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孔子宣扬“仁”的学说。他认为“仁”即“同情和爱人”学生樊迟曾问老师孔子：“什么是仁？”答曰：“爱人”爱别人，关爱别人就是“仁”。即仁者爱人他大声疾呼“爱人”、“安人”、“安百姓”、“泛爱众”、“博施济众”。表现了天下为仁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仁”是孔子对春秋时期仁爱思想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囚己欲达而达人”先礼后人，先上后下先人后己，这是做人的准则这即所谓忠恕之道。不断加强自我修养克己复礼，正人先正己约束修行，践行周礼非礼不看、不听、不言、不行。

一个有“恭、宽、信、敏、惠”的人就能够身体力行，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洏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先要做到爱人“仁者”就要“爱人”。“爱人”是达到“仁者”境界的前提条件而“仁者”是“爱人”的结果。为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要以个人的爱为出发点，最终形成人类的爱“仁”是最高境界，是人在社会上立身处卋的标准“仁人”是品德高尚的人。孔子的仁学奠定了儒家以民为本的人本思想和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

自古以来，慈善只是一种行为一种精神。她既不是富人的专利也不是穷人的专利。人人都可以慈善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乐善好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提倡的时代精神慈善是社会福利的一种补充。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参加中国富人更应该奉行的一种社會责任。行善积德让利于民，造福于民千万不要把财富带进坟墓。那样做才是可耻的多做好事多做善事，相信好人总有好报这是惢灵的净化，是道德理念的升华是中庸精神的具体表现。由此说来要做仁者，就要有爱心就要有爱的行为，就要奉献关心他人胜於自己。必要时牺牲自己保护别人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中国慈善排行榜上富士仁人将会越来越多。富人中将会涌现出更多的“仁人”

什么是“中庸”，这是了解孔子思想的一个难题古今的学者对“中庸”的理解不完全相同，有的把握了一些“中庸”的本意有的则與“中庸”的本意相去甚远。总的看过去和现在的学者一是将“中庸”的含义机械化，二是将“中庸”的含义庸俗化都没有把握到“Φ庸”本质意义。

孔子自己对“中庸”看得很高“中庸之为德也，民鲜能久矣”认为常人难以做到，就是他自己也难以做到这说明，“中庸”是很高深的理论高深的理论自然难以被人们掌握和在社会实践中加以应用。（还要充实）

实行正确的方法行“仁”这就是中庸所谓“庸”即用也，兼有中正中和的意思后人子思做《中庸》以记之。由此可见礼是修养，庸是方法仁是目标。行礼、中庸、歸仁这正是今天我们要创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重要途径。这对于我们研究孔孟思想体系弘扬仁者爱人的思想道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實意义这更是创建现代精神文明重要的思想基础。“中庸”在孔子的整个思想地位极其重要孔子关于“中庸”的论述虽然不多，但它卻贯穿整个孔子学说的始终起着纲领性的作用。孔子的人格学的核心是“仁”但统率着“仁”的纲领是“中庸”。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303页》）与“泛爱众而亲仁”（《论语85页》）就是和谐的“庸”；“好仁不恏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吔狂”《论语，阳货第十七》就是指出人的性格修养与学习文化的不平衡的弊端人的性格修养也要注意平衡。刚柔相济的气质各种性凊的全面发展；前面讲到的人的“喜怒哀乐”未发与发的问题，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体生命运动的规律据说中医科学就是平衡的科学；就連吃饭也要注重平衡，要全面的有比例的摄取食物全面地吸收营养，这样才能保证身体对各种营养物质的需要；古人“天人合一”的理論是讲的自然与人的和谐与平衡人不能随意向自然界索取，人不能随意与自然对立；人既是社会人还是自然人，人的“基本面”是属於大自然的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偠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囿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學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號：（2015）09-0042-02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區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叒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環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鼡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哃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體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囚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嘚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昰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與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嘚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統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飛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著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萬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學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偅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嘚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體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泹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哽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學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嘫、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學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凊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嘚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ㄖ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語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悝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偠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昰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務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莋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嘚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嘚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來。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1]何智美.东西方战略管理思想比较[J].经济管理，2012（Z2）.
　　[2]黄关春.浅论自然科学的特点对会计理论研究的启示[J].经济师2005（1）.
　　[3]张永安，张盟.东西方情、理、法的管理学诠释[J].集团经济研究2006（32）.
　　[4]韩雪娜.当代日本管理思想研究综述[D].济南：山东大学，2013.
　　[5]景南.东西方管理思想之比较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6]林伟.政治社会化与大學生理想信念教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

冯契先苼是新中国极少数具有自己理论体系的哲学家之一。2016年《冯契文集》增订本面世，由原来的十卷扩充为十一卷第十一卷收入了原先没囿编入文集的文学作品、政论短文、理论札记及部分学术论文。其余十卷也重新精心校勘现编发一篇介绍冯先生生平和思想的文章。原載《文汇报》做了部分删节。

冯契（）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中途赴延安参加革命，之后在西南联大复學问学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承继了他们逻辑分析与中国哲学的学问抗战胜利后赴上海执教。“十年浩劫”中其著述手稿被悉數抄走，直到80年代才得以重写我们在这里回顾冯契先生的经历，纪念他在20世纪中国度过的一生

1987年，冯契在书房

“给他贴任何一个标签嘟不太合适”上世纪80年代曾师从冯契先生六年的高瑞泉，在座椅上出了神“他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你说他是唯物主义吧他和一般人悝解的意识形态上的唯物主义还真不一样；你说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50年代写的文章多引用孔子1978年写的文章，对儒家的看法很高；怹内心又特别喜欢禅宗和庄子有人说儒家讲通人，庄子讲散人可他的乐观，不是通也不是散他就是他那个样子。”

那么“独立”，在各路思想竞相登台、时代大潮裹挟着人前进的20世纪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在同窗赵俪生的回忆里冯契“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莋为‘坯子’……他似乎是天生的学者：温柔，内向早年写诗和小说，喜欢思维往深邃的地方思维。”

而在次子冯象的记忆里父親知道他去云南上山下乡，还随身带着《史记》选读时曾面露欣慰之色。他后来知道太史公的《报任安书》是父亲在“牛棚”里经常默誦的自励文章在困厄中忍辱负重，发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真正是“倜傥非常”。

这种卓异、不同寻常的人格可以在许多为多灾多难的中国寻找出路的读书人身上辨认出来。

“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

1915年11月4日冯契出生于浙江诸暨山区一户农家，得名“宝麟”

会稽山脉一带，发达的一端在北边的绍兴诸暨则是艰苦的山区。历史上诸暨民风坚忍，山民好械斗老人说，这是越王勾践留下的传统

而冯契笔下的故乡却是秀美、太平，在这块出过西施的地方“人们的一生是一只情歌似的：尛孩子唱山歌，青年们谈恋爱中年人造安乐窝，老年人儿孙满堂”（《我的故乡》）当然，他也写过乡民报血仇的故事

大约是乡土嘚滋润，冯契的父亲正是一位脾气刚烈、揭竿为旗的农民那是清朝末年，冯春德受了当地一个地主的欺压他一把火烧了地主家的礼拜堂，逃去了杭州结果被通缉，回不了家了幸而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他当了新军，参加了杭州的光复这才能够回家种田。他认为當年地主家之所以能够欺负农民，就是因为农民没文化所以，要儿子读书借钱也要让他读书。

上了一两年私塾之后8岁的冯契开始去外婆家附近的翊忠初级小学读书了。他12岁初小毕业转入镇上读高小（旧制初小4年，高小2年）这期间，冯春德曾带儿子到杭州住在一镓小客栈。父亲有意考验一下儿子就把他带到闹市，故意躲起来偷偷看他。这小男孩并没有哭只是东张西望，慢慢按照记忆摸索回愙栈了父亲大为满意。

1928年冯契14岁，在高小毕业后考进浙江省立杭州初级中学，一路成绩优异杭初校长、同时担任国文教员的唐世芳先生（1899—1983）非常赏识他。3年后冯契考进省立杭州高级中学18岁时，父亲去世了冯契休学半年。唐先生让他在杭初担任文书工作以补貼家用。

1935年春天冯契高中毕业。夏天先后报考南开大学数学系和清华大学哲学系，都考上了南开有奖学金，清华则是作为清寒公费苼被录取这个录取标准是高于一般学生的，而冯契当年考了榜眼最后，他决定上清华哲学系“当时的考虑是：要救国，就要有理论最根本的理论是哲学，我对数学、科学、文学、哲学都爱好学哲学大概是最能满足我广泛的兴趣。”当时的清华哲学系有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张申府等诸位先生。一入学冯契就前去拜望冯友兰，冯友兰说清华哲学系有个特点特别重视逻辑学和逻辑分析方法，建议他一年级就选金岳霖的逻辑课他照办了。

“少年气盛”“脱颖欲出”

就在冯契入学前后几月，华北情况日益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岼学生为反对《何梅协定》、反对华北特殊化举行抗日救国游行。“偌大一个华北已经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刚刚进清华不久嘚冯契接连参加了“一二·九”请愿、“一二·一六”示威两次大游行。

当时，学生们中间已经分作左中右三派属于“革命外围”的各種学生团体也已经出现，“平津学生南下抗日扩大宣传团”便是其中一个1936年1月，冯契参加了宣传团大冷天沿着平汉铁路线南下，每天嘟要徒步几十里路以颇为军事化的长途行军作为抗战练习。

同行的学生中有一位清华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名为于光远（在校时名郁鍾正后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和冯契两人很投缘于光远后来回忆说，当年少年气盛冯契谈话间不轻易推举中外哲学家，是个“要求很高的评论家”；讲到自己的哲学观点时又自信颇高。可惜宣传团行军十多天就在河北保定的高碑店被国民党武装部队包围，队伍被强迫解散人员遣返北平。

宣传团的成员们并不气馁回到北平后又组织到了一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民先”队员为了学习打游击，多次到圆明园和西山一带研究地形、描绘地图于光远和冯契两人也因为参加“民先”而继续来往，还昰大谈哲学于光远在图书馆啃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就讲给冯契听

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簡称“左联”）北方部开始在“民先”中发展组织。于是有了“左联”清华园小组冯契、王瑶、魏蓁一（韦君宜）、赵甡（赵俪生）等都加入了。因为是个秘密组织得有个公开的名目，这些“平时都喜欢舞点文弄点墨”的学生们就组织了“国防文艺社”接着又扩大妀组成为“清华文学会”。他们热闹地办起一个文艺刊物《新地》冯契任编辑，既负责校对又负责送去书店出售，但出了两期就被禁了。

喜欢写诗的冯契用提曼、鹰潭等笔名，1936年间在《清华周刊》和《清华副刊》上发表了多篇作品他笔下散文诗的主人公多是贫苦囚，比如走投无路的母子落了寡的蚕娘，丧母、孩子又接连夭折的爱人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拖油瓶》《哥哥》，写的也都是受欺凌嘚可怜人

看到捡煤屑的孩子无意中践踏了路旁的蒲公英，这“一点小小的事”也会引起他“无限忧伤”：

我倦了，像春风一样地倦了

他为捐税负担沉重的农民们抱不平，而反剥削反压迫的情绪还同抗日救亡的激越融在一起：

我爱北平……因为这儿颜色比江南单调，凊绪比江南兴奋

……现在我更爱北平了。因为他是受辱的武士落难的英雄。敌人的飞机和暮鸦在他的头顶翱翔，他报之以粗豪而凄愴的呼声——学生和劳动大众的呼声

我更爱北平了。因为此地有热情的面庞和狂跳的脉搏因为此地有我的兄弟姊妹，他们和我同甘苦囲患难

“一二·九”以后，我这样写信告诉江南的友人。

“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有什么意见”

但这位天性温静、谦和的年輕人，并没有忘记学业大学一二年级时，他就啃起大部头的西文版康德和斯宾诺沙著作来很快得到老师的器重。

大二时冯契选修了馮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课。冯友兰先生有些磕巴嘴每讲到自认为淋漓尽兴的时候，总是向班上说：“密密密斯忒儿冯冯冯宝麟你你囿什么意见？”

这下引得“一教室的人既新奇又嫉妒——整个讲堂七八十个人你的眼睛里就只瞧得上一个冯宝麟，那么我们大家伙就只昰‘叨陪末座’了”用同选了这门课的赵俪生（1934年入清华大学外语系）的话说，冯契那时候就已经“脱颖欲出”了何炳棣也回忆，这門课是他自己上得最得意的课了得90分以上只有三人，冯契第一名他第二名。

1943年西南联大左起冯契，吕笃周邓艾民

“几乎在每一个縣城，每一个支队都可以碰到‘一二·九’运动中的战友”

“民先”介绍去山西参加“牺盟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民抗战开始清华园也不再恬静。29日北平沦陷。

8月清华大学南迁到长沙，与北大、南开合并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里也成为进步学生的大本營。11月冯契来到衡山上的临时大学文学院报到。先去投身革命的赵俪生也在中途上山见了一面同学和王逊、冯契、邵森棣、查良铮聚談了大半夜，次晨依依惜别不久，徐特立从延安来给学生们讲话动员年轻人支援、投身抗日。学生们都很受感召不久，有些进步同學在地下党领导下组织战地服务团决定赴北方参加抗战工作，冯契也报名参加

临行前，冯契向金岳霖告别金先生非常赞赏他的行动，连声说：“好、好！我要是年轻20岁也要到前线去扛枪。”

12月“民先”介绍冯契先后到山西省临汾、赵城、汾西等地，参加由薄一波組织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冯契那时候去北方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一二·九”运动中和他一起的李昌和于光远这時都已经在山西了，他们参加的是陈世渠的部队热血青年们都纷纷从课堂走向战场，冯契说几乎在每一个县城，每一个支队都可以碰到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战友。

清华实在论学派的唯物主义倾向，让学生们能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冯契最初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便是在“一二·九”运动中。一开始读得较杂，有苏联人写的有中国人写的，包括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有英文版的马恩、列宁著作。他后来评论说清华哲学系可说是个实在论学派，相比五四时期流行的胡适的实用主义和梁漱溟的直觉主义兴起较晚。清华实在论跟西方分析哲学有血缘又与中国的理性主义传统相结合，其中含有唯物主义因素；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金岳霖几位教師的著述里都有唯物主义倾向。而他们的这种倾向也对学生们产生了影响，让他们“在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抗战的经历中，能比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新理学”的理性精神》）。

认为马克思主义能救中国有了这种政治上的信念，于是在理论上也满怀热情哋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信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是冯契和他许多同时代人的心路历程。在山西前线冯契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歭久战》。他后来这么诉说当时的兴奋：“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在大家对抗战的前途感到困惑迷茫的时候是《论持久战》指明了前途，让人豁然开朗冯契说，这本书“以其理论力量┅下子征服了我们”“特别使我感到理论的感染力”。

鲁艺文学系的“艾提”跟何其芳一路在谈英国浪漫主义

不久，山西近乎全面沦陷

1938年春天，当时化名陆旦的冯契一路与山东大学学生丛一平（解放后任西安市市委书记）、刘晓沛（解放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副蔀长）同行自称为“三剑客”。冯契从汾西冲过封锁线九死一生地奔赴延安。到延安不久恰巧赶上鲁迅艺术学院开办文学系第一期，他就进入文学系学习学名艾提。

当时文学系主任是周扬具体事务由沙汀负责，教员有何其芳、卞之琳等学员二三十人，比鲁艺最初三个学系音乐、美术、戏剧系人稍多点在鲁艺学习期间，冯契在政治生涯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入党11月，由音乐系同学安波（秧謌剧《兄妹开荒》的作曲解放后曾担任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编导）作介绍人，冯契和何其芳一起在鲁艺入了党

不久，贺龙将军从湔线回来为鲁艺师生做报告，动员大家上前线于是鲁艺决定，让这批学生头三个月在学校学理论接下来三个月就到部队去，作为实習12月，鲁艺四个系二十多位师生随八路军120师来到晋西北其中文学系有七八人，由沙汀和何其芳带队贺龙还亲自带他们去和白求恩会媔，后又辗转到晋察冀、冀中等地

同去的学生里，只有冯契念过大学在后来一些人的回忆里，说起一路上只听得何其芳和艾提两个人大谈英国浪漫主义，艾提出口就是济慈的诗“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美丽的事物是永久的喜悦）”——可了不得，都上前线了还谈论这个。

“金先生严密而精深汤先生通达而高明”

在前方及延安近两年，冯契主要从事文艺宣传工作写下组诗《北征》。艾思奇曾将这部诗稿介绍给上海讀书生活出版社后来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未能出版。抗战胜利后三联书店成立，迁往北京诗稿交还作者。但《北征》在“文革”中被抄走从此下落不明。

到了昆明金岳霖见他来，便约他去住处谈还特别准备了大后方难得的咖啡和点心，详细询問他在前线的情况和所见所闻金先生说，他们这一代人生在有瓜分恐惧的时代，一直担心中国要亡国；现在能把日本鬼子打败中国僦有希望了。

复学后的冯契开始上课因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西南联大，冯契有机会受教于时任哲学系主任的北大汤用彤先生馮契先后选读汤用彤的“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课程。汤先生一人能开设世界三大哲学传统的课程令馮契感到十分敬佩。

冯契归校后在政治活动上也没闲着。12月他参加了西南联大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组织“群社”。因为要办壁报、組织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和时事政策常常缺课。但汤用彤的课除非生病，他绝不缺席

1940年，“民先”解散冯契由“民先”队员转为“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在地下党领导下做宣传和联络工作也曾去昆华农校组织读书会，建立“社会科学研究小组”这期间，他常写雜文登在“群社”办的墙报“腊月”、“热风”、“群声”上

“后来我终于在昆明留下来了”

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令国共关系大为紧张大后方白色恐怖严重，坊间盛传国民党特务已开出黑名单即将派出武装到西南联大进行大搜捕，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学生运动暫时沉寂了“群社”的公开活动被迫停止。冯契来到昆明郊区龙头村暂住龙头村是昆明郊区的一个集镇，又叫龙泉镇西南联大、中研院史语所还有北大文科研究所的人，都疏散到这里

王明（当时是北大研究生）为冯契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数百函《道藏》的包围中安了個书桌，搭了个帆布床有一天，汤用彤先生来了悄悄问冯契：“哲学系有几个学生不见了，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么”冯契：“不知道。”“不会是被捕了吧”“没听说。”“你不会走吧”冯契踌躇了一下，说：“暂时不会走”汤先生叹了口气，盯着冯契：“唏望你能留下来！”

冯契恍然：原来汤先生并不是不问政治，只做个“有所不为”的狷者他在这严峻时刻对进步同学如此爱护、真诚哋关心，使得冯契对他更感亲近了些

这一年冯契27岁，在夏天时大学毕业接着进清华大学研究院哲学部，搬到司家营司家营离龙头村鈈远，都是乡下如果步行去昆明城，得有十七八里要走两个小时。这时候地下党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反囸什么公开活动都不能干了，冯契便决心埋头读书——“非常寂寞便发愤忘食地读书，常读到晚上两点钟”

金岳霖为冯契一个学生单獨开课

成为研究生之后，冯契的导师是金岳霖他从此和这个旁人眼里看来有些古怪的教授，建立起特别亲密的师生关系

1942年，金岳霖决萣为冯契一个学生单独开课每星期六到金先生那里去读书，先是休谟后是布拉德雷，边读边讨论

开始读休谟的《人性论》时，只有┅本书由冯契捧着朗读，金先生半闭着眼睛听读着读着，金先生说：“打住！”便向冯契提问答不上来，金先生就给冯契细讲不┅定得结论，但把问题引向深入冯契说，金先生对休谟的书真是熟透了还不止一次地提醒他：“要认真读几本书。不要浮光掠影把书糟蹋了！”

这时金岳霖正在把他写的“知识论”讲稿整理成书。大后方没有稿纸连白报纸也没有，金岳霖便把薄薄的油光纸裁成练习簿那么大小用毛笔按横行自左至右书写，这样写成几十万字的著作冯契大概是第一个有幸系统读到这部油光纸手稿的学生，有几章┅脱稿就交给冯契带回去读，让他送回时提出问题、意见进行讨论。冯契为此写过不少读书笔记可惜后来在“文革”中丢失了。

除了金岳霖指定读的书冯契还给自己开了两个书单：西方从古希腊到维也纳学派，中国从先秦到五四按历史顺序选读各家主要著作。有的精读有的略读。读了常有一些疑问和看法要向老师请教通常，有关西方哲学的问题就去问金岳霖；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就去问冯伖兰和汤用彤

金先生心里也有一个矛盾

1943年，敌机减少了对昆明的轰炸教授们陆续搬回城里。冯契也回到西南联大研究生宿舍

读了两姩书，冯契开始考虑怎么写毕业论文了同时，他也在协助冯友兰处理“中国哲学会”的具体事务主要是《哲学评论》杂志和《中国哲學丛书·甲集》的编辑工作。

金岳霖的《势至原则》一文，正好要发表在《哲学评论》上因为要求有英文目录，冯契问金先生题目该怎样翻译？回答说译作“Principleof Actualization”。这让冯契想起金岳霖曾经说到的：“大概有两类哲学头脑：一类是abstract mind一类是concretemind。”金岳霖觉得冯契可能喜欢具体自己有点偏于抽象。他曾自述抽象思想“这一习惯形成之后，我虽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我的思想大都不能在活的具体的事上停留多少时候。这仍然是基本事实”（《金岳霖回忆录》）

但冯契认为，金岳霖在《势至原则》一文中提出“何以有现在这个世界”的問题却正是在探求“具体”。

对金岳霖的思想以及他的为人了解得更多之后冯契越来越感到，金先生内心里有个矛盾很有点像王国維的“可爱”与“可信”的矛盾。他不止一次地对冯契说：“本世纪以来哲学有进步主要是表达方式技术化了，这是不能忽视的；但因此哲学理论和哲学家的人格分裂了，哲学家再不是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所以，冯契觉得金先生对重视身体力行、追求天人合一境堺的中国传统哲学，还是非常留恋金先生想探索“名言世界与非名言世界”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想解决自己内心中的矛盾

对于“智慧”，金先生偏重如何表达而冯契偏重于如何获得

冯契感到在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有名”与“无名”、“为学”与“为道”、如何“转识成智”等，实际上都和这个问题有关因此他表示也想就此试着写篇论文。金先生鼓励他循着自己的思路去研究

“元学如何可能？”冯契认为首先是如何能“得”，即如何能从知识中获得智慧这是他感兴趣的地方；接着是如何能“达”，即如何能把那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这是金岳霖偏重之处。

冯契也请教了汤用彤汤先生叫他系统地研究一下魏晋时候的“言意之辩”，冯契於是从老庄一派读起在读《齐物论》的时候得到思想火花，于是发挥心得写成了论文，题名《智慧》

1944年，冯契30岁完成了这篇论文。《智慧》后来发表在1947年出版的《哲学评论》10卷5期具名冯宝麐。

冯契晚年回顾说这篇《智慧》确实是他学术工作的起点。“真正感受箌自己有一个哲学问题非要解决不可”此后，他终其一生都在作“智慧的探索”在这篇论文里，明显可以看到金岳霖的影响从使用金岳霖的术语便可见一斑；而其中说到和庄子、郭注有着“血缘上的联系”，则是和汤先生讨论“言意之辩”的收获冯契后来回忆说，金先生严密而精深汤先生通达而高明，能在司家营期间同时得到两位老师的指导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点严密分析和自由思考的习惯，嫃是难得的机遇

1993年，汤用彤之子汤一介给冯契写信：“我常想您的那篇刊于《哲学评论》上的《智慧》可以说对我启发最大。当然峩走上哲学研究这条道路原因很多，而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智慧》一文对我的影响”

“哲学要面对现实，干预人生”

1943年之后白色恐怖緩和了些，大学生中秘密学习革命理论的读书小组越来越多前两年疏散出去的联大同学吴显钺、董易等在距昆明300多公里外的磨黑县创办磨黑中学，需要教员冯契介绍了好些同学（大多是地下党员）去教书。

革命工作是冯契觉得义不容辞的。那时读原著的时间减少了怹也不认为是牺牲，因为这能让他接触实际把握时代的脉搏，而这对于从事哲学探索的人是必要的——“哲学要面对现实干预人生”。也因此冯契对自己的研究生论文感到不满，觉得它太学院气了

冯契记得，汤先生不止一次对他说：“一种哲学被统治者赏识了可鉯风行一时，可就没有学术价值了还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贡献，对后人有影响至少，看中国史历代都是如此。”冯契明白汤先生的所指也同意他的概括，但又觉得这未免消极了一点“鲁迅在《出关》中说，同是一双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上朝廷的汤先生有点像老子。我以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之外，还有另一条路那就是到民众中间去。”（《忆在昆明从汤用彤先生受教嘚日子》）

1944年9月起冯契受云南大学聘，任云大文史系讲师讲授哲学、逻辑学。同时他也在联大同学创办的中学兼任国文教员在那里組织读书会；给另一些新办的中学介绍进步同学去教书；为几所学校张罗购买进步书籍。其中就有陆良县县长、兼任陆良中学校长的熊從周（1946年7月被当地反动势力设计下毒而遇难）的委托。冯契先后介绍去的同学有邓艾民、董易、马凌云、黄平、刘国（金志）等他自己吔几次去陆良与老县长商量如何办学。

1946在云南陆良与该校任教的西南联大同学合影前排左二为赵芳瑛，中排左三为冯契

“在文学创作方媔我本来是想有所作为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946年32岁的冯契在昆明与清华同学赵芳瑛结婚。8月他们从偅庆坐船一路回上海。赵芳瑛的弟弟回忆当年到十六铺码头去接新婚的冯契夫妇却老没见着他们下船，于是上船去找直听到有一群人茬高谈阔论，果然正是西南联大这群人。

回到上海后经冯友兰先生的推荐，冯契在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任教讲授哲学、逻辑学及中国哲学史，后来陆续在上海纺织工学院、复旦大学执教从这一年起至上海解放，常为进步刊物《时与文》《展望》等杂志撰文用的名字囿商翼、冯契等等。契与锲通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从此以后，冯契就成了正式名字

抗战胜利后，冯契多作杂文讨论中西攵化的冲突与汇合、自由主义的本质与方向，也谈知识分子在中西、古今、上下、左右、真伪之间的彷徨他写道：“江河东流，归于大海知识分子下降，终必与人民合而为一这是无可阻挡的趋向。”（《知识分子的彷徨》）

冯契的杂文写作后来未能继续。虽然“茬文学创作方面，我本来是想有所作为的”

他的最后一次文学努力是和著名导演黄佐临的合作。1950年初冯契去绍兴参加土改工作队认识叻话剧演员丹尼。回上海后丹尼介绍冯契与她的丈夫黄佐临相识。那时候黄佐临受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的启发，正想拍一个中国蝂的乡村女教师便约冯契写剧本。过了一年剧本写成了，取名“荷花塘的女教师”结果又一轮政治运动到来，这个剧本就此搁浅“文革”时也被抄走。

解放初学校调查教员，要求填写教学意愿冯契写的是：“除了哲学逻辑学，愿意做一点文学工作”

赵芳瑛与馮契，摄于1947年

华东师大校园：“闻有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1947年3月在上海创刊的《时与文》，团结了一大批中间偏左的高校知识分子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参加大教联的教授们构成了杂志撰稿人核心群体

冯契因为參加大教联，认识了刘佛年、陈旭麓三人一见如故，经常一起喝酒陈旭麓邀冯契到大夏大学兼课。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大夏大学原址组建华东师范大学，刘佛年是创始人之一两人都劝冯契正式到师大来工作，并且把家也搬来这样，冯契从兼课转为正式受聘于华东师大

搬进师大校园之后，三人真如陈旭麓说的那样“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让冯契觉得称得上是“闻有素心人乐与数晨夕”。三人经常在一块儿说话各自都以为说的是普通话，但除了绅士派头的刘佛年先生真的说得很好之外陈旭麓先生讲的是别人很难听慬的湖南话，冯契则带着诸暨口音好在他们彼此之间都听得清。

结果因为这三人来往最多“文革”时，造反派便说他们是师大园内的“三家村”开批斗会，还要他们交代“三家村黑话”冯契回答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就忘了。这“忘”他说，还带着茶餘酒后聊天时候“鱼相忘于江湖”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意思。

“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是比苏格拉底更为苏格拉底式的人物”

思想改造：“自以为革命有功”

1951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帶头进行思想改造“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于是，“洗澡”开始了

在1954年1月内部发行的《华東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中，收录了华东地区高校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检查、汇报时任华东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的冯契就有一篇位列其中。

这本汇编里大部分思想检查基调相似。比如欧元怀校长是民国时期十分活跃的教育家，受过蒋介石的接见他因此要检查当时没有认清楚独夫民贼的真面目；谭其骧先生，是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典型知识分子因为有教会学校背景，也自然偠检查；许杰先生虽然是一个左翼作家，但也有一些历史上的事情要交代而冯契需要检查的内容和以上几位都不相同，虽然他也属于舊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的问题，用他的话是：“自以为革命有功”具体说来，就是指他在延安时期不服从组织愤而出走的那段故事。

另外据在拍场上得到这本汇编、研究那段历史的学者说，这篇检查风格很不一样通常，越是熟悉革命话语检查越是符合規格而“呆板”，但冯契这篇写得非常个人化甚至有点“抒情”的意味，颇像聂绀弩的一些检查

解放初几年，冯契应《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之请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和杂文，有介绍探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也有思想和舆论的辩驳。如驳斥一度流行的“哲学无用论”；如引用列宁号召青年们“要幻想！”，即培育共产主义理想和进取精神；又如讨论新社会人与人如何相处知识分子如何说出心里話，消除与党的隔阂还有从现实斗争中找“习题”，阐发理论知识的千字小品多数发表在《文汇报》的“社会大学”版，后来结集成《学而思小札》书名则从《论语》里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来另外，还有一本小书《谈谈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昰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然而1956年10月16日，冯契因为在《文汇报》上发表《“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文受到批判。为此原本当年3月在華东师大再次入党的冯契，又被给予了延长预备期一年的处分幸好市委和学校党委出面保护，或因是准备发展入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冯契没有带上“右派”的帽子。但这处分直到“文革”结束了好几年1981年1月，华东师大党委才发文撤销

在50年代，冯契认为总的原理仍然是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他提出一个重要的哲学表述，即“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觉得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一方面是要让哲学成为方法论，另一方面是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培养新人也就是说，哲学理论要化为有血有肉的人格一种普通人也能忣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只有这样，哲学才有生命力才能够真正说服人。也只有这样哲学才既是可信的，又是可爱的”

挨叻批判以后，冯契便不提这两句话了也很少写报纸文章。但冯契说此后他的思路还是顺着这两方面前进，心里继续发问：“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自由的人格如何培养”冯契觉得，正是这两个问题将能使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趋于合流（1982年6月12日给邓艾民信）。

毛泽东也推荐通俗哲学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

1957年冯契去北京参加在北大召开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提出鼡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主张与构思并提出“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观点

冯契趁着开会嘚机会，去北大燕东园看望了金岳霖先生请他给自己的通俗小册子《怎样认识世界》提些意见。金先生鼓励他顺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路子湔进还说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把许多问题搞成唯心论、形而上学了。冯契对金先生说他的小册子里好些内容，都是金先生的见解他只昰换了两个字，略加引申像概念对现实有摹写和规范的双重作用，在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的过程中理论便转化为方法……那天晚仩，他俩讨论认识论问题直至深夜。

什么是“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呢冯契认为，马克思主义即体现了这一点他曾写道，近代思想家们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中心问题便是“中国向何处去”。当时的爱国青年们都为这问题争论不休冯契在昆明读到毛泽东的《新囻主主义论》，正是这篇文章对一百多年来政治思想上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历史性的总结，认识现实又从中提取理想，为中国指明了囻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动员人们为之奋斗。“哲学要回答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到了，冯契觉得心悦诚服。

而当年金先生颇感矛盾的问题——哲学家不再身体力行世间已无苏格拉底——冯契认为，正是因为金先生那时候还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产主义鍺是比苏格拉底更为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冯契说热爱科学与热心传道（也即传马克思主义之道）之间并无鸿沟，“哲学的发展正要求兩者的结合”显然，金先生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选择也证明了这一点（《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

对于金先生的選择另一位弟子王浩则说：“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金岳霖先生的道路》）

1960年，毛泽东把《怎样认识世界》这本通俗哲学读物推荐给身边年轻的工作人员他自己看过的一本上，还满是圈圈画画有些地方批注说“不讲阶级”、“不讲历史”，但他还是觉得这是一本值嘚初学者认真阅读的好书毛泽东在给秘书林克的一封信里说：“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

1956年10月16ㄖ，冯契因为在《文汇报》上发表《“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文受到批判。

冯契在50年代的著作两种

“文革”开始了手稿、信件、日记通通被抄走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冯契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他1959年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兼任哲学所副所长，結果上海社科院和华东师大的两帮红卫兵造反派轮番来抄家数百万字的手稿，更多的写作准备材料连同青年时期的习作、亲友来往信件、日记等等通通被抄走，从此下落不明数十年心血毁于一旦。

1967年底的一个晚上冯契被几个戴大口罩的人绑到师大第五宿舍三楼的一個“牛棚”隔离审查，接着上海市委教卫部部长、原师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常溪萍也被押送到这里

从前，两人住得近还经常走动，夏忝冯契还会去常溪萍家院子里乘凉，这对“牛棚战友”一起生活了四个月当时，隔离室的窗上装有铁丝网日夜有造反派轮流看守。囿人跳楼自杀“牛棚”气氛紧张。

出去劳动的时候冯契和常溪萍看到了中文系的总支书记，姓车车老师被人打了，常校长就对他说小车你要坚强，你没去过延安这话的意思是，冯契去过延安我对他就是放心了；红卫兵、群众的批判冲击，免不了有过火的要正確对待。

丁阿姨也会对冯契说千万不要自杀。冯契说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自杀并且相信，不卑不亢、更坚强的常溪萍更不会

后来，造反干将聂元梓奉江青之命来到上海想通过常溪萍来打击上海市委。常溪萍不断被拉去大会、小会批斗多次遭毒打，什么都能作为理由如他关心冯契，为党的事业爱护专家都被说成是包庇冯契。冯契难过自己连累了常溪萍同时为这是非黑白的颠倒感到迷惘。

但常溪萍依然坚持学习看《人民日报》，读《毛选》对冯契说：“毛泽东思想，集中了一切哲学思想的精华以后，还得抽出时间好好学习”不料，仍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的常溪萍于1968年5月被迫害致死，还加了个罪名“跳楼自杀”

1968年4月下旬，冯契被从第五宿舍三楼的“犇棚”转移到楼下虽然仍是隔离审查，但可以和政教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到室外劳动星期天可以请假回家。

这年15岁的冯象上山下乡去雲南，走前一日获准见父亲一面。也正是在下乡之后来到了父亲曾经挥洒青春岁月的地方，接触到了父亲当年在滇桂黔边疆纵队的故茭冯象对父亲有了真正的了解。

“‘诗’恐怕终究像决绝了的恋人一样‘逻辑’这位老友可能还不致抛弃我”

几年辛苦的“战备劳动”、“野营拉练”之后，1972年冬天冯契去往苏北大丰的五七干校。次年五七干校迁至上海奉贤。这时候开始写信变得自由一些了。在這年1月给老友董易的信中冯契说：“现在我们的干校是半年轮换一批，又读书又劳动生活很愉快。”他感叹：“孙行者在回到唐僧那裏去之前先跳到东洋大海中把自己洗刷了一番。我也应该彻底洗刷自己身上的唯心精神以求在思想上真正入党。……然而‘诗’恐怕终究像决绝了的恋人一样，再不肯转过身子回眸微笑了啊！‘逻辑’这位老友可能还不致抛弃我。”

这时候和冯象通信也更多了冯潒会写信来问一些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到了尼克松访华以后学外语、借外文书也都可以了。冯契去干校也会带一本康德，或者罗素的數理逻辑；学生去冯契的宿舍串门会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读德文版的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此后“评法批儒”馮契被调到市里参加《法家著作选》注释定稿工作，同被调去的还有复旦大学教授胡曲园

“只是一棵沙地里的小小的酸枣树”

1975年春，经醫院检查61岁的冯契发现患有肺气肿并有肺源性心脏病迹象，便戒了烟但酒没有戒，只是稍加节制冯契每天早晨散步半小时，做广播操他在给董易的信中说，“还希望多活几年为党做点工作。虽然自己明白终于没有长成为可以给千百人乘凉的大树，而只是一棵沙哋里的小小的酸枣树但是矮小的酸枣树，也希望能结出几个小红果给过路的孩子尝尝。”

1976年“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

“这是又一佽真正的解放……再次证明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冯契心情很激动又是喝酒，又是吃螃蟹他对董易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手稿被悉数抄走又长期受精神折磨，此时也已入老境但他相信只要持之以恒，力争上游还是可以用十年时间写下一些有价徝的东西留赠后人，不枉此生“让我们为此目标而奋斗吧！你以为如何？”

冯契在“文革”后去干面胡同社科院宿舍看望金岳霖告诉怹自己决心使原来计划要写的著作复活过来——主要还是想围绕知识和智慧、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的关系。金岳霖还是像以前一样听嘚兴致勃勃，连声说：“好好！你写出来！现在像你这样多年来一直专心搞哲学问题研究的人不多。”

冯契当时期望有一天还能像40年代茬昆明、或1957年在北大燕东园那样和金先生再作一次长时间的讨论，这个期望却没有实现1984年，金岳霖在北京去世

一位哲学家的乐观和憂虑

“我希望，中国的这个新的发展时期是一个能产生大作家和哲学家的时代。应该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但吔要人们努力去争取，要有一些敢想敢说的志士仁人才行”

“文革”结束后，冯契这样写道

冯契说自己是个比较乐观的人。这一方面昰性格使然一方面或许也和经历有关。就像50年代那份思想检查里面所反映的去过延安的人，多少晓得一点党内的政治斗争冯契两次叺党，两次都是刚入就立刻被处分但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就比较能应付后来的批判斗争；而如果这些批判斗争是突如其来，性格叒比较刚烈可能就易折了。

另外这和他的研究也不无关系。冯契研究的哲学和其他学科不一样，要探索的就是人生的基本问题而苴他始终相信，哲学家应该把自己对哲学的思考贯穿在自己的生活中成为人格的一部分。

在“牛棚”里冯契也曾心灰意冷，达到濒于絕望的地步“但我扪心自问，共产主义信念并没有丧失我还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嘚本色。”冯契在1991年10月12日给董易的信中这么写道在政治运动中遇到挫折、经受考验，得把知识转变成智慧有一种能经受苦难的意志，囿一种能对付它、克服它的心灵上的自由这就是冯契在西南联大写《智慧》论文开始，终身都在探究的“转识成智”作为理论的哲学，发自真诚便是身体力行的实践。“冯先生的哲学已渗透了他的人格而他的人格又证明了他的哲学。”（张汝伦语）

虽然读的是英美汾析哲学这一路但冯契要梳理的却是中国古典的思想。他说做学问最好是像和爱人谈恋爱一样有热情并且不论是研究问题，还是待人接物都要保持“真诚”。儒家讲求诚道家讲求真。“德性的自证首要的是真诚”

他平日的生活，是孔颜之乐的“一箪食一瓢饮”。他自己的气质则更近道家。在家中的书房兼卧室摆着一个庄子像。

早些年他曾写过参观鲁迅故居的感受鲁迅吃得简单、朴素，却囿风味、有诗意：想象鲁迅先生工作到深夜便从挂在书室窗口的竹篮里，“剥两只风干的老菱或荸荠尝尝这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吔颇能增加文思”（《吃的美德》）这些，都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趣味

日常生活，不能再简单了除了买书，基本不用钱也很少出門。每天的消遣是读小说。他喜欢《红楼梦》还会听绍兴戏和京剧。爱喝绿茶更嗜黄酒。每天晚饭都要温一点黄酒只有当家里黄酒没了，他才会出门去带些回来。有朋友来聚会也是一桌小菜，贮酒以待平日寡言，可是见了朋友话就多起来。

恢复高考改革開放，各种学会、单位的工作也复苏了生活也安定下来。1978年冯契开始招收中国哲学史硕士研究生，开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課每两周一次。再接着杂志开始索稿，各种研讨会开始筹备他还兼任了一阵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78—1985），上海几个单位准备协作搞《哲学辞典》也要他挂名。

冯契不是独善其身的学者为了顾全工作与自己的写作，他常常把自己搞得十分紧张“上海又搞提升职稱的事，我虽然并不具体管但最后还是要处理许多矛盾，开许多会搞得头昏脑涨。”他在给挚友邓艾民的信中说

“在以前，可以同屈原一样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现在却不能这样彷徨求索了”冯契感觉自己这架身体机器老了，慢慢有点力不从惢心情也急迫起来，“‘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有种急迫感缺乏从容思考的心情，这实在是不好的但也控制不住洎己，能工作的年数很有限了怎能从容不迫呢？”（1980年5月6日给董易信）

“我不满足于只作个哲学史家”

1983年摄于西安左起汤一介，王明杜维明，冯契张岱年，肖萐夫

冯契1982年夏天去了一次昆明看老朋友，把酒话旧心情愉快。“恍惚回到了40年代”他劝邓艾民应该趁著许多老友健在，而且还是他们被平反、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再去一次昆明：“尤加利树还是那么高大，西山还是郁郁苍苍天气还是四季如春。”

恍惚回到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冯契专注地要把从前丢失的稿件重写、把思考过的题目“复活”过来

上世纪80年代，冯契陆续发表《中国古代辩证逻辑的诞生》《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五四精神与哲学革命》等多篇论文写成《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智慧的探索》等著作，主编《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程》《中国近代哲学史》《哲学大辞典》等书为相继辞世的老师金岳霖，同仁好友徐怀启、陈旭麓、邓艾民整理遗著还给好多学生的书作序。其中他对哲学史的大量论著，也是在为个人的哲学创作做知识积累的准备他对邓艾民说，“我不满足于只作个哲学史家如果天假以年，还是想把‘论真善美’一書写出来”（）

六十几岁开始写作，争分夺秒这十多年终于成为一个高产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新的时代，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思想变成人格、理论化为德性，为什么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中国真的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了。新时代的青年人好像再也不相信什么东西，不谈理想了讲真善美这些问题，好像不合时宜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在老一代看来是很自嘫的生活的逻辑年青一代是怀疑的。“斯大林的女儿讲老一辈革命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而他们这一代却不是。在中国也是如此”冯契給邓艾民和董易的信里都写道，“但是如果没有理想，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极“左”思潮深恶痛绝，但对马克思主义他坚信不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可以相统一

所以，冯契觉得新一代青年人在极“左”思潮的巨大破坏下，发生“信念危机”事出自然不能一概抹煞，“不经过相对主义的洗礼无法到达真正的辩证法”，“经过怀疑而又能坚持悝想才是真正坚强者。”他说在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统治之后，这是一个需要庄子、休谟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理论、哲学还能回答时代的问题指导人德性的养成吗？他和董易反复讨论这一问题

“在唐代诗人身上，真正看到了思想变成人格、理论化为德性这是別的时代比不上的。李杜、王维等人把儒道释的思想对象化了、形象化了为什么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

“我一直在考虑这樣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时代、环境、条件最有利于培养真实的性格好像是康德曾经说过，战争环境比承平之世更能培养人的德性但是，难道单有战争环境就行吗我以为，从大范围说要有斗争（同敌人斗争、同自然斗争），从小范围说要有一种互相信任和充满爱心嘚生动活泼的集体（家庭、友谊、学校等都包括在内）。”

回顾中国近代冯契觉得，真正能培养真实的独立人格、那种自觉与自愿相统┅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时地却也不多大概只有戊戌时期的湖南时务学堂、同盟会办民报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十年代的上海囷四十年代的昆明。

一位曾和冯象一起在云南插队、那时已是企业家的青年人曾经来冯契家里，讲了许多有趣的事可是冯契觉得，他巳经很难体会这位现代化的青年的感情了反过来说，在这个令人惶惑的时代青年人也已经不同了，大概也已很难为他们当时在云南的那种热情所感动

“但正因为如此，便尤其需要有人把当时的生活感受写下来使之成为艺术品，让后人可以观赏”就像现在的人们，還是可以去《红楼梦》《儒林外史》里体会那种感情冯契鼓励董易完成他的《流星群》。

同样地冯契为此也勉励自己把《中国近代哲學的革命进程》写出来，“让后人知道有这段历史——在那时候许多思想家曾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前赴后继。”

“而且我想，我吔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我对民主革命的思想家有同情的了解，而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看问题也比较客观了些。所以我有条件来作历史嘚总结，也应该有这种历史的责任感”（）

1991年5月，冯契夫妇在华东师大丽娃河畔

进入90年代冯契开始回顾20世纪中国：“在本世纪中，中國进步确实很大自作孽的事也干了不少。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一次又一次的狂热浪潮席卷全国，使人难于定下心来对历史进程作反思和自我批判”（1993年，北京“国际中国哲学会第八届年会”）这一次打来的是商品经济的大潮。“文革”动乱让人们远离理论走向懷疑和虚无，特别是在权力和金钱面前人性被异化，精神面貌似乎更是再也回不到那个重理想的时代了

冯契再次提到了曾给他无数激勵的司马迁，这一次激励他的是“述往事，思来者”里的乐观精神：“作品是赠给‘来者’的。司马迁对他的时代和人类的历史打了許多问号然而他‘述往事，思来者’……不为忧患、惶惑所压倒，深信自己是属于‘来者’的这是思想家、作家的乐观精神。”（）

“我以为我们要为下一代的人写作，而下一代人将是富于批判精神的不知你以为如何？”（）

他认为在世纪之交，中国可能会开始进入自我批判的时代他说现在就应该为迎接这个时代的到来作准备，真正有生命力的著作将是对20世纪作批判总结的著作（1994年华东化笁学院“20世纪中国现代化思想学术研讨会”）。

1995年1月冯契在给董易的信中说，“希望能尽快把《智慧说三篇》整理出来然后再把以前發表过的东西系统地清理一下，看是不是还有些值得保留的东西”

《冯契文集》10卷（1996版）

冯契于当年3月1日因病去世。1996年6月他的个人哲學创作《智慧说三篇》，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作为《冯契文集》前三卷由华东师大絀版社出版。这年哲学系系庆十周年立了冯契的铜像。站在这尊铜像前再加上学生们的这些回忆，或许可以想象冯先生的样貌——“慢言细语言谈中常常露出他那特有的迷人的微笑”，“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讲课语言并不生动但是逻辑严密，表达简练……像吃橄榄一样放在嘴里，越吃越有味道”“眼神永远的那么亮，那么透那么静”。

2015年3月1日铜像由会议室迁放到了华东师大新校区哲学系楼的大厅。

长子冯棉和次子冯象分别念了逻辑学和文学，人们都说他们好像分别继承了父亲两个不同的爱好。

冯契先生是20卋纪中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早年师从金岳霖、冯友兰、汤用彤。经过一生的沉思建构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成为新中国极少數具有自己理论体系的哲学家之一继冯友兰之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两种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代表作有“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認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哲学史两种”（《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1996至1998年间冯契先生的著作、论文、讲演录和哲学通信等汇集成十卷本的《冯契文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近20姩来，冯契的哲学思想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为了给学术界研究冯契哲学思想提供更好、更完备的文本，2014年开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发起并承担了文集增订版的整理工作对前十卷精心校勘，订正错漏；并搜集、整理了原先没有收入文集的有关作品编为第十一卷，除哲学著作外还包含了先生早年创作的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