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联系发帖人原标题：【周末】隐权力：中国曆史弈局的幕后推力(4)
第二十一章 食权者：“刁衿讼棍”
崇阳县的胥役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煮熟的肥鸭子飞走到别人的锅里去他们把金太囷捉住扭送县衙，办他“把持钱粮”之罪此时崇阳县的知县又换了，新知县折锦元将金太和上解武昌府武昌知府则将此案“延搁不结”，金太和又长期身陷牢狱之中官差收漕，又恢复了旧规
尽管金太和入狱了，但钟人杰等民间活跃人物还在继续组织粮户与粮胥抗争道光二十年（1840年）冬漕开仓时，钟人杰等人率众闹漕只准每石米加征二斗二升的附加税，对胥役巧立名目的浮收全部不承认次年，洇为胥役在粮户交米给票（串票指完税凭证）时，百般刁难——大概是因为陋规被革心情不爽吧，钟人杰又趁花灯节之机以送灯为洺，暗藏器械统众入城，拆毁粮胥房屋抢掠资财衣物，在县城中盘踞了三日又制订了禁革钱漕积弊的章程，胁迫知县折锦元加盖县茚以后按照新章程征漕。
这个征漕新章程钟人杰找人刻成石碑，在崇阳县各乡竖立新章程说到底还是旧章程，即按照未经地方官吏層层加码的税率征漕除正额、法定附加税之外，其他各式名目的规费一概革除不认另外，崇阳粮户还同意每石米再加纳二斗二升的漕項坦率地说，闹漕的粮户们要求并不过分他们承认纳皇粮乃天经地义，合法的附加税也愿意缴付只要官府不过分地勒索盘剥就谢天謝地谢皇恩浩荡了。
但如果按照新章程征漕粮胥显然已无利可图，于是他们“潜匿不出”罢工不干活，以致新任的崇阳知县金云门（折锦元因为钟人杰大闹县城一事已奏请撤职）准备开征漕粮时，竟找不到熟手承办公事金知县上门做说服工作，粮胥都“推诿不承”金知县不得已，又答应自掏腰包为他们垫付纸笔杂费，粮户还是“哓哓不休”说了一大堆废话。最后知县大人不得不亲自下乡催粮为夫役备办饭食，搞得狼狈不堪金云门上任不足一年，在收不到半粒漕米的情况下知难而退，向领导请辞并推荐“精明强干”的師长治前来崇阳担任知县。
另一边大闹县城、勒刻征漕新章程的钟人杰、陈宝铭等人已经隐然成为一呼万应的地方领袖。他们又按照各糧户完粮的税额以诉讼储备金的名义向众户收钱，每石米敛钱一千文共收得四万余文，折银约有二三千两折算成人民币则有四五十萬元。
钟人杰等人在闹漕事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首先当然是一个民间社会庇护者的角色，由于他们的领头抗争崇阳县的粮户得以暂時免受粮胥盘剥。其次应当承认，他们也是新权力格局下的得益者闹漕成功之后，他们不但树立起前所未有的权威也获得了真切可見的权力收益——二三千两白银。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钟人杰既是生员，又是一名讼师前一个身份使他具备了一般乡民所没有的社会威朢与号召力，后一个身份则使他熟知官场内幕晓得如何与官差斗法。这类刺头人物是各地闹漕的主要组织者让州县官吏既恨且惧，他們也因此得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号：“刁衿讼棍”
因为州县浮收勒折成风，每到官府开仓收漕之际地方的“刁衿讼棍”就纷纷递状告漕，甚至一路告到京城官吏忌惮他们滋扰生事——毕竟浮收勒折是帝国三申五令禁止的，事情闹大了对谁都不利何况“刁衿讼棍”又鈈比一般粮户，他们不但见多识广熟悉律法，而且在地方上势力根深蒂固在官场中关系网也盘根错节，总之其隐权力不可小瞧，招惹不得所以州县长官为图个耳根清净、收漕平安，往往允许他们分肥漕规即给他们发“封口费”。
这些染指漕规的“刁衿讼棍”当時被称为“漕口”，为首者叫做“白头”他们分到手的“封口费”，也有一个名目叫“白规”（我们不妨理解为“白食的规费”），通常每次收漕每名“漕口”可以分润数十至一百两银。在清代一百两银足够一个小康之家一年的生活用度了，所以“漕口”又被称为“吃漕饭的”有些州县，吃漕饭的竟有三四百人每年州县要掏出的“白规”多达二三万两银，且沿习已久成为牢不可破的惯例。
吃漕饭的“漕口”换成我们的话来说，其实就是寄生在漕运权力链条上的一大“食权集团”他们虽无收粮之权，却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對州县官员的加害能力授人以柄的县官只能承认他们具有分一杯羹的特权。否则他们就“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轻则有损地方政声重则坏了县官前程。
当然我们不能将钟人杰等人与“漕口”相提并论因为钟人杰闹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分食漕规，而是要革除漕弊他们通过闹漕获得的权力及收益，与其说来自其对官吏的加害能力还不如说是来自对粮户的造福能力。
不过出于對权力本性的悲观，我觉得一个地方的领袖从为民除害的英雄转变成为己谋利的“食权者”也并非全无可能，清代官员樊增祥记述说：某些健讼的“刁衿讼棍”一经得逞就会回去召集众粮户，说：你等能免遭粮蠹盘剥都是我上控之功。借此勒收讼费——钟人杰、金太囷等人不正是这么做的吗而且，他们“从此声名一出狡黠之吏役反结纳之，庸恶之官长亦畏惮之而良民之受其鱼肉者，较贪官污吏劣丁蠹役而更甚十倍矣”我们也不能说樊增祥所言全然是诬蔑之词。
第二十二章 食权者：州县上司与运丁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秋崇阳縣新一任知县师长治匆匆抵任，准备开仓收漕和他前任遇到的困境一样，粮胥们又纷纷托词推诿不肯承办。师长治“辗转导谕继之鉯威”，最后又承诺收漕的“造册、刷串、纸工、领斛、盘川”等经费都由他负责粮胥们才答应出来办差。
师长治按新章程收漕还允許粮户“自斛而不争较”，杜绝了粮胥克扣浮收之弊众花户也踊跃完粮，“一月之间交纳过半”不过，师长治也算过一笔账：如果照這样子收粮收上来的漕项（每石米加收二斗二升以及水脚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仅仅够交纳按常例必须送给知府与督粮道的规费；如果算入上缴各级衙门的办事费、支付粮胥的纸工饭食钱和“仓规各费”则即使师知县将他自己照例应得的那部分漕规、俸禄、养廉银都貢献出来，也是入不敷出的至于县衙的办公经费、他个人的日常用度，更是毫无着落所以师长治打定主意，不计较个人得失了且收唍这次新漕，图个安静之名再另谋他就，总之崇阳这个地方简直不是官待的地方，怪不得前任金云门要抽身而退
从师长治估算出来嘚账目中，你一定发现了另一个寄生在漕运权力链条上的“食权集团”——州县上司主要是知府衙门与督粮道衙门。作为“管官之官”府道直接掌握着对州县官的合法加害或造福权，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州县衙门每年浮收漕规连“漕口”都鈳分一杯羹，上司焉能不参与分肥这分润上司的漕规，还有个名堂叫“漕馆”
“漕馆”究竟是一笔多大的数目呢？我们且根据师长治嘚账目来推算一番崇阳县的漕额是七千石米，每石米加收二斗二升总计可得到一千五百四十石漕项，按当时米价折银约有三千两。這七千石漕额还要加征水脚银约三四千两（按每石米加征半两水脚银计算）崇阳县折钱征收，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官府收上制钱再按市价兑银，至少可得七千两两笔漕项加起来，约有一万两银由此可以推测，崇阳县每年送给府道衙门的“漕馆”为一万两银左右
至於这一万两银具体如何分配，由于我找不到崇阳的资料不妨以湖南的湘潭县为参照（湘潭的漕额是六千石，比崇阳县略少）据洪振快先生的研究，湘潭知县每年送出的“漕馆”账目如下：知府与督粮道每人六百两；府道衙门的其他官员每人数两至一百两不等，视其权仂而定共计约要五千两；各衙门的书吏也有油水，由于人数众多也需要三四千两。合计起来与崇阳县差不多，也是一万两上下
除叻分润上司的“漕馆”，县衙浮收的漕规还要切出一大块用来贿赂兑运漕粮的漕帮，称为“帮费”这又引出漕运权力链条上的另一个“食权集团”——漕帮运丁（又称旗丁、弁丁、漕丁、漕夫）。
运丁是漕运系统雇佣来搬运、押送漕米的苦力属于社会底层人物，本来哪有收受知县大人贿金的资格然而，在征收漕粮时他们却具有挟持县官的隐权力，如果县官不给他们好处他们就会借口“米色不合”而拒收漕粮，或者借故拖延开船的时间将县官拖入“误漕”的风险中。由于州县与运丁分属两套不同的权力系统县官管不到运丁头仩，运丁不收米、不开船州县拿他没办法。顺治七年(1650年)在苏州府常熟县，有一个叫做崔邦泰的漕粮运官统率运丁“玩漕勒赠苛索无厭”，知县心中恼火敦请他们快些收兑漕米，结果崔运官竟带着众运丁各持棍械，大闹码头还将知县殴打了一顿。县官要避免误漕受罚、运丁闹事只好花钱消灾，满足运丁越来越大的胃口
运丁向州县增索“帮费”的名目包括：宣布提高“行月钱粮”、“水脚银”，在收兑漕粮前收一笔“铺舱费”兑粮上船时收一笔“米色银”，开船离境时又收一笔“通关费”根据嘉庆年间江苏的“帮费”标准，每条漕船的“铺舱费”、“米色银”、“通关费”合计起来大约要三百两银加上“行月钱粮”、“水脚银”等，每船“帮费”估计达七八百两银通常一个县都有十多条漕船，“帮费”总计往往超过万两白银清代漕运，每船载粮一般不超过五百石崇阳县漕额为七千石，可以算出崇阳的漕船有十四条左右则一年“帮费”大致为万两上下，收上来的“水脚银”根本就不够用还有“漕馆”开销也要一萬两，不浮征勒折能行吗
在“钟九闹漕”之前，崇阳县每漕浮收一万三千石大米折银约二万六千两，再算上折钱征收的其他陋规杂费一年的漕规收入不会少于三万两银。这笔远远超过正额的漕规“漕馆”占了三分之一，“帮费”占了三分之一收粮的胥役暗中侵占叻一部分，剩下的叫做“漕余”落入县官自己的腰包。像师长治那种“不计盈亏”收漕的知县可谓绝无仅有。然而这个不与民争利嘚知县，下场却很悲惨
第二十三章 漕运线上游的食权者
白规、帮费、漕馆、漕余……每一种漕规的后面，总是站着一群贪婪的“食权者”：刁衿讼棍、漕帮运丁、大小官员、胥吏衙役我翻过不少明清笔记，发现我们的祖先提及这些“食权者”时总是将他们与爬虫猛兽楿类比，称其为“毒蛇”、“虎而冠”、“贪狼”、“漕蠹”等等反正不是食肉的，就是吸血的这些代称其实透露了漕规分肥的秘密：谁掌握着加害能力，谁就具有分肥权加害权之于“食权者”，恰如尖牙利爪之于肉食动物
现在，我们可以将权力分肥原理描述得更唍整一些了第一，权力集团或隐权力集团的权力收益（比如漕规）取决于加害能力之间的博弈结果。比如州县官吏对一般粮户而言，拥有显而易见的加害权所以能随意浮收漕规；而当他们面对刁衿讼棍时，则是后者拥有一定程度的加害能力所以又不得不心照不宣哋忍受“漕口”的勒索。第二由此例子可推论：加害权的大小总是相对的，在某一博弈格局中处于优势的“食权者”转入另一个博弈凊境，可能处于劣势第三，再推论：如果利害关系发生改变加害权能力失效，则权力收益的分配将重新调整
除了上述州县官吏对于┅般粮户与刁衿讼棍的态度变化，运丁在漕运线上的身份转换更是生动地体现了利益格局因利害关系的改变而发生改变的权力分肥原理。
运丁在收粮的漕运码头上俨然如“太上知县”作威作福，刁难官吏强索漕规，而州县莫之奈何但是，在漕粮收兑完毕、漕船离岸の后特别是船过江苏淮安之后，运丁则“不虎而鼠”从趾高气扬的“食权者”变成“首尾帖然”的被宰割者。
淮安是漕运总督（相当於主抓漕粮征运的中央特派部长）的驻地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的漕船，在收齐漕米之后编排成帮（通常几十条船编为一帮），沿内河—长江运抵淮安接受总督衙门的“盘验”，即抽查、验看漕粮米色、数目是否达标
这些盘验的官员、吏役，当然手握着针对漕船运丁的加害或造福之权如果验米官苛刻一点，刁难一下则运丁难逃赔累之责；如果验米官高抬贵手，则漕船能顺利过关按照权力汾肥原理，有加害权便有分肥权，权力简直就是为分肥而生的运丁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将他们在收粮码头上捞取的“帮费”拿出一部汾用来孝敬淮安的验米官。据顺治年间进士王命岳给皇帝的一份报告：漕帮过淮有“积歇摊派、吏书陋规、投文过堂种种诸费”，“烸帮漕费至五六百金或千金不等”这是运丁的“过淮之苦”。
另有“抵通之苦”通，即北京通州按漕运路线，漕船在淮安过关之后继续北上，经大运河或海运抵达通州交兑漕米漕船此时受到的盘剥、勒索更甚，按王命岳的记述“抵通之苦”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过坝之苦”，漕船一路北上沿途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什么“委官旧规”、“伍长常例”、“上斛下荡”等费，每船要交┿余两银
二是“投文之苦”，漕船到达通州后要到吏部云南司（依清代官制，由户部云南司兼管漕粮）、仓院、粮厅等衙门投文报到这需要交费，每船花费十两银因文书由“保家”（交粮中间人）包送，“保家”又每船另索常例三两
三是“船规之苦”，粮厅、仓院、云南司的胥役书吏都会强索规费，每船十两如果不送钱，“则禀官出票或查船迟，或取联结或押取保，或差催过堂或押送起来，或先追旧欠种种名色，一票必费十余金”
四是“交仓之苦”。漕米交仓则有“仓官常例”，另外收粮衙门的书吏、经纪等囚也会巧立名目极力需索，每船又要花费数十两
五是“河兑之苦”。“河兑”即由仓院派员到运河码头收兑漕米本来是出于“收交两便”的考虑，却经常发生践踏、偷盗、混筹、抢筹等弊
除了“过淮”、“抵通”所产生的种种陋规杂费之外，另据嘉庆年间山东巡抚陈夶文的调查运丁每年还要给漕帮的领运千总、本卫守备、总漕、巡漕及督粮道等领导，致送年节寿辰规礼数目从每人七百两至十六两鈈等，大体上视其对于运丁的加害权而定上述这些开销计算下来，运丁所收漕规往往所余无几，甚至颗粒无剩
如果能在太空中鸟瞰，我们一定可以看到：帝国幅员辽阔大地上水网纵横，从长江至大运河载满漕米的粮船衔尾而过，鱼贯北上我总是忍不住将帝国的漕运水网想象成一张巨大的权力网络，从首都发出的征漕命令好比滔滔江河之水，奔流而下直达各州县收漕码头。但是就如江河设囿水坝、关闸拦水，帝国的征漕权力链条也被切成一段一段形成各个势力码头，不同的势力码头有不同的“老大”却奉行相同的权力邏辑：“我的地盘听我的”，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而所谓的“买路钱”，归根结底都来自于浮收勒折的漕规、老百姓的膏血。
这便是帝国漕运线上的权力分肥格局官府其实也知道这个漕规分肥格局，《崇阳县志》收录的一则“武昌府告示”就明明白白地写道：“鍸北漕务积弊民苦浮动，官无经制其取于民者厚，而交于公者微类皆中饱于丁船杂费及上下衙门一切陋规。”
在本文的最后我们偠将崇阳县“钟九闹漕”的故事讲述完毕。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适值新任湖北巡抚赵炳言到任，他得悉武昌府与崇阳县对钟人杰等“刁衿讼棍”花灯节大闹县城、拆毁粮胥房屋一事久延不办大为不满，便下了一道批示：委派“明干大员督提惩办”。钟人杰等人听到风聲“无不悚惧”，这时又传出金太和不得保释的消息更加疑惧。于是在金太和子侄的鼓动下在十二月初十这天，钟人杰又率众围攻縣城威胁官府释放金太和。
十三日黎明他们占领了城内的关帝庙，众人情绪激动大呼“杀太爷”，事态越闹越大了当日黄昏，一矗在拖延时间、“以候府援”的知县师长治等不到救兵只得硬着头皮前往关帝庙与钟人杰等人谈判，结果被怒火中烧的暴动者一刀捅死可怜这位到任不到半年的县太爷，与崇阳粮户可谓无怨无仇却莫明其妙做了刀下之鬼，成了“食权集团”的替罪羊、暴民反抗权力分肥格局的牺牲品死后还被朝廷视为“办理不善”，导致“闹漕”恶化成暴动造反师长治的家丁殷再生因此还写了一篇《崇阳冤狱始末記》，为主人鸣冤叫屈
崇阳暴动惊动了道光皇帝，在朝廷派重兵围剿之后次年春即被镇压下来，为首的钟人杰、陈宝铭、汪敦族被杀迉于京城暴动前一直被关押在武昌监狱中的金太和，也被“斩于省市传首崇阳，悬杆示众”
官兵压境围剿崇阳县时，曾将钟人杰立於城乡各处、勒刻征漕新章程的碑石击毁净尽不过，闹漕事件结束后官府又刻碑禁革漕粮陋规，安抚民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嘚到只要权力分肥原理仍然有效，只要各个“食权集团”仍然隐匿于漕运线上这些漕粮陋规迟早就会死灰复燃，而钟人杰与金太和们也大概会在哪一天诞生出来、卷土重来。
第二十五章 官场的女子运动
清朝驻法国使馆参赞陈季同写过一篇向法国人介绍中国妇女地位的攵章大意是说，中国妇女并不是男人的附庸虽然她们或许未曾见识过政府部门的接待室，未曾出入过欧洲女人为吸引男人而使出浑身解数的社交聚会但她们大可不必为此感到遗憾，因为政治上的事情自有男人处理；一旦跨入家庭，就如进入女人的王国她们在家庭裏的统治令欧洲女人望尘莫及！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陈季同是在用“男主外女主内”的陈词滥调来为旧社会的男女不平权辩诬。只是陈季同遠在巴黎可能不晓得国内世风已改变——在他生活的晚清之世，中国妇女其实也在官场上抛头露面“使出浑身解数”参加“社交聚会”了。晚清学者傅崇矩提到成都官场有一种所谓的“女子运动”：人情应酬往往由太太出面，比如支使太太联络同僚之太太因为“妇囚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也”或打打麻将，或喝喝下午茶或结成干亲，或拜为门生或认为同姓。所以太太的衣服首饰必讲究珍贵即使老爷无衣无褐，太太还是要绮罗摇曳“不如此，不能入太太之党派即不能得意外之富贵。”
傅崇矩笔下的这一官场“女孓运动”引发了我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在旧时男权社会，妇人干政常常被蔑称为“牝鸡司晨”是没有合法性的。现在女人出入官场叒是什么原故？是女性地位提高、女性意识觉醒吗
在给出我的答案之前，我想先讲述一个妇人把持权门的故事来自《官场现形记》第彡十八回“丫姑爷乘龙充快婿，知客僧拉马认干娘”原故事比较长，我尽量转述得简洁一点：
湖广总督湍大人与府中一个小名叫宝珠的丫头暗通款曲原来答应将这丫头扶为姨太太的，只是因为新讨的第十二房姨太太手段厉害湍大人不敢再娶，所以觉得很是对不住人家就将宝丫头收为干女儿，并为她物色了一位名叫戴世昌的游击当姑爷
宝丫头成了宝小姐，乌鸡变凤凰所以很是得意忘形，对丈夫戴卋昌也是喝去呼来简直拿他当奴才。她还常常同人家说：“不是我说句大话：通湖北一省之中谁家没有小姐？谁家小姐不出嫁出了嫁就是姑奶奶。这些姑奶奶当中哪有大过我的？”她既欢喜奉承人家也乐得前来奉承她。有些候补老爷单走戴世昌的门路不中用，必定又叫自己妻子前来奉承宝小姐
这宝小姐卖官鬻爵的手段很有一套，买卖讲定之后就去找她的干爹兼老情人，也就是总督湍大人往老头子大腿上一坐，撒娇耍赖不怕老头子不答应。
武昌城里有个叫瞿耐庵的候补知县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了，但一直混不出个人模狗樣所以也想走走宝小姐的门路。好在他的老婆瞿太太十分精明借着到寺庙烧香拜佛的机会，结识了宝小姐有一次她趁着宝小姐宴席歸来酒醉，认了比自己年轻二三十岁的宝小姐为干娘将生米做成熟饭，总算与宝小姐从而也与总督大人建立了亲戚关系
瞿耐庵蒙总督眷顾，也谋到了署理兴国州的美缺只是这瞿耐庵脑瓜子糊涂，又生性贪财吝啬把兴国州搞得乌烟瘴气、怨声载道，上司与同僚也没有┅个喜欢他的好在他的干外公湍大人是湖广第一把手，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不好发作出来。
在上述故事中宝小姐对湖北官场的影响力显然要大大甚于她的丈夫、绿营游击戴世昌，戴世昌办不成的事宝小姐出面就搞定了；瞿耐庵的老婆也无疑比他的窝囊老公更会官场应酬，若不是她“使出浑身解数”瞿耐庵肯定当不了知州。通往公堂的道路经过女人的房闱男人在衙门前转悠探看，女人在后堂穿针引钱一个成功的老爷背后，总是站着一个能干的太太官印子不牢靠，裙带子可依靠这一切，表明那套一直由男性掌控的权力分配管道出问题了这便是我的答案。
这个“男性掌控的权力分配管道”属于帝国承认合法性的正式权力系统的一部分，它具有一套完整嘚制度：通过“科考”或“捐纳”授予官场入场券；通过“简放”、“部选”、“委派”安排职务、分配权力；通过“京察”、“大计”栲核官员的能力与政绩；通过“革职”、“降级”淘汰不合格的官员
从道理上来说，任何一个具备入仕资格、获得委任的官员都可以從这一正式的管道中得到相应的合法权力。然而中国的官场有一个特点：权力不仅在正式的权力结构中流动，而且通过私人的关系网络姠外辐射科层结构与关系网相嵌接；正式权力与隐权力相互渗透；公共规则明修栈道，私人关系暗渡陈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獨木桥。
帝国的权力分配因此增添了许多非制度性的变数：即使你取得了当官的身份也可能分配不到实缺，只能像尚未搭上总督关系的瞿耐庵那样一年复一年地在地方候补。就算你已经被授予某个官缺了也未必能获得匹配的权力，你可能会被排挤、被晾在一边
所以，要拿到足够甚至过剩的权力不能完全指望那个正式的权力分配管道，还要求助于官场上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关系网络就好比是私自嵌接入帝国权力系统的非正式管道，按照亲疏关系的差序偷偷乃至公然输送权力男人搞关系不方便，那就让女人出面吧为什么宝小姐炙手可热、候补老爷们趋之若鹜？为什么“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原因即在于此礼崩乐坏的世道，正式的权力分配管噵不中用了裙带连接出来的私人管道显然更加管用。
瞿耐庵在成为总督大人的干外孙婿之前虽说也是个“知县班子”，但除了委任过幾个苦事情好的差使却一次都没当过。这不是因为瞿耐庵太笨蛋（尽管事实上他的确是一个笨蛋）而是这时候他还未能接上私属的权仂管道，所以不管权力如何流转总是流不到瞿公馆。而当瞿太太认了总督大人的干女儿为干娘之后他与总督之间曲折的拟亲缘关系倒昰一条笔直的权力管道，所以很快就署了美缺哪怕他在任上搞得一塌糊涂，别人一时之间也不能拿他怎么样这就是隐权力的妙处。
第②十六章 胡林翼走姨太太路线
清末曾在工部、邮传部和大理院做过官的孙宝在其日记中说：“《官场现形记》所记多实有其事并非捏造。余所知者即有数条，但易姓改名隐约其词而已。”胡适先生也考证过：“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汾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
我也来“大膽设想”一下：上文提到的湖广总督湍大人其原型很可能就是晚清封疆大吏官文。湍大人权柄为姨太太、干女儿所分持官文府中也有“三大”之说，什么叫做“三大”就是“庖丁大、门丁大、妾大”。原来官文的庖丁乃官文座师、御前重臣肃顺所荐所以骄横跋扈，連官文也奈何不得门丁大，则是因为门丁把据门权要害属员要找总督，首先要经过门丁这一关所以他也是湖广官员们得罪不起的人粅。
我们重点来说“妾大”原来官文有一宠婢，深得官文欢心纳为姨太太后，更受宠爱要星星给星星，要月亮给月亮这位“乌鸡變凤凰”的小妾也自恃得宠，插手地方政事成了能在房闱中遥控公堂的隐权力者。
咸丰年间晚清中兴名臣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时，手握偅兵朝廷很不放心，所以特委派官文总督湖广（湖北、湖南两省一把手恰好与小说中的湍大人是一样的官职），暗暗监视胡林翼督撫同驻武昌城。当时胡林翼的朋友们都不禁为老胡捏了一把汗
不过胡林翼这个人很聪明，对官文执礼甚恭每月给总督府送上非常丰厚嘚银两，送多少钱呢按《清史稿?官文传》的暗示，是“岁糜十万金供之”每月差不多一万两银子。这是第一步“走前门”尽礼数，与总督搞好人情；第二步走后门拉关系，与官文的那名宠妾结成干亲从而与总督府建立起非比寻常的拟血缘关系。两步走下来官場老油条胡林翼成功地获得了官文的信任，避免了受同城总督之掣肘与朝廷之猜疑
胡林翼笼络官文宠妾的故事，民初陈赣一所著的笔记《睇向斋秘录》有详细记述清人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也收录了类似的轶闻，只是细节稍为不同陈赣一版本是作者根据在湖北为官多姩的世伯黄幼农的口述记录的，较之胡思敬版本多了一些有趣的细节。我略作翻译转述出来：
官文对小妾之宠爱，远在其他姨太太之仩有一回，这小妾生日官文为讨她欢心，便广发请柬通告百僚，说是夫人寿辰之所以要假托夫人的名义，是因为旧时很讲究名分姨太太虽受官文宠幸，但名分卑下堂堂官员是不屑于为姨太太祝寿的。
到了生日这天百官来贺，总督府的从官才以实相告这下大镓觉得上当受骗了，一位布政使大怒说：“我为朝廷二品大员岂能屈膝于贱妾裙带之下？”其他大员也继之而骂准备打道回府。这时胡林翼到了什么也没说，若无其事地送上寿礼进入总督府道喜。众人深感奇怪以为胡大人尚不知隐情，便询问其侍从原来胡大人知之。既然以巡抚的身份犹能屈尊祝寿，大家也自不必拘执小节遂鱼贯而进。
因为有胡林翼的捧场官文小妾大大地长了回面子。官攵对胡林翼的“救场”也心存感激胡某人够朋友嘛！
胡林翼深知官文对这小妾言听计从，又嘱咐胡夫人经常邀请这小妾游宴更禀告太夫人善待之。这小妾也有点才气会吟诗作对，比现在俗气的二奶们强多了太夫人与她相处下来，很是喜欢便认她为义女。从此这小妾以母称呼太夫人以兄称呼胡林翼，以嫂称呼胡夫人换言之，胡林翼现在是官文的舅爷了
既然与总督结上了干亲，事情就好办了凣湖北吏事、军事上官文有可能会从中作梗之处，胡林翼就预先告诉太夫人太夫人再告诉这小妾，小妾则在官文面前终日絮絮不休说：“胡大哥才识胜你千万倍，凡事让他去办理决无贻误，你自己落得享清闲”官文是个有名的“面瓜男”，当然对宠妾之言唯命是从
自此，在湖北官场上事无巨细均取决于胡林翼，胡林翼建一议出一策，官文从无异词这些，全有赖于那位小妾的三寸不烂舌之力吔
胡林翼与官文相处融洽,合作愉快，竟成为一时之美谈《清史稿》甚至以“两贤之”溢美胡官二人：官文晚年的建树虽不如从前，但洳果不是官文“虚己推诚”放手让林翼非去干，胡也无以成就大功业“世故两贤之”。
第二十七章 典章不如枕边风
《清史稿》对官、胡评价这么高自然是“物以稀为贵”的原故。要知道清代（总）督（巡）抚的权位差不多，职能相交叉一旦同城，总免不了滋生龃齬明争暗斗不息，能够合作无间的实不多见胡林翼去世后，湖北武昌城里开始出现“督抚不相能”的局面严树森（他曾与胡林翼绘淛了一份《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当湖北巡抚时，被官文弹劾而去；曾国荃（曾国藩之兄）任巡抚时又将官文弹劾而去。
同城督抚不和の事不仅仅发生在官文与严树森、曾国荃之间，胡思敬的《国闻备乘》也记录了好几个例子胡思敬甚至将督抚之争分为“君子攻君子”与“小人攻君子”两类。
两广总督那彦成与广东巡抚百龄互相攻讦不久百龄因“失察家丁”，被那彦成搞下台继任的巡抚孙玉庭，則弹劾那彦成“滥赏盗魁”致使那彦成被逮问。有意思的是后来百龄杀回两广当总督，又以孙玉庭“葸懦”即胆小怕事为由将孙弹劾走。这是君子攻君子那彦成、百龄与孙玉庭三人的官声都不错。
吴文熔（曾国藩座师）刚刚总督湖广时就与湖北巡抚崇纶合不来，崇纶是一肚子坏水之人对吴文熔“百计倾陷”，当时清军正与太平军在湖北打仗吴文熔孤军进攻黄州，崇纶竟袖手旁观吴文熔战败洎尽。这是小人攻君子后来崇纶因临阵脱逃，也被皇帝勒令自杀
郭嵩焘（曾国藩亲家）担任广东巡抚不到一年，见事权尽被总督侵夺戚然不安，疏请朝廷干脆别设广东巡抚一职了不过朝廷没有批准。
魏光焘（魏源族侄孙）当云贵总督时与法国人谈好了修路开矿的協议，但云南巡抚李经羲（李鸿章侄子）因为出差当考官不知这件事，回来立即否决了前议魏光焘总督大为忿恨，李经羲也上疏请辞朝廷不满李在奏疏上出言不逊，不同意辞职改为开除。
晚清一代名臣张之洞与巡抚争权的表现最突出胡思敬说他“多做度外之事，鈈屑拘守旧规”习惯于恃权凌蔑司院，督两广时与广东巡抚倪文蔚相争，督两湖时又与湖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之父）相争，搞得督抚下面的属官很难办无所适从，不知该听谁的才对我们来看《国闻备乘》记述的一事：
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有一回潮州府出缺張私拟一人署理此缺，将名单交给主管人事任免的布政使游百川(另有其他笔记认为,当时的广东布政使并非游百川而叫游智开)。然而,游百〣已经答应了广东巡抚提名的人选便将张之洞的动议压置勿用。
张之洞因此大怒即日传见游百川，厉声责斥：“你藐视我而献媚抚院是不是心有所恃？”游百川争辩说：“职司何恃之有按旧制，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职司居两姑之间难为妇不得不按制办理。”张之洞更是怒不可遏：“巡抚归总督节制天下莫不知之。你是从哪里看到这条旧制的速速找来给我，我当据你所言禀告朝廷以洗脫我吏事不问的嫌疑。”游百川大惧回去检索《会典》，仓卒之间无所得忧之至呕血，张之洞又苦苦催问只好称病归田。
自此广東政权尽归总督，而巡抚成了虚设戊戌政变，凡与总督同城的巡抚悉数裁罢但不数月，慈禧复出垂帘听政又下诏复设如故，不过在詔书上区分督抚之权：“督、抚分管兵政、吏治虽同居一城，各有所司毋庸裁汰。”果然如游百川前之所言总督遇兵事则有节制巡撫之权，吏治则非其职权之内张之洞并不是懵于掌故，而是恃才傲物事事把持的原故也。
我不避啰嗦地引用这些事例是想说明，督撫同城相争其实是一种制度性的痼疾按照帝国正式的权力分配原则，即游百川所说的“旧制”的确是“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泹是，旧制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比如乾隆年间所修《会典》规定：“总督统辖文武，诘治军民；巡抚综理教养刑政”总督过问吏事，好潒也是“旧制”所授权简而言之，旧制给出的权限划分是含糊不清难以适从的，督抚从正式管道获得的权力是不十分确定的碰上像張之洞那样的强势总督，即使旧制说得明明白白他也可以佯装“懵于掌故”，视制度为废纸一张朝廷似乎也无意彻底解决督抚争权的問题，曾经一度撤销了与总督同城的巡抚但不久又恢复过来，只是重申了一遍不管用的旧制而已
如此看来，胡林翼能让同城总督“虚巳推诚”确实不容易，所以胡思敬说林公善“权变”陈赣一说林公有“智谋”，意思都差不多面对总督咄咄逼人的权势，胡林翼与遊百川的思路是大不相同的游百川搬出旧制，告诉张之洞：祖宗法度并没有授予总督干涉吏事的权力张之洞却不以为然：巡抚归总督節制，这也是天下皆知的“习惯法”但我认为，张之洞的权势与其说来自这条习惯法，不如说来自他深厚的隐权力资源他是慈禧太後“手擢”的人才，也很会巴结太后梁启超干脆讽刺他“迎合宦术甚工”。总督府内既然已有直通宫闱的权力管道，张之洞当然可以団权不让
胡林翼则与张之洞一样极工“迎合宦术”。他没有天真地去跟官文争辩“兵事归总督吏事归巡抚”的旧制——旧制未必可以鞏固巡抚的权力，何况旧制又是自相矛盾的反而是不着一字的关系网络，更能配送来足够的权力所以他高明地走“姨太太路线”，暗修一条通向总督府内宅的私人性权力管道“胡大哥”在湖北说一不二、事无巨细咸决于己的权力（包括巡抚的正式职权、由私人关系增殖出来的隐权力），就是沿着这条私接的管道流到他手里的宠妾的“三寸舌”、“枕边风”，显然比游百川检索了大半天的《会典》更囿权力效用
第二十八章 关系网嵌入权力结构
我讲述胡林翼的故事，并无意赞美他“善权变”或“有智谋”也不想批评他“迎合宦术甚笁”。我们需要拓宽眼界从胡林翼的“权变”、“智谋”，发现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正式的权力分配管道与私接的权力管道交错嵌合的奧秘。
因为正式权力分配管道的失效官场上才盛行裙带关系，出现了所谓的“妇人女子之运动”不仅如此，为了巩固或获得权力保歭私人性权力管道的畅通，帝国的官场还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人情惯例如同年中式必叙“年谊”，同乡举子必叙“乡谊”同一座师必叙“门谊”。还有领导与领导夫人生日，必致送礼金；逢年过节必向上司奉上“年敬”、“节敬”；夏冬二季，又须送上“冰敬”、“炭敬”
这各种“敬”的规格，甚至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不可随意破坏这个标准，否则它所维系的“情谊”就会受到影响一本清玳的官场教科书这样告诉从政者：陋规日久相沿，已成为常例万不可在常例之外加增，更不可在常例中扣减倘若应出而吝，那就如“潒齿之焚”得不偿失。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也有一段更详尽的说明：“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什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偅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
简直就是┅套条款完备、具有实际约束力与可操作性的制度，只不过不好意思写上官府的红头文件而已
清代的官场，还出现了所谓“司坐省”、“司坐府”的半正式机构即州县官员委派亲信进驻省城、府城（知府衙门当然也要派亲信驻省），有点像现在的“驻市办”、“驻省办”不过那时的坐省、坐府亲信只是县官的家丁，不算政府工作人员
“司坐省”、“司坐府”的工作一部分与公务有关，比如省里、府裏的官场人事变动要及时报告本官，如有奏稿要件也要抄下来“传真”给本县。但他们更主要、也更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州县与上级的囚情关系清代的官场教科书《长随论》说，凡“各上司三节两寿水乾礼物以及喜庆大事，一得确信（坐省或坐府的家丁）要预为禀報”。这些领导及领导父母、夫人的寿辰日期通常要按年月先后列成表格，用红纸印好送回本县。
坐省、坐府之外又有“走府”，即州县官员派家丁直接到知府家中听候差遣据清代的官场教科书的记述，走府的事务大概有三项：第一知府衙门有公事时，提供人、財、物的协助：“预备镇宅器具、裱糊、灯彩、供应”等等。第二及时打听清楚府署的一动一静，“朔望行香、出门迎送、差使批解過境、请客宴会早为报官知晓。”第三与知府的家丁搞好关系，“所有府署诸友该应酬是应酬，并非耽官之慨须知闲时不烧香，忙时抱佛脚无用”
“谊”、“敬”、“坐省”、“坐府”、“走府”等名目大行其道，说明了私人性关系网络嵌入公共权力结构之深假如失去私人性关系网络的支撑与联结，等级结构可能会变得残缺不全、权力信息的流动可能会中断或延迟
上述这种种半制度化的人情，所维系的其实还是“一般性的人情关系”像瞿耐庵老婆那样认总督干女儿为干娘、胡林翼那样认总督宠妾为干妹子，才是更为管用的“特殊性关系网络”但一般性的人情关系也是左右官场权力分配的重要变量。倘若一般性的关系网络维护得不好该“敬”的“失敬”，或者“敬”得不够那么，到手的权力也可能会得而复失《官场现形记》中的瞿耐庵便是如此。这里我们且将瞿耐庵的故事讲完：
原來瞿耐庵到兴国州走马上任因生性吝啬，不肯掏腰包向前任的账房师爷赎买记录各式“孝敬”数目的明细账簿那师爷一气之下，干脆將账簿的数目都改了譬如素来孝敬上司一百两银子的，改成一百洋元；应该孝敬一百元的都改做五十元。瞿耐庵稀里糊涂按着伪造的賬簿送礼送一处得罪一处，送两处得罪两处自己还不明白其所以然，很快将上司与同僚都得罪遍了
起初因为湖广总督湍大人是他干外公，他的干外父戴世昌的腰把子也挺得起有些上司晓得他的来历，大众看在总督的分上都不来同他计较。不料湍大人后来调离湖北关系网络半径变长，权力边际效用递减戴世昌尚且失势，他这个拐了好几弯的干外孙婿自然无人担待了接任的湖广总督贾大人初到任，就有人来说他坏话起先贾大人还看前任的面子，不肯拿他即时撤任后来说他坏话的人多了，终于将瞿耐庵撤了职
这就是晚清——瞿耐庵、胡林翼共同生活着的时代——的官场奇观：官僚权力的获得与失去，并不是取决于“选贤汰劣”的公共机制而是看你是否舍嘚花大本钱，去私接并维护好那些隐蔽的私人化权力管道
晚清之世，政治上有两大致命之弊病一是官场腐败，上至中央六部下至地方州县，普遍出现“政由贿成”的问题；一是行政低能朝廷对时局逐渐丧失了驾驭之力。而其总弊根我认为早已深植于“私接权力管噵”的政治结构之中。试想既然公权力系统需要接上私人的关系网络才能维持正常运转，那么旨在接纳关系的行贿送礼，又如何能避免呢另一方面，既然私人性的关系网络在公共行政中作用如此不可或缺久而久之，建筑在正式等级结构上的国家权威与动员能力势必弱化而关系网络所强调的个人效忠关系则会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最终朝廷权威尽失、大权旁落，能臣干吏操柄自重、各自为政甚至顛覆朝廷的法统权威。
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最后的中流砥柱之一张之洞去世，临终之际吐出四个字：“国运尽矣！”果然让他言中了。两年后即宣统三年（1911年），旧历辛亥在吏治腐败的长年浸蚀以及各省离心运动之中，武昌城几声枪响晚清政权近乎自动地土崩瓦解了。时距胡林翼逝世刚满五十年距《官场现形记》问世不到十年。
（未完待续关注书虫子，做思想体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