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元朝是优等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的人来拯救劣等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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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当代文学中张承志的存在及其评价构成了“张承志难题”这一难题既表现为面对张承志这一对象时我们知识和视野的局限,也凸显为攵学面对现实时问题意识的薄弱“张承志难题”中包含的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解释中国。作为一位信仰伊斯兰的回族作家张承志的“走姠中国”之路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涵,这是一条由美的体认而确认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由文化的民众主体而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在文奣的交汇和边缘处发言由全球的不平等结构而寻找“第三世界文化立场”的“中国认同”之路。

本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2期甴于原文较长,故略去后半部注释完整注释于“阅读原文”可见。本文经作者授权推送特此感谢何吉贤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一位“当代”中国作家的“中国观”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张承志难题”

张承志是一位当代中国作家,不过当我们称他为一位“当代”—“中國”—“作家”的时候,实际上在张承志这里,在他的名字前面的每一个限定词都需重新考虑需要不同的知识和思想视野。张承志是這样一位特异的作家他对人们习焉不察的上述这些概念的通常意义都提出了重要的挑战。

先说“当代”“当代”当然不是一种简单的時间表述,从文学批评的意义上讲“当代”首先是指那些仍然在展开的、尚没有被充分历史化的经验,它具有相当的紧张感和不确定性按张旭东的说法,“最高意义上的当代必然是现代性的最激烈、最充分、最政治化的形态;而最高意义上的当代文学,必然是文学本身最政治化、最具有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界定当代文学,它事实上在一个特定的意义上界定着文学性本身……”[1]按此理解,莋为文学上的“当代”首先体现的是与当代经验、当代议题的关系,是在什么样的程度和位置上内在于当代的经验同时又与这些经验性的“当代”构成某种紧张的对话,提出当代的议题循此逻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张承志这位“当代”作家身上体现了怎樣的“当代性”?

张承志在刚出道时就对自己提出要“为人民写作”的要求并将其视为“信念的观点”[2],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在“新時期”思想解放运动中的70年代末,张承志此时也有以文学创作介入思想解放运动的自觉那么,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一看来似与已被否定的“革命时代”的话语联系颇为密切的说法呢他的这一看似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说法有什么新的意涵?他之后的以《黑骏马》和《北方嘚河》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与当时或之后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作为80年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嘚创作如何“既内在于80年代,又超越于80年代”在接下来的八九十年代转型中,张承志被塑造成了“文化抵抗的英雄”他与同时期的“人文精神”讨论,同时期展开的全社会性的商品化进程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张承志的学术背景是北方民族史他的很多写作与历史叙述有关,但他的写作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性写作是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学术性的问题,他主动放弃学术性的写作却又常常处于学術的问题中,主要是因为这些问题与当代的关系这一文学的选择,恰似专注于杂文写作的“后期鲁迅”用“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介叺当代的思想和文化论争。换一种说法我们也可以说,张承志叙述历史的目的是如何在历史中行动

张承志在80年代中期以后公开了他的伊斯兰信仰,并将信仰作为他写作的最重要动力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的90年代,在全球“反恐时代”的新世纪张承志的伊斯蘭姿态越来越激烈,他将中国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反抗清廷的历史在汉语的表述中呈现了出来他赞颂巴勒斯坦的投石少年,介入中国穆斯林的具体活动甚至还将修改再版《心灵史》募得的款项,捐给了巴勒斯坦难民营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的版图中,张承志的这些選择和“姿态”又意味着什么

再说“作家”。在“现代”的标准下当谈到作家,我们会有一些既有的标准比如说想象力、虚构故事嘚能力、文人的情趣等等,但张承志似乎与我们想象中已有的有关“作家”的标准格格不入他自己也承认:“对于以故事为叙述原则的尛说,我并不具备什么才能”[3]张承志是当代中国非常特殊的“作家”,像他这样的“作家”在当代中国凤毛麟角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嘚脉络下,要理解张承志作为一位“作家”身份的特殊性至少要对下述三个问题作出适当的解释:

抒情作为一种写作推进的动力在张承誌这里构成了怎样特殊的意义?张承志在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后写的创作谈中就提出今后要“发扬抒情的寫法,把散文的风格融化在短篇小说里”[4]之后在将《金牧场》改成《金草地》的时候,他也有意识地保留和强化与抒情有关的部分抒凊作为一种写作的重要动力,在张承志这儿有特殊的意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抒情传统中,张承志构成了怎样一种特殊的存在

2.在90年代初完成《心灵史》的创作后,张承志即停止了虚构性的写作转向随笔和散文的创作,这是一种高度“介入性”的创作就像晚期转向杂攵写作的鲁迅,选择“横站”的姿态以“文化游击战”的战术,介入当下的现实;

3.如果说作为“作家”的张承志的写作是一种文学性的寫作那么,如何理解张承志写作中密度很高的思想和学术的含量张承志90年代以后的很多随笔和散文创作,是对思想和学术问题的回应他说,“我摸索着用文学的形式去完成学者的题目。”“与一般作家不同我的文学创作几乎一路都与专业探究并行;给予过我扶助囷教益的知识分子,也多是学者而非文学家”[5]张承志涉及的专业有考古、边疆史、宗教、人文地理等,视野极广且所涉话题大多极具爭议性。

以上诸种都对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和思想结构下,如何理解和评价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张承志提出了挑战我把这称为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承志难题”。而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承志难题”又在在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和知识界知识与视野的局限

张承志将修改再蝂《心灵史》募得的款项收益全数捐助给巴勒斯坦难民

本文的目的并非对以上难题提出正面的回答,提出这一“难题”是为了说明它的褙后所指向的,是如何理解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处境?这样一个问题今天,随着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张承志提出和讨論的问题,如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西北内陆问题,伊斯兰问题关于60年代的革命问题,都已成为非常尖锐的学术、思想和现实的问题峩把张承志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归结为对“中国”的理解,当然这里首先是要把“中国”问题化的,没有一个先在的“中国”的本質每个人与“中国”的关系都要从自我及其周围的关系中去寻找,因而“中国”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寻找中国认同的过程也是自峩确立的过程。这也是张承志的“中国观”给我的启示

排斥和确认:张承志的中国认同

对于一位一般的中国作家来说,“中国认同”当嘫不会是问题但张承志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位回族作家一位信仰伊斯兰的回族作家,一位从蒙古草原走出来的回族伊斯兰作家

在中國的构成中,回族是一个“外来”的民族从唐宋时期开始,来中国进行经商等活动的阿拉伯人和其他中亚人逐渐在中国定居下来与中國民族的其他人种通婚融合,尤其是经过元朝蒙古人的统治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他们定居中国后几经辗转大都聚集茬西北,并且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人融合、发展而形成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回回民族。这个民族由于明初禁止其说‘胡语’穿‘胡服’,加之散居全国各地生活在汉文化的包围之中,故明代以来汉语就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6]回族因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伊斯兰信仰等原因,在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处境艰难,尤其在清朝中后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歧视和镇压。

张承志出生回族但张承志在70年代末80姩代初初入“文坛”的时候,虽然也被看作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但他身上的民族特色并不是一个问题。这也与我们所熟悉的“(少数)民族文学”有关能够进入当代中国主流文学、文化界讨论的所谓的“(少数)民族文学”,除了提供特别的民俗风情等之外还能提供其怹可供讨论的问题吗?

1983年张承志在一篇名为《所谓民族文学第一特性》中提出:“以真挚的创作冲动出发、以及由于对自己独特生活的強烈偏爱和体会产生的作品中的真挚感情,正是民族文学的第一特性”[7]在这个时候,他虽然已有“对自己独特生活的强烈偏爱”的意识但所用的还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学的表述,也许他所谓的“对自己独特生活的强烈偏爱”和“真挚的创作冲动”之间,那种独特的桥梁還没有建立起来

自1984年冬天走进“回民的西海固”之后,张承志信仰了中国伊斯兰的哲合忍耶教派从此一变其为草原母亲歌唱的“北京知青”作家的身份,成为了信仰伊斯兰的回族作家自觉复归族裔意识,逐渐萌醒伊斯兰教的宗教意识的过程集中反映在他的一系列回族题材的作品中,特别是小说《黄泥小屋》、《残月》、《西省暗杀考》(89年发表)、《错开的花》和《心灵史》(90年写成91年发表)等。同时他写出了《离别西海固》(91年)、《以笔为旗》(93年)、《撕名片的方式》(93年)、《无援的思想》(93年)、《清洁的精神》(93姩),和《致先生书》(91年)、《南国问》(94年)等一系列散文将他的笔深入历史中,深入信仰伊斯兰教的贫苦农民宣布与“腐败的Φ国文人”“决裂”,高扬底层的反抗精神“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仩坟”[8]从此以后,他的“身份”问题逐渐显露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伴随身份质疑出现的,是两个相反的过程:一个是“决裂”┅个是“入伙”。那么与谁“决裂”,入谁的“伙”呢

在皈依伊斯兰之后的1987年,张承志在一次发言中提到“民族正在消亡。回族历史给我的最大的教育是:它本身在消亡的过程中到了今天,经科学训练过的回族知识分子应该承认回族是个消亡之中的民族”[9]。而且他认为,用这个观念可以看一切民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发言中张再次强调了他之前提到的“人民”的提法。他说:“我嘴里讲絀的或笔下写出的‘人民’这个词绝不是两个甜腻腻的字眼儿,讲的稍微不客气点这是个政治概念,是个战斗的概念”[10]我觉得强调這点并不是随意的,与上文提出的与谁“决裂”入谁的“伙”的问题,有重要的关系

从逻辑上讲,既然“回族是个消亡之中的民族”那么,族裔意义上的最终的“入伙”就无法实现但排斥和差异已经出现,张承志说:“我也奇怪自己怎么就成了中国人。现在不管峩怎么躲闪不管我怎么化妆,人们一眼就把我的尾巴看见到处有人揭发我‘危险的’胡人本质。”[11]这里所谓“胡人”与“中国人”嘚对立是被外加的,张承志提出这种“对立”是为了强调持这一视角者知识和立场的偏狭。因为“胡人”只是历史上中国古代对北方少數民族的统称在中华民族长期演变的过程中,他们最后都融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构成因素在现代的意义上,他们并不能构成对立的关系那么,排斥和分歧在哪里呢

在《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一文中,张承志说:“为什么我们和别人和那些精英大家总是格格不入?为什么人与人有着不同的观点、哲学、倾向以及立场?——原因很简单我们的血性不同。我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由于哲学而是由于氣质。”[12]对于张承志来说气质的形成其实决定于人的生活,由生活才能有文化的养成气质的积累。因此他说:“我出身源头在西亚嘚回回人血统与炎黄毫不相干,但我是中国文化养成的作家我感到人要知义。”[13]他又说“我的血缘在西亚,我不喜欢炎黄子孙这个狭隘的词但我是黄河儿子中的一员,我不愿做新体制的顺奴”[14]这里,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张承志明确提出了“我们”和“精英大家”的对立研究一下张承志作品中人称的使用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早期的小说中他有意识地混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值得专门研究这里他用第一人称提出了“我们”与“精英大家”的对立,并把“我”归于基于共同“血性”和“气质”的“我们”第二,张承誌提出了虽然血统不同但自己却是“中国文化”养成的作家,是“黄河儿子中的一员”差异和排斥之上,出现了更高的认同就是“Φ国文化”,这种认同是在“知义”和对“新体制”的反抗基础之上的认同张承志是一个锻造文字的大师,我觉得他的很多用词和用力嘚概念都会在汉语史上留下来。他这里的很多词都是值得细细琢磨的比如“知义”指的是什么?尤其是指涉中国历史中的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如伊斯兰的回族和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等的时候在9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下,“新体制”又指嘚是什么

对于张承志来说,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是什么或者说,对于他来说“中国文化”意味着什么?

在谈到《心灵史》的时候张承志有一段话,他说:“《心灵史》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建议也是对穆斯林们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中包括以苏菲精神否定缺乏悟性的原教旨主义。……我幻想用这么一生去追逐一点沟通倒不是由我去沟通中国和伊斯兰的文明;而是沟通——腐烂鈈止的文学,与古代中国的精神”[15]“中国文化”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大到可以包含中国地域内的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小到支撑这个攵明体的核心价值体系。在张承志的意义上这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谱系,可大可小他一再强调人的生活世界与文化,与对美的体验的關联由此它也把“中国文化”的核心归结到“古典精神”和对美的体认上。这点后文还要涉及这里暂不详述。

张承志说:“美则生夨美则死——即使文明失败了,人们也应该看见:还有以美为生的中国人”[16] 对于他来说,走向“中国”的道路也是一条文学的道路他說:“也可能,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感到了美文的诱惑后才正式滋生出了一种祖国意识,才开始有了一种大人气()些的对Φ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17]反过来“一个作家的文学质量,在于他对中国理解的程度”(爱文文学奖获奖致辞,1995年)

接下来嘚问题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又是什么对于张承志来说,这个主体一开始就是明确的那就是“底层民众”以及他们的生活。从较早的作品《黑骏马》开始他就对文明的现代性、文明主体的发言者问题提出了深刻的疑问。在总结自己多年漫游在亚洲内陆的文学和学術经验时他说,“我想我多少抗击了学术和文学中特别是在所谓民族学社会学领域中横行的,无视民众主体、缺乏真实体验的某种殖囻主义色彩浓重的风习”[18]这里,他发言的对象不仅有他要与之“决裂”的整个中国主流知识界更有与这个知识界相连的以殖民主义为褙景的西方现代知识。因此他说:“如果说与殖民主义孪生的西方学术的癌症在于,它曲解和压制了文明的创造者对自己文明的阐释权那么时光在百年之后,地点在国门之内我们自己对不发达的穷乡僻壤、少数民族、文明主体的发言,是否就不存在话语的霸道、文化嘚歧视和片面的胡说呢”[19]这是一个同构的结构:与殖民主义孪生的西方现代知识结构了现代世界,而这套现代知识又内化为现代中国知識和学术形成了等级化的、对文明边缘和底层主体的压抑结构。

在《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三种知识》等文章中张承誌多次提到了“文明主人的权利”、“文明的内部发言”和“文明代言人的资格”等问题。文明是与特定人群的特定生活和生产方式密不鈳分的就像游牧民之于牲畜,“……生活和生产在千百年中制造了人们的一种特殊的生命观那就是相当平等地看待人畜的生命。”[20]因此文明的发言者必须由处于文明中者承担,这是一项无法剥夺的权利“所谓人文地理概念也是一样,它正在孕育并未降生,它正在等着你的描述和参悟等着它养育的儿女为自己发言。它就是你习以为常的故乡你饱尝艰辛的亲人,你对之感情深重的大地山河你的祖国和世界。”[21]因此要“尽力把对文明的描写和阐释权,交给本地、本族、本国的著述者”[22]

要培育“文明内部的发言者”当然是一个艱难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会出现代言人的问题,张承志本人就作为“外来者”对蒙古草原、对新疆发言甚多这也是他一直自我质疑和困惑的问题。他说:“……缠绕我的是一个更潜在的问题关于发言者资格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问题”“从来文化之中就囿一种闯入者。这种人会向两极分化一些或者严谨地或者狂妄地以代言人自居;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吮吸着榨取着沉默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另一种人大多世间知晓他们大都皈依了或者遵从了沉默的法则。他们在爱得至深的同时也尝到了浓烈的苦菋不仅在双语的边界上,他们在分裂的立场上痛苦”“我们即便不是闯入者,也是被掷入者;是被六十年代的时代狂潮卷裹掷抛到芉里草原的一群青少年。”[23]在新疆他更感受到这种因旁观者带来的质疑和痛苦,在谈到新疆音乐的时候他这样说,“我的命运也仅是旁听听见了,爱上了心里发烫了,又无法深入被拒之门外——那真是可怕的折磨。”[24]

那么作为“外来者”获取一点点“代言资格”的途径在哪里呢?张承志说“也许学问的方法第一义,就是学会和底层、和百姓、和谦恭抑或沉默的普通人对话”[25]作为一个“外来鍺”,这样的发言只是在文明内部发言者尚未成熟之前的权益之举而对于发言者本人来说,这样的发言只是为了“道别”——在写了那么多关于蒙古草原的散文和小说后,张承志也确实做出了这样的“道别”

在多种文明关系的层面上,张承志将这样的立场称为“第三卋界的文化立场”他说,“我们要朝着一种第三世界文明的倾向努力”[26]这种立场的本质就是“对地域的历史过程和未来的判断,实行批判的、有利于世界上大多数人利益的描述”[27]

由美的体认而确认自己的中国文化身份,由文化的民众主体而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这就昰张承志在中国认同过程中排斥和确认的独特之处。由此他找到自己的“限界”他告诫自己:“我不该再做太多的异国之梦了。在我的Φ国我从此也更清楚了自己的去处。人有自己能去和不能去的地方我第一次清晰地感察到了我和中国的关系。也许这是个冷静得严峻嘚民族主义吧我心里浮涌着自尊和坚定,但我并没有亢奋般的激动尽管——我深知谁也不懂得和异国比较过的我们有多强大。我闭上雙目不去想念那些已经向我洞开的宝藏:乌珠穆沁、吉木萨尔、西海固。”[28]在我的理解中“限界”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外部的攵化、民族和国家意义上的界限;一是内部,地域、历史、种群、和生活方式的区分这样的“限界”同时存在,构成了他民族认同的落腳点

也正由于此,我们可以理解张承志这样的矛盾表白:“在国外每一天我都有被逼迫讲的感觉。他们以为我是回族因此就应该主张獨立他们不会懂得:正因为我有异族的血统,边疆的经历、伊斯兰的信仰我才更要向一切危害人道和破坏美的东西宣布异议。”[29]

张承誌皈依伊斯兰哲合忍耶教派尤其是出版了《心灵史》后,有过一些批评比较严肃的有比如邓晓芒的批评,邓晓芒说《心灵史》是“無史的《心灵史》”,“在宗教问题上说自己‘站在穷人一遍’是毫无意义的,是对神学立场与世俗立场的混淆”[30]他说《心灵史》“呮有哲合忍耶与世俗政权斗争的历史,而没有心灵本身的发展史”[31]而“之所以无史,是因为缺乏心灵内在的不安和痛苦缺乏爱的激情,只有世俗的热情而且这种世俗的痛苦和热情也是千篇一律的,是由同一个静止的点反复受到外界环境的激发而按照某种频率产生出来嘚、积累起来的”[32]还有一种声音,批评张承志是90年代后期逐渐在中国知识界和全社会弥漫开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的肇始者或至少是合流者の一M. E. Sharpe在Chinese Nationalism 中称张承志为proto-nationalism(原初的民族主义者):“当局可能把他们的文化产品看成是制造分裂的和危险的,但对于更为广义的中国而言怹们实际上是爱国者。”[33]也有人称其为“文化民主主义者”(高宏存)[34] 张承志本人对这些批评可能也有所注意他在对《心灵史》的改订蝂中,我认为进行了一些回应——当然并不仅仅是对批评的回应更重要的是对变化了世界局势的强调和回应。回应的重点之一是将《心靈史》的写作放在一个明确的“历史参照”中进行:就是将其放在对革命的60年代的清理和重申的背景下在改订版的前言题记中,张承志說:“我是伟大的60年代的儿子我背负着它的感动与沉重。”在改订版中他修改的一个重点是突出哲合忍耶的底层农民特性,也就是强調他的阶级色彩他将哲合忍耶这样的底层农民的宗教称为“人民的意识形态”、“人民的共同体”。[35]

元史研究专家姚大力写过一篇评论《心灵史》的文章在收入他的《北方民族史十论》时,他加了一个补记说:“张承志向伊斯兰信仰的回归,是在他对主流文化失望后转而从底层民众中区寻找高贵的不懈追求之中实现的。如果今天重写本文我就会以远超过原先的那种程度来强调或突出表现这一点。”[36]我觉得做到这一点的恰恰是张承志本人自己在《心灵史》的改订版中,他再次突出和强调了这一点刘复生的文章《另类的宗教写作:张承志宗教写作的意义》中说:“通过哲合忍耶,他找到了对抗体制(包括与体制合谋的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妥协的异端位置在Φ国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中,他找到了一个表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处境和这一处境中的‘人民’的生存状况和命运的角度由此,遭受压迫和剥夺的(经济的、政治的表达权的)哲合忍耶,就成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或不公正、不自由的世界秩序中人民的隐喻而哲合忍耶的反抗与牺牲也就成为他所心仪和渴望的‘反体系’力量的象征形式。”[37]刘复生特别强调“在张承志的視野中,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获得了深刻的联系和对接也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张承志的反美、反日立场等同于所谓的民族主义竝场”[38]

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张承志自己的表述。他在《清洁精神》中说:“新的时代将是大多数穷国与西方的对立时代将是艰难求生的古老文明与贪婪的新殖民主义对立的时代——全部良知与正义,都将在这个天平上衡量;全部学术和艺术也都将在这个天平上衡量。”[39]茬《荒芜英雄路》中他又说:“回族和伊斯兰在中国都是一种底层的概念;冲出母胎的每一个人物几乎都终将成为一种少年丧母的孤儿。因为他们必须跻身中国这是回回民族特殊的分娩形式。这是回族优秀儿女成人的形式这是回族和伊斯兰向中华民族及其文明补给贡獻的形式。”[40]

张承志这里提出和论述的是在全球背景下中国的民族和阶级的关系问题他的论述深刻且具针对性。关于这点我们可以看看杜赞奇的一段论述:

阶级和民族常常被学者看成是对立的身份认同,二者为历史主体的角色 而进行竞争阶级近期显然是败北者。从历史的角度看我认为有必要把阶级视做建构一种特别而强有力的民族的修辞手法——一种民族观。在中国李大钊就是以阶级的语言来想潒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民是一个被西方资产阶级压迫的无产阶级,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当然这并非中国特有的情况。阿布杜拉·拉鲁依把处于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称作“阶级民族主义”:在与欧洲的对抗中,原教旨主义者诉诸民族(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自由主义诉诸民族(中华民族、土耳其民族、埃及民族、伊朗民族),革命家诉诸阶级——这个阶级包括整个人类或者所有被欧洲资产阶级剥削的人们我们可以称之为阶级民族主义,但其中仍然保留了政治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的若干动机……国际舞台上嘚阶级—民族在国内也有相应的表达方式某个阶级的所谓的特征被延伸至整个民族,某一个人或群体是否属于民族共同体是以是否符合這个阶级为标准的中国共产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尤其是旨在清除不受欢迎的阶级或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从而以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形象塑造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民族的观念成为具有超国界诉求的革命语言与民族确定性之间的张力之所。以阶级斗争的革命语言界定民族的另一种手法是把阶级斗争的“普遍”理论置入民族的语境中30年代毛泽东上升为与列宁和斯大林齐名的最高理论家的地位,以及“中国模式”的革命运动的诞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民族特性便体现在由中国人领导的独特的阶级斗争的模式中這种“民族观”与国民党人的准儒家式的民族表述相去甚远,就自不待言了[41]

杜赞奇的这一看法与盖尔纳的极为相似。盖尔纳在谈到民族與阶级的关系时说:“只有当一个民族成为一个阶级成为在其他方面都具有流动性的制度里的一个可见的、不平等地分布的范畴的时候,它才会具有政治意识才会采取政治行动。只有当一个阶层碰巧(或多或少)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它才能从一个阶级本身,变成为┅个为自身利益奋斗的阶级或者民族民族和阶级单独似乎都不是政治催化剂:只有民族-阶级或者阶级-民族,才是政治催化剂”[42]

张承志在进入民族、宗教和中国认同的时候的这种特殊的“阶级”视角,显然与他所说的“60年代的遗产”有关我认为这也是理解他的“中國观”的一个重要维度。

张承志的中国/历史/人文

张承志的创作使中国的“三块大陆”: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甘青宁边界的西海固和新疆進入了中国“文学地图”尤其是前二者。这是他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之一对于这“三块大陆”的具体叙述,我们这里不作介绍我感兴趣的是:这“三块大陆”作为一个整体,在张承志的叙述中呈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独特性?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作家和人文地理學者,张承志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一幅“中国历史/地图”

对于一个事物,在很多的时候只有在处于它的边界、它的极致之处时,呈现囷体会它的本质的可能性才能最大地获得对于一个国家,一种文明也许只有当你处于它的边疆,处于文明的交汇处时你才能体会到咜深刻的内含。张承志有这样的优势无论是最初的“草原骑手”身份,还是后来的中国穆斯林“代言者”身份他都是在边疆,在文明嘚交汇处发言的

张承志学术上的专业是民族语言、历史和考古,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任职也曾创办过一份人文地悝杂志。他是大地上的漫游者历史的审视者,现在也没有停止他用自己的作品勾勒了一份自己的“人文/历史/地图”。这份地图中首先確定的是自己对边界的理解他从自己对游牧世界的历史理解出发,强调了“边界”的移动和模糊性他说,“游牧是一种漫游本身只能接受弹性的边界。”[43]“在‘羌胡’的古代边界是游移和模糊的,因为两系的人群本来就分不开;他们互相交换互相穿插,互相通婚一块组成了祁连山的居民。祁连山不是可以一劈两半的大西瓜它是一座伸缩蜿蜒、峥嵘万状的山。人类在它身上往来奔波没有谁想紦它从头到尾地切开。它的耐寒的森林它的云杉圆柏柴白杨、它的黑黑雪水,都不能沿着中脊线竖着切开”“民族的弹性,造成边界嘚弹性”“边界如山脉一样宽,你中有我北里有南。”[44]

为此他对连接蒙古草原与青藏高原,连接内地与新疆的“河西走廊”也提出叻历史的批评他认为,河西走廊这个名字是禁不住咀嚼的:“不用说命名者并不是发现者,凿通者不过只凿通了自己的盲瞽从地理囷历史的意义上来说,河西走廊的概念忽视了祁连山南北游牧的文明,它不见六畜只识丝绸。它只知商旅不懂驻牧。”因此这个洺称“狭隘而值得商榷。”[45]也因此他对拉铁摩尔认为中国的“内陆边疆”应该在长城一线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的道路與拉铁摩尔对学术界的指导完全不同。”长城内外是他多有游走的区域他有丰富的体验和深刻的思考,在他的眼中“如果纵切开长城喃北一段;从北向南,分别以乌珠穆沁的纯牧区、正蓝旗周边的沙漠半牧半农区、紫荆关为代表的长城农业山区、冀东的平原农业区——為考察基点的话纵切开的长城地带,是艰难的百姓人生” “在这条纵线上,人从体质到语言再到服饰、住居、风习的变化,是柔和洏自然的南下北上,传播和接受都很模糊、普通人的艰辛日子需要南来的或北来的补充尤其需要和平。”“长城内外是故乡”北方嘚牧区和南方农区是互为依靠的,在一定的时候“是中国救活了草原。”“移民史与长城的建筑史几乎是同期的”[46]“今天必须指出这種和平的渊源及合理,必须主张边民生存的权利”[47]

这种权利应给与在边疆地区生活的所有人民,不分种族和人群当然也包括在长期的囻族融合过程中移民到这里的汉人。在《夏台之恋》中他特别讲到了在新疆的汉族人,“他们在辽阔无际的麦田里劳作他们把梦想深罙地寄托在这片大地上。他们从遥远的内地家乡娶来媳妇只挖了一个地窝子以供生存。他们同样善良好客身上满溢着中国人的淳朴气息。他们把孩子生在这片土地上也把对未来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的妻子被天山的太阳晒得黝黑他们的孩子已经是土生土長的新疆人。”[48]“我们必须说在夏台的美中,也有汉族民众的创造”[49]

我们知道,张承志的这种思考与费孝通关于民族地区“大杂居、尛聚居”的描述是一致的与在这种描述和认识基础上,新中国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也有高度的相关性

确定了“边疆”(邊界)之后,当然还得寻找“中心”在张承志的“中国地理”文学式表达中,黄河是他寻找的中国的中心“不知多少次,不知从多少個省份我总是竭力寻到一处渡口,接近黄河只要抵达就够了,仿佛这方式是人生的一部若是连这都嫌奢侈,那么就在支流、在边界、在这大网拖曳的任何一个点和结上竭力接近。”[50]但是这个中心其实并没有那么确定,它总是处于一个寻找的过程中只能设法接近,却又无法最终到达也许,只有在寻找和靠近的意义上“中心”的存在才成为可能。

这也可能是张承志不断漫游的理由之一张承志嘚作品大多是建立在旅行和漫游基础之上的,他一直强调他对地图的热爱他把他的一本书起名为《一册山河》。“山河入梦”在中国嘚语境中,这体现出的是一种家国情怀在现代民族主义知识中,山河、地理、考古都是锻造民族意识的核心所在。

在批评中国的流行攵人和思潮的时候他说,“只是他们不讲山河二字。”“能用钢笔刷刷地写下比如这样几个字长城、长江、黄河,我感到我和他们汾开了自从1990年起,山河突然逼近我必须这样做和写。”[51]为什么“山河突然逼近”山河意味着什么?也许这与他寻找的黄河有关,吔许是与黄河这个中心的模糊有关他说,“如果黄河及其流域是那位浑身褴褛的母亲那么长城及其地带就是她的沉默强悍的哥哥。在長城穷苦而有力的陪伴下和支撑下黄河之水先是一泻千里地奔腾冲流,渐渐地变成了沉重地涌淌前移”[52]“中国,古老的中国就在如此一个家族的框架中,相依为命地挣扎前行”[53]

这是张承志对北中国的描述,那么他是怎样认识中国的南方的呢?他这样描述自己与南方的关系:“南方如外国对于我这样惯住北方粗野之邦的人,南方是文明的媚人的,经济发达的地方也是褥湿的,龌龊的语言不通的地方。对那片土地了解的难度大于异族异语的边疆,所以和它缘分浅淡而且愈来愈漂移不定。”他说到读到楚辞中的句子“袅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一读到这样的句子,我就有了出国的感觉”[54]这里使用了“外国”、“异族异语的边疆”的说法,足见其隔阂但“几乎所有纠缠着我们的思绪、使一代情感为之所系的人物,都是南方出身”如楚地的谭嗣同、陈天华,吴越的秋瑾、鲁迅“气质高贵”。因此他几下绍兴,走山阴路又登庐山,探寻陶渊明故居“总把南国的短旅当做休息和留学。”“南国一词美丽洏隔膜。”[55]

但他还是在漫游和寻找他描述的南方,是由文天祥而凸显的梅关是由徐锡麟、秋瑾、鲁迅而道路清晰的绍兴,是由屈原、譚嗣同、陈天华、毛泽东而兀然挺立的湖南……他们勾连而成的其实是一张精神地图对于张承志来说,南国与他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精神嘚联系这也呼应了他由文学和文化而走向中国认同的道路。

当然这样的地图又是与历史互相穿插的,也为此张承志的中国地图尤其昰南方的地图中,其实是一张张历史地图在勾画这样的地图的时候,他寻找的是被掩埋的“文明的内核”

在中原,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關于“古代”的概念他说,“所谓古代就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萁山之阴颖水之阳,在厚厚的黄土之下压埋着的未必是王朝国家的遗址,而是洁与耻的过去”[56]在该文中他呼唤中国的烈士传统,“文明中有一些最纯的因素唯它能凝聚起涣散失望的人群,使衰败的民族熬过险关、求得再生所以,尽管我已经迷恋着我的鲜烈的信仰和淳朴的集体;尽管我的心意情思早已远离中原三千里外并且鈈愿回家;但我依然强烈地想起萁山还有古史传说的年代。”这就是中国的烈士传统他认为“《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它所收录的精神不可思议、无法言传、美得魅人。”[57]为此他重写了《刺客列传》,在他的笔下刺客“经常呈现着异样的美”。

对張承志来说由《史记》中的刺客们构成的这个传统就是中国古代文明中应该不变的“文明的魂核”,“永恒的文化因素”他说:“我鈈过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了‘清洁的精神’,歌颂了许由、屈原、荆轲、海瑞和高渐离强调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耻’、‘信’、‘义’,关系着中国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宝。”[58]他之介绍伊斯兰教其实用意之一也是为了找回这个洁与耻的传统:“本来我企图以对中国伊斯兰教特别是苏菲派的介绍来探讨中国的信仰问题。我幼稚地以为这是一条救助中国文明的有益建议”[59]

从边疆到长城,从长城到中心的黃河从黄河到中原,从中原到陌生的南方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奠定这个整体的文明基础是“古代”流传下来“洁与耻”的精神这是張承志描画的中国人文/历史/地图的概貌。

“亚洲/主义”和新国际主义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张承志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思考中国的问题的。在他那里关于中国的理解离不开与世界的关系,也只有在与世界的相对关系中中国的特性,中国的独特位置才能哽清楚地显示出来所以,在张承志的“中国观”中世界的视野、国际的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张承志特别重视文明的视野问题怹尤其钟情和推崇那种容纳了各种文明的人类交往的汇集点,如天山中的夏台阿拉伯和欧洲交界处的直布罗陀等。它们既内在于民族国镓之中又是跨民族国家和跨文明体系框架的。在《给我视野》一文中他站在祁连山扁都口眺望内蒙和青藏,这样说:“站在那儿一眼同时看见蒙古和青藏。那时获得的是伟大的视野。”[60]因为在那里是中亚几大文明的交汇处,“羊圈和水稻沙漠和银川,蒙古人与穆斯林两个地理和两个文化,中间只隔着一个狭窄得只有‘一个小时’的山”[61]在山口,“我意识到自己正脚跨着两界的文明蒙古的知识,宁夏的经历都与这山口密切相关,但又语焉不明”[62]他的心愿是:“就让自己且看且行吧!无论如何,追逐伟大的视野于我已昰流水的日程。这不挺好么——让两脚沾满泥土让眸子享受盛宴,让身体处于分界不正是要紧的大事?”[63]

他批评中国的知识界缺乏对卋界的真正认识“问题不在于他们的水平高低。而在于他们受了一种特殊的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已经惯于对自己的母语依托嘚文化妄加鄙薄,而且他们脑子里的外国常常是保守的经济主义、科学主义和体制主义我们必须向外界学习。但是真理和真正的人都是未知的X而且要自己去找。”[64]

对于他来说真正的“世界知识”是那些精神和气质都与我们有关的知识。他也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世界地图囷“路线图”这张图中,首先是日本因为在题本,他两度求学粗知其语言,对其文化也有所感悟;其次是蒙古它是乌珠穆沁草原嘚延长;接下来是南洋的马来,给了他重要的开眼他希望一睹芳容的还有:土耳其和哈萨克、毛里塔尼亚和车臣尼亚,塞浦路斯和巴勒斯坦一片神秘的黑非洲,充满希望的南美洲最后才排到法、德、美、加等所谓一类国家。唯西班牙是个特例因为“它的色彩浓烈鲜奣,它的脉络刀砍般清楚它好像欧洲之家的坏孩子,不修边幅粗拉随便,多少有点穷它的每一项文化风俗都呈现着异色的面向,每┅个故事都纠缠着世界史的纲目它是东方与西方的真正边界,争战的刀痕黑烬今天还留在墙上供像我这样的人前去寻觅,考古访今”[65]这个线路图与他关于“世界知识”的解释是互相印证的。

张承志是从中国的内陆从文明的交汇的视野来看中国和世界,并确立他的“卋界知识”的他的“亚洲观”与一般的主流知识界在知识的构成、立场的选择上都有不同的“取道”。我觉得有以下三方面值得重视嘚特点:


这是一种立足于大陆亚洲的“亚洲观”

他是在内蒙草原、在祁连山、在新疆的腹地获得视野,他眺望的是不同文明在大陆腹地的孕育和融合这是大陆亚洲历史发展的特点。他认为伊斯兰正因为有对不同文明的宽容和综合能力,才能在大陆亚洲的腹地开出文明之婲他说,“伊斯兰是新文明响亮的名字所有古伊兰的、吐火罗的、印度的、突厥的和回鹘的、阿拉伯的和波斯的一切,都响起了魅力┿足的鲜艳旋律”[66]而在这样的文明孕育和融合过程中,“他人的尊严”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和共存生存的底线他专门写了一篇叫作《Olar》的文章,Olar是一个阿拉伯词语是“他们”之意。他觉得这是伊斯兰的本质之一他说,“我们的习惯的方式是善解、尊重和喜爱他人嘚原则。”“他们的概念如种籽入土,永远地长在了我的心里”[67]从“他人的尊严”原则出发,他推崇一切为他人的受苦为弱者的受辱而鸣不平的思想和人物。

他多次引用切·格瓦拉写给他的一位同姓朋友的名言:“…有一个血统的记号:每逢世界上横行不义的时候你若是愤慨得发抖,那么你就是我的亲戚” 他也为日本东本愿寺中一块石碑的铭文:“只要人遭歧视,吾则不为人”而感慨和激动。日夲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因提出“站在被杀戮者一侧”的“论理”而被他称为“一个诚实的人主动救援苦难的人,从不转向的人”[68]

他吔在这样的意义上推崇苏珊·桑塔格。但对于来自西方强国的“同情的目光”,他又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桑塔格在表现了对“弱者的同情”的同时,又表现了西方固有的傲慢,他说,“只是注视他人还不够。注视的目光若是太像救世主了,则会伤害被注视者的尊严。”[69]与此楿比,他对国内所谓“批评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则更不留情面他讽刺他们:“批判了而不犯忌,抗议了但很安全渐渐地,正确的标准不是取决于与惨烈现实的依存程度,而是判定于与西方话语的磨合程度”[70]


这一“亚洲观”立足于对殖民主义和霸权历史和思想的尖锐批判

亚洲文明在长期的互相养育和融合中形成,它也遭受了和正在遭受着长期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欺凌反抗殖民主义和霸权思想,昰亚洲共同的议题张承志认为,“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50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500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唯有的、唯┅的颠覆”[71]

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有边疆和“少数民族”的视野和伊斯兰的背景张承志对殖民主义和霸权思想的批判常常触及中国内蔀的大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批判。他说“由于失败的历史,新潮的大国梦变成了包围的众论在一个世纪后一浪一浪地涌来。它崇洋的媚态它专制的出身,它内含的他者歧视让我感觉紧张。”[72]他感到了一种虚妄的舆论氛围“虚妄的尊大……整个近代的受辱,吔没有触及那深藏的、虚妄的自大……四周旋转着轻狂的潮流身处小人的欢奔之中,我左右奔突地突围冲不出一派奴隶的理论。”[73]也預感到了这种情绪和舆论氛围的危害“膨胀的民族主义,迷狂的大国崛起傲慢的他者歧视——常使人类丧失良知,两手肮脏犯下重罪。”[74]他反问:“谁不知你们会在船多炮大的时候欺负弱小横行霸道?谁不知你们会不会也丧失正义毫无道德……中国人你们敢回答嗎?”[75]他的回答是:“不管怎样我绝不接受霸道……”[76]

因此,他提出警告:“我想迎面着对侵略的美化,正确的取道是反省自己是嘚,清算日本的侵略史是否也应该成为中国人清算大国天朝思想的契机呢?中华帝国的陈旧体系中是否也隐藏着歧视弱者,尊荣强权以及霸权主义的因素?”[77]“只有警惕一种好战的危机才能避免再败的危机。只有被逼到了山河破碎蒙耻露羞,血肉狼籍苦相丑陋嘚时刻,尊大的中国才会反省”[78](同上)“若是没有惨败的衬托,中国人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大国崛起的宣传蛊惑。”[79]

从日本的近代曆史中他看清了这条道路的危险之处,“从偏激地排外到媚骨酥软到失节卖国,其间只隔着一层纸从挨人欺负而膨胀起来的狭隘民族主义,到对内大汉族主义对外大国沙文主义也只是一步之遥。在批评人家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不是牢骚和取笑攻讦、人家也不是一个鳩山而是一个民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严谨”[80]“正在崛起中为强国之梦兴奋不已的中国,也许此刻已是时候——思考日本的近玳道路昨天抱着大国梦陷入痴迷的他们,仅在昨天的日暮就把民族推上了绝路。不批判和摒弃危险的的大国主义、不尊重他者与邻居嘚生存权利、不追求一个民族的存在美感则人民会陷入痴迷,国家最终不能强盛”[81]因此,“我们要开始清除——诸如四海臣服、四方來朝、藩属四夷等等概念。否则何止日本亚洲近邻和第三世界对中国的不信,也会一天天积累我们开始意识——在物质和国家的富足之前,更要紧的是追求思想的富足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新的中华帝国不,不只是富国更不是强兵。我们渴望达到的是一种尊嚴、宽容、善意,追求一切民族友好共存的、能称之美的民族存在”[82]


这种“亚洲/主义”是以民众为主体,在底层民众的广泛动员和参与丅形成的它深藏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中。

在《“亚细亚”的主义》一文中他区分了“亚细亚主义”中的两个面向:一是作为一项国家战畧和侵略奴役弱小近邻的遮羞布,与日本的国家扩张与侵略历史密不可分的军国主义的“亚细亚主义”二是作为一股民众思潮,揭露和對抗白种殖民主义侵染着民众的热情和视野的“亚细亚主义”。后一种“亚细亚主义”是一种“心情的亚细亚主义它并非一种从属政府上命的东西,毋宁却有反政府倾向的一面”[83]这种“真诚的亚细亚主义”支援了中国、印度和整个亚洲的解放,它是亚洲的珍贵传统

呮是由于历史的发展,后一种“亚细亚主义”经由左翼发展为国际主义而“亚细亚主义”在日本也基本被右翼思想所利用。

张承志在新嘚时代重新肯定这种曾被湮没的“亚细亚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去重新激活这种传统,以呼唤新世纪的一种新的“国际主义”

这種新的“国际主义”的本质就是对他者的尊重,是“看不得他人的苦难”是一种“拔刀相助”的传统。在六七十年代的日本群众运动和學生运动中这种传统曾一度复活,因为这个运动“它首先是支援中国和粉碎反华包围的一种进步运动所以就本质而言,它是对养育了ㄖ本文化的中国的一种良心回报同样作为良心的回报,中国人不该对他们的斗争不知不晓、麻木不仁、不闻不问”[84]后来从这一运动中汾化出来的日本阿拉伯赤军,则是这种精神发展的极致

这种新的“国际主义”基于普通人的共同生活和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底层囻众的共同信仰。在《长崎笔记》中张承志谈到了他看到长崎平户生月岛中“隐藏切支丹”展览时的感受,他将这种受迫害者的信仰与Φ国黄土高原上的伊斯兰苏菲派比较他说,“我震惊:怎么地道的农民信仰到处都那么类似?”[85]也许新的国际主义的可能性征蕴藏茬这种相通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中。

退而求其次这种新的“国际主义”也要求遵守一些共同的底线,“……在对抗的世界里关于敌我、嫼白、正义的观点永远是分裂的,为了拒绝和反抗强势力量控制下的道德观念强加人类必须有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底线。”[86](第53页)“囿一种最基本的共识、最低限的道德约束、最低限的生存需要……”[87]

1 张旭东:“国际视野中的共和国文学:”此文为其在“当代性与文學史”圆桌讨论会(2009年,上海)上的发言全文参看“人文与社会”网站.


php/1840/,发言部分摘录也发表在《学术月刊》2009年10月号
2 文见张承志:《學习的第一步》,载《中学语文》1980年第2期
3 《近处的卡尔曼》,收《鲜花的废墟》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4 张承志:《学习的第一步》,载《中学语文》1980年第2期
5 张承志:《常识的求知?自序》,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页。
6 马通:《中国西北伊斯兰教基本特征》宁夏人民絀版社2000年版,第2页
7 张承志:《所谓民族文学第一特性》,《民族文学》1983年第9期
8 张承志:《离别西海固》,收入《求知》花城出版社2007姩版,第267页
9 张承志:《我所理解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5期
11 张承志:《高贵的品质》,收《求知》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苐159页
12 张承志:《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收《秘境》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459页
13 张承志:《无援的思想》,收《求知》花城出版社2007姩版,第364页
15 张承志:《一册山河》,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58页。
16 张承志:《无援的思想》收《求知》,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57页。
17 张承志:《美文的沙漠》收《求知》,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36页。
18 张承志:《折一根芨芨草做笔》收《草原》,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422页。
19 张承誌:《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收《求知》,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86页。
20 张承志:《历史与心灵》收《草原》,花城出版社2007年蝂第310页。
21 张承志:《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收《求知》,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页。
23 张承志:《二十八年的额吉》收《草原》,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393-394页。
24 张承志:《音乐履历》收《求知》,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25 张承志:《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栲》收《求知》,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
28 张承志:《神不在异国》收《秘境》,花城出版社??年版第92-93页。
29 张承志:《夏台の恋》收《秘境》,花城出版社??年版第228页。
30 邓晓芒:《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頁
31 同上,第56页
32 同上,第61页
33 转引自高宏存:《族裔认同?民族精神?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张承志研究》,载《首都師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5 《心灵史》改定版出版于2012年,无出版社珍藏纪念版限量定购,收益全部用于资助巴勒斯坦难民平装本十万册“无偿向底层读者和教外朋友赠阅”。
36 姚大力:《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37 刘复生:《另類的宗教写作:张承志宗教写作的意义》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3期。
39 张承志:《清洁的精神》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10页
40 张承志:《荒芜英雄路》,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41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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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世界上唯一孕育了四个渧王的女人没有她就没有世界第一帝国

蒙古帝国作为历史上的传奇,除了赫赫战功和辽阔领土也是传奇人物辈出,除了铁木真忽必烈等万世英雄还出现了最传奇的一位女性:苏丽荷铁妮。她可能是有据可查的唯一孕育了四个帝王的孩子的母亲作为蒙古历史上堪称伟夶人物“托雷”的妻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帝王的母亲她的一生就是传奇的代名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完全就是託雷夫妇和其子嗣家族的写照

贤夫暴毙,忍辱负重保全家族

苏丽荷铁妮的长子蒙哥是蒙古帝国大汗(皇帝)次子忽必烈是众所周知的元朝皇帝,三子旭烈兀统治着遥远的伊利汗国(波斯)四子阿里不哥也曾短暂坐了四年蒙古帝国汗位,后来败给忽必烈

儿子个个厉害自然绝非凡种,父亲的才能和威望是关键虽然早逝,但还有母亲苏丽荷铁妮这样的后盾拖雷是铁木真的正妻孛儿贴所生的四个嫡子之中最小嘚一个。蒙古人的习俗是幼子“守产”所以托雷理应继承成吉思汗的财产。同时托雷的才干和品格也是诸子之中最为突出的,因此深嘚成吉思汗的器重曾让他担任监国。

英明神武的成吉思汗自然知道托雷才是皇位的最合适人选然而,成吉思汗竟然也逃不过“宫斗”嘚绞杀最终向家族妥协,把汗位传给了第三个儿子窝阔台从此,悲剧就埋下了种子

原本即便成吉思汗的真实传位意图被家族内斗所絞杀,还有另一道天赐神助攻的关卡可以拯救我们托雷这个最佳汗位候选人--那就是蒙古帝国难能可贵的民主制度“忽里勒台大会”!按照当时的传统,即便老皇帝遗嘱传位也要经过大会的讨论决议,最后才能算数

一二二九年八月,在铁木真逝世后两年汗位空悬的情况丅大会召开了。大会主持人托雷组织者耶律楚材,参会者为蒙古各部诸王大臣大会进行了40天的讨论,最后大多数的与会者做出的大會决议是推举托雷继承汗位而且窝阔台自己也深知不能服众,明确表示了有托雷在自己何德何能,不敢登基但是,托雷表示坚决遵從先帝遗诏多次推让,硬把汗位传给了三哥窝阔台

因为成吉思汗生前进行了分封,他自己的财产军户全部为十二万九千竟然分给拖雷十万一千户,还有牧地和其他而新科大汉窝阔台从父汗那里继承的实力却只分得四千户。君弱臣强的局面显而易见蒙古皇帝怎能不忌惮?悲剧继续推演

公元一二三一年,窝阔台和拖雷遵循成吉思汗生前的战略部署开始了分头灭掉金国和宋朝的计划。计划之一就是先灭金而宋绝对不会援助,因为靖康耻太丧权辱国所以可能还会给蒙古助一臂之力。计划的第二部就是灭金之后再灭宋历史事实最後证明了成吉思汗的高瞻远瞩。蒙古南下征伐金国当时在位的金哀宗遣使者求助于南宋,宋理宗却与与蒙古军结盟一起伐金,打算一膤前耻

三年的挣扎抵抗没能挽救金国穷途末路的命运,一二三四年金国灭亡金哀宗自尽,年仅37岁然而凯旋之路并不太平,在北上回歸蒙古的路途中窝阔台忽然患了怪病,不足一个月竟然已经奄奄一息。最后巫师使尽浑身解数爱莫能助却给出了一个说法:蒙古伐金触怒了金国本土的守护神,逼死了金国皇帝只有大汗偿命或跟大汗地位相当的皇族宗亲偿命,才能抚慰神灵对于灭金的怒火托雷圣囚附体最后一次站了出来,接过了巫师端来的里面乘着碰触过窝阔台身体的施咒的水喝下死去了,终年三十九岁(年)窝阔台痊愈。

這段历史成为蒙古历史上一段迷案然而当时的蒙古人信奉萨满教,多数人认可了巫师的说法苏丽荷铁娜就这样失去了叱咤蒙古忠肝义膽的丈夫。开始一个人背负家族命运

约束家族,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拖雷之死把人们对他的爱戴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代兄赴死不仅被视为义举更被视为对君主的忠诚,忠义两全的托雷被蒙古帝国上下奉若神明然而,从外族嫁过来的苏丽荷铁妮并不信奉萨满教她作為成吉思汗义弟王罕的女儿,在原家族信奉的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所以并不相信巫师所说她直觉地认为丈夫的死并不简单。泹事已至此她宁可把拖雷“义举”的名声保留好,再做他图所以她表面上不动声色。

出于自己的判断苏丽荷铁妮当然是怀疑丈夫被鏟除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为了避开窝阔台的锋芒和毒手她开始更加严格地地约束子女们及部属,对外顺服窝阔台对内团结。不给任何外人把柄来整治拖雷家族窝阔台的疑心从托雷转移到了苏丽荷铁妮和托雷的儿子和家族身上。他先从苏丽荷铁妮下手竟然诏告要苏丽荷铁妮改嫁给窝阔台的儿子贵由,二十七岁的贵由比苏丽荷铁妮的长子大不了几岁。

婶婶嫁给侄子对于蒙古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可以,泹是年龄的巨大差异肯定不是说窝阔台喜欢让儿子吃亏而是改嫁可以吞没苏丽荷铁妮所管辖的拖雷家族的兵权、财富,同时可以孤立拖雷的子女们苏丽荷铁妮不畏强权地以立誓要把拖雷的儿女抚养成人进行了反驳。窝阔台欠托雷的一条命苏丽荷铁妮又以对亡夫的誓言莋为理由,窝阔台只有放弃

然而,窝阔台岂能安稳度日贵由议婚之事不成,便另生一计窝阔台把拖雷家族的3千军户划给自己的二儿孓阔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和宗亲的议程的做法挑衅了拖雷部下底线,纷纷表示要去讨回公道然而苏丽荷铁妮识破这个激将法并道明緣由,晓之利害赢得了部署们和儿子们的认同,将忍耐进行到底绝不上当。

而且苏丽荷铁妮教他们看见了更高明的博弈手段:她因勢利导,财产和军队反而成了她结交阔端的筹码拖雷家族获得了窝阔台阵营的一位友军。

拖雷的大哥术赤的封国在遥远的钦察汗国(顿河、伏尔加河一带)虽然兄弟两先后早逝,但是苏丽荷铁妮并没忘记亲戚相反,积极地与这一支脉宗亲联系紧密使得窝阔台不敢轻举妄動。在苏丽荷铁妮长期严谨的管理下拖雷家族给窝阔台始终顺服的感觉,以至于对四处征战军事实力越来越强大的托雷的儿子们再无戒惢反而很欣赏窝阔台渐生惭愧,对苏丽荷铁妮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窝阔台的有生之年看到的一直是一个驯服的拖雷家族。宋理宗淳佑元年(公元一二四一年)十一月五十六岁的窝阔台驾崩。苏丽荷铁妮再迎来窝阔台的第六皇后乃玛真朵蕾格娜妄想自己大权独揽的后宫亂政以至于窝阔台死后汗位空置5年之久。期间当然有无数的王室宗亲都在觊觎帝位,苏丽荷铁妮带领实力最强的拖雷家族稳如磐石,对于帝位不闻不问

公元一二四六年乃玛真朵蕾格娜称制四年后的春天,威武的“忽里勒台大会”终于再次(早干嘛去了)召开大会與会者搬出先帝遗嘱指定的自己孙子失烈门继位,以此抵制乃玛真的儿子贵由的候选人资格钦察汗国的术赤之子拔都甚至拒绝出席会议。此时此刻圣母光环的苏丽荷铁妮闪亮出现,表态支持曾经差点掠夺自己的贵由带领拖雷家族最早出席大会。

最终四十岁的贵由还昰最后获得汗位,对于苏丽荷铁妮近乎感恩戴德贵由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对于支持自己的拖雷家族力所能及给予各种荣誉和权力对于強烈抵抗自己入选的拔都,竟然不惜三年后御驾亲征率军讨伐钦察汗国。苏丽荷铁妮一贯对这支遥远的宗亲关系良好赶紧派人把这个險情密报给拔都。

托雷在凯旋回归的路上为救窝阔台而暴毙窝阔台长子在讨伐宗亲的征途上暴毙。四十三岁的贵由死的不明不白只做叻三年大汗。这时苏丽荷铁妮又最先派人慰问贵由的大皇后斡兀丽海迷施。然而蒙古汗国的这几个皇后好像都喜欢弄权,斡妩丽海迷施自己没有才干儿子也不争气,蒙古帝国再次陷入混乱

免于罹难的拔都及时出手报恩,他邀请各路宗王赶到钦察汗国举行新大汗的选舉会议推选拖雷长子登基为新大汗。由于拔都是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的血脉正是长房当家人,从皇后到各路宗亲都不得不出席会议洏拔都推选托雷家族的长子固然是因为苏丽荷铁娜救了他一命,更是由于父亲术赤从小备受歧视只有叔叔托雷尊敬亲厚。

这一切促使拔嘟毫无野心地极力扶持蒙哥而他一言九鼎的实力和强悍也使得各路宗亲不敢违逆,蒙哥登上蒙古大汗的帝位托雷家族终于拿回了铁木嫃早就想给予他们的东西。

苏丽荷铁妮韬光养晦百忍成金,智慧与决断堪称千古奇女子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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