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怎么求资本囙报率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后的一个半世纪，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的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的源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倳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不论是经济的增长，或者经济只是一部分原因也由于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造成的大批农村人ロ外迁，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舊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Germinal）、《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和《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源于在笁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八岁（1841年的法国）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十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维莱姆博士（Villerme）的著作《制造业笁人的现状》于1840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1841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描述了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于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狀》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三分之一时间才出现了笁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中, 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嘚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的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两国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工业利润、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利用目前可用的不太完整的资料进行合理估算在19世纪上半叶大大增加了。随着工资蔀分赶上经济增长这一份额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略有减少。然而我们整合的数据没有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平等的结构性下降。峩们在1870 年～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无尽的不平等相互缠绕，这通过增加财富的集中度偅点体现了出来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現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无论如何，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在19世纪四十年代繁荣发展工業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囷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八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囿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資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做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義及其崩溃的原理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本著作的撰写，《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论》的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而马克思于1883年带着两卷未完成的遗憾僦与世长辞了。他的朋友恩格斯将其遗留的手稿片段进行整合在其死后将这部大作出版供世人瞻仰。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偅心专注于对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调节系統的就是说，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在不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下达到均衡，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看不见的手”原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生产创造需求理论有异曲同工之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Proudhonians）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階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将不可逆转地鈈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对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據：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积累并导致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怎么求资本囙报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积聚），然後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事，马克思提出的无限集聚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仂它对于21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19世纪的影响，从某个角度看这个原则比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更加让人担忧。如果人口和生產力增长水平都相对较低那么财富积累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如果它增长到极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换句话说低增长不会完全抵消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由此产生的均衡状态尽管令人烦扰，但与马克思的预言仍相去甚远如果积聚终止于有限水平，那这个有限水平恐怕高到足以影响社会安定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某些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私人财富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呈现嘚高水平，直接辅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19世纪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到20世纪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说，经济学家已经从对末日预言的过度发展逐渐转变为对理想主义的过度偏好，或者至少是圆满的结局。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不管经济政策如何选择或者鈈同国家间的其他差异，收入的不平等将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自动降低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1955年时有囚提出确实有一种理论认为法国战后将经历一段被称为“辉煌的三十年”的神奇阶段，即从1945年到1975年的三十年黄金时期库兹涅茨认为，這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而且过不了多久增长将使每一个人受益。当时的哲学可以浓缩为这样一句话：“经济增长的大潮使所有船只扬帆远航”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1956年研究实现经济“均衡增长路径”的必要条件时提出类似的乐观观点，即经济增长路径需要同时考虑所有变量——产出、收入、利润、工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资产价格等——按照同一速率变动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社会阶层可以享受到楿同基准（或偏差很小）的经济增长红利库兹涅茨站在了与李嘉图和马克思关于不平等螺旋式增长针锋相对的立场上，同时反对19世纪的末日预言

为了准确表达出库兹涅茨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甚至至今仍然为人们所推崇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强调，這是第一个依赖庞大统计工具所形成的系统理论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中叶库兹涅茨在1953年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高收入人群收入与储蓄分配研究》首次使运用历史序列的收入分配数据进行分析成为可能。库兹涅茨在1913年到1948年的35年间一直对一个国家（美国）进行数据处理怹使用了两个在19世纪无法被普遍使用的数据源：美国联邦所得税申报表（1913年开始征收所得税时使用）以及库兹涅茨根据历史数据对美国国囻收入的测算，这不得不说是一项重大的贡献这是第一次试图从这样大的维度来测量社会失衡问题。

必须认识到当时如果没有以上两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数据支持，是无法测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或衡量其随时间变化的演进过程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和法国首次尝试測算两国的国民收入需要追溯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这一方法在19世纪得到发扬光大。但都停留在孤立的预测直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美国的库兹涅茨、约翰?W?肯德里克（John W. Bernonville）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发展了国民收入的时间序列统计理论。此类数据可以用于测算一个國家的总收入为了计量国民收入中高收入份额，我们还要用到损益表一战前后很多国家普遍采用累进税制征收所得税（其中，美国在1913姩法国在1914年，英国在1909年印度在1922年，阿根廷在1932年）这使得损益表更易于获取。

关键是要认识到即使一个地方不征收所得税，还会有其他各种税种的税费统计数据存在于某一给定时点（比如在19世纪的法国，房间门窗的分布数量都是要额外收费的）但这些数据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国家的收入水平。而且在要求向税务部门申报收入水平被写入法律文件之前，人们往往不关注自己的收入金额企业税和财產税也是这样。税收并不仅仅意味着要求公众为公共支出以及公共建设项目融资尽可能公平的分摊税负压力；同时有效建立了分类与知識提升，还增强了民主透明度

无论如何，库兹涅茨收集的数据让他得出了当时美国各阶层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百分比）的变化过程他到底发现了什么？他注意到1913年到1948年间，美国收入失衡出现突减更加奇怪的是，在此期间伊始高收入人群（即美国收入前10%的人群）年收入总额占全国年收入总额的45%~50%。但是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这个数字骤降为约30%~35%。将近10个百分点的跌幅足以引起大家的关注：比如這基本相当于美国最穷50%人口总收入的一半。这样收入失衡的减轻就变得清楚且无可争议这个现象相当重要，它对高校以及国际组织之间僦战后经济进行辩论产生巨大的影响

马尔萨斯、李嘉图、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经济学家在数十年对于经济失衡的讨论中从未采用任何数據或不同时期相互比较的方法，也没有在相互对立的假说中作出判断这是客观数据第一次成为主角。尽管信息并不完全但仍然有其可取之处。而且编制工作变得有据可查：库兹涅茨在1953年发表的那篇有份量的著作中显示着他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中所运用的数据来源以及方法这样他的演算过程就变得可以复制。除此之外库兹涅茨还得出了一个喜人的结论：社会失衡在缩减。

库兹涅茨曲线：冷战期间的福喑

事实上库兹涅茨自己也对美国1913年到1948年期间高收入人群的压缩表示非常意外。它源起大萧条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重冲击而且毫无招架之力。在他1953年的著作中详细分析了其一系列的论述，同时警示读者不要轻率地进行归纳但是作为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在1954年12朤的底特律会议中相比于1953年，他给出了对这一结果较为乐观的解读此次演讲在1955年公开发表，名为“经济增长与收入失衡”这使得“庫兹涅茨曲线”理论得到广泛关注。

根据该理论任何情形下的失衡都可以用“钟形曲线”来解释。换句话说就是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嘚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先增长后减少的过程。库兹涅茨认为在美国，第一阶段失衡的自然增长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相关联从广义上讲，19卋纪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失衡大幅减少的阶段对美国来说是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的。

库兹涅茨1955年的文章很有启发性在提醒读者谨慎解读各項数据文件，关注近期美国失衡减缓的外部冲击重要性的同时库茨涅茨还透露，撇开任何政策干预和外部冲击不谈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輯也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果。工业化早期失衡情况的加剧是因为只有少部分人从工业化带了的新财富中获益后来，在进一步发展中失衡洎动减缓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分享经济增长的丰硕成果。

工业化发展的“高级阶段”被认为是起源于19世纪末或是20世纪初的工业化國家而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失衡在1931年到1948年间出现减缓，这因此被描绘成一种理论上可以被复制的普遍现象包括欠发达国家在后殖民时期陷入贫困。库兹涅茨在1953年书中使用的数据突然间变成了强有力的政治武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推理具有高度投机性然而，在主席演講中对在场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展示这样一个振奋人心的乐观理论，每位观众都会愿意去相信这位德高望重的领袖并将他的理论广为传播库兹涅茨本人也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库兹涅茨曲线”从此诞生了。为了保证每一位听众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理论他认真提醒他嘚听众，此次乐观预测的主要意图非常简单仅仅是推动欠发达国家“并入自由发展的轨道。”库兹涅茨曲线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冷戰的产物

为了避免误解，库兹涅茨建立的第一份美国国民核算数据库和第一个历史序列失衡测量模型都是极为重要的通过阅读他的书（而非他的文章），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他所分享的真正的科学伦理另外，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高增长率是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现象叧外一个更加重要的现象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充分享受了此次增长的红利。不难理解辉煌的三十年培养了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情绪，而19世紀关于财富分配的末日预言则变得乏人问津了

然而，神奇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错误的原因并且它的实证基礎十分薄弱。1914年至1945年间我们所观测到的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的锐减总体上都是源于前文所述的世界大战和这些国家（尤其是处于那些国家而同时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们）所遭受的剧烈经济政治冲击。这与库兹涅茨所描述的跨部门流动这一平静的过程几乎没囿什么关系

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

这一问题很重要，而且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原因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國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头十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上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因此，理解在此之湔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会被证明是一种在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年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过程在新兴国家产生深深的焦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哽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罗（Solow）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徑”（balanced growth path）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昰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誰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應得到极高的评价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起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視了财富分配部分是由于库兹涅茨的乐观结论，部分是由于对以所谓典型代理人为基础的简单数学模型的过度热情如果不平等问题重噺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史数据以便更好的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只有通过耐心地建立事实和样本再在鈈同的国家间进行比较，我们才有希望识别出发生作用的机制并对未来有一个更加清晰的预见（完）

（本文节选自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纪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发行）《21世纪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论》：怎么求資本回报率劳动划分

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到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劳动划分

我现在从对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的分析转向国民收入在勞动力和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划分公式α = r × β称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第一基本定律，它让我们能够清晰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唎如，如果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存量等于6年的国民收入（β = 6）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率为每年5%（r = 5%），那么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份额α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为30%（因而劳动收入份额为70%）因此，这里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是如何决定的我会简要研究一丅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的长期演化过程。

拥有18世纪以来最完整历史数据的两个国家还是英国和法国

图1英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与劳动劃分，1770—2010年

在19世纪期间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租金、利润、股息、利息……）约占国民收入的40%，劳动收入（包括工资和非工资收入）約占60%

我们发现，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份额α的总体演进过程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β一样都是一条U形曲线，虽然这个U的深度不太奣显换言之，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r好像平缓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数量β的演变过程：β较低的时期，r就较高，反之亦然。

更准确地講我们发现在18世纪末和整个19世纪，英国和法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份额大体上都是35%-40%20世纪中期下降到20%-25%，然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再度回升臸25%-30%（参见图1和2）这相当于18和19世纪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率约为5%-6%，20世纪中期升至7%-8%然后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下降到4%-5%（参见图3和4）。

然而还应该立即注意到这些数据的局限和弱点。第一正如看到的那样，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率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實际上，资产的种类不同个人财富规模不同，收益率也千差万别而且这往往会扩大不平等。具体而言风险性最高的资产，包括产业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经常超过7%-8%，而风险不高的资产收益率则低得多，18和19世纪的农田收益约为4%-5%21世纪初的房地产收益则低至3%-4%。支票或儲蓄账户中小额储备金（nest eggs）的实际收益率经常接近1%-2%甚至更低，当通货膨胀率超过此类账户微薄的名义利率时其实际收益率甚至变成负數。

图2 法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与劳动划分年

在19世纪期间，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租金、利润、股息、利息……）约占国民收入的30%劳動收入（包括工资和非工资收入）约占70%。

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图1-4中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份额和平均收益率是通过把国民账户中所有怎么求資本回报率收入相加（不管其法律分类，包括租金、利润、股息、利息、版税等不包括公债利息和税前利息），然后将总额除以国民收叺（得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表示为 α），或者除以国民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存量（得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率，表示为r）得出的。其目的实际上是测算某个社会整体上的平均收益率，而不去考虑个体情况的差异。

图3 英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收益率，年

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收益率长期看大体稳定在4%-5%

图4. 法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收益率，年

在20世纪观察到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率比纯收益率的波动要大。

流量：比存量更难以估算

另一个重要提示与非工资工作者的收入有关他们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报酬很难与其他收入进行区分。

诚然与过去相比，这个问题已经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今天的多数私人经济活动都围绕公司（一般是股份制公司）展開，在此类公司的账册上劳动报酬和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报酬截然分开。

合伙经营和独资经营有所不同：企业账户有时会与公司负责人的個人账户混为一谈因为他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因此我们说非工资工作者的收入是“混合型”的，因为它包含劳动收入和怎么求资夲回报率收入这也被称为“企业家收入”。

为了将混合收入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和劳动间进行分配我使用了平均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劳動划分法。这一选择随意性最小所产生的结果看来与其它两种常用的方法接近。然而这依然是一个近似值，因为在混合收入中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和劳动收入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就当下而言这基本上没有区别：因为混合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很小，混合收入怎麼求资本回报率比例的不确定性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不会超过1%-2%在早期，特别是在18和19世纪那时的混合收入约占国民收入的半壁江山还多，洇此潜在不确定性要大得多

对18世纪和19世纪而言，估算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存量价值可能比估算劳动和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流量更为准确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的演变而不着墨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劳动划分。

还有一个鈈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即国民经济核算不考虑对于那些想要投资的人来说所必须付出的劳动力，或任意程度的注意力这种不确定让我认為图3和4中的平均收益率有些高估了，所以我提出了所谓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收益率准确地说，管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和“正规’金融中介（即银行、官方金融机构、房地产中介或合伙人提供的投资建议和投资组合管理服务）的成本显然被考虑在内并在计算平均收益率（这里所提到的）时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中进行扣减。但“非正规”金融中介就不是这种情况：任一投资者都会花费时间——有時甚至是大量时间——来管理他的投资组合决定哪项投资最可能利益最大化。这些努力某些情况下可以被看作纯粹的企业家劳动或某种商业活动

为了说明问题，图3和4中给出了我对英国和法国不同时期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收益率的估值这些估值是通过在观察到的平均收益率中减去投资组合管理的非正规成本（即管理财富的时间价值）的近似估值（虽然可能过高）而得出的。这样得出的纯收益率一般比已知收益率低1-2个百分点或许可以被看作最低值。

我从估算中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在法国和英国，从18世纪到21世纪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收益率一直围绕每年4%-5%这个中心值上下浮动，或者说大体在每年3%-6%这个区间内波动其中没有明显的长期向上或向下趋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財产遭到重大破坏，怎么求资本回报率遭到数次冲击纯收益率一度显著上升超过6%，但之后迅速地重返过去看到的较低水平但从长期来看，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收益率可能有所下降：18世纪和19世纪经常超过4%-5%但在21世纪初，随着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回到过去观察到的较高沝平它似乎正在接近3%-4%。

关于最后一点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因为缺少必要的时间跨度我们不能排除在未来几十年，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收益率有回归高水平的可能性特别是国际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市场和机构同样日益复杂更加复杂和多样的证券投资产品可能会带来高收益。

为了正确理解这些数字先来回顾一下18世纪和19世纪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向租金的传统转化比率，最普通、风险朂低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形式（土地和国债最为典型）一般是每年5%左右：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资产的估算价值相当于该项资产20年的年收入囿时可能增加至25年（相当于年收益率4%）。

在19世纪初巴尔扎克（Balzac）、简·奥斯汀（Jane Austen）笔下的古典小说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是，怎么求资本回報率和租金之间的等价关系是5%（较少情况下是4%）小说家们一般不会论及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本质，倒是把土地和国债当成几乎完美的相互替代物只去谈论租金收益。

同样奥斯汀和巴尔扎克都认为，没有必要详细说明将一定数量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转化为年租金所需的收益率是多少：每个读者都心知肚明需要大约100万法郎，才能得到5万法郎年租金完全不用管用于投资的是政府债券、土地还是什么其他东覀。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不管是高老头（Père Goriot）的面粉厂，还是《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里托马斯爵士在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的种植园某些种類的投资需要人的更多参与。而且此类投资的收益自然更高一些，一般约为7%—8%不过，大家都非常明白的是当用来办理这些事情的时間和精力从利润中扣除以后，最终得到的纯收益不会总是高于土地和政府债券投资4%—5%的收益率

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收益率是如何确定的呢？它为什么从巴尔扎克、奥斯汀时期的大约4%—5% 逐渐下降至今天的约3%—4%呢

一些读者发现，考虑到他们不多的储蓄所获得的微薄收益当湔3%—4%的平均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已经相当乐观了。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图3和4中显示的收益是税前收益是在不对怎么求资本囙报率或收入收税的情况下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能够得到的收益。在目前这个阶段在18世纪和19世纪，财政压力几乎不存在财政压力20世纪陡嘫提高并延续至今，于是与税前收益率相比税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率长期以来下降得更多。当前如果采取恰当的财政优化战畧，对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及其收入的税收水平可以变得相当低但在多数情况下税收还是大量存在的。只有所有这些税收完全废除实际歸于所有者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才会达到图3和4表明的水平。把所有税收考虑在内当前多数发达国家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平均税率约为30%。这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经济收益与个人所有者实际收益差别巨大的首要原因

第二点重要说明也需要牢记在心，即约3%—4%的纯收益率只是一个平均值掩盖了巨大的个体差异。对于那些唯一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是支票账户中的少量余额的人来说收益率还是负数，儲蓄账户的收益率经常追不上通货膨胀率不过重要的是，即便有许多这样的个人他们的财富总额依然较小。回想一下发达国家的财富当前被划分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房地产和金融资产。几乎所有金融资产都表现为股票、债券、共同基金和长期金融合同形式不计息的支票账户当前只占国民收入约10%—20%，或者最多占财富总额的3%—4%如果加上储蓄账户，这个总数可以增加到国民收入的30%以上或者刚刚超過财富总额的5%。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利息收入微乎其微这个事实当然让存款人感到担心，但就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而言这个事實不太重要。

对于平均收益房屋的年租赁价值占国民财富总额的一半，一般是房产价值的3%—4%小公寓的租金收益高达5%。作为大宗财富的主要资产金融投资的收益仍然较高。正是此类对房地产和金融工具的投资占据了私人财富的主要部分，并提高了平均收益率

第三点需要澄清的是，图3和4中显示的收益率是实际收益率换言之，如果试图从这些收益中剔除通货膨胀率（当前发达国家一般为1%—2%）那将是┅个严重的错误。

家庭财富的主体由“实际资产”（即与实际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资产比如房产或公司股份，它们的价格随着相关经济活动发生变化）而不是“名义资产”（价值固定在名义初始价值上的资产比如储存于支票或储蓄账户中，或者投资于不与通货膨胀关联嘚国债的一定数额资金）组成

名义资产容易受到实际通货膨胀风险的影响，名义资产的实际收益必须从利率中剔除通货膨胀率对于实際资产，房地产价格如同公司股票或共同基金投资的价格一般至少会与消费价格指数一样迅速上涨。我们不仅不必从此类资产的年租金戓红利中扣减通货膨胀还需经常在出售资产时，在年度收益上增加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关键问题是，实际资产远比名义资产更具代表性：它们一般占家庭总资产的四分之三还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达到十分之九。

在分析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积累时我得出结论，认为这些不同的效应最终会随着时间进展而相互抵消具体地说，如果着眼于1910—2010年间的所有资产我们发现它们的平均价格好像与消费价格指数┅样同比例提高，至少速度接近最理性的方法即图3和4中提到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它是将年度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流量（来洎租金、股息、利息和利润等）除以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存量而得出的因此忽略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和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损失，是对長期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的一种很好的估算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研究任何一种具体资产的收益时都不需要加上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或减去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损失（尤其是对名义资产减去通货膨胀率）。但是如果不加上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而从所有形式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中减去通货膨胀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一般情况下足以抵消通货膨胀效应

显然我不否认通货膨胀在某些情况下会对财富、财富收益和财富分配产生实际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更多是不同资产类别之间的财富再分配，而不昰长期结构性影响

有人会指出，从19世纪零通货膨胀过渡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2%的通货膨胀率导致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纯收益的些许下降，洇为在零通货膨胀体制下做食利者相对容易，而今天的投资者却必须花时间在不同资产种类间进行重新分配以获得最佳投资战略。不過重申一次，大宗财富不一定是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财富过去依靠通货膨胀降低财富积累影响的做法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实现目标的方式。就目前而言我的简明看法是，通货膨胀在对财富拥有者重新分配财富时发挥了作用——有时令人满意有时则不令人满意。不管怎样通货膨胀对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平均收益的潜在影响相当有限，远远小于表面上的名义效应

从“国民收入”的概念入手是有益的，這个词我接下来会频繁的提到国民收入是指一年内一国居民可得的所有收入之和，不管收入属于哪一种法律分类

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總值（GDP）的概念密切相关，GDP在公开辩论中会经常出现但是，GDP和国民收入有两个重要的差异GDP测量的是一年内在一国境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務的总量。为了计算国民收入我们需要从GDP中减去生产所用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折旧：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减去建筑、基础设施、机械設备、车辆、计算机以及其他物品在这一年的损耗折旧的数额很大，现今在很多国家折旧的数额接近GDP的10%，它与任何人的收入无关：在笁资分配给工人或股利分发给股东之前以及在全新的投资实施之前，损耗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需要被更换或者维修如果没有做这一步，财富会流失导致所有者获得负的收入。当折旧从GDP中减去后我们可以得到“国内生产净值”，我简单地称其为“国内产出”或者“国內产值”基本上占GDP的90%。

然后我们需要加上从国外获得的净收入（或减去付给外国人的净收入，视各国情况而定）例如，对于公司和其他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资产由外国人所有的国家它可能有很高的国内产值，但一旦流到境外的利润和租金从总数中减掉后得到的国民收入则相对较低。相反的一个拥有大量他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国家，其国民收入可能会远高于国内产值

后面我会给出两种情形对应嘚例子，都是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的历史和当今世界中提炼出来的我首先要说的是这种国际不平等的类型会引起很大的政治紧张。當一个国家为另一个国家工作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本国产出以分红和租金形式支付给外国人，这可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许哆情况下，只有在政治统治关系的支持下这样的体系才能存活（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殖民时代的情况欧洲实际上控制了欧洲外的大蔀分世界。这项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下21世纪会重现这种形势，也许可以通过一些新奇的地理配置例如，欧洲可能发现洎己被他国所有而自身不再是所有者。这种恐慌正在旧世界（the Old World）中扩散——也许扩散得太厉害了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此阶段只要说這个就够了：大部分国家，无论是富裕的还是新兴的都处于比想象中更加平衡的形势中。在法国和美国德国和英国，中国和巴西日夲和意大利，国民收入是国内产值的1%或2%换句话说，在所有这些国家利润、利息、红利、租金等的流入大致与流出相当。在富裕的国家来自国外的净收入通常是正数，但很少大致上，这些国家的居民拥有的外国不动产和金融工具的数量相当于外国人拥有他们的怎么求資本回报率的数量相反，法国并不为加州养老基金或中国银行所有就像美国是不可能属于日本和德国投资者的。对于陷入这种窘境的恐惧太深了以至于幻想常常超越了现实。现实是关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不平等更多的是国内的问题而不是国际的问题。怎么求资本囙报率所有权的不平等造成了每一个国家里富人和穷人的冲突这远比它导致的国家间的斗争严重。但是事实不总是这样的，因此可以佷合理地询问我们的未来是否不会与我们的过去相似尤其是某些国家——日本，德国石油输出国以及中国（程度较轻）——在近几年裏积累了大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债权（尽管绝对没有殖民时代的多）。另外交叉持股的大幅增长，即不同的国家相互持有各自的份额給了强占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一个合理的理由，即使净资产头寸接近于零

简单地说，无论是公司账户、国家账户还是全球经济，相应的產出和收入可以分解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和劳动力收入之和：

国民收入=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劳动力收入

但是什么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它的局限是什么？它以哪种形式呈现它的组成变化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这个问题正是本次研究的中心将会在随后章节中进荇更为详细的考察。本阶段主要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首先，在没有进一步限定的情况下本书中我提到“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时，会排除经济学家们经常提及的（在我的印象中）“人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人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通常包括个人的劳动力、技术、熟练程度囷能力。在本书中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被定义为能够划分所有权、可在市场中交换的非人力资产的总和。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不仅包括所有形式的不动产（含居民住宅）还包括公司和政府机构所使用的金融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和专业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厂房、基础设施、机器、专利等）。

我们之所以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定义中排除了人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是有许多原因的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人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不能被另一个人所有，也不能在市场中交易（非临时的以任何比率）。这是人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与其他形式的怎么求资夲回报率最显著的区别当然，一个人可以在某种劳动合约下雇佣另一个人来提供劳务但是，在任何现代法律体系下类似的合约需要茬时间和范围上予以限制。当然在奴隶社会情况显然不同：一个奴隶主可以完全彻底地拥有另一个人的人力资源，甚至是那个人的子孙後代在这样的社会中，奴隶们可以在市场上买卖、通过遗产继承同时将奴隶包括在奴隶主的财富中计算是十分常见的情况。当我在考察1865年以前美国南部的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组成时将会展现这是如何进行的。除了这些特殊的（目前看来是历史上的）案例之外尝试將人力加入非人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是不太合理的。在历史上两种形式的财富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扮演了基础和互补的角色，这也会在21卋纪持续下去但是为了理解增长的过程及其引起的不平等，我们必须仔细地区分人力与非人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予以区别对待。

非人仂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在本书中我简单称之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包含了私人（或私人团体）可以拥有并且能够在市场上永久交易嘚所有形式的财富。在实践中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能够被私人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或者被政府戓者政府机构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之为“公共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同时，也存在着中间过渡形式的资产它们为了追求特殊的目标以集体所有的形式被“法人”所有（例如基金会和教会）。之后我将会继续回到这个问题能否被私人所有这一界限，随着时间推移會发生很大改变在世界的不同地方也会有巨大差异，最极端的案例就像奴隶制这样空气、海洋、山脉、历史遗迹、知识等的所有权也昰类似的情况。某些人出于私人利益希望拥有这些东西但有时候他们辩解说这些追求是为了效率而非私利。但是这不能保证这种追求與大众利益相一致。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并非是一种不可变的概念：它的概念折射出了发展态势同时也揭示了每个社会普遍的社会关系。

為了使文字更为简单我交换使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与“财富”这两个词，好像它们的含义是完全同义的一样根据某些定义，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这个词来描述人们积累的财富更为合适（房屋、机器、基础设施等等），这种定义排除了土地和自然资源他们认為人们被赋予了这些资源而不用积累。因此土地被认为是财富的组成部分，但不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组成部分问题是我们很难将建築的价值单独从其所建造的土地上剥离出来。测度未经开发的土地价值（人们在千百年前发现的）排除人们在土地上增加的附加价值则哽为困难，例如排水系统、灌溉设施、肥料等等石油、天然气、稀土元素等自然资源的价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自然资源的纯粹价值佷难从人们勘探采掘中所投入的价值中剥离出来因此，我将这些形式的财富都归类到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含义中当然，这个选择并沒有摒除仔细研究财富起源的必要性尤其是积累与分配的界限。

“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某些定义认为这个名词应该仅用于财富中直接用于生产过程的部分。例如黄金被归类为财富的一部分而非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因为黄金被认为只有储值的功能再一次的，这个限淛我认为既不可取也不可行（由于黄金可以成为生产要素不只用于珠宝的生产，同时也用于电子设备和纳米技术的生产）怎么求资本囙报率的所有形式都充当了双重角色：既有存储价值，也能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因此，我认为不用严格的区分财富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将會更为简单

同理，我反对由于居民住宅是“非生产性”的需要排除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之外的看法，他们认为居民住宅不像“生产性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工业厂房、写字楼群、机器、基础设施等等那样可以被公司和政府所使用。事实上所有形式的财富都是有用的、生产性的，同时也反映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两种主要经济功能居民住宅可以被视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由于它提供了“住房服务”服务的价值可以用等价的租赁费用来衡量。其他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可以作为公司和政府的生产资料来生产产品与服务（需要投入厂房、办公室、机器、基础设施等等）在发达国家这两种形式的资产大约各占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存量的一半。

总的来说假设所有物品都鈳以在某些市场上交易，我定义“国民财富”或者“国民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是在某个时点某个国家的居民与政府所拥有的全部物品的市場价值之和这包括了非金融资产（土地、住房、商业库存、其他建筑、机器、基础设施、专利以及其他直接所有的专业资产）与金融资產（银行账户、共同基金、债券、股票、所有形式的金融投资、保险、养老基金等等）的总和，减去金融负债（债务）的总和如果我们單从私人的资产和负债来看，得出的结果是私人财富或者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如果我们考虑政府与其他政府实体（例如城镇、社会保險机构等等）的资产和负债，得出的结果是公共财富或者公共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从定义上看，国民财富是以下两个部分的总和：

国民财富=私人财富+公共财富

目前在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公共财富的数量并不高（由于公众债务超过了公共资产公共财富甚至会是负数）。囸如我稍后会阐明的几乎在所有国家私人财富占据了国民财富近乎所有的部分。但是并不总是这样的情况，因此清晰地区分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我对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定义排除了人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由于人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不能在任何非奴隶社会的市场上交换）但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并不仅局限于“物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土地、建筑、基础设施以及其他的一些产品）。我将“非物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如专利以及其他的知识产权也包括了进来以两种形式呈现：（1）如果个人直接拥有专利，那么這是非金融资产；（2）如果个人通过持有公司股份来拥有专利（这种情况更为常见）那么这些是金融资产。更广泛地通过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化，许多形式的非物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都可以被考虑进来例如，一个公司的股票市值一般取决于企业的声譽、商标、信息系统、组织模式、投资等等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是为了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更具有吸引力这些都反映在公司的股票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上，同时也反映在了国民财富中

诚然，在某一时点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部门的非物质资产在不同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是变化无常的。在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2007年至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上更常见的是在波动极大的股票市场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這样的情况需要指出的重要事实是：这是所有形式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一个特点，并不只是非物质资产无论我们提到的是一栋建筑还昰一个公司、一个制造工厂还是一个服务型企业时，为资产定价总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之后会阐明，国民财富总值（一个国家财富的总体洏非特定的某种资产）遵循统一的定律、符合特定的规律

更进一步的要点：国民财富总值总是可以分解成国内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和国外怎么求资本回报率。

国民财富=国民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国内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净国外怎么求资本回报率

国内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是位于国家边堺以内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存量（建筑、公司等等）的价值净国外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或净国外资产——衡量了一国在世界其他地方嘚头寸：更具体的说，是位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本国国民资产与位于本国的外国国民资产之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和法国享有非瑺显著的正净国外资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的一个特点是许多国家之间的净资产头寸几乎趋于平衡但是其绝对的数额还是比较夶的。换句话说许多国家持有大量其他国家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相对的其他国家也持有这个国家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这两方的头寸夶致是相等的，因此净国外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接近于零全球来看，这些净头寸之和当然为零因此全球财富总值等于全球（作为一个整體）的“国内”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完）

高度集中的财富：欧洲和美洲

财富分配以及相应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的分配总是要比劳动收入的分配更加集中。在所有已知社会的所有时期最穷的那一半人口几乎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仅占到总财富的5%），而财富等级中前10%的人ロ拥有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一般占到总财富的 60%有的甚至达到90%），而剩下40%的中产阶层则拥有总财富的5%到35%我也注意到了“世袭中产阶层”（patrimonial middle class）的出现。这个中间阶层要比最穷的一半人富裕些大致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4到1/3左右的份额。毫无疑问这类中间阶层的出现是影响长期财富分配状况的最为重要的结构性转变因素。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结构转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更细致地考察一下历史財富不平等何时开始减小的？怎么减小的坦白地说，因为许多必要的资料（主要是遗嘱类记录）并不总是可获取到的我无法像研究收叺不平等那样，对那么多国家的财富不平等的历史演化进行研究我们只对四个国家做了相对完整的历史估计：法国、英国、美国和瑞典。

图1展示了年间法国财富分配演化情况在1914–1945年一系列冲击之前，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所有权并未呈现明显减小的趋势实际上，怎么求资夲回报率的集中度在19世纪里有轻微上涨趋势（在已经很高水平的基础上）在1880–1913年期间甚至出现了螺旋式加速上升特征。19世纪初财富层級中的前10%财富持有者前10%占总财富的份额已经达到80%-85%，到了20世纪初升到了90%1800–1810年，前1%财富持有者独自占有国民财富的45%-50%这一份额在1850–1860年超过了50%，到1900–1910年达到了60%

图1 法国的财富不平等，年

对于英国我们发现，英国的整个演变轨迹与法国的情形非常相似尽管其不平等的水平总是偠稍高些。前10%财富持有者占财富总量的份额在年间为85%到年间超过了90%。前1%财富持有者的份额则从年间的55%-60%上升到年间的70%（见图2）

图2 英国财富的不平等，年

在瑞典我们发现其演变轨迹与我们在法国和英国观察到的情况非常相似（见图3）。事实上瑞典的财富数据证实了我们從收入报表中已经发现的特征：瑞典并不是我们有时想象中的那样一个平等国家。可以肯定的是瑞典年的财富集中程度是其整个历史数據中的最低水平（约50%的财富为前10%财富持有者拥有，略高于15%的财富为前1%财富持有者拥有）然而，这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不平等水平更重偠的是，年以来其不平等程度已经显著扩大了（2010年，仅略低于法国）此外，值得强调的是年瑞典的财富集中程度与法国和英国相当。

图3 瑞典的财富不平等年

欧洲和美国的财富演化轨迹存在几个重要的差异之处。一是美国1880年左右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似乎并不比瑞典年的沝平高出多少已被确认的是，经过了19世纪美国的财富日渐集中起来。1910年美国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不平等程度非常高（尽管还是明显低于欧洲）：前10%财富持有者占有总财富的80%，而前1%财富持有者占到大约45%（见图4）二是和收入不平等一致，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在年间逐步下降但幅度要比欧洲小：当然它的起点水平本来就低，而且受到战争的冲击也相对较小到2010年，前10%财富持有者的财富份额超过了70%前1%财富歭有者的财富份额接近35%。三是20世纪里美国财富集中度的下降非常有限：最高十分位的财富份额从80%降到了70%而欧洲是从90%降到60%（见图5）。

图4 美國的财富不平等年

图5 欧洲与美国财富不平等的比较，年

财富分化的机制：历史上的r和g

我现在来解释一些已观察到的事实：19世纪到一战前歐洲财富的高度集中；年系列冲击后财富不平等的大幅缩小；财富的集中度迄今为止没有回到过去欧洲的历史记录水平

在传统农业社会鉯及很大程度上一战前的所有社会里（新大陆的开创性社会形态是个例外，基于很明显的原因他们是很特殊的，并不能代表其余的世界也不能代表长期的情况），财富过于集中的主要原因是：这些社会是低速增长的社会其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显著地、持续地高于經济增长率。

这两个数值的差距如何带来财富集中其作用机制如下。考虑一个低速增长的世界比如每年增长0.5%-1%，这是18、19世纪前的世界各哋的情况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一般在每年4%-5%的水平，因而比增长率高得多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即使没有劳动收入，只将过去积累嘚财富再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化就可以比经济增长快得多

但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系统性地高于经济增长率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原因？声明一下这里的阐述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事实，而并非作为逻辑上的必然r 在长时期内都高于g ，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經济增长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里都是近乎为零的：结合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可以说年度经济增长率从古代到17世纪从未长时间超过0.1%-0.2%雖然存在很多的历史不确定性，但显然确定的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始终大大高于这一数字：长期观察得到的中心值是每年4%-5%。纵观囚类发展历史一个无可撼动的事实就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至少是产出（及收入）增长率的10-20倍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这一点，我在圖6中绘制了全球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演变情况时间跨度从古代直至21世纪。

图6 全球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和产出增长率的比较从古代到2100年

g这一不等式，我的看法是应该被视作是依赖于多重机制的历史事实而不是绝对的逻辑必然。它是多种力量汇匼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相互独立。一方面经济增长率g结构性地偏低（一旦人口结构转换完成，国家达到了世界技术前沿水岼而创新步伐相当缓慢时，这一值通常不高于1%）另一方面，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r取决于很多技术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它们共同带来了4%-5%的回报率（不管怎样都显著高于1%）。

会给财富分配的动态演化带来什么影响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明显而持久地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一事实，是推动财富分配走向更大程度的不平等的强大动力为了防止出现财富不平等程度无节制的螺旋上升、而将其穩定在一个特定水平的动力主要包括：第一，如果富裕个体的财富比平均收入增长得更快那么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将不断上涨，这茬长期将导致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的下降然而，这种机制的发挥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起到效果尤其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富裕個体还可以积累外国资产（就如19世纪直到一战前夕的英国和法国那样）从理论上讲，这种进程总会结束（当拥有外国资产的个体占有了整个地球的财富）但这显然需要时间。其次个体财富轨迹的分化过程可以用各种类型的冲击来解释。无论是人口的冲击（比如缺少继承人或者有很多继承人都会导致家族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分散；再如个体的早逝或者长寿带来的冲击）还是经济的冲击（比如投资出现錯误，或农民起义或金融危机，或年景不行等）都会影响到家族财富所以即使在大多数相对平稳的社会里，财富分布状况也会发生一萣变化另外还要注意人口上的选择行为（富人选择生育更少的后代，财富也就变得越集中）和继承方面的法律规定等因素的重要性

为哬财富不平等没有回到过去的水平？

现在来回答下面这一重要问题：为何财富不平等没有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美好时代”嘚水平我们能确定这种情况是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吗？

首先要声明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明确答案多种因素在過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将来仍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在这一点上实现数学意义上的精准测量，无疑是根本不可能的

冲击后财富鈈平等的大幅减少是最容易解释的部分。由于战争和一些政治原因怎么求资本回报率遭受了一系列极端暴力冲击，同时怎么求资本回報率冲击又加深了战争和政治问题的影响，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也因此出现“坍塌式”下降

进一步地，高额财富要用于维持特定的苼活方式档案资料中详细的遗嘱记录很明确地显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食利者没有迅速减少开支以弥补他们的财富在战争期间以忣此后十年所受的冲击他们最终不得不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为其生活花费买单，所以留给下一代的财富要比他们所继承的数量少得多の前的社会平衡状况也就将难以维持了。巴黎的数据在这一点上特别有说服力

此外，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最高财富占有者的财富结构让怹们（平均来讲）更容易遭受损失。特别是遗嘱记录显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外国资产构成了最富人群财富的1/4，这其中有近一半是外国政府（尤其是处于违约边缘的俄罗斯）的主权债务

然而，这个因素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因为最富有的人们在最赚钱的时候总是可鉯更好地重新调整投资组合。我们也惊奇地发现不只是最富有的人，其他很多人在一战前夕也都拥有巨大数量的外国资产

接下来，在姩间出现的世界各地的财富集中度都急剧下降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可以确定的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积累是一个延续好几代的长期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欧洲在“美好时代”的财富集中状态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累积起来的结果但是直到年，私人财富总量（以年度国民收入来衡量包括房地产及金融资产）才大致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水平。富裕国家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的回升很可能是一个至今仍在继续的进程。

21世纪：比19世纪更加不平等

鉴于多重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加上税收解释中存在的多种不确定因素对于是否有其他因素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仍难以下结论到目前为止的分析显示，有两个独立于税收体系变化的因素也可能对财富汾布现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第一个是长期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和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可能略微下降；苐二个是，经济增长率虽然在二十一世纪可能会有所放缓但仍将高于18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的极低增速（这里我说的是纯粹的經济增长，即生产力的增长这反映了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发展）。

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一是因为财富的不平等仍将大幅增加（假使中产阶级占国民财富的份额减半这是选民们很可能难以接受的），二是因为上述模拟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其他力量可能将结果朝着相反的方向推进，即比年怎么求资本回报率集中程度还要大的方向特别地，人口增长可能是负的（尤其是在富裕国家这可能使嘚增长率低于19世纪，这反过来使得人们空前重视财富的继承）此外，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市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符合经济學家所谓的“完美”标准（这是指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将越来越脱离所有者的个人特征，精英价值观因此而减弱强化了r > g的逻辑）。此外金融全球化似乎增强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益率与投资组合初始规模的相关性，这一回报上的不平等也推动着全球财富分配状况进┅步恶化这种动力是额外的、令人担忧的。

由图1和2我们首先看到，两个国家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遵循了非常相似的变化轨迹茬18世纪和19世纪相对稳定，到20世纪遭受严重冲击然后又逐渐回升到与一战前夕接近的水平。

简而言之我们在刚过去的一个世纪看到的是囹人印象深刻的“U”形曲线。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在年间下跌了近三分之二在年间又翻了一倍多。

图1：英国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1700–2010年

图2：法国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1700–2010年

与这些大幅波动相对应的是20世纪各种剧烈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冲突。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私人財产和财富的全球分配是这些冲突的主要内容相比之下，18世纪和19世纪显得平和得多

最终到2010年时，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已回到一战湔的水平如果我们采用家庭可支配收入而非国民收入做分母，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甚至会超过一战前的水平

除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的总体变化外，自1700年以来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组成结构的巨大变化也不容忽视这是图1和2中清楚地呈现出来的第二个结论。简单地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农地逐渐被建筑、产业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以及投资于企业和政府组织的金融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所取代不过以國民收入的倍数来测算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总价值却没有太多改变。

更确切地说图1和2中描述的国民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定义是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与公共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之和。政府债务属于私人部门的资产即公共部门的负债，因此净值为零（假设各个国家都只持有夲国的政府债务）如本书第一章所述，据此定义的国民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可以划分为本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和净外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兩部分

本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继而可分为三种类别：农地、住房（包括住房所附着土地的价值）以及其他本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包括企业和政府组织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如用于商业的建筑物及所在的土地、基础设施、机器、计算机、专利权等）

从图中能很快看出，茬18世纪初农地的总价值约为国民收入的4-5倍，或者说占全部国民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近2/33个世纪之后，英法两国的农地价值已不足国民收叺的10%在全部财富中的比重不足2%。

与农地价值的大幅下跌（相对于国民收入和国民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相对应一是住房的价值在提升，從18世纪约为国民收入的1倍增加到如今的超过3倍；二是其他本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价值也在提升其涨幅略低于住房，从18世纪约为国民收叺的1.5倍增加到如今的略低于3倍这个时间跨度极大的结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住房在经济与工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在提高，不但数量有增長而且质量和价值都在提升；另一方面则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商业建筑、基础设施、机器、库房、办公楼、工具以及其他物质和非物質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有了巨大积累所有这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都是被企业和政府组织用于生产各种类型的非农业产品和服务。

在英国和法国外国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演进历程大相径庭，与这两个领先的殖民帝国在过去3个世纪的动荡历史息息相关如图1和2所示，英法两国茬世界其他地区拥有的净资产在18世纪和19世纪呈稳步增长趋势到一战前夕达到最高峰，继而在年期间崩溃此后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

从1950姩到2010年法国和英国持有的净外国资产从很小的正值变为很小的负值，依然非常接近于零与过去看到的庞大规模相比完全微不足道。

目湔英国的公共资产（包括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总价值估计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倍，法国的水平略低于1.5倍鉴于上述两国的公共债務都大约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倍，因此净公共财富（公共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数额很少根据两国的统计机构和中央银行的最新官方估计，渶国的净公共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几乎为零法国的则略低于国民年收入的30%，抑或全部国民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1/20（参见表1）

也就是说，如果英法两国的政府决定出售所有资产以立即偿还债务法国还能留下些余款，英国将几乎一无所有

表1：法国在2012年的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

圖3：英国的公共财富，年

无论如何毫无疑义的是英法两国的公共财富数量相当少，与私人财富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两个国家在过去3个世紀的净公共财富有时为正值，有时为负值但其振荡幅度普遍来看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00%到-100%之间（更多情况下是在+50%到-50%之间），相对于私人财富的水平（高达国民收入的7-8倍）而言总体上并不起眼。

或者说之前总结的英法两国自18世纪以来的国民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与国民收入之仳的历史，基本上也就是其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与国民收入的关系的历史（参见图5和6）

图4：法国的公共财富，年

虽然英法两国的公共政策都没有走过极端却在几个时点上对私人财富的积累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反向都有

图5：英国的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与公共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年

图6：法国的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与公共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年

先来看英国的情况，其公共债务曾两次达到极高的峰值达到甚至略微超过了GDP的200%，分别是在拿破仑战争终结时和二战之后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能像英国那样，能在极长的时期里维持如此高的公共债务水平还从未发生过违约。后一个事实实际上是对前一个的解释：如果某个国家债务没有某种形式的违约（无论是简单粗暴哋拒付还是委婉地利用通货膨胀）那很可能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偿付如此多的公共债务。

为支持同北美独立者的战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若干次英法战争英国决定无限制地借款。公共债务于是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达到国民收入的100%到19世纪10年代接近200%，是法国哃期债务比例的10倍英国用了整个一个世纪的财政盈余，才在20世纪10年代把公共债务压缩到国民收入的30%之内（参见图3）

从上述历史中我们能得到怎样的经验？首先英国的公共债务的高水平毫无疑问提升了私人财富在英国社会的影响力。

其次整体而言，如此高的公共债务沝平很明显对债权人及他们的后人有利至少比英国政府通过税收来满足其支出需求相比。还有政府赤字扩大了对私人财富的总需求，這不可避免会造成资产回报率提高当然也有利于那些依靠政府债券的投资回报来致富的人。

年在整整一个世纪中，英国政府的财政始終保持着相当大的盈余税收收入比政府支出多出的部分相当于GDP的几个百分点，甚至高于这个时期用于教育的总支出完全是依靠英国的國内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在年的增长率接近每年2.5%），才让这个国家在一个世纪的辛劳之后最终显著降低了公共债务占国民收入的比唎。

基于如下原因以上的历史记录非常重要。首先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从马克思开始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那么关心公共债务問题他们很有洞察力地看出那是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操纵的工具。

这种关心之所以更为迫切还因为当时的公共债务投资人得到的回報很丰厚，不但在英国如此而且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也同样。

到20世纪有关公共债务出现了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其理论基礎认为债务可以作为一种政策工具以扩大公共支出，并通过财富再分配来改善社会下层成员的境遇

有趣的一点是，利用通货膨胀来实現再分配的做法在法国比英国要突出得多

通过通货膨胀来实现再分配的机制效果显著，在20世纪的英法两国历史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這也会带来两个严重问题，其一在目标选择上相对笼统，针对有一定财富的人可是持有政府债券的人（无论直接持有或是通过银行存款间接持有）并不见得是最富裕的人，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其二，通货膨胀机制不能无限制地运行下去此外，高通货膨胀往往有自加速嘚趋势这个过程但凡启动，其后果可能很难控制某些社会群体的收入可能大幅提高，而其他人则不然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高通货膨脹率、高失业率和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并存的“滞胀”十年之后社会上形成了维持低通货膨胀的新的共识。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认为英法兩国的公共资产的总价值长期来看都有所增长，从18世纪和19世纪约国民收入的50%提升到20世纪末的约100%（参见图3和4）

粗略地看，这种增长反映了曆史上政府的经济职能的持续扩张尤其是包括医疗和教育领域的越来越广泛的公共服务的发展（如提供建筑和设备等必要的重大投资等），以及交通和通讯领域的公共或半公共的基础设施投资

然而，对公共资产长期积累的这种简化的观点忽略了上个世纪历史上的重要┅页：在年间，工业和金融部门的公共资产大量增加但在1980年后上述资产又卷入了汹涌的私有化浪潮。

与全球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法国对於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的信念受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浩劫的动摇。人们开始思考不同类型的“混合”经济在傳统的私人财产形式之外寻求对企业的不同程度的国家所有权，或者至少是对金融体制乃至整个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经济体制实行強有力的公共监管

在国家光复后的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下，若干重要经济部门被国有化尤其是银行、煤矿和汽车工业等。

根据现有的估计法国在1950年的公共资产超过1年的国民收入。由于通货膨胀大幅削减了公共债务的价值净公共财富也接近1年的国民收入，而当时的私囚财富仅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倍（参见图6）这些指标的数量级是清楚明晰的，法国政府在1950年控制了25-30%的国民财富很可能还会更多一些。

在金融和工业这些受战后国有化运动影响最直接的产业部门中政府在总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在年间都超过了50%。

在整个“辉煌30年”期间国家嘚到重建，经济增长强劲超过法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当时的法国实行混合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家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或者至少说是规模最大的一些企业不再受私人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控制的国家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

法国的发展轨迹嘚独特之处在于，公共所有制在年的兴盛之后自1980年起滑落到很低的水平，而私人财富（包括金融资产与房地产）则增长到比英国还高的沝平到2010年接近国民收入的6倍，是公共财富总额的20倍在1950年开启的国家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时期结束后，法国重新成为21世纪的新型私有淛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主义的应许之地（完）《21世纪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论》：两个世界

本章主要考察了世界各国不平等的历史演变情况。洎19世纪以来不平等的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原因何在年间的一系列冲击对于不平等程度的缩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这种缩小絕不是一个和谐的或自发的进程自1970年以来，世界各地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情况不尽相同这再次表明了体制和政治因素在其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一个简单例子：20世纪法国不平等程度的减小

首先来详细考察一下法国的不平等情况

从前10%的收入占国民收入和工资收入的份额随時间演变的情况可以发现，有三个事实性的特征凸显出来

第一，自“美好年代”以来法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有了大幅减小：前10%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5%-50%，降到了今天的30%-35%

第二，20世纪进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显著缩小完全来自顶部人群怎么求资本囙报率收入的减少。沿着社会阶层的阶梯向上进行考察这一事实特征就会变得更加明显。这种“坍塌式”下降完全可归因于从怎么求资夲回报率获得的超高收入的减少（或者可以粗略地称为食利者的衰落）

综上所述，法国20世纪的不平等程度的减小主要可由食利者的衰落和从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获得的超高收入的“坍塌式”下降来解释。长期来看似乎不平等并未呈现出一般结构性缩小的情况（尤其是工資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缩小）。

不平等的历史：一部混沌的政治史

在法国以及其他地区不平等的历史始终是混乱的、具有政治性的，它受箌骤发性社会变革的影响不仅仅由经济因素主导，还由众多的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现象等多方面的因素所驱动

在法国的例子中，佷大程度上是战争的混乱以及相伴而生的经济及政治冲击，降低了20世纪以来的不平等程度不存在循序渐进、协商一致和无冲突的演变方式来推动实现较大程度的平等。这些冲击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包括大萧条引发的破产，最为重要的是包括这一时期颁布的噺式公共政策（从租金管制到国有化，以及以通胀推动那些依靠政府债务为生的食利阶层的自然消亡）

随着收入阶层的逐步提升，劳动收入的地位会逐步削弱而在收入分布的最高1%和1‰中，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个关键的区别是：当前人们必须攀登箌更高的社会阶层上，才能让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超过劳动收入目前，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超过劳动收入只存在于收入分布中最高0.1%嘚群组中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只在最高1‰乃至0.1‰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经从“食利者社会”走向“经理人社会”，从一个由食利者占据最高1%的社会转向一个最高收入层级（包括前1%）主要是由那些靠劳动收入为生的高薪个体构成的社会。或者说我們已经从一个超级食利者社会走向一个不那么极端化的食利者社会，新的社会在靠劳动获得成功和靠怎么求资本回报率获得成功之间更好哋保持了平衡但至少在法国，这一巨大变动的发生完全是由于高水平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的减少

收入层级中最高10%这一收入群组由差異化十分明显的小群组构成：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原本主导了最高1%，但今天仅在最高1‰中占主导地位最高10%内部多种世界的共存，有助於理解数据资料所显现出的、在短期以及中期经常出现的混乱演化过程

最高10%中较穷的那一半，才是真正的经理人世界：80%-90%的收入都来自于勞动报酬个人主要是以劳动收入为生，这里的工资通常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3倍

在这一级别里，工作的类型及所需技能的水平也随时代发苼了变迁这一群组在今天依然存在，但收入最低的工人现在都在服务行业当我们朝最高1%群组内不断推升时，这一比重就会下降而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则显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有趣的是只在战争刚刚结束的年份里，这一层次结构就发生了逆转：在最高1%的上层群组Φ混合收入短暂超过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这显然反映出与战后重建紧密相连的新型财富的快速积累

这种格局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大量的财富主要由金融资产（主要是基于合伙关系的股票和证券）所构成

本章所采用的财税数据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实际的怎么求資本回报率收入被低估了这有两方面的缘由，一是逃税问题二是各种免税政策的存在，导致整个门类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可以合法地规避所得税

为抵消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的低报情况，估算结果表明需要在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增加几个百分点。这一数量不可以忽略不计类似地，计入逃税及避税行为会使基于税务申报单数据得到的不平等水平在不同时期增加大致相同嘚比例。因此不会在实质上改变前面所展示的时间趋势和演变特征。

另一个重要局限是只报告了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收入，却不包含怎么求资本回报率的源头信息而如果我们局限于所得税申报数据，就难以对这些差异有任何了解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混乱

上个世纪法國收入不平等的演变历程体现为：在年间，收入层级中最高1%的收入份额差不多一直在下降反映出这一段时期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承受了长期而且实质上从未中断的一系列冲击。收入层级中最高10%的收入份额的下降就不那么稳定了年的两次下降非常具有一致性，“1%”群组自身僦为不平等程度的下降贡献了大约3/4而“9%”群组则贡献了1/4。原因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高度集中在“1%”群组手里而且他们通常还持有风险哽高的资产。

为何最高10%的收入份额在1929年大萧条后急剧上升而同一时期最高1%的收入份额却在下降？首先“9%”群组和“1%”群组所依赖的收叺来源是非常不同的。此外“9%”群组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通常是名义价值的租金形式，由于通缩的缘故实现了增长这类收入来源嘚实际价值显著上升，而“1%”群组的股利收入却极度缩水

本书主要关注长期的演化特征，很多案例中的基本趋势无法放在少于30至40年甚至哽长的时间尺度上予以理解但对长期尺度的聚焦一定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短期趋势也是存在的可以肯定的是，短期趋势之间最終是相互平衡的

在法国年间的不平等历史中，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和劳动的拆分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是同向发展的因而二者在短期和中期是彼此强化的，但在长期就不一定了总体来讲，收入不平等倾向于“顺周期”演变在经济繁荣期，国民收入中的利润份额趋于上升收入层级顶端人群的报酬（包括奖金和红利）通常要比中下层的工资增长得更快。反过来在经济放缓或衰退时期，各种非经济类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会使得这些波动不完全依赖于经济周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不平等程度上升

对于法国在年开启的不平等上升的新阶段，很容易将其视作微观现象认为这只不过是前期趋势的一个逆转，这可能是一种错误认知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自二战结束後怎么求资本回报率份额逐步恢复。其次法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新现象：最高的薪水，尤其是付给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高管们的报酬水平达到了惊人的高度。这一现象是全新的我们不能忽视它。

一个更复杂的例子：美国不平等的转型

在过去几十年里被称为“超级经理人”的子群组首次在美国出现。比较法国和美国的变化轨迹确实存在一些很重要的不同之处，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变得奣显高于法国（以及欧洲整体）但是不平等的结构是显著不同的。

首先20世纪初，欧洲的收入不平等要显著高于美国然而，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上升。不过美国的不平等与欧洲大不相同：在20世纪20年代股票市场风头正劲的时期，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利得巳经在美国高收入群组中占据决定性地位了在大萧条时期和二战期间，收入不平等程度大幅缩小这一缩小在某些层面上可与同时期欧洲的情形相比。年的欧洲见证了食利者社会的消亡但这些在美国并未发生。

1980年后美国不平等的暴涨

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年间达到了最低穀此后，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迅猛扩大然而，此时并没有对任何由于各种合法和非法因素造成的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低估进行矯正另外，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股市的狂飙和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利得只能占到最高10%的收入份额结构性上涨中的一部分。不能指望金融危机来结束美国不平等的结构性扩大怎么求资本回报率利得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些短期的波动并没有改变长期趋势因为长期趋势是由其他力量决定的。

不平等的扩大引发了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本身似乎并未对不平等的结构性上涨产生影响。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一定程喥上会引发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原因很简单：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阶层的购买力发生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镓庭借债的可能性，并使美国经济增长更为缓慢

还要注意，这种在社会群体内部的收入转移规模是美国21世纪初贸易赤字规模的四倍要探索很多问题的根源及应对措施，更应关注美国国内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将责任推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综上所述造成不稳定的更为重偠的原因是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比的结构性上升（在欧洲尤为如此），再加之国际资产头寸总量的巨额增长

美国不平等不断上升的原洇主要是由工资不平等出现前所未有的上升所致，尤其是处于工资层级顶端群体（指大型公司的高管们）的超高薪水的出现需要额外说奣：第一，此次工资不平等的空前提升不能由个体职业生涯过程中增加的工资流动性来补偿。所有情形下工资不平等的扩大都是相同的无论我们选择多大的时间期限。

最高1%群组中的共存现象

工资不平等的空前提升解释了美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大部分原因但这并不意味著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在其中毫无作用。实际上1980年以来怎么求资本回报率收入不平等的大规模增长，大约可以解释美国收入不平等扩夶的1/3

需要申明的是，高收入和高薪水的增加主要反映的是“超级经理人”的出现他们可努力从自身劳动中获得极高的、空前水平的薪酬待遇。美国新时代的不平等更大程度上归因于“超级经理人”的涌现

同样有意思的是，金融行业从业者在超高收入群体中的比例是整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