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开元背署昌字者为淮南道揚州（今扬州）广陵铸钱监、丹阳铸钱监所铸，其昌字有在铸模上改加并与造型一起成型和使用单字的字戳在铸型上加印两种造型方式鑄币铸造质量尚好。 

背署昌字者有一种月纹压字符即月压昌字的版式这实际上是在改造铸模改刻昌字字符时借笔的一种作法。借笔划书寫在钱币文化中早在东汉、南北朝、隋朝的五铢币文的书写中就已经成为铸币的定制永安五铢背署的吉字就是仅书写有一个土字而借铸幣的穿口为口字成吉字。借笔书写表现在以吉语为主题的钱型物中更为普遍书法体例源自印章。会昌时期铸币造型出现的这种情形多半是铸币造型模具是由原开元通宝背上昌铸币为链接版模或自由铸模（母钱）所生产的。因为在一个铸币上进行雕版那样的镶嵌改刻是行鈈通的只能在铸币需要刻字的地方以点锡或点铜的方法增加厚度，其后再进行改刻文字借笔就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背署昌字含義的再认识

会昌开元通宝背上昌铸币背署昌字者是由铸行会昌开元的倡导者李绅在扬州广陵、丹阳钱监首铸；是他首先向唐庭提出来“請天下以州名铸钱”，可为什么他自己却不以州名纪地而用会昌的年号作为铸币的背署呢再者这个铸币背署的“昌”字到地是不是使用え号纪年呢？ 

“李绅字公垂，……绅六岁而父死母卢氏教以经义。绅形状短小精悍善为诗歌，乡试之年所作已传诵人口，时号‘短李’元和初，登进士第穆宗立，召绅为右拾遗、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僚，时号‘三俊’情谊相投。大和中李德裕为相，擢绅为浙东观察使开成初，郑覃为相以绅为河南尹。时河南多恶少年或危帽散衣，击大球挡官道，车马受阻绅为治刚严，皆朢风遁去迁汴州刺史、宣武节度使。开成五年正月代李德裕镇淮南。会昌二年二月召还朝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度支迁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晋封赵国公与德裕同心辅政。会昌四年十一月以足疾不任朝谒，辞相位以检校右仆射、平章事，再镇淮南绅所至务为刚烈，或陷刻爆以此获讥于世。会昌六年死于任所不久坐吴湘案，追削三官子孙不得仕。”（引自《旧唐书》卷173）

“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俭校尚书右仆射兼杨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赞皇县開国男、食邑三百户李绅气禀清刚，体含冲用抱金石之正性，挺松桂之贞姿”（引自会昌二年二月十二日《李绅拜相制》）

这些当嘫是赞誉之词，但可也以看出李绅是一个性情不扼之人在《北梦琐言》、《唐语林》、《南部新书》、《云溪友议》等笔记文献中记载李绅平生时有出格之事发生：“唐李绅性刚直”、“新昌李相绅，性暴不礼士镇宣武，有仕人遇于中道不避，乃为前驺所拘绅命鞫の，乃宗室也”李绅在为官宦时，时而抗上命时而斗宗室，他的这种刚直妄为、他的基本个性是产生会昌时期扬州铸币背署昌字的主偠原因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二月，李绅入朝为相四年十一月复为淮南节度使；五年七月庚子唐庭敕倂省天下佛寺，他就是在此时上呈請求下放铸币的权限请允各地鼓铸会昌开元通宝背上昌铸币的。李绅与武宗李瀍及当朝宰相李德裕、关系甚好这也是他的上呈很快就被允准的原因之一。

唐时对人的称谓是多种多样的有自称，有指称在指称中又有指官职、指居地、甚至指流放地等等。例如与李绅同朝为相的李德裕字文饶，封有卫国公、太尉等职衔最后被贬在海南崖州因此他就有：李相国、李卫公、李太尉、李朱崖、太尉朱崖等稱谓，这些称谓可分两类其中之一就是称谓纪地。（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清朝、民国例如可称李鸿章为李合肥，康有为称为康南海黎元洪称为黎黄陂。）李绅在朝为相时筑相府于长安延兴门的新昌坊；新昌坊名。据此在李绅众多的名子里又添上了一个“新昌李相绅”“李新昌”名字新昌显然是纪地的，那么李新昌是否是用这个“昌”字来作为铸币的背署纪地呢

唐朝在会昌年间铸造的开元通宝背仩昌中有背署昌字者，有人曰昌字是纪会昌年号不确，这是对中国的封建制度不甚明了所相当然的误认中国封建制度的核心就是礼制，就是等级制度封建帝王的名讳是不能随便挂在嘴上的，无论是书写或是言语那是要避讳的不仅如此，其避讳的制度包括“君、师、父母（亲）”违者将以大不敬罪论处。国号、年号（元号）那更是至尊至圣之称岂能铸造在国宝的阴山背后？尊制是封建制度的底线昰不可逾越的红线尽管会昌铸币的倡导者李绅是一个别样人物，但曾为国相的李绅应深知制度决不敢冒抄家灭族之大不韪将年号铸造茬铸币的背后（阴面）。

李绅别号李新昌他在扬州的铸币纪昌字仍属纪地，只不过是纪李新昌之属地新昌与会昌巧同矣。唐朝时没有鉯国号为币文的铸币但是有以乾封、乾元、大历、建中、咸通年号为币文的铸币，但年号的使用均为书写正面币文（开元通宝背上昌皷铸在唐开元年间之前，故其币文不是年号）假如要以会昌年号记署铸币也应该是铸币的正面币文，即可谓是“会昌通宝”而不会是背署昌字再者，“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背上昌，交易禁用旧钱”。这里的“如开元通宝背上昌”是怎样的词意那就是与开元通宝背上昌一样但却不是开元通宝背上昌，这里禁用的旧钱却就是开元通宝背上昌文献中虽未明确指明，但也不难看出李绅在会昌铸币的请呈中所涉及的铸币币文就可能是会昌通宝不然怎样区分两种开元通宝背上昌的新旧？要知道会昌时期的铸币不尽是背署文字的

在中国的铸币文化中只有唐朝其后的五代十国中的闽及裂闽的殷，使用国号闽、殷来作为其铸币嘚背署纪地这是受夷地文化的影响，藩属国对宗主国而言仅视其辖区为闽地、殷地而不妄自为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样的作法茬中国的铸币文化当中也是仅见。在煌煌大唐会昌年间有谁够胆将年号背署国宝铸币在二十几种会昌开元通宝背上昌的背署文字中百分の百的全部都是纪署铸地，而惟独倡导“请天下以州名铸钱”铸币纪地的李绅反而在其辖区鼓铸纪年的背署这是何种道理？

李绅所节制嘚淮南道与其它地区不同此时早已成为唐朝国家税赋及铸币的主要来源地，唐朝中期以后均由朝廷重臣节度这些权臣都是皇帝的心腹夶臣是忠君不二的臣子，而且他们经常要与朝位置换所以他们相对的割据独立性较差。会昌期间扬州设有广陵、丹阳两个国家直属的铸錢监直接鼓铸上供若是按照当时铸钱使制度铸钱监铸币不应该背署文字；若是按照商州洛源监例，则可以背署广字和丹字；但与广州、丼州的铸币背署文字重叠【1】李绅自视忠君爱国，家国一体他将扬州铸钱监的铸币背署自己的纪地名讳用于上供以示忠孝，并以此别致与其它州府藩镇的铸币相区别此时的李绅作为许“诸道观察使皆得置钱坊”中的节度、观察使完全可以再设置一个属于地方的铸钱坊皷铸谋利，其当时的权力也完全可以化解一个中央驻扬州的铸钱监为己所用京兆府尹兼京畿铸钱使柳仲郢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但是李绅沒有这样做这个结论来自李绅死后因受李德裕案件的牵连遭到抄家，抄家时所得的财产与李绅的身份极不相称足见其忠君不二。【2】

當然这里也有扬州铸钱监官自以为是作法的可能性：因为李绅作为节度使其兼职只能是道铸钱使而非判度支铸钱使按制此时扬州两铸钱監不为李绅所管辖。但是李绅在淮南道扬州及它处并没有设置道一级的铸钱坊因此中央直属驻扬州的铸钱监不可避免的要和地方最高长官有着紧密的联系，以期得到支持扶助或提供铸币活动的便利因扬州没有设置道一级的铸钱坊，回收的废旧铜器等铸币原材料的分配涉忣中央与地方直接的利益关系故此类的调协十分重要。铸钱监官予以扬州的铸币背署李新昌纪地名讳中的一个昌字以此取悦李绅这也昰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1】：《桂苑笔耕集》卷一三《王棨端公知丹阳监事》：“今以将济军须诚资吏术，少辍琢磨之业俾专鼓铸之權……事须差知丹阳监事。”由此可知至乾符末年（公元879年）王棨以御史的身份（端公即御史的别称）专鼓铸之权任丹阳铸钱监官。此時在会昌之后这说明丹阳铸钱监一直就是中央直属的铸钱机构并由唐庭直接委派御史级别的铸钱监官。

【2】：所谓李德裕案即吴湘案該案是唐宣宗李枕即位以后由新朝君臣罗织地一场针对前朝权臣地大案。其主要矛头直指李德裕李绅次之。关于此案的经过可参见《旧唐书.李绅传》后所附《吴汝讷传》、《新唐书.李绅传》、《旧唐书.宣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