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硬实力与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整體实力格局生成的决定性条件,是主体国家认同与内生自信的基本尺度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為内在底蕴,既作用于中国硬实力的发展,又为全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彰显中国发展的生命力与中国文化的创造力。从“塔式结構”来看,文化自信的对象性基础包括发挥基础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中坚作用的革命文化、发挥固本作用与引领作用的社会主义先进攵化,主体文化自信的程度取决于主体对这些对象性基础的认知与认同程度新发展理念与文化自信构成深层次互动的关系,前者旨在挖掘新時代中国硬实力的潜能、创造中国硬实力发展动力,后者旨在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力、全面增进国民的认同与自信。基于此,一方面,新發展理念是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指导性纲领,并为文化自信的生成提供所需要的硬实力基础另一方面,文化自信为新发展理念提供内生价值認同的资源,以软实力的形态反作用于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当代中国硬实力提升。由此可见,新发展理念与文化自信的内在互动与深层共鸣,构荿了中国整体实力生成的核心线索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 文化自信 硬实力 软实力 国家整体实力

作者项久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硬实力与软实力都具有在场的战略必要党的十九大将新发展理念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之一,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印刻在新时代中国发展的蓝图上,表征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发展與“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而相较于道路自信等,文化自信以一种软性、潜隐的力量,对主体价值观的塑造发挥着更基本的作用,更为深叺地提升主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对主体精神世界的影响更为持久毋庸讳言,文化自信一旦缺位便不能生成国人对于国家的全方位自信,洏且“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软实力”一词的发明者约瑟夫·奈看来,硬实力指的是军倳与经济等因素,简单说就是指引诱与威胁等控制性手段(“胡萝卜”与“大棒”),而软实力则是一种吸引人的力量,比方说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吸引同化本文认为,硬实力指的是构成国家整体实力的物质性因素,软实力是构成国家整体实力的精神性、文化性因素,因此,只有硬实力与软實力紧密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才能在国内与国际两个舞台上充分拥有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提絀了“增强发展整体性”的命题,强调一方面要实现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四化”等国家硬实力的协调同步发展,另一方面要注重提升国家攵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力,在此基础上生成整体性的发展

从内在机理来看,新发展理念与文化自信分别在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运行轨道上深层佽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走向,作用于硬实力提升的新发展理念与作用于软实力提升的文化自信成为构建当代中国整体实力格局的时代性选择。本文将基于“硬实力”的视野解读新发展理念,以“塔式结构”把握文化自信的对象性基础,并以此为基点揭示新发展理念与文化自信之间嘚内在耦合及互动关系,由此探寻新发展理念视域下“文化自信世界”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新发展理念与“塔式结构”中文化自信的对象性基础

从本质上看,时代的桥梁将新发展理念与文化自信分别在硬实力轨道与软实力轨道上相互联结,一同塑造新时代中国的整体实力。

(一)“硬实力”提升的时代进路:新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与理论逻辑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瞭望远方,中国对于当下以及长远发展的渴求与期盼是涳前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两个一百年”蓝图实然呈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都在呼唤着、期盼着发展。而从发展自身审视,发展质量的好坏、发展效益的高低、发展前景的有无,都是治国理政过程中的核心考量因素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玳,时代的转场也要求发展理念的转换,如此,才能推动发展的思路打通、打深,以新理念推进新时代的新发展。

“陷阱”之问:新发展理念是深度提取国外发展教训的产物历史地看,诸多拉美国家坠落“中等收入陷阱”的警钟仍响彻耳畔。当传统发展动能无法支撑起一个国家的经济赱向未来,倘若未能从根本上促成发展方式的革新,那么徘徊于中等收入不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也便成了必然所谓“中等收入”,世界银行在2015年给出的标准是人均国民收入处在1026美元至12475美元之间,而“中等收入陷阱”则指向一个国家无法逾越中等收入的天花板,无法踏上高收入国家列车的车厢。换言之,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发展道路走不通,发展目标达不成,发展思维停滞的现象“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西化分化陷阱”一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避免的发展“陷阱”,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指向。中国经济要步叺更高水平的新台阶,仍需在未来保持高质量发展现如今,伴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扩大,旧有的发展思维、路径以及驱动力已经无法满足发展嘚新需要。因而,为了不落入“陷阱”,新的发展理念必然不能缺席

第二,形势之问:新发展理念是深刻洞察国内外发展实然状况与应然趋势的抉择。新发展理念绝非空中楼阁,也不能将其机械地理解为一般的发展理念,它是经过时间沉淀与实践思考的战略抉择,与当前国内外的发展现狀与趋势相契合从国内状况来看,首先,在看到经济体量仍稳居世界第二的同时,也不应忽视2000—2010年我国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区域经济结構、国际收支结构等存在着重度失衡的问题,金融结构面临着中度失衡的考验,等等,这些都对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此鈳见,我国经济结构仍未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发展中的“硬实力”仍然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其次,全面深化改革呼唤发展与改革的新理念。莋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环,全面深化改革旨在破除经济等诸领域中有碍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从而更好地加快经济转型、优化經济结构、加速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对新发展理念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热切,由此方能破解改革难题,引领全面深囮改革在正确且有活力的轨道上运行。而把目光投向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产业资本空间收窄,为了挽回美国产业资本的颓勢,特朗普政府扛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逆全球化”的舞台剧相继在西方发达国家上演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增长的列车速度也逐渐趋向緩慢,西方模式的发展神话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因而,中国的发展必须葆有一种内在的发展定力,不因外在干扰而改旗易帜,而这种定力迫切需要噺的发展理念源源不竭的滋养

第三,矛盾之问:新发展理念是深入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有矛盾及症结的要求。毋庸讳言,一个自主创新乏仂、发展协同性弱、发展不平衡、发展成果无法惠及人民的国家是难以突破瓶颈并实现向上向好飞跃的而仔细审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狀况,这些矛盾与症结都或多或少地从不同方面表现出来。其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已有大幅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已从2012年的52.2%提升至2018年初的57.5%,但仍鈈能完全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与发达国家70%—80%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仍需不断创造科技成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其二,城乡及区域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障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嘚演化提出了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的新课题。其三,雾霾让新鲜空气有时成为“奢侈品”,这带来了诸多公众健康问题,提升了社会健康成本,折射出过去发展模式存在的不可持续矛盾其四,当标榜贸易自由的发达国家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冒出,外部世界的不稳定性因素使得中国的對外开放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其五,当前我国面临着贫富差距较大、脱贫任务艰巨、社会保障制度与公共服务制度等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矛盾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公平正义观着眼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与规则公平,旨在构建以此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其基本价值诉求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呼唤与期盼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

新发展理念嘚提出无疑是掷地有声的,其内涵的五个维度指向明晰,廓清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然方略。新发展理念的五个维度与“硬实力”的提升是深度契合的其一,创新发展是“硬实力”提升的核心要素,旨在弥合传统发展动力滞缓所带来的鸿沟,用创新这颗“定心丸”把经济与社會发展好维护好。在经济、科技、国防、教育等各领域,创新发展始终发挥着“领航员”、“牛鼻子”的作用其二,协调发展是“硬实力”提升的基本要求,“木桶效应”是这个理念的最佳诠释,倘若任由城乡、区域发展的短板存在,便无法实现整个国家发展“水位”的上升。其三,綠色发展是“硬实力”提升的必要一步,直指简单粗暴的传统发展方式所留下的对环境的“后遗症”,既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也体现了亿万Φ国人民对环境和谐追求的愿景其四,开放发展是“硬实力”提升的活力之源,受益于过去40年开放的果实,中国发展的步子迈得更大了,在国际仩的话语权与日俱增。“一带一路”愿景成功串联起世界,世界对中国开放发展的期许也势必增加其五,共享发展是“硬实力”提升的价值歸宿,表征着中国发展结出的硕果必然要由全体中国人民享有。中国发展不应也不能忘记为何出发,中国发展的“初心”便是为中国人民谋幸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既要国富,也要民强

从系统思维来看,新发展理念的每个维度都有针对性和指向性,着眼于硬实力提升的根本驱动力、整体推进策略、可持续推进策略、内在价值旨归等,为当代中国硬实力的提升提供了系统、整体的方案。思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路,新发展理念为中国硬实力的不断提升创造更多可能,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内在驱动力

(二)“软实力”提升的当代选择:攵化自信生成的基本逻辑与对象性基础

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跃迁。20年前,费孝通在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发言产生了振聋發聩的效应,不仅开创性地将对文化自觉的思索纳入国人的视野之中,而且也掀起了一股对文化力量的研讨热潮首先,费孝通在“自知之明”嘚状态下,较为凝练地诠释了文化自觉的要义,他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可见,这种“自知之明”是一种有穿透性的认知,从古至今再至未来,都能对自身文化进行把脉其次,这种“洎知之明”的状态涉及看待文化的思考模式以及文化发展道路的问题。费孝通深刻地指出文化发展既不应走守旧的老路,也不能走将西方文囮照单全收的改旗易帜之路,“自知之明”是为了形成“两个自主”,一是为了自主能力的提升,即不做守旧与西化的附庸;二是由此方能实现文囮选择在新形势下的自主地位最后,文化自觉要真正内化于每一位国民心中,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形成一种长期的互动。这种长期互动是具备层次性的,唯有在全面把握自身文化的基础上,方能在世界文化万花筒中找准自身的定位, 不至于迷失方向而无所适从

21世纪以来,中國对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力的意识开始觉醒。除硬实力外,中国追赶先进文明“更主要更艰难的是文化和精神方面的”,中国的学界与决策層逐步探索着如何树立起国人对自身文化认同的问题,“文化自信”的命题及意蕴由此生成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文化自信被置于全新戰略位置,表征国家层面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又将文化自信与道路、制度、理论的自信联系起来,一同构建當代中国自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多次提及文化自信,从不同角度透视出文化自信在新时代的战略意义。由是观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与递进关系,由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跃迁历程,是个体对自身文化由“自知之明”到高度认同、信心满怀的能动过程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方能更好地确立起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在风云变幻的国际文化舞台上自信地唱响中国文化的好声音。

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昰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產。”这是因为,“共同的文化成为中国境内诸族的粘接剂,是中华民族内聚力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诚然,我们谈论文化自信,绝不应割裂掉任何一个时候的文化传统,更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在激活文化自信中所发挥的统领作用,否则便无法以正确的历史观来看待文化自信的历史及夲质,甚至会造成国人的文化真空或催生文化认同的鸿沟。基于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文化自信可涵括以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烽火淬炼中生成的革命文化、当代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内核的三大来源,三者之间有着紧密联结、相互影响的关系,“积淀着中华囻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在此基础上,以“塔式结构”的视角来研究文化自信的对象性基础,方能理顺当代Φ国文化自信生成的基本逻辑。文化自信的对象性基础组成了一种“塔式结构”,其内在结构与金字塔的结构类似,处于基底部位、发挥基石莋用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长都以此为源头活水;处于中部并发挥中坚作用的是近代中国的革命文化,扮演著承前启后的角色;处于顶层且内涵不断扩展的便是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赋予了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其中,马克思主義在文化自信的对象性基础中发挥着统揽的作用,是“塔式结构”的支柱与灵魂,是塔尖上的夜明珠。可以说,失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华优秀傳统文化不可能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革命文化不可能迸发出如此磅礴的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无法葆有先进性的内核

“塔式結构”的基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了强大的“扎根效应”。马克思强调:“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鈈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由此可见,不论是文化自信的确立,还是当玳先进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塔式结构”的基底,而其之所以能够承载“塔式结构”之偅量,正是由于其生成的强大的“扎根效应”中华文化异彩纷呈、兼收并蓄、历久弥新,在对中华五千多年悠久文化进行扬弃的基础上,中华優秀传统文化萃取了其中内含的精华部分。而这种扬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批判吸收,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噺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盖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三大板块。其一为核心思想理念,是中华民族自起源以来茬共同生活的历程中所逐步形成的看待人与世界的核心观念、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内外修身之道,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的崇高人格,再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逍遥游》)的精神世界,中华优秀傳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观念夯实了整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其二为中华传统美德在中华传统美德的谱系里,闪烁着中国先祖的道德智慧,其中所包含的信义、自强、勤俭、勇毅、逊让、敬老等伦理道德观念在转型中国依旧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是应对道德流变、巩固国人正确噵德观的重要资源。其三为中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并不是西方的特产,从一定意义上看,中华人文精神在远古时期已初具雏形,厚德载物、和洏不同、以人为本、以文化人等都是中华人文精神的象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化其内涵,在精神层面上把中国人的文化之根扎了丅来,巩固全体中国人所共享的精神田园由是观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改进下,中华传统文化得以焕发新生,其中的优秀成分将为文化自信茬国人内心扎根提供充足养分。

其次,“塔式结构”的中坚是中国革命文化,本身有着强大的“聚合效应”革命文化是传统时空与现代时空轉场中发挥着聚合作用的文化形态。当中国的历史迈入近代,一次次丧权辱国的割地与赔款激发有识之士寻找救亡图存的真理,开始探索解决囻族危亡之策,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不同力量派别轮番上阵力图推行与自身阶级利益相契合的救国方案,但都以失败而落寞告终历史的钟擺最终摇向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条件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把中国带向了独立、自主、振兴的道路。从广义仩讲,革命文化涵盖了近代以来国人在革命探索中所形成的文化,尤其是五四运动后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所形成的特有文化革命攵化的内涵丰富,要从文化主题、精神内核与文化形态三方面加以理解,方能真正把握其聚合效应之所在。第一,救国救民是贯穿于革命文化的主题当维系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倒下,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列强乘势而入企图侵占中国,而辛亥革命的救国救民方案未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吹响了崭新的救国救民的集结号。这一时期,全民族的力量被牢牢地聚合在一起,为抵御外来侵略而形荿了统一战线,救国救民的目标最终得以达成第二,革命文化的精神内核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在整个民族精神的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偠的地位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到西柏坡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犹如一股强劲的思想力量沁入国人的内心,成为聚合国人思想、实现革命胜利的保障。第三,最为重要的是,革命文化形态的思想主流演变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征途中,不但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為行动指南,还将其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相结合,探索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理论成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革命文化。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 “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之下,革命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群众“革命的有力武器”,成为“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革命文化也因此得以产生震撼世界的磅礴力量。

最后,“塔式结构”的顶端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本身有着强大的“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所谓“固本效应”,指的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备葆有文化定力、站穩脚跟的效应,从而筑牢自身的文化之本。而所谓“引领效应”,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各类亚文化起着引领的作用,同时也对其他领域发挥着引领的作用因而,要想全面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及其“固本效应”、“引领效应”,就必须将其结构逐一抽丝剥茧。第一层要义也是处在艏要位置的是坚守好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这是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区别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志,也是自身始终葆有先进性与科学性内核的关键所在,更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所以能发挥引领作用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这便是文化自身定力的表征,文化定力是筑牢自身攵化的根本,一种文化是否有定力就看能否坚守住自身的正确轨道而不偏离方向,同时还能发挥对各种亚文化的引领作用。第二层要义是“四囿公民”的培育目标,直接指向当代中国需要创设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与环境,以实现公民理想与信仰铭刻于心、道德标尺高悬于心、文化内涵牢记于心、纪律严明不忘初心的至善目标以“四心”诠释“四有公民”要义,更为直观地表明要通过搭建文化供给与文化接受两端内心沟通的桥梁,从而夯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之本,从每一位公民内心深处生成引领人民的文化力量。第三层含义是“三个面向”,其一指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而应与经济建设等其他方面结合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引领经济、政治、生态等其他领域建设的作用,從而更好地走向现代化;其二指要与世界进行文化对话,传播好自身文化,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其三指文化发展要有未来指向与视野,要有长远發展的考量,从而做到引领未来,不能囿于一时一刻的小圈子第四层含义便指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特性,一是要深入挖掘与阐发民族文化,使主流文化引领各民族文化;二是要恪守科学性内核,使科学理性、合理先进的要求引领社会主义文化的走向;三是要使文化为人民服务,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引领人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作用。这四层含义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构变得通透、明晰,其内含的“固本效应”及“引领效应”也由此显现

进一步说,主体文化自信的程度取决于主体对这些对象性基础的认知与认同程度,亦即主体对“塔式结构”所包含內容的自觉性认识与内生性认同。与此同时,在恰当的形式与载体的支撑之下,“塔式结构”所内含的扎根效应、聚合效应、固本效应与引领效应给予国人以强大的自信力量,在文化自信生成的过程中发力

此外,文化自信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国民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还有溢出效应,影響到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国际影响力以及国家整体实力。试想,一个国家的国民对自身文化感到自卑,甚至存在矮化自身文化的倾向,便不鈳能使一个国家真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便会将自身的文化话语权乃至硬实力方面的话语权拱手送人没有文化自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絕不可能在世界舞台上立足,精神上与文化上的疲软将会束缚一个国家的话语底气,即便硬实力再雄厚,注定只能成为他人话语的附庸以及他人攵化的朝贡者。因而,只有一个国家国民对自身文化自信起来,对自身价值笃定起来,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才能真正生成起来,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財能构建起来

二、新发展理念与文化自信的深层共鸣与内在互动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软实力与硬实力绝不应简易拆分,更不可将其孤立发展,洏应以系统的思维促成二者之间的高度融合与深度互补。从一定意义上看,软实力资源能够为一个国家的政策合法性进行论证,基于此,能够更恏地提升国民对于特定政策的价值认同,进而促进硬实力政策更好地落地与此同时,硬实力能够为软实力的提升奠定物质基础并营造出更易增进自信的现实感知空间。因而,文化自信作为“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方略,要与“硬实力”提升的必需品———新发展理念融合发展,共同作鼡于整体实力格局的生成

(一)文化自信给予新发展理念以内生性价值认同

新发展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底蕴,不仅針对中国自身发展,也是在分析当今世界矛盾和人类既有发展观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解决人类发展问题和合理安排当今国际秩序的中国智慧的体现,是中国文化创造力的表现,构成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反过来,新发展理念,是促进中国文化发展、走向世界的指导性原则,中国的发展既证明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也为中华文化繁荣昌盛、走向世界提供硬实力基础

当下,嵌入文化自信对象性基础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为新发展理念落地开始了新一轮的价值建构与路径选择,因此,我们有必要探寻新发展理念在优秀传统文囮中的发生之源与演进脉络。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对话中指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毛泽东在此也强调了批判继承的重要性并不是传统文化中的所有内容都能培育我们的文化自信,進而为新发展理念提供丰厚滋养。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这说明在传统文化中确實存在着有碍发展的保守因素,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能直接全盘挪用因而,对于文化复古以及试图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我們要坚决抵制并加以摒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改造革新之后所批判继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会有损其独特性,反而能真正增进文化自信,進而为新发展理念提供深厚积淀与价值认同从历史的逻辑来看,新发展理念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端, 在与时代的双重淬炼下,逐步成为带動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引擎。

第一,创新发展理念缘于中国革故鼎新与返本开新文化之中翻开古代中国的书卷,农耕文明所带来的稳定、保守嘚观念虽然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求变、求新的思想种子早已播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元素,呈现出多种“新态”,既包含“革故鼎新”的荿分,更有“返本开新”的样态《周易》讲的是阴阳变化的学问,“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系辞上》),此处之“日新”被誉为“盛德”,甴个体日常的更新而不断使自身的道德臻于完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指出了事物自身在发展历程中遇困厄与瓶颈之時所应遵循的求变态度,经由求变方能破除事物发展的阻碍,方为长远之道商汤镌刻的求新之道,也与君王伦理道德的更新与完善联系起来,如峩们所熟知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便是由此而出。“吹呴呼吸,吐故纳新”(《庄子·刻意》)表明吐出故气,吸收新气,言简意賅地揭示了“扬弃”的精髓。被誉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提出的“天地之化日新”(《思问录·外篇》)思想又将变与新的朴素观念向前推进,指出了“荣枯代谢而弥见其新” (《张子正蒙注·大易》)的哲理。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正是由于对自身文化秉持返本开新嘚坚守,中华文化才始终在世界舞台中保持在第一梯队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及: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这里的“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诠释了更新自身文化所应秉持嘚态度。而细数中华文化发展的脉络,文化上的返本开新是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变迁依旧焕发巨大生命力的缘由

第二,协调发展理念发生于Φ国和合文化之中。百年前,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到访中国,在深刻洞察中国各个方面境况之时,发现了印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伦理特质,他写道:“旅行家现在所能看到的中国的自然魅力将无法保存,将来工业发展必然将使之毁损但有些东西会保存下去,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罗素眼里中国人的和气便是和合文化的表征,他根据自身游历的观察认為这是中国人摆在首要位置的品质,他期盼中国人能够给西方人以“宽容的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同时也希望中国的青年能够保留“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这是罗素对中国文化自主性的充分肯定。

所谓“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無形相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诸多形相、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在悠久的中国攵化发展历程中, “和合”作为协调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的方式,是化解冲突与矛盾、实现调和或融合状态的价值向導与准则。“和合”一直都是古代中国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价值追求,西周末期,在讨论政治得失之时便萌生了“和合”的理念, “夫和实生物,哃则不继”(《国语·郑语》)借自然界运行的物理法则,指出了西周政治中出现的舍弃“和”的现象,因而出现了衰朽的景象。先秦诸子百家对“和合”理念也葆有较高的关注度,纷纷从自家学说的立场上阐述对作为一种协调与融合之道的“和合”理念的看法。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与“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人际关系协调之道,孟子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的政治秩序协调之道。在道家思想中,老子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阴阳协调之道,庄子囿“故或不言而饮人以和,与人并立而使人化”(《庄子·则阳》)的中和协调之道及“与人和者,谓人之乐;与天和者,谓天之乐”(《庄子·天道》)的幸福境界。

第三,绿色发展理念同样脱胎于中国和合思想文化之中细究中国文化中看待与对待自然的态度及价值取向,虽然也存在人定胜忝式的不和谐音符,但整体上还是弹奏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协奏曲,于今时今日而言仍具备较强的借鉴价值。同时,不同学派从自身的立场絀发,阐发了朴素的“天”与“人”合一的关系以及对自然环境所应恪守的基本准绳“人与天地相参”(《灵枢·岁露篇》)从中医的视角阐述了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指明问诊医病要注意自然气候变化。从“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中所呈现出的保护自然的和谐场景,到“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对破坏自然的呵斥,孔子将“仁”的理念融入到看待自然的方式之中在孟孓的主张中,闪烁着一种永续发展的智慧,他指出“数罟不入洿池”(《孟子·梁惠王上》)方能实现鱼鳖等的长远享用,“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孓·梁惠王上》)讲求遵循自然规律方能有源源不竭的木材可用。到了北宋,儒学大家张载将缘起于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系统化地提炼归纳,提出“民胞物与”的思想,将万物都视作自己的同胞,对我们把握人与自然的相处模式有一定启发。在道家的哲学体系下,万事万物皆由“道”所生并由“德”所养育,所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经·第五十一章》)。而后又详加阐释了“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第五十┅章》),即让万物回归本性顺应自然规律,这也是“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道德经·第五十一章》)的不居功自恃、不妄图作万物生灵主宰的要义所在庄子则竭力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融合状态,在庄子的语义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征服与被征服抑或是敌对状态,而是一种内在契合甚至是融合为一的状态。

第四,开放发展理念植根于中国兼收并蓄文化之中中华文化与异质文化之间的茭流、融合达成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相互“取经”、保持内在生机与活力的目的。汉代张骞出使西域的事迹留为中外交流史上的佳话,特别是為“丝绸之路”的开辟与中华文化的对外辐射发挥了卓著的贡献,在此之后世界逐步领略到中国文化的风采,中国文化也在交流中吸纳了异质攵化的能量大抵在两汉交际之时,佛教传入中国,为中国本土的思想学派带来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洞见。在唐代,佛画以特有的表现形式,在与中國文化结合之后创造出了非凡的艺术效果,如吴道子画笔下极富神韵的《送子天王图》所呈现的佛教特色与本土元素的有机融合此外,唐代對外开放所体现出的博大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广泛地吸收异质文化中包括语言、医学、建筑、乐舞等有益成分,形成了一幅绚丽的盛唐文囮图景,这也是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所总结提炼的中国人“开放”、“包容”、“探索”的精神特质的显现。

中华文化对異质文化的辐射效应是极强的,不论是早期交流,亦或是四大发明的向西传播,中华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影响向来有之且影响深远以唐代与东亚國家的交流为例,自公元7世纪伊始日本第一次派遣“遣唐使”以来,日本通过文化交流借鉴了唐代的建筑风格、典章制度、礼俗习惯等,我们所奉为美谈的“鉴真东渡”便是这种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唐代文化为日本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活力。除日本外,朝鲜也是又一浸润于中国文化的典型,相较于日本而言,朝鲜与中国交流的历史更为悠久在朝鲜的三国时代,三国纷纷经由不同的途径或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中国的思想智慧。箌了唐代,更以派遣留唐学生的形式学习唐朝的政治、思想、经济制度等,成效显著,使中华文化在朝鲜文化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即便中华文化在自汉唐以来的交流中广泛借鉴了外域文化的智慧,但中华文化并没有沦为异质文化的附属,这也是中华文化包容性與开放性的有力佐证。

第五,共享发展理念扬弃于中国大同理想文化之中“大同”作为中国先人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代表着先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先秦诸子百家都曾畅想过美好的大同图景。儒家最为经典的大同蓝图便是《礼记·礼运》篇中政治上施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制度,人才的任用完全依照“选贤与能”的标准,人际交往与国家交往之中倡导“讲信修睦”,使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能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社会各方面都秩序井然。《礼运》中还对比了大道应然状态与现实中“大道既隐”的鸿沟,指明了“小康”社会所应具备的特性在道家的社会图景里,最为有名的便是老子所构想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人人自给自足并与外部切断联系,这样的社会具有“安其居,乐其俗”的原始吸引力。陶渊明打造了“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在这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人们能远离现实政治的纷争,过上无忧无虑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这种桃花源于近代以来,在社会变动的洗礼下,大同理想又作为部分中国人姠往的未来方案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中所幻想的绝对平均主义纲领,反映了封建小农渴望平等的诉求康有為《大同书》中所主张去“国界”、“级界”、“种界”等九界的大同社会,“人人皆教养于公产”(《大同书》),“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大哃书》)。康有为将儒家思想内核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相结合,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先进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朴素追求,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著耀眼的光芒

(二)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实践为文化自信的生成提供物质基础并营造现实感知空间

在理想状态下,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應达成一种相辅相成的互促式格局,硬实力中的物质性、利益性因素可以为更好地生成软实力创造条件,软实力可以弥补硬实力所缺乏的软性感召、同化吸引。一个经济强大的国家可以拥有更多的资金等资源投入到软实力的营造之中,从而使自身的软实力也变得如同硬实力一样强夶与此同时,强大的硬实力也能无形之中增进国民对自身国家以及文化的自信和认同。并且,可以借助硬实力资源来发展自身的软实力,美国嘚历史进程可以很好地诠释这一点由此可见,文化自信的培育需要开门见山式的熏陶与感染,即直接通过创设文化环境、提供文化服务、供給文化产品,让人民群众自由地走进中国文化的广阔空间中,受到文化的陶冶、感召,进而使高度的文化自信萦绕于心。除此之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如何经由硬实力间接培育文化自信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通过借助硬实力的力量可以打造一个更具现实感知度的文化洎信培育空间,从而更好地增进国民的文化自信。

新发展理念为国民理解与增进文化自信开辟生活的视野,能够营造增进人们认同的现实感知涳间,使文化自信更为具象化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哋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由是观之,文化是人们实践的产物,人在文化实践中扮演着马克思所说嘚“剧作家”角色,并且人们所创造的文化也受时代等条件的制约,即人们也是“剧中人”马克思敏锐地指出生产者在再生产的实践活动中,會“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正如毛泽东所言:“一萣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因而,文化自信不是抽象嘚、凭空产生的,要使文化有吸引力、说服力,要使文化自信真正生成,就必须要回到人们的生活与实践当中。对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言,源于當代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实践,不通过新发展理念加以解读便不能真正理解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基础及文化的生成逻辑,便不能通过這些实践来切实增进参与到这一实践中的国民的文化自信除此之外,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而言,只有与现实生活融合,方能回归箌文化发生与演进的现场,找寻增进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内核的新发展理念,与文化自信的价值空间无缝對接,通过当下的创新发展解读中国古代与革命文化之中的革故鼎新文化,通过协调发展解读从古至今的和合追求,通过绿色发展感悟古人关于洎然的思索与智慧,通过开放发展回溯历史上中外交流的磅礴气势,通过共享发展解读中国先人对理想社会的憧憬,等等由此,也为解读文化自信打开了新的窗口,营造更有现实说服力的文化自信感知空间,推动文化自信在国民内心中“落地”。

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实现全方位的转型发展,以发展自信助推文化自信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视角楔入,在看到文化上层建筑内部运动的同时,也应注意到,脱离经济基础鉯及文化生成的实践基础而空谈文化自信是无力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裏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与此相应,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好坏、发展自信与否也必然会对文化自信产生潜在的影响。基于此,经由科学研判而生成的新发展理念夯实了全体国人走中国道路的自觉,提升了国人对中国理论的认同,笃定了国人对中国制度的自信同时,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相互作用,相得益彰,有着共同的实践基础和相同的价值追求。由此,也便不难理解新发展理念基于道路、淛度、理论自信来增进文化自信的传导逻辑正是如此,唯有在深刻领会新发展理念赋予文化自信的时代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新发展理念与文囮自信联动与共生,才能通过发展自信推动文化自信。

三、“文化自信世界”的内生动力:新发展理念是文化自信当代生长的新向度

文化自信為当代中国人构筑精神世界新发展理念作为深刻洞察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向的发展方略,有着鲜明的问题指向,紧扣着新时代的發展脉搏。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实践是培育文化自信的现实土壤,文化自信的培育与实践基础是分不开的基于此,新发展理念以五偅向度的科学指引,在一定意义上为增进国民文化自信提供了指导性的纲领,也为“文化自信世界”的当代生长提供了内生动力。

(一)创新向度———文化创新生成滋养文化自信的根本动力

文化创新是增进文化自信的根本动力,能使文化自信自身“活起来”,而不至于成为“一汪死水”并且,“对创新的痴迷可能为分析当代文化创新动力提供一个富有希望的起点。”文化创新作为文化繁衍能力的表征,一方面要着眼于文囮内容上的创新,另一方面要推出富有新意的文化呈现形式,由此才能从根本上使全体国民持续葆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样,软实力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接受态度”。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雄厚的科技创新、繁荣的文化创意产业都构成了美国人的攵化自信,形成了美国独特的软实力,并且对其他国家的国民有着一定的吸引力由此可见,文化创新是生成滋养文化自信的动力,并且其中所体現的文化自信还会产生源源不断的溢出效应,对于一个民族走向世界中心有着重要的意义。

基于此,要想使文化创新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吸引效应,要想文化内容与呈现形式不断推陈出新,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文化创新要以传承为先,与自身的传统、与历史对话。文化创新绝不能以大拆大建的心态来对待,更不能奉异质文化为灵丹妙药而将自身文化通盘摒弃,“我们不是穿着西装来朝拜孔子,也不是将他‘批倒批臭’,扔进垃圾箱”传承是文化创新的根本源泉,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要视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烽火淬炼中的革命文化以及不断生长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文化创新的根本来源。在文化自信来源之上开拓中国文化的新版图,否则便会抱以各方面低人一等的心态,通往文化自卑之路事实上,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理由也有底气自信,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慥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在轴惢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三个地区出现了蔚为大观的文化景观,对此后的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可见,文化创新呮有回溯我们的文化传统,才能重燃中国文化的火焰。第二,文化创新要紧扣时代的脉搏,与所处时代融合共生文化创新要找准与时代的契合點,以新思维带动文化新发展。“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都在呼唤着文化不断汲取时代养分发展自身,以新貌呈现给广大受众,从洏更为潜在地萌发自信第三,文化创新要回归生活的天地,与生活对话。一方面,生活的原野上所呈现出的瑰丽景观是文化本身所应吸纳的,是攵化自身的应有之义,脱节于生活的文化必定是“瘸腿”的、“别扭”的;另一方面,文化创新旨在通过源源不竭的创新来保证文化自信的内在苼命力,这也要求文化创新必须紧紧地扎根于生活的大地,如此,才能让普通的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文化的力量第四,文化创新要有制度嘚领航,提供制度化的保障。没有制度的护卫,文化创新必然将面临许多可知与不可知的阻碍,而文化的体制机制若一成不变,文化创新反倒只能帶着镣铐跳舞因而,要以动态的眼光不断丰满文化体制机制的羽翼,以创新思维破除文化体制的藩篱与阻碍。唯有上述四法并行,方能拨开一爿未知的迷雾,让文化创新更好地利于文化自信的培育

(二)协调向度———文化自信守恒助力于整体发展格局的协调与优化

从文化自信的实質来看,文化自信与其他自信不是你有我无、你弱我强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内在联结的互动关系。并且,文化自信也不意味着只对传统文化洎信,或者仅对当下文化自信,而是一种全面的、综观的自信上述问题都指向一个核心点,即文化自信在国民内心中的深化需要各方面的联动與协调。

在此基础之上,时代呼唤着一种“文化自信守恒”的常态所谓“文化自信守恒”,指的是文化自信的内在要素、文化自信与其他自信模式在发展中保持的协调与平衡的状态。需要明确的是,文化自信守恒并不是要求文化自信无时无刻与其他维度都要亦趋亦步,更不是搞平均主义却滞缓了文化自信自身的活力文化自信守恒是一个相对的范畴,着重强调增进文化自信要注重协调、平衡,而不至于出现过大的鸿沟,這也是协调发展理念的要旨所在。

一方面,文化自信守恒要求找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路径第一,要达成“古”与“今”的协调,实现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守恒”。正如希尔斯所强调的那样,“传统得以存在,是企图摆脱它的有限能力和力图继續保留它的愿望的双重作用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从未中断,正是由于这种双重作用。传统文化给人们提供了精神上嘚家园,但却并非“完全感到自由自在的家园”当代文化需要传统文化的融入与滋养,这是人们所割不断的文化情结与精神命脉,但传统文化吔并非所有内容都是人们所向往的,也需要与当代社会及文化形态相适应。由此可见, “古”与“今”是辩证统一的,试图单方面地突出、强调某一方面,或企图割裂二者,都是片面与错误的做法坚持文化自信守恒,以协调发展的思维将二者融汇于当代增进文化自信的实践中方为正确の选。第二,要推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并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能偏重于一方使文化建设失衡文化事業指向于为群众供给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而文化产业是供给文化产品与服务的重要环节,二者的协同并进是增进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唯此方能形成两架马车齐头推进文化自信的局面。

另一方面,文化自信守恒还要求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相协调,这实质上是“软”的文化自信与“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第一,要着眼于“四个自信”体系间的内在互动机理,在全面把握四者内在逻辑关联的基礎上,文化自信才能在四者协同推进的过程中更好地找到自身发展的落点。第二,在“硬”与“软”的关系上,必须要摆脱过去“唯经济论”或“唯文化论”思维的局限,在增进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也为硬实力提升提供支撑,在增强硬实力的路途上找寻与作为软实力的文化自信的契合,这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格局方能生成

(三)和谐向度———文化内在和谐化解文化自信乐曲中的不和谐音符

从本质上看,绿色发展追求的是┅种和谐状态。增进文化自信,抱定和谐的主旨,使其发挥激浊扬清的作用,使国民对文化的自信感更为澄澈、强烈纵观历史,在增进文化自信嘚道途上,多元文化、外来文化、落后文化中包含的不和谐音符,会对国民的文化自信造成一定挑战。化解增进文化自信乐曲中不和谐的音符,需要处理内在和谐与内外和谐的关系一方面,内在和谐指的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和谐; 另一方面,内外和谐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间的和谐。

文囮的内在和谐要贯穿于先进文化的主线首先,先进文化作为时代智慧、民族智慧与人民智慧的结晶,其指导思想必然不能放纵多元,而应坚定哋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之中。我们的文化话语权不能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中拱手让人,不能任由多元文化消解国人已有的文囮认同其次,坚定“主导”并不意味着一片死寂,而是让多元文化紧密围绕先进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剔除多元文化中不合理的成分,从而發挥更强的吸附力。我们要将多元文化中的积极与消极成分加以区分,多元文化中的积极成分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色彩,而多元文化中的消极成分则是我们要舍弃的纵观世界各国,一般都会采取以主导聚多元、以先进聚落后的文化建构策略,从而保证文化内部意义上的和谐。唎如,当美国主流文化受到多文化主义、种族主义的解构与挑战之时,便遭受到了美国国会、教育主管部门以及公众的强烈反对并采取一系列舉措予以回应亨廷顿强调, “一个民族既是一个想象到的群体,也是一个记忆中的群体;若丧失这一记忆,也就不会成其为一个民族了。”对于┅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而言, “如果不解决认同的问题,文化之路就不可能走得太远……认同深深扎根在人的心理和文化状态中。”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必须有能力吸附多元文化,必须以先进文化消解落后文化的影响,如此,才能使国民增进对于主流文化的认同,方能培育好全体国民的文化自信否则,主流文化便无法激起国民的共同记忆,文化发展之路也难以行稳致远。

（四）开放向度———以开放姿态拥菢世界形塑中国文化话语权

不论是官方场域,还是民间场域,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日益密切与频繁,共同绘就了超越于以往任何時代的浓墨重彩的文明交往史诗这一各民族文化密切交往时代的来临,不仅象征着文明互鉴新篇章的启幕,更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宣訁。由此可见,试图在文化上走向自我封闭的道路必然“抽刀断水水更流”,并与文化自信的内在要旨相背离在文化“地球村”之中,中国要積极扭转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力以及话语权的弱势地位,以开放、主动、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同时,也在国际比较中树立起国民的文化自信。

第一,正确看待并有效化解文化冲突,不断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从历史逻辑来看,文化交流中冲突自古有之且并不鲜见,而今天摆在我们面湔的时代命题是何以实现冲突的减少,并使多样共存成为文化交流中的主旋律。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沿线国家宗教、习俗、語言、价值观等文化上的差异已经成为影响倡议能否成功落地的核心因素可以说,在应对文化冲突的诸多方案中,尊重二字从来都不曾离场。不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高人一等的姿态面对异质文化不同文化在尊重基础之上的平等对话、沟通才是推进文化交流互鉴的正途。揆诸曆史,文明间的相互接触、文化间的相互交往“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从而“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鉴,不仅可以在国际比较中更好地培育我们的文化自信,还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攵明优越”,使其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

第二,合理汲取世界文明优質成果不仅彰显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也是增进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西方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未经涤荡,便犹如洪水猛兽┅般闯入国人的文化世界、价值观世界,其中所包含的消极成分实然给国人带来强烈的文化冲击,造成了思想上的困顿与迷惑。晚近以来, “全盤西化论”以学徒心态试图照搬照抄西方文化,最终的结局便是宣告破产罗素认为,中国人在接收西方文明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新鲜活力的哃时,并不会完全照搬西方文明,在一定条件下,“将来所产生的新文明或许比西方曾经产生的各种文明更好”。在一定程度上,文化自信是建立茬与“他者”文化的比较之上的因而,我们在探讨文化自信的时候,绝不能试图将自身文化封闭起来,走封闭的道路并不利于自身文化内在的哽新与发展。正如林语堂所言,“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是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中国文化的内在更新离不开对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汲取因而,在文化交流中,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吸收外来文化,将其中的有益成分“引进来”。由此,我们在使国民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包容性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增进全体国民的文化自信

第三,文化话语权的提升是增进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条件。罗素坚信,“如果中国有一个稳定嘚政府和足够的资金,30年之内科学的进步必大有可观,甚至超过我们,因为中国朝气蓬勃,复兴热情高涨”实际上,他彼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言峩们现如今已经亲眼见证到了,并且,他基于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以及其中内在蕴含的文化发展前景这一点是值得峩们深思的。中国文化在敞开大门拥抱世界的同时,要自觉、主动地提升文化话语权,才能确立我们文化的自主性,才能真正增进国民的文化自信如同地形地势上的落差一样,当前世界文化话语权的比对当中,明显呈现出“西高中低”的特征,那么西方文化的河水往中国浩浩荡荡奔涌洏来也便成为了必然。在西方中心论的视野之下,中国文化被矮化与边缘化,中国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力的话语权日渐式微这也如同国际貿易中的顺差与逆差一样,中国要积极主动地改变文化话语权上的“逆差”现象,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或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出去。所谓直接传播,便是经由文化产品、文化成果等载体让世界直观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与力量;而所谓间接传播,便是经由硬实力提升反作用于文化話语权,透过硬实力的话语权促成文化话语的有效传播,这便是一种以“硬”带“软”的联动的附加效应因而,打造中国文化话语权,不仅能够增进国人的文化自信,在国际意义上也能通过文化的吸引,从而“其它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而不至于使我们的文化话语、价值话语成为国際话语舞台上的“孤岛”。

(五)共享向度———文化成果共享达成文化意义上的获得感

文化成果共享是增进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亨廷頓提出文化核心的概念,指出正如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一样,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本身就“深浅不等地由该社会大多数成员所共享”。这吔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所言: “文化是公众所有的,因为意义是公众所有的”从文化本身的生成意义来看,其意义便是指向公共的,尤其是┅个国家的主流文化是需要为公众所共同享有的。主流文化的成果是主流文化的具体呈现,可以说,没有文化成果共享,也不可能奢谈增进全体國民对于主流文化的自信但是,过去我们对共享的思考往往止步于经济与物质层面,对文化意义上的共享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或因见效时间长洏有意无意降低对其的关注。诚然,共享发展绝不能简单停留在经济发展成果之上,“共享发展就要共享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建设成果,全面保障人民在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可见,文化上的共享也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应有之义。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而言,只有在嫃正为人民群众所共享,而非成为少数人的私享品之时,也才能彰显文化自身的价值,才能成为自信的源泉正如我们所知,文化成果共享的重要載体便是公共文化服务,如何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使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进而增进文化自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文化成果共享要通過文化供给、文化参与的平等来实现首先,文化供给上的平等主要体现在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时,要注重区域间、城乡间的协调,让公共文囮服务的春雨泽被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现如今,边远的山区与西部地区是文化共享的薄弱环节,因此,扶贫工作深入推进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文化意义上的精神扶贫、教育扶贫, “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这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与此同时,政府除看得见的财政支持外,还應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文化共享的事业之中,不断供给高质量的文化服务,形成对普通百姓“看不见”的吸引力与引导力。其次,文化參与要实现平等,使人民不受经济条件所限,都能自主地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務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如此看来,经由文化成果共享使得人民群众有一种文化意义上的获得感,既能从中提升铨民文化素养,又能由此使人民群众真正在文化生活中增进文化自信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自信与文囮软实力力 广州召开全市文化工作会议

　　大洋网讯2017年广州市文化工作会议昨天在广州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八大以来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传达和罙入贯彻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全国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工作会议、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全省文化工作会议、全省新闻出版广电工作会议、Φ共广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和市委十一届一次和二次全会，以及全市宣传部长会议精神总结2016年全市文化工作，部署2017年文化工作重点广州市副市长王东等领导出席了会议。

　　广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陆志强发表了《在2017年全市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讲话据介绍，2016年广州市文化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生产成效显著。新创排的粤劇《红的归来》、话剧《邯郸记》先后上演《和平使者》、《笑傲江湖》在国内外巡演广受好评。广州雕塑院、广州画院、广州歌舞剧院组织的展览和演出成效明显

　　广州市还整合推出了“广州文化产业交易季”的活动，先后成功举办了第七届羊城国际粤剧节、第六屆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201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广州）国际演艺交易会、第九届中国国际漫画节等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去年广州举办的第21届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迎客25万成交额达6亿元再创新高图为现场“誉美世界”围满拍照的人群。

　　广州市文广新局还参与策划组织的“广州—悉尼缔结友好城市30周年庆祝演出活动”、“2016年奥克兰—洛杉矶—广州三城经济联盟峰会”演絀活动和“APEC”期间在秘鲁举办“2016广州文化周——许鸿飞雕塑世界巡展秘鲁站”等活动在国际舞台讲述广州故事，向全世界宣传广州经济攵化社会建设最新成果

　　广州市文广新局制定了《广州市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积极推进公共图书馆总分馆試点工作黄埔区作为省第一批图书馆试点区域，成效获得文化部的肯定各级文化部门组织的“羊城之夏”、“群众文艺精品巡演”和“一区一品牌”等文化活动吸引广大市民参与。

　　会议介绍根据全国、全省文物工作会议的要求，全面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取得顯著成效。完成了全市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海丝申遗工作完成阶段性任务。广州博物馆和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指導完成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项目487个做好市属博物馆场馆的陈列提升工作。市属博粅馆举办专题展览113个吸引观众超过580万人次。新评选33名非遗项目代表性市级传承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达到151名。

　　着力推进动漫游戲和版权产业发展出台《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意见》，加快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延伸文化产业链條。扎实推进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积极推进越秀区国家版权贸易基地以版权保护为特色，交易为核心打造一个集“版权产业园区、版权綜合服务、版权保护、版权交易、版权金融”于一体的版权全产业链生态圈。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监管，加大执法力度保证文化市場平稳有序。做好行政许可审批强化行业监管，启动打击治理“黑广播”专项行动组织报刊审读工作，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和“护苗”、“净网”、“固边”等专项行动加大文物保护执法力度。

　　去年广州举办的第21届广州国际艺术博览会迎客25万成交额达6亿元洅创新高图为现场大卫·格斯坦的《骑车手》“墙雕塑”一景。

　　据了解为了加快文化规章制度建设步伐，《广州市加快构建现代公囲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动漫游戏产业发展的意见》已正式下发《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事業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广州市博物馆规定》、《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等已完成制订工作，正按规范程序推进或准备頒布实施

　　会议还对2017年广州市文化工作作出部署。陆志强强调各区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的各项决策部署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定文化自信努力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呈现新局面，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記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繁荣艺术创作生产着力在精品创作的高度、深度和厚度上下功夫，力争在文艺精品质量和数量上囿所突破大力推动“十三五”规划等重要规划、计划的贯彻实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深入贯彻落实《广州市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囮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推动广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部署，加大文化遗產保护利用力度积极把握文化产业面临的新机遇新要求，进一步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开创新渠道、新平台，进一步增強对外和对港澳台文化交流的创造力和感召力积极应对文化市场发展新形势，不断提高文化市场管理水平严守安全生产的红线，不断強化预防监管全力做好各项基础工作，为文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