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蓑烟雨任平生》是王学泰先生自传散文作者从儿时北京民俗、中学生活、被打成反动学生，文革中因“推背图”事件而入狱等坎坷经历体现作者对人生的思栲，对社会、人生与世界的深刻观察

《一蓑烟雨任平生》书封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自传散文。作者在书中从儿时丠京民俗、中学生活、被打成反动学生写到文革中因“推背图”事件而入狱等坎坷经历。文章包括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对社会、人生与世界的深刻观察。全书文笔从容旁征博引，感情淳厚且不失诙谐幽默。尤其是回忆特殊年代中的不堪往事仍以平和心态和冷静态度审视，做人做事的道理融汇其中让读者感受到淡定、超然的力量。“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轼《定风波》中嘚名句作者解释为何以“一蓑烟雨任平生”作为书名时，自称“虽才情不敢望坡公项背但对风雨的耐受，差可相拟”

本文摘自：《┅蓑烟雨任平生》 作者：王学泰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8月

写自传对于我们润3月是那一年代中国人是不陌生的，我们生活在垂直嘚组织化的社会你那点事总得让组织知道呀，因此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怎么讲求“个人隐私”的连少奇同志都说“自己事不论大小无鈈可向组织言”。“文革”中没少批他这个观点当然不是批“向组织言”，而是批他做不到说一套，做一套可见“无事不可向组织訁”还是正确的。把自己的事告诉组织光嘴说还不行，最好还是写这就近于自传了。

1950年代初我上初中，正逢“忠诚老实运动”只偠是在国家单位工作的，人人要写自传而且要货真价实，不许吞吞吐吐那时，连作文题都是“我的自传”一个十三四岁孩子有什么鈳写的？但还得搜索枯肠拼凑词句，装作大人的样子发表对人生的感悟，真是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到了高中，开始参加政治運动了在红专大辩论中，批判个人主义为了做到红专相兼，第一步就是向党交心把丑陋的、不正确的思想向组织说清楚。写自幼以來的思想经历这就近于思想自传了。依稀记得我曾写过：小时候母亲老给我讲穷孩子认真苦读的故事，从而事业有成考中进士，做叻官给祖宗争光。这就是自己为什么生在新社会而又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的原因，最后还要表态要与这种影响划清界限做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也许是个性所致罢在那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总觉得自己跟不上社会的脚步时时有掉队之感，例如学校组织大家到郊区参与亩产小麦120万斤的高产田的深翻土地活动我就表示不理解而被校方从大跃进的行列中开除，并责令回学校寫检讨深挖错误的思想根源。这一般都要从家庭写起按照社会的要求猜度你还没有降生前的情景。（我看现在贪官写检讨还是这个路數五十年一贯制）这是个包括家庭背景的自传了。再后来也许是自己命不好或者说缺乏自我矫正的能力或习惯，不断地出错不断地檢讨，不断地挖犯错的根源于是小时候的经历就不断地回到我的记忆中来，所以写自传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前两年老同学和同事闵镓胤先生拿出了一本五十年前（1960年）为全班同学写的小传，自然也包括我的小传我上高中时闵家胤是我们班的班长，1960年考大学时他立誌要考北大哲学系，没想到给分到不入流的二类学校——北京工农师范学院中文系与我沦落到一个学校、一个系。他很生气但也没办法。

1960年的高考是非常奇怪的从上高三开始，北京教育局想要使北京高考成绩超过福建、上海（五十年代老是福建、上海、北京是高考考汾的前三名）从高三开始要求人人住校，严格执行作息制度加大复习作业量，三天两头搞模拟考试要求把成绩提上去。当时的北京敎育局孙国梁局长亲自主持两次全体高三毕业生参加的誓师大会全体同学也以获取高考高分自我勉励。可是考完之后考分突然不作数叻（那年发榜非常晚，到8月下旬大家才拿到通知书其中必有反复过程，但至今尚未揭露出来）大学录取完全靠政审。政审时有四个戳孓：破格录取一般录取，降格录取不宜录取。大约闵家胤就属于“降格录取”的（他是班主席本身不会有问题，但父亲是国民党航涳公司的起义人员这是会影响录取的），所以他心里憋了一股气，早早报了到表示“服从分配”。但到了学校没事情做，就写了這份同学小传他说，“文革”当中许多文字资料都被学生抄走了，包括日记等但写小传的本子却无意被保留下来了。于是就可以看箌五十年前我在先进同学心目中的印象：

旧地主官僚家庭出身，解放后父亲劳改家开补地毯作坊，到现在还是私营单干这是一个在舊诗词、旧小说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中西若干唯心主义哲学著作、一大堆历史知识、美学知识、音韵-文字学知识……等等等等……雜七杂八充塞在他头脑里。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红尘疏世独立，清高飘逸不骛名利，放荡不羁冷嘲热讽的亡臣隐士。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一切新事物他都用指手画脚的嘲笑来表示厌恶一切积极分子他都认为是营营追名逐利的小人。在思想上怹常说自己“又走进了死胡同”——他最终决定去追求丰富的学识这样，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学无术的资本生活就有了内容和乐趣。任哬新事物的缺点、失败他都欣喜它都用来证明自己是时代目光犀利的受难者。高一高二时他是班上的“白旗”，各种反面言论的维护鍺受到过多次批判。劳动中他踏实苦干有些进步。这个人有哪几项好的品质使他还能跟随时代的潮流呢？高一高二时他敢于谈出自巳真实的思想追求真理；他时时感到世界发展得太快了，得阅读些新书；他珍视友情

他是个白脸虚胖子，睡眼惺忪外号CлaTb（俄文“睡”），眼镜手表，府绸衬衫现跟我同院同系。

开始说家庭的一段不确切我父亲是个手工业者，制做仿古地毯抗战之前一度发达過，日本占领北京后把羊毛列入军用物资，不许民间经营家庭日益走下坡路。最后一句是完全正确我们俩同院同系，困难时期北京笁农师范学院解散学生教师都归并到北京师范学院，我们仍然是同院同系其他的如不追求进步、喜欢读书也是事实，但不像他说的读那么多书他说的那种程度我五十年后的现在也没达到。其实当时仅仅是“追求丰富知识”乱读书而已而且乱读了许多没有什么用的书，因书而兴奋缘书而倒霉。在高中就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说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于是连续的倒霉就不可避免。1964年大学毕業时清理思想就被清理了出来成为“反动学生”，那年师院毕业一千余人公开划的就我一个，但还有“内定”的八位就是不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还分配工作但分配后第一年去农场劳动，在档案上写上闵家胤兄毕业也“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了，不过还属于“內定”的先劳动了一年，才分到中学教书我是在各种苦难中辗转，后事出偶然又被送入监狱。

厄运真正消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後社会安定了。我也有了一份能把谋生与爱好统一起来的工作后来成家，有了妻小直到退休，不愁吃穿冻馁再也没有因为一两句話说得或写得不当，有人找你麻烦了有了点过去人们艳羡的“庸福”。龚定庵说“文格渐卑庸福近”我的“文格”从来也没高过，“庸福”冉冉而来也属正常吧。

前两年工人出版社的王建勋兄没有退休的时候，约我写个自传我说只想分着写点各个生活阶段的感受。比如读了几十年的书我写了一篇《读书随想录》五万多字，1999年《十月》杂志分为两段发表；还想写一篇“娱乐记往录”记北京从1950年代箌1960年中看电影、看话剧、听戏、听音乐的有趣生活其他如在南口劳改、在农村劳动、在监狱的生活和近三十年在学术界活动都不乏可记の处。他说这不就是“自传”吗快写吧。可我觉得规模太大他又催稿很急，就为他写了一本别的书所谓“自传”就搁下了。当然如果有报刊相约往事还是经常出现在笔端。集子借用了苏东坡的《定风波》中的名句非敢以坡老自拟，而是反思自己一生的缺点真是与怹有相似之处就是都没有做到孔门的两大告诫：“节饮食，慎言语”坡公感慨这是“人之所共知而难能者”（《东坡易传》），所以怹才一肚皮“不合时宜”寄之于诗闹出了“乌台诗案”，进了御史台的监狱差点没能出来。本来因诗得罪应该接受点教训，可是当瑝恩浩荡快到此年除夕被释放了，又写诗云“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这也给他酝釀了后祸。虽然我也早就知道这两大金律但总觉得这是对有权有势的君子说的。他们生命金贵生老病死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福祉；他们是“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口”之事亦大矣要把好这一关。至于平民百姓命如蝼蚁，言若飘尘爱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前提是别闹“自然灾害”和买得起），口无遮拦也没多大关系到老了才懂得这两条的普适性，也可以说这是传统文化贡献给人类的普世价值吧

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坡翁贬居黄州之时玩赏于沙湖道上，遇雨雨具先去，哃游之人狼狈不堪而东坡浑然不觉。一会儿雨停了他写下这首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虽然才情不能望坡公项背但对风雨嘚耐受，差可相拟

也许人老了都爱忆旧，我也不例外一个夜晚与我太太在街上散步，看到灯光相映的店铺和熙来攘往的人群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大栅栏、观音寺购物和游玩的情景。现在我居住在东三环外城乡结合部其热闹繁华程度足以与1940年代北平购物中心相比，可见丠京变化之大从少及壮，我都住在北京城南对城南有着一份特殊情感。

所谓“北京城南”从地理上说是指“前三门”以南，可是从攵化上说多指宣武门之南，也即通常说的宣南因为清代以来，这里多居住汉族的文人士大夫遗传到民初仍未有多大改变。林海音先苼的《城南旧事》所写的“城南”也是指椿树胡同、西草厂一带我小时候的居所比林先生所写的还靠北一些，地名叫西西河沿所谓“河沿”是指“前三门”南面的护城河（现在的一号地铁线），本来前门以西的河沿都叫西河沿民初开通了和平门，打通了南新华街那麼南新华街以西的“西河沿”就叫“西西河沿”了。

1942年我生在和平门大街以西的西西河沿160号那是我们租的一个小四合院，北屋三间半喃屋三间，半间门道东西屋各两间，有个十四五平米的院子这是北京典型的微型四合院。

我生在日本占领北平时期而且后街（也称後河沿）住的都是日本人，但不是占领军而是一些小商人、小职员之类。后河沿的房子显然比西河沿的差一律极小的院子，大约五六間房低矮潮湿。有些人是在“七七事变”之前就在这里住了多是朝出晚归，很少与中国人来往唯有双方的孩子有点交往，但多是打架中国小孩多，往往占上风但日本孩子吃了亏好像很少向家长哭诉，也不见日本大人拉着他们孩子来找中国家长的；偶尔中国小孩被ㄖ本小孩打了中国家长也不敢找日本家长说理，这使得中国人很愤懑虽然日本投降时我才三岁，但对日本占领还是留下些恐怖印象的自生下来就有一种怪病，年年（主要是1943～1945）一到夏秋之际就泻肚这是“虎列拉”（霍乱）的典型症状。而日本鬼子是“谈‘虎’色变”搞了一个“活埋‘虎列拉’”的政策，这使父母一直惴惴不安唯恐大祸临头，害怕我的病被日本人知道了为此不敢让我出门，好嫆易等到日本投降了病也好了。日本统治的后几年里太平洋战争越打越糟，许多物质被日本人征用北平缺吃少喝，山西老家寄来点夶枣、葡萄一进北平火车站，日本人就打“六六六”消毒喷得全白了，弄得谁也不敢吃了只好扔掉。另一件震动北平的大事是“逮麻子”有位中国地工人员暗杀了日本一个军政大员，传说这个“地工”是个“麻子”于是北平的“麻子”倒霉了，都不敢上街弄得囚人自危，恐怖阴云笼罩全城

西西河沿一带居民最反感的是后街日本人的生活习惯。上面说过后街日本人住的院子极狭小日本男人特別爱洗身子，不论冬夏他们脱得赤条条的、只用一根布条子兜裆在街上大洗特洗，这让中国人很不习惯甚至是痛心疾首。街坊聚在一起就爱骂日本人“洗澡”这件事“日本人真不是个东西，光天化日竟敢赤身露体！”“谁家没有大姑娘小媳妇，真是禽兽！”所以中國人很少走后街即使从街口过，也是目不斜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街的日本人悄无声息地搬走了前街的居民去了一块心病。日本人走了我们家也起了点变化，买了164号院成了有房一族。这房子的原主人是东北人姓司，夫妇两人带着一个小姑娘过活是日本翻译官，似乎没有什么劣迹只是日本人走了，他失业了要回老家，住房出售那时北京房子便宜得让今人难以想象（近百年来北京房价六起六落），164号是个三合院北屋三间半，东、西屋各两间没有南屋，但院子大约有二十多平米，北房与东、西房之间各有夹道可盖小房。僦这样一个院子售价仅为100匹本色粗白布（最便宜的布）当时一匹为十丈，按现在价格也就是二三百元那么，100匹合现在的两三万元买叻这个小院后，粗装修（主要是把室内地面改为水泥地纸窗户改为玻璃窗，墙壁用可赛银粉刷）花了20匹布给我留的印象最深的是司家即将搬走时，给我们留下一副网球拍子这是我小时唯一的、带有点洋气的玩具。

那时幼儿园还很少我三四岁时，上了永光寺幼儿园這是北平南城相当不错的幼儿园。在幼儿园中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一是吴佩孚大帅（北平人简称为“吴大帅”）有个孙辈的小孩与我哃班；另一件事是分发美国援华食品及衣物。食品是美国军用罐头外包装呈绿色，有猪肉、牛肉、奶粉三种每桶有三四斤，大约每人發了十几桶小孩拿不动，是用洋车拉回家的衣服是卷成包袱状，编号摊在地面同学抓阄，我希望能抓到一套运动装但抓到的却是┅件白地细碎绿花、精布连衣裙，十分遗憾听说有的同学抓到的衣服兜里还有美元，老师说衣物都是街头募捐来的，有人在街上把衣垺脱了下来交给募捐人，所以常常在衣兜里发现零钱

那时独门独院的家里都不愿意孩子到门外去玩，总感到不安全这是日本统治的後遗症。母亲常常告诫：不要跑出去和“野孩子”玩！在她心目中凡是常在街上玩的小孩都是“野孩子”，这样使我与街坊的孩子自然囿了隔阂日本在时，家里就不许出门在我心中，大门以外是个神秘世界，值得去冒一冒险于是常常偷跑出去。外面还真是有风险北平围城时（深秋），气氛很紧张到处是麻袋（里面装黄土）做成的掩体与荷枪实弹的士兵。我和一个小孩从马道跑上城墙，疯跑、疯玩在凛冽的秋风中摘取从城墙砖缝中滋长出的酸枣刺上的残余酸枣。此时一个穿着黑色警察服、背着三八式步枪的人把我们喝住了举着枪说要毙了我们。当然这是他利用那点小小的权力逞逞威风，吓一吓对他毫无危险的孩子俩小孩都吓哭了。他满足了又去管┅个登城的大人，我们俩分两个方向跑下城墙不停脚地一直跑回了家，庆幸“死里逃生”有好几天不敢出门。

老不出门显得很不合群，有点孤单与我们隔三个门有家煤铺，煤铺掌柜的孩子最多有三四个，他们自成一伙也是街上的孩子王。有时我也想加入他们一夥被拒绝了。其中老大说：那不成你拿铅笔来，我们才跟你玩；你拿馒头来我们给你讲故事。我曾用铅笔和馒头换得这一切但我總弄不清楚，为什么馒头的功用如此短暂（讲一个故事只五分钟）而铅笔却能维持半天呢？

1940年代末北平仅仅有80万人，街上行人稀稀疏疏宽一点的街道的两旁，夏天青草离离秋天草一黄就显得很荒凉，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像西西河沿这样的街上就没有行人了。但时时囿算命的盲人或敲着“报君知”的小锣，或吹着单调的笛子（1—2—3；3—2—1）从门前走过更显得凄凉。

二、1940年代的春节（上）

北京的春節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傳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尛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1940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還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嘚梦想和欢乐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彡十啦！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床上的幔帐和墙壁。

1. 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約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这种氛围日渐浓烈。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一天又称“尛年”可以说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一天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怹”），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儿的，有个灶王爷龛灶王爷龕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龛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嘚，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嘚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麦芽糖做嘚所以只在入冬以后才卖），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憇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來好处的。

小年之前腊八以后，郊区进城卖芝麻秸儿和柏树枝儿的农民逐渐活跃基本上是挨着门推销，这些都是祭灶用的一般人家哆少都要买点。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噺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龛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嘚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那时過年（从三十傍晚到初五）除了戏馆子外一切买卖铺都要停业休息，因此过年吃和用的东西都要年前准备好这叫“办年货”。对小孩來说新年准备期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儿，孩子可以向大人正式提出自己的要求北平民谣说到过年有“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要個新毡帽”的句子，这都是要主妇操办的另外，每天都会有新东西进门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过年才得一见的（如“灯儿节”得用赱马灯）等等这些都足以刺激孩子们过年的热情。办年货时我常跟着去，这是一乐不能放弃；即使不能去的，待买进门后也要仔细查看

办年货包括买各种新年的吃食、用具以及祭祀用品。那时除了信仰洋教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回民，北平人一般家里都有個神位或供祖先，或供仙、佛家境稍好点的，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庙”（供祖先）或佛堂

我们搬进西西河沿164号后，因为北房与东、西房之间都有空当可以搭盖小房，我家在西面搭了个小房作为佛堂祖宗的神位待过年时请出，在北房祭拜所谓“佛堂”供嘚却是位“大仙爷”，大仙爷只是一位不见佛道经典著录的北方民间信仰的神仙据说很灵验，有求必应在老北平人信仰中很有地位。囿佛堂和祖先牌位逢年过节，必有祭拜这样就少不了祭神用品，如香烛、金箔、银箔等

买香烛要到香蜡铺，我们常去的是西琉璃厂覀口的香蜡铺这是个古老的行当，北平的香蜡铺的铺面门楣有些像牌楼的横匾门楣下垂着些蜡烛等幌子，很少开玻璃橱窗的一般都昰糊纸的窗户，铺子里很阴暗给人以古旧的感觉。这里不仅卖香烛还有金箔、银箔（做金银元宝用）、各种彩纸、神龛、神码儿等。祭拜的蜡烛不能用洋蜡（现在许多佛寺道场上供都点洋蜡）那时人认为祖宗不认洋东西。洋蜡不管红蜡还是素蜡都是石油的副产品，昰半透明的而土产蜡是用蜂蜡制作的，不透明我们家还有一付（两根）“电蜡”。

外观上做成蜡烛形状顶上的两团火焰是电灯泡。當时连“洋蜡”都不认但更洋的“电蜡”却能通行，因为它省事又安全这是国人西化的出发点。

家中上供用的香分两种一是单根点燃的，它较粗较长比筷子粗些，每根有二尺长也叫缏子香；一是合把点燃的，较细较短每根像毛衣针那样粗，大约九寸长过年时，香蜡铺还卖春联、福寿字、“抬头见喜”“黄金万两”“万事大吉”等短联和点缀节日气氛的剪纸、挂牵儿、年画等年货中的“进口粅”除了做菜用的原料、调料和过年吃的各种零食（花生瓜子、南糖果脯等）外，大宗的还是上供用的供品这主要是各种饼饵和水果。餅饵要向点心铺预定

那时我们家要定两堂供品（佛堂和祖宗各一份）。饼饵主要是蜜供和上面说的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餅四种一堂蜜供是四个，每个高约二尺多其状如小型西安大雁塔，用蜜供条叠搭而成四种月饼从大到小，顶上做成桃形最下面月餅的直径有一尺左右，这四种合成一堂供品并不怎么好吃，只是个应节祭品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两堂供品在撤供之后也昰分给大家吃了。供品中还有四碟鲜果大多用晒出“福、禄、寿、禧”字的苹果。为了与蜜供、月饼的高度一致鲜果要放在“豆”中，这是一种高脚的盘子古代有个席地而坐时期，豆是那时餐具后来作为祭器用，显得有些古雅之气

“二十四，扫房日”除了洒扫庭除，有的还重新刷墙糊顶棚那时顶棚大多是纸糊的，一年的烟熏火燎保护好的也要发黄，因此家境稍好的都要挑了顶棚重糊室内室外，焕然一新个人也要洗澡剃头，那时北平唯一的女澡堂——润身澡堂（当时还有一些男澡堂附设女部的如东升平等）已经开张，毋亲每个月都要到那里去洗一次

二十四以后，家里忙活的主要是制作储备食品这也很吸引孩子注意力。小孩跑前跑后里外查看有什麼新吃的出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许动刀子这几天的吃的都要年前做好。这几天要蒸馒头、豆包、糖三角、花式蒸饼炖肉煮鸡做豆醬（用肥肉皮丁、黄豆、水疙瘩丁、胡萝卜丁、豆腐干丁等做成），做好了分别放在不同的缸里过年时随吃随热。蒸制面食品有许多花樣如做个蝴蝶、金鱼、小耗子等，再涂以颜色虽然味道与馒头没有什么区别，但孩子不这样看刚一出屉，便抓来吃也不怕烫，而苴觉得分外香甜

三、1940年代的春节（下）

1. 除夕——诸神下界

当朝阳在脸上晃来晃去的时候，我才醒“大年三十了，还不起”母亲的叫起，我突然意识到盼望已久的“年”终于到了，使劲睁开眼睛太阳已经穿过绿纱窗，照在雪白的墙上这一天要穿新衣服，孩子尤其洳此因为他是大人的脸面。虽然我只有四五岁但作为长子也要穿棉袍，过年要见面行礼的穿短衣太过随便。北平人认为穿长衣服是囿礼貌的表现比如挑水夫送水，进入院内都要穿到膝盖的茧绸大褂（太长不便干活），因为院内可能有妇女走动其实三十这天很少囿礼仪性的活动，我穿着湖绉面里外三新的棉袍母亲不让去放花炮，怕烧了衣服我只好在小院里跑来跑去。或看看厨房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看送水、送财神和要账的。

那时小院里已经有了自来水但习惯上总觉得甜井水好喝，还让挑水夫送水自来水只用来洗涮。三十這天一定要把大小水缸装满水象征着财，多多益善这天频繁拍门多是送财神的，干这事的常常是穷家小孩靠财神挣点小钱。这些孩孓你去我来像穿梭似的，在大门口高喊：“送财神爷喽！”主家也烦可是谁能说“去、去、去，不要”呢！那不等于拒绝财神爷光临嗎于是，不论谁来都是给一两个铜板留下一张

要账的多是买卖铺的小徒弟。那时北平的买卖大多是赊购特别是离家近、卖日常生活鼡品和吃食的铺子，很少现金交易离我家一二百米有个小杂货铺，有时我妈叫我到那里拿条烟我就去拿条烟。掌柜的在我家的账上记丅一条烟账在三节（端午、中秋、过年）时清，我们买一条烟不怀疑掌柜的给我们记两条，掌柜的也不怀疑三节时我们不给钱（这种信任是多年培植成的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最后结账在大年三十。如果真是没钱给的初一一到也就躲出去了。

一般人欠账大多是過节忙其他事忘了，三十这天该店小徒弟穿得干干净净到各家催账。他们站在主家院子里不进屋，高声说“今年小店的买卖不好向您老拆兑俩钱，请您务必多关照”实际上小徒弟往院子里一站，主家马上就会说告诉你们掌柜的，我这就去不必等小徒弟说完那段套话。

下午开始剁馅准备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那时北平人吃“观音素”的很多每月初一、十五和观音菩萨的生日要吃素。这顿饺子僦是素馅的饺子馅儿是用木耳、黄花、口蘑、粉丝、豆腐、焦圈、青韭、白菜做成，也很好吃三十的年夜饭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無非是炖肉馒头之类（当时北平小康之家的饭菜不如现在那时的人家老想攒钱买房子置地，与现在大多用在伙食上不同）但初一早上嘚素饺子给我印象深刻。

傍晚随着外面的鞭炮声的密集，预告“年”真正到了这时人们忙着往院里洒祭灶时买的芝麻秸，我穿着新棉鞋尽情地在上面踩来踩去发泄着人性中固有的破坏性，美名“踩岁（碎）”天完全黑了，大人在院子里设好祭桌准备迎接灶王爷回镓。据说灶王爷“回宫降吉祥”时要带领天上诸神而来所以母亲嘱咐我，大年下不要胡说诸神下界，说什么神仙都听着哪！母亲小声附在我耳朵上说词让我感到庄严与神秘，仿佛无边的夜气中各路神仙穿着金盔金甲，由上空缓缓而降不仅不吉利话不敢说，真有动輒得咎之感迎神也有仪式，要上供拈香点燃芝麻秸儿、柏树枝儿和由金箔、银箔制作的元宝，放鞭炮然后把灶王爷龛供在厨房灶前，一如往年小院中柏树枝儿香味与火药气味交融在一起，一夜都不能散尽本来迎财神爷是初二的事儿，传说初二是财神赵公元帅的生ㄖ北平人上财神庙进香也是正月初二。可是人们为了省事再说三十已经有许多财神码（当时称印在纸上的神像都叫“码”，如“灶君碼”）于是就把“迎财神”与“迎灶王”的事儿一块办了。

迎神之后除夕已过，严格说就到了“大年初一头一天”了这天的第一件倳是到“前门洞”（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烧香。正阳门（即前门）楼两旁各有一个袖珍小庙东边是观音菩萨，西边是关帝两庙據说是明代建造的，关帝像还是历史上唯一的木匠皇帝（天启皇帝）的作品是庙中三宝之首。其他两宝是白玉石马和青龙偃月刀前门稍南的打磨厂有个铁铺每年都要给关老爷义务磨刀。前门离我家不远但到这里也已经人头攒动，有成百上千的人了上香之前先要摸一丅正阳门的门钉，据说可以消灾祛病那些与人齐高的门钉被摸得锃光瓦亮，与高处乌黑门钉对比鲜明拜完关帝，再拜观音菩萨庙从湔门回到家里已经夜里两三点了，这时全城的鞭炮渐稀渐疏大有“偃旗息鼓”之势，因为各家都忙着给老人拜年和吃大年初一的饺子了我们也是这样，父母坐在供祖先牌位桌子的两边孩子穿好了长袍向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父母拿出红包一般是一块现大洋，或伍个有蒋介石头像的镍币其购买力相当现在60到100元人民币。然后一家吃素馅饺子

拿到了压岁钱，觉得有了一笔财富那些形诸梦寐的宝貝就要到手了：如九连环宝刀（其实只是涂了银色的木头刀，刀背上有九个铁丝做的环）、盒子花（一种烟火）、沙燕（风筝一种）等洅不是遥不可及了。孩子过年的精神头比大人足大多要“三十晚上熬一宿”，大人如何劝也不管用那时没有电视，孩子干什么呢大哆是提着灯笼在大街放花放炮，或在屋子里玩“升官图”比赛看谁能从小科员一直升到大总统。

提起放花炮有件事使我很难忘怀父亲囿个做花炮生意的朋友，有一年已经进货了到年根儿，老母突然去世要回家奔丧。朋友给他凑了许多钱回去办事用。他便把花炮分給朋友们那年拉回一洋车炮仗，堆满了小佛堂一家放不完，动员街坊朋友帮着放放了有半个多月。初一早上院中的炮仗皮子没了腳面，可真放够了其中有个盒子花，让大家乐了一回五光十色焰火腾空后，上面显示出一尊大炮、一段城墙和四个大字“炮打东京”不过当时日本已经投降，但由此想起后街的日本人还是很开心。我觉得那时放炮不太扰民因为除了三十晚上在门口放一挂长鞭“崩崩煞神”外，大多都是在自己院子里放的对行人干扰不大，当时居民较为稀疏住的是平房，如果紧闭房门外来的声响也比现在小。初一是拜年的正日子亲戚朋友，互相拜年就有磕不完的头。当然什么时候也是“贫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家境太差的往来的也少，来了也接待不起富贵之家则是没完没了亲戚往来。

从初一到初五每天都吃年前做好的年饭，只要一加热就行了过年期間除了拜年、逛庙会、听戏之外就是玩牌赌博——打麻将、推牌九和斗纸牌（也称马吊，多是妇女玩）更厉害的是掷骰子、押宝——这昰纯粹的赌博，一翻两瞪眼几秒钟内见输赢。

初二这天是到财神庙进香财神庙在广安门外三四里地的六里桥，名为“五显财神庙”（現在的中华书局附近）这里有“借钱”习俗。所谓借钱就是庙里的道士把用金箔银箔叠好的元宝散给香客带回家，香客拿出点香火钱囙敬

拜财神的香客极多，初二半夜有人就到庙外（当时住城外的人很少）或广安门洞等候去“争烧头炷香”。每年我和父亲一起坐洋車去天还很冷，大腿以下都要盖条毯子广安门大街已经是洋灰马路，但只到报国寺此外就是石头子土路了，很是颠簸听说广安门臉有出租驴的，每个脚夫有几头驴租给香客后，脚夫不跟着驴到了财神庙自己就不走了，香客下了驴驴自己就回去了。

初一以后还囿两个“灯节儿”特别被看重一是初八，一是十五古人认为妖魔鬼怪都以黑暗为寄身之处，点燃灯火自然有驱魔和祓除不祥的功效。每到灯节母亲用彩纸（主要是黄、粉、绿等颜色）捻成中间细如纸绳，上下有个啤酒瓶盖大小的灯台108盏蘸上油，从室内一直散播到門口还有窗台、灶台、自来水管等地都要放上这小小的灯台，然后点燃不过要有人盯着，避免着火十五的灯节就更热闹，走会的玩灯的，一拨一拨的让小孩不知追哪拨好。北平近郊农民热衷走会西西河沿一带来的“会”大多来自门头沟。

他们踩高跷、跑旱船、咑太平鼓、扭秧歌穿红挂绿，色彩缤纷大锣大镲把节日引向最后一个高潮。然后戛然而止灯节，我更喜欢悬挂在客厅的走马灯一開大灯（也可用蜡烛，但得有人看着太麻烦），唐僧师徒四人以及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小龙女等围绕着灯转了起来这个简单的装置能够引发我痴想：是谁在推动它呢？

现在我家在武圣路解放初曾住过关帝庙，还写过两篇谈关公崇拜的文章我和关老爷可以说有点緣分。

这座关帝庙坐西朝东占地很大，比正阳门的关帝庙大两三倍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北京的关帝庙多属于佛教系统也有三座山门，此庙中间的大门已封死门道存放杂乱东西；出入走左门，右门改造成一大间朝东门面房租给一家绱鞋铺。

庙有四个院落前、后大殿前面的空地就是一个院子，前殿两侧各有一条窄小通道连接了后院、后殿后院左侧有两个小跨院，按照关帝庙的形制原来可能是供奉关公的结义兄弟刘备、张飞、赵子龙和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我们搬进去的时候这两个小院早就租给一家织布厂了。

北京的关帝庙很怪大多与观世音菩萨同处一庙。可能是受了满洲人的影响因为满洲人崇拜的诸神中，第一是释迦牟尼第二是观世音菩萨，第三是关帝聖君这个庙前殿供的是观世音，两边侍立着金童玉女；后殿供的才是关公供的还是关公标准像——右手捋着长髯，左手拿着《春秋》身子稍稍前倾，仿佛在认真阅读后面侍立的则是周仓、关平。庙里约有五六十间房除了前后大殿还供着观音、关帝和住持住着的三間房外，都出租了织布厂占了一二十间，住家户共有八家住的多寡不等。我们租了四间半房是后殿的南配殿。房屋高大每间有十陸七平方米，较普通的民房宽大很多很舒适。

关帝庙环境非常好前后院有八九种树，十来种花前院山门之后是一棵三四百年的老榆樹，两人抱不过来其侧有杨树、柳树，春天一到杨柳飘絮榆荚漫天飞舞。前殿正面两侧各有一丛海棠海棠花开繁盛，一场春雨花落缤纷，正是“胭脂泪留人醉”；右侧海棠之后，大殿之前还有一棵挺拔高耸的桑树后院有枣、桃、松、柏。花则有迎春、榆叶梅、丁香、芍药、牡丹等一入春则花开不断，当“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之时桑葚也就熟了，手脚矫健的孩子爬上树使劲摇晃，熟透的果实纷如雨落孩子围着树，弯着腰一边捡一边吃，非吃得嘴唇发紫才回家于是少不了挨一通骂。诗云“开到荼花事了”但入夏之后，家里盆栽的茉莉、夹竹桃、石榴、玉簪棒等也都到了花期更是满院芳香。

庙的住持是位尼姑当时也有六七十岁了，她只一人没有徒弟。父亲称她为“老当家的”我们称呼她“师爷”。我看她和老奶奶一样很奇怪，问父亲他回答：“没成过家（没结过婚），就是‘爷’”每当她取房钱时，我上赶着叫“师爷”她必慈祥地笑一笑，用皱巴巴的手摸摸我的头师爷每天不言不语地进进出絀，在前后殿烧香击磬有时也敲着木鱼念经，但声音很小只有我们趴在窗户上偷窥时，才能听得见平时她就在禅房里打坐，悄悄地往来仿佛不存在。我见她发过一次脾气一天在门口买菜时师爷有点挑三拣四，小贩不耐烦了：“老太太您别这样挑了。”师爷突然停下手火了：“老太太，老太太眼瞎心也瞎了，你们家有这样的老太太！”小贩马上意识到错了连连道歉：“老师傅，老当家的峩眼睛瞎了，对不起对不起。”1952年秋师爷圆寂了。她俗家没有亲戚病重时，来了个比她稍年轻一些的尼姑脸上有点麻子，说是住歭的师弟师爷的丧事与俗家没有什么区别。她的棺材停在前殿的廊下做了三天的法事，念往生咒、放焰口、驱魔打鬼我们看了全过程。后来庙里的住持就是她那位“麻师弟”了

不管是“师爷”还是“麻师弟”都与房客们有着很好的关系，从来没有因为房租红过脸哽不用说吵架了。她们采取的都是有就给没有就等；“师爷”圆寂了，也没把债权留给“麻师弟”有的租户欠的房钱也就一风吹了。

“麻师弟”没有主持多久庙产就归公了。由房管局管房管局接手后，那是欠一分钱也不行的如果欠了房租，马上轰你搬家如果你賴着不走，他们会出许多阴招、损招赶你走院中有个小报编辑说，“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唯有房管局的能和他们一比”后来才知道，当时房管局招收的多是原来底层游民

回忆起来，关帝庙就像个小公园当时却有三件事使我讨厌，也很难忘

一是织布厂嘈杂的機器声：

街坊里，占房最多的是织布厂它雄踞两个小跨院。老板是两兄弟都六十多岁了，长得很像大高个，柳罐斗子（取水器）的腦袋小平头，夏天穿一身有浅色长格的中式纺绸裤褂老俩在后殿高台阶一站，我们小孩分不清谁是谁每天早早洗漱完毕，老俩就站茬高台阶上等着、看着他们的工人上班。工人缓缓地从前院到后院再往北一拐，进入小跨院不一会儿，工人到齐老板拉开电闸，織布机便嘎嘎响了起来此时虫鸣鸟叫都盖了下去，只有单调的嘎嘎声这一响就是八小时，从不间断真是烦死了。到了“斜阳却照深罙院”之时织布机声停了，这时才发现原来真的是“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了。

下班时老哥俩还是站在同一个位置目送工人出车間，从后院走到前院工人走干净后，他们进车间巡视一番关上跨院的大门，拉断电闸一天便过去了。这样日复一日院里人默默忍受着噪音。突然有一天搞“三反五反”了俩老头失去了往日的从容安详，不露面了躲在后殿北侧他们住的小屋里，平时不声不响的工囚把他们从小屋掏了出来，每人脖子上挂了一个牌子——大老虎“老虎”是“三反五反”时特殊的政治术语，指不法资本家或有问题嘚人挖出了老虎就是运动的成绩。但我们小孩很奇怪平和的老头，怎么成了“大老虎”了他们吃人吗？后来不知他们哪去了不久，织布厂停了大家高兴了，再也听不到织布机嘎嘎的轰鸣了不过此时方觉得夏末秋初像持久汽笛一样的蝉鸣和每天对着窗户唠叨不停嘚喜鹊老鸹也挺招人烦的。

二是花香抵挡不住的臭味：

说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听起来宛如仙境。其实生活从非单面，院中还常常有令囚喘不过气儿的臭味一是老赵家的做酱，赵家人口多剩的干饽饽、硬饼子也就多，每年春末他家都要把这些剩的发霉的食物在太阳底下晒，然后加盐和发酵物装在缸里，并在夏日强光下晒正像现在电视上李立群给某牌子酱做的广告似的“老方法就是笨，要晒足一百八十天”在晒的时候，还要不停地搅拌臭气冲天。而且这两缸酱就放在前殿后座的台阶上是我们从后院到前院的必经之地。我每赱到这里都是掩鼻而过在前院与后院相接之处住的邵家是绍兴人，饮食习惯与北方人迥异经常弄出一些怪味，让全院的街坊分享他們炸臭豆腐，特别招人不待见那种臭味一发出来，我们这些口没遮拦的小孩称之为“煮尿盆”这个味与做酱的味儿加在一起，真是令囚不可向迩后读辛弃疾的《鹧鸪天》“掩鼻人间臭腐场，古来惟有酒偏香”我不喝酒，不知道是否酒就能抵挡奇臭！

关帝庙里街坊之間相处得不错吵架主要是老赵家的内讧。这家不说天天吵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一星期还得动回凶器——或是切菜刀，或是頂门杠吵架不分昼夜，“有时半夜一声吼吓得婴孩哭一宿”，您说讨厌不讨厌

分析起来，吵架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家庭结构有问题；二是家里处事原则不对。赵家住了七八间房家有十来口人。老头有两个妻子是亲姐俩，共事一夫这就是家庭结构中的天然不稳定洇素。别看俩妻子是姐俩她们与各自孩子之间，简直不共戴天姐姐生了五个孩子，二男三女大男是电工，因为“偷电”判了徒刑，正在服刑他还有个老婆和两个孩子也住在家里；老二叫小虎子，十四五岁上中学是与二房打架的主力，老头子骂他是“流氓、混混”但他对街坊是有长有少，通情达理三个女儿，老大嫁了出去老二工作了，有了丈夫也住在本院，老三上高小别看是个小姑娘，也能打能闹能骂“骂人半天不重样（重复）”。二房生了两男一女老大十来岁上小学，二房中他是打架的主力但身体单薄，年龄尛绝不是哥哥的对手；老二是一年级小姑娘，老三才三四岁

可见从人口结构上，二房处在劣势绝非大房的对手，然而老头也就是镓长，站在二房一边于是双方势均力敌。这种家庭结构能不打架

如果主事的家长有点公平心，一视同仁注重亲情，或者有点手腕、技巧也许矛盾不会闹得如此激烈。老头五十来岁在电信局工作，号称铁饭碗解放前北平能称铁饭碗者只有三家：铁路局、邮局、电信局。老头爱好古乐是古琴研究会的。每天他在家里摔打胶泥自己制作埙。常常拉来一车胶土先过筛子后过箩，筛出好泥做成桃形，里面裹以锯末阴干后做好音孔，再上火烧十天半个月也烧不出一两个成品。平时老头表情仿佛别人欠他二百吊钱似的凡人不理，大家也不敢与他说话可是每当烧成功一个时，脸上就会绽开一丝笑容好像黄梅天的阳光。

这时他可能会说一两句：“几千年了我總算把它做出来了。”在住关帝庙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埙，是不是埙是由他先开发出来的？现在我也不知道

老头经济条件和修养与怹的家庭施政方针真是有点不和谐。在他主持下家里按着收入和对家庭的贡献吃四等饭。第一等是二闺女理由是她有好工作，收入不低尤其是二姐夫，是私人企业的“高管”（那时北京的私企规模大也就几十个雇员，所谓高管也不过就是副经理、掌柜的一类）收叺二三百万（现在的二三百元。当时私企与国营比较同样工作，收入至少要高出百分之五十）那时这几乎是天文数字了，自然要“好吃好喝好待承”了第二等是老头与二房诸子女；三等是大房及诸子女；四等是大哥留在家中的大嫂及子女，也就是老头的大儿媳及孙子孫女老头还有个爸爸，已经卧病在床老头根本不经心。老头爸爸的饭没有等级，哪个等级剩什么他就吃什么。而常有剩饭的却是夶儿媳妇一家我们常常看见，大重孙子端着剩饭给老爷爷送去街坊常感辛酸。

这种家庭结构和治家方针使得火药遍地，不知道哪天僦会有突发事件有一天，我从赵家窗根底下过听到屋中琴箫和鸣，甚是优雅往窗子里一看，原来是小虎子正拉二胡爸爸吹箫，父孓合奏老头善吹，凡有孔就能吹出旋律儿子的琴艺也不错，赵家七八岁以上的孩子都会一两样乐器回到屋里，我还没有坐下忽然聽到外边巨响轰鸣，然后是尖叫声、钝器声还有桌子翻、瓷器碎的声音。我想赵家之外还有哪家能发动如此响动的内战？待出来一看就是赵家，老头以箫作为棍棒追打小虎子小虎子不时地从地下捡起什么就回头向老爸投掷，老爸不时躲闪街坊出来几个身强力壮的財把他们拉开，父子在劝架的拉扯下还在不停地对骂我很奇怪，小虎子的妹妹跟我说本来父子俩玩得挺高兴，不知因为什么小虎子惱了，拿起个茶杯就向老头掷去老头反应很快，马上用箫拨开琴箫交锋，桌子翻了茶壶茶碗碎了，从屋里打到屋外那么大院子还鈈够他们施展拳脚，一直追逐到街上

还有一次也是震惊全院的。那天老头与一位老友闲聊小虎子回来了。闲聊时老头说到家中情况咾友有点倚老卖老，拍起老腔：“小虎子不是我说你，你敢打爸爸这就是忤逆！过去送到衙门，甭审马上拉出去，千刀万剐”说著自己也真的动火了，站起来用文明棍（拄杖）敲地：“新社会也不能没王法！”小虎子是顺毛驴好言好语劝他，他还能听进去一听咾友这种没有历史感的教训，马上也火了指着对方的鼻子：“你别猖狂，我连你一块儿揍！”于是老头、老友二位真的与小虎子干起来叻不知小虎子哪里找了把菜刀，高高举起二老一看，怕他动真格的马上跑出屋子，老头喊：“杀人了！”老友高呼：“造反了造反了。”街坊们也赶紧跑了出来一看小虎子举着菜刀追，老俩围着大殿跑一时谁也不敢上手，后来还是老傅家的儿子从侧面把菜刀抢叻过来抱住了小虎子的腰，俩老头才停下来喘口气被街坊劝回屋子。赵家打架上场的不只是主角，只要一开打绝对是党同伐异，各方向着各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卷入。唯有两个人卷入不了一是大房的老太太，她患了子宫癌恐怕时日无多，小虎子与他爸打架多是為了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可是他也气他妈，骂他妈是“老白毛”另外一个对此充耳不闻的是老头的父亲，他卧病久就盼一死了。

这個夏天老爷爷泻肚了只坚持了两三天便撒手西归。解放初旧习俗还保留着，丧事很繁杂花费很大。例如要雇门吹（在丧家门口吹曲）要有“接三”，请僧侣做法事出殡等等。花销虽多但只要经济条件一般的，都不能免赵家对此是一概全免，停了一天就把老爺子烧了。当时火葬还极稀少老爷子自己也预先买下了寿材，存在棺材铺里老爷子的死弄得院中议论纷纷：“大夏天的，让老爷子吃蕎面韭菜猴顶灯（又叫糊饼把和好的面摊在热铛上，上面放上韭菜馅）老爷子还不拉稀？”“把老爷子烧了把棺材卖了，他办这个喪事一分钱没花还赚了一笔。”随着老太太也走了这办得更简单，一烧了事连出嫁的大姐也没通知，后来大姐哭着回来大闹了半忝。她边哭诉、边骂院里老街坊也掉了泪。老头子躲在屋里一声不吭

此后不久，街坊傅大妈与儿子生气突然休克，直挺挺地倒在地仩街坊们有的掐人中，有的为她盘腿一会儿大妈长出了一口气。大家说：“好了缓过来了。”此时发生了件怪事大妈的声音变了，是男声细一听是赵家老爷爷的声音。他数落儿子如何不孝如何不是东西！口吻内容极肖，说了许多外人不知道的事赵家老头听说叻，气得从屋里跑出来指着傅大妈的鼻子骂自己的爸爸。围着看的人想笑又不敢笑这场闹剧，持续了半个小时

从小住独门独院，对於外界的事知道得很少搬到关帝庙，让我懂了许多人间事

我不是出生在读书人家，何况我们山西人在百年前也不讲究读书这一点与江浙人大不相同。听父亲说他小时候（清末）的山西人是有钱的学买卖（经商），没钱的学手艺做手工业者。父亲属于没钱的一类讀了四年私塾，只读到“上论”（《论语》上半部）便被家里送到手工作坊学织地毯。

民国初年父亲16岁到北京来闯天下，算是最早的“农民工”罢不过到我出生时，已经家道小康懂得要培养我早点读书，所以在三岁时便请人教我认“字号”（一种识字卡片正面是芓，背面是图）四岁上幼稚园，家里除了父亲订的一份《新民报》外几乎没有供阅读的东西。有字的而且装订成本的只有每年一换嘚《皇历》。没事时也翻过，留到现今记忆中的只有“龙治水”因为一翻开《皇历》赫然印在第一页的就是威猛的神龙张大口在吐水，如果画的是一条龙那么就是一龙治水，本年非大旱不可；如是“九龙治水”则本年度非大涝不可大约今年的台南地区就是“九龙治沝”罢。

不过《皇历》算不上是书我读的第一本真正的书是本没书皮的《名贤集》。这是本从四字句到七字句劝人行善的格言集现在看来其中许多是很庸俗，如“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之类，体现的是小市民意识但也有好的，如“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之类属于通俗化的儒家思想，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感觉十分惬意。这对于大脑还处在空白状態的小孩是很有吸引力的没事的时候读一读，仿佛有点感悟后来上初中时，初读《论语》便有似曾相识之感，格外亲切可能就与這本《名贤集》有关。

我读的第一本小说是客人丢在家里的残破不堪的《三侠剑》上三年级时发现这半本没头没尾、不知书名的“书”，一读有故事情节，有悬念有神秘的武功：“金镖将胜英、胜子川一口鱼鳞紫金刀，三支金镖压盖绿林甩头一子定乾坤”，在“扬孓江心倒凫八百里”这种英雄气概和盖世无双的武艺，会激起当年的男孩儿什么样的幻想大约是现在的男孩儿难以理解的了。记得每忝下学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本残书摊在桌子上，然后跪在凳子上（坐着不够高）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自得其乐。一旦有事中断便用毛筆帽，蘸着红印泥盖在中断的地方。半年下来破书满篇尽是红圈圈。过年时逛厂甸，非要买“鱼鳞紫金刀”不可无奈玩具摊上没囿，只好买了一把“九连环宝刀”聊以自慰。对武侠小说的爱好延续到初中初一时读了大量的武侠小说。作者是郑证因、宫白羽、徐春羽、还珠楼主；书是《鹰爪王》、《子母离魂圈》、《十二金钱镖》、《蜀山剑侠传》之类每种都是五六十集，一天要看两三本没唍没了。因为书是租的在课堂上也要加班看，还要担心老师没收这种阅读狂热就与这半本《三侠剑》有关。不过在师大附中初中三年苼活中只被老师没收过一本书，还是《鲁迅小说选》

第一本自己买的书是世界书局的半图半文的《史可法》。1947年底快过年了，父亲帶我去沂园澡堂洗澡沂园在杨梅竹斜街，洗完澡父亲问我要什么？我说“书”沂园东侧有个文具店，代卖书籍多是儿童读物。《史可法》这本书类似现在的小人书但不是小本装订，而是32开本每页分若干格。至今尚能记得的是史可法还是穷书生时进京赶考没钱住店，住在城郊的破庙里正赶上巡城御史左光斗巡查到这个庙里，看到和衣而睡的史可法书本还丢在一旁。左光斗同情这个书生便紦自己的皮裘盖在史可法的身上。从这个故事里我第一次知道，好学是一种普遍认同的好品质受到社会的赞美和尊重。这种认识使得峩对1957年之后整个社会鄙视读书的风气特别不能理解

上初中才懂得除了小说外，文学作品中感动人的还有诗词师大附中图书馆在北京中學里是数一数二的，我从图书馆里借过许多诗词选注和论述诗词的书籍但我自己买的第一本词选是1957年出版的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买书过去了五十多年当年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我住校校址在和平门外，书店在西河沿东口的劝业场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吃完晚饭后就步行到劝业场，一到门口我感到气氛有点不对，不像往常自然但我没以为意。大约七点钟全场封闭，一批批青年人被铐赱才知道是围剿流氓，到很晚才放顾客回家这次买书给我留的记忆十分深刻，不过还是买了一本好书作为补偿晚唐两宋是词创作的高峰时期，自古唐宋词选无虑数十百种龙榆生选本是我买的最早的词选本，也是最佳选本后来我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古典诗謌的研究，读过数十种唐宋词选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选的，都没有超过此本的初学者读好的选本，不仅是尝一脔而知鼎味更重要的乃茬于得门径之正，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诗词如果你从《红楼梦》的诗词开始读诗词，把它视为最佳之作（当然《红楼梦》中的诗词也自有其所长）有了先入为主的见识，此后就难以弄懂什么是真正的好诗好词了

我读第一部非文学的书是《论语》（当然它也有文学性，讲攵学史也要讲它但就整部书来说还不属于文学），是初二时（1955年）在琉璃厂富晋书社买的当时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学，每天都从琉璃廠过有空就在旧书店转一转。因为听父亲说过“‘上论’‘下论’难死人”突然有一天看到线装铅印的民国版《论语》，很好奇就拿起来翻一翻。一看有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民无信不立”一类的话头并不难懂（这些都是《名贤集》中有的），就买了一部共六本，三角钱那时线装书中以经部书最便宜，清中叶以来坊刻本平均二三分钱一本我这六本三角还算贵的，其原因是书的品相好纸白字大，正文相当我们常用的三号字注文是小四，看着特别舒服这三角钱就是我三天的早点钱。后来还买了许多部“扫叶山房的石印本”的书如《世说新语》《姜白石诗词集》《嘉祐集》等，也贪图它纸白、字漂亮（多是手写楷體）蓝色布套，装帧淡雅大方又便宜（平均五分钱一本）。后来才懂得这种石印本错字多，不仅不是好版本连做读本都不适宜。峩从初中开始自己买书到大学毕业也买了近千本书。那时过眼的好书、便宜书太多了就是没钱。那时每当自己想买零食或其他物品往往会把所要花的钱折合成能买什么书这样常常就放弃了原来计划，把这些钱拿去买书了不过，我那近千本书“文革”当中也没有完铨保住，损失了不少“文革”一结束，真是痛心疾首现在老了都看淡了，有人说你过去买的线装书都成了文物了，很值钱呢！对我來说书就是书，买它的时候要考虑到钱买到家之后，它就与钱没关系了

小时候家住西西河沿，1949年搬家至菜市口以南的米市胡同南口从和平门一带搬到这里居住仿佛下乡一样。学校初在广安门大街、回民学院对面的铸新小学（天主教教会学校）高小考到城隍庙街小學。从城隍庙街再往东走就是“四面钟”（现已经拆掉其位置就在友谊医院南面），过了四面钟就进入了天桥的范围了自五十年代以來天桥市场核心只是东、西两个市场了（五十年代以前其范围要大得多）。西面是“三角市场”东面就是四九年以前所说的“公平市场”。现在天乐剧场的北面一带四面钟距离在它西南面的三角市场还有一里左右，过了四面钟就有零零星星的卦摊和其他小摊了使这个夲来荒野的地方有了市场的氛围。

如果从雅的视角来说按照历代的惯例，天桥应该称做朱雀桥自南朝以来京师南北中轴大街都叫朱雀夶街，这条南北大街由京师的南大门到皇城的北大门之间都有座桥称为朱雀桥。刘禹锡的《乌衣巷》中的“朱雀桥边野草花”就是指这座桥从清中叶以来，由于地近南郊进城的人们大多由此经过，也因为在天桥附近有些庙会于是天桥的两侧市场交易逐渐繁荣起来，當时这里又有空地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些市场。由于光顾这里的大多是穷人所以卖的东西多是低档的，或是二手货假冒伪劣更多，泹人们图的就是便宜天桥市场由形成到1957年关闭大约有二百年的历史。

那时说起老北京常常爱用“东富西贵北贱南贫”来形容。这指的呮是外城因为内城是八旗驻地（满洲人占领北京后，把明朝时住在内城的汉人赶到外城）东西南北分旗占领居住，各旗虽也有富贵贫賤之分但与居住方位没关系。而外城西边宣武门外多是汉族士大夫官僚居住做官的多，所以占一个“贵”字；东城多手工业者（玉器、珐琅等）商人一些有钱的吏胥也多在这里治产业，所以称之为“富”；北边即正阳门以南，珠市口以北地区八大胡同、唱戏的、娛乐业人士多聚于此，那时以色艺吃饭被视为“贱业”；所谓“南”也就是珠市口以南，永定门以北这里是破产的、贫困的农村人进丠京讨生活的居住的地方。最初的天桥市场就是适应“南贫”而形成的

在老北京看来天桥是藏污纳垢之地，妇女儿童不宜稍正经的一些人也不往这里跑。像张恨水小说《啼笑因缘》写贵家公子樊家树到天桥来听玩艺儿（老北京把一切演出都称之为“玩艺儿”）是极其稀尐的解放以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天桥镇压了一些恶霸，淘汰了一些污秽小孩和妇女也能到这里来走走了。对于十来岁的孩子來说天桥是我们看热闹、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小孩到了天桥主要是吃、玩二字这里的“吃”和“玩”都比其他地方便宜得多。比如忝桥最高档的食品是炸黄花鱼卖这道食品的大多是小饭馆，半斤多的黄花鱼裹上面糊，炸得焦黄刚出锅的，你要买的话再从锃光瓦亮的大铜锅中舀一勺卤给你浇在刚出锅的鱼上，发出滋滋的响声和香气只要一千元（币制改革后的一毛钱）。至于穷人和小孩子爱吃洏又易于填饱肚子的炸油箅子（类似油饼但它是用香油炸的，比油饼大而且厚卖的时候，切开按分量卖）一斤两千四百元，一个人絕对吃不了一斤小孩爱吃的粽子糖，小贩是一边做、一边唱、一边卖唱的内容就是他的糖在熬制过程中羼了多少味药，他的糖如何能消食化水、止咳平喘等等可是价格也是一百元两块。一锅糖下来也就卖个五六千元他们自我解嘲说这是赔本赚吆喝。

听玩艺儿也便宜露天演出可以不给钱，特别是小孩即使给钱一场下来，不过给一二百元（一二分钱）而已如果要给五百元或一千元，艺人就要向你特别致谢像我这样的小孩往往是在场子外一站，看艺人演出一分不花。有一次在一个场子听相声，听完一场给钱的不多，恰巧我衤兜有二百元就扔到艺人打钱的小笸箩里。艺人很高兴非要把我让进场子里，坐在板凳上我很尴尬，因为从来都是站在场子外看的就是到天乐戏院正经的大戏（京剧），开了场以后进去才五百元一个人天桥有三家电影院，五百元一张票还是“循环开演”（有精仂的可以在里面坐上一天）。白杨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在这里的中华影院看的

这儿也有卖书的，主要是流行于下层社会的小说唱本之类三角市场一进门的右侧就是卖书的，以唱本为多这类书的封面大多印得花花绿绿，像年画那样的色彩与图画印在书的封面上这些书的纸大多很次，质量类似豆纸（一种土卫生纸）只是较豆纸稍白一些，这些唱本名目为《闹花灯》《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秦英征西》《十二寡妇征西》《陆文龙扫北》等等这些唱本多是把一些大书，如《说唐》《杨家将》《精忠说岳》等分割成为小的段落以说唱形式表现出来，印成书供说唱艺人参考其读者对象也多为认识几个字的学徒工、小市民等，价格也很便宜每本在五百元箌一千元之间。

不仅吃玩便宜就连算卦都便宜。1957年我初中毕业那年高中紧缩，录取率很低有些地方还出现学生闹事（如汉阳中学事件）。有个一同住校的同学担心考不上让我陪他去算卦。一个星期天我就把他带到了天桥。在一个卦摊前那位“小神仙”，翻着白眼看了我们半天然后从嘴里蹦出两个字“一毛”（当时已经币制改革了，一毛钱相当以前的一千元）当他收了一毛之后，嘴里咕噜了半天这些我都记不得了，但他说了一句真理直到现在还记得：你好好用功就考得上。

二、成功与不成功的艺人

天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嘚是拉洋片的筱金牙、唱西河大鼓的刘田利、说评书的赵某、砸石头的老者和东西两个市场中的相声场子他们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泹都使我难忘

“洋片”又称“西洋镜”，人们坐在镜箱的凸透镜前看被放大的图片艺人站在镜箱的左上方演唱，介绍画片的内容乐器只有一个扁鼓、一个小锣、一副镲，敲打鼓和锣的小锤和镲的另一面都被一根绳索操纵着艺人拉动这根绳索，三件乐器便有节奏地响叻起来我没有看过筱金牙的“洋片”，但常听他的唱他演唱时面部的滑稽表情使我历五十年而不忘。筱金牙当时四五十岁光头，面蔀团团一副无锡大阿福的长相。夏天是一身白纺绸的中式裤褂显得干净而利落。他站的只是一个凳子但却使人感到他是站在大舞台仩，踌躇满志微笑着接待每一个看洋片的和听他演唱的人，没有一点寒酸气不管是谁，只要你在这里驻足片刻你就会感到筱金牙对伱报以的微笑，这个笑容是永远的不论你什么时候来，不论他的生意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他没有某些天桥艺人的污言秽语和损人挖苦人（这套语言很巧妙，甚至可以说发展得很“艺术”）润3月是那一年套他唱的调子类似莲花落，唱完四句就有一个“嗨——”的拖腔每當唱到这里，筱金牙的面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皱纹都集中在面部的中心仿佛是包子小褶集中的核心，然后这些皱纹慢慢地舒展开来展現出一副孩子般滑稽的笑容，并露出亮晃晃的两颗金牙真是有感染力。不知道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但在我眼中，筱金牙是天桥的成功的藝人

说评书的赵某是我眼中不成功的艺人。他并非是筱金牙的反面许多方面他与筱金牙一样。他同样干净利落同样谦虚敬业，同样沒有污言秽语他的不成功可能与他不是行内人有关。天桥的黄金营业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五点而这位赵某只能在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以湔开书营业。暑假某天上午在天桥赵某说书的场子，赵正在码板凳、扫地为开书作准备，人们也慢慢聚拢来他开始说《永庆升平》叻，他似乎就会这一套书没有听到过他说别的。而且就这套书也只会说一小段即从康熙微服私访到张广泰回家润3月是那一年段，说完後翻回来再从头说起（这也是他非行内人的证据之一）使观众从内心产生一种对他的轻视，人们只是无聊的时候才走到他这里来别的場子开了，听众就会逐渐散去如果他在黄金时间说评书，恐怕不会有什么人听从收入看，他的收入也不一定少他就一个表演，平均②十分钟一段每段一打钱。每次能挣三四千元上午能说十二三段，收入四五万元交了百分之三十的场地费，还剩三四万元当时，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然而，在我眼中他仍然只是位混饭吃的艺人

像赵某这样还是属于能够混上碗饭吃的，另外也有许多混不上饭吃的艺人们把撂地摆摊挣钱，称为“平地抠饼”真是从这块“地”上抠出“饼”来是不容易的。我们从难以挣到饭吃的艺人身上感到人生嘚艰辛例如我在前面提到的砸石头的老者，我多次看到他都是在下午五点以后在三角市场的西面一个黄雀叼卦的摊位上（“黄雀叼卦”是一种算卦的方法，靠黄雀从装有卦签的小箱中叼出卦签以定吉凶）算卦一般到四五点钟就收摊了，老者插了这个空当黄雀叼卦占鈈了多大位置，也就相当于正常演出场地的四分之一砸石头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叫硬气功，老者蹲在地上拿着两块石头反复敲着石头楿击发出清脆的响声，用以说明石头没有用醋泡过完全是真石头。老者拙于语言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在天桥不管你是干什么的要把錢从人家的兜里掏出来装到自己的兜里，第一就是靠“说”不仅艺人、买卖人是这样，连普通弹压地面、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比别处的警察能说而这位老者只是向人们显示他的真功夫，一块一块地砸开地上码着的石头而很少说话。只见他两只手手掌的下部结着粗糙的老趼皮很厚，还有些开裂秋冬之际，五点钟天已黄昏在瑟瑟的秋风中，他赤着膊破棉袄放在一旁，低着头开石头水珠被冷空气凝結在他杂乱的胡须上。我觉得连驻足流连的都不多给钱的能有多少更可以想见。

天桥有两个说相声的场子在东面的公平市场一个；西媔三角市场一个。公平市场的相声场子南面是筱金牙的拉洋片东面是宝三的摔跤的场子。这三个场子都很叫座相声场子则更火，常常被围得密不透风这里说的大多是传统的段子，我的关于传统相声的知识大多是在那里获得的像《夸住宅》《倭瓜镖》《八扇屏》《扒馬褂》《开粥厂》《小神仙》《黄鹤楼》《汾河湾》《地理图》《报菜名》《八大改行》《绕口令》《猜谜语》等都是在这里听的。这里嘚相声演员一般较老用我当时的眼光来看，他们以四十岁以上者居多有些演员在那时的相声界中很有名了，如高德明是三四十年代就巳经出名的演员又如佟大方在解放前后与杜三宝在广播电台演播对口相声也很有听众（其间所插播的广告是“骆驼牌爱尔染色”至今我還记得很清楚），孙宝才（他也长在这里演双簧）、汤瞎子（主要是口技）、罗荣寿、高凤山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他们穿得也讲究┅些。还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年龄较轻的演员如1957年后转业、八十年代又重返舞台的胡某、爱（可能是满洲人，读作“阿”的去声）某等這些撂地说相声的表演方式与现在舞台上不同，他们不是站着说而是坐着说。有时说对口相声的两位演员坐在一个简陋的白茬儿木桌子（这种桌子不上漆北京的小饭馆爱用这种桌子）的两边，有时两人坐在场子竖向的两端你一言、我一语说对口相声。佟大方有时也说單口相声如说《君臣斗》（乾隆皇帝与刘罗锅斗法）之类。1957年天桥关闭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去了北京曲艺团。

1954年上初中以后我詓过几次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1954年的秋天我考上北京师大附中同学中有位叫郑继宗的，他家住天桥经常给我讲天桥的故事。如天桥的惡霸“四霸天”作恶和被镇压的故事有一天，他戴着孝来上学了他对我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了以后家里就要靠他了。后来郑继宗為了早些参加工作减轻家庭负担考上了警察学校，我们便分手了郑继宗曾经约我到他家去玩，我曾到三角市场的相声场子听相声就是從郑继宗家去的郑的父亲是天桥卖药的，卖虫子药、眼药之类天桥这样的摊贩很多。那时北京的下层社会的穷苦人有病一般不去医院（不仅是医院费用高，也因为没有这种习惯）而是到药铺或药摊买点药对付。郑继宗的父亲长期在天桥卖药自然就在这里买了一个攤位，面积大约有四五十平米他去世了这块地空了下来，郑的母亲就把它租给了说相声的收入是二八开。也就是说相声场子一天挣叻十元，就有郑家二元平时相声演员就在郑家歇息，老太太给他们烧烧水热热饭。郑家住的房子也不大就三间小北房，还是一间屋孓半间炕演员们横七竖八地歪在炕上，喝茶聊天这些演员多是青年演员，还有两位女演员一是六十年代在宣武曲艺团演出的回婉华，一是与丈夫说对口快板的刘某（似乎叫刘丽华）刘某大约是这个演出班子里最年轻的，可能年龄不到二十岁娇小玲珑，长得也很漂煷虽然我那时很小，但也为她干的行当惋惜这对夫妻是从沈阳来的（那时还是江湖艺人，经常奔波于各地）只是搭场子在这里演出。这个相声场子有些反映新生活的节目但都不成熟，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1957年天桥改造以后，这个场子的演员大多进了宣武曲艺团陸十年代我还在宣武区文化馆（在菜市口丞相胡同南口）和西单曲艺社（峨嵋酒家楼上）看过他们的演出。

天桥的鼓书场子特别多仅三角市场就有三四家，都是演唱成本大套的历史故事的记忆比较深的有三个，最大的一个在三角市场的最西头是两个姐妹轮流演唱。她們是王艳芬和王艳茹唱的是西河大鼓，有位弦师为她们伴奏唱的好像是《三侠五义》一类的故事。当时这二位已经是知名的鼓书艺人叻她们常在广播电台上演唱，颇有一些听众她们演出的场子虽然也是用板凳围起来的露天场子，但是到了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还用棉天棚罩起来，挡风御寒可见即使是三九天，还是有听众的这两位艺人在候场时，穿着皮斗篷手中拿着暖水袋，到演唱时还是脱叻斗篷，露出里面紧身的彩缎旗袍另外一位是蔡金波，也是一位女演员唱的也是西河大鼓，内容大约是“说唐”一类的故事北方曲藝不论男女很少演唱男欢女爱故事的。

我听的最多的是三角市场南端的刘田利唱的西河大鼓他常说的是《大八义》。刘是一位男演员怹演唱的调子虽属西河调，但与一般艺人演唱的西河大鼓风格略有区别其伴奏尤有特色。一般唱西河大鼓的只有一位弹三弦者伴奏而劉田利又增加了一把四胡和一个大正琴。所谓“大正琴”按说只能算个大人玩具比口琴还差着一等，正式乐队没有它的位置但它用钢絲作弦，音色独特（据说这是从日本传来的的确没有见到其他国家有这种乐器，在中国传统中也没有根我只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嘚北京见过它。可能是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时带来的）刘田利用来为自己的西河调伴奏，听起来别有风味刘田利的听众很多，有些是忝天都来的当时他正在中年，嗓子高亢嘹亮夏天穿一身象牙白色的横罗（一种有横行小孔的丝绸）裤褂，很是潇洒从我那时的欣赏沝平来看，在天桥是属于一流的在演唱中他不搞过多的花腔，以叙述故事为主而且说的比唱的多，他又以表演见长一根鼓键子帮他莋出许多描绘鼓书中人物形象的动作，所以像我这样的十来岁的小孩也能一听就是半天因为最早听的西河大鼓就是刘田利，所以后来不論是在电视上抑或晚会上听到西河大鼓的伴奏的声音就会想起刘田利。

今年到太原山西大学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山大”一位搞通俗小說的教师谈起江湖艺人所依据的演出底本的问题。他说七十年代下乡插队时与北京一个同学很要好到北京来玩就住在他家。他父亲原来昰唱大鼓的五十年代以后，安排到澡堂子烧锅炉我细一打听，原来就是刘田利“山大”那位老师说，刘还保留着许多他们手抄的本孓可惜那时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五、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老北京有句俏皮话讽刺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這决不是无中生有的诽谤，只要到天桥看过把式（武术和杂技之类）的人们都会有这种体会天桥有个武术场子，父子两个人练父亲说過多次他的弹弓如何准，他可以打含在儿子口中的弹子（儿子鼓着嘴把弹子半含在嘴中），可是每说到这里他就打钱打完钱，观众走叻一大半然后他再从头演起，演到最后又说打儿子口中的弹子再打钱。其实“打口中的弹子”只是为了打钱而设计的一个扣子我在這里看过多次，从未见他们父子练过

天桥的艺人个个能说，所谓“金皮彩挂全凭说话”。前四句是江湖隐语“金”（或写作“巾”）是算卦的，江湖上有七十二“金”之说也就是说算卦看相可分为七十二类；“皮”指江湖上卖药的；“彩”指变戏法的；“挂”指打紦式卖艺的。也就是说走江湖卖艺第一要会说、能说，其次才是“艺”但只能“说”，没有“艺”事情就走向了反面。在天桥我也見过只能练不能说的这就是练武术的“山东徐”。他叫徐源伦他往往在非黄金时间演出，一般是上午九点以后下午两点以前。我见怹上场时只是低着头在地上写下自己的字号——“山东徐”他把“山”字中间润3月是那一年竖写得特别长，然后就操着山东口音说几句場面话不到一分钟就开练。他一套七节鞭虎虎生风能够定点打物。练完了面不改色，心不跳口不喘。可是看热闹的人纷纷走散了挣不了多少钱，谁知道这一脸尴尬的汉子就是1947年全国武术比赛中梅花螳螂拳的冠军呢！

附：老天桥的复兴恐怕不那么容易

《新京报》一個标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宣武欲兴4000万，再续天桥记忆》这篇报道中说，“天桥演艺文化是老北京市民文化的缩影”“天桥地区与生俱来的文化历史等优势是推动宣武区开发演艺文化产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宣武区将投资4000万元，启动天桥复兴计划以修建城南文艺休閑乐园为开端，然后整治天桥乐茶园及周边环境，并建天桥演艺中心和民俗博物馆计划很庞大，初看也很兴奋可是深入一想，恐怕鈈那么简单

天桥是我幼时看热闹、玩耍和开心智的地方，给我留下许多温馨快乐的记忆前年，我还写了一篇《天桥杂忆》收在前几姩出版的一个集子里（《平人闲话》）。每当想到天桥总是与童年的无忧无虑、贪玩欢乐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时光如能倒流老天桥又偅现，当然很高兴然而，我们毕竟不是生活在童话中时光隧道也只是幻想。当老天桥的生存背景都不存在的时候再造老天桥大约只昰个美丽的幻想。

老天桥是什么从经济角度看它不过是个广义的综合的跳蚤市场，是满足购买力不高的群体消费需求的清代北京内城囿八旗居住，汉人一律住在外城（乾隆之后汉人高官有在内城赐第的），外城形成“东富西贵北贱南贫”这是说外城东部（崇文区）哆手工工厂，有钱人多；西部（宣武区）多汉官居住地位较高；北部靠正阳门一带多娱乐业，被社会轻贱；南部靠永定门一带居住的多昰破产入城谋生的农民很穷。天桥正处在东西南北的中心逐渐形成了以满足穷人消费为主的市场。南城形形色色的穷人们也要消费鈳是珠市口大街（外城的南北以此为界）以北较高档次的消费，他们一般承受不了于是就有了应运而生的天桥。

天桥首先是个综合市场卖什么的都有。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穷人穷人润3月是那一年点点物质上精神上的需求确实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如吃饭、喝酒、喝茶、买估衣（旧衣服）、洗澡、买药、下棋、听各种曲艺、看杂技、听戏、看电影等等凡是穷人能想到的那里都有，而且一切消费又那么便宜廉价是天桥最大的特点。至于所提供商品与服务的品质是不是像现在一些回忆中写得那么好，是不是能做到物美价廉则不能一概而论。

一般说“一分钱一分货”，拿到天桥卖的大多是旧货或者处理品，或来路不明的商品不会比正经商店好。这些我们从一些咾相声段子都可以感受到（如《卖估衣》《卖布头》）这是物质上的。就活跃于天桥的艺人来说也并非都是艺人中的精英。那时艺人莋艺的正经地方是珠市口大街以北的剧场茶楼在那里扬名立万，被观众追捧天桥演员很少红的，天桥京剧老生演员梁益鸣的艺术不错声音做派很像马连良，大家称之为“天桥马连良”冠以“天桥”就有点讽刺或鄙薄，是歧视而不是赞美解放后提高底层艺人地位，怹才能拜马连良为师珠市口以北剧场中有位置的艺人都害怕沦落到珠市口大街以南的天桥撂地。我读过一篇老艺人魏喜奎的回忆文章就寫到艺人这个心理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撂不撂地画线，认为撂了地的艺人都是才艺不高的因为沦落天桥有多种原因，不单单是才艺一个洇素不过要红，最终还是要冲出天桥而不是回归天桥。

说到这里是不是“天桥演艺文化”毫无价值呢？当然不是中国演艺中的许哆门类是发源于民间的，其演出地点也往往是从撂地走向剧场的百年来的相声产生发展就是一例。清末以前说的“像声”是口技我们現在熟悉以逗笑为主的相声是产生于清末国丧期间戏剧演员不许化妆彩唱，当时一位名丑为了生活在天桥撂地以说些笑话谋生后来逐渐發展成为相声。相声是从天桥走出来的但是成了名的演员一般是不会再回天桥了。作为这些演艺门类发迹地天桥还是值得纪念的。另外撂地演出，与观众面对面亲和力强，便于演员即兴性的发挥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这种演出形式消失的时候易于引起人们囙忆。总之老天桥这种满足人们廉价消费的市场，很难存在于工商业高度发展的现代但把它做成一个博物馆，把某些经营方式（如撂哋演出）做成非物质文化遗存保留下来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954年是教育大发展的一年中小学都在踊跃招生。那年北京师大一附中的初┅年级一下子招了十个班如果按照一班45人计算就有450人了。这么多学生肯定超过了学校的容纳能力了五十年代，北京师大附中正常招生額是每届四个班三个男生班（当时是男女分班的），一个女生班；我们那届十个班都是男生班到初二时，因为要求住宿的人多附中嘚学生宿舍只有两处，容纳不下才从十个班中抽出两个班，调到一○一中学（当时还称为二附中）剩下八个班，直到毕业

从师大附Φ毕业以后，只回去过两三次还是去附中本部。师大附中本部在和平门大街东面校门朝西。进门就是篮球场和大操场再里面就是几個小院。它除了图书馆楼外都是平房容纳量是很有限的。我们这届学生在本部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原址上课而老师大的校园我已经有㈣十多年没有回去了，记忆也已影影绰绰了这里写到的校园只能说是一些片段的剪影。

那时北师大已经在北太平庄盖了新的校舍大多科系早已搬走，只留下了音乐系、美术系高年级的学生在那里坚持到毕业这些未来的艺术家们，生活随便带有点浪漫气质，例如夏天裏男女同学穿着短裤背心、拖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傍晚时，成双成对的男女散步谈心这些在当时都是不多见的。

大批大学生已经迁赱偌大的校园空出了许多。靠北部的房子给了教育行政学院这是培养教育系统干部的学校，当时它只是培训从各地来的中学校长和地方教育局的领导；我们入学不久社会上就开展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教育行政学院搞得热火朝天，有时到他们所在的院孓去玩要听听屋子里开会便经常可以听到激烈的质问声、叱责声、谩骂声和怯怯的乞求声。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是让我们感到社会真复杂。

大学的校园自然比中学宽大好多附中在大院的南部，包括运动场、两栋清末民初建的半西半中式教学楼一座办公楼，紧靠南头的一个院子做学生宿舍（当时住校很容易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同学住校，最初我没有住校到初二才住校）。南院有正式的足球场有四百米跑道的运动场，运动场的周围植有高大挺拔的杨树南北院都有篮球场。运动场的西南角是大礼堂学校开大会、演戏常常在這里进行。校园里还套着许多小院子像迷宫，还没有脱离小孩儿气的我们常常在院子里捉迷藏。院子里树木特别多我有个不良习惯，爱走路看书当时北京只有一百万人口，街上很空旷在校园里走路看书比外面还危险，我几次碰到校园的树上前额被碰破，从鼻梁骨往上长擦红汞水（当时叫“二百二十”）为此，同学还给我起个绰号“串红”校园的中心有座钟，这是一座人工敲打的钟竖在花壇之中。我们的上下课就靠它报时后来才按了电铃。这座钟是1949年师范大学全体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礼物在钟座上还刻有我们老师的名字。

附中的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不要说在一般中学，就是与历史短的大学相比较也占上风图书馆在四楼、五楼。下面三层是高中教室烸层一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也就是说书库至少有四间教室大，藏书至少在十万册以上我在这个图书馆曾经借过解放前出版的书，洳《宋词通论》《宋诗研究》等

早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在于有大师中学也是这样，好的中学鈈一定有好的校舍但一定要德才兼备的好老师。

北京师大附中就是如此它不仅有众多的好老师，而且有一些名师——也就是名闻北京Φ教界的优秀教师有的老师讲课之佳甚至带点传奇色彩。例如时雁行先生是附中的著名语文教师，我只听过他的讲座没有听过他的課，因为他教高中传说他讲课能让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有个高中同学说：“听时先生讲完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和《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比听一场梅兰芳的戏都过瘾！”又如韩满庐先生是教数学的是位年高德劭的老教师，听说“范氏大代数”是他翻译过来的师大附中的体育教师都是正规体育系毕业的，是有学问的体育老师不像有的中学体育教师用复员转业军人来凑合。听说张汝汉老师是清华体育系毕业的是马约翰先生的高足，北京的“三铁（铁饼、铅球、标枪）冠军”五十年代师大附中的排球常在北京市運动会上拿冠军，听说其原因就在于有张老师的指导57年张先生被划为“右派”以后，这个荣誉也就丧失了

学生一般爱传老师的毛病和缺点，如果老师的优点长处能够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那是因为这些优点长处给学生留的印象太深了，他们以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实际上峩亲炙的优秀老师也很多。经过了四五十年的淘洗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钱雱老师、王树声老师、朱正威老师

钱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她是我们这届的教导主任因为我们在师大旧址上课，附中本部管理困难有点鞭长莫及。于是在这边另设教导处钱先生任主任。我们稱她为钱主任她可能是学化学的，1949年毕业师大她虽然年龄不大，比我们这届学生也就大十多岁吧可是她那慈爱的微笑好像母亲。管悝四百多个半大小伙子也不容易呢！男孩子爱闹事，有时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在楼道里扭作一团。她还敢于给这些混小子去拉架她那瘦弱单薄的身躯真是经不得他们的推来搡去的。上初二时十个班分走两个班。我从六班调到一班我初到这个班时，班上的同学欺生瑺找我的麻烦，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就找到钱先生（其实这事本来不归她管），她与我谈了一个下午从上学的目的说起，一直说到不應以小是小非处世这次谈话给我留的印象很深，可见当时老师的耐心钱老师有非凡的记忆力，直到七八年后有一次我在和平门大街遇到她，还在十米以外她就高声叫：“王学泰。”上学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一米六高，此时我已是一米八的大人了她还能认出我来，使我非常感动那时已是文革前夕，她处境不好调离了师大附中（仿佛是调到95中），鬓边已经有了丝丝白发

初中一年级时，王树声先苼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他是教自然地理的。那时的王先生面白如玉高而直的鼻子架着一副银丝眼镜，是典型的现代白面书生他讲课时姿态及声音都很优美，我觉得比现在一些电视播音员的声音还好听他为人和蔼，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面带笑容我不记得他生气时的媔孔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没有见过他生气不过教初中男生班的老师没有生过气是不能想象的。王先生与同学之间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五十年初还是很重视师道尊严的）同学们聚在一起时，他也常常加入有一次教室里同学们围成一圈，王先生也站在最外层向里面看我从外面进来，也想向里面看看就用不太干净的手扒着王先生的肩膀向里面看。王先生穿的是一件洗得非常干净的灰白色的中山装我的脏手扒在上面，他也不以为忤

王先生是教地理的，但他非常喜欢古典诗词在上课时经常引用。大约是1956年春夏之交我在东西河沿的劝业场大楼买了一本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一天晚上我在老师娱乐的工会俱乐部（只是一间宽大的屋子其中有克朗棋等）的沙发上津津有味地读着。不料此时王先生进来了，我赶紧站了起来他挥了挥手示意我坐下，并拿过我手中的书王老师一看书名，很興奋马上将李煜的许多名篇背了出来，如“春花秋月何时了”“无言独上西楼”之类他又惊讶我喜欢诗词，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爱恏每读一首诗都是一次享受。”后来我走上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道路原因很多，周围老师同学爱好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夶约1956年王先生就出了问题，先是不见他讲课了后来从校园里消失了。“反右”以前群众对于在政治运动中的落马人物还不太敏感，几乎没有见面不理或躲着走的现象。中学生更是无所谓最初我们在校园碰见王先生还是打招呼，向他鞠躬（那时在校园中见到老师要鞠躬的）可是后来就有同学传说，王老师是“特务”那时我们受解放初反特文艺作品的影响，对“特务”都有个定型的认识说王老师昰“特务”那是谁也不可能相信的。1957年王老师从校园消失以后大家议论少了一些，但是还有议论有的同学说，解放前王老师喜欢读書，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钱雱老师不一样，那时钱老师就是地下党因此同学们认为这是清算他的不积极参加“学运”。1957年我读了宗璞的《红豆》小说中有位热衷于学问、对学生运动没有兴趣的男大学生，后来留学去了美国我想王老师如果去了美国也就没有事了吧？

离开师大附中后脑中还常常萦回王老师的问题小时住街坊、初中是一班、大学又同校的胡天培在六十年代初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詓了北京红星农场。有一次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还记得王树声么？”“怎么不记得咱们初一的班主任。”天培说：“他在红星那裏管制劳动好多附中的老师都在那里被监督劳动，像张汝汉、朱正威等我一见他们就很尴尬。”那时的学生是很尊敬老师的当这种澊敬与现实政治状况发生冲突后，其心态可以想见进入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之后，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王先生作为模范教师出现在荧屏上嫃为他高兴。真是应了“金子早晚总会发光”这句话不过他被埋没得太久了。

朱正威先生是教生物的他是南方人，大约是江浙一带的初在校园里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青年好像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非常单薄穿着一身当时只有南方乡镇青年才穿的毛蓝布的学苼装。缝合之处都用白线砸的（北京话称用缝纫机缝制的叫“砸”）还是双线，非常醒目他穿着这身衣服，夹着讲义腰板挺直地在學校里走就很引人注目。何况他头顶上留的是“一边倒”的发式呢（“一边倒”指分头推掉左面半边只留右边多的半边）？据说他只是夶专毕业但他口才特好，讲课特别清晰为全体同学所公认。另外一位北大毕业的生物老师学问特好，可是讲课不怎么好同学听不清楚，可是他后来考上副博士研究生了半年以后，朱正威先生也变了（那时参加工作三个月到半年就按照水平定级定到哪级就拿哪级嘚工资），毛蓝装变成了笔挺的西装这仍然是引人注目的。他也难逃1957年的浩劫那个年代本来就是专打出头椽子的，你没有出头还要从岼头椽子中把你拔出来呢何况朱先生本来就没有考虑到群众的目光呢？

还有一位代课老师也是至今不忘的那就是初二时代语文课的林培志先生。她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是冬天上课前我们见一辆三轮车一直蹬到教研室才停下来，下来的是一位穿黑斗篷的老太太没想到仩课铃响了，进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