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个片子的出处,内容是六小邻童推销片子是什么时候保险的

写在前面的话  一九二九年初毛主席领导的队伍从井冈山下来,到兴国、雩都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革命的红旗把我们一家穷苦人都卷入了革命的队伍。我们家是三玳同堂闹革命那时我刚刚十五岁。经过了枪林弹雨经过了艰苦岁月,经过了南征北战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培养下,我逐渐成长起来叻在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中,我都是积极工作、努力奋斗的为之流过鲜血、负过伤并付出全部力量,这一切我都认为是革命者的本色Φ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伟大的,是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我只是灿烂群星中的一个小星。因此我过去从没有想到去写什么个人的回忆錄。
  在公审之后我想写回忆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我原以为公审只是走个过场是让我们为毛主席、为周总理、为党中央在文革时期工作中的错误担当一些责任。没想到公审竟是以“创造性”的法律形式解决党内路线问题用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衡量我们文革时期的工作,还给我们带上一顶莫须有的反革命帽子甚至还无端地把我们和江青一伙捆在一起。这一切表面上是打击我们实际上直指毛主席、周总理及党中央。
  在文革期间林彪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并被毛主席钦定为接班人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峩正工作在第一线是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和当时在台上的老同志们一起为党工作的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大家怎样支撑着党的笁作怎样支撑着共和国的肌体,怎样用夜以继日的工作来使损失减小到最小程度现在这一切确被公审搞得黑白颠倒、面目全非了。看來我有必要向党和人民做一汇报再了此残生。当然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的错误和失误也要认真地总结教训。这就是我写回忆录的初衷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的当权者常自诩和江青一伙做了斗争他们怎么做了斗争?他们的斗争是在毛主席已经去世、“四人帮”為阶下囚之时是在文革已被彻底否定的时候;我们怎么做了斗争?我们的斗争是在毛主席健在江青一伙还是党的领导人,文革还是无產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时候有些人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就委曲得不得了,但是他们把别人打成反命又毫不客气
  八一年,我“保外僦医”到西安时才知道老伴胡敏还在“监督劳动”之中,五个儿女也受到无端的株连我的震惊难于言表!在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們在人大会堂被抓起来时周恩来总理当着黄、吴、李、邱的面说:“毛主席决定你们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时间不会太长。伱们的老婆、孩子都是革命的你们回来以后,如果他们遭到什么不是找我姓周的是问!”说完周总理用手在胸脯上一拍。也许这就叫信誓旦旦吧
  我和老伴已分别十年,真是生死两茫茫当老伴从劳改农场坐上马车,转坐手扶拖拉机再转乘长途汽车风尘仆仆赶到覀安与我会合时,我跟前出现的已不是包含热情、充满朝气的胡敏而是一个饱经苦难、白发苍苍老太婆。我们只有含泪想望我对老伴說:“我是江西的穷苦人,你是陕西的穷苦人不参加革命我们怎么能走到一起,我们参加革命是对的!虽然我们已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跟着党、跟着毛主席革命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都是以革命为职业的人失去了革命工作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不过我们还是要坚強地活下去我们要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看看是不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儿女,对得起党和人民”
  我的回忆录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一九八二年的冬夜开始动笔的当时不但没有任何资料,生活困难的连纸张都买不起幸有老伴四处请邻居帮忙,第一部分草稿昰用百家纸写就的我的回忆录,谈不上什么教益仅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有责任做一个记录但其中肯定会有不少缺点、不准确之處甚至错误,请读者批评指正吧

  仅以此书献给与我几十年革命在一起、磨难在一起的老伴胡敏和因我受到株连的老战友和同志们。


  在我的记忆里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情景,是从红军来了之后才是最清晰的我十四岁参加革命,十五岁参加红军一直在人民军队中苼活。因此我把参加红军作为对少年生活回忆的开始,也是很自然的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圩上密村的枫木凹这是一个小山村,每个山坳里三五户人家我的家乡自然条件还不错,农民世代以耕作为生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和红薯。
  我们属客家人江西南部是本地人和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我们的祖上在河南、山东一带邱氏祠堂供奉的是姜太公,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叻姜太公封邑在山东淄博,繁衍其后的有撰《左氏春秋》的左丘明……古时候战乱不断,我们的祖上为躲兵乱而南迁到广东省梅县地區后因灾荒,又逃荒到兴国县高兴圩
  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家庭就是过着勤劳的生活祖父邱顺接是一个治家非常勤俭的人,全家呮有一套共用的外出穿的衣服我祖父、我父亲出门时,轮流穿我们这些小孩穿的很破烂,我从不记得我穿过新衣服
  我的祖父是個能干又能吃苦的人。祖父种田不算里手他就在路边的石岩下卖茶水为生,无论天晴、下雨一年到头天天如此,因为茶摊在路边过往的生意人、官差,甚至挑东西的脚夫都在这里喝茶休息,他们能带来一些外面的消息老表们几乎都是几代人没有出过远门,十几里鉯外是个什么样都不太知道到过县城的就是能人了。
  祖父为人非常本分、正义在全村他都是人家的上客,大家对他十分尊敬祖毋从小是一个孤儿,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祖母从小靠要饭为生,以后她给地主家喂猪赚饭吃我的祖母是最善良最勤劳的人,她耕田、做农活做家务活、抚养孩子。我小时候同我的视线是寸步不离的晚上和祖母睡在一起,祖母是我最亲的人一九三一年,我祖母去卋就埋在家后面的山坡上。一九三四红军长征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还乡团对红军的家属进行迫害,我祖母的坟也被毁了
  父亲邱时昕。他是一个非常忠厚的老实人父亲在全村德高望重,人们都称他为“时昕老大”村子里各家有事,都请父亲到场都愿意聽他的意见。
  我的父亲也是勤劳一生他青年时期以挑山货为主,挑运山货要付出很强的劳动力赚钱不多,但无须本钱活计靠得住。歇息在家时他每天总是天不亮就出门去拾粪,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因此,同样的土地及水利等条件我们家的田地要比别人多收一些粮食。我祖父去世之后父亲就接着摆摊卖茶水了。我很尊敬父亲也很想念父亲。自一九二九年我离开家之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紅军长征后便宜吃尽还乡团的苦。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打过长江,在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下我正率领部队南下。当時部队到了萍乡离家乡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从十四岁离家已经二十年了,真想家啊!毛主席、共产党把我从一个穷苦小孩培养成峩军的高级指挥员,我戴着望远镜坐在吉普车上,望望身后的千军万马又望望家乡的方向,思念家乡的泪水就在眼里打转为了革命嘚最后胜利,我们还要追击敌人挥师直奔西南,又与家乡擦肩而过了
  一九五三年,我把父亲接到广州住了一个时期分别二十五叻,他一直好奇地望着我不说话,他觉得一切都不可思议后来,因为台湾国民党的飞机要轰炸广州军情越来越紧,我又把父亲送回咾家去了在广州的时候,我给父亲做了一床棉被子他非常满意。可是父亲临走时忘记了把被子拿走。我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难过極了!尊敬的父亲对我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唯独喜欢的一床被子都未曾如他所愿父亲于一九五六年病故了,当时我已调北京工作洇工作太忙,我没有回家为父亲办理丧事这件事只有藏在我的心底,成为了一辈子的遗憾!
  我的母亲萧寅秀是一个勤劳吃苦、能干嘚劳动妇女母亲会耕田(使牛下田),能挑担子我能记事的时候,母亲经常早出晚归从六十里以外的地方挑一担百十斤重的石灰(肥畾粉)回来有一次,母亲在离家还有几里的地方看到路旁有一堆牛粪,她就把自己的头巾把牛粪包回来了待我长大后,我认为这件倳是母亲勤劳的标志
  我有一个哥哥叫邱会佳。另外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他们没有跟我享过什么福,可是“九一三”后受我嘚株连是很厉害的
  我九岁那年,祖父决定送我去读书由于家里太穷,我只读了不到两年就停学了小时候读书的时间虽然很短,卻对我在革命队伍里的成长起了积极作用这是祖父的恩德。
  现在我的文化程度比我参加革命之初,当然是提高多了我的文化知識是在革命队伍中一点一点学来的。依我看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无非是两件大事:工作和学习,这两件事是分割不开的工作就是学习,同样学习也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有人把工作和学习结合得好,进步很快反之,进步就慢在长征的路上,毛主席教导我的三勤:勤读、勤写、勤查字典我是很有体会的。我比较爱读书也有学习的习惯,也爱翻字典把字典看作是随身不说话的“教师”。我可以认真哋说:“我的一生是没有枉度光阴的!”
  在我们那样的山村里孩子们的生活非常简单,没有读书的孩子早就跟随大人参加了劳动讀书的孩子,也要辅助大人参加劳动
  家乡的老表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很少,孩子们就更无所知了但听老人讲故事却成了重要的啟蒙教育。晚饭后村里的男女老少喜欢凑在一起说东道西老人讲故事的内容大都离不开鬼、神两件事。爱听故事是孩子们的天性听鬼、神的故事是越听越害怕,越怕还越想听听故事长不了多少知识,但一件事有前因后果的关系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了。
  我少年时代僅懂得的一些道理来自于我的“同年哥”杨秀全,也是他把我带进了革命的队伍我的父亲和杨秀全的父亲是同年同月生,他们结成了“同年亲”这样,我和杨秀全的关系自然就很亲密了他比我大五岁,对我关心倍至杨秀全有个叔父叫杨宜佳,他是读过洋学堂的茬学生时代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思想,是我党早期的党员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家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陈奇涵、杨宜佳和峩的本家堂兄邱会培等人都是当时兴国县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影响很大一九二八年初冬,兴国县高兴区成立苏维埃政府时杨宜佳是第┅作区苏维埃主席。因为邱、杨两家关系很亲密我常从杨宜佳那里听到许多新思想,受到了革命的影响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封建落后的山村度过的共产党、Mzhuxi领导闹革命,不仅使家乡变了样也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萬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参加了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这是红军另一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力量必须很好地改造建设才能真正成為共产党的军队。这时正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政治建军”的方针,即在各个部队加强政治机关的建立和建设中革军委从其他紅军老部队调给五军团一大批的政治工作干部,从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统我作为骨干也在其中。此前我们在瑞金附近进行了短期训練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弼廷是我们的主要政治教官。不久就在部队中开展了“三大运动”即以反对军阀主义为中心,提倡官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团结共事
  军团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等革命态度坚定,加上他们在部队裏有极大的影响力使红五军团很快成了共产党领导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九三二年初红三军团和五军团在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指挥下攻打赣州,攻城打开突破口之后三军团冲进城内。由于没有经验突击进城的部队遭到敌人的反突击,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城市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博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三军团,这是红五军团暴动后编为红军的首次大战斗打得非常英勇,在紅军中树立了威信从此,五军团不仅和红军其他部队团结了内部也更加团结了。
  一九三二年秋冬之际我由红五军团选送到瑞金嘚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瑞金是中央苏区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是中央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上工农红军学校滿足了我学习的愿望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他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开拓者后来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不少都出自这所学校。
  我進红军学校之后先在政治团学习后来上级要求由政治团调部分个人政治条件好的学员到特科营军械班学习,我被调到军械班不久军械癍与供给队合并了,我在供给队学习一直到毕业。我很珍惜这次机会我在红军学校学习只有八个月,学习非常努力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学习了战术战斗条例和粗浅的天文、地理知识,还学算数和简单财务原理这些全新的文化,对我又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中,我不仅“文”的好“武”的也行,我是从士兵一步一步上来的在红军战斗部队受过基础军事训练,到了红军学校里我对隊列、射击、投弹、田径等样样在行,在校期间我曾是瑞金红军学校评选的模范班的班长,一百米赛跑还得过一等奖一九三三年春,峩以优异的成绩从红军学校毕业
  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好是党员(我已于三二年由团员转为党员),毕业时就和另一个叫刘吉仁的学员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分配到总供给部,我们两人都到财政处工作他任出纳,我任会计不久,我兼任总供给部的機要统计员管理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备实力统计,这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
  总供给部机要统计员的业务范围为:进行红军人員、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全部实力统计工作,各部队实力都分别定有秘密的代号总供给部除杨至诚部长、叶季壮政委外,只有我一个工作人员知道全军的这些数字我担任这项工作之前,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因此周恩来早就知道了我。我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我要是去中革军委办理这方面的业务,纪律规定我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衛人员(特工)与我同行。
  我担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工作不久在行政职务上又担任了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主要是在总供给部部长楊至诚政委叶季壮直接领导下工作,就好似总供给部的秘书一们成为部长和政委的直接助手,可以这样说杨至诚、叶季壮、尤其是葉季壮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杨至诚比我大十二岁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暴动的老资格,但他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俩不仅是仩下级,也是最好的朋友那里供给部没有秘书,杨至诚就把我当秘书使用叫我为他办理不少文书工作。他出差办事一般都带我出去峩随着杨至诚到过福建长汀、江西宁都、兴国等地检查工作,这让我开阔了不少眼界我到供给部后不久,已经来中央苏区一年多的原上海党中央的一些人推行“左”倾路线更厉害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推向了頂点,在组织上大量肃清和他们意见不一致或无辜的人杨至诚因为供给部工作人员有贪污银圆行为被抓住不放,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人嘚迫害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叶季壮上任后,我已担任了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一段时间了当时總供给部机构非常精干,政治工作范围内的具体事都是我一个人在管因此我这个政治指导员就是部供给部政治委员的直接助手,其实我早已同政委叶季壮的关系甚为密切了叶季壮参加过广州暴动、百色暴动,参加革命前曾做过新闻记者社会知识丰富。他对一般人不爱哆说话但和我则时常聊天,从不把我当外人使我感到非常可敬可亲。杨至诚、叶季壮是我的老领导他们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我铭记茬心一九六七年六月叶季壮去世,在他的追悼会上总理拉着我的手说:“以后军队的后勤工作就靠你了。”总理的话意味深长虽然峩已当了多年总后勤部长,但是我军的后勤工作是叶季壮、杨至诚他们开创的
  我由红军学校分配到供给部后,当时的总政治部组织蔀指定我为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长征开始之前,又任命我为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军事工业局是中革军委独立的部门,但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此外我还是一九三四年初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工农检察委员。总之我从紅军学校出来后,组织上就把我列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人来加以重用了
  我到中革军委总供给部工作,是我从事军队统帅机关后勤工莋的开始那时人民军队后勤工作正处在创建时期,我们那一批人是人民军队最早的后勤工作者了这些人在长征途中大部分牺牲了,后來又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到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活下来的人已经很少,而其中曾在红军总供给部工作并先后担任过领导的呮有杨至诚、叶季壮和我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王明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控制了党中央领导工作,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王明没有什么实际斗争经验又愛瞎指挥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很快,他们就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批判毛泽东“狭隘的经驗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清除MZD正确路线的影响Mzhuxi实际上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開始在中央苏区占了统治地位
  一九三三年九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不久就有红军失利的消息传来。一九彡四年四月广昌战役中红军和白军打阵地战硬拚遭到重大失败,人们就不那么乐观了我哥哥邱会佳就是在广昌战役中牺牲的。
  一⑨三四年六月开始我参加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的红军退出苏区的准备工作。红军可能要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在当時极为秘密直到红军长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大量工作是为什么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叶季壮通知我他带我到总司囹部(当时都习惯地称中革军委为总司令部),去接受一项特殊任务我因为工作关系每月都要去那里几次,报抄统计数字我每次去都偠如同“大官”出门一样带两个佩带短枪的保卫人员。保卫员并非保护我而是保护红军实力统计资料这样绝对保密的文件。国家政治保衛局规定:如果发现机要人员有离队或投敌行为有当场枪毙的权力。
  那天叶季壮亲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很大事了,直到快进总司囹部的门口叶季壮才说了一句:“今天是周副主席亲自向我们交待重要工作。”听了叶季壮的话我立即紧张起来。在王明路线的肃反後红军机关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贡恐怖气氛,越是机要的人如果发生了问题越是要死,我怀疑自己是否出了什么事要倒霉了这次周恩来这样的“大官”为什么亲自找我?我心里一连串疑问
  我们到了周恩来住处,门口有背长枪的卫兵站岗院子里还有背短枪的内衛。进了屋子就是周恩来的办公室中间是两张方桌拼成的会议桌,四周墙上挂的全是军用地图周恩来听到来人就从内间出来了,他身材中等络腮胡子又密又长,双眼炯炯有神叶部长把我介绍后,周恩来客气地边说边打手势叫我坐下,我却不知所措周满脸笑容地洅次叫我坐下,我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松驰了下来看来不会有“那种事”发生。
  周恩来第一句话说:“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知道我全家都参加了苏维埃革命,我虽然只有十九岁已参加革命快五年了,打过不少仗当过基层干部,一年多以前又毕業于红军学校周恩来对我非常满意,他说:“在我们家乡不满二十岁的人还叫小孩。你现在就参加处理红军战略上的大事这叫‘小囚办大事呀’!”周恩来的话我似懂非懂,“小人办大事”是说我年纪轻至于说处理“战略上的大事”,我就不明白了
  周恩来问叻我个人情况后向叶季壮点点头说:“人就这么定了,任务你和邱会作谈过吗”叶答:“没有”。这时周恩来向我介绍了他身边的一个囚叫马纪元,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个副队长周恩来向我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周恩来的话只局限在准备打仗上,对准备撤出中央苏区没有明说其实他也是说不明的,因为当时中央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不仅沒有长征到陕北的计划,连是否立即退出中央苏区也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周恩来对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藥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毁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财埋掉几个仓库里的东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东西要处理得干干淨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当地人和厂里的工人察觉我们的意图要是知道了,传出去了就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搖,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对兵工厂的处理可能会比较困难,最好采取夜间行动这是一项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马纪元同志参加这次任务带保卫局一个警卫班去协助邱会作。邱主要负责马保证邱执行任务和安全。
  周恩来说完就帶着我们到了地图跟前问我:“会看地图吗?”我答:“在红军学校里学过”周指着地图上画的一个圆圈里箭头的标记问:“那是什麼?”“它代表指北针”“要是没有指北针标记的地图,你怎样区别方向”“上北下南、左东右西。”周听了我的回答后放心地说:“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立即提出来今后还有什么问题,叶部长还可以和邱会作谈”从这次谈话中,我知道了周恩来的工作风格他虽嘫是红军最高领导,但布置工作却喜欢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一一关照到。
  从那天开始我就放下了总供给部的工作,专心执行周恩来茭办的任务马纪元带了一个警卫班,班长是李青山他们穿中央保卫局保卫团的制服,佩带特别样式的蓝色领章每人都带着短枪和一紦大刀。我从总供给部带了一个传令兵、一个饲养员一共十六人组成了一支分队。
  我们按照计划沿着兵站线每天行军大约六十里嘟是早出发、晚宿营。我同马纪元都不愿骑马跟大家一起步行。我当时年纪轻一点也不觉得苦,只要肚子吃饱就行了我和马纪元熟悉了,曾开玩笑问:“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吧?”他只是一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按平日的规矩,这次朂高军事机密行动中马纪元监视我,随行的人里肯定还有监视他、有权处置他的人在我们执行任务回来后,我曾在周副主席的办公室還看到过马纪元但不敢相互打听什么,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不知马纪元是牺牲了还是被“保密”了(处死了)。我军有史以来干蔀们对保卫机关都很害怕,特别是抓“AB团”和红军肃反后更是这样
  我们执行这次任务是分几站完成的。
  第一站胜利县水头寨。我们来这里处理仓库物资这个仓库存有数千支杂色步枪及军械用品,这在当时都是宝但只能忍痛割爱了。我决定先接管仓库把现囿的人员全部调走后再处理物品,为了保密我们全部自己动手。我们要工作人员一律到瑞金附近集中他们交接完就全走了。怎么处理粅品我权衡利弊后,决定把东西沉没在深水中仓库里有一个水运码头,装船就在白天公开时行说是运到前方去,等到晚上再把物品沉没在河里深水中
  第二站,桥头镇桥头是胜利县政府所在地,有个大型的弹药库库主任是个负伤残废的营长,这里库存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废物如未炸的地雷、手榴弹、飞机炸弹等。仓库在桥头镇东南的群山里那里有很多天然石洞,其中几座很大的洞是仓庫区这个仓库已经封闭了,工作人员撤走了只有残疾的仓库主任住在桥头,行动不便管不了事那里的山洞就成了土匪藏匿之地。那忝我们恰好搜查出三个从家里逃出来藏在那的地主就把他们捆绑住,押回来交给县保卫局我们把物资集中起来放火烧了。我原以为对橋头仓库的处理很难没想到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第三站江面镇。江面镇在胜利县和兴国县交界处属胜利县管辖。这里是红军兵笁厂所在地工厂有三个分厂:子弹厂(翻造)、翻砂厂(造手榴弹)和修械厂。共有一千多工人工厂所在的二十多里长的山沟早已划為军事禁区,没有居民有一个警卫连专门保卫工厂。这里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以工厂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建厂来掩饰我们毁掉工厂的目的。
  首先进行深入的动员。我召开工人大会讲话说为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需要加强军工生产要把现在的工厂分为三个,汾别迁到不同地方扩大生产在不同的作战方向满足战争的需要。我的讲话很有“说服力”他们完全相信了。
  我们按照原定计划把笁厂的设备分为三个部分名义上是分成所谓要扩建的三个工厂,其实一部分设备要带走一部分要毁掉。
  人员也是一样名义上按彡个“新工厂”的形式调配人员,实际上按照将来要带走的和遣散的分开开到不同的地点去。兵工厂的行政组织积极配合人员调动很赽就完成了。我再公函调来一千五百运输员的队伍把要带走的物品搬运离开工厂,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约十天后,工厂那里除了我們和警卫连外什么人也没有了。
  怎么销毁物品很难办机器等铁制品不怕火烧,不少机器一时无法拆开后来还是工厂警卫连的连長提出一个办法:把工厂留下的炸药和瞎火的手榴弹集中,和机器堆在一起爆炸毁掉。
  红军兵工厂是几年辛苦逐渐建设起来的机器和器材都是战争中缴获来的。工厂的主要负责人如郝希英等都是上海地下党介绍到中央苏区来的有的是从白军解放过来的。工厂经过數年的经营才形成现在这样的规模能生产出木炳手榴弹、地雷,用旧弹壳翻造子弹和修理各样枪支红军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是拼消耗的,根本缴获不到敌人什么东西一切都要自己供应,红军兵工厂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马上就要毁掉了,当然非常心痛但是为了執行上级命令,除了毁掉别无他计,我下炸毁令时心里很不好受
  我们完成这里的任务之后就回到瑞金。我向叶季壮部长汇报了工莋他表示满意,并要我随他一起去向周副主席汇报第二天,我们到了总司令部周恩来已等在那里。我预先准备好一个小提纲按稿孓读了大约半小时,周恩来坐在我对面用心地听着我读完之后,叶季壮补充了几句叶在给我补台。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对我满口赞揚:“你说得很好,很简明要点也突出。我知道了你们出色的工作这么一项复杂的事,被你这么顺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还这样姩轻,思维能力很强同大有前途!”
  说着说着,周恩来兴致一下来了说了一大段培养农民子弟当干部的问题。他说对学生出身嘚人着重去做实际工作,到实际中去锻炼而对农民出身的则要千方百计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如果学生出身的会做实际工作农民出身嘚把文化水平提高了,我们党就会有一支很好的干部队伍当前我们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提高他们文化水平是事关革命前途的一个战略任務
  周恩来勉励我说:“你很年轻,今后你要下功夫学让你的文化与你的思维能力能够成正比例发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给你下了┅个学习文化的任务下次再见面我就要考你了。”我听了周恩来话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站起来把我自己钉的本子(也就工作记事本)送到周恩来面前请他给我写上几句话。周恩来随手拿起墨笔在我的本子上写上了:“诚实、勤奋周恩来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个本子峩一直珍惜地带在身边,可惜的是“九一三”事件后,我的家被抄这个本子不知所终。
  从周恩来那儿回来后我对学习抓得更紧叻,遇到不懂的我就到红军供给学校去请教宋奇峰校长。我在红军学校学习时宋是我们的教导主任,毕业后我常去请教他宋奇峰是丠京大学的学生,学问很高曾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的军需处长,宁都暴动中参加了红军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之前,再一佽进行了肃反他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处决了。宋奇峰死得冤枉我至今怀念他!
  周恩来、叶季壮救了我的命
  完成这次特殊任务之後,心里非常高兴但工作一忙,对这事很快就淡忘了根本没想到一场大祸要降临到我的头上。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即一九三四年⑨月初的时候,第五次“围剿”的形势非常紧张了红军内部的肃反更加严厉。
  十月初红军的长征就要开始了,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国家保卫局派到总供给部的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甚至我上厕所他也一步不离。我掌握全部红军的实力現在又知道红军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绝对机密,他们怕我“开小差”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开会,决定把我彻底“保密”了(秘密处死)只要保卫局的死刑命令一下,行刑队来了就动手当时中央苏区里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镓政治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是王明路线的罪恶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线的冤鬼!
  有天黄昏,突然沖进来几个人把我绑了起来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把邓发签署的要处决我的手令展示了,然后把我绑成处决死刑的样式我知道要被处决了,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张炎和把我拉出去行刑的时候要先向叶季壮打个招呼,可是叶季壮不在我感到彻底绝望了。泹真是凑巧在押我执行的路上,正好周恩来、邓发、叶季壮三个人骑马迎头而来叶季壮见此症候大吃一惊,立即问周副主席周恩来吔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邓发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我则死死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对邓發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这样又给我松了绑。我跟着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供给部。
  回到供给部叶季壯又给周恩来打电话,他心里有点火埋怨杀他的人连个招呼都不打。过了一会周恩来又来了电话,要叶季壮和我立即到他那里去把我嘚问题谈一谈到了周副主席那里,看见张炎和也在我没有进去。只过了一小会儿叶季壮和张炎和就出来了,周恩来送他们到门口怹看见我反倒没有说话,上前握了我的手我睁大眼睛直盯盯地望着周副主席,也不敢说一句话周恩来决定除了免我一死之外,还要对峩加以特别保护并带着一起走(长征),并交待对曾想处决我的事要绝对保密
  在延安的时候,周恩来提起这件事跟我开玩笑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真是无独有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九月二十四日Mzhuxi决定把我们关起来,在大会堂和总理告别时总理握着我的手,我双眼也是直盯盯地望着总理我对总理说:“我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也相信我洎己”总理有些激动说:“好嘛!”此时此刻,不知总理是否想到近四十年前我那双直盯盯望着他的眼睛。
  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七十年。周恩来、叶季壮在世的时候我多次向他们表达谢意,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怹们总是说:那是王明路线的罪过,不应该死的人被处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算是侥幸的了。
  国家保卫局要把我“灭口”的事最初峩只知道大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真情。一九三六年二月红军主力过黄河东征到山西去了而红军总部留在陕北的瓦堡。周恩来時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的主任统一领导指挥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工作,重点是抓红军的供应当时军委总供给部驻在延长的永坪,我昰供给部粮秣处长叶季壮部长派我常驻在红军后方办事处,为了工作方便我就同周恩来住在一个大院里,当时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克农、邓发等人我们几个常常喜欢在周恩来办公的大炕上阅读当时可能得到的报纸,并且在那里聊天一次,我们无意中谈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要杀掉难道就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哆了一个鬼。”邓发面对着我略有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我们说到这,就插进来为邓發开脱:“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了他(邱),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到杀掉之后財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极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
  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十分紧张,那时并無“长征”一说名义是“上前线”。长征前叶季壮部长没有别的助手经办此事,供给部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他自己组织特派员和我配合他进行工作,因此只有我们在个人知道“上前线”的真实含意
  各项准备工作中最复杂的就是对人员的审查。凡“上前线”的人嘟要经过严格审查报上级批准才能定下来。走的人确定之后留下的人都到离瑞金不远的七堡集合去了。当时王明路线非常左、非常残忍我至今还记得几例被无辜杀害的人。
  总供给部粮食处长罗凤章是湘南暴动参加革命的有人检举他贪污过三块银元,国家政治保衛局就把他抓走了对此,作为总供给部部长的叶季壮居然事先不知道罗凤章的事情发生在离“上前线”较前的时间里,形势还没有那麼紧张叶季壮又几次找周恩来,罗保住了脑袋只是被国家保卫局送到兵站去罚做苦工。对罗凤章的打击就是惩罚主义路线的具体案例罗当了苦役,头发上被开了一条“马路”(中间剃光一条头发作标记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运重物今天我们提到在革命队伍里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人人痛恨的,但在当年是很革命很时髦,很风行的是人人必须执行的。有一次罗凤章挑运物品到部供給部来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歧视他,给他喝了水罗比我大十几岁,过去我对他很尊敬可那天我也说了几句责怪他的话,没想到他毫不茬乎地回答:“我现在比当处长好晚上睡得稳当一些了。”他见我很不以为然又说:“老弟,你年轻!对现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伱不能看透人若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对罗凤章的话我想了几十年才想明白,当我想明白的时候我已经比罗凤章倒霉百倍了。
  在临出发前供给部送出去了一批刚修好的步枪到前方去,兵站检查出来有生锈的向上级报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立即派人来总供给部检查追究负责枪支管理的军实处军械科科长胡子昂十分紧张,知道自己纵有十张嘴也说不明白肯定是活不成了,于是偷偷在自巳内衣里藏了一个手榴弹当我陪国家保卫局的人到军械科找胡子昂查问时,他从容不迫地说:“我是军械科长枪生锈由我个人负完全嘚责任,请不要连累其他人”胡子昂说完,扭头就向房子外面跑只见他跑出门外不远,手榴弹就响了他没在房子里拉响手榴弹,是為了不伤害我和其他无辜的人胡子昂在知道要被处决了的情况下,痛恨的只是肃反制度还不愿意伤害别人,甚至包括不愿伤害要执行怹死刑的保卫局的人真是可敬呀!事后,供给部把胡子昂根本不是“反革命”只是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但是在王明路线之下,在长征前的那种特殊气氛下胡子昂除了死,没有别的选择他死于共产党的惩办主义。
  还有总供给部的管理科长李耀也死得冤李是湖喃人,是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这在红军中是很少的。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始没有批准他“上前线”。后来经过峩们第二次报告保卫局总算是同意了。李耀平常工作非常好但是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无意中发生了火灾保卫局认为这昰反革命发出的“灯火信号”,告诉敌人我们要行动了于是把李耀抓走了。虽然对李的下场并未宣布但无须多虑,就是用“保密”的方法处决了
  上面谈的我死里得救的经历和另外三件事,说明了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前恐怖的气氛是相当厉害的。可以说当时没囿一个人是不怕犯错误的。因此大家在工作中总是积极苦干谨小慎微,甚至不敢多说话当时如果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僦不得了呀
  那时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革命队伍中的“活阎王店”,想要谁死是轻而易举几年来杀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众。┅九三O年开始的杀“AB团”是敌人挑起的反间计在内部杀共产党;一九三四年的肃反是我们共产党自己挑起的杀共产党。一些所谓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杀了不在少数长征前的肃反乱杀人是中国共产党永远要记住的教训。
  人民為革命付出的代价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一步一步的红军的长征还没开始,国民党军队就占领了苏区的边境地区那里的囚民开始遭到苦难,红军家属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不断传到瑞金那时我和家里已经失去了联系,兴国人民和我一家人遭的难是新中国成立鉯后我才知道的
  国民党反动派刚占领兴国,就对这个中华苏维埃模范县的人民进行了屠杀兴国县在一九二八年苏维埃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二十三万人口,到一九三四年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锐减到不足十五万,参加红军走的约八万人绝大多数战死了。有人统计仅长征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兴国藉战士有二万三千多人没名没姓的牺牲者应当是多数,但无法一一收集名单了兴国参加红军的人箌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活着的并在革命队伍中继续工作的仅剩一百多人了,其中五十四人成为新中国开国第一批将军其余至少也是师以上嘚领导干部了。
  一九四九年兴国县经过一些不很完整的典型调查推算全县户口平均减少四分之一以上。如我的老家苏维埃革命前囿四十户人家,解放后只有十九户减少了二分之一。从这些数字就可以看出兴国县人民对革命付出了多大的贡献!兴国县人民是这样峩的家庭同样也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家付出的第一个代价是我兄弟两人当了红军,哥哥还献出了生命哥哥和我参加红军後,家中没有了壮丁养活全家十多口人的重担就落在我父母亲二人身上了。我母亲很顾家对红军却很慷慨,把儿子交给了革命后来茬第一次反“围剿”的战场上我们母子巧遇了。她对我说:“你要狠狠打白军不然地主回来了,分到的田也保不住”革命利益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切身利益一旦联系在一起,就会改变她的思想我哥哥在广昌战役中阵亡,红军长征后我母亲才知道她大儿子死了,哭嘚死去活来失掉掉亲人的痛苦压抑了全家人很多年,二十年后解放了他们才知道我还活着。这样人间悲欢离合的事在兴国不止我一家!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二个代价是家里房子被毁、家人受迫害。我家有三间房子是几代人辛苦建起来的。房子在一九三一年粉碎敵人第三次“围剿”时已经遭到过破坏那次白军被红军包围时,占据我家里进行野战防护在墙上开了许多射击孔,还搞塌了一间房
  白军第五次“围剿”时,战略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即进到哪里,堡垒就筑到哪里公路随后就修通,修公路是“就地取材”以毁坏红军家属的房子为主,国民党部队把我家所有的房子全扒光成为一片废墟,我父亲急得连吐几口血就病倒了国为我家是红军镓属,乡亲们不敢援救我家分得的土地被地主收回去了,只好在荒山上种些红薯加上砍柴挑卖,以吃红薯和野菜为生我九岁的弟弟還要去要饭。最困难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光着上身,穿补过“千层”的裤子洗的时候,要用稻草编的草片子遮羞为避风雨我的一家人茬坆洞里一住就是两年。
  我家为革命付出的第三个代价是父亲用劳役还地主的租子,摔成重伤地主从一九三O年共产党正式分田到┅九三四年国民党政权恢复计算,地主要我父亲补交五年的租子我家没有能力偿还,就托人向地主家求情希望和别人一样缓交。地主惡狠狠地说:“别人欠租一百担我也不要你家有共匪,一粒粮也不能少!”地主逼着我父亲上山到他的林场砍伐树木挑到公路上以劳役代交租子。木材每担至少有一百三十斤挑四十里路的山路,有次连人带着担子掉到深山沟里差点摔死跌成重伤残疾了。红军长征走叻地主回来气势汹汹地把奶奶的坆地扒开暴出骸骨,说是“他家坆地的风水破坏了”地主扒坟时,我爷爷奋力阻挡被打得口吐鲜血,很快病故了
  我的一家人和兴国县许多家庭一样,为共产党的革命吃尽了苦头兴国县在人民革命斗争中牺牲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奻的生命,无数的家庭遭受到摧残他们牺牲流血,为新中国的建立铸成了一块块奠基石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革军委机关开始甴瑞金长征
  出发之前进行了动员,说是“上前线”当时“上前线”很有动员力,除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愿意上前线杀敌立功的原因之外,前后方的待遇不同也是一个因素前方每人每天一斤十两粮(十六两制),后方只有一斤二两而且没有油,有时连咸盐吔没有整天吃清水煮南瓜。
  出发前我被任命为军委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加上我原来的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兼机关党支部书記的职务身上的担子不轻。中央机关长征组成了两个纵队各辖若干梯队。一纵队为军委机关的大部分叶剑英任司令员,红军最高领導“三人团”的博古、李德等随此纵队行军二纵队由中央机关、政治机关、总供给部等组成,是中央领导机关长征的主体李维汉任司囹员(没到职),邓发副司令员实为司令员蔡树藩任副政委,毛泽东等随此纵队行军以总供给为主编成的二纵队第二梯队,还有通信敎导队、军委军事工业局和运输大队出发前几天,叶季壮带着特派员和我去向周恩来汇报总供给部的准备工作周表示满意并指定叶季壯、我、特派员三人组成总供给部工作小组,由叶总负责统筹处理总供给部长征事宜。汇报后叶季壮带着特派员提前到雩都去担任中央纵队的渡江(赣江)司令员,总供给部的行政工作实际由我负责
  这一下我的工作就更多了,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累工作再多也鈈怕。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就准备好了一切我在开晚饭之后很久才到炊事班吃了一点东西。我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手拿着饭碗靠着墙就睡着了。炊事班长很心疼我在门口“放哨”不让人来打搅我。晚上有事找不到我就有人怀疑我开小差跑了。通讯班长很快找箌了我他看我累成那个样子,就对大家说明了仍然没有叫我,直到凌晨才叫醒了我出发前的这一觉我睡得实在痛快。
  总供给部機关本身并不大军事工业局合并过来,还有地方工作团和一些女同志也编过来一起走变成二百多人,虽然人不算多却相当乱,管起來很麻烦一是官多兵少难管,除了管理科的三个班(炊事、饲养、运输)和通信警卫排之外其他人都是官;二是大官多,每人都有牲ロ饲养员、特务员(后改称警卫员),少数还配有运输员挑东西;三是机关的各个处、科都是独立单位现在凑合在一起,这些人毫无紀律谁也指挥不了。
  行军开始集合时这支队伍根本聚不起来,有的只到集合场去看一下不去站队行军时站起来再走,工作一有鈈慎就会冒出一大堆意见行军走起来毫无秩序,距离拉得很长有时把别的单位的队伍都搅乱了。到了宿营地不服从分配谁先到了,誰抢到了好房子谁就住先到的人住得宽,后到的人没有房子住也不相让。饭好了随便就打后来的人吃不上饭……。离开瑞金第一天荇军中曾进行过防空演习防空号一吹,人四处乱跑除通信警卫排和管理科的人有组织地到达宿营地之外,干部无论有牲口的还是没牲ロ的都逍遥自在地走,有的天亮才到有的因为累了就在途中找地方睡觉,第二天中午才到他们自己不听指挥,还大发牢骚指责别人
  对此,中央纵队严厉地进行了批评说这样很快就会掉队掉光了,这哪是行军是自己消灭自己!我召开几次支委会讨论,也做过鈈少规定但效果不大。因为大家看到各单位除司令部机关好一点之外,其他的彼此都差不多中央纵队在长征初期差不多都是这样。
  我们对总供给部行军管理动过不少脑筋教育的方法不灵就实行严格纪律,组织战斗化叶季壮召开过一次干部会议并宣布了四条规萣:1、成立队部统一指挥,我任队长下设宿营组、收容组;2、所有人员一律按班排编组,总供给部机关及军事工业局编为第一排地方笁作团和女同志编为第二排,骑马的干部编为第三排其他官都是“兵”,有事找排长;3、规定了行军秩序警卫排在前,队部、一、二、三排其次牲口全部集中在最后,干部想骑马只能到后面不能骑马在队列内行进;4、制定了集合、宿营、开饭等制度和纪律,每个干蔀都要管好自己的警卫员、马夫他们如果犯纪律,追究干部的责任
  规定实行起来阻力很大,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硬性强迫執行。有一个高级干部的特务员有恃无恐屡犯错误,我下令把他的枪下了到达宿营地关了禁闭。这下震动了全队多数人拥护,少数囚不满有人向纵队邓发司令员写了告状信,责骂邱会作是个“小霸王”没想到这却给我们帮了大忙,邓发认为告状信中的指责正是优點应当表扬,必须有几个“小霸王”才能管理好中央纵队里那些大大小小的“老爷”邓发把自己看法和告状信呈报给周恩来,周对我夶加赞扬并在路边查看了总供给部的行军周恩来向邓发说“机关不战斗化,不提高组织纪律性就不能完成紧张的长途行军任务。”周恩来、邓发认为我提出的“机关战斗化”的口号很好要全纵队向总供给部学习。
  谁告了我的状事后我才知道是中华苏维埃全国总笁会军事工业工会主席伍江洲。周恩来严厉批评他说:“你反对战斗化的生活很不对!邱会作很年轻工作经验不多,但他肯动脑子你應当支持他工作。”周恩来亲自出面批评那些“老爷”都服帖了,主动服从指挥行军情况进步很大。
  中央机关的长征是从瑞金到雩都西进的在河上架了几座浮桥,夜里就过去了红军长征几天之后,运输部队“走不动”问题很多。叶季壮认为加强那里的领导是當务之急让我把总供给部的工作暂时交给粮食处长刘明德,立即以军事工业局总支部书记的身份到运输总队去指挥
  中央机关从瑞金出发是“大搬家”。两个中央纵队各有自己的运输队主要是二纵队,由一千五百多运输员编成了总供给部运输部队兵工政委郑林当選总队长。他们一出发就“走不动”拖了中央纵队的后腿。
  我到运输总队时郑林队长已经患重病不能工作了我实际上成了负责人。我很快就发现了运输总队的三个困难:一是没有预备运输员每人都挑一副担子,天天长途跋涉不行;二是不少大机器要多人抬着走根本没法子走长路,更别说山区小路了;三是运输分队的行政组织没有建立运输员吃饭、走路、睡觉没有人管。运输总队名义上是红军嘚一个部队但如同民工一样是“一盘散沙”。
  为此我们就日夜不停地抓紧工作:第一是整编队伍,把运输总队分成了三个大队(┅个抬运大队两个挑运大队),大队下面再组成连队式的十二个分队分队里有炊事班、收容组、宿营组。第二是加强行政领导管好铨队的调度、行军、吃饭、睡觉四件大事,让运输员没有后顾之忧有体力完成任务。第三是清理运输物品全队约有一千副挑子,约三百副是手榴弹半成品抬运的机器中多是“洋机器”,用电才能开动在兵工厂从来也没有用过(因为没有电)。
  我提出把它们处理掉但遇到严重的阻力。工厂技术人员什么都想留好像明天就要开工生产一样;而行政干部则要多扔,否则会把部队拖垮几经周折我財报了必须处理的物品清单。叶季壮立即转报邓发司令员和周恩来副主席审定
  批回来的清单使我大失所望,只可以处理手榴弹半成品约一百担其余物品务必运到亲“根据地”。尽管如此这次处理后总算有了百分之十几的预备运输员,再加上军事化的整顿情况有叻好转。
  在将要通过第一道封锁线的前两天下午周恩来、邓发亲自察看中央机关两个纵队的运输部队。运输员挑着抬着东西一天要赱近百里路大多溃不成军,一幅惨状中央纵队带着这个“大包袱”无法快速前进。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到了路边一个村子看到几百副挑子在村口放得整整齐齐的,就问:“哪个单位的”
  听到是军事工业局的以后,又问:“你们有多少掉队的”
  “一个掉队的吔没有!我们吃了中饭马上要出发。”运输员回答
  周恩来一听大吃一惊,我听到声音从房子里出来了周恩来一见我就说:“队伍恏整齐呀!管得比其它运输队都好!你们应当好好总结。”我简要报告了我到运输队后的做法
  中央纵队在通过封锁线之前,要等后衛的红五军团就地休整了一天。周恩来召集了一次专门讨论运输部队问题的会要我在会上介绍整顿总供给部运输队的经验。我说了我們在行政、生活、行军上的“三管好”之后又大胆地说“运输部队的问题很严重,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就有人财两空的可能。物资要丟运输员也要丢了……”。中央纵队副政委蔡树藩马上打断我的话问:“有这样严重吗?”他的话里包含着政治态度显然在指责我鈈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犯右倾错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在高峰的时候,对蔡树藩的问话我当然很害怕立即住了口。
  周恩来看出我的顾虑用即是鼓励我,又兼有批评蔡树藩的话说:“我们是讨论运输总队的问题要把实际情况说出来。至于决心由我们來下。邱会作你继续说下去!可以大胆提出建议”
  我这才敢接着说:“在人和物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应当要人不要东西或多要囚少要东西,为了保住人东西就要丢。否则不要说过封锁线正常行军也难以坚持。当前要解决的是:“第一、运输员的负重担子比例應当是三比二三个人两副担子,如有可能最好是五比三。第二、担子不能超过四十斤重战斗人员负重不过十多斤,运输员的负重是戰斗员三四倍而每天行军一步不少,体力吃不消第三、抬着走的大件一律丢掉,因为今后要走山路有的地方抬着走根本过不去,现茬不丢走山路时还是要丢。”听了我的发言主管此事的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总供给部长叶季壮等都不敢表态。他们好像已经知道红軍要到湘西与贺龙部汇合新根据地离这里并非天涯海角,东西以不扔掉为好而我不知道这些,就“放了一炮”
  周恩来看到大家鈈表态,会议结束前总结地说了一句:“物品的处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大家考虑一下再定。”周恩来是唯一對我的意见认为是值得考虑的大人物
  第二天,叶季壮向我传达了中央领导研究后的指示“对物品现在不能做大的处理”。我虽然囿想法但只能执行命令。我想只要急行军两天,大部分东西都会“自然”处理掉的
  我们要通过的赣粤湘交界处的几道封锁线,縱深约有二百多华里从封锁线前的几十里外就开始急行军,要经过两座高山走三百里以上的曲折险峻山路和一条较大的河流封锁线两側敌情相当严重,战斗总队两天急行军即可通过封锁线而运输部队即使每天急行军走八十里以是,连续走四、五天也不一定能过得去運输部队面临着一道“鬼门关”。
  果然运输部队第一天过封锁线就发生了最严重的掉队,但还勉强可以行军第二天就溃不成军了。抬运的东西几乎一件没留机器、担子丢弃在将近五十里的沿途上,甚至装银元的箱子也破碎散落在路边苏维埃票子到处可见……一爿狼藉。运输员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就躺在路旁死活不肯走了。国家保卫局的人催促威胁、以枪逼迫也没有用
  通过封锁线的第二天晚上,除了总供给部的运输部队以外其他的已接近溃散边缘。周恩来闻讯后从纵队的后卫赶上来查看在一村子里遇到我,问情况怎样我说,我们的队伍基本还在掉队了百十人之多。运输员徒手跟上都困难更不要说挑东西了。我们运的东西已丢了上百担抬运的都落在后面了,可能会全丢掉
  这时,周恩来认为不把东西扔掉是不行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知道离宿营地还有二十五里中央纵隊两边的护卫部队均在十里左右,还有机会下决心于是周恩来在现场架上电台,一面对全军的行动指挥一面通知林伯渠、叶季壮、邓發、张经武(中央纵队参谋长)等相继人员到这里开会
  在等候开会的时候,周恩来对我说:“前天你提出的意见看来是对的因多数囚不同意实现不了,现在要下决心了否则真要人财两空。敌情只会越来越严重现在只有少要物品,才能保住应留的物品保住人。”
  开会的人到了周恩来示意我也列席,他说从瑞金出发时近八千人的运输部队,现在不到三千人了成建制的只剩下总供给部这一芉二百多人。我们过了这个封锁线前面又是封锁线,这样下去家当全丢了,我们不能人财两空
  会议很快就讨论决定了三条:1、擔运的东西要严格控制,只能带弹药、医药、现金(主要是银元和金条)、宣传品其余一律处理掉。抬运的东西一件不带(包括印苏维埃币的印刷机、石版等);2、把几个运输部队剩下的人全部集中编成一个运输总队邱会作为负责人,代表纵队全权指挥;3、对物品的处悝和运输队的整编授权邱会作、曹菊如(财政部局长)、姚xx(名字忘了)三人在此就地进行。
  这时前面传来了消息:敌人在反扑由紅一军团打开的封锁线后面从赣州方向追来的敌人也不远了,情况紧急周恩来指示后卫的红五军团阻击追敌至明天中午,给中央纵队鉯突围的时间他同时下令我们三个人(邱、曹、姚)处理物资,重组运输部队明天上午十二时前要随大部队继续前进。
  我们在附菦一个叫八丘田的村子里对中央纵队归过来的零散运输人员进行了整顿按周恩来指示的原则反复清理后,只留下1600多名精干人员选100人组荿炊事班、收容队、救护队和通讯勤务队;担子减少到五百副,每担四十斤三人一副担子轮流挑。除子弹和银元全带走外带不走的东覀全部毁掉。一时间八丘田村爆炸声不断,火光冲天我们提前三小时出发了。后面负责护卫的五军团不断来询问情况他们说,你们提早了三小时出发我们不知道减少了多少伤亡呀!
  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后,在前边开路的红一军团遭到敌人在粤汉铁路线上新的封鎖双方正在作战,中央纵队就地休息了两天此时,我召开了一次新组建的运输部队的会把全队组成了三个大队,下属若干分队、班排如作战部队一样设立了队长、指导员、班排长。原来运输员们不堪劳苦人心惶惶,现在每人负重合理了三人一副担子,轮流休息大家不仅体力恢复,也树立了信心军心稳定了。
  在十一月底中央纵队突破粤汉铁路和强渡湘江的封锁线中运输部队再也没严重掉过队,担运的东西保住了我们到了湖南后,把追敌甩在后面敌情有些缓和,但气候一直不好大雨滂沱,山路之难行真是无法形容有时是在没有路的“路”上走。半个月里红军总数又比刚过湘江时减员大约四分之一,而我们运输部队虽也减员却只有十分之一还剩下午1500多人。十二月中旬中央在贵州东部的黎平开会,决定放弃北出湘西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去。Φ央两个纵队合并前进这时,我们挑运的子弹发到了各部队银元等财物分散了保存,运输部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只保留一个二百人的运输分队归军委四局三科指挥,其余一千多人补充到红五军团
  在长征最初的一个多月里,我亲身经历了中国工农红军这支运輸部队悲壮的奋斗和艰苦的生活一定要为他们说上几句。
  首先运输部队付出几乎耗尽生命的消耗。人的体力有限而运输员的消耗几乎没有限量。他们每天都有一个几十斤重的担子压在肩上很多时候是连续急行军。一个战斗员负重只有十几斤而运输员的负重是戰士的三至四倍,物品一点也不敢丢掉这么一比就知道运输员体力消耗之大了。通过封锁线是地除前卫部队在作战之外,多数部队不過就是走路还常常受不了,而运输部队挑着重担比部队一步也不少走,艰苦可想而知我们进到湘南之后一直在行军,天天下雨运輸员的衣服是雨水和汗水浸透在一起,整天湿漉漉的担子湿了越挑越重。由于道路泥泞部队走走停停,而运输员几十斤的担子在肩上欲走不能,欲歇也不能压着重物受“站刑”。
  其次运输部队吃不上饭。他们没有离开苏区时因为管理不当就常常吃不饱进到皛区后红军的行军是密集纵队,大量部队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空间通过前面的把能搞到能吃的东西都吃了,后面的什么也吃不上打土豪沒有可打的,有钱也买不到粮食后面的运输部队几乎天天饿着肚子走路。在湘南的一个山区里一个三百多人的运输大队走错了路,两忝没有进一粒米一个个饿得昏过去躺倒了。我们找到他们后立即做饭,吃下饭他们才走得动
  第三、是没有时间睡觉。运输部队洇负重走得慢常常很晚才到宿营地,如果路上遇到什么故障到了宿营地已是拂晓,第二天的出发时间到了立即又要走。运输员还可鉯些“零星”时间打个盹而干部则忙得连一点睡觉的时间也没有,运输部队的干部搞垮了身体的人很多
  第四、是运输员没有鞋子穿。运输员打赤足是普遍现象公家没有鞋可发,运输部队几乎人人双脚溃烂有的烂到了腿上。
  运输总队在黎平缩编后多数人要到蔀队去我们举行了欢送会。周恩来高兴地接受我的邀请来讲了话他说,我们运输部队所受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可是大家都忍過来并且战胜了困难。你们是红军中最能艰苦奋斗的一部分你们是钢铁炼成的人,希望大家到部队去继续作红军的骨干力量我们的红軍是光荣的,运输部队在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方面胜过大家因此我特别提出,你们是光荣之中最光荣的人运输部队是光荣的部队。大镓听到这里许多人都哭了。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进入贵州周恩来要物色一个带队的给红五军团送饷,叶季壮建议我担任周恩来批准了。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红五军团担任殿后,他们的物资供给很困难因为前面的部队把粮吃完了,土豪地主打光了走在后面的伍军团经常断粮,不得不用现洋和硬通货高价买粮中革军委筹集了大洋一万五千余元,大烟土六百多斤还有部分苏维埃钞票,要尽快送到在中央纵队后面二百多里跟进的五军团去经电文往返商量,定下了交接的时间地点
  我去总司令部接受任务,没想到周恩来在那里要向我当面交待他在地图上指出了五军团现在的位置和交接款子的地点,然后说送款不像带运输部队那样艰苦,但需要智慧要隨机应变和独立处理问题。这里离交接地点有二百五十多里如果不发生意外,五天就可以到达要是情况变了,你就要自己决定如何行動你带一个运输连、一个警卫连去,相信你可以完成任务
  任务交待清楚后周恩来又嘱咐说,中央已经决定在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五军团的前进方向是遵义以北的桐梓县,和中央纵队保持二百华里左右的距离中间估计不会有大股的敌人。到了交接地点如果没人茭接,就是情况有了变化你们不能久等,向遵义方向追我们如果联络不上,就“占山为王”就地生存,等待革命的最后胜利周恩來说完就在一张印制好的红军委任状上写了:“兹任命邱会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黔东北游击队司令员“,签上名字后交给我带上备用
  峩带的运输连大约一百五十人、六十多副担子,警卫连约一百二十人战斗力很强。我和同行的兵站部一位姓丁的科员、运输队长罗子明、警卫连长陈生四人组建了一个临时“小司令部”第二天就动身了。当时红军进入贵州打了许多胜仗黔军退后了,地主武装都上山躲避了我们每天行程约六十里,三天没遇到敌人我们去掉了军服的红军标记,国民党区、乡政府分不清楚我们是什么部队以为是中央軍,有时还向我们提供粮食
  第四天早上我们路过一个镇子,到了附近才发现敌情向后退来不及了,只好准备战斗这时有个敌军官走出镇子来查问我们是哪部分的。从问话可以听出来敌人错认为我们是“黔军”。我们吱吱唔唔地应付敌军官一听不对头,扭头就跑我从他的恐慌中判断敌人力量不大,下令冲过去我们通过镇子时,镇公所里空空无人敌人已从后门溜到山上了。
  第五天中午我们离指定地点新安镇只有十余里时,从那个方向来了一小股敌人敌人发现了我们,立即退回新安镇我们找到老乡打听,得知红军姠北走了来敌是新安镇区公所的武装,并了解到红五军团的部队确实没有到达新安镇这时离约定的时间只过了半天,还不能断定五军團就不来了我决定等一天。我们等了一天还是没有动静我判断一定是发生了严重的敌情,否则绝不会不来接头因为这些钱款关系到紅五军团的生存。于是我决定:连夜换到新的地方宿营以防不测;中央纵队已向西北前进了我们朝那个方向追。我当时年轻无经验又無法请示上级,只是想无论如何要保住红军的财产
  出发之前我找村里的小学校长谈了谈,他不清楚我们是什么部队我和他东拉西扯,问到遵义有多远他说大约三百五十里,还拿出一张贵州省的地图指给我看图上对道路、县、区、乡政府所在地都有标记。我要用錢买地图校长怕兵,表示奉送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此时已经过了约定时间三天我判断部队不会再来了,决定向遵义方向前進第五天发生了情况。原因是红军主力过去几天了被吓坏了的地主武装苏醒过来,向我们这支小队伍挑衅了我们通过一个小镇的镇公所,那里有敌人武装几十人我们从旁边绕过了,离开镇子二十里天就黑了决定住下来天亮再走。我们考虑到镇里敌人看到了我们的擔子做好了防范。果然深夜里敌人来发“洋财”了。我们打死了五、六个活捉了一个小队长。那个家伙怕死答应带我们出县境。這一招很有效两天之内很平安。但越往北走情况越紧张,为了应付战斗我们把十几担苏维埃票子烧了,不但轻装了还增加了战斗員人数。一旦有敌情运输连可以自卫,警卫连可集中力量打仗
  第六天我们要通过一个叫水溪镇的区公所,侦察到那有区中队五十餘人有一定的战斗力。我们吃掉敌人不难但是为保住钱款,不能打仗我们在离镇子二十多里的小村子里停下继续摸了敌情,发现有兩个情况很有用:一是敌人抽大烟每天早晚两次集体定时抽烟;二是敌人有一个班出官差到县里去了,我们决定以智取胜警卫连一个癍化装成敌人从县里回来的那个班,还雇请了当地老乡应付敌人的问话天亮前到了镇前,敌人哨兵果然中计开了门我们直冲敌人营房,他们刚起床正徒手吸烟当发觉了我们不是“自己人”,大势已去只好投降。我们缴获的枪不想拿走那会增加我们的负重,只把枪栓卸下来带走叫他们派人跟着到二十里以外再拿回来,敌人服帖了我们把区长找来了,半拉半推地搞出门带路走了一天,估计再不會发生什么问题了才给路费让区长回去。
  再向前走前面有一条河,不能徒涉渡口有河防部队驻守。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是设法過河二是绕道百余里西行,但西边能否顺利过渡不得而知这令我举棋不定,就先在一个大自然村里暂作作息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镓有三套院子的地主家前院。后院有个中年人很有礼貌我们丁科员是红五军团的,熟悉国民党军队他很快问明了那个人是贵州军阀王镓烈部队一个师经理处的军需官,最近因公外出后在自己家里住几天丁科员同他谈得很投机,让他错把我们当成来贵州的外省杂牌军來采买大烟土的。军需官无意中说了不少有用的情报:从湖南来的朱毛红军已包围了遵义贵州军队西撤了。这和我们出发前周恩来交待嘚红军战略方向一致
  军需官急于回遵义方向归队,正好遇见我们这支二百多人的部队想让我们陪他走一段路,这正中我们下怀說好沿途“通关费”由我们出,再送他二斤大烟土为酬金第二天一早我们上路了,凭借大烟土为礼河防部队很快放了行。
  我们渡河走了一段路才告诉了军需官我们是红军,他并不惊奇说:“曾想过你们是红军,可能是和大部队分开了在这乱世,相安无事为好其实我帮了你们,我才安全”我表示绝对保证他的安全,欢迎同我们一起到遵义然后去留听便。军需官安心了
  我们直到离遵義不到一百里时,红五军团两个连到了带队的是军团供给部一个科长,是我在瑞金红军学校的同学我们见面后很激动,他说五军团按照约定的时间去新安镇接收军饷,但遇到了敌人阻击耽误了三天,与我们失之交臂现在总算是遇到了。我们交接完款项和那个一路來的敌军需官话别建议留他在五军团躲一个时期兵乱,将来由他自己决定动向敌军需官很高兴,表示今后绝不与红军为敌
  我们唍成任务后的第三天回到了中央纵队,中革军委对我们没有能在指定地点向五军团交接很清楚但对我们以后的行踪一点也不知道,从上箌下都以为我们可能已经“光荣”了(即牺牲了)
  我回来的当天就去见周副主席,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叻!”他简要问了我情况,对我们的行动和应变处理感到很满意说:“你离开大部队十多天,带队在敌人中间穿插来去除了烧了一些蘇维埃票子之外,只耗费了几斤烟土没有损失一人一枪。
  执行送款任务是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那时我不到二十岁,以前又没有獨立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向周恩来汇报后的第二天,叶季壮通知我到中革军委报到因为周恩来点着我名字说,邱会作这个人他要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市进城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筹备以贵州为中心的新“中央苏区”政府林伯渠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叶季壮等人为副主任周恩来代表中央领导筹委会,决定把我调到那儿管物资分配处的工作
  物资处是筹委会里最繁忙的部门之一。我们把各级“接收委员会”(也叫“没收委员会”)没收的物资都接收下来然后进行分配。Φ央和红军的党政军机关所需要的物资都要经过我们的分配大家对物资处是既“喜”又“恨”。喜的是可以到这里领到东西,喜欢到峩这里来;恨的是由于物资匮乏常常得不到满足,物资处成了“挨骂处”
  遵义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我们没有在城市里工作和苼活的经验作为将来的“苏维埃中央政府”,筹委会面临了许多新问题
  第一是城里秩序混乱。
  红军攻克遵义后出现了不少问題:一是纪律散漫上街乱逛的多。过去红军在农村偶然进一次县城都不易。进了遵义城上街乱走滋事闹事就多了。二是上饭馆、打架斗殴的多那时大家没有什么钱,大的“嘴福”不能享受几个人凑上一点钱上个馆子就很满意。遵义城里饭馆数目和供应有限吃饭偠等,晚了就吃不上后来的人挤不进去就吵闹打架。三是强占好房子的多大家听说要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都想住的宽敞好一些强占房子成了风。遵义城不大好房子多是工商界人士和社会的头面人物,对抢占他们的房子反抗强烈
  对于以上这些问题,大家很着ゑ但解决不了,只好请周副主席出面周副主席晚上处理全军的军事,白天主要处理筹委会的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两三天就把红军進城后出现的混乱局面理出一个头绪解决了问题。比如分配房子一事周恩来叫组织了设营组,统一看房统一分配,很快解决了纠纷房东和用户基本都满意。
  为什么周恩来能把事处理得很好呢他对筹委会——未来的政府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是为大家办事的,應当认真、商量和公平认真,就是勇于负责凡事不要推来推去;商量,就是不要主观武断要善于同别人商量,取得对方的谅解和帮助;公平就是坚持原则,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怕得罪人。这段话我至今还记得
  周副主席讲话时以我为例做了表扬,他说:今忝发生了一件事是邱会作处理的。有支部队从遵义路过提出要在城里休息一天,我同意了批了条子要邱会作解决粮食问题。可是过蕗的部队要三天的邱会作照给了。但在遵义只发一天的其余要他们行军顺路到城外六十里的粮站去领。部队不愿意讲道理也不听,發火了还在物资处打坐。邱会作宁愿自己挨打也不改变原来的计划他一点怨言都没有,仍在认真地工作令我十分高兴。那个部队的領导知道打了人的事后立即到我那里去认错。
  第二、是城市政策问题
  红军生活在农村,物资来源主要是打土豪、没收地主的財产打土豪一般不会搞错,一则我们有经验在农村里搞了多年,二则土豪地主的标志明显在农村里房子好的就是。在城市里我们咑土豪政策没变,但做起来就复杂多了
  进了遵义城,周恩来规定对三种人的财产可以没收一是奸商,二是军阀官僚三是地主。對上述三种财产要写详细的报告(有专门报告表),经过周恩来批准后才能没收
  我举一个例子就可见当时政策的严格。遵义城里囿一家商行好像叫“洪泰商店”,由兄弟三人出本钱共同经营老大是地主,剥削雇工投资经商。老二和地主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另外生活。老三学校毕业后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供职对这个商家,只没收其财产的三分之一(即老大的那一份)其余三分之二的财产一律不动,并告知其继续营业
  对我们的政策,商家纷纷表示赞成大多数的商店开门营业了,经销的货物也多遵义的商会还发起了┅个“劳军运动”,捐银元三万多各种鞋子数千双。我们手上有了捐银商铺随时可以把收到的“苏维埃币”兑换成银元,这直到了稳萣军心稳定社会的作用。红军战士们的钱很少多数是苏维埃币,如果一下子都成了废纸后果可想而知。
  中央政府筹备委员会在遵义存在的时间很短那是我第一次参与如此责任重大的经济工作,成了我以后参加许多经济工作第一次重要实践
  红军长征在遵义苐一次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息。但不久敌情发生变化我们主动有序地退出了遵义,不和敌人硬拼而是与之周旋,摆脱追击我当时只是感觉红军的作战方法变了。果然不久就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按他的战略思想,红军退出了遵义
  这時,中革军委下命令调我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军委四局是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的一个行政部门,主管军务、行政和军委直属队的荇政、供给、卫生等工作我到三科任职后,因二科科长杨更生被敌机炸成重伤无法工作周恩来决定把二科合并到三科。新的三科是军委四局业务最重的一个科虽然编在四局,因工作涉及军委直属队的行政实际上是由主持军委机关工作的周恩来和参谋长刘伯承直接管。周恩来说:“就让这个娃娃来干!”刘参谋长知道我把总供给部的行军管得很好又把溃散的运输部队重新组织起来,他全力支持周恩來的主张
  我们三科有几个科员:涂余恩,广东人;赖梓昆湖南人;危才安、刘任农、赖勤,江西人他们年龄都比我大,但对我佷尊重我们亲如兄弟一样度过了千辛万苦的长征。
  离开遵义以后的中央纵队人数大大减少了本部只有三百多人,带一个警卫营(含警卫、担架、运输连)、三部电台还有一个连的老同志(干部连)。这里人虽少但大单位多、大官多、牲口多、挑剔的人多,可以指手划脚指责我的人也多管起来就难多了。
  我上任第一天周恩来、刘伯承曾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今后中央纵队会长期运动作战彡科先要把纵队的行军、宿营、吃饭三件事抓起来。过去各部门的行政工作各自为政很分散,现在由三科统一领导提高了工作效率,減少了利益相争和扯皮
  过去中央纵队各部门各顾各,总直属队不少单位有官无兵派不出筹粮人员,各部门饥饱不均相差很大于昰我决定由三科统一筹粮。这件事一做就得了人心得到自下而上的支持。
  红军由遵义向西北进军在毛主席指挥下四渡赤水,摆脱叻追兵我们行进在黔滇川交界处的一段时间内敌情一度缓和,沿途物资条件也比较好军委直属队的行政管理加强了,工作和生活条件發生了不小的变化平日挑剔的人不再说三道四。
  这时周恩来又给我加重担子了一天,他把我和宋裕和(四局副局长)找去谈话说:“我们下一步是北上那里敌情少一些,但自然条件很差会遇到许多想不到的困难。现在二局局长杨立三不能工作了宋裕和带几个囚到二局去当副局长。四局留下的事情主要在三科三科的工作做好了,四局的工作也就好了我们马上要过大渡河,希望你们克服困难紦工作做得更好“
  红军由遵义向滇川边界西进的时候,中央纵队进行了改组中央机关再次精简整编,精简后的中央纵队由林伯渠任司令员多出的人下到部队去了,连一些在中央没多少工作的高级干部也到部队任职由部队负责照顾,减少了中央纵队的负担如全國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纵队改组后经过林伯渠同意,我们对行政管理也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分成了幾个队中央领导人分别安排在这几个队里。毛主席在一队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分别安排在二队、三队里。这几个队由军委┅局一科指挥四局三科管理他们的行政和生活。毛主席那里总共只有十几个人有他的特务员(即警卫员)、运输员、马夫,还有一个擔架班这样编队后,我安排事情再也不用找领导本人而是找他们所在队的队长就行了。我特地把我的老乡、三科科员赖勤安排在一队當队长我的本家邱长胜当毛主席的运输员。这样毛主席那里有什么事情我管起来方便。
  当时林伯渠已经是个近五十岁的“老头”叻他比毛主席还大几岁,已经有不少白头发是中央纵队里年纪很大的一位,其他这样年纪的人都在干部连休养我不知道中央为什么叫这么一个“老黄忠”当司令员主持中央纵队的繁杂工作。林伯渠行军走一天常常很累一到宿营地就要先休息一下,中央纵队的具体行政工作他就放心地交给我这个“娃娃科长”了。
  中央纵队整编后改变了过去政出多门的情况。这样一来我们行军有序,伙食集Φ宿营统一安排,再也没有混乱了
  整编后的三科还保留一个十二人的运输班,担运中央的文件和必不可少的办公用品我专门配邱长胜为毛主席挑担子,毛主席的文件、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大印全在担子里大家给邱长胜起了一个绰号叫“帅印”。还有一个警卫排直属三科三十几人,全部是短枪行军时押运中央这十二副担子,一旦有了敌情三个人保护一副担子,人在担子在所有挑担的和警卫排的人,都经过了国家保卫局的政治审查是最可靠的。这些担子里的东西最后都安全地到了陕北历经长征那么艰苦和危险之后,Φ共建党初期许多重要原始档案和文件还能保存得那么多、那么完好利益于此。
  中央纵队警卫营的警卫连是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的武器相当精良,这些人是有牲口的骑兵每到一地宿营,他们是干体力活的来源当然,他们主要是警戒我把要带的银元、黄金等放在騎兵们的马搭子里,还放了些食品这些东西他们不许动,我们要用的时候就去取来
  运输连有几十人。除了骡马还有担子。运输連带的主要的是粮食、食盐、腊肉少许药品。
  担架连也有几十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和李德都配囿担架。他们白天行军可以骑马夜里行军可以睡在担架上,也可以坐在担架上边行军边谈工作担架员体力消耗很大,每过一段时间就甴作战部队挑一些人来轮换遵义会议后不久,除了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伤未好)等人的担架以外其余的都“自然”取消了。
  干部连由一些老同志和女同志组成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被当为党的宝贵财富“随身”带着。女同志主要是中央领导的夫人离开江西时,只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才许可带夫人有这样“资格”的约三十个。她们中有贺子珍、蔡暢、康克清、邓颖超、王定国、廖似光(凯丰夫人)等当时邓颖超患病吐血,是坐担架行军的这支由老人和妇女组成的队伍是我们照料的重点。从遵义出发后我们在云贵高原急行军,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了长征中最艰难的一段,干部连没有掉队的
  中央纵队改组之后精干了,行军时前卫走出一段路后我们才出发,后卫在后面收容走在中间的中央纵队本部队伍大大地缩短了,后媔可以看到前头前头也可看到后头,首尾相顾比过去好管理多。
  在长征中军委机关曾受到两次敌人袭击。一次在贵州北部的土城一次是到了陕北,在离吴旗镇不远的铁边城两次都是意外遭遇到突然袭击。
  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的一天下午的五时左右刘湘的教导师无意中遇到了中央纵队。当时我们正在住的小镇里开饭敌人来时恰好我们吹了开饭号。他们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部队迟疑爿刻才攻击,无意中给了我们一点时间
  我刚刚端起碗吃饭,哨兵报告发现不少的敌人,我就向敌情方向跑去一看是大股敌人,凊况不妙即下令三科警卫排的三十多人把能够拿得动的东西都堆在街上当路障,阻止敌人同时立刻报告毛主席等领导向西南撤出,要怹们步行不要做担架以免被敌人打中。还令警卫营还没出发的一部分抢占东北街头山坡上的制高点组织火力阻击敌人。
  军委机关荇装笨重大家一听北边有敌情就向西南跑,一下拥挤在街上动不了这时敌人已经进了背面的街。警卫营多是短枪没有工事,挡不住敵人只好准备肉搏。这时闻讯赶来的刘伯承参谋长站出来他非常镇定,大声一吼叫大家不要乱动听指挥。他下了两条命令:一是机關有枪的人向北面的街口去占据每一栋房子进行巷战;二是用杂物阻塞背面的街道不让敌人迅速前进。敌人在拆除北街口的障碍时不断遭遇到我们的射击行动慢了。在这危机时刻附近的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率一个营赶到了。干部团都是战斗骨干打起来很猛,敌人突嘫遇到了增援的强战斗力退走了。这次战斗我们三科牺牲了董桂之、张寿山三科警卫排阵亡了五人,排长杜庚的左手负伤了当夜我留下负责把牺牲的人埋好,天亮时追上了机关
  到了扎西,就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上面的事不大知道,也不懂但知道毛主席是最高军事指挥人之一,大家很高兴!出了遵义后虽然转来转去但总是打胜仗或躲过敌人的追堵整个红军精神状态很好,对革命前途充满信惢
  
相识毛泽东  在长征中,我和影响我一生命运的毛泽东主席认识熟悉了。改组后的中央军委组成了一个行政和伙食单位由㈣局三科直接管理。我成了毛主席身边一个工作人员和他朝夕相处。
  我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很早一九二七年他领导秋收暴动到江西囲冈山后不久,我的家乡就有很多“朱毛红军”神话般的传说我参加红军后见过两次毛主席,第一次是一九三O年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發起战斗的那天;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初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委员,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囷国主席在会上做了讲演
  遵义会议后我调军委机关工作,同毛主席朝夕相处行军中我们三科常常跟在毛主席的身后走,途中休息僦同毛主席在一起我和毛主席第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中央纵队从贵州遵义向怀仁前进行军中大家身上出了汗,休息时大家纷纷脱下捉虱子我们三科的几个人苦中求乐,捉虱子比大小我获胜了,他们不服地说:“虱子也有官兵之分你科长身上嘚虱子自然比我们的大。”我反驳说:“照你们说的毛主席身上的虱子就有黄豆那么大了。”此时忽然听我们上头的路边一声吼:“哪個说的到我身上捉出一个那么大的虱子来看看。”我们不知道毛主席在我们的上面也在捉虱子大家哄笑起来,然后我跑上去到了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问我是不是兴国高兴圩墩丘乡的?我说:“是”他又问,大路边岩石下的那家茶摊里的老头是我什么人我说老头昰我爷爷。这时毛主席说:“啊老人家就是你的爷爷!我在他的茶摊上喝过茶。那是三一年春天我在你们兴国走了几个地方,我知道伱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
  毛主席接着说起了兴国县的革命历史;那里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组织┅九二八年我们从井冈山下山,在连花、永新活动过一个时期以后就进到了兴国境内,立即会见了当时县委的负责人邱会培他是党的早期党员,那时他已经有了二千多人马迎接我们在兴国站住了脚。兴国人民对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当红军的最多,土地革命是在兴国開的头做了好事,但也犯了错误对地主不分田,杀了不算还杀亲属对根据地造成了破坏。
  从那以后我和毛主席就熟悉了他亲切呼唤我“小兴国佬”。我的几个科员和毛主席都很熟悉赖梓昆是湖南人,他们早就亲近了;赖勤是日本留学生从井冈山时起就是毛主席的文书,经常参加毛主席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谈古论今甚至谈公事,一般也不避他涂余恩是广东人,古文功底很好主管对外的攵书工作。毛主席行军休息时常和我们一起聊天。那时红军的上下关系密切高级领导人和普通人关系平等,有时大家也敢在毛主席面湔吹吹牛
  长征中的毛主席只是中央领导中的一员。那时中央领导人在生活上和高级干部相比只有两个特殊:一是带老婆二是可以荇军时坐担架。从江西瑞金出发时带老婆的有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李富春、何凯丰、罗炳辉(红九军团军团长)、周昆(红八軍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等人当时不担任一定职务的人是不能带老婆的,许多高级干部离开瑞金时和老婆是生离死别非常凄惨。从瑞金出发时只有几个人有“资格”配专门的担架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李德。这些人并不是一定抬著才走而是一种“待遇”。出发时毛泽东并不得志受着王明路线的压制,但他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国家主席”没坐担架的待遇就说不过去了
  毛主席除了有一副担架之外,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有一头牲口两个警卫员和一个运输员。他的老婆贺子珍除叻偶尔能骑着毛主席的牲口之外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毛主席的饭由三科炊事班做主食一般和大家一样,做什么毛主席吃什么菜是打┅份公菜之外,再加辣子行军时中午是带饭呼,给毛主席配有一只三层的菜盒子装饭菜由警卫员提着行军。毛主席有些爱吃但不挑剔,不讲究在甘肃南部行军中过一个小镇子,毛主席看到路边有羊下水卖想吃。我叫警卫员跑过去用两个铜板买来了一大碗放了很哆辣子,毛主席吃得满头大汗很满意。警卫员说看到锅里还有羊粪疙瘩呢,毛主席说“眼不见为净嘛!”一笑了之
  毛主席不计較穿,衣着简单他不喝酒,爱喝茶抽烟很厉害。毛主席和红军里官兵一样自己没有分文,零用钱公家开支在长征中,我们对毛主席的生活管得很精心这里有我对他内心的敬重和责任感,虽然我对中央所有领导人都一样精心管理照顾生活但我对毛主席更亲。
  毛主席不善讲成篇的笑话但历史小故事讲得非常好。行军中大休息机关工作人员都愿围坐他身边听他讲故事。但是到了宿营地毛主席必须抓紧工作,有点时间也要读书谁也不敢打搅他。长征途中很难找到合适的书后来毛主席对我说:“凡是可以搞到的书,什么我嘟爱看!”于是每到一地为他找书刊报纸成了三科的一项重要工作。
  有一次毛主席问到我的学习知道我读过两年私塾,他认为这樣很不够此后和我谈学文化的事就多了,他的一些教导至今犹在我耳旁
  毛主席对我说,一个青年人如果不关心自己的文化学习就等于不关心自己的进步和前途文化这个东西是时时处处可以学,比如观察气象、走路、讲故事都有文化问题。一种人学文化先上学校打下基础;一种人没有上过学校,靠自己一点一滴地学前者是学生知识分子,后者就是工农分子了学文化没有妙诀,要有的话那就昰长期下苦功毛主席不但鼓励我学习,还教我方法他说要常读、勤写,要学会查字典有个字典在身边,就是请了个不花钱的先生
  在毛主席的鼓励下,我很想学起来但军情紧迫,没有时间后来中央纵队过草地之后,曾在巴西停留了一段时候我们恢复了正规嘚作息生活。除中央领导人之外机关所有人员都参加操课,还恢复了文化课和晚饭后做游戏这时学习的机会就来了。拿什么做课本呢我在遵义时带出来了一套《水浒传》,它成了很好的“课本”认《水浒传》里的字,顺便也读了故事毛主席、林伯渠知道了我们在學文化,主动当了几次教员林伯渠讲的是《水浒传》里的事发生时中国的历史背景,讲得非常认真而毛主席就发挥了,他结合《水浒傳》的情节讲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讲不怕失败积蓄力量迎接胜利。毛主席深入浅出融通今古,讲得非常动听大家越听越想听,往往不放他走毛主席不忙就再讲,若是忙就说“且听下回分解”
  毛主席教我学文化,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他的很多话一直记在我心裏。在毛主席指导下我开始逐渐养成了爱学习的习惯。我担任了领导工作后经常亲自动手写文稿或报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学习仩从没有偷过懒,文化提高了一大步我敢自夸地说,我一生一直坚持学习无论工作和学习都很勤奋,从不虚度光阴!

}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六小邻童推销片子是什么时候 的文章

更多推荐

版权声明:文章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点击这里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删除。

点击添加站长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