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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揭秘
　　60多年前，当刘邓大军的炮声在嘉陵江边骤然响起，无可奈何的蒋介石乘飞机在重庆上空绕了三圈，不舍离去。面对困局和难以挽回的惨败，发疯般的蒋介石下令对所有被关押在重庆集中营的革命志士进行大屠杀。重庆集中营大屠杀有无幸存者？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 中国论文网 /1/view-4123175.htm　　罗广斌策动的十九人大逃亡事件 　　罗广斌是四川忠县人，1948年春在西南学院读书时，由江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有趣的是，罗广斌取了这个名字却从“文”不习“武”，而他的哥哥罗广文是从“武”不从“文”。1945年日本投降后，抗日名将罗广文奉蒋介石之命，率17万国民党军与共产党对决。而与此同时，罗广斌正作为我党的一名党员在街头示威游行，写标语、撒传单谴责国民党的内战行径。后来，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关进渣滓洞集中营，看守所所长李磊（小说中“猩猩”的原型）、看守徐贵林（“猫头鹰”的原型）得知他是罗广文的弟弟后，对罗广斌另眼看待。罗广斌被解到渣滓洞后，其父罗宇涵曾到狱中劝儿子“悔过”，均遭到罗广斌的拒绝。罗广文不便出面，就让妻子叶尧华去探监，经常送些日用品，其实是暗示狱中特务，对罗广斌放客气些。 　　就这样，罗广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在渣滓洞监狱写纸条、传递外界消息，还鼓励难友们同特务进行斗争。看守徐贵林见罗广斌在狱中居然如此放肆，就对看守们下达命令：“你们给我好生看管这个杂种，再狗屁胡闹下去，老子就要碰他一下，看罗广文这个中将司令敢把老子球咬掉。”当时，渣滓洞监狱有一个少尉看守名叫黄茂才，是被许云峰、江竹筠策反过来的“内应”。他深知徐贵林心狠手辣，说得出肯定做得出，不禁暗中为罗广斌担心。一天当班，他设法把这一情况告诉江姐。江姐得知这一情况，让黄茂才转告罗广斌一定要注意策略，有些事不能与特务硬碰硬。狱中的共产党员都知道黄茂才是被党组织争取过来的看守，每当黄茂才值日，各牢房的地下党员就开始传递纸条。 　　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对负责看守重庆集中营的国民党当局下达了屠杀令。11月27日，关押在渣滓沟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被成批地杀害。深知时日无多的国民党特务们，无心看守监狱，纷纷惊慌失措地逃往成都，将剩下的还没有完全执行完的屠杀任务交给看守杨钦典处理。恰在这时，杨钦典接到了徐远举的命令，要他带人前去增援渣滓洞屠杀共产党人。杨钦典知道罗广文是中将司令，在罗广斌面前处处小心行事。特务们逃跑后，罗广斌曾趁机劝说杨钦典：“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你们杀了那么多人，能坐飞机去台湾吗？再说，蒋介石为了杀人灭口，你们这些刽子手也会变成这次大屠杀的殉葬品。不如把我们放了，然后和我们一起逃出去，见到解放军我们给你作证，你也就算立了大功！”杨钦典在最后关头，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他将牢房钥匙交给罗广斌并吩咐属下说：“你们先别忙着出来，让我跑到楼上观察情况，如果没什么意外，我就在楼上暗示，你们就打开牢门跑出来。”杨钦典说完跑去楼上，罗广斌赶快打开牢门，将最后剩下的19名难友们喊到一起，砸开脚镣手铐。在罗广斌带领下，他们迅速冲出牢房朝白公馆后山跑去。11月27日的重庆集中营大屠杀，白公馆19名革命志士成功脱险逃生。在这次事件中，看守杨钦典是立下大功的。全国解放后，罗广斌以自己在监狱中的亲身经历，与杨益言合作，写出了长篇小说《红岩》，1961年这部作品刚问世，就在全国引起轰动。 　　集中营里的“自己人” 　　说起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狱中坚持革命斗争的故事，还得提及重庆集中营的一个重要人物， 他就是国民党上尉看守黄茂才。 　　黄茂才家住四川荣县杨家场乡，生于日，家境贫穷。黄家祖宗三代受尽地主压迫。黄茂才17岁那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紧要关头。国民党军到处抓壮丁，黄茂才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就躲进树林或山洞里。保甲长抓不着人，整天上门恐吓。正当黄茂才的母亲急得坐卧不安之际，杨家场来了一个大人物，黄茂才也因此走上大喜大悲的人生之路。 　　这个大人物名叫“刘重威”，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二处副处长兼通讯队队长，在杨家场穷乡僻壤，乡亲们可算是见到最大的官儿了。刘重威此次回乡省亲，为显示身份光宗耀祖，特意带了卫兵，身穿军呢校官制服、脚蹭高筒马靴、肩章领花闪闪发亮，前呼后拥好生气派。事有凑巧，黄茂才家租种的就是刘家土地，刘家少爷的到来，让黄茂才的母亲看到了希望。她借给东家拜年的机会，把黄茂才带去想托刘重威帮着找点事干。刘重威见黄茂才是自家佃农，又能写一手好字，就满口答应下来。就这样，黄茂才于1946年春跟随刘重威到了邓锡侯主任的川康绥靖公署。刘重威把他安排在通讯队，其成员大多为游手好闲之徒。后来，刘重威向上司提出建议：将通讯队合并入二处，以利统一差遣。邓锡侯同意了这一建议。刘重威借通讯队编入二处的机会，将黄茂才提拔为少尉司书，成为特务情报系统的下级军官。半年后，川康绥靖公署奉命撤销，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下令川康绥靖公署拨20名特务骨干前往重庆西南长官公署充实那里的特务力量。刘重威又将黄茂才列入推荐名单。就这样，黄茂才离开刘重威去了重庆。川康绥靖公署二处推荐去重庆的骨干特务大多资历长且属军统出身。临出发时刘重威特意交待部下赵秀莹：“去重庆后，你一定要多关照我的这个小同乡。” 　　重庆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红岩》小说中徐鹏飞的原型）对这20名特工人员进行严格审查，其他人都顺利过关，惟独黄茂才不是出身军统，又没经过特工训练被当场拒绝接收。赵秀莹见状，急忙上前说：“处座，黄茂才的情况有些特别，是我们刘副处长的亲戚。临走时让我们处座提醒关照一下小黄。另外，这个人诚实可靠，写得一手好字。”徐远举听赵秀莹这一说，让人拿来纸笔，让黄茂才露一手给他看看。黄茂才接过纸和笔，龙飞凤舞写起来。徐远举接过一看连声夸奖说：“你的字写得还不错，就留下吧。”就这样，黄茂才被分到西南长官公署三科管档案。在三科干了四个多月，正值渣滓洞集中营需要人，黄茂才又被调去那里当管理员。 　　黄茂才刚来到渣滓洞，徐贵林和李磊就对他训示：“这里关押的都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共匪，你要给老子好生盯住他们。万一出了漏子老头子怪罪下来，咱们都得掉脑袋。”起初，黄茂才还真的十分警惕，但时间一长，他发现这些“共匪”一个个都带着慈祥面孔，对人和蔼可亲。他心里嘀咕：“这些人左看右看，横看竖看咋个不像匪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他觉得这渣滓洞关押的170多名政治犯实在看不出哪个像匪。倒是看守所的看守人员，个个凶神恶煞，很像残暴的土匪。黄茂才曾亲看见这些人用极其残忍的刑法折磨关押在狱中的革命志士。在他接收的人犯中，不少人都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管理所的十几个班长，个个是手黑、心黑的打手。特别是徐贵林，生性暴躁、阴毒、残忍，经常在牢中找茬儿打人，甩耳光、皮带抽、竹片打，随心所欲由着性子来。黄茂才亲眼所见这一幕幕事实，使他对关押在狱中的革命志士产了同情心。别的看守打人时，他不忍心观看都借故走开；轮到他当值日官放风时，大多要超过15分时间；狱中难友相互交淡，他借故走开；犯人传递东西，他背过脸假装视而不见……黄茂才的这些变化引起了狱中党组织的注意，他们密切关注这位年轻的上尉，暗中由江姐、孙明霞（曾紫霞的原型）做黄茂才的策反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黄茂才答应给狱中的同志买报纸、传递书信。当他第一次接曾紫霞写给狱外党组织的信时，他已被狱中同志看成是“自己人”。黄茂才曾送出了著名的江姐“示儿信”，又为狱中革命志士新春大联欢提供帮助。春节前两天，曾紫霞把狱中党组织的决定告诉黄茂才：估计春节期间，监狱的大部分管理人员会去重庆，疏于管理。党组织想借此机会搞一次春节联欢活动。果然不出所料，李磊和徐贵林大年三十这天都走了，剩下的管理人员也大多进城游玩，整个渣滓洞监狱除值班管理人员外，就剩下少数看守班长和警卫士兵。大年初一这天，黄茂才一大早就起床，他将狱内狱外再次巡视一遍，确信没有什么变化，便来到各个哨位和院坝向负责警卫的班长和哨兵打招呼：今天是大年初一，这里头也没有啥玩法，等会把犯人放出来，他们如果提出要搞点娱乐活动，地点就在这院坝里头，你们在侧面看守，不准他们乱跑就行了。看守所长和管理长走后，管理员就是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黄茂才少尉发了话，一帮年轻看守也乐得不花钱看犯人表演节目。黄茂才将牢房的门全部打开，难友们致新春问候，互赠礼品，有铅笔画、用纸壳剪的镰刀和锤子，和平鸽、五角星。正式表演开始后，每个牢房都出节目。男牢室的节目有叠罗汉、变魔术、凌空翻；女牢室的节目有独唱、耍杂技、扭秧歌……整个院坝欢歌起舞掌声不断。最后跳到高兴处，女牢室的难友们将五颜六色的被面扯下系在腰间，唱起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就在联欢会进入高潮之时，意外事情发生了。同样任管理员的谢伯衡少尉从重庆城游玩回来，进门后猛然听到有人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禁歌，急忙跑过去。他看见各牢房的门大开，180多名“政治犯”居然在院坝内又唱又跳。于是急忙命令警卫人员将犯人赶进牢房关起来。第二天，李磊回到渣滓洞，谢伯衡就告了状。李磊火冒三丈，他大声吼叫：“黄茂才，大年初一你搞什么名堂，你颈上长了几个脑袋？”“过节嘛，让犯人搞一下活动，这有啥子错？”黄茂才抢辩道。“搞什么活动，还胆敢唱起禁歌。今后要再乱来，老子毙了你！”从此。黄茂才在李磊心中成了“不稳定分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磊和徐贵林对黄茂才的疑心更加重了。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渣滓洞的特务们自知末日来临，李磊和徐贵林紧盯黄茂才，不时向徐远举打“小报告”，最后，将他视为不稳定分子“遣返”回原籍。 　　所谓“遣返”，就是对一些违反团体纪律，年老体弱不适应工作，情绪不稳定有可能出问题的人员。对这些人发给几个月薪金令其回乡。重庆西南长官公署此次“遣返”的12名特工人员中，以“不稳定分子”理由被“遣返”的仅黄茂才一人。狱中党组织得知这一消息，想方设法保护茂才，但已无法挽回。黄茂才临走的那天，狱中党组织让他去曾家岩的一条背街小巷，找一个皮鞋匠取一封信，并叮嘱他要尽快将信交给狱外党组织。其实这是一封介绍信。内容是要求地下党安排好黄茂才的吃、住地点，待重庆解放后，安排好他的工作。当时，大量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血染重庆山城。黄茂才辗转找了几天，仍没有与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为了不给狱中的党组织带来麻烦，黄茂才将介绍信烧毁，踏上返乡的征途。 　　当时，由于交通阻塞，作战运输紧张，黄茂才没搭上汽车。他背着简单的行李，经大竹、永川、内江步行好几百里，花了七八天时间赶到自贡沙湾，这里离家乡荣县仅几十华里。黄茂才走得筋疲力尽，正准备找个地方投宿歇脚，忽见沿河一带停满各种军车，仔细一看，原来是西南长官公署警卫部队的车队，车上挤满了国民党士兵。黄茂才正感到纳闷，忽听有人叫他的名字。原来是汽车驾驶室内一个上尉军官在喊他，此人正是原渣滓洞警卫连长邬治声。邬治声任渣滓洞警卫连长时，黄茂才和他的关系很好。受狱中党组织委托，黄茂才常与邬治声接触，还准备策反他。谁知邬治声不久就被调走，由杨栋才接替警卫连连长，两人从此再没见面。邬治声见到黄茂才也很惊讶，一问才知道黄茂才被“遣返”。由于部队要经过荣县，黄茂才车坐进驾驶室顺路搭一程。在车上，邬治声告诉黄茂才：他走后的11月27日，特务们便奉命对渣滓洞的政治犯进行大屠杀，用机枪对狱中的180多名革命志士疯狂扫射，然后在尸体上浇上汽油毁尸灭迹。黄茂才听后惊呆了，前后才几天时间，一群鲜活的革命志士就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下。与邬治声分手后，黄茂才心情沉重地回到家乡。 　　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黄茂才被县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参与重庆渣滓洞屠杀革命志士。他极力申辩自己为狱中的共产党买过报纸、送过信，还为狱中难友春节大联欢提供方便。正因如此，他才被“遣返”回家。可是苦于没有证据，没有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他后悔当初不该将狱中党组织的介绍信烧掉。在荣县后山广场召开公判大会的那天，黄茂才的弟弟黄茂伟听说要枪毙哥哥，哭着请几个亲友抬了一块门板，准备去县城收尸。快到县城，才听说是判无期徒刑，才松了一口气。只要人头不落地，到底还有个盼头。就这样，黄茂才因杀害革命志士蹲了大牢。日，他因“劳教较好”改判有期徒刑15年，他决定出狱后去找狱中幸存的几个共产党员，请他们证实自己是刽子手还是“自己人”。还没等他去找渣滓洞的幸存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黄茂才被整得死去活来，造反派要他招供是怎样屠杀革命先烈的？他坚定地说：“我没屠杀过革命先烈，我只知保护过革命志士。”有几次，黄茂才想上吊、跳水去死，但一想到死后遗臭万年不得清白，又咬牙坚强活下来。 　　粉碎“四人帮”后，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一天，黄茂才收到一封信，寄信地址让他心中一惊：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黄茂才双手颤抖着拆开信封一看，是纪念馆馆长卢光泽写给他的，信的内容是说重庆纪念馆在清理档案时，发现档案中记载有他帮助狱中党组织的一些情况，特邀请他前往烈士陵园证实。黄茂才立即乘火车赶到重庆找到了卢光泽馆长。他把怎样在渣滓洞为地下党组织办事，被“遣返”回乡和这几十年受的冤屈全说出来。卢光泽大为惊讶，建议他去找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曾紫霞（解放后在成都中医学院工作）。黄茂才很快来到成都中医学院，曾紫霞已是该院马列主义教授。一晃30多年，当年的小伙子、大姑娘如今已变成老头子和老太婆，两位老人激动得相拥在一起感慨万千。黄茂才把从渣滓洞被“遣返”回乡的不幸遭遇全倾诉出来，曾紫霞听后气愤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嘛，这么糊里糊涂把一个为革命做出特殊贡献的人判无期徒刑，遭受了这么多年的冤枉罪。还好我们这些人还活着。要是再过几十年人证物证死无对证，还不让人把冤屈带进棺材！”曾紫霞出面为黄茂才写了证明材料，黄茂才的事实很快被澄清。日，四川省荣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黄茂才无罪，有关部门为他补发了坐牢期间的工资。同年5月12日，黄茂才被增补为荣县政协委员。黄茂才怀着激动的心情对亲人说：“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粉饰自己的错误。” 　　1997年10月，黄茂才作为重庆集中营唯一的见证人，受聘到重庆烈士纪念馆，除了指导渣滓洞的修复工作外，还协助公安机关抓捕、辨认渣滓洞屠杀革命志士漏网刽子手的侦破工作，被称为见证历史的“活宝”。 　　“疯老头”华子良死里逃生 　　华子良的原型人物名叫“韩子栋”，从被捕入狱到最后脱险，整整坐了14年牢。小说《红岩》中描写“华子良”的情节，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韩子栋是阳谷县人，出生于1909年。他的父亲是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按说，这样的家庭背景，韩子栋应该过着吃穿不愁的日子。可是，富贵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消磨韩子栋的革命意志，他毅然选择背叛家庭、投身革命。1933年，韩子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打入敌特机关，后身份暴露被捕。先后被关押于贵州息烽监狱和重庆白公馆监狱。 　　小说里描写的“华子良”是一个令特务捉摸不透的古怪人物。他在狱中一天到晚傻笑狂跑，装疯卖傻瞒过特务，人们都叫他“疯老头”。为执行省委领导长期潜伏、相机帮助狱中难友越狱的指示，他忍辱负重，数十年如一日，利用特务对他放松戒备、经常让他出去挑菜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将狱中的情报送出去。本来，他好几次可以利用挑菜的机会逃出去的，但他牢记着省委书记罗世文给他的指示：抓住特务们放松戒备的有利条件，寻找机会帮助一些党员逃出去。因此，他一直注视着狱中的情况变化，思考着怎样完成省委交代的这一艰巨任务。但由于特务们对白公馆防范很严，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特务们见他出去买菜不但不跑，而且还十分卖力，对他更加放心了。此后，看守王懋才还把买菜的钱交给他，由他去市场讲价买菜，一个月结一次账。出去时，也不派人看管，只有王懋才跟在身边东瞧西看逛街。不久，省委根据特务对白公馆防范甚严、根本没法找到机会营救其他同志的情况，指示韩子栋寻找机会单独逃出来。韩子栋接到省委指示，开始着手个人逃跑计划。他设法找了一把牛耳尖刀藏在怀中，又将买菜的钱每次出去都全部放在身边，以便有逃跑机会路上备用。 　　日，这是韩子栋一生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下午，王懋才又叫上韩子栋外出买菜。走到半路，王懋才突然想起去董家桥看望警察分局局长胡为祥，由于一起去有些事不方便，就让韩子栋在门口等他。王懋才进去后，就和几个特务打起麻将来，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韩子栋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在菜街上转了一会，见前后无人跟踪后迅速跑到嘉陵江边。为了摆脱特务警犬的搜寻，他跳进水中转弯抹角绕了几圈，然后凭着水性游过江去。王懋才打了好一阵麻将，出门一看韩子栋已无踪影，才知大事不妙，带上派出所的人四处猛追，可忙了半天，人影也没见着。 　　白公馆跑了共产党，这是从未有的事。重庆保密局从上到下慌乱起来，派出大批特务追捕。正在重庆运输军统器材去南京的特务严醉，得知此事立即调了10辆小车，将大卡车上的军用物资全搬下来，上百名特务带着韩子栋照片，分乘三辆大卡车，朝贵阳、成都、云南三个方向追去。特务们满以为随身带着警犬，犯人说啥也跑不脱的。可特务们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个傻乎乎的“疯老头”，却在逃跑时在水中绕了几圈，想出让警犬嗅觉失灵的妙法。 　　韩子栋过江后直奔河南，一路忍饥露宿，历尽千辛万苦找到解放军，并加入了中原的一支野战部队。全国解放后，韩子栋历任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技委办公室副主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文革”中有人怀疑韩子栋是潜伏特务，受到不公正待遇。好在国民党起义将领严醉出面作证，得以彻底平反。此时，他已坐了14年的牢，加上息烽监狱、白公馆监狱坐的14年，他整整坐了28年的大牢。韩子栋平反后，先后担任了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省顾委委员，为党的统战和政协工作做出了贡献。日，韩子栋在贵阳病逝。享年84岁。 　　智勇双全的“双枪老太婆” 　　《红岩》小说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中一定有“双枪老太婆”。她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惩恶除奸，腰插双枪，能左右开弓，能打空中飞鸟。她带领华蓥山游击队狠狠打击国民党军。出卖江姐的叛徒甫志高（原型人物冉益志），就是她挥枪左右开弓击毙的。那么，真有这样的传奇人物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但有，而且生活原型比小说、影视中的人物更传神。 　　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人物叫陈玉屏，四川岳池人，生于1900年，其家族是岳池的名门望族。陈玉屏自幼聪颖过人，三年就学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岳池女子师范学校并留校任教，她还跟随二伯陈怀南学得作画的本领。1923年，陈玉屏与廖玉璧结为夫妻。婚后，陈玉屏和廖玉璧双双考进南京东南大学，陈玉屏学教育系，廖玉璧就读体育系。此后，廖玉璧奉党组织指示，回家乡搞武装斗争，陈玉屏也随夫返乡。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廖玉璧出任黎梓卫团总，十二场民兵大队长，指挥1200人的队伍。经过发展壮大，廖玉璧带领队伍发动了川北起义，组建起由中共党组织领导的农村武装力量。陈玉屏在川北起义中，积极协助丈夫工作，并亲自主管后勤军需。她多次冒险下山筹集粮食和物品，到重庆购买枪支弹药。她的枪法就是这段时间苦练出来的。说起练枪法，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次，陈玉屏从重庆运枪弹，途中遇上了几个敌兵。慌乱中，她拔出手枪便打，一扣枪机居然没响。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没打开保险。等她打开保险射出去，敌人早已隐藏起来。敌人的人数太多，而陈玉屏身边只带着几个游击队员，相差十分悬殊。正在危急关头，廖玉壁带领游击队及时赶到，陈玉屏和几名队员才脱了险。事后，廖玉壁狠狠地批评了她，陈玉屏也十分后悔。从此后，她一有空就练枪，枪上吊了一块石头，先练右手，再练左手，终于练出双手使枪打飞鸟的绝技。此后，不管是下山筹粮还是去重庆运子弹，陈玉屏都腰挎双枪，每次遇敌，她都能把敌人打得人仰马翻。很快，她在川北有了名气，外号人称“双枪女侠三姐”。 　　1928年秋，陈玉屏由中共党员金华新、段前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内化名“梅溪”。根据党组织的安排，陈玉屏负责岳池妇女协会工作。不久，她又被调往梁山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学运工作。直到1931年秋，党组织决定川北举行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起义，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她才被调回岳池，负责起义的筹备工作。为了解决起义的大批款项的问题，陈玉屏夫妇卖掉了自己的田产，将全部钱款交给党组织。在党组织的支持下，陈玉屏在广安开了“悦来药铺”，保证起义后的药品供应；在渡溪、赛龙场、肖家坝开客栈和饭馆，以备起义部队人员吃住。忙完这些，她又带了一个小分队，赶往重庆运回枪支弹药，为起义部队做好充分准备。 　　第二次起义，使军阀杨森的部队遭受重创，无法抽兵力围剿红军，为川陕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日，优秀的中共党员、华蓥山游击队队长廖玉壁（红岩中的彭松涛）因叛徒出卖被捕并遭到杀害。残忍的敌人将廖玉璧的头割下，装在木笼里悬挂城门示众。廖玉璧牺牲后，游击队一时群龙无首，接连打败仗，许多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被敌人枪杀，华蓥山游击队面临极大的困难。在这危难关头，陈玉屏强忍悲痛，毅然站出来清理队伍，把四处打散的游击队员300多人集中起来，重新再战。陈玉屏和华蓥山游击队其他几位领导一起，指挥游击队在华蓥山进行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地方顽固派势力。在解放战争中，游击队奉命拖住了国民党军队，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在川北，华蓥山游击战争坚持斗争20余年。 　　1949年夏，重庆地下党为组织营救关押在保密局重庆集中营的革命志士，准备利用解放军挺进大西南、国民党处于一片混乱时机，安插一批同志打入敌人内部，策动部分看守武装起义，营救被关押的革命志士。这一计划进行的开始阶段还是顺利的，地下党和负责中美合作所警戒的中队长贾西接上了头（贾原为中央特科领导的情报员，曾打入蒋介石的侍从室）。通过贾西的安排和陈玉屏的活动，共产党员张和平成功打入了交警旅干部训练班，接着又将杜文举安插进去。宋亚彬率几名党员打入驻唐家沱的79师236团，冯群生打入新桥师管区当上文书。党组织还将几名游击队员安插进紧靠渣滓洞的第24兵工厂警卫队，其中一位同志还当了机枪手。紧接着，党组织将隐蔽在市区和郊区的同志分组，准备等待时机成熟里应外合，将集中营关押的革命志士全救出来。正当一切工作顺利进展时，贾西的身份突然暴露了。他被迫由党组织安排撤了出来。接着，杜文举也被一个特务认出，暴露身份。为避免再次造成损失，狱中党组织只好将杜文举、张和平等人送出。几名关键同志的撤出，打乱了整个营救计划，营救的时机被耽误了。不久，重庆集中营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面对渣滓沟洞彻夜的枪声和燃烧的冲天火光，陈玉屏泪如泉涌，她咬紧牙关高呼：“杀吧，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我要让你们血债血还！” 　　全国解放后，陈玉屏先是在重庆市妇联任生产部副部长，后来调重庆市文联任专业画家。50年代初镇反时期，有人揭发华蓥山游击队是土匪武装，污蔑陈玉屏的丈夫廖玉璧是土匪头子，而她则成了“压寨夫人”。陈玉屏因此受到不公正待遇。1960年，这位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女英雄，因患淋巴癌病逝。“文革”结束后，四川省委及重庆、岳池党史部门经过调查走访，确认廖玉璧同志为优秀的中共党员，华蓥山游击队是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武装，为廖玉璧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华蓥山游击队其他牺牲的同志做了公正评价。重庆市委为陈玉屏公开平反，恢复“双枪老婆”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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