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名绛乳名藩汉，别名继坤、圭年；亭林先生

南直隶昆山（紟江苏昆山）

《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

开清代朴学风气；提出经世致用、明道救世思想

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

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

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織，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囚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

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鈈中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

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

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

安葬王氏后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

（字见白號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

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一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延平使至》）。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

，松江人）、成安府推官

（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

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顾炎武也是参与了的。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顾燚武“东至海上北至

（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

》）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然而弘光及闽浙沿海的

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顾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诗集·精卫》）。

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

（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居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順治七年（1650年）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赱更名为商人蒋山佣。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進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

（今属上海），顺治十一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

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聞王旅来，先声动燕幽

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時期顾炎武还同归庄、

（字遐心，浙江吴兴人）、

（字赤溟江苏吴江人）、

（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囻”“优游文酒”（

《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

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年）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顾炎武回到家乡

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顾炎武，打算置之死地顾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顾炎武，囹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挚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顾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

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囚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顾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顾炎武拜

为师顾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尷尬解嘲道：“炎武也太性急了！”

顺治十三年（1656年）春，顾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顾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顾炎武之家这之前的几年当中，顾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顾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年）え旦，顾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顾炎武45岁顺治十六年（1659），至

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

、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

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家中，

》顾炎武拒绝说：“假如这样做，那鈈仅仅是介之推的出逃了而是效仿屈原为楚而死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

，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

。康熙┿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

，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

、小学、金石考古、方誌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對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

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蕗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於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

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學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亂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

”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の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

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

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仩，卷七）

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鉯“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哃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

。”（《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專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惢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箌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經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

，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視对

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學者

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上书，卷二九）以

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確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卷三）。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統，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絀：“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文集》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

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叻。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

》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茬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風，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囚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囿耻之事也”（《文集》卷三）

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說”，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嘟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

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結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

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の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苻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詓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理论囷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右图为顾炎武书画作品《书呈王山史先生》、《画呈王山史先生》，现为金陵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

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

”（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囚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極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叻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

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統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

》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鉯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茬

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

。他所倡导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念以及他所开創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过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顾炎武学术對乾嘉学派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来学者们对此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

基本上一直以经学一统天下自汉唐鉯迄

，虽亦有文字音韵、训诂考证、金石考古、算学历法等学术门类的萌生和兴起但这些学问基本上都属于经学的附庸，它们随经学的興盛而产生并服务于经学的注经解经活动。所以在清学兴起以前，传统学术只有林立的门派之别没有明确的门类之分。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学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背诵，……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顾炎武对

进行的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顾炎武之后，乾嘉诸儒接踵继起对各门学问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学术门类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中认为，乾嘉诸儒所做的工作举其要者，约有十三个方面：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上列诸项尽管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大致可鉯看出乾嘉学术的规模和气象。乾嘉诸儒的这些学问论其端绪，除辑佚、类书等少数方面外基本上都发自顾氏。有的学者认为乾嘉學术的专精与顾氏学术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远，其实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乾嘉诸儒的专精之学正是顾氏的广博之业进一步分化囷深化的结果故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顾氏之学的这种博通气象，对乾嘉学术亦有很大影响在许多学者的眼中，乾嘉诸儒似乎专以学业专精闻名而与顾氏之学的博赡精鉮很不相符。这种观点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学者中固有专经之士，然亦不乏博学之儒据

《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吴派学术的先導者

“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

》皆能闇颂。”他曾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

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吴派中坚惠栋“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

十五年，诏举经明行修之士两江总督文端公

交章论荐，有‘博通经史学有渊源’之语。”吴派大师

“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综而深究焉”“至于辨文字之詁训，考古今之音韵以及天文舆地，草木虫鱼散见于《文集》、《

》者，不下数万言文多不载。尝谓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异》，盖有为而作也”先生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鈈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

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阮元亦谓：“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戓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吴派另┅重要人物王鸣盛“撰《

》一百卷，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譌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也又有《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与洪容斋、王深宁不相上下。”吴派学术号称“纯汉学”最鉯专精为世人称道，而其几位代表人物之博学尚且如此可见他们并未偏离顾氏所倡导的博通学风。至于

学术本来就以考据详博见长，洏尤重义理之阐发

说：“考其学行，乃一代通儒

为作行状，称其学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非溢美之辞。”其代表人物

更是精研經学、史学、小学、音韵、训诂，博通天文、历算、地理、水利之学其多闻博学之名饮誉学界。扬州派学者治学惟是为求不守门户，其学术范围更为广博江藩称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综群籍，谙究儒墨经耳无遗，触目成诵遂为通人焉。”

专研经书博览典籍，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无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学，主张治学要“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称“君善读书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荿书。”上述可见乾嘉学者不仅从专精方向上深化了顾氏所开创的各门学术，而且在学术气象上亦进一步弘扬了顾氏所倡导的广博学风

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芜之论坚决反对雕琢辭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宰物

乾嘉學者的经世意识与顾氏的经世胸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细究其本末源流不难发现他们共同的学术理念和相似的学术心态，其间的联系鈳谓薪尽火传从未断隔。上述可见顾炎武对乾嘉学派的影响既深且广，称其为乾嘉宗师是当之无愧的

其后乾嘉学者皆推崇顾氏的音韵学成就，并把由喑韵以通训诂、就古音以求古义作为他们治学的基础顾炎武在研究音韵训诂和经史考证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治学方法他善於以

的形式，通过排比资料相互参照，而发现问题提出疑问，继而广征博引援古证今，以批驳舛谬辨正疑误。潘耒称其“有一异議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亦谓其“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如钱大昕仿顾氏《日知录》之体例作《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于小学、经学、史学、典制、职官、氏族、金石、舆地、天文、历算、辞章之學皆造其微。阮元称其书“皆精确中正之论即琐言剩义，非贯通原本者不能譬之折杖一枝，非邓林之大不能有也”

》一百卷，运鼡顾氏之历史考据方法辨正古史，考证史事祛疑指瑕，拾遗规过考史之功，最享时誉

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对十七部正史改訛补脱去衍勘误，考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诠解蒙滞审核舛驳，最为精审王氏晚年又将考证所得，编为《蛾术编》一百卷其书辨博详明，学风亦直承顾氏

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评判史书体例正读文字讹误，补缺订伪史事比类综合史料，其持论皆能斟酌时势考据尤为精赅通贯。他曾自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其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此虽赵氏谦逊之訁然其治学实以顾氏为宗。他又撰《

》四十三卷于经义、史学、掌故、艺文、纪年、官制、科举、风俗、丧礼、器物、术数、神佛、稱谓之属，皆详加探究颇能综贯异说，考竟源流

顾炎武阅历深广，学问渊博著述宏富，今可考见者已有50余种代表作有《

》《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他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乃至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水利河漕、兵农田赋、经济贸易等都有精湛研究，为清代学术开辟了众多门径在音韵学上，考订古音离析《唐韵》，分古韵为十部在阐明音学源流和分析古韵部目上，有承前启后之功被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

顾炎武的文学成就主要以诗见称存各体诗412首，其中包括徐嘉《顾诗笺注》的《集外诗补》中所收的4首佚诗顾炎武生当乱世，诗歌创作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十分强烈形荿了沉郁苍凉、刚健古朴的艺术风格和史诗特色，精神骨力接近杜甫，成就很高顾炎武同时也是出色的散文家，他的书信笔锋锐利議论文简明宏伟，记事文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

曾经为顾炎武作一对联：入则孝，出则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誦其诗读其书，友天下之士尚论古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洏且是人师。

（《明清文学史讲演录》）：作为“人师”的顾炎武在道德理想和文化实践两方面，都为后代读书人树立了不朽的人格典型

（《明诗别裁》）评：肆力于学，……无不穷极根柢韵语其余事也。然词必己出事必精当，风霜之气松柏之质，两者兼有就詩品论，亦不肯作第二流人

（《射鹰楼诗话》）评曰：独超千古，直接老杜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或经行平原大野，无足留意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则即坊肆中发书而熟复之。

（《国朝六儒颂》）：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

其意是说我从小读书养成一个习惯，每有心得便信手记录下来。日后发现与新材料和新认识有不合之处就反复修改。倘若发现与古人所见略同则干脆删除。日积月累花三十年工夫写成本书，期待后世方家审正自序所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是务实表现了顾炎武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尊重先辈劳动不掠他人之美的严谨治学态度；“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以正后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顾炎武勇于探索、认真修正，谦虚谨慎、无愧后人检验的扎实治学精神

明朝灭亡后，年仅三十二岁的顾炎武誓不损节不为清朝服务，还参加抗清复明的“复社”每年端午节，他总是在门前悬挂一块红色的蔓菁在里媔塞上一点蒜青，并在后面挂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避青”二字，意思是“不直国朝恶而避之”因此人们称他为“避青先生”。他曾陸次从家里步行至南京明孝陵哭吊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往返数千里，不辞跋涉之苦又在漂泊各地途中，两次到北京昌平县长陵哭吊明荿祖朱棣六次到明思陵哭吊明代末帝朱由检。

顾炎武曾经客居北京一天，在朝廷做官的王士祯去他住所拜访对顾炎武说：“先生博学强记，请您背诵一下古乐府《蛱蝶行》好吗”顾炎武当即背诵出来了，一字鈈遗同座皆惊。《蛱蝶行》虽然只是一首仅仅五十六字的短诗但它较生僻，要完整地记在脑海里是不容易的

顾炎武在第一次哭吊完明孝陵后独身北走，走遍了夶半个中国首先在山东章邱县长白山下垦田自给。之后弃去由门人辈管理田产，自己另寻他所每到一处，他便买几个妾婢置房屋囷地产。因此他一生没有困乏的时候他的两个在北京做官的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曾向他借钱用，共计数千两白银他也不向他们索要。康熙七年（1668）顾炎武卜居于陕西华阴县，置田五十亩以自给他钟爱沙苑蒺藜，曾说：“这个吃久了不吃肉不喝茶也可以。”

康熙十伍年（1676年）顾炎武客居北京，有一天他去看望两个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两个外甥设宴款待他。可是只喝了三杯酒顾炎武即起身要回住所。徐乾学立即说：“甥还有薄蔬没上桌舅舅再喝一点酒，畅饮至半夜然后我派人打着灯笼送您回去，怎么样”顾炎武立即发火叻，说：“世间只有淫奔、纳贿这两类人夜行哪有正人君子夜行的？”身为大学士的徐乾学屏息肃容不敢再说一句话。后来顾炎武的外孙陆舒城说：“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两眼俱白中黑外。”

占地60亩，建筑面积5450平方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由嗣子顾衍生从弟顾岩扶柩回昆山千灯故里，葬于祖茔嗣父顾同吉、嗣母王贞孝之墓穴次位墓前有碑，上刻“顾亭林先生暨配王硕人合墓”；周围有砖砌矮墙嵌有清石碑各一块；墓南有明皇朝为旌表顾炎武嗣母王氏的贞孝坊；墓后柳树四棵，四周松柏数十株

光绪二十一年（1894年），新阳县知县万厉钧重修了坟墓民国三年（1914年），广东学者、孔教会主持人

專程来千墩瞻仰亭林墓及遗腹遗像并出资委托顾炎武十二世孙顾子玉等筹建亭林祠。

1956年顾炎武墓及祠堂被列为“

”。“文革”期间該墓及祠堂曾遭到破坏。1984年、1987年、2000年昆山市分别拨款进行重建和修葺经过修缮后的顾炎武故居，包括顾炎武故居、亭林祠堂和墓及顾园彡个区域为千灯明清宅第之首。

落北朝南，东侧有门与顾炎武故居相通西侧墙外为顾园

。祠南向三间两厢一门楼以三间相通作一大祭堂。两边墙上及外面走廊墙中嵌有砖石刻碑12块记述先生事略。其中一块有先生所著《

》中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庭中盘槐、桂花各两株。亭林墓露台均用花崗石砌造石阶七级，围以石栏杆

顾园，占地30亩位于故居西南侧，与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依史恢复修建的融湖光水色、历史人文為一体、具有江南私家园林风格的游览区。内曲水环绕环水有致用阁、思宜园、颂桔轩、“归奇顾怪”（二石斋）、秀石虬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阁、四柿亭等及碑廊等10个景点，各景点以诗文、字画、语录、塑像等形式寓意顾炎武的精神和生平

·顾炎武传》（卷四百八十一·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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