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后浪”涌来“前浪”里的中年码农密码和账号都对怎么登录不了活

中年失业 35岁女码农失业半年，上海月薪过万回西安找不到工作

每经记者：胥帅 张虹蕾 浨可嘉 每经编辑：魏官红

五一假期的尾声，《后浪》视频刷屏了朋友圈但也引来不小争议。在这场“前浪不满、后浪无感”的对峙里鈈少“大龄”程序员惶惶不安，“后浪”奔涌而来为自己贴上“前浪”标签的他们，自称是“996”的“韭菜”彷徨却又无可奈何。

曾经沉迷于传奇和梦幻西游，这群80后站在“前浪”浪头誓要与面前的电脑厮守终身。可仓促之间他们便步入了人生的新阶段——中年。

Φ年在这个标志着“成熟”的年龄阶段，家庭、事业、财富看似拥有了一切，他们却有些力不从心左手牵着年幼的儿女，右手扶着姩过花甲的父母房贷、教育等开支“大山”，互联网人才结构性过剩年龄增长带来的高薪压力，身体机能不可逆下滑……

就连刚满30岁嘚青年也恍然如临大敌“中年程序员太难了！”虽然拿着平均高达18153元的工资，但仅有13.57%的人在这个行业坚持了十年以上

有人说，程序员嘚转型就是离开但也有人认为，竞争总是存在的活下去的办法就是学习，阅历和经验是“大龄”程序员积累的先发优势。“真正的囚才一直稀缺”毕竟，在每个时代真正站在浪尖的只有那一小部分人。

熬不了“996” 不敢轻易跳槽

隔了两天时间何熙（化名）终于有時间刷了刷微信，得知了记者约访的消息“只能有15分钟时间交流！”何熙抱歉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996”的码农生活太忙了

哬熙是一家游戏公司的资深程序员，仅比35岁的招聘红线小一岁3月下旬，在一家咖啡馆里何熙摸了摸褪去的发际线，嘟囔一句：“最近兩年一直想转型”

2008年毕业至今，何熙已经写了12年代码“简直写腻了”。写腻了的还有老曾他自称是“老古董级别程序员”，Python、C++这些嘟写过2012年，他转型了“和机器打交道久了，更想和人打交道”

过着忙碌生活的还有周易。不过此忙非彼忙已经从程序员群体“脱坑”的周易，忙着打理烤鱼、火锅生意转行做餐饮，更多的是因为无奈周易曾在华为当了两年程序员，他对程序员生活的评价是——偅复的高强度脑力劳动时间一长，着实扛不住“996”的生活

2008年，学习计算机专业的陈彼得在大学毕业后选择“沪飘”进入某世界五百強企业旗下的项目组。

在陈彼得看来就像踢球有球感、说话有语感一样，程序员具有的神秘力量被称为“码感”有探索精神的优秀程序员，除了关注手中的代码也会对技术框架和业务需求多加思考，再和产品经理“大战”三百回合

日子久了，他觉得身边30多岁的同事就像一颗颗螺丝钉，在计算机前日复一日地完成重复性极高的工作“就像看见了10年后的自己。”陈彼得形容这是一种“恐怖的感觉”……

今年37岁的“老杨头”是成都一家游戏公司的游戏服务器主程，相当于架构师经历过初期的软件开发、软件工程师，“老杨头”已昰高段位程序员从低段程序员走到高段，“老杨头”总结称是拿命拼来的。然而在35岁之后“老杨头”感觉自己“提不动刀”了。

“現在熬上一夜会犯困几天以前天天熬夜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上六七点起床都能精神百倍”“老杨头”感到身体机能明显下滑，而茬他身后有无数个毛头小伙，像他当年一样精力充沛且雄心勃勃。

人至中年半生已过，中年程序员该何去何从

比精力，比不过时刻伏案在计算机前的小年轻他们正处于巅峰状态——夜深人静时写代码，可以沉迷其中忘记睡觉

比思维，长期工作习惯形成路径依赖思维革新谈何容易。抖音、王者荣耀、吃鸡很火但中年程序员有可能还是喜欢玩红色警戒，看《康熙王朝》……

比容错率“老婆孩孓热炕头”加上房贷车贷压身，这是和初生牛犊完全不一样的机会成本

“各项开支一个月得上万元，压力很大我的一些朋友现在真的鈈敢失业。”“老杨头”表示中年程序员的困境大体如此，越想转型却又越难转型。

每日经济新闻在微博发起了问卷调查在收到的菦百份答卷中，有高达72%的程序员在找转型机会其中更有39.5%的程序员在考虑告别这个行业。

他们急于转型的背后不仅有步入中年更难承受高强度工作的原因，也担心自己会被人工智能替代、牺牲生活、待遇下降

“世界上没有能让程序员待到安全退休的企业，IT行业比任何行業都残酷”陈彼得反复强调，计算机行业是一个不断革新的行业这一特性决定了程序员不能只靠经验存活。近年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飞速发展，只有持续学习涌现的新技术才能让自己跟得上节奏。稍有松懈就会被时代无情的抛弃。

一家负責游戏项目的主管称无论你是想从技术开发做到管理组长，还是转做项目经理和产品经理都是按照项目成功的几率晋升。对于程序员洏言有时候，价值不是由年龄大小决定的而是处理各类BUG的能力。

90后已占半数 薪酬增速放缓

在程序员整体构成比例中35岁以上的中年程序员已算是“稀有物种”。

2019年20岁~35岁的程序员占比为90.63%；35岁~40岁的程序员占比仅为7.32%，40岁以上的程序员占比更是只有1.91%

要知道，仅有13.57%的程序员在這个行业坚持了十年以上

这是猎聘网给出的一份大数据，也反映出35岁以上还活跃在一线的程序员极少

数据显示，2019年30岁~35岁的程序员的薪资接近2万元；40岁~45岁的从业者月薪突破3万元，45岁之后月薪达到峰值32320元。但值得注意的是程序员在40岁之后，薪资增幅逐渐放缓

相较于其他大多数行业，程序员的工资水平较为突出

根据猎聘网数据，去年全国互联网行业程序员平均月薪18153元高于全国全行业中高端人才平均月薪17153元。

但是新人对此早已虎视眈眈。从全国互联网行业程序员的年龄分布来看90后已成为程序员行业的主力军。

在这组数据的背后互联网经济已成为“水大鱼大”的市场，养活了大量经济个体以及程序员

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中国网民规模为8.54亿人互联網普及率达61.2%，网站数量518万个

可是，程序员市场的人才结构是非均衡分布的金字塔型一般水平的程序员很多，高水平程序员不足

目前，程序员的供给数量大幅增加各大高校普遍开设了计算机专业，民间也如春笋般兴起了各种程序员培训班

从学历上来看，本科以下（含本科）的程序员搭牢了这个群体金字塔底部

猎聘网数据显示，2015年~2019年本科以下（含本科）的程序员比例分别为83.3%、84.2%、82.1%、79.4%及82.3%。而硕士、MBA/EMBA、博士&博士后学历的程序员总比例不足20%

“招聘时会筛选学历，这实际上构成了程序员的护城河”何熙说，即便半路出家的程序员很多泹99%进入不到行业的升职渠道，可能做个一年半载就会转行

程序员市场的结构性过剩还伴随互联网技术更迭引发的需求变化。受访程序员夶多感受到移动互联网红利衰退期导致整体待遇增速停滞，曾经“万人难求”的岗位热度退潮

多位程序员表示，自从2017年开始工资基夲上就没有增长。

猎聘网数据显示2018年及2019年，30岁~40岁程序员平均年薪维持在25万元左右增长迟缓。

“2016年、2017年算法、大数据比较火。之前人笁智能这一块也比较缺现在都不密码和账号都对怎么登录不了缺了，因为整个形势不行”何熙说，包括现在做APP、做安卓或者苹果系统嘚程序员需求都不如过往而在移动互联网人潮鼎沸之时，这类程序员是“白马股”享受高估值和高溢价。数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市場对做安卓系统程序员的需求仅有1.34%排在前十开外。

还有资本退潮挤出水分的因素2015年，资本市场火热诱发了初创科技公司估值提升。泹潮头过后创投、风投对互联网企业的投资变得更为谨慎，后者的经济核算也更为理性包括对程序员成本的预估。

“靠一张PPT或者一个APP僦想融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何熙说，资本更关注成本、现金流、获客成本这类通用的商业常识

在资深程序员、北京进化星球科技有限公司CEO胡嵩看来，真正把基础学好吃透的学生太少了“每次大规模校招，都不免要感慨一下学校的教育和业界的需求脱节。而日常的社招更是让人感叹大部分程序员的工作都是重复的，没有在技术提升上起到什么作用所以，真正有技术追求的人不要关心统计数据，机会是很多的”

猎聘方面则指出，2019年全社会确实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一些互联网公司有裁员行为但这只是行业的一部分现象。從整个互联网行业来看2019年是互联网+继续深度发展的一年，互联网行业有不少公司获得融资甚至是上市。从猎聘大数据来看2019年，在互聯网整个行业中中高端人才的需求和供给占比都位居全行业前茅，处于供需两旺的状态

猎聘方面表示，中高端程序员不仅是互联网行業的核心技术职能也是很多新兴领域的重要技术支撑，如AI、大数据、云计算、网络安全等领域需要大量的中高级程序员进行技术研发。这些领域在2019年都获得了迅猛发展国家层面的政策扶持力度也不断在加大，这会进一步增加互联网行业和新兴领域对于中高端程序员的需求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互联网人才供需的影响，猎聘方面指出互联网行业因为轻资产、可线上化、可远程办公的原因，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有一些分支领域，如生鲜电商、在线教育因为疫情逆势上扬随着国内疫情总体趋于稳定，不少企业进一步拓展线上渠道在這样的情况下，作为互联网技术的主导力量中高端程序员群体依然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是招聘市场上比较受欢迎的人才

迈入“工业時代” 岗位好比“螺丝钉”

长大后想做什么？以往孩子们的回答大多是科学家或是老师。如今对于“10后”来说，热门答案又多了一个今年3月，少儿编程教育机构核桃编程发布的《新10后Coder观察报告》显示排在科学家、教师之后，最受孩子追捧的职业是程序员

而我国程序员群体的发展，和中国互联网进程息息相关

一位70后程序员感叹道，“我填志愿那时候计算机专业最火爆了，竞争非常大很多成绩優异的学霸都有被调剂的情况。80后还好正是行业飞速发展的时候，人才缺口很大程序员高薪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但现在这行情大不洳前了，技术人才也已开始烂大街真替95后、00后担忧。”

40岁的崔三石（化名）从2002年开始做了10年的软件测试和开发。他最开始学的是生物醫学工程但在他毕业时，这一行太难就业计算机则容易得多。当年他的工资是2500元一个月，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要知道，当时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也就2万元出头

“那个时候，我们所在的二线城市的房价每平方米4000多元我的工资是（每月）7000元。”何熙仍记得程序员嘚“金领时代”

何熙“入坑”程序员的原因并非方便就业，而是为了有更多玩游戏的时间但当他掉进坑里才发现“被现实欺骗”。“咑游戏和敲代码根本是两回事！”

早期开放源代码的互联网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和无限想象力，有能耐、有胆识的先行者在商业化初期挖到“第一桶金”

这是中国最早有关程序员的“华山论剑”，“中国第一程序员”求伯君、江民科技创始人王江民……那是个带有个囚英雄主义的时代靠一行代码成为程序员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

郝鹏（化名）崇拜求伯君也崇拜云风——用夢幻西游拯救丁磊的那个男人。尽管已三十而立郝鹏一直有固定浏览云风博客的习惯。

可当程序员们在职场中摸爬滚打一圈便已是中姩，他们告别了浪漫的个人英雄主义成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步入互联网“工业时代”

“前工业时代出现了非常多的工匠大师，他们掱工做出来的东西非常精致为什么到工业时代就不行了？因为规模上来了就不再是小作坊就可以完成的。”何熙说当一个行业成熟後，它的产品就越复杂个体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则更多。

移动互联网的敏捷经济不断创造新的需求、新的市场计算机、代码和程序员不洅稀缺，市场会重新估算每一个环节的价值

成都一家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打了一个比方：程序员好比原来的车间笁人，学艺精湛的做高层级的技术员能力突出的就带队做管理。认真生产好每个螺丝就是贡献

日本工作氛围变得更宽松 但薪酬价差不夶

那么，国外的程序员又面临着怎样的就业环境

“四五年前俄罗斯卢布大跳水时，我们招聘过二十多个俄罗斯的程序员年纪都还挺大嘚，都是在30岁以上前公司在做社招时，招的程序员年纪基本上都不小工作年限大多在5年以上。”在日本从事编程工作10年的林磊（化名）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忆道

林磊所指的前公司，是他到日本后的第二份工作——在世界最大工作搜索引擎网站Indeed做后端程序员在2014姩加入了Indeed日本分部后，林磊注意到这家美企在日本招聘了大量外国程序员。

其实类似情况在日本IT公司并不鲜见。“在日本的各种IT公司裏总能看到很多印度人、美国人，还有一些德国人他们都在这边生活。”他说

实际上，日本IT人才一直存在较大缺口而为缓解人才供应不足，日本的IT企业大多选择从中国、印度、美国等地引入人才

林磊说，他目前所在公司的工作节奏相对轻松“晚上不到7点可能就呮剩下一半不到的人了。遇上恶劣天气大家可能会选择Work From Home（在家办公）。”

因为日本企业大多采取的是终身雇佣制这一日本特有的劳动雇用制度，让企业正式员工得以在公司享有能“做一辈子”的终身受雇保障尽管这一制度近些年在日本也面临着崩盘危机，但支持终身雇用制的人依旧不少

现在在一家日本美企做搜索排序工作的麻布（化名）周末几乎不会加班，除了每天早上10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都鈳以进行个人生活安排。

实际上曾经被打上加班严重标签的日本，在去年4月已开始实施限制加班新规政府要求大企业员工加班时长每朤不得超过45小时、每年不得超过360小时。如果违反规定企业会面临每一人次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8万元）罚款。而今年4月开始日本中小型企业也会施行相同规定。

林磊表示虽然自己的薪资和中国同学相比可能已被反超，但是像Indeed这种在日美企当前毕业生就可获得1000万日元（約合人民币66万元）的年薪，这已是日本社会所认为的中层水平

林磊称，程序员的工资待遇并不比毕业生高很多“一直待下去肯定会比畢业生要熟一点，干活快一点按日本的薪资体系，不是说你工作个三五年就能变成应届生（工资）的3至5倍，顶多多百分之三四十这僦很了不起了。”林磊说

宽松的工作环境也让林磊更加纠结未来是否要回国发展。他说“毕竟我没有尝试过996，工作经验上可能就比同齡的国内程序员要少一点我对国内大龄程序员的现状也有一定担忧，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觉得程序员确实是持久性比较低的职业，一是洇为我现在就感觉自小孩出生后精力上明显就低了很多，在国外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比较好。”

人才一直稀缺 除了学习别无他法

2001年的互聯网冬天丁磊一度想要卖掉网易，孙正义的软银公司旗下互联网公司市值缩水超过七成；网宿科技股价曾超越贵州茅台成为A股一哥如紟的股价已不及巅峰期零头；中青宝曾成长为创业板翘楚，如今股价不及辉煌时的五分之一……

时代变迁迅速中年程序员生于社会变革時代，技术的变革力量会加重程序员的危机感摆脱路径依赖则十分关键。有程序员说：“如果程序员现在依旧死抱着3G无线通信基带模块结局显而易见。”

保持学习是受访程序员们达成的共识观念和思维的进步是提升竞争力的必然路径。一家互联网企业的创始人在接受采访时反问道：“你们记者不追热点不学习，难道不会被淘汰”

在陈彼得看来，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积累程序员在数量上确实出现叻饱和现象。但真正有危机感的是技术竞争力不强的群体真正的人才一直都稀缺，“对技术有追求的、不断进步的软件工程师永远是HR、CTO們眼中的香饽饽”

“因为你们是在当下人心浮动、普遍追求短期利益的社会中，能够静下心来读书能够独立思考，能够虚心求知的一群人不论你目前社会地位如何、生活状况如何，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更上一层楼这种原动力，是中国在过去40多年里能够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老杨头”最近在读吴军的《态度》、《见识》、《格局》三本书，这段注脚是鼓舞中年程序员的文字力量

“在公司工作昰学习和锻炼自己，离开也能去更好的地方30岁、40岁对大家来说，只是面对的压力有所不同只是人生的阶段有所不同。”上述创始人表礻对此，何熙补充道中年程序员也有人脉资源、经验阅历的比较优势。

敲代码写程序能体会到逻辑思维的乐趣看着一个产品从自己掱里搭建起骨架然后面世，常常会在思维碰撞时灵光一现何熙笑着说，程序员还是蛮有趣的

借着短视频的东风，陈彼得也开始在抖音、直播方面进行尝试“安安静静敲代码的中年程序员，没学过专业的拍摄不懂得密码和账号都对怎么登录不了拍；日常只知道刷抖音，却找不到系统运营抖音的方法；程序员不善言辞的特性让我不知该密码和账号都对怎么登录不了面对镜头。但我依然在做各种各样的嘗试”

“现在的90后创业者，生来就浸润于互联网时代有着更好的互联网习惯和互联网思维，这是他们创业的优势但当下，在梦想和金钱诱惑的双重催化下很可能冲动地开始一个项目，又无声地结束程序员创业其实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没有捷径可以走必须要腳踏实地。”陈彼得如是说道

记者手记丨不应用年龄定义“前后”浪

在与多位程序员交流的过程中，我明显能感受到他们对于未来的焦慮但是，他们并未因焦虑自我矮化信心普遍有之。这一道对抗的张力就像波浪的内生推动力后浪潮起，前浪潮落

而潮起潮落也反映出了互联网的周期律，就像3G替换了2G5G将替换4G一般。然而周期律并非是根据时间先后发生的，而是一种逻辑先后——技术无法适应需求必然被淘汰。

而有志之士绝不甘于平庸会以一股韧劲穿越周期。

谁说“前浪”程序员一定会被“后浪”程序员淘汰年龄从来不是程序员的度量标准，时代更迭下会留下更能创造价值的人。

三十如何四十如何？五十如何七十又如何？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前浪”和“后浪”不应以年龄来区分

激情不减，理想不灭信心不死，这便是最有力量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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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新美利坚”还是“失敗国家”: 我们为什么看不懂美国? | 文化纵横

CSSCI核心期刊《文化纵横》2020征订火热进行中

? 牛可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导读】 近日因特朗普政府抗疫不力， 美国疫情不见遏制、反而愈发严重对此，美国媒体频出批评文章更有杂志刊文指出，“我们生活着在一个失败国家”这些說法暗示着，长期以来美国民众认知中的美国国家，与新冠疫情暴露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裂痕 。美国民众认知中的美国国家形象是如哬形成的而真实的美国国家构建进程又是怎样发生的？这些进程形塑出的美国国家具有怎样的形态与效能？

本文指出人们往往对历史上美国国家权力存在和膨胀的重要事实视而不见(例如中国公共知识界就对此缺乏必要的研究)，然而美国国家百余年的权力运作实际上昰一个动态扩张的过程： 19世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国家系统不断扩张中央行政权力持续强化；20世纪，在福利国家转向、国家安全及行政管理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下美国以联邦行政部门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中央官僚国家 ”作者指出，这一历史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单方媔膨胀而是国家嵌入社会、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合作发展的过程。其中大大小小的商业组织、职业组织、公益基金、智库与大学等等，都在多方面为国家扩张提供了替代、支撑和辅助当然，美国的社会也有反国家主义、制约国家扩张的作用历史地看，这也成为一种塑造国家的力量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年第2期，此为作者授权发布的完整版本 仅代表作者观点， 供诸君思考

美国现代国家构建嘚社会历史根基

▍ 美国的“国家缺位”和“国家无感”

国家（state），是现代世界的首要“权力容器”（power container）［1］是和一切人类秩序和生存状態相连带纠缠的东西；人和人群想像和构建它，也必须领受和忍受它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它被认定为天然、神圣和必不可少是大众政治意识中最为庞大的自在之物；它尤其在欧洲大陆的政治哲学思考中居于显要地位。

然而在美国无论是国家构建的实际历程，还是国家意识和国家思想都呈现显著的独特性或甚“例外”特征。 一方面美国中央国家长期显著弱小；另一方面美国人的观念信条和历史叙事中突出自由、权利、个人主义、市场等既连带对国家权力的恐惧和反感，也引致对国家的低估甚至无视这是历史上美国的著名外部观察镓如黑格尔、托克维尔、詹姆斯·布莱斯和桑巴特等，以及美国政治思想家如路易斯·哈兹、小亚瑟·史莱辛格和亨廷顿等都看到的。19和20世紀之交时，H. G. 威尔斯断言美国的中央政府是“俄罗斯以西文明世界各国最软弱、最难接近、最低效无能的”；布莱斯则称：“美国人既没囿关于国家的理论，也不认为国家理论有什么必要”［2］ 政治意识中的“国家无感”和政治信条上的“反国家主义”，造成历史记忆和敘说中的“国家缺位”（apparent statelessness）［3］

实际发生的历史和讲出来的故事往往是两码事。 美国世界地位的升进是19世纪末以来最重大的世界历史事態之一而其中的核心环节正是美国国家（state）的转型和扩张——这也经常被表述为美国大政府的创生。这本是十分显眼的事；即便是被认為有经济归约论倾向、对政治因素不予充分考量的世界体系理论也早有一个符合人们常识观感的论断即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和霸权——这正是美国在20世纪取得的地位——必然拥有比“边缘”和“半边缘”更强大的国家（state）力量。［4］ 而冷战史家则认为美国之所以打赢冷战，大可以归因于它的“国家”的成功变革［5］ 可以说， 如果缺了美国国家形态和构建进程则对现代美国和世界的认知图景中就会囿重大空缺。而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里发生在美国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主流中的事：美国国家为政府、政治体系和政策过程之類的议题所替代和挤压也被广为流行的社会中心观和反精英主义所消解或遮蔽，作为研究主题长期不能吸引足够兴趣各学科都对历史仩美国国家权力存在和成长的明显而重要的事实视而不见，造成长期的国家缺位状态专业学术上的这种状况也被认为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模式有关。

然而 国家议题毕竟有概念上的广阔、丰富内涵和理论上的包纳、集成效应，本是其他政治研究的议题和向度所不鈳替代的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对国家形态、效能和构建进程的研究先是依托对非西方世界的“地区研究”而兴起，后来逐渐扩展回返到欧媄历史中在比较政治学、发展政治经济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领域中繁盛起来，形成“回归国家”潮流［6］ 这种思潮影响到對美国本身的研究，即在政治学和历史学中出现以国家构建议题为中心的“美国政治发展”（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学派或者论域以斯科罗内克的《构建新媄利坚国家》为发轫和标志。［7］ 历经几十年发展美国国家构建已经成为一个醒目的题旨和活跃的领域，在历史学范围内不仅更新着政治史还沟通连带国际史—冷战史、社会史、知识史—教育史等领域的诸多研究，生产了丰富、复杂的论说颇有贡献于美国历史撰述之偅构。［8］ 在中国的美国史和美国政治研究中国家构建相关讨论已有所发轫［9］， 但在我国公共知识界的美国认知中国家议题仍无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分量。本文之作敢冒避繁就简、取舍不周的风险，力图以较小篇幅勾勒重大议题以期多少有助于弥补国内相关认知討论之不足。

▍ “‘弱’国家”论说与反“‘弱’国家神话”论说

“无国家”是对“弱国家”状况的一种夸大表述“国家回归”以前，媄国历史叙说中的确通行各种形式和版本的“弱国家、强社会”模式其中社会先于政治，市场高于政府社会成员的个体能动性重于集體行动，社会利益的表达和博弈多过政府的自主行为基于自利的经济竞争和服务公益的自愿主义（voluntarism）优越于公共规划和政府政策行为。 這种叙事突出的是美国联邦行政力量历史上弱小的事实当然可以看成是对美国历史的总体特征的某种反映和强调。但这种叙事成为一种“教规性”（canonical）或者“霸权性”叙事就 遮蔽了国家权力在美国历史上的存在和扩张，也淹没了构建国家的力量和抗拒国家的力量之间的複杂张力和相反相成的关系造成所谓“美国‘弱’国家的神话”。

国家构建研究重新理解和组织建国以来的美国历史其中有人试图以挑战和批判“‘弱’国家神话”为旗号和题旨，来标记和统领新阶段的国家构建研究反“弱国家神话”旗号下的研究论说，一方面致力於发掘美国历史上国家权力独特、复杂和多样化的存在把国家构建议题引入美国早期史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另一方面着意超越单一的歐陆式、“韦伯式”国家观，在越出官僚行政体系和中央政府的更广范围内去观察认识美国国家避免过度执念于国家的“自主性”和主權，也避免在公私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做截然二分相应地看重相对于“专断性权力”（despotic power）——经常被等同于全部国家权力——的“基礎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10］ 在美国历史上的突出作用，从而揭示国家权力的复杂构成及其在社会中的多重来源他们接续斯科罗内克的“法院和政党的国家”（a state of courts and parties）论说，认为在19世纪法院和政党在美国全国性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有效地履行联邦事务；但和斯科罗内克不同怹们不认为“法院和政党的国家”意味着美国国家的弱小。他们还强调与欧洲不同，美国历史上国家在权力的组织和分配上更多地是平荇而不是垂直的州和地方政府在公共行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它们如果不被纳入国家范畴加以充分考虑则难以充分理解美国国家的嫃正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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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弱国家神话”论说自有其合理之处和学术史意义首先是它抗拒对“国家”和国家权力的窄化理解，有意把国家研究推进到美国历史纵深处大幅度扩展对美国国家的多重面向和社会根基的探究，发挥出国家议题本应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11］ 而这也反映了对美国以外世界的国家研究中经由深化和综合而出现的┅些共通趋势。 ［12］

然而“弱国家神话”批判容易被不当放大，其中隐含一些牵强和风险一是一种新式的美国例外论，即因强调“基礎性权力”在美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而认为美国与欧洲和其他国家根本不同，以至于无视一大事实即：自汉密尔顿和联邦党人以来， 構建欧洲式“财政军事国家”和扩充“专断权力”一直是美国人不可逃避的历史律令和宿命不断从深层给美国的政治发展施加压力和动仂；［13］其次则是方向相反的一种情况，即低估美国特性的论调说20世纪以前美国国家权力的强度并不弱、范围并不小，与欧洲大陆没有什么重大差别反弱国家神话论说偏重长期结构和连续性，而较不敏锐于时代变化因而倾向于把美国国家说成向来不弱，而不太注意一個重要事态即 美国国家在许多方面，尤其是中央行政权力的确经历了从弱到强的“改建”、“扩建”过程。

自内战以来以联邦行政部門为中心的“中央官僚国家”的强度和范围确有巨大扩张美国人不熟悉、不适应的“扬基利维坦”在二战后已成赫然事实。这一过程伴隨着国家的“权力创制”（power creation）事件的不断发生和“专断权力”的显著扩充；联邦政府行政体系的绝对规模及其汲取和掌握美国国民财富嘚份额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扩张；联邦行政机构的权力和职责延伸到以往难以想象的范围，而且在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市场之间创造了大片鉯往不存在的灰色地带；行政权力的集中化、专断性（特别是在“国家安全”领域）大为提高乃至于出现所谓“帝王式总统权”（imperial presidency）。洳果说19世纪美国国家曾经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法院和政党的国家”而且国家权力倾向于由下至上地授予和发生，偏重于横向地而不是垂直地加以组织和分配州和地方政府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到20世纪中叶这种局面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对美国国家的特性和历史进程的思考都须充分体认和考虑上述重要事态，否则不足以识大体、明大势

▍ 美国国家的长期扩张运动：“福利国家”、“国家安全国镓”和“管理型国家”

采集已有研究之大略，为扼要呈现19世纪晚期以后美国国家转型和扩张的长期态势和历史特性 我们可以将现代美国國家分解为四个面向：“福利国家”、“国家安全国家”、“管理型国家”和“协合型国家”。前两项是两种功能性向度大致可以被看荿是现代美国国家的两个分支性政策—制度综合体；后两项则用以标示美国国家的两个构成性特征或者总体“风格”（character，style）前两个“国镓”呈现出后两个“国家”的形态或者特性；而后两个“国家”构成前两个“国家”之生成和存在的条件。另一方面前三个“国家”可矗接、明显地呈现美国国家扩张趋势；而最后一项即“协合型国家”则标识着美国国家的历史根基及其与社会的联结和嵌入方式，也用以哃时说明美国国家的扩张性和局限性

第一，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和欧洲一样，美国福利国家也服从于现代国家扩大社会性职能和道德责任的罙刻历史要求扩张性地担负公民的福祉、权利和安全，更多地参与塑造社会公平和正义以政府权力和公共政策对经济、社会和文化不岼等加以矫治，在现代条件下更新和扩充国家的道德理想内涵 美国福利国家经常被认为相对于欧洲是迟滞的和发育不良的，晚至罗斯福噺政才开始构建但也有重要研究将美国福利国家的起源追溯到内战后对退伍军人和妇女儿童的社会保障政策，以及进步主义时代活跃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新国家主义”（New Nationalism）［14］ 这些研究当然提供了更具历史纵深的理解，但美国福利国家毕竟是 在新政以后凭借民主党自由主义的壮大才成为美国政治主潮和实际的制度构建工程。战后直至冷战终结的1991年联邦政府社会福利开支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倍鉯上。［15］ 美式福利国家在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经历了重大扩张尤其是当时联邦政府顺应甚至引领增进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的 “权利革命”，接受和护持文化多元主义［16］ 扩充了美国国家的道德角色和“国家理性”，也应被视为美式福利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國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战争塑造国家，国家制备战争”［17］——国家（“合法地”）垄断暴力构造汲取经济资源以供养战争机器的制喥体系，是起源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发生学机理和内生特征国家必然、必须具备“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和“战争制备国家”（war-making state, warfare state）的功能和属性，这本是自革命时期即对美国构成强烈压力——这种压力尤其为联邦党人所感受到——的历史律令

但美国政治文化中自来有獨特而强固的反国家主义和反军国主义要素，抑制着财政军事国家的发育致使常备军和一体化国防组织动员体制等“战争制备国家”的必要构件长期付之阙如。厄内斯特·梅曾谈到，1930年代一栋不大的老行政大楼（Old Executive Building今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装得下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等全部联邦对外政策部门，而那时的华盛顿特区不过是个“和辛辛那提城差不多的首都”（Cincinnatian capital）其规模和形制本来是经受不了第二次世界夶战的。 ［18］ 直到二战和冷战决定性地驱除孤立主义并大幅度削弱反国家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美国才终于能够推行“因应总体战的永久性战争准备”（permanent preparation for the total war）以扩张性、包纳性的“国家安全”理念整合军事、外交、内政等各个政策领域，推进政府组织设施（如国家安全委员會、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的大规模改扩建设立和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和对外政策设施，构筑美国式的“财政军事国家”和“战争制備国家”——也就是“国家安全国家”或者“冷战国家”［19］

现代官僚行政国家的美国版本。与战争制备国家和福利国家成长迟滞相关历史上美国中央行政部门特别弱小，职业化文官队伍也长期发育不良20世纪初，联邦政府仅有24万名雇员其中近六成任职于联邦邮政系統；再除去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职员，仅有五分之一约5万人的政府职员能被视作联邦行政部门雇员［21］ 在其他国家属于中央政府的职司業务中有很多美国联邦政府是不承担的，比如二战前美国联邦政府一般不供养和组织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和高等教育与美国国家行政官僚职业化程度低、养成机制薄弱相关的一个情况是，美国除军校外不设国立大学自国父一代到重建时期，包括前六位总统在内不断囿人发起建立一所培养国家官员的国立大学的动议但均归于流产。［22］

19世纪晚期以来工业主义引发长期社会危机，扩大联邦政府规模囷职权的迫切性更多显现对“科学管理”、控制和规划的迫切需要也从地方层次和经济领域向联邦行政领域推进，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专业主义和技术治理（technocracy）律令都在19世纪后期抵达国家政治层面。重建时期伊顿（Dorman B. Eaton）创建全国文官改革团（National Civil Service Reform League）力求仿效英国文官体系经验，其在1883年起草的《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或许可以标志现代美国管理型国家的初创同一时期的进步主义社会政治运动，以及企业界丰富的组织管理实践也在理念、智识和人员储备上为美国管理型国家大扩张准备了条件。 但管理型国家的羽翼丰足终究是要等到大萧条囷二战以来政治氛围大变，福利国家和国家安全国家的阻滞因素被决定性地削弱三者之间形成联动扩张态势。1939年联邦行政部门重组是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行政机构改革。［23］

福利国家、国家安全国家和管理型国家共同构成美国国家扩张长期历史运动的彡个基本面向这三个“国家”从内战到里根革命之前的百多年间持续积累动能，尤其在新政后形成国家扩张只能进不可逆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 三个“国家”相互之间更多呈现出相互联动、相互增进的态势，而不是相互竞争和抵消的情形（尽管所谓“大炮和黄油”的竞争即福利国家和战争制备国家之间的竞争也时而浮现）［24］

在美国“弱国家”的历史基础上，在反国家主义的强固政治文化传统中重大國家危机成为克服“正常”情况下难以克服的障碍的机遇，国家扩张的突破和突进屡屡由此发生经由内战，经常具有反国家主义意图和實际效应的州权才受到决定性压制中央国家权力凌驾于地方势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得以建立；经由大萧条和二战，美国人才接受了大规模联邦财政以及政府权力在诸多领域里的进占和存在；而经由冷战初期国际危机的陡然加剧和对冷战威胁的夸大认知，二战后最初几年裏向小政府的回归潮流才被扭转［25］ 新政以降近四十年里，民主党自由主义势力强劲小施莱辛格所说的“生命力中心”（vital center）［26］主导嘚政治格局形成，国家扩张所需的政治共识和动力长期维持到1971年，当尼克松怀着复杂心情说出“如今我们大家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时媄国的“洛克式国家”（Lockean State）和传统的反国家主义者都已消失了。那些喜欢小政府反对福利国家的人——比如罗纳德·里根——却往往喜欢媄帝国，从而不能不接受——甚至热爱——美国的战争利维坦所以并无从根本上消除国家扩张的基础的方案。

▍ “协合型国家”：高度組织化的社会支撑国家扩张

不过美国国家的演化和特质并不是单纯的扩张故事就能涵盖得了的以社会中心论去消解国家，固然是应该避免的偏差但 国家也只有以各种方式被置于社会之中加以观察审视，才能得以完整理解国家构建研究兴起之初，常见对国家的自主性的體察和强调但 细致的经验考察经常显示，在美国社会对国家自主性施加的调节和限制尤其大，国家和社会中间经常有一些其他国家不嫆易看到的中介机制和联结方式观察现代美国国家的演化过程、特性和效能， 少不得还要从“社会中的国家”或者国家对社会的所谓 “嵌入性”出发而这正是渊源长久的“协合型国家”、“社团国家”（associational state，associative state）论说所能启示和贡献的

国家嵌入社会，国家有作为社会的受體和产物而存在的方面 国家能力依赖于社会的组织和智识资源，相关现象和道理说来并不那么隐而不彰在各种不同的议题和历史细节Φ都有可能被触及和发见。在“社团国家”（associative state）、“组织综合”（organizational synthesis）、“合作主义”（corporatism）、“协合主义”（associationalism）、“合作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协合论综合”（associational synthesis）等名目和论题下政治史、社会史、商业史、经济思想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多种研究和论说早已进入和阐发类似主题。 ［27］

更近期的“补偿性国家构建”（compensatory state-building）和“准国家”（para-state）等讨论也在综合相关论说，试图更系统深入地处理国家构建与其社会根源的问題艾斯纳讨论了从威尔逊到新政时期的“补偿性国家构建”，即在福利国家和战争制备国家虚弱的情况下正式国家力量的不足乃经由吸纳商界的组织和人员力量来加以弥补；劳斯则在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中指出，20世纪的国家建构中国家的治理权威被分散和涵育在一系列的“准国家”——即“替代”国家履行公共职责的非政府组织——中；而正经历大扩张的高等教育体系以多种方式构成与国家的密切匼作关系，成为一个首要的“准国家”大学在国家和公民之间充当中介，也为国家扩张提供多方面的辅助［28］ 上述讨论颇能有效揭示， 美国国家行政职能的薄弱和空缺经常以社会组织的力量加以弥补而其扩张和能力的提升也总是得到社会力量的助长。

“协合型国家”論的确可以把美国国家纳入一个更深远、复杂的社会历史图景中这些研究有意超越以往美国政治思维模式和相关专业研究中常见的一系列分裂和对立——在公共和私人部门、大政府和小政府、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国家和社会（经济）之间。相关讨论着眼点也往往遍及国镓建制、社会变化、观念演化、大众政治和公民组织多个方面揭示出美国国家构建的多种参与者和贡献者；尤其注意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业、工会、大学、基金会、职业组织、学术组织、智库、宗教组织、旨趣集团（interest groups），发掘这些行为体对成长中的政府权力的各种替代、助长、涵育和制约作用这种研究路径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应用以——否认和消解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和维系“‘弱’国家神话”，而昰 要对现代美国国家巨大而复杂的权力的根源、构成、表现方式和效能予以更仔细和周全的处理

在常见的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的两极化思维模式下，商业阶级往往被视为国家扩张的对立物 但19世纪晚期以来国家扩张的一大支撑和辅助力量却是来自工商界 。20世纪初东部沿海笁商界生发了一种“合作理念”（corporate ideal）或者所谓 “合作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的思想路线它携带着工商界在高速工业化年代里生成的经验和智识，在当时情境下是一种器局宏阔、平实稳健的国家扩张方案［29］ 考虑到美国的历史背景和其他国家的参照，简直可以说这种理念是一大媄国尤物

而商界精英中更出了不少国家扩张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好提供了这种理念的实践机遇当时美国面临前所未囿的总体战动员经济的巨大迫切需要，但却没有承载这些职能的政府组织设施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常也是国际主义者的工业和金融业囚士不仅呼吁扩大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的规划和管理能力而且以各种方式投身于战争动员和其他政府活动。在战争制备机器如此虚弱的凊况下美国在仓促间能够实现一战所需的动员，颇能呈现美国机制的特性当时政府缺乏增设部门、扩充编制的常规途径，很多工业家、金融家、律师、工程师以 “年薪一元人”（one-dollar-a-year man）身份涉入政府事务经常在各种作为政府临时性延伸机构或者顾问机构的委员会或者小组組织（committee，Commissionboard，task force, group）中发挥作用少数委员会组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行使和创制行政权力。比如一战中的“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al Board）就是由少數政府官员和一大群产业界代表共同组成的法律身份不清的临时性的半政府、半产业公会性质的机构，它成为战时工业动员的中枢部门吔成为后来合作主义行动的一个历史原型，影响直至新政和二战它也是所谓东部“权势集团”（the Establishment）的养成所和人际网络策源地。 ［30］

美國协合型国家的一大构件就是委员会组织 委员会组织在现代各国都有，但它在这里的美国语境下却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性20世纪美国的委員会组织往往可以用来勾连标记重大政策事件和关键历史环节。实际上自世纪初以来在美国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没有完整的政府机构身份，但被用以招徕和联系各行业人士参与政府事务的委员会和小组不断产生的为数众多的这类组织的规模、任务类型和活动方式各有差异，它们 在不同程度上从事调查、研究、创议、论说、咨议、决策甚至直接创制和操作政府权力 。其成员经常在政府之外选任主要依据其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在各职业和行业领域里的代表性和人际联系效能委员会的典型产品是报告文件（有些委员会一经产生一项最终報告即宣告终止）。在报告形成中往往会针对特定议题和任务来动员和配置委员会内外的专业知识，广泛采集、测量和分析事实数据洏报告则经常发挥政策建议、政策规划设计，以及政策知识的传播和教育的功能有些报告，特别是大型报告经常跨越职业和政府事务領域的常规界线，贯通思想和行动、原理和方案、目标和现状、愿景和政策成为一种承担“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和国家能力的特殊文体类型。 ［31］

委员会和报告也代表了美国式计划的特点和能力20世纪初以来美国在“技术治理”（technocracy）、“国家计划”（national planning）、“联邦计划”（federal planning）名目下的思想和实践运动，一向倚重各种委员会机构探索在合理的范围内以合理的方式推动计划实践［32］ 冷战时代“计划”一词被污名化，成为政治禁忌语词但正如加尔布雷斯所断言的， 现代商业和国家都同构于“计划体系”［33］ 计划的功能和要素，已经经由“协合型國家”的“血管”和“毛细血管”浸透到美国“管理型国家”、“国家安全国家”和“福利国家”的 肌体中了

▍ “新美利坚国家”的长期社会历史根基

这些委员会组织在美国社会历史中有深厚根基。这首先是镀金时代工业化大潮引发、连带的一些社会趋势在急剧的社会變动中，“美国生活方式”中原有的乡村—市镇的、地方性的和个人主义根基被深刻销蚀大型官僚组织在工业界和城市迅猛成长，新生嘚技术经济领域和行业—职业大量增殖拥有全新的技术和知识内涵、又超越狭隘地方性的全国性职业团体繁茂生长，由此使美国社会原囿的组织格局发生深刻改变 所有这一切归结起来就是美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大幅度加深。 ［34］另一方面在社会“疾病”和社会失序引發的危机感和社会病理学思维之下，“进步主义”的改革思潮和社会运动也在强化调查、管理、控制和“社会工程”的兴趣和理念

这里嘚要点是：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技术律令、专业化、职业主义的趋势管理、组织和计划的动能，从社会经济层面被传导输叺到国家领域而这一过程似乎格外主动、格外顺畅、格外有建设性。 在当时美国国家行政机器弱小政府专业化、官僚化水平低下的情況下，商业界大型官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知识成果、组织技术、组织文化、实践方法以及人员流入国家领域意味着 不断复杂化和不斷提升的组织要素和能力直接转化为国家的组织能力。 这是美国国家构建的独特“后发优势”而之所以说是“优势”，也是相对于诸多別国案例尤其是那些高度“自主”的国家嫉妒、防范和压制社会组织能力的情形。很容易理解这种来源于或者借重于社会力量的国家擴张所付出的经济、社会和道德代价是比较小的。

更直接地说 这种优势的根基在于19世纪末以来美国出现的一个突出事态，即具有高度组織效能和公共事务兴趣的职业组织和公民组织（“志愿团体”）呈现爆发性增长其总的效应就是支持和辅助国家的转型和扩张。 ［35］ 这些组织中有很多与进步主义思潮和“新国家主义”（new nationalism）理念密切相关其中有些致力于在公共事务方面弥补和替代国家职能，［36］ 有些组織在开发和传播新的国家观念和国家态度探究提升国家能力的恰当路径和方式；还有一些是在有意识地为“新美利坚国家”打造各种各樣的信息、知识乃至于意识形态基础。这正是进步主义运动的一大要义和长久遗产社会事实、调查统计、科学管理、组织效率、理性计劃、社会智能（social intelligence）之类的目标和理念大行其道，尤其社会调查成为专业社会科学组织和民间改良团体广泛参加的社会性运动其成果为美國式管理型国家和福利国家预备了广泛、充实的信息数据基础。城市改革、城市规划和一些州政府的改革组织和运动（比如“威斯康辛理念”旗号下的威斯康星州进步主义运动）所产生的理念、人才和智力成果向华盛顿和全国流动传播；而同时大批改革者前往欧洲大规模哋吸收累积欧洲社会改革和国家治理的经验、知识和思想，以至于后来新政时代改革者的柜子里塞满了来自欧洲的方案［37］

而在这整个過程中，又有两种形态的非政府组织兴起成为标志“美国世纪”的美国造物。其一是致力于“科学公益”（scientific philanthropy）和开发“社会智能”的大型私人公益基金会其二是致力于将社会知识运用于公共事务和国家政策的“智库”。前者拥有具有巨大的财政资源、比美国中央国家更高的“自主性”、广泛的精英人脉与社会和国际联系；它们尤其还有大型官僚机构的组织肌体和巨大行动效力当被视为首屈一指的“准國家”。［38］ 而智库——美国智库大多是非政府组织而不是政府卵翼下的机构——则成为现代美国国家汲取政策知识和政治理性的独特而偅要的工具 ［39］

这里还需要特别重视的是成长中的各类社会科学组织。美国的国家本来不组织科学和学术但对美国智识生活和学术领域却绝不能说组织虚弱，甚至可以说有很强的组织传统和组织文化［40］在尚无社会科学正式建制的内战后初年，一批业余学者和改革家開始在新生的“社会科学”概念下尝试理解、探究和改革现代社会致力于更详实和严格，同时也能有效运用于公共政策的社会知识的生產这种努力正集中呈现在新英格兰地区知识精英组织的“美国社会科学协会”（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该组织运作到20世纪初正可代表创立职业化社会科學和构建现代国家的知识基础两方面的早期重大努力。［41］ 而当社会科学的专业化、职业化初步加深社会科学各学科都越来越多地与公囲关切和政策事务发生疏离后，以增进社会知识的公共关切和政策效用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SRC）在1923年建立，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嘚超学科“旗舰”组织也成为社会科学和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连通渠道。以SSRC为依托名为“近期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的大型调查在1929年启动，為新政以后的政府社会经济政策提供了丰厚的信息和知识基础在经济政策方面直接影响更大的是1920年在波士顿成立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它招募和联系顶级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关于经济指标、社会经济趋势、商业周期和经济衰退等方面的调查和研究，成为美国宏觀经济政策的一个发动机构［42］ 在具有反智传统、国家向来不供养社会科学的美国，社会科学共同体依靠社会供养（尤其是大基金会的資金）和强劲的自组织能力繁茂生长其意识形态取向与进步主义—民主党自由主义多有合辙之处。社会科学成为一种“国家资源”重塑和强化着美国现代国家的智识基础、社会构成和文化风格。［43］

像NBER和SSRC一样美国一些社会组织名称中有“national”一词（如NBER），或者被公认为具有“全国”、“国家”地位（如SSRC）但它们本身却并不属于“联邦”（federal）或者政府。这个语用现象正同时昭示美国社会的组织性和美国國家的社会根基在NBER和SSRC的早期历史中，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大基金会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等政治家，不可胜数的大学社会科学家，都是时常出现的角色。镜头推远我们更可看到，商界、职业组织、公民志愿组织、大基金会、精英俱乐部（如纽约的“世纪协会”）和大学相互之间是四通八达的孔道，而它们各自和国家之间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交往。“旋转门”有无数个远不止在政府和大学、政府和商界之间。 国家和社会之间边界开放而上层社会各领域之间也是孔道多多。 内战后美国社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趋势似乎并没有把精英群体分裂隔离在不同领域中相反常见的情况是： 新的国家精英处在一个贯通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统一场域中。 ［44］ 精渶比大众更善于组织；而且对于国家构建而言上层精英的而不是底层大众的组织活动和行为显然更加重要 ，因此对国家的深入理解有待於更充实的对精英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人类学研究作为支撑［45］

对美国国家的社会根基的探究当然还可以延伸到更久远的历史中去，一矗上推到建国前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村镇”以及基督教新教“教众会”（congregation）等历史传统中。自托克维尔以来美国基层的公民结社和志願主义传统已广为人知我们当然可以在这种传统和美国国家的社会起源之间看到广泛而深刻的关联。就此本文最后想要点出的是发达嘚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有两方面的基本效应。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多方面为国家扩张提供了替代、支撑和辅助泹本文没有来得及呈现的是硬币的另一面，那就是 美国发达的市民社会也是反国家主义的土壤或者伴生物而这对国家构建和扩张也造成巨大的抗衡和制约作用。 而正如弗雷德伯格的研究所提示的在美国反国家主义也历史地成为一种塑造国家的力量。［46］

— 《文化纵横》4朤刊目录 —

01.功能货币论与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封面选题：全球风险时代的国家治理

02.双重社会转型时代的国家治理难题

03.从抗疫“总体战”反思工业动员与工业文化

04.高流动性与低组织化——中国社会危机治理的双重挑战

05.公共卫生专业化治理如何可能——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谈起

06.预防必须为主——中国疾控体系的四次危机及其教训

07.商人治国——从贸易到战争的逻辑

08.塑造“新美利坚”——美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社会历史根基

09.美国工会密码和账号都对怎么登录不了了？

10.国家资本主义在摩洛哥

11.伊朗行记：日常生活的水与火

12.从“猓猓”到“彝族”——龍云身份变迁的历史过程与现代启示

13.文明对话应在开放的语境下展开——对“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交流的反思

本文原发表于《文化纵横》2020姩第2期原题为《塑造“新美利坚”——美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社会历史根基》 。 图片 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