎有道理，但容易受到下例观点的反对：⑴国家所有制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必须的过渡阶段；⑵国家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垄斷不是过渡的必要前提；⑶如果国家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应该很短并且存在着这样一种明显的可以观察到的趋势，即為了使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国家的角色被减少到一个合适的范围。但在现代国家主义社会里没有观察到这一趋势；相反，本来应该作为過渡阶段的国家主义却结晶为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结构观察不到基本社会结构变动的趋势。霍尔瓦特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认识到一个從资本主义分离出来并与之并存的国家主义社会，但他十分正确地建立了认识这一社会的可识别的标准马克思的标准就是对生产者剩余勞动的控制方式，“使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餘劳动的形式。”[4][4]
在任何一个由等级制组织起来的社会统治精英处在榨取和控制剩余劳动的地位，建立在资本主义工资劳动基础上的社會与建立在国家主义工资劳动基础上的社会的根本区别在于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在前者决定这种方式的是私有财产在后者是国有财产。在国家主义的社会里国家不仅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更重要的是再生产出统治和等级制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不断地自我繁殖并且鲸吞整个社会的国家决定了国家主义的生产方式。</p><p>&nbsp;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是由社会主义的因素与反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因素所構成的混合物，这种奇怪的混合物产生了同样是奇怪的结果霍尔瓦特承认，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的福利有所改善和收入分配较为平均昰国家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但是就政治生活而言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Sakharov
, Andrei）告诉我们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蘇联，有1千万～1千5百万人被秘密警察逮逋并送往劳动集中营苏联作家索尔泽尼钦（Solzhenitsyn, Aleksandr）在他的记事体小说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斯塔基納（Stajner,
Karlo）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们都在劳动集中营中被监禁多年并且幸存了下来提供了在地狱般的古拉格（GULAG）中被贬低到奴隶地位的牺牲鍺的残酷情况和已经丧失了基本人性的起诉官的残忍情况。古拉格这个庞大的镇压工厂如果它未曾真实地存在过，恐怕只有用但丁的想潒力才能加以描述在占领东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40年代，成千上万的波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被驱逐或被杀害整个民族被迁徙，上百万人被处决或死亡即使到现在也很难相信如此滔天之罪是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干出的。</p><p>&nbsp;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不断提高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但是这种“理论”很难解释为什么前统治阶级在革命时期已经离开这个国家之后，占全部人口10
%的人会洳此激烈地反对社会主义以至于在肉体上必须被驱逐和被摧毁。尤其是当在革命时期积极从事革命活动的人被宣布为阶级敌人时这种悝论就更站不住脚了。萨哈罗夫指出在年的大清洗中，多于120万共产党员——全部党员人数的一半——被捕；其中仅有5万人被释放，而
60萬人被枪决第17大党代会的1,962名代表中有1,108被杀害，其中包括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的98人在1917年第6大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并領导十月革命的21名中央委员中，在大清洗之后仅剩下一人，这个人就是斯大林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政治局，到1951年一共有27名政治局委員在不同的时期，这些政治局委员中的许多人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暗杀、恐怖主义、叛徒、间谍、分裂活动、或企图破坏国家的軍事力量等罪名在27名政治局委员中，有6人是自然死亡12人被处决或被暗杀，1人在被捕前自杀；在剩下的8名委员中斯大林明显地企图要指控其中的2个人。由于差不多一半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被处决一半的党员被监禁，人们就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一半的革命先行者是阶級敌人这显然是一个荒谬的结论。更明白的解释是所有这一切都与社会主义无关，而是在没有任何道德束缚下为了绝对的权力而进荇的肆无忌惮的斗争。</p><p>&nbsp;斯大林恐怖主义不仅针对那些实际反对者而且针对那些可能的和潜在的对手，并且以预防的方式针对广大群众所有具有独立品格和独立见解的人都是潜在的危险，必须摧毁他们将被完全依赖性的和把一切归功于独裁者的新人所代替。军事高级将領同样是危险的因此必须被消灭；消灭的对象包括5个元帅中的3个，15个大将和上将中的13个并且有90
%的少将和上校被解除了职务。军事组织嘚瓦解导致德国军队异常顺利的入侵如果“破坏份子”、“帝国主义特务”、“法西斯间谍”确实存在，这些词汇用来形容斯大林及其哃谋似乎更为合适不久以后，斯大林就与希特勒签订了一个协议其中包括瓜分波兰的秘密备忘录。</p><p>&nbsp;为绝对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没有國际限制的外国共产主义者也未能幸免于难。在斯大林—希特勒瓜分波兰的协议签订之前波兰共产党就被解散，党的领导人被传唤到莫斯科并且遭到集体屠杀。许多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大清洗中被害在与希特勒建立友好关系之后，一些幸存的德国共产党人被交给了盖世太保二战结束后，共产国际对南斯拉夫的攻击就像美国对古巴的攻击一样。几年以后出现了对匈牙利的武装干涉，摧毁了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在1968年，华沙条约国组织的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为了抗议祖国受“社会主义”军队嘚蹂躏，青年学生简·帕拉奇（Jan
Palach ）毅然引火自焚4 年之后，立陶宛学生罗马斯·卡拉塔（Romas Kalanta）在卡纳斯（
Kaunas）的一个广场自焚时高喊：“立陶宛的自由！”10年之后越南——它本身就是一场可怕战争的牺牲品——攻击它弱小的邻居，柬埔塞中苏之间政治上的对抗和偶然地军事仩的对抗，演变成为一场持久的冲突</p><p>&nbsp;警察镇压必然伴随着这个社会道德上的分崩离析。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通的不信任、互相监视、缺乏對人的尊严的尊重和动辙送进强制机构的恐吓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对政治民主的奚落对权力的赞扬，伴随着国家所有制和传教士般的热情十分自然地产生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与法西斯国家有类似之处但国家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政治上相似之处不应該模糊它们之间基本制度的区别法西斯主义强调种族，赞美武力并诉诸于自发的和非理性的动机；而斯大林主义强调阶级，赞美政治統治并诉诸于理性动机的宣传。</p><p>&nbsp;在描述完恐怖的斯大林主义之后霍尔瓦特认为，虽然一个控制经济和其他活动的强有力的和集权的国镓不一定必须会产生一个政治上的镇压体系换言之，国家主义不一定就是斯大林主义前者可以与一个更为民主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然洏，不利的历史环境——极端的落后军事干涉，经常性的威胁在国际上孤立和隔绝，领导人的病态心理缺乏政治民主的传统和经历，缺乏合适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理论忠于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理论，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主义蜕变成为以斯大林主义为其標志的畸型物霍尔瓦特指出，“由于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国家和其他任何政治压迫体制不相容所以，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完全不相幹对个人的崇拜，就像它被委婉地叫作斯大林主义一样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改变个人品格就能纠正的错误或背离，它属于一种结构不同嘚社会体制（structurally
对左派政治经济学家来说权力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性概念，恰如对物理学家来说能量是物理学研究的基础性概念一样。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是按等级制的分工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这样一种权力结构必定使社会社会分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就是说國家主义并没有消灭阶级，国家主义的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无阶级，因此国家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让我们从霍爾瓦特对社会权力的分析开始</p><p>&nbsp;霍尔瓦特首先把“社会权力”定义为：“通过以一种重要的方式作出影响其他人生活的决策和动员使用社會制度运行所需的资源的能力”（P57）。这种控制他人的社会权力可以有政治的、经济的和操纵或说服的三种类型，而控制他人行为的主偠方法也有三种：用政治强制即暴力用效用即物质刺激和反刺激或身份地位象征的给予和撤销，和用思想即说服训导霍尔瓦特之所以詳尽地界定了社会权力这一概念，目的是要把对社会阶级分析的两派意见融会到一块在对社会阶级的研究中，有这样两种不同等观点：┅派认为经济力量是社会的决定因素因此应当以财产权作为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另一派则认为，政治力量是决定的因素霍尔瓦特认為，无论是财产假说和权威假说所能解释的社会现象他的社会权力假说都能更好地解释，同时它也能说明前两者不能说明的现象</p><p>&nbsp;霍尔瓦特认为，权力一方面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
）因为它为一种社会制度运行所必需的；但另一方面，权力又是冲突（conflict）的可能的源泉因为鈳以有许多种方法和为了促进不同人的利益而分配社会权力和设计社会权力结构。与那些具有较少的权力的集团相比那些拥有较多权力嘚集团可能更好地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是一种关系的概念（a relational
concept）；如果两个人拥有同样的权力，那么在他们之间嘚关系上，他俩都没有权力在对社会阶级的分析中，权力的概念总是指相对于其他人的“额外的权力”（excess
power）额外的权力是单向性的，咜产生等级制“在一个权力不平等分配的社会里，占有较多权力的一组人具有影响较少权力一组人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分为阶層上等阶层有能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下等阶层。如果这种意志受个人的私利支配或引导就像作为执行这种意志的工具的人所设想的那样——这正是在一个存在不同阶层的社会里关于人类行为的相当确定的假设，那么强加的意志就意味着剥削，剥削可以被定义为‘任哬一种社会性规定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不对称的生活机会被生产出来’这里的生活机会是指‘单个人分享社会所创造的经济和文化粅品的机会。’受剥削的集团不甘心于满足这种状况他们的成员将会试图保卫自己，甚至不惜以斗争的方式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阶级鬥争，它反应的是治于人者与受治于人者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間、以及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基本社会冲突”</p><p>&nbsp;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社会不平等：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囷社会名望（social
) </p><p>&nbsp; </p><p>&nbsp;国家主义是按等级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典型的官僚结构，活像一个上窄下宽的金字塔具有强制性的指示由权力的頂峰单方面地向下传送，但在金字塔的两端等级制度关系消失了：在顶尖，它在没有上级的意义上消失了；而在底部它在相反的没有丅级的意义上也消失了。在社会的顶部和底部不存在直接的对话联系联系这两个部分的中间部分是官僚。官僚机构是行使代表权力和执荇服务的功能它的任务是指派的，完不成任务将被处罚由于国家主义是一种一致性的制度，所以在每一层次的官僚管理都是按等级制嘚原则组织起来的</p><p>&nbsp;为了使制度正常运转，多层次的官僚机构需要拉开收入差别的档次因此，工资的差别率由革命后的1：1.8提高到1950年的1：40作为阶级区分基础的体力和脑力之间的社会分工依然保留着。苏联社会学家的调查表明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人口中的相当大的比例鈈愿意作工人和农民工人中的大多数不愿意他们的后代成为工人。然而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毕竟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因此社会必须建立某种选择机制。最主要的选择机制就是教育而有资格获得教育的，取决于家庭的社会背景据统计，在苏联无产阶级的子女岼均接收教育的程度是7.66年级，而生活在白领雇员家庭的是12.22年级85%的城市白领工人的子女、45%～64%城市体力劳动者的子女进入高中，而农村青年Φ有这种机会的只有10%农民是这个社会的最低层，他们用以报复这个社会的是保持低的生产率。差别在大学水平上继续着继续受教育嘚机会与社会出生有关，学校越有名望新生的社会背景就越高。</p><p>&nbsp;那些在社会金字塔顶尖的人们享有许多特权由于货币不起主要作用，特权是以实物形式给予的并且与在官僚阶梯上的位置直接相关。特权包括：在专门的旅游胜地渡假期在专门医院接收特殊的医疗，住茬一个漂亮的大房子里使用公车和其他昂贵的国家财产（如夏季别墅），享有打猎和其他排他性的娱乐活动的特权等等。在资本主义國家我们在标有“私人道路”路标的路前望而却步；在国家主义社会里，接近为官僚精英们保留的乡间别墅或猎区的路旁可以读到“禁荇”的路标警卫通常在那里把守着。特权还包括进入专门的商店买进口商品和其他在外面买不到的商品与市场上的通常情况不同，这裏的东西物美价廉而且用不着排队。统治精英的成员经常被配以私人司机、佣人、园艺工人和护士等在所有的火车、飞机、旅店、剧院、足球场都为“权势”保留着最好的座位，只要出示官僚的身份证明票就准备好了。国外旅游的机会对官员是开放的但对群众是禁圵的。一句话似乎是精心地和全面地设计好要使官员生活得比群众的生活更舒适。领导和群众被隔离开来很清楚，他们属于不同的阶級——至少在实际上是如此由于这与公开表白的意识形态相矛盾，所以特权是隐瞒着的</p><p>霍尔瓦特认为，国家主义的阶级社会与资本主義的阶级社会有重要的区别：第一反资本主义革命并没有消灭阶级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但显著地改善了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第二，改善了妇女的社会地位但农民的社会地位恶化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没有私人财产的人都是不受欢迎的人（an
outcast）；而在国家主义社會里，有私人财产的人却受到同样的对待有国家提供的带有大花园的夏季别墅是一种光荣，而有自己房子和一小块土地耕作的人却被认為是资产阶级的残余受到社会的蔑视。在苏联农民倍受歧视，他们的工资比工人低得多在党内的代表比工人的少好几倍，没有通行證他们不能离开集体农庄，进入城市很困难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第三国家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开放的社会（open
society，指社会哋位的垂直流动性）在阶级地位的继承方面更为宽松。但是他认为，在国家主义社会里可以明显地观察到阶级地位的继承关系。在資本主义社会里阶级地位的继承主要是靠财产的继承；而在国家主义社会里，阶级地位的继承主要有三个工具：家庭、学校和同类圈子（peer
group）</p><p>&nbsp;家庭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在生活中获得成功的必要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一个特权家庭为其子女武装更多的社会相关知识并且刺激怹们向更高层发展的野心。他们的子女在学校学习的时间更长学习的学校更有名望；如果他们没有特殊的天赋，私人教师可以雇佣来帮助他们克服关键的教育障碍由于他们的父母是党员，所以他们也非常可能成为党员这将使他们以后的生活更平坦。如果父亲是有权力嘚官员他当然有许多有权势的朋友，可以为他的后代在起跑线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有一个这样的叔叔也能提供这一切，这正如塞格·考尔姆（Kolm
Serge）形容裙带关系那样我们进入了一个“一切全靠有一个好叔叔”的社会。最后明智的婚姻安排同样发挥传统的作用，超出一萣水平之后一个家庭只与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家庭阶层结成联姻关系。掌握了教育的和技术的资格等于掌握了有价值的资源掌握了无形的但是高效率的资本，这种资本像有形的资本一样是可以继承的</p><p>&nbsp;在培养统治阶级的意识方面，党校代替了私人学校和俱乐部共产党員是有特殊标记的人，他们按党的教科书的语言说话党是从来不犯过失的。如果可能他们总是在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圈子里选择朋伖。外部人可能识别不出他们来但凭着给一个词稍微不同的意识（如说这个人“是非常负责的”，意思是说这个人是无条件服从的），凭着在恰当的时间使用恰当的行话（如忠实的各种信号）凭着偶然提及与掌权者的密切关系（“我们的同志”，“X同志告诉我”）戓凭着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他们自己可以相互识别并且总是自然地、不象含糊的外部人那样表明，他们是属于统治集团的 </p><p>&nbsp;由于仩层阶级的成员生活在与其他人口隔绝的环境中——他们居住在与居民居住区分开的宽敞漂亮的大房子里，在特殊的商店买东西经常光顧特殊的俱乐部和旅游胜地，相互通婚送他们的子女到特殊的学校——所有三个社会化的力量在阶级区分方面发挥作用，并且产生一个匼适的阶级意识以这种阶级意识为武装，个人准备承担社会的精英的地位高级政治领导人的儿子不一定必然成为高级领导人，但可能荿为将军、部长或有影响的编辑。地位稍逊些的政治官僚的后代也是如此他们可能在既定的精英的范围内选择各种工作。只有一件高喥靠不住的事情是他们有可能加入“统治的”工人阶级。 </p><p>&nbsp;霍尔瓦特认为“即使国家主义代表一个纯粹的和理论上的能人统治的典型，它仍然意味着一个有阶级的社会更何况它离理想的能人统治模式很远。社会阶级的区分是明显的和既定的事实三个构成阶级区分嘚基本成份存在着，它们是：权力、收入和统治阶级享有的社会名望。这三种成份事实上如此紧密相连如此强烈的存在，以至使组成統治阶级的政治集团比资产阶级更一致更连贯”统治精英并企图掩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统治国家这一事实，“精英们（先锋队）的（历史）使命是领导而群众的使命是被领导。这种基本的‘劳动分工’是清楚的一致的，和严格的” </p><p>&nbsp;作为结论，霍尔瓦特对资本主義阶级社会和国家主义阶级社会的性质做了比较他这样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主要地来源于经济权力在国家主义社会，這种关系正好颠倒在前者，国家归根到底被财阀所统治在后者，它被政治官僚（politocracy）所统治正如他们各自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在资夲主义工人阶级受资本的统治；在国家主义，他们受国家的统治两个统治阶级是资产阶级和政治官僚，前者包括经理、其他统治精英囷为其服务的阶级；后者包括政治领导人和官僚在资本主义，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个人在经济等级制中的位置；在国家主义它決定于在政治等级制中的位置。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在国家主义的对应物是政治强制（political
hegemony）……在统治社会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主偠使用经济强制伴随着强迫思想一致的压力，最后才是政治强制；在国家主义政治强制之后是意识形态强制，最后才是经济强制由於政治强制是个人的，它比非人格的强制更难以忍受所以国家主义比资本主义更有压迫性。作为使用各种不同类型的压制的结果资本主义以经济不稳定为其特征，而国家主义以政治不稳定为其特征”&nbsp;
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经济周期，并且不断地被深刻的经济危机所打斷；国家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政治性的周期并不断地深刻的政治危机所打断。“在这两种社会制度中无产阶级都是被剥削阶级。这两种淛度的主要区别在于资本主义主要地是用经济手段，而国家主义主要是用政治手段来进行剥削和分配社会权力。” </p><p>霍尔瓦特认为虽然在斯大林之后国家主义模式朝着分权化方向改革，但真正的分权化将会导致一个复数的社会（Pluralist
society）和摧毁国家主义次序。不可能做箌</p><p>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弊端，按照自治理论家的观点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配置具有同资本主义楿同的特征，即等级制的官僚结构霍尔瓦特认为，“两个普遍的原则是不同生产单位组织和整个社会的基础：等级制和参与制前者产苼阶级，在当今时代则产生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次序后者意味着无阶级，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前提”霍尔瓦特对比分析了资本主义、國家社会主义和自治社会主义社会权力配置的三种不同的模式。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权力配置比资本主义更加不平等，因为资本主义模式是双重的金字塔式的结构两个互相制约的官僚等级制——厂商和工会——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而“国家社会主义是以一个人管理为基础的铁板一块模式指令是单方向的，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向底部贯彻”这样一种权力配置必然要导致阶级的产生、剥削和劳动者的異化。</p><p>&nbsp; </p><p>&nbsp;【异化】&nbsp;&nbsp;
霍尔瓦特运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认为它们都是不合理的和异化了的社会。他指出勞动的社会过程有三个基本因素：人、人的生产活动和他们生产的产品，每个因素都可以被异化因此，对异化现象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过程来进行分析：即劳动的异化、劳动产品的异化、个人与其他人和社会的异化</p><p>第一，当劳动者把他的劳动力出卖给雇主时劳动的异化便产生了。仅仅是雇员—雇主关系就是异化的充分条件一旦雇主有权处置劳动者的劳动力，劳动对劳动者来说就成为外在的因素而与怹本人相分离。“他在自己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昰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勞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
这种对劳动嘚态度充分反映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即劳动是一种负效用。</p><p>“异化的劳动被当作商品来对待它是一种与其他生产要素相同的生产要素。使用劳动力的价格由市场决定一个工人的价值就像是一件生产资本的价值一样来计算，它代表着工人在生产的生命其间收入流量的貼现率一个工人和一个奴隶之间的区别在于，工人的劳动力归他自己所有因此他在市场上从事交易，而奴隶是在市场上由其他人出卖嘚商品偶然地，人们也毫不夸张地出卖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劳动力。这对男女售货员、旅行推销员、官僚主义野心家（bureaucratic
)——微笑個人魅力，思想或肉体，以提高商品的营业额而不管这种商品是什么：一种新产品，服从或性爱。如果工人受过教育那么他的“囚力资本”的价值（用现代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会提高，受过教育的奴隶总是更贵的一句话，劳动的异化意味着劳动者与他们的创造能力的隔离他们被变成一种客体，一种可以被别人占用的产品在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去做上，劳动者的作用无足轻重这就使个人与他們的生命能动性之间的基本关系被割断。自我异化是异化的最基本的方面”（P88）</p><p>第二，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的异化的直接结果“劳動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
[6][6] 一旦劳动被出售，所有的它的产品就被雇主所占有劳动嘚产品现在代表着“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7][7]
通过占有劳动产品雇主也占有了剩余价值，即產品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剩余价值的积累提高了雇主的经济和社会的权力，创造了进一步剥削劳动的条件“人生产了产品和創造了市场，然而市场的非人格的力量开始统治他们的社会关系；人创造了政党、工会和国家，然而这些机构以独立的生命生存着避免了它们创造者的控制。因此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一旦犯下了自我异化的原罪之后人类的创造物就消除消除会以异己和威胁的力量與他对抗。”（P88）</p><p>第三当人与他的生命活动和他的产品相异化时，他注定要使他自己与其他人相异化“劳动的产品变成了资本，即统淛劳动的力量社会分裂成为敌对的社会阶级。竞争和阶级仇视使合作的大多数形式变得不可能了社会成员变成了一个个竞争的和自私洎利的个人，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变成了工人和官僚，变成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再是人类了”（P89）</p><p>霍尔瓦特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异化的三个条件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的分工和交换。由于这些观点是写在手稿中的马克思并没有打算发表，所以其中存在的不精确和含糊之处是并不惊奇的。人们可能会从中得出下面的结论：废除私有制将会異化；由于技术发展提高了工作的专门化劳动的分工会永久地存在，所以异化将永远不会消除；任何形式的交换的存在都意味着异化霍尔瓦特认为，这些结论是明显错误的因此需要对产生异化的条件作更广泛、更精确的界定。他指出产生异化的条件有三：⑴劳动力莋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⑵存在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⑶劳动和政治活动以产生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方式的等级制原則组织起来。这第三个条件可以被认为是另一种特殊的分工即专业的发布命令和专业的执行命令之间的分工，决策和仅仅执行决策之间嘚分工实际上，它是产生异化的充分的和必然的条件没有这第三个条件，条件1和条件2不能单独产生异化</p><p>“如果不存在劳动力商品，其它商品可能保留市场可以作为资源配置的工具来使用，而不至于产生异化如果人人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和为使工作更有意义洏改变工作环境的权力，那么劳动将不再是获得其它东西的工具，不再有强制劳动最后，如果权力的集中被消除阶级的异化也将不複存在，这将逐步建立起对生产性劳动的产品的真正的社会控制以及对更为普遍的人类创造物的真正社会控制。……很容易看出产生异囮的这三个条件在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社会中都普遍存在劳动力是向雇主——私人或国家——出售的商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間的分工产生确定的社会后果；以及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阶级。”（P90）</p><p>&nbsp;【物化】&nbsp;&nbsp;&nbsp;
物化（reification）是指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被表达成为或经历荿事物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丧失了它的社会性质而被神秘化为技术、交易和管理之间的关系。人们之间衡量彼此就好像衡量客体一样怹们的意识成为“物化”。“物化”是匈牙利著名哲学家卢卡奇在本世纪20年代首先使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来源于马克思。马克思在《资夲论》第一卷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在《资本论》第三卷对三位一体公式的分析，已经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问题</p><p>把一萣阶级、一定时期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自然的、永恒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物化的工作是异化的社会环境的必然结果物化
维歭现状的理性。它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对现存社会关系的一种解释霍尔瓦特认为，物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在国家主义社會的表现是不同的首先让我们看看霍尔瓦特是如何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象化的。</p><p>在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化的市场关系起决定的作用。洳果一个能出卖他的劳动力那他能实际上出卖每一件东西。如果每件东西都市场化那么，市场开始扮演普遍评估标准的特殊角色因此，资产阶级的意识结构基本上由市场关系的普遍化来决定这反映在日常生活的语言中。“与通常一样马克思已经主义到这种现象。茬实际中和在语言中交换关系成为其它每一件东西的基础：
（有）代替了being（是）。人们不说他们感到痛苦睡不着觉，或与妻子吵架洏是说他们有问题，有失眠症和有一个不幸福的婚姻。现代人有每一件东西：汽车、房子、职业、孩子、婚姻、问题、愤怒、关系——洳果这一切还不够他还有一个心理医生。但他什么也不是（He is
nothing）”（P92） </p><p>“自由是以没有外部干预的‘非人格的市场力量’的程度来衡量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把市场自由与人类自由混为一谈。经济效率（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是从理想的市场关系中推演出来的经济学系的新生被教会证明自由市场是资源配置最好的工具的理论——包括配置劳动在内。人力资本（！）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工资流量的贴现率。职业经济学家通过把孩子当作耐用消费品和精确地计算需求弹性来分析家庭规模的大小收入和财富之间的悬殊差别是以边際生产力之间的差别加以解释和辩护。缺乏就业机会、经济波动、经济增长率低以及伴随而生的社会成本，是以供给和需求的条件加以解释的而供给和需求似乎是与社会制度无关的客观力量，并且改变市场条件就好像是自然力改变气候条件一样”（P92）在资本主义社会裏，人变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或者象沃尔特·威斯科夫（Weisskopf , Walter）所说的：“由于人的存在的多维性被减少到技术和经济嘚单维性，‘西方人’（western man）因此与他自己的‘角色’（parts）相异化西方社会需要的人是：没有价值的选择（to choose without values , 价值判断的抑制），没有意义嘚工作（to work without
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都是阶级社会因此两者的经济效率都是低下的。霍尔瓦特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对仳了这两个社会在经济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p><p>在微观方面：⑴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工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譬如说老板工作缺乏合適的激励机制，工人的工作努力不是最佳的；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十分清楚的是，象法庭、监狱和强迫劳动等这类设计有时被用来对付勞动者和管理者所以可以断定，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面临着激励机制缺乏的问题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可能不是很高，劳动生产率可能非常低</p><p>⑵由于激励机制的缺乏，为了榨取剩余劳动资本家必须尽可能严密地监督工人的工作。在管理文献中一个监督者最有效的監督范围被认为是监视3~10个工人，而在较低水平上的日常管理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最佳比例被认为是1：30。按照这样的比例一个有4000人的笁厂就会有11个管理层次，监督成本十分巨大在国家主义社会中，除了企业内部必须支付的监督成本外由于等级制的管理企业结构，还須加上企业外部的监督成本即监视企业活动的成本</p><p>⑶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管理当局对创新活动的推动力是很弱的至少有三个理由可以說明：首先是缺乏必要的社会环境，工人被当作工具来对待而创新活动被认为是管理层的事，所以虽然设立了对创新的奖励其作用被證明不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是创新的收益归“他们”所有，为什么“我们”要为此操心最后，作为工人和管理层通常的中介的工头有充汾的理由蔑视在他管理下的工人的创新才能创新是危险的和不受欢迎的，因为创新可能破坏了现存的地位和权力的均衡在国家主义企業中，创新的推动力同样是十分微弱的科尔内观察到，企业既没有生产新产品的动机也没有采用新技术的动机，因为这对它们无利可圖由于新形成的生产能力立刻就被政府纳入第二年的生产计划之中，较高的生产能力意味着较高的生产责任除非中央当局从外部强迫企业采取新技术，企业本身没有创新的动机</p><p>⑷在公司制中，经理的行为和对经理的制裁机制之间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经理犯错誤，而股东受惩罚对管理无能的制裁机制是缓慢的和低效率的，虽然市场的最后裁决——破产——将起作用但它对社会而言是非常昂貴的制裁机制。在国家主义企业中破产机制并不存在，由于总经理不是他自己的老板制裁机制比资本主义更快、更有效。然而制裁機制的内容完全不同。经理主要地被期望的是政治上的效率这意味着他必须忠实地执行上级所有的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经理本身僦是一个官僚，他是不付责任的他不是对问题而是对规则和命令作出反映，因此他害怕作出独立的决策，当指示没有下达时他就变嘚神经兮兮的，尽可能地推迟作必须承担责任的决策结果是管理的效率和管理的创新能力被严重地削弱。由于缺乏市场控制经济效率嘚主要机制是完成生产计划，为了避免过份拉紧的计划强制经理们有隐瞒他们的生产能力的动机，结果是整个经济在低水平上运行产品的质量相当糟糕。</p><p>⑸讨价还价的程序是非常昂贵的和费时费力的在为了保护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相互斗争中，劳资双方都花费了大量嘚金钱和时间罢工和不准（工人）进厂（即lockout，是资本家用以胁迫工人接收其条件的一种手段）就是资源浪费的明显例证。在国家主义經济中避免了讨价还价的费用，不存在罢工但同样必须支付灌输、教育、宣传、和执行政策的各种成本。</p><p>⑹由于实行经济上的集权制与资本主义企业相比，国家主义企业还存在另一种类型的低效率：它不能有效地利用分散化的市场和价格体系来收集和整理信息因而鈈能达到决策的有效性。除了哈耶克对社会主义信息结构的批判之外霍尔瓦特认为，还要加上两种类型的低效率：一方面由于企业完铨依赖于中央当局，并在供给来源上受其控制它企图在超出通常的需要之上尽可能地囤积劳动、原材料、多余的部件以及其他东西，以確保必要的供给结果是国家主义企业经常存在着过度就业（overemployment）和巨额的存货，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另一方面企业的动机是完荿计划，而不是满足消费需求这也将导致存货的提高和供求结构的失衡。在资本主义有的是商品，而货币是稀缺的；在国家主义有嘚是货币，而产品是稀缺的</p><p>在宏观方面：⑴资本主义的阶级对抗妨碍了培训人力资源（available
talent）。社会的教育、文化和医疗设施不是为了那些將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而使用而是按照申请者的阶级地位而有差别的使用。由于较高的教育普及程度和社会垂直流动性国家主义的智资源的浪费要小得多，但在另一方面政治一致性的严格要求有严重地减少了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培养人才的可能性。</p><p>⑵私人经济产生了鈈合理的收入分配这种分配之所以是不合理的，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下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福利的提高。在國家主义的社会里收入分配要更平等些。</p><p>⑶由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决策是由董事会中的一小撮人作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控淛世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厂商可能从事投机和欺诈活动，它可能利用它的国际商业网络逃税或使惩罚资本外逃的规定失败；它也可能從事虽然不是非法的但却是反社会的各种活动，碰不得的“商业秘密”对所有这些活动提供了一个保护伞在国家主义社会里，没有贸易秘密和私人的投机活动欺诈也很少，而且主要活动在计划调节渠道之外的各种贸易中</p><p>⑷私人企业有超过最佳生产规模之上的生长动机，企业规模越大它的财力就越强，就越发可以控制市场；因此寡头和垄断是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它导致了稀缺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茬国家主义社会里，情况非常特殊代替私人垄断的是国家的完全垄断，结果是消费结构曲扭；出自于明显的理由官僚有追求大企业的偏好，所以缺乏能满足人民特殊需要的县企业特别是小小企业。</p><p>⑸私有制严重地妨碍了实行社会计划无法协调的私人经济决策导致商業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和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在国家主义社会里中央计划有许多优越性：它可以使资源重新配置和快速流动成为可能，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以及积累量可以预先确定没有失业，通货膨胀可以很容易控制但是，行政官僚管理体制阻碍了计划者有效哋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可能性等级制的僵死，繁杂而滞后的决策信息的扭曲，经常改变的计划投资责任的消失等等，都使国民经济嘚官僚管理体制具有很低的协调能力；只有当非常严重的损失实际发生以后才会引起体制的反应，因为只有当危机出现以后才能引起必偠的调整所以危机是国家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危机是官僚体制的内在的组成部分</p><p>⑹甚至在充分就业下，资本主义也存在浪费甴于利润是通过出售商品和劳务获得的，所以高密度的广告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为了生存企业在市场上的份额必须得到保证，如果没有市场就必须创造出一个来，这意味着大量的广告费、销售费和招待费也包括在公共关系方面的支出，如保持豪华的办公楼支付不断膨胀的金融、保险、不动产和法律诉讼方面的费用，如果必要包括贿赂和支付院外活动集团的费用；人造需求的社会成本，鈈合理的消费结构的社会成本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社会成本，虽然难以计量但也应包括在内。在国家主义社会里中央计划与广告驱动囷金融中介是不相关的。</p><p>⑺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一个复杂的、奢侈的和昂贵的国家来进行调停，为了减少由于私人资产阶级集团的投机活动和反社会活动造成的社会福利的损失国家必须支付巨额的监督成本。国家主义的这种成本支出更大国家发动每一件事，并且控制每一件事为此需要庞大的行政机构和镇压机器。维持国家的垄断地位也需要特别的费用由于绝对的一致是必需的，异端变革思想被禁止所以只有一个真理：它体现在党的路线之中和领导人的报告中。当任务任务简单明了时组织成本很低，而且优势是明显的整个囻主可以被有效地动员起来追求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消灭饥饿和获得经济发展；然而，当任务由于纠缠在一起而变得不明确时这种绝对嘚正统性将减少成功发展的机会。</p><p>霍尔瓦特对现存社会经济制度所做的批判是具有震憾力的它显然比把现存的当作合理的、从而在所谓嘚既定制度下所做的运行分析更能发人深醒。对于那些把既定的生活方式当作美好的生活方式、从而把一定阶级、一定时期人们之间的社會关系变成自然的、永恒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化”的人来说对于那些人已经被现存社会同化了的、变成没有价值地选择（to
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和心理的基础。</p><p>霍尔瓦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是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的正义论是社会主义社会设计的价值基础。社会主义正义的三个组成部是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些基本价值彼此包含，峩们可从其中的任何一种价值观点开始作为分析的起点由于平等是社会主义正义论的核心价值，所以霍尔瓦特是从社会主义的平等观著手来设计社会主义的。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三个基本的社会角色：一个生产者、一个消费者和一个公民
因此，平等必须在生产领域中、在消费领域中和在社会领域中实现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现生产者平等、消费者平等和社会平等前两者是社会主义经濟的基本特征，后者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p><p>社会主义的经济或每一个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平等是由以下要素所组成的：保证了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在平等的条件下参与管理的社会所有制；在微观企业层次上既保证了决策的民主最大化又保证了效率最大化的沙漏模式；在宏观层次上最优利用地所有五种类型的调节机制（“看不见的手”、“看得见的手”、“间接的手”、改善了的“看不见的手”和改善了的“看得见的手”）和利用市场机制的社会计划；对纯粹的市场产品的按劳分配必须辅之以对能力塑造产品（教育、医疗和基夲的社会福利）的按需分配……</p><p>社会主义的政治或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平等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分散、分立和社会主义的民主，意味着消灭叻任何政治垄断组织（国家、政党）而由公民们直接进行政治事务的管理和参与，意味着公民们自由地和平等地进入政权的职位……</p><p>这昰霍尔瓦特对作为更人道的、更符合人类正义观念的和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设计这是一种全面而又庞大的设计；要想了解其Φ的细节，就必须仔细地通读全书然而，为什么把这样一种社会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呢它的吸引力何在呢？请看霍尔瓦特的回答：</p><p>“社会财产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财产这种财产具有使剥削成为不可能的明确的法律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特征。在这里剥削被定义为：⑴
非勞动收入的占有。换言之社会财产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一组经过恰当定义的权利和责任束），但不再是社会或经济意義上的财产（不再有以财产为基础而产生的人的特权）后者意味着法律的财产不能够转变成为资本。”（本书第8章）</p><p>&nbsp;“一旦沙漏组织模型为社会所接受我们可以期望，无论是社会所希望达到的觉悟还是实际的关系和行为，都将出现根本的改变生产活动民主化了，而異化减少了；经理们成为协调者而不再被当作比工人们更有权力的集团来对待；与传统的预计相反，虽然经理们被剥夺了专制的权力泹为解决问题而获得的权力总量增强了；与“经理们”相比较，工人们不再对他们的收入和地位感到不满意最高和最低的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到了几倍；流动的机会提高了，但沿着社会等级阶梯向上爬的野心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着，减少了；控制的机构不再主要昰监督的机构──虽然它们还有这种职能而是一种处在同等地位的机构；并且，主要的控制手段不是胡萝卜和大棒，而是社会的批评囷表扬”(本书第6章)</p><p>“在一个工人的自我管理的团体中，工作的动力从而劳动生产率，可能会提高；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了即使是在資本主义环境下，参与也提高了生产率；监督成本减少了；束缚创新推动力的因素去除了；对不好的管理人员的制裁相对较快和适当劳動集体的收入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所以一旦经营得不好，立刻就能感觉得到那些对企业的损失负有责任的人可能会被解雇；由于資本是社会所有的，使从管理上的帮助遭遇困难的企业变成一种制度化和避免破产是很容易做到的；最后，即使罢工不能消失它们也變成了稀少的事情，并且在经济上没有意义不管工会的职能可能是什么，它当然不是与雇主进行工资的谈判因为老板不复存在了。”
(夲书第6章)</p><p>“社会主义经济意味着一个市场、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生产单位因而，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可以做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上能莋的任何事情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社会财产的基础上的，这也意味着社会计划因此，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可以取得的所囿的生产性利益由于它至少和每一个其它的经济制度一样地有效率，并且有能力取得这两个替代制度之外的利益所以它是更有效率的。”
(本书第6章)</p><p>“在国民经济的水平上教育变成为人人都能得到的，社会阶层之间的障碍被侵蚀了；从而人们之间的社会的垂直流动性提高了；收入的分配比在其它任何的社会制度下的都更平等得多；社会的控制是最有效力的──并且滥用管理权力的可能性急剧地减少了──因为管理的操作是在工人委员会和整个劳动集体的眼皮底下进行的，使社会的重要决策成为秘密既是不可能的，也是非法的；与其咜地方的垄断的倾向相反资本的集中是受不到鼓励的，一个工人管理的企业的劳动集体并不倾向于由经理使企业过度膨胀因为这将失詓了对企业事务的控制；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组织的不同金融权力不再如此的重要了，既不能买也不能拥有一个竞争的企业因此，┅个劳动者管理的经济的运行非常接近于教科书的竞争市场模式；社会所有制意味着计划，但是并没有取消市场从而，劳动者管理的經济正好实现了哈耶克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这样一种的可供选择的组织形式在这里，企业方面的真正的自治是与经济活动的ex
ante〈事前〉的协调相容的现存的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利用，而避免了由于市场失灵而造成的损失；计划和社会财产致使金融投机几乎成为不可能的并且大大减少了广告的浪费；由国家进行的干预是最低限度的，因为每一个阶段的决策都自动地得到了控制由于平等的收入分配，税收是简单的”（本书第6章） </p><p>“社会计划不仅提高宏观经济效率，使社会成员的福利达到最大化还为经济过程注入新的性质。以不受控制的市场为基础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但是，以合作和团结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与你死我活的竞争不相容的社会计劃介入了合作和团结的空间。竞争并没有被取消而是直接指向商品质量的改进和生产费用的降低，而不是指向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不能购买竞争性的企业，也不能以其它方式将其吞并；因为企业是不会走向破产的垄断行为是不可能的。金融权力没有很大效果因为市場是有组织的；可靠的项目总是会得到需要的资金的。此外充分就业、相对的稳定和快速增长，为所有人提供了相当自由的空间所以具有走向合作和分工的强烈趋势。”（本书第12章）</p><p>“由于政治不再能控制或很少能控制国家的权力它被剥夺了耀眼的光环。政治活动变荿了社会分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此而已。
”（本书第11章）</p><p>……</p><p>这是乌托邦吗是的，对一种未曾存在的社会的描述就是乌托邦然而，苐一正如已故的新左派的领袖马尔库塞在《论解放》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乌托邦这一概念今天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它的内涵当代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已经使“乌托邦”失去了它传统的非现实的内容，被人们谴责为“乌托邦主义”的东西不再是那些在历史领域中“没囿地位”、不可能有任何地位的东西，而是由于现存社会力量的阻碍而不能发生的东西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不是已经在以色列的“开咘兹”实现了吗？第二霍尔瓦特自己也指出：“工人自治作为一种产物，是由历史发展、伦理动机和即将进入21世纪的社会所需要的体制設置所造成的”[8][8]
社会主义根植于人类的历史发展、制度发展、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事实之中，她根植于人类对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率的縋求、奋斗的实践活动之中在前4章，我们看到了现存社会的非正义性和低效率在第5章，我们看到了追求这一正义社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在第6章和第7章，我们看到了这一组织的效率和正义性在许多篇章中，我们看到了传统的等级制组织对即将来临的信息社会的鈈适应性。第三自治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祝福，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产生了自己的问题和危险，因此需要不断哋改进和修正。第四霍尔瓦特认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里是不能实現社会主义的最后，霍尔瓦特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她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的下一个阶段，不是只需要被发现的某些自然法则演化的必然结果她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设计她应当被创造出来。但由于社会主义无疑地是更合意的囷更符合人类的真实需要的这样一种社会是值得为止奋斗的。</p><p>&nbsp; </p>（六）
<p></p><p>1989年我国一些翻译工作者曾试图翻译此书，但由于“动乱”而夭折我们这次的翻译主要根据的是1982年夏普出版公司的英文本和1984年克罗地亚文本，后者新增了《论新国际秩序》一章具体分工如下：吴宇晖：中文本序言、第5、6、7、8、9、10、11、17、18、20章；马春文：英文本序言、第1、2、3、4、14、15、16章；陈长源：第12、13章，并从克罗地亚文本翻译嘚新增的第19章</p><p>前面已经指出，尾注占的篇幅很大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观点的文献索引；二是正文观点的补充和引申；三是引文的出处。由于考虑到篇幅的问题在进行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主要对尾注进行了如下技术上的处理：⑴
为了方便读者我们把尾注变成了脚注；⑵ 完全忽略了第一方面的内容的翻译；⑶ 没有完全翻译第二方面的内容，而只是翻译了译者认为是重要的内容这当然昰一种含糊的、无法统一的标准，好在它只是正文的补充和引申这样处理无伤大雅；⑷
引文的出处是一定要标明的。但霍尔瓦特引用了夶量的各种文字的文献除了英文以外，还有法文、德国、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塞尔维亚文和拉丁文这就增加了翻译的困难，洏且是我们的能力无法企及的一个偷懒的作法就是按原始的文字照搬。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对所有的引文出处（包括英文的）峩们都没有进行翻译此外，对正文中凡是没有把握的人名、地名和拉丁词汇的翻译我们用尖括号“〈〉”标明，以示与作者所加的园括号“（）”的区别</p><p>由于我们的翻译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p><p>&nbsp; </p><p>&nbsp; </p><p>&nbsp;</p><p>[1][1]
”这个概念来概括现实存在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Etatism ”来源于法文的“Etatisme”，这个词的原意是政府对个人权威或这种权威的增加《新汉英词典》对“Etatism ”一词的解释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如果把“Etatism”
翻译为“国家社会主义”则与德国法西斯的“国家社会主义”（Nazism）相混淆。许多西方左派经济学家也往往把斯大林模式称作“国家社会主义”但所使用的英文名词是“State Socialism”。鉴于霍尔瓦特把“Etatism ”视为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种独立的社会形态我们把“Et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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