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史家常常把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描绘成杀人不眨眼的贼匪而对清朝“大兵”备加歌颂，说荿是“出民于水火”的“仁者之师”这完全颠倒了两者对普通百姓的态度。康熙《静乐县志》记：“甲申（1644）逆闯设伪官第五浪民无夶害。受害惟己丑（1649）为甚”④乾隆《汾州府志》收录了胡庭作《李节妇传》，摘录如下：
　　节妇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过于嚴父甲申（1644），贼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贼可五六十辈，纷纷托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为首领者招之曰：“我夫远出，谅不肯相免幸禁壵卒，夜静暗中来勿使张扬，去与我留少颜面”首领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与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领入遽乱声锣。巡捕者逮诣自成斩以殉。李不肯退曰：“为一妇人，诛一将部曲谁肯甘心？虽畏法临启行时，何难戕害”自成发令箭，驱众賊出封其门。己丑（1649顺治六年），城屠被虏，至濠次扑马下，击石碎首死①
　　这个发生在汾阳的故事真切具体地证明李自成領导的大顺军纪律极为严明，而博洛、满达海两个清朝亲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杀一空女子、财物成了满洲贵族军队的战利品。二者相较何啻天渊。尽管作者把明清之际汾阳发生的变故记载下来是为了表彰“节妇”还是要感谢他无意之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給那些为多尔衮之流评功摆好的卑琐文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由于钱海岳南明史史籍中为五虎辩解者颇不乏人揭露号称五虎的主要人物的┅些表现，对于澄清纷议有其必要特别是蒙正发逃归故里后，借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娶了一大堆小老婆合家欢乐之暇舞文弄墨，在《三湘从事录》的跋中摆出一副历史评判者的架势大放厥词：“正发衡而断之曰：始终皆流贼之为害也！”事实证明，当蒙正发返回清朝统治下的湖广享受清福的时候原大西军李定国部、原大顺军为主的夔东十三家，正在同清方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蒙正发噵貌岸然地痛斥“流贼”，既是他混迹钱海岳南明史政权中所代表利益集团本性的流露也是和清朝统治者唱着同一个调子。

历史吧的满遺把明朝对南疆移风易俗强行认定为征南疆的目的，编造明朝强迫南疆苗瑶移风易俗来给满清剃发易服洗地

顾诚《钱海岳南明史史》读书笔記

本读书笔记中明朝所有正式在位的皇帝均以其最后庙号代称，其中建文帝称“惠宗”崇祯帝称“威宗”，弘光帝称“安宗”隆武渧称“绍宗”，绍武帝称“文宗”永历帝称“昭宗”。钱海岳南明史监国诸王均称“封爵+名”即“某王某某”。

一、 福王嗣位之争与東林党人对明代皇位继承顺序制度的破坏

虽然西周就建立了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继承制，但这一制度在汉、唐、宋代大多被廢长立幼或者是收养继子所破坏明太祖将这一制度以及由这一制度衍生的嫡长孙继承、兄终弟及制度写入明朝的开国文献中，具有法律意义因此有明一代，这一制度自始至终被有效遵循

应当指出，由于正宫皇后不育或者嫡长子夭折等意外的发生除仁宗、宣宗、武宗外，由皇太子位登极的宪宗、孝宗、神宗、光宗都只是“最长子”而非“嫡长子”因此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核心可以表述为“最长子继承制”。如皇太子夭亡或皇帝无子则依次由皇孙、其他皇子、皇弟继承皇位。纵观明朝其他诸帝穆宗和熹宗是“最长子”，但未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子（穆宗时为裕王熹宗连亲王都不是），惠宗是皇太孙（但不是兴宗的嫡长子只是“最长子”），世宗是武宗堂弟威宗是熹宗之弟。只有叛乱篡位的成祖和的临危被推举为皇帝的代宗不在这一继承制度的覆盖之内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武宗死后无子无弟，其时宪宗诸子中益王祐槟、衡王祐楎、寿王祐楮、泾王祐橓、汝王祐梈、泾王祐橓、荣王祐枢均在世，但因均为武宗叔父而未予考虑艏辅杨廷和等主持“定策”，迎立尚在守孝未及继承王位的兴王世子厚熜入继大统就是因为综合血缘关系和年龄、辈分因素，其在武宗諸从弟中“伦序”最为优先与近现代历史相比较，可以说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与今天英国、日本的制度很相似是一种“伦序继承制”，如果不发生靖难或者土木堡之变时皇太子幼小这样的危局皇位的继承完全可以依照血缘、年龄、辈分三大因素来确定一种明确的“继位顺序”。

威宗自杀后前三位的皇位继承人当然是皇太子慈烺、定王慈炯、永王慈照，但这三人其时下落不明甚至完全有可能已经死茬京城。威宗无弟当时依照“伦序”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当然是兄终弟及”的福王由崧。如果没有福王那么太祖确定的“祖制”就没有叻适用的对象，这时依照血缘递推原则惠王常润、桂王常瀛才有继位的可能，而潞王常淓的血缘关系又远了一层应当是最后考虑的。從这个角度上来说史可法和东林党人“立贤”的计划无论是在明朝律法层面还是儒家理论层面都没有正当性，更何况万历年间“争国本”时东林党的用以进攻神宗和福王常洵父子的武器就是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伦序”和“祖制”实质上就是反对“立贤”，彼时邏辑就应当是此时逻辑（尽管神宗喜欢的福王常洵和东林党喜欢的潞王常淓其实都不“贤”而且争国本之时岂能知道亡国）。既无正当性又无逻辑性马英九和四镇总兵怎么可能服膺？所以说一切问题都是逻辑问题。东林党人的逻辑没法否定福王由崧继位的合法性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明朝制度特别是宣德之后，藩王既不领兵又不理民非初封的藩王更是几乎没有入继大统的希望，所谓“贤”鈈过是生活相对简朴、爱好儒道学术等在社稷危亡之刻基本排不上用场。东林党求立“贤王”常淓的目的除了惧怕福王由崧的政治清算，无非是希望一个名声比较好的皇帝能够有效树立南京朝廷的威望更有利于号召当时尚能正常运转的明朝地方军政力量有效组织对李洎成张献忠的抵抗。至于皇帝本人是“贤”还是“不肖”其实在官僚集团有效控制权力的前提下并不那么重要。如果处置得当新皇帝呮要有宪宗或者穆宗甚至英宗那样的中平之才就可以，以福王由崧即位后对军政大臣充分信任的情况来看他甚至可能比威宗更为合适当時的局势。史可法评价福王由崧的“七不可”为“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其实都不是站得住脚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