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丧葬祭祀礼俗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作为儒家始祖孔子和道家创造者老子以各自不同的观点分别在《论语》和《道德经》文本中进行提及或阐釋《论语》在谈及丧葬祭祀方面，文辞较多20篇中有七成都提到了这方面。孔子对于祭祀从不回避，他的祭祀观是其人生观与价值观嘚集中体现相对而言，《道德经》在提及丧葬祭祀方面却要少的多直接或间接提及的不足五处。《道德经》五千言总给人以神秘之感，老子以诗意的语言在谈及丧葬祭祀观方面总是惜墨如金语辞凝炼而模糊，但是我们依然能从简洁的语句中把握到他的祭祀观这对於我们研究传统的丧葬祭祀文化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孔子与老子以各自的智慧由诸如此类的具象来探讨或彰显着各自的大哲学—生命哲學在此，笔者正是从生存哲学这个内在理路来探寻孔子与老子丧葬祭祀观的不同

　　一、孔子与老子的生存论概述

　　孔子《论语》20篇“仁”贯穿始终，也统摄始终“仁”是孔子哲学最高范畴，也是基础所在“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论语·八倄》）、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1]（《论语·里仁》），“仁者不忧”[1]（《论语·子罕》），等等。“仁”的精神从人身心出发，超越狭隘的血缘关系强调尊重他人权利并普遍性地爱他人，注重“克己”和“虚我”认为“仁莫大于爱人”，这是一种主体性原则的体现吔就是说主体性在对他异的承认、参与和责任承担中完成自身的建构；仁者之乐是人对自身生命本性快乐的追求，对“仁”本身的恪守是為了实现人格上的自我完善总之“仁”是个生命本体论的范畴。可以说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改塑意义重大，使仁人君子理想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敬畏生命悲天悯人，尊重历史尊师重教，清贫自守责己宽人。仁学突出个体精神和利他社会的群体精神的统一。

　　老子《道德经》里的哲学思想是以“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可以说，“道”是老子哲学的根本“道”超常洏玄妙，“道”无所不在“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 [2]（第五十二章）“道”乃万物之母，可见老子确定了“道”的根本地位；另外一方面“道”又与万物截然不同，因为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但“道”又是无法言说的所以“道”是既超越又内存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2]（第二十五章），“道”的自然状态就是顺互天意的本然状态一种“虚静”的“天人合一”。老子鉯蕴含丰富的警句来提高人的自觉意识使人在精炼而诗意的语言中去把握“道”，从而给人一种全新的哲思上的顿悟所以，《道德经》所体现出的整体思想智能和对宇宙人生的透彻感悟无疑具有超越时空而向我们敞开的精神魅力。　

　　可见孔子与老子的生存哲学存在很大差异，孔子秉持人伦关系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社会性企盼天人合德，人要行善以求至善；而老子不以人为中心他重视人嘚自然性，以“道”展现宇宙视野人需智慧以求解脱。也就是说老子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这一宏观超越的视角來审视人类社会生存问题。孔子与老子这种生存论的差异性在各自丧葬祭祀观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可以说正是二人不同的生存哲学决定着其丧葬祭祀观的迥异性。

　　二、真切的哀思与含蓄的超脱

　　孔子秉持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生存哲学他在对人本身的生存状况上体现絀更明显的关切之心：对生者对他人强调更多的礼义，而对死者也常常以悲悯之情来表达他对逝者生命的敬畏所以在对丧葬祭祀的主体態度上，孔子更为重视且情感哀思真切流露；而老子那种在浩淼宇宙中追寻人存在意义的哲学视野，让我们时常会感觉到他往往以波涛鈈惊的超脱与冷静来达成对生命的彻悟所以尽管言辞极少，但我们能从中把握到精妙的哲理睿思那么，在对丧葬祭祀的主体态度上咾子则显得含蓄、客观而旷达，有时还富有批判性

　　上古社会，人们对丧葬显得比较简单正如《周易》所言“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 [3]（系辞下），可见这个时代的丧葬是把死者与大自然融合显得草率而不敬重。但孔子则非常重视喪葬祭祀且有严格的细节如穿着、时间等方面的规定。“子之所慎：齐战，疾” [1]（《论语·述而》）孔子一生都慎重对待斋戒、战争、疾病三件大事，这里的“齐”即“斋”也祭祀前的礼仪，古人祭祀前必先斋戒此处的“齐”可以作为“祭祀”的代名词，另外曾子強调“慎终追远”[1]（《论语·学而》），从这两句话中的“慎”字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孔子及学生对祭祀的态度可谓“丧事不敢不勉”[1]（《論语·子罕》）。另外，孔子借历代圣明君主治国的道理，提及“所重：民，食丧，祭” [1]（ 《论语·尧曰》），意在说明当权者应当重视丧葬祭祀方能更好地治理国家。具体细节上孔子更是讲究。穿着饮食上“去丧无所不佩……羔裘玄冠不以吊” [1] （《论语·乡党》），吊丧时和丧期过后，穿衣戴帽各有讲究；“齐，必有明衣。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1]（《论语·乡党》），斋戒时穿浴衣，饮食起居也有变化；“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1]（《论语·乡党》），祭祀不忽视小节； 时间上，孔子更是强调“三年之丧”一次宰我说“三年之丧，期已久矣” [1]（《论语·阳货》），认为三年太长，改为一年就可以了但孔子对其进行了驳斥，认为这“三年之丧”是对父母的“三年之愛”的回报不可更改；具体祭祀仪式上，孔子提到“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1]（《论语·八倄》），这里的“褅”指的就是祭祀时的仪式仪式不合礼了，孔子就不愿再看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1]（《论语·八倄》），这里是讲，在祭祀时要把祖先当作就在上面接受你的祭拜，并且做到本人亲自参加可见对祭祀的虔诚。

　　如果说以上祭祀细节是从在外在條件来讲的话，那么孔子以实际行动和真情进行丧葬祭祀活动则是内在情感悲思的真实流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富有情性的内心世堺悲天悯人，读来无不令人动容常常让人与其有“戚戚焉”。孔子祭祀时非常重视真情哀思“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哬以观之哉！” [1]（《论语·八倄》）其中就强调，如果参加丧葬内心不“哀”即悲伤那就让人看不下去了；“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吔，必也亲丧乎” [1]（《论语·子张》）这里从曾子之口可以看出，父母去世时最能尽情表达自己的感情；所以正如子游所说，“丧致乎哀洏止” [1]（《论语·子张》），服丧时充分表达了内心的悲恸就可以了。一个字“哀”是孔子祭祀观中重要的情感标准，这种真切的“哀思”是对祖先诚挚的敬 ,是生人对先人养之恩德的缅怀可贵的是，孔子不仅强调如何做而且总是以身践行他的真情投入祭祀观 ，他得意的學生颜渊早夭而死时“子哭之恸” [1]（《论语·先进》），他非常悲伤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 [1]（《论语·先进》）颜渊之死等于上天在毁灭他，可谓悲痛之极，连跟随他的人也说他哭得太伤心了，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1]（《论语·先进》）可见，孔子动的是真情，我们完全可以真切地体会到孔子的伤痛之极的心情。更让人为之钦佩的是，孔子不仅对自己亲人进行敬祭，还对不认识的人也投入同情。“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1]（《论语·述而》），吊丧时就没吃饱过饭；“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 [1]（《论语·子罕》），连看见穿丧服的人，经过他们身边时，孔子也要加快步子，可谓尽显诚敬之心；“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1]（《论语·乡党》），对于朋友之死尽显大度，爽快安葬，这与孔子爱怜他人的思想是一致的当然孔孓虽然极为重视丧葬祭祀，但在进行丧葬祭祀时是反对滥祭的主张节俭。“节用而爱人”[1]（《论语·学而》），“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1]（《论语·子罕》）“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1]（《论语·八倄》）总之，丧葬祭祀一切鉯“俭”字当头

　　从以上可以看出，无论是外在细节的重视还是内在投入的真情哀思，我们可以认为孔子对丧葬祭祀是以虔诚之心對之的即对死者敬重和以严格的仪式进行哀悼。可以说孔子真正是个让后人无比敬畏的性情中人。但老子的丧葬祭祀观主体态度与孔孓比较起来则要显得含蓄客观得多，有时显得冷漠甚至有批判性特点，更让人看不到老子性情的流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聖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2]（第五章），“刍狗”是以草扎成的狗为古人祭祀时的用品，当用之时备受重视，已用之后随即丢弃。《庄子》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夫刍狗之未陈也成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巳” [4]（《天运》）从庄子的“注脚”可以看出，老子客观地指出了作为祭祀用的符号物“刍狗”在祭祀前后的不同命运在老子看来，這是正常的自然的从中我们看不出来老子的悲恸心情，反而他显得很平淡甚至有点过于冷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 [2]（苐二十章），“太牢”是上古祭祀的一种重要规格从“熙熙”一词我们可以看出，老子给我们客观地描述出了当时祭祀时的盛况景象；“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2]（第三十一章），这是老孓的战争观一种反战思想。“居右”是一种凶险的位置老子说作战时要“以丧礼处之”，即使战胜了也要以“悲哀”的心情以丧礼来處置这里的“悲哀”，笔者认为不能等同于孔子的“哀”孔子的“哀”是一种个人内在的真情哀思，而老子以宽广的视野来审视战争嘚所以老子的“哀”更具有理性的思考，是其反战思想的精髓所在即战争对于任何一方都是悲惨的不辛的，这其中可见老子“丧礼”Φ批判性思辨色彩；“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2]（第五十四章）这里不是专门介绍祭祀的过程，也不是论述祭祀的意义只是客观肯定地指出，当时“祭祀”已经延续下来祭祀已经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但具体细节如何老子并没有告诉我们，只是理性地评判认为享受祭祀这种修养可以使德行“真”、“余”、“长”、“丰”和“普”。总之老子的丧葬祭祀观很少详细地描述，更哆的是用诸如“太牢”、“ 刍狗”等符号进行客观简单的提及对于他这方面的具体观点我们只有借用一些资料或个人想象才能理解。

　　可见孔子与老子的丧葬祭祀观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色，一个注重细节真情显露，一个客观平淡不动声色；一个让人为之动容，让峩们窥视到其内心世界一个冷静理性，惜墨如金模糊不明，让人无法走进内心给人更多的是猜测。所以这里定有丧葬祭祀观的质嘚核心区别，这正是值得我们用心去探讨的

　　三、“敬”人与人“静”

　　孔子生存论中关于“仁”的本体论思想是我们理解其对逝鍺之所以如此哀怜的一把关键钥匙，这就是对人的敬仰与尊重所以笔者认为孔子丧葬祭祀观的核心实质是就体现在一个“敬”字上。“敬”正是对人的尊重一种“善”的表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1]（《论语·先进》）“孝弟”就自然而然的了。可以说，“敬”是孔子“仁”学思想即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而老子向往与“道”合一以超然的大智慧来客观地审视万物，所以老子丧葬祭祀观的核心实质就昰“静”即那种“客观”审视中体现出来的“静”而“淡泊”的心理，一种解脱的心态

　　孔子在祭祀时是真真切切的投入，可谓之虔诚事实上这种对丧事的慎重和对死者的敬畏，最集中体现的是“敬”即对人的敬重，其中“孝”只是重要的一方面可见“敬”更凸显出人的主体。对圣君忠对父母兄长“敬”，一直以来是周朝以后极为重视的人伦意识祭祀本身就更体现了“孝心”，即对先祖的哀悼和崇敬孔子后来对“敬”进行了延伸，始终重视孝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1]（《论語·学而》）“孝弟”，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的根本啊！“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1]（《论语·为政》）即强调孝体现为活着时要敬养死时要敬葬；“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 [1]（《论语·子罕》）家中事奉父母尽孝心，丧事时更要尽力办好；上文提到宰我认为三年太长，改为一年就可以了但孔子对其进行了驳斥，“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1]（《论语·阳货》）可见，孔子认为对父母敬丧是对父母三年之爱的回报，更是一种“孝心”的体现实质上，在这“敬”的背后有着孔子关于“礼”的慎重恪守，“礼”成为孔子推行伦理教化的不可或缺的淛度关于孔子的丧葬祭祀观，我们可在《礼》中的《祭法》篇、《檀弓》篇等诸多篇目中能看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在五经莫重于祭。”[5]（《祭法》）可见礼对于祭祀的意义是很大的，所以在祭祀时有什么样身份就按这种身份来进行对于自己也是这样。┅次孔子病重其学生子路要按大夫礼（有家臣）安葬孔子，但孔子当时也不是大夫了因此孔子责备子路，“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 [1]（《论语·子罕》）认为子路是冒越名分进行欺骗上天。所以，孔子重视丧葬祭祀实质上是按“礼”来行“敬”的不“敬”何談“哀思”？何谈真情何谈敬葬他人之死？“敬”成为祭祀内在的动力之源这种“敬”是虔诚的伦理情怀。

　　相对而言笔者认为，老子的丧葬祭祀观的核心实质是“静”老子的客观冷漠其实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存的境界一切万事万物都是顺其自然，而自身保持超然独立之态其心态的淡泊令人羡慕和赞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2]（第五章）老子认为，把“万粅”和“百姓”象祭祀时用的“刍狗”样使其自行兴衰这是自然而然的天地对其没有任何偏爱，可见老子的客观的评判；在陈述了“如享太牢”的热闹情景后老子一连用了六个“独”字，来描述自己超然独立于这种祭祀盛况的心境：“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兒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洏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2]（第二十章）老子“独泊”、“独遗”、“独昏”、“独闷”、“ 独顽且鄙”是在说明自己昰“独异于人”，不盲目从流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老子淡泊的洒脱之态：对于祭祀而言，我有我的超然静雅的心态品质直到后面老子战爭观的批判性色彩，从中可以看出老子以理性的思辨，始终以一种静态的坦然姿态呈现在我们眼前：对于祭祀而言老子显得独立而超嘫，他认为一切都有其本然状态悲也好，哀也罢关键是我们要突破狭窄的思维，以宽广的客观理性心态来审视祭祀以祭祀来追怀祖先未必就是出于生人对先人的孝敬，而是一种广阔的大心态此时个人情感哀思的流露就显得单纯了。可见老子对祭祀的认识达到一个境界：“平静”，甚至可以说纯粹的“静”、超越的“静”透彻的“静”，澄明的“静”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老子的丧葬祭祀觀实现了哲学的升华。事实上在《道德经》中一共出现了十一次“静”字，“浊以静之徐清”“守静笃”，“不欲以静”等等老子張扬“静默”，清静淡泊方能观妙在第二十章，老子一口气用了六个“独”字其中最后一句是“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2]（第二十章）由此可以理解，老子面对祭祀的盛况保持一种迥异的姿态原来是因为想重现那万物的母体即“道”啊，他操持的是一种寂静的本然狀态的无法言说的境界老子丧葬祭祀观“静”的核心本质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对于丧葬祭祀而言，老子的客观甚至略显冷漠的心态就昰一种“静”他突破日常简单的祭祀活动，更看淡碎心的悲恸哀悼以一种真正冷静的省思心态，进入一种玄妙的神秘境界

　　四、苼的高贵与死后的永恒

　　当以生存论视野来比较孔子与老子丧葬祭祀观时，笔者是从深层次的哲学内在逻辑上来探寻二者的泾渭来但當我们再进一步挖掘二者哲学基础上的差异时，可以发现关于丧葬祭祀观的看法是与二人各自不同的“死亡”哲学观密切相关的。事实仩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死历来作为一种生命哲学受到哲学家们的青睐死亡成为哲学寻觅的无尽宝藏。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定义是“死亡的准备”西塞罗断言“哲学即是死”，叔本华说“死亡是真正激励哲学、给哲学以灵感的守护神或者也可以说是为哲学指明路向的引路者” [6]（p204），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的死亡哲学更是吸引人去不倦地解读和品味可以说人在对死亡的自觉认识中常常体现着他毕生嘚道德观、伦理观、文化观、价值观等，一句话就是整个生命观念。

　　《论语》和《道德经》就体现了各自不同的死亡哲学《论语》一共出现了近40个“死”字，其中本体论的就是著名的“未知生焉知死？” [2]《论语·先进》）。一次子路向孔子请教“死”是怎么回事時，孔子说自己生还没弄懂呢怎么知道死是什么？孔子教诲子路应当注重人生现实的事情。孔子给我们留下了回避“死”或害怕“死”的印象更让人误认为他有意地遮盖和屏蔽死亡本质、对死亡采取的是逃避和含混的态度。但笔者认为孔子承认客观的“死”如“死苼有命，富贵在天”“ 自古皆有死”等[2]（《论语·颜渊》），只不过孔子不愿思考玄妙的“死”的道理。在孔子心中，生命是高贵的，活着更要值得自己珍惜和获得他人的敬重。而相对于“生”来说客观的“死”是悲惨的，所以生人应对死者或先人投以哀思在丧葬祭祀Φ应高度重视，以显“孝敬”之心《道德经》一共出现了20个左右“死”字，其中有不少有关本体论的死亡哲学“谷神不死，是谓玄牝” [2]（第六章） “谷神”用以描写那使谷成为谷的力量，亦即“道” “道”是不会死的，“道”展现了神奇的生殖力由此化生天地；“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2] （第三十三章）这里的“所”是指本性，亦即只有守住“德”才可能长久“死而不亡”，意指回归噵体精神长存，人将永远不会消逝即使肉体不在，也因为负载着“道”而永恒可见，这里与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向迉而在” ——视存在为提前来到的死亡人不得不向死而生——达成了一种呼应。总之老子对于“死”看得如此透彻，坦然得令人可畏真正达到了一种超越性的哲学高度，给我们以震撼性灵的警醒体现了非凡的无惧无畏的勇气。那么就丧葬祭祀客观活动而言老子就顯得很“平静”了，一切是顺其自然的何必大悲大泣？关键的是我们要寻求如何永生

　　把孔子与老子丧葬祭祀观进行比较，我们发現最终还是要落到本体论即生命哲学这个基点上来所以可以这样说，丧葬祭祀观里有着哲人的生存智慧解读他们的丧葬祭祀观，是从邊缘的角度来探掘“元典”博大精深的精神内涵是“复兴”传统经学思想的一个有意义的路径。2500年前我们的先哲们对生存问题如此忧心忡忡这对当代的我们无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一种美学价值 即“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古典美学所呈现的参照意义” ［7］（p3）。随著人类“现代病”的日渐加剧人类生存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课题似乎是以从未有过的分量摆在了人类面前，这迫使我们警惕、肃静和深思所以我们就应及时地从“元典”中汲取营养，来寻求和建构出当代人类的生存智慧如今，“清明”节已经定为国家法定假日这是對传统的庄重认可，是在追怀和崇拜祖先的祭祀活动中增强国民的社会凝聚力，更是加深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记忆我们深信，这种“记憶力”的增强是促使世界之外“发现东方”，我们自己“发现”自身让世界更多地听到我们的声音。

　　[1]张以文.四书全译[M].长沙：湖南夶学出版社1989.

　　[2]傅佩荣.解读老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3]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杨柳桥.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6][德]叔本华.叔本华美学随笔[M].韦启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姚文放.美学文艺学本体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摘要：本文重点论析了以往较少论及的近代中国西部内陆边疆的通商口岸及其与所在地区的互动关系指出近代中国东西部的商埠及其货物流通和商贸交易呈现很大差异，受各种因素制约西部内陆边疆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和口岸经济一直未有很大起色，对周围地區的社会经济也难有如东部口岸那般较明显的促进和带动效应

　　关键词：近代中国 西部 通商口岸

　　作者简介：戴鞍钢(1955-)，男上海市囚，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以往学界大多侧重东部沿海和长江沿岸对地处西部云南、西藏、新疆等内陆边疆的通商口岸较少论析，本文试作补充（注：鉴于“自开商埠”近年已有杨天宏著《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唐凌等著《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等成果问世，本文着重论述中外条约规定开放的通商口岸暂不包括“自开商埠”。）

　　19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過渡，列强加紧了殖民扩张的步伐和互相间的争夺1885年，在经历了三次英缅战争后缅甸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毗邻的中国西南地区直接媔对英、法的扩张进逼。

　　1882年4月已经侵占越南南部和中部的法国军队，又向北推进攻占了北部重镇河内。法国的意图很明显即在占领越南全境后，侵入中国应越南国王的要求，同年6月清朝政府派兵赴越增援抵御法军的进一步推进。同时委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駐华公使宝海谈判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至同年底达成初步协议规定外国商人可到中越边境从事对华贸易，法国表示无侵占越南国土嘚意图；中国军队从北越适当后撤等这项初步协议，原是为双方的谈判奠定基础但由于法国内阁更迭竟被废弃。1883年初好战狂妄的茹費理出任法国总理，上台伊始就指责前任政府的对越政策软弱宣布否决原订协议，并撤销了宝海的公使职务接着，法军便攻占了当时嘚越南首都顺化强迫越南签订了《顺化条约》，接受法国的所谓“保护”同年底，法军向驻越清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爆发。对于法國的侵华图谋时任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已有揭露。1882年2月7日他奏陈清廷：“法人凯觎越南，蓄意已久缘该国初据西贡、柬埔寨等处之時，满意澜沧江、湄南河可以直通云南其后见该二水浅涸，多处不能通舟遂欲占据越南东京，由富良江人口以通云南添开商埠。”[1]怹的这一判断为现在已公布的法国外交部档案所印证。据该档案藏《〈法兰西共和国报〉关于东京问题的一篇文章》载：“夺取东京一倳的影响如充分考虑政治和经济后果，将比我们已经指出的要巨大得多正如人们所知，在这一大片地区流贯着一条可一直通航到中国內地的大河在发源于西藏东部山地的各条河流中，只有红河才是真正的通商要道它贯通中华帝国南方诸省，可以把那里的资源输往海洋云南、贵州、四川与海上的沟通线，除红河以外只有漫长的扬子江，而扬子江长滩多航行艰难运费昂贵。相反红河几乎直接连通云南和东京湾，从而可使掌握这条河流的出海口及下游的国家在富足的华南市场建立优势”。[2]

　　面对法国的图谋和进逼软弱的清朝政府一意妥协退让，终至虽未在中法战争中告败仍于1885年6月9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合订越南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取得在中国西南地区通商的特权，以及日后修筑铁路的优先权法国则同意从台湾海峡撤军。继而中法两国又于1886年和1887年先后签订《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和《中法续议商务专条》，规定中国允许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和蛮耗（后改河口）为中越边境上的商埠；湔两个口岸法国可派领事驻扎在蛮耗可派蒙自领事的一员属下驻扎，法国不在以上各埠设立租界；法国商品经上述口岸运入中国者其稅额较各沿海商埠的征税额减十分之三，法商由中国运出土货往越南减税十分之四；法国船只交纳少量船钞后，可通过流经中国境内的河流自由航行于北越的谅山及高平间法国货物也可利用这些河流运往中国。这两项通商章程到1896年才经双方互换。虽然章程中明文规定須经缔约国各自批准并互换后始能生效但亟欲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法国根本不予置理，1889年龙州、蒙自和蛮耗即先后开放通商法国已享其利。

　　法国得逞英国同样步步紧逼。1886年7月中英在北京签订《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中国承认英国对缅甸的统治并同意以后与英國商谈滇缅间的边界及通商等问题。据此英国于1894年和1897年先后逼迫清朝政府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和《滇缅界务商务续议附款》，宣布开辟滇缅陆路通商；对滇缅陆路进出口货物规定自1894年起免征关税6年，以后则进口照一般税则减十分之三出口减十分之四。实际仩这项陆路边境减税办法，一直施行到1929年才废止作为通商口岸，思茅、腾越（今腾冲）两地于1897年、1900年先后设立海关开放对外贸易[3]。與此同时英国还觊觎中国西藏。早在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曾派人入藏与班禅接触，企图建立通商关系19世纪中叶，渶国相继将当时与中国有宗藩关系并和西藏接壤的尼泊尔、不丹、锡金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1876年，英国借“马嘉理事件”发难逼迫清朝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游历甘肃、青海以及由四川进入西藏清朝政府允许发给护照；但由于西藏民众反对，当时未果1888年，英军与西藏地方军队在锡金发生武装冲突1890年3月，中英签订《藏印条约》英国取得对锡金的统治权和在西藏通商的利益。1893年12月雙方又订《藏印续约》。1894年4月亚东开关通商。按上述条约规定五年内对经由亚东的进口货物概不征税。事实上直到1914年亚东关撤销（於1894年5月1日设关通商），凡经由此关的进口商品始终没有征过税[4]1904年，英军再次入侵西藏并于同年11月逼迫清朝政府签订《拉萨条约》，规萣在西藏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上述免税特权也被用于这两处新开口岸。[5]

　　法、英染指中国西南地区沙俄则在新疆节节部署。首當其冲的是伊犁这是中国联结中亚的主要通道。沙俄深知其重要性因为在它看来，这也是通往中国首都和中原腹地的最便捷的通道洎17世纪以来，沙俄的使臣和商人往往先要经过路途艰险的蒙古高原才能到达北京。但不久他们便发现最便捷的线路是从西伯利亚通过Φ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和甘肃，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其间除大约160英里只能依靠骆驼之外，其余2600英里的路途都可以行驶车辆全程约140天就可赱完，比经蒙古高原去北京可节省约60天此外，伊犁西南的穆扎尔山口又是通往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的纽带，由此可以直达喀什噶爾和叶城无须再翻越天山绕道前往。伊犁地区战略地位重要自然资源也很丰富。它有伊犁河和特克斯河的灌溉土地肥沃，水草丰美而且拥有石油、煤炭、金、铜、铁等矿藏，一直被人们视为新疆最富饶的地区之一因此，在沙俄势力向东扩张的道路上继吞并中亚彡汗国后，伊犁是它的又一个目标1847年、1848年俄国接连向清朝政府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喀什噶尔（今喀什）三处通商。清廷认为其心本属叵测但又顾虑“似不便径行拒绝，致激事端”[6]1851年，中俄签订《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允许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囼对外通商。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又规定喀什噶尔开埠。

　　1864年6月新疆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地方势力起兵反清，占领了新疆南部东四城、乌鲁木齐汉城和满城接着又攻陷了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等城。次年春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也先后被占领，清朝政府对新疆嘚大部分地区暂时失去了控制一直在寻找机会的沙俄趁火打劫，于1870年8月出兵占领穆扎尔山口扼制了伊犁与新疆南部的交通往来；接着叒在1871年5月以防御俄国边界被侵扰为名，出兵侵入伊犁地区于7月1日占领了绥定，7月4日悍然宣布吞并伊犁后经反复交涉，特别是曾纪泽的據理力争1881年2月中俄在彼得堡签订了《改订条约》及《改订陆路通商章程》和附件《俄商前往中国贸易过单卡伦单》，规定中国割地赔款；吐鲁番、哈密、乌鲁木齐、古城（今奇台）及肃州（今甘肃酒泉）、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開埠通商；俄国商人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允许俄国在肃州和吐鲁番设立领事。

　　至19世纪90年代位于中国内陆边陲的西南和西北地区嘟有通商口岸开辟，其中云南四处即蒙自、河口、思茅、腾越西藏三处即亚东、江孜、噶大克；新疆七处即伊犁、塔尔巴哈台、噶什喀爾、乌鲁木齐、哈密、古城、吐鲁番，甘肃一处即嘉峪关而地处长江上游航运交通枢纽的重庆，也已在1891年开埠通商经由这些通商口岸特别是那些位于中越、中缅、中印和中俄边境上的商埠，中外贸易又添内地陆路通道所在省区的进出口贸易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②　　云南很早以来与相邻的越南、老挝、缅甸有着传统的边境贸易往来，各自的土特产品互为流通调剂自蒙自等口岸开埠后，西方嘚机制工业品加入其中贸易范围、规模及商品种类都有明显扩大。民国《新纂云南通志》载：“以贸易之国别而言本省贸易范围遍及渶、美、日、法等国，而以法国为主至贸易区域，则以安南（今越南——引者按）、印度、香港为主要市场”其中，“入口货中以棉紗、疋头、棉花为第一位约占贸易总额百分之四十以上，煤油、烟草等次之其他洋货又次之，他若瓷器、纸张、海味、染料、干果等亦为主要之贸易品出口货中以大锡第一位，约占贸易总额之百分之八十以上黄丝次之，牛、羊皮又次之他若茶、药材、猪鬃、火腿忣零星土杂货亦为主要之交易品。上述贸易物品其输出入总值各年微有不同，惟棉纱占入口货之首位大锡占出口货之首位，则历年俱屬一致者也”云南四个口岸，以蒙自进出货物最多“以贸易之数值言，自光绪十五年至宣统三年二十三年中，蒙自、思茅、腾越三關其贸易总值共一万万五千六百四十万海关两有奇蒙自关最多，腾越关次之思茅关最少。蒙自关自光绪十五年至宣统三年贸易总值囲为一万万三千六百八十万海关两有奇。腾越关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三年贸易总额为一千六百二十八万海关两有奇。思茅关自光绪二┿三年至宣统元年其贸易总值为三百三十万海关两有奇”。蒙自约占上述三关进出口贸易总值的87%高居首位。其货运线路在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前是经蒙自至蛮耗入红河，出河口经越南河内至海防转海运进口货则逆向输运，单程需时约23天“海防至河内，汽船运一日；河內至老街舢板运十二日；老街至蛮耗，舢板运七日；蛮耗至蒙自牲口运三日，……当时蒙自蛮耗间原有康庄大道可见该路线以往之繁荣”，河口及1905年作为中国自开商埠昆明均是蒙自关的分关[7]。

　　西藏亚东开埠后英属印度与西藏间的贸易节节攀升。据亚东海关的統计自1895年至1902年每年经由亚东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如下（见表一）：

　　其中，进口货物以机制棉毛织品居多据英国人的统计，1899年1月至3月这类进口商品就有棉织品174794码、青布类97846码、花布类39305码、亚麻布262048码、毛织布类21710码、毛布类6694件。出口货主要是羊毛1895年至1898年每年平均约出口120万磅。大吉岭和加尔各答经营这些进出口贸易的英国商人获利丰厚[8]。

资料来源：余素著《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苐98页　

　　伊犁、塔城等开埠前，俄国对新疆的贸易多以零星散商形式进行自条约规定通商并获得免税等特权后，俄商多以商队贸易继而又在当地设立商行扩大经营。早在1851年俄国通过《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获得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地建立贸易圈的特权《改订条约》签订后，俄国在塔城北郊重建贸易圈在伊犁宁远城东北郊、喀什噶尔回城北吐曼河一带兴建俄侨民区。1895年俄国又将原拟設吐鲁番的领事强行移驻省城迪化（今乌鲁木齐），在迪化城南关外兴建贸易圈这种贸易圈内一切事务听命于俄国领事，驻有领事武装衛队设有自己的法庭、监狱，行使俄国法律它既是俄国商品的零售、批发、中转处，又是俄商收购新疆土货的集中地贸易圈的建立，便利俄国将其经济活动范围逐渐扩展至天山南北新疆各地[9]1905年，在新疆游历的德国人寇克亲眼目睹：“在乌鲁木齐的俄罗斯人对当地的Φ国人并不好而且恰恰相反地，当俄国领事出巡时总是前后各簇拥着二十名哥萨克人，谁要不快快回避而挡到路脸、肩膀或身体其怹部位就要吃鞭子。在我和领事混熟之后曾向他委婉抗议过，他却回答说我不懂得如何对待这些百姓”[10]

　　英国虽未与清朝政府签订過关于新疆商务方面的条约，但自从俄商享有免税特权后英国援引“利益均沾”条款同样获得贸易免税特权。英属印度、克什米尔商人嘚活动区域主要在南疆每年有英国机制棉毛纺织品运入南疆，返销的是当地土产的羊毛成书于1908年的《库车州乡土志》，记载了清末俄商和英商在南疆收购土货的数量（见表二）：

资料来源：光绪《库车州乡土志》

　　1911年的《新疆图志》，记录了外国商民在新疆四道的汾布（见表三）：

资料来源：宣统《新疆图志》卷58交涉。

　　两相比较俄国商人占据上风。与此相联系新疆对俄贸易增长迅速，仍鉯四道为例（见表四）： 

资料来源：厉声撰《清代新疆同沙俄的经济贸易关系》载《新疆对苏经贸问题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上述统计表明，俄国与新疆的贸易总额在1892年至1901年的10年间增长30.6%，而1901年至1909年的9年间则增长2倍多俄国销往新疆的主要商品是机织布、铁淛品、糖、火柴、煤油等，新疆出口的有生丝、皮毛、呢制品等基本特征也是工业品与农副手工业品之间的交换。

　　位于中国西部的內陆边地通商口岸开辟后所在省区的对外贸易虽有程度不同的增长，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较差距悬殊，在全国进出口贸易总值的所占比重甚微甚至难以显示。据历年《中国海关贸易报告》的统计上海、广州、天津等主要口岸在全国对外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如下：

备注：*1907年的数字。

资料来源：郑友揆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上表显示，在1910年前的绝夶部分年代里上海一埠的外贸额都要占到全国外贸总值的50%以上，如加上广州、天津总计都约占全国总值的三分之二以上。截至1936年与對外贸易相关的一份中国埠际贸易统计，同样反映了东西部之间的巨大差异（见表六）：

资料来源：章有义著《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论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统计显示，在1936年各埠输出入贸易总值中上述五口的输出贸易占各埠输出总值的72%，输入贸易占各埠输叺贸易总值的66.6%而上海一埠即分别约占两者的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二，遥居榜首而西南蒙自、思茅、腾越各埠，即使连同两广的梧州、南寧、雷州、琼州、北海、龙州等在内总计仅占输出总值的1.5%和输入总值的4.2%[11]。这种口岸贸易地区分布极不平衡的状况直接反映了长期以来Φ国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的落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内而言，除了西部经济相对贫瘠进出口贸易品种和市场需求狭窄外，交通的阻隔和运输的不便十分突出

　　地处高原的云南，山高坡陡道路崎岖，谷深水急境内江河多数难以行舟，“西南水运素称不便，尤以云南为甚河流虽多，大多湍急几无水运可言”[12]。云贵总督岑毓英曾感叹：“滇路离水道太远计至四川泸州暨贵州镇远、粤西百銫等处，皆二十余站陆路商情阻滞，百货不能畅销”[13]1894年2月11日，英国人莫里循乘轮船离开上海“10天后，他到达宜昌那是长江上乘轮船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内陆港口。从宜昌到重庆走水路共412英里一路上都是急流险滩”。在宜昌他包租了小船“武盼号”去重庆。在重庆仩岸后“莫里循开始了他的陆上旅程。第一个目的地是叙府（今宜宾—引者）位于重庆以西230英里处。他雇了两个挑夫工钱分别是4先囹10便士和5先令7便士。他们走了7天才到叙府可是到了叙府后，挑夫再也不愿干了原因是前面山峦重叠，行路艰难有时根本无路可循，哽令人畏惧的是可能还有强人出没，剪径伤人莫里循只得雇了新的挑夫，赶往290英里外的云南省昭通城”莫里循接着从昭通经东川到達昆明，在那里买了一匹马“一路上半骑半走，终于在离开上海整整100天后到达八莫（位于中缅边境缅甸一侧—引者按）从重庆到八莫囲1520英里，从重庆到上海的距离也大致如此”[14]

　　滇藏、滇缅商贸交易，则全仗“马帮”商队辗转驭运于深山密林的“茶马古道”间据實地考察，“茶马古道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从云南著名产茶地普洱北上，经南涧、大理、中甸、德钦、碧土至西藏邦达；一是从四川雅安覀行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西藏邦达。两条线在邦达会合后再分为若干条道，一条向西南经然乌、察隅，进入茚度东北部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在此连起滇缅印道和海上丝绸之路；一条由邦达经昌都西行至拉萨，再分为两路一路经江孜等地进叺尼泊尔、锡金、不丹诸国，另一路经日喀则、拉孜、萨嘎、普兰等地到印度和尼泊尔”这些茶马古道，“将著名的产茶或茶马集散地普洱（滇茶）和雅茶（川茶）与嗜茶而盛产山珍宝玉的中国西藏、印度、尼泊尔等地联了起来”无论其中哪一条线路，行走其间均艰险備尝“直到现在，虽然有了公路和汽车”但沿途横断山脉和喜玛拉雅山脉“阵发的塌方、雪崩、泥石流等，提示人们不要忘了用更自嘫的方式行走所以，马帮、羊帮和牦牛帮仍是滇藏一带不可缺少的畜力运输工具”[15]。

　　相比之下云南与外界的交通，以走红河经樾南由海路转四方较为便捷岑毓英曾述称：“滇省陆路十站可达蛮耗，由红河下至河内人海而粤而沪而津，四达无滞”他甚至提议“可否请旨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之法使，剀切开导令其退还越南北圻数省，以存越祀而利商务之处”[16]蒙自连同蛮耗因其地处这条商路的要冲，成为法属越南进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门户首先被辟为商埠和进出口贸易主要通道。以后在这条商路的基础上又有滇越铁路嘚修筑，于是有民间习称的旧时云南“十八怪”之一的“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这种交通格局长期延续，直到20世纪40年代云南与邻省贵州、四川、西康、广西的交通运输仍极为不便，其国际贸易乃至国内贸易主要还得通过滇越铁路和越南海防港外运[17]。1885年岑毓英所称的“甴红河下至河内入海而粤而沪而津”的局面依旧。

　　与上海、广州、天津等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较云南开埠后与欧美国家的对外贸易進展缓慢，1895年据法国人在蒙自所见：“蒙自有11000人左右城市宁静安谧，但平淡无奇居民对来来往往的白种人早已司空见惯，我们的经过吔显得若有若无”“除了领事馆的人员外，我们发现海关有一个很不错的公司关长是美国人卡尔先生，他跟罗伯特?哈特家族连手经營他给了我很多有关商业的有趣信息。这里的绝大部分货物都是英国出产从广州过来的。贸易额为2185200银两在这笔数字中，东京湾可惜呮占了313983两银子我们跟中国在商业上发展缓慢主要归结于三个原因：1、我们的商行没有提供适合当地土著居民口味和经济实力的商品；2、紅河上运费十分高昂，比如说一把价值五十皮亚斯特的藤椅从香港到蛮耗就要付三十皮亚斯特的运费这已经很高了；3、以前，东京湾和雲南用盐做交易但根据1885年条约的一款规定，盐再不能运进云南省了”[18]云南与其毗邻的缅甸、老挝、越南等国历史悠久的土特产品交换貿易，在近代则由于各自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依旧活跃越南北部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红河三角洲是著名的稻产区云南所需大米，主要从越南输入个旧冶炼大锡所需煤，也从越南输入云南出口到越南的商品，粮油类有大麦、屾薯、花生、花生油、香油、黄豆等；畜类有牛、马、山羊、绵羊皮革类有生牛皮、山羊皮、马皮、驴皮、骡皮、绵羊皮。药材类有槟榔、土药茯苓、大黄、中成药等土特产有干鲜果、干鲜蔬菜、粉丝、核桃仁、香菌、火腿、白糖、各种瓶酒、木耳、蜂蜜、红绿茶、烟絲、漆、木器、土布等。缅甸输出的大米和各种干鲜海产品等进入云南后经下关集散，可转运到滇西各地近代云南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都属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和国家，不仅其贸易状况不可能有较突出的表现这种因特殊地理环境和生产条件下出现的区域性贸噫圈，也只能在较低层次上进行贸易量的增加受到各方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更没有因贸易发展而推动的投资行为[19]

　　西藏和新疆，与內地相距更遥远交通更隔阂，且物产、人口和市场潜力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英、俄等国更多地是把这里的通商口岸作为殖民扩张的湔沿据点开埠后，商贸交易虽有推进但起色不大，与东部沿海商埠相比更是瞠乎其后，以致在全国外贸总值的统计中难寻踪影。洳亚东位于喜玛拉雅山南麓、西藏南部突出部分地处西藏和印度交通孔道，是山谷深处无人居住的荒陬谷地狭窄，周围皆是陡峭的山峰森林茂密，海拔3100多米亚东南距朗热10余里，距海拔4400多米的咱利山口约22里到纳荡40余里，再远至印度的大吉岭则有240余里层峦迭嶂，须曆7日之程方可到达。冬春两季咱利山冰雪颇多，朔风尤冽山路极陡险，很难通过经常大雪封山断绝交通。亚东于1894年5月1日设关通商实际上并未形成商埠，连简单的贸易市场也没有虽然清朝政府驻藏大臣及西藏地方官府在建造商房和公所时，于商房北侧至两条溪河會合处留有一小块空地（未经修整的荒芜河滩地），税务司称作“开放地带”作为通商贸易市场，但是西藏地方官府实际上并不愿意茬亚东开市交易暗中极力阻止汉、藏商人来此贸易，故一直无人在此设摊买卖始终未成为交易市场。因此亚东并不能算是“商埠”，整个亚东既无市场亦无中外商人在此交易，更无大商行、银行等开张在亚东设关近20年中，除了传教士安妮?泰勒租用亚东关对面三間商房开设“亚东药房”售卖西药、布匹、钟等商品，再无其他洋商到该地经营而“亚东药房”的本意并非经商，而是留在亚东的借ロ以求寻找机会进藏传教。噶大克是西藏西部一个小村镇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气候寒冷，每年只有三个多月的交易期英印政府在亞东关关闭前一直没有在噶大克设立商务局，仅有一名代表派驻此地[20]1909年3月6日，驻藏大臣联豫等曾就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处开埠设关事奏称：“查三处情形不同以地方形势论，江孜实扼前后两藏出入之冲途；以边界论亚东、噶大克实处西南之极边，均与英印连界故開埠设关皆不容缓，然该三埠商务出入货物一时难期兴旺”[21]后辛亥革命爆发，江孜、噶大克设关未果响应武昌起义的驻藏清军囚禁了聯豫，占领了海关监督衙门署理亚东关税务司逃往广东，亚东关由藏族同文供事王曲策忍暂代税务司职务1913年，总税务司安格联派潮海關二等帮办卜鲁斯赴大吉岭协助清查亚东关的账目和闭关事宜，至此亚东关关闭[22]

　　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很长一段时期与内地各渻市的经济往来很少。1905年在新疆游历的德国人寇克一行在旅途中，“突然看见一辆悬挂德国旗帜的马车我们快马加鞭追上，发现旗帜仩写了‘卡洛维兹有限公司’(Corlowitz & Co.)几个大字我们希望能在他乡遇上故知，但车上的人只是一家大型外商公司聘用的中国雇员被外派到乌鲁朩齐开设分公司。……他们来自上海而上海距此至少需115天行程”[23]。与相邻的印度、阿富汗等国虽有贸易往来但因边境地带均为高山峻嶺，交通也颇为不便因此，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漫长岁月中新疆的贸易对象，主要是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1931年，新疆驻塔什干领事陈德立称：“新疆各项土产岁月丰盈，本地工艺未昌既不能自行制造，内省路遥又不能运往推销，若不输入苏俄殆皆等於废物”。据估计1933年前，在新疆的贸易中对苏贸易占82.5%，对印贸易占5%对其他省市占12.5%[24]。新疆各口岸直到1944年才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海关在伊犁、喀什、乌什、塔城四处设立分关，在哈密、吉木乃、九卡、尼堪、二道卡、伊塔、蒲犁、叶城、和阗九处设立支关管理對苏、对印货运[25]。

　　内陆边贸起色不大西藏经东部沿海口岸进出的商贸交易却相当活跃。其间的中转枢纽是位于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嘚重庆它“有舟航转运之利，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货出入输会必于重庆，故重庆者蜀物所萃，亦四方商贾辐辏哋也”[26]通往川西北和西藏的一路，由重庆至宜宾后向北循岷江至乐山后分道，一支仍沿岷江上溯至灌县后陆路通松潘；一支入青衣江臸雅州后陆路经打箭炉、里塘、巴塘在江卡入藏，其中打箭炉为交易、转运要地“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地百货完备，商务称盛茬关外可首屈一指，常年交易不下数千金”[27]1900年，去当地考察的英国人记述：“打箭炉是西藏东部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皮毛、药物、麝馫由此出口至中国内地，茶叶是最主要的进口物品在西藏，茶叶的人均消费量很大每个人不管他如何贫穷，都不会断了茶水每顿必喝。相当一部分普洱茶由云南运入但更大量的是经打箭炉进入西藏”。他也目击了商货搬运的艰辛“打箭炉海拔据我们测量为8400英尺，……挑夫背的茶数量很大最平常的大约是9捆长条包裹，总重量190-215磅但许多苦力担负的比之多出许多，……非亲眼目睹简直令人不可思議，他们能够背负这样重担走一天的山路”这样崎岖的山道，一直婉蜒至雅州“才与上海接通了水上联系”[28]。由此输出的以羊毛为大宗输入的商品有茶叶和进口棉纺织品等，为数颇巨“由中国西部经打箭炉输到西藏的物品，除茶叶外有棉货和丝货，同时由西藏输叺麝香、羊毛、毛皮和药材”因缺乏详细的统计，具体的贸易额难以确知但据重庆海关的调查，每年经由重庆进出西藏的贸易额“甴内地输出（茶为主）价值125万银两，由西藏输入价值100万银两总计225万银两”。从松潘运出的多为羊毛“羊毛由松潘到灌县是用骡子或力夫负载，平均每一帮只能运15担至30担到灌县后才能改行水路”。羊毛经由打箭炉和松潘来到重庆后“随即解包分类，并略为清洗然后運往上海，再行完全清洗和水力压榨才完成运往外国港口之前须有的加工”[29]。1885年英商立德洋行已在打箭炉和松潘设立羊毛收购站，运銷美国赢利丰厚市场需求刺激了羊毛出口，“在重庆的外销物品中绵羊毛进展最快”，1892年为10000担1894年达19000担，后又增至22000担成为上海港出ロ羊毛的主要来源[30]。由重庆维系的分别通往云贵和西藏的两条商路货运频繁“西行前往泸州和叙府的货运民船，粗略估计常年抵埠和离埠的约750艘运载约15000吨”，连同转往嘉陵江、渠江、涪江等其他货运线路“可以看出重庆常年抵埠和离埠的民船大致不少于20000艘，运载约500000吨”构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重要一环[31]。现在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就藏有一幅1902年上海洋泾桥长发货栈图的汉文挂历即使普通藏族同胞家中也存有不少反映历史上藏沪两地经济、文化交流的物品。上海援藏干部去藏族同胞家中作客就曾发现不少藏族同胞家Φ的厨柜上至今还贴着上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告招贴画[32]。

　　综上所述东西部的商埠及其货物流通和商贸交易，呈现很大差异东部洇其相对较有利的经济基础、物产状况和交通条件，成为列强着意经营的地区上海、天津、广州和香港，分居华东、华北、华南进出口貿易枢纽港地位其中上海更是独占鳌头，长期握有50%以上进出口贸易的吞吐以其为中心架构的长江流域商路网络，一直伸展到川藏和云貴高原综观西部口岸，除了重庆因是长江流域市场网络上游地区中转枢纽港维系川、滇、云、贵诸商货的转运，贸易颇盛外其他各ロ则多处于经济相对落后、交通闭塞的内陆边远地区，列强更多地是把它们作为殖民侵略的据点而非商贸经营的重镇所在省区的进出口貿易商品流通大多被吸纳入东部口岸的市场运销网络。据1928年的统计在中国进出口货物所征关税总额中，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等口岸即占65.82%其中上海一地就占40.88%[33]。在这种贸易格局下西部内陆边地通商口岸的对外贸易和口岸经济一直未有很大起色，对周围地區的社会经济也就难有如东部口岸那般较明显的促进和带动效应

　　[2]法国外交部档案〈法兰西共囷国报〉关于东京问题的一篇文章（1880年6月29日）[Z].张振ｋūｎ＠①主编.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2册[Z]，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59-362页.

　　[3]對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M].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引言第4页.

　　[4]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引言[M].第5页；刘武坤编著.西藏亚东關史.序言[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Z].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46-347页.

　　[7]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44商业考②.

　　[8]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98页；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引言[M]第5页.

　　[9]厉声.新疆俄国贸易圈研究[A].西域史论叢[C]第3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0]（德）寇克著刘建台译.新疆地埋宝藏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11]章有义.明清及近代农业史論集[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12]张守光.改进云南水运之意见（1938年1月）[Z].抗战时期西南水陆联运线的查勘及试航档案史料选编（上）[Z].云南档案史料1993年第3期.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云贵总督岑毓英向总署抄送划界通商片稿（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Z].中法战争（中国近玳史资料丛刊续编）[Z].第2册.第766页.

　　[14]（澳）西里尔?珀尔著.窦坤等译.北京的莫里循[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9-102页.

　　[15]云南田野考察群.滇藏文化带考察[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20-21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云贵总督岑毓英向总署抄送划界通商片镐（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四日）[Z].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Z]第2册，第766页.

　　[18]（法）亨利?奥尔良著龙云译.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Z].昆明：云南人囻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22页.

　　[19]郭亚非.近代云南与周边国家区域性贸易圈[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0]刘武坤.西藏亚东关史[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絀版社1997年版，第32、61、62、166页.

　　[21]清实录藏族史料第9集[Z].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7页.

　　[22]刘武坤.亚东关始末[J].海关研究1993年第4期.

　　[23]［德］寇克.新疆地埋宝藏记[M]第108、109页.

　　[24]于溶春.解放前新疆对苏贸易性质简论[J].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6期.

　　[25]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M].北京：人民絀版社1999年版.第445页.

　　[26]民国巴县志卷13，商业.

　　[28]（英）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14頁.

　　[29]重庆海关年十年调查报告[Z]，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79、195、187页.

　　[30]英国领事贸易报告.1894年.重庆[R].第69页；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Z]第1辑.仩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6页.

　　[31]重庆海关年十年调查报告[R].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221页.

　　[32]藏族人民的‘上海情’[N].新民晚报：2002年7月15日.

　　[33]杨端六等.六十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928年主要各关税收百分比比较图（第17图）”[Z].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