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花店买花，看到一盆花草。绿色莹莹，葳蕤纷披的样子，很是美，不由得想买下来。其实并没有看到花，只是绿绿的叶子。那颜色像画布上的绿色，有些撩人的醉，很是吸引人。就问了句：&这花叫什么名字？&&叫美人。&花店老板快乐的回复到。听了，立刻心里一动，感觉更加的美，就紧跟着叫了句：&美人。这名字真好。&不知为什么，只是这一句：美人。叫了一句，那花儿瞬间就微微颤动了一下。仿佛，立刻鲜活起来，轻轻舞动，叶片舒展。好似女儿般，娉婷、袅娜，泛着无限欢喜。可见，她知道是在叫它呢。连花儿也喜欢被叫着自己的名字，又何况人呢？特别是深爱着自己的人，呼唤自己的名字，那就更是不同了。心会动，情也会动，整个人儿都会喜悦非常，整个人儿也都会焕发出最美丽的一面。很不解的是，为什么越是爱着，越是躲着。越是想着，越是怕去面对。那一低头的娇羞，那水莲花般的不胜婉娈之态，萦绕脑海，挥之不去。却一直没有叫出口，一直掩在最心底里。好似，总是有意无意，躲开那人的名字，总是没有呼唤出来。就算别人提起了，听了那名字，心里也似揣着一只小兔子，嘭嘭的乱撞？不敢去应对，不敢去相问：他好吗？在忙些什么呢？很想知道，很想知道呀，却故意避开，不去问不去理会。还是有意躲着，患得患失。这种时候，心儿痒痒的，柔柔的，就是守口如瓶。那人儿的名字似小手儿，在心底里一遍遍抓挠，揉搓着，偏偏就是不去叫出来。似小溪淙淙，似飞鸟掠过，似一片云在天空投下花边的云影。任由着那名字在心底里信马由缰、泛滥，踏遍心底的每一寸山河，就是不轻易的喊出口。就那么样的将那人的名子，含在口里怕化，捧在手里怕掉下。无意间那名字，好似给相思下了一个定义。让相思有了归属，相思就是那人的名字，那名字就是深爱着的代言了。就那样地放在最心底里，最心底里，最柔处、最温暖处。偷偷的，暗暗地轻轻地一个人独自白日里也唤，黑夜里也唤。真真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于是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于是乎：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只是，轻似霞影纱，柔似刚出岫的云。酥酥的，似三月小雨，软软的，似人间四月天。默默珍藏在心底里，就是不肯大声把那名字对着那人儿叫出来。有一典故，是说唐代进士赵颜得一美女图，被那图中女子吸引，心生爱意。画工告诉他，那女子名字叫真真，只要你昼夜呼喊她的名字，百日必应。赵彦就昼夜唤着真真，真真果真下来与其相爱。名字，一个简单的名字，其实并不简单，盛满爱意，载着情深。相爱的人一句句轻唤，胜过翻江倒海，胜过万语千言。滴雨的黄昏，花开的夜半。飘雪的暮色里，降霜清晨的时候。燕子的呢喃，鸟儿的啾啾。虫儿的呢哝，蛙鼓蝉噪。就连大自然也自鸣有音，天籁回声。那一切一切的声音，一切一切的音律，是否是在用各自心灵之妙音，呼喊着他们各自爱人的名子呢？是吗？是吗？我很想知道，很想知道呢。听哦，啾啾，是鸟儿在唤它的伴儿；听哦，嗡嗡，是虫儿在呼它的亲爱的另一半儿。听哦，哗啦啦，是树木在呼唤着它的爱人吧。听哦，窸窸窣窣，是小草也在呼唤着心爱呢。听哦，听哦，沙沙，啦啦，许是，天在呼唤地，亦许是，地在呼唤天呢。就连鸟儿虫儿，就连花儿草儿树木，就连天与地&&都在各自呼唤着自己心中的爱人，这声音才是世间最美妙的音乐，最动人心弦的乐音。好似老埙奏出的一韵长风，古朴醇厚，好似古筝抚出的一弦清歌，悦耳动听。好似，你我相爱之人，一呼一唤，一应一答，一颦一笑，是那么的默契与绸缪。爱，就要说出来，爱谁，就要告诉谁。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可为什么要躲闪，为什么不敢说呢？连一个名字你都不敢叫出口，连一个名字你都不愿叫出来，你还能做到什么呢？于是，很是想不通，就去翻书， 看看乐府里，说得多么真切： 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真够委婉含蓄的了，都相誓到不离不弃了，还只是用一欢字来替代那人的名子，不忍呼出他的名子。真真的是怕一出口就会化掉，怕一唤出就会立刻心儿醉去了吗？还是别有一番，怕被人知的苦衷？现代人也如古人之含蓄，将那人的名子用一宝贝来替代了。你也宝贝，我也宝贝，天下爱人一般样，都宝贝的称呼着。那也是宝贝一样的疼爱着吗？如真如此也就不枉为爱了。就怕是口是心非也是有的，一个个叫着宝贝，未必就真的宝贝儿一样的爱着珍惜着。姑且不去论，单单我却总觉得听来有些不自在，总觉得不如喊出那个爱人的名子更好些。因为只有那个名子才是最动心扉的，才是最唯一的，才是那人的专属。何况也是这世上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名字，是此人而非彼人，是你的心爱而非别个。大声喊出她的名子，毫无忌讳毫无阻拦。来得亲切，来得直接，来得干脆，来得热烈，来的酐畅淋漓，不好吗？真的爱他吗？就喊出他的名字吧，就大胆的表白吧。没有什么，爱情就这样，需要绵柔，需要内敛。更需要轰轰烈烈，需要勇敢。于我，同样是，很喜欢他喊我的名字。而且，他从见到我的第一天起，一直这么叫着。感觉好亲切，好动听。他每叫我一句，没喊我一声，心儿都甜甜的，美美的，醉醉的。无论他喊多少遍多少遍，也听不厌听不倦。也就是从那一天，我才感觉到了这世界，其实相思是有名字的，对他来说就是我的名字，对我来说，就是他的名字。只要我想他，就会情不自禁的喊着他的名字，只要他念起我，也同样会轻轻唤起我的名字。一个简单的名字，每每想起写起念起，都是满腹欢喜满心想念满心腹的爱意绵绵。很不解的是，许多人都只是喊对方一个姓。结婚后，就更模糊起来，喊孩他妈孩他爹，喊老婆老公。好似比喊宝贝要进化了些。然而，依然是全天下通称。你也孩儿他爹，他也孩儿她娘。你也老婆她也老公。听起来，还是有些麻木，没有丝毫烂漫情怀，纯粹的只有柴米油盐烟火味道了。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是爱的升华，是爱的彻底，是情的深浓。要懂得经营爱情，浪漫不是天生就有，要学会去制造。不是矫揉造作，而是自然而然。就似一滴雨，接在荷叶上，浑圆如珍珠儿，阳光下熠熠生辉。就似一朵花，开在夏风里，轻盈散香。就似一片片雪花，空灵妙美。我不知道别人会有什么感觉。想来，一定都会相差不多的。也都会如我一样，喜欢那个爱你的人轻轻呼唤着自己的名字，喜欢他看着自己的眼睛，专注热烈，心无旁骛。喜欢他总是妙音如缕的唤着我的的名字，一人人生生相系，不离不弃。一个名字念念不忘，贯穿生命，与灵魂共振。你轻轻唤着我的名字，真真是美得愁人。那感觉，润泽心扉，温暖、幸福。
本站文字源自网络，仅为传递信息，如果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
无相关信息
人类的具体历史，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所有人的历史，也必然是人类的一切希望、斗...
纯贞的爱情之花，是在革...
人心可分为二，一部较善...
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
用语言、事物表扬，用警...
我不知道世上的人对我...
儿童的心灵是敏感的，它...
版权所有 河南大学生网共28996个阅读者,32条回复 |
回复时间： 17:30
爱娃?布劳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多数人不了解有关爱娃?布劳恩的情况。我是1933年夏天在上萨尔茨堡认识她的。她出生在慕尼黑一个职业教师的家庭里，曾在英国女子中学学习，后进入商业学校，毕业后在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相机行里当了一名售货员。尽管她看上去身体纤弱，谈黄头发，并且很腼腆，但她却有很强的毅力，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爱娃?布劳恩十分爱好体育运动，根会滑雪，“游泳也很出色，尤其迷恋跳舞，这是希特勒从来不干的。
　　1929年，希特勒在海因里希?霍夫曼那里认识了爱娃?布劳恩，她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门有人陪，并且还有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奔驰轿车。她的老板海因里希．霍夫曼揣测希特勒将前程似锦。
　　1931年9月在格莉?劳巴尔去世半年之后，希特勒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冷漠心境。有一天，海因里希?霍夫曼带他去看电影，希特勒“纯属偶然地”坐到了爱娃?布劳恩旁边，格莉在世时，希特勒有时也请爱娃去吃冰激凌。希特勒后来时常碰见她，但并未把她放在心上。可是，爱娃?布劳恩却对她的朋友们说，希特勒已爱上了她，他们相处很融洽。
　　希特勒丝毫不了解布劳恩的意图，所以当海因里希?霍夫曼在1932年11月的一天告诉他，爱娃?布劳恩为了他试图自杀时，希特勒大吃一惊。霍夫曼出于其商业经营的考虑，对维护由他一手促成的这种关系是很有兴趣的。就这样，在瓦瑟堡大街海团里希?霍夫曼的家中，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进行了布劳恩自杀未遂后的第一次接触。
　　当时在场的马里翁?舍恩曼60年代曾向我讲起过这一骗局。她说：“在希特勒进入楼上的房间之前，埃纳故意把爱娃打扮成一副‘可怜的样子’。当希特勒看到走下楼来的爱娃‘脸色仍很苍白’时，预期的效果就算达到了。”
　　希特勒认为，他没有做任何导致她采取自杀行动的事。但是他考虑到，如果再次出现一宗年轻姑娘自杀的事，那么就会使他蒙上一层阴影，联系到他所承担的政治使命，他感到十分痛苦并且非常不安。这一点，爱娃以其女人的心计在格莉自杀之后已注意到。希特勒在受到敲诈之后，除了越来越关心爱娃?布劳恩外，别无他法。
　　自那以后，希特勒便开始将爱娃?布劳恩纳入了他的生活中并很注意她。从这时起，她成了上萨尔茨堡的常客，但她却不住在瓦亨费尔德的住宅，因为劳巴尔明显地厌恶她。希特勒先是在韦德梅耶大街上为爱娃?布劳恩租了一栋房子。几年后，又将慕尼黑瓦瑟堡大街12号那栋带花园的小房子送给了她。
　　希特勒同父界母的姐姐劳巴尔女士在山上料理家务，她不欢迎爱娃?布劳恩，而且从不隐讳这一点。她故意不理睬长着淡黄头发的爱娃，只称她“小姐”，而不呼其名。她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有一天她对戈林说：“与我弟弟比较，我羡慕你两点，第一，你有家内曼女士，第二，你有罗伯特。”戈林回答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把罗伯特交出去，但决不能交出宗内曼。”
　　爱娃?布劳恩自始至终对戈林和他的夫人埃米很反感。例如，埃米?戈林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曾邀请贝格霍夫的所有夫人到她的乡间别墅去喝茶。此次邀请更主要的目的是试探一下爱娃?布劳思是否应邀。结果，希特勒不允许。除了爱娃?布劳恩和她的妹妹以外，其他所有的夫人，如勃兰特夫人、莫雷尔夫人和女秘书们都去了。
　　1935年在全国党代会上，各部部长和纳粹党区领袖的夫人们以及希特勒的姐姐和爱娃?布劳恩以及她的女朋友都坐在贵宾席上。劳巴尔女士发现爱娃举止显眼，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的弟弟，希望他抛弃爱娃?布劳恩。然而却适得其反。劳巴尔不得不离开贝格霍夫，因为说了爱娃?布劳恩的坏话而卷入了这一事端的其他所有的夫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享受到瓦亨费尔德之家的热情款待。
　　如上所述，爱娃?布劳恩的第一次自杀对希特勒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爱娃?布劳恩以此达到了她成为山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希特勒觉得格莉的母亲再呆下去已不合适，所以他就利用劳巴尔夫人在全国党代会上策划反对爱娃?布劳恩――也许正合希特勒之意――为由，把她从贝格霍夫赶走了。
　　然而，约亨?冯?朗却自以为更了解内幕。他在1977年由德意志出版社出版的名为《秘书》一书中第122页上写道：“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在慕尼黑和上萨尔茨堡多年为他料理家务。鲍曼改建完贝格霍夫之后，她被辞掉了。她已无能力料理类似于国家元首的这样一个大家。”对此他未做评论。
　　劳巴尔女士1936年离开山上以后，国情绪激动导致了心脏衰竭，便到巴特瑙海姆去疗养。此间，认识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哈密茨施教授。1936年她同他结了婚，此后就很少再见到她的弟弟了。只有在正式庆贺他的生日时才有机会一见到他。但是，她必须像陌生人一样先在皇家饭店里等候，然后由一位副官把她带到总理府去见弟弟。
　　从那时起爱娃?布劳恩的地位日趋巩固，这点在瓦亨费尔德之家表现得尤其明显，然而在公开场合她还不能抛头露面。1936年夏天，瓦亨费尔德之家改造成“贝格霍夫”后，她住进了楼上二层紧靠希特勒卧室的一个套间。另外还为她的妹妹和经常与她往来的女朋友准备了客房。她只关心她的兄弟姐妹和女朋友，但是如果你尊重她，她也会感激你。她与夫人们的友谊是很不稳定的，大多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政治，她像所有在希特勒身边的夫人们一样，一窍不通。夫人们在场的时候，希特勒回避谈及任何正在进行或者策划中的行动。人们经常听到爱娃?布劳恩抱怨：“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一切都保密！”
　　在评论问题时，尤其是在评论艺术家时，她很不客观，如果她不喜欢一个演员的长相，哪怕这个演员表演再好也无济于事。
　　爱娃每天要更换几次衣服，要理一次发，她总是给人以非常整洁的印象。她把用过何种衣料做成的衣服都记在“帐上”。她有两条苏格兰猛，一条名叫“施塔希”，一条名叫“内古斯”，她每天都要带它们出去散步。另外，她很喜欢体育运动，经常锻炼。她还有一只红腹灰雀，她教给它唱一支曲子，然后它就张着小尖嘴巴不停地鸣叫。爱娃爱听唱片，尤其喜欢听米密?托马悲剧格调的音乐。例如“我愿伴陪你”。她喜欢阅读杂志和侦探小说，并非常爱着最新上演的影片。这些爱好使得她的时间全部被利用起来了。
　　所有的出版物都说爱娃?布劳恩是希特勒的“女管家”，并说她把贝格霍夫管理得很出色，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如皮克尔所著、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一书第228页）。劳巴尔女士离开后，负责管理家务的是恩德雷斯女士，接着先是德林夫妇，后来是米特尔施特拉瑟夫妇。爱娃?布劳恩是不能在大型招待会上抛头露面的，一有这种活动，柏林元首住所里的管家卡内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总要前往，以便熟练地做出一切必耍的安排。
　　赫尔曼?费格莱因首次到贝格霍夫办事时，他与马里翁?舍恩曼聊过天，他问她：“他怎样才能使布劳恩同他共进午餐。”他是1944年初与希姆莱一起到山上去的。马里约将费格莱因介绍给了爱娃?布劳恩，这样促成了她邀请费格莱因吃了一顿午餐。
　　在费格莱因离开贝格霍夫之后，爱娃?布劳恩私下告诉马里翁?舍恩曼：“……费格莱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娃还说：“几年前首长说过，如果有朝一日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我只要告诉他一声，他就放我走！”她告诉马里翁：“如果我在10年前认识了费格莱因，我就请求首长放我走！”当然这个问题也有另外的解决办法。
　　爱娃?布劳思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中为她妹妹物色丈夫，曾向几个男人（如赫维尔大使、达尔格斯副官、瓦格纳部长）进行过试探，但都失败了，现在她又想让赫尔曼?费格莱因与她妹妹格雷特尔结婚。费格莱因是有名的风流男子，格雷特尔?布劳思照今天的说法则富有性感。费格莱因也想，若能与希特勒成了连襟，倒也不错。就这样他们结了婚。1944年6月在上萨尔茨堡和凯尔施泰因的茶馆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和欢庆活动。爱娃说：“愿这次婚礼办得像我自己的婚礼那样好！”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
　　爱娃曾对我讲过，她很感谢费格莱因，她说：“我非常感谢费格莱因与我妹妹结婚。现在我是谁，我是费格莱因的大姨子！”她显然对自己命里注定不能被明媒也娶感到痛苦。正式场合她从来不能露面。但是现在她却成了费格莱因的大姨子，有了存在于希特勒身边的理由。另外，她的意中男人离她也更近了。
　　1945年2月，爱娃不顾希特勒的劝阻来到柏林总理府，住进了紧靠希特勒卧室的套间之后，提出要听音乐。但她的房间里却没有组合音响。于是我就将放在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里我的那一套音响提供给了她。在希特勒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在爱娃的房间里放唱片，喝香槟酒并且与下了班的军官们跳舞。赫尔曼?费格莱因常常呆在这圈子里与爱娃?布劳恩跳舞。
　　有一个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跳舞结束后，费格莱因把爱娃的两只胳膊抬至胸部的高度。当她的两只胳膊完全搭在他的胳膊上时，两个人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眷恋。很显然。爱娃感到她非常强烈地被费格莱因吸引了。
　　我认为，她对他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大姨子与妹夫的关系，但是我也认为，他们之间并未发生过什么事。在她来到柏林时，她告诉我：“我来到这里，为的是感谢首长为我的生活带来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她并没有动摇与首长的关系。这样，她和费格莱因不得不控制他们相互之间的极强烈的感情。真是悲剧！因为无论从相貌、年龄还是性格角度讲，他们都像是天生的一对。
　　当费格莱因1945年逃离总理府后，他给爱娃打了个电话，要她离开总理府，到他那儿去，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揣测和观察。
　　外界传言，当时费格莱因在布赖普特伊大街他的住所里正与另外一个女人呆在一起，对此爱娃?布劳恩将做何感想呢？她决定与希特勒共存亡，无疑这样做给她减少了许多麻烦，况且后来的事实是费格莱因已不在人世。希特勒命令把他枪毙了。在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她是那样的镇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钦佩的。
　　上萨尔茨堡
　　被其父称作“毛里茨”的毛里蒂亚?迈尔于1877年买下了一座庄园和凯尔施泰因周围连同山上的牧场在内的封地。在这块封地上她建起了上萨尔茨堡山的第一批膳宿公寓，取名“毛里茨膳宿公窝”，在她的管理下，这里渐渐成了人们向往的旅游和疗养胜地。有钱人从市里络绎不绝地来到上萨尔茨堡，购买古老农庄或是在那里建造房屋。例如，枢密顾问卡尔?冯?林德教授买下了一块苗圃并且铺设了一条通向霍赫伦策尔的公路，这条公路后来就取名冯?林德教授路。来自柏林钢琴制造厂的老板只希施泰因建造了一座房子，儿科医生赛茨大夫建造了一座儿童疗养院，来自布克斯特胡德的商务顾问温特尔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城堡。
　　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埃塞尔和克里斯蒂安?韦伯常常到上萨尔茨堡来，因为迪特里希?埃卡特住在这里。通过克里斯蒂安?韦伯，希特勒首次来到了上萨尔茨堡。希特勒在喝茶时详细谈到过这一点。迪特里希?埃卡特后来把希特勒介绍给居住在那里的一些人，如贝希施泰因夫人，在她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租金为100马克的瓦事费尔德之家，这是他自己对我们讲的。
　　由于希特勒十分欣赏上萨尔茨堡的风景，所以就把“瓦亨费尔德之家”从布克斯特胡德的温特尔女士那里租了下来。起初，这栋房子是以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名义租的。1927年以后，租用人的名字就改成了他自己，1934年他便买下了温特尔女士的这笔遗产。
　　1933年8月，我被出乎意外地传唤到上萨尔茨堡。那时我刚刚到联络处工作。人们打电话命令我到上萨尔茨堡去。下午我来到了“瓦亨费尔德之家”，受到了劳巴尔女士的欢迎。劳巴尔女士已丧夫，她比希特勒大六岁。她的丈夫曾是一名财政官员，他们共生过三个孩子：弗里德尔、格莉和一个曾在林茨当过教员的儿子。劳巴尔女士为希特勒操持家务。她很能干，精力充沛，绝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士，尽管她有时情绪激动起来甚至可以在吃饭时用拳头敲打桌子。她的形象给人以威严感，她不仅对内勤人员要求严格，而且还管她弟弟，她自以为这是她份内的事，然而希特勒却并不怎么喜欢她这样做。
　　劳巴尔女士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她弟弟和他的参谋班子的几位先生和女士进行过的一次汽车郊游。本来此事早已过去，但她却一直挂在心上，只怕他们出点什么事。当我向她详细述说了这件事之后，她非常高兴，因为一块心病总算去除了。她热心地带我参观了小巧的巴伐利亚乡间别墅内的平房，房顶全是用木板铺成的。别墅周围的木制阳台上摆放着正在盛开的光彩夺目的天竺葵。
　　屋内的陈设是典型的巴伐利亚式的。一个上面装饰着农民画的绿柜子、一个五斗柜和几把乡下式样的凳子。窗户左边的拐角座架上分散地摆着一架给人以舒适感的座钟和一位拿着金丝鸟的农民和一名摩尔舞舞蹈演员。然而，那许许多多的手工艺品则丝毫没有巴伐利亚的特点。绣着四字和各种颜色的山花图案的枕巾和被子摆得到处都是，这些都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们送给他的礼品。劳巴尔女士不忍心让这些虽不怎么美观但却凝聚着热爱和同情的手工艺品随随便便被搁置一旁。但是在劳巴尔女士子1936年离开了瓦亨费尔德之家、该建筑经过改建和扩建之后，就再也没人管理这些东西。
　　她带我参观了位于“农民间”上面的玻璃房，这个房间连同车库和平台都是由慕尼黑的建筑师诺伊迈尔设计的。她告诉我，玻璃房里是用餐的地方。在我逗留期间，我才发现劳巴尔女士是一位相当细心的家庭主妇和出色的厨师。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苹果炸饼是一种真正的美味佳肴。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回复时间： 17:30
　参观完玻璃房之后她又带我到了平台上，让我观赏一下贝希特斯加登的风光，它的左侧延伸到远方的山谷里，右侧是萨尔茨堡的大片田野，环绕在左右两侧的瓦茨曼山峰，鳞次栉比，和那大片的石林及山下的古老建筑交织成为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整洁的道路连接着平台和房子左侧的草坪，在南面山坡上过去曾是一个石头公园，园内的小路纵
　　北面悬崖峭壁的脚下有一堵通往山坡的扶墙，里面是一座又长又矮的木制建筑，经过大自然的冲刷，它已变了颜色，房前是一条延伸的木制长廊，整个建筑给人以轻松舒适的感觉。在被圆形的柱子隔断开的带栏杆的阳台上面，长满了盛开的红色天竺葵，在南面那种深沉的山区景观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那么迷人，那么富有生命力。
　　这幢木制平房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右侧，共有五个房间，一间十分简陋的办公室，几间客房和一间供元首护卫队使用的大卧室。后来，有两间房改作牙科医生布拉施克的医疗室。1933年夏天我第一次被召到山上来时，所有的客人都住在附近上萨尔茨堡的膳宿公寓里。
　　这座长方形的木结构的房子左侧是所谓的副官房，正面狭窄的楼梯与两个小房间相通，这里就是值班副官们的卧室和办公室，还带一个浴室。电话总机设在底层。
　　太阳落山时，我和劳巴尔女士站在平台上，望着通向房子这边的道路，等待着人们郊游归来。玻璃房内发出了轻轻的声音。身着民族服装的女佣人正在准备晚餐。这时几辆车向山上开来。霎时间小房子里充满了归来的人们的声音，不一会希特勒与所有的来宾都聚集在玻璃房里。
　　劳巴尔女士和她弟弟分坐在桌子的两端，来宾们随便坐。
　　来这里就餐的有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和夫人埃纳女士，多年跟随他的司机、党卫军分队长尤里乌斯?施雷克和他的女朋友，国家新闻局长奥托。迪特里希博士和夫人，尤里乌斯?绍布、爱娃?布劳恩和安妮?雷博恩。
　　人们当时称安妮?雷博恩为“小雷”，有关她的情况我还想讲一下。她在1924年曾荣获德国游泳冠军。当那些与希特勒在兰德贝格一起坐过牢的追随者们看到《柏林画报》的封面刊出她的照片时，精神振奋，希特勒的司机还写信向安妮?雷博恩表示祝贺。后来他们又在外面见过一次面，这次希特勒也在场。1925年圣诞节时，希特勒曾把他的精装本著作《我的奋斗》一书赠给她，并且还题了词：“安妮?雷博恩小姐，谨致真诚的敬意。”同时，他向她表示，如果她来巴伐利亚，一定要到他那儿去。她的确这样做了。
　　1933年7月，她与未婚夫卡尔?勃兰特大夫驾驶着他们那辆小型红色奔驰汽车在德国旅行途中，到过希特勒那里。希特勒邀请他们两位到山上，作为他的客人把他们安排在一家膳衡公寓里住了几天。晚饭和午饭都聚在瓦事费尔德之家吃。
　　有一天下午电话总机传来了坏消息，首席副宫布吕克纳和他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在赖特出了车祸，他身受重伤，被送进特劳思施泰因医院。起因是威廉?布吕克纳驾驶着汽车睡着了，而后撞到了一堆木头上。万幸的是，卡尔?勃兰特大夫正好在场，车祸一发生，他便镇静而又细心地采取了措施，为抢救受伤的人他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努力，并且在伤员被送进特劳恩施泰因医院之后他又亲自为他们动手术。
　　布吕克纳的女友只左臂部有点骨折，而布吕克纳自己则负了重伤（颅骨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戈林也参加了这次旅行，他对这位年轻医生的沉着颇有好感，以至于他主动地说：“假如我需要动手术，那就非得请勃兰特大夫不可！”
　　迄今为止，希特勒外出旅行从未带过医生。此事一出，突然显得这样做特别重要。所以，当希特勒问这位受欢迎的年轻医生是否愿到他的参谋班子里来当保健医生时，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个提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勃兰特便同意了。不久他就娶了安妮?雷博恩，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人们都称赞勃兰特大夫手巧。勃兰特具有希腊人的开朗，是一位具有帕拉策尔苏斯精神的医生：他将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献给了他的职业，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把握着人生，同时又顺应着人生，以至于他的精神锤炼到这样的高度；能够驾驭他那曾两度被判处死刑的糟糕的命运。
　　勃兰特成了希特勒的陪同医生，他常被称为“元首的医生”，但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只做外科手术。从这时起，如果不外出旅行，他就在柏林齐格尔大街大学医院外科工作。外科医生韦尔纳?哈泽和冯?哈塞尔巴赫也在那里工作。后来，这两位大夫有时也代表卡尔?勃兰特大夫作为保健医生陪同希特勒旅行或住在山上。
　　这一时期，希特勒还与他的来宾们进行短程的徒步郊游。人们从驻地走到“霍赫伦策尔”，到达目的地后，人们坐在小房子前的板凳上边晒太阳，边遥望着远方那交相辉映的柯尼希湖的美景。在霍赫伦策尔的旁边，可以买到一种非常新鲜的冷酸牛奶，装在棕色的碗里用匙吃。这种酸奶好吃极了。在它凝固之前不要动它，这样才能形成黄色奶层，不至于出现泡泡。由霍赫伦策尔再往前走就是沙里茨凯尔、弗德布兰德，就走到这里为止。散步时希特勒常穿一件浅灰色茄克衫。后来，这样的徒步郊游就不再搞了。只是吃过午饭后到克普夫勒茶馆去喝茶。
　　那时希特勒总是在山上过圣诞节。在他的外甥女格莉去世后，过圣诞节对他来讲是一种痛苦，对我们也不是好事情。尽管他允许人们在大厅的角落摆上圣诞树，但却不唱圣诞歌曲。
　　与此相反，新年却是按照旧风俗来过。饭菜很讲究，甚至还可以喝到香槟酒。午夜钟声一响，希特勒便拿起他的香槟酒杯与客人们碰杯祝贺新年到来。每喝一口他都要皱一下眉头。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对酒水发生了兴趣”。然后希特勒与来宾们一起来到平台上，观赏贝希特斯加登人燃放炮竹。接着希特勒在所有来宾的坐位卡上签上他的名字，最后是在壁炉前合影留念。
　　贝格霍夫
　　1936年希特勒在改建（实际是扩建）瓦亨费尔德之家之前，首先改造了自贝希特斯加登至上萨尔茨堡的陡峭的道路。过去冬天结冰以后，汽车走在上面十分危险。希特勒打算在路面之下铺设供暖设施。
　　在改建过程中，这座小小的瓦亨费尔德之家并没有被触及，根据希特勒的愿望，它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希特勒与来自位于泰根湖畔的格蒙德的设计师德加诺制定出设计方案之后。1936年3月便开始了“贝格霍夫”的建设工程。在这座古老的房子里，“农民间”里只打通了一堵墙，修建了一个半圆形的门，穿过这个门可直接进入连接在一起的新楼大厅。二层的门通向希特勒的房间和爱娃?布劳恩的房间，以及管家和其他服务人员的房间。瓦亨费尔德之家阁楼里有两个房间是供我们使用的（秘书室）。小房间是浅蓝色的，大房间是红色的并有一个阳台。
　　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宽敞的半圆形门上挂着沉重的深红色门帘，打开门帘是通向大厅的几级木制台阶。大厅内的陈设明显带有特罗斯特教授女士的特征。她是希特勒非常赏识的特罗斯特教授的夫人。正当希特勒布置他的慕尼黑住所时，布鲁克曼夫人带他到慕尼黑联合工厂，参观由建筑师特罗斯特设计的家具。希特勒马上看中了这种风格素雅的家具。特罗斯特借此机会还让他看了由他设计、但未得到审查委员会通过的重建被烧毁的慕尼黑玻璃宫的设计方案。希特勒很欣赏这些方案，后来让人根据这些方案建造了“德意志艺术之家”。特罗斯特还设计了“褐色大厦”和“元首大厦”。希特勒授予他教授头衔，在他去世以后，这一头衔转授给了他的夫人。
　　特罗斯特夫人是室内装饰建筑师，并且部分地继承了她已故丈夫的工作。根据希特勒的吩咐，她设计了织花壁毯、室内摆设，还设计了任命戈林为帝国元帅的证书和元帅权杖。特罗斯特教授和海因里希?霍夫曼带领希特勒参观过将在德国艺术之家展出的图片和雕像。她是一位知识渊博、落落大方和非常热情的女子。
　　瓦亨费尔德之家过去的农民间改作了客厅。这是贝格霍夫最舒适的地方，厅内有一个常常令人惊叹的绿色壁炉，在这里，人不多的时候还可以打破禁烟规定吸一吸烟。因此，这是个很受欢迎的房间。布吕克纳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很有艺术天才，她在瓷砖上生动地绘制了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图案。
　　楼内，特别是大厅里的温度总是低的，雨雾天气尤其如此。所以人们，尤其是女宾们喜欢坐在厅内温暖的瓷砖壁炉周围的板凳上。另外，人们还喜欢在窗户右边已不太引人注目的书橱基座上就坐，书橱内摆放着迈耶的百科词典等，谈话中出现有争议的问题时，希特勒经常查阅。倘若客人当中就某个问题的具体细节，如河流的长度、一个城市的居民人数等问题出现意见分歧时，常常要借助于百科词典。希特勒也经常被许多问题难住，为求得准确的答案，他要查阅两种不同版本的百科词典。
　　尽管书橱基座旁的坐位极不舒适，但每个人都还想有个坐位。书橱紧挨着窗户下面的那个凳子，这是希特勒惯常坐的位置。
　　当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告辞回到楼上去之后，其他客人仍然聚在这里，还想在就寝之前再喝上一杯香槟酒。在所谓“正式的壁炉聚会”结束之后，人们还要轻松一下，因为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大家感到不自由，不像坐在有垫子的木凳上、手臂撑着桌子那样自在、随便。希特勒一走，这里的声音常常要高几倍，尤其当绍布和霍夫曼这两位好辩者争吵起来时更是如此。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回复时间： 17:30
经过改建，人们可以从书橱旁边的门走出来，穿过过去的玻璃房，即现在的“冬园”，直接上平台。天气好时，客人们饭前都聚在这里（天不好时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爱娃?布劳恩一般都是最后一个到达。每当希特勒到后，他总要先吻一下包括女秘书在内的所有女士的手以示问候。如果客人们到齐了，身穿黑裤子白上衣的仆人就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一切准备就绪，请您领某某夫人就坐。”然后希特勒便向这位夫人伸出胳膊，带她入席。尾随其后的总是马丁?鲍曼带着爱娃?布劳恩，其他客人随便跟在他们后
　　客人们缓缓进入宽阔的过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令人赞叹的大型圆柱支撑着的漂亮拱顶，穿过这个厅，便可看到用纹理清晰的松木制成的宽敞楼梯，从这里上楼，东边即是餐厅。餐厅的两扇大门两侧站着两个个人。长方形的餐桌两旁摆着可供24个人坐的带扶手的红皮椅子。
　　餐厅正面的尽头是一个半圆形的小厅。天气不好时，习惯早起的人就在这里坐在圆桌旁随意地就餐。但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饭。如果天好，大家就在平台上吃早饭。白色的细瓷器上是手工绘制的阿尔卑斯山山花，如龙胆花、杜鹃花和欧洲构兰。
　　如果中午或者晚上餐厅里的大桌子不够用，人们就在隔壁再摆上一张“小桌子”，主要是供副官们使用。餐桌的附近，有一个备餐台，台面是用手工画的瓷砖镶嵌成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图案。例如，有一块瓷砖上的图案是这样的：恩德雷斯女士端着一碗盛满肉丸的碗。恩德雷斯女士在劳巴尔女士离开贝格霍夫后曾短期为希特勒操持过家务。在这个大厅的右侧矗立着一个带玻璃门的陈列柜，里面摆放着精美的瓷器，这是维尼弗里德，瓦格纳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以及手工画的瓷盘和瓷碗。
　　希特勒总是坐在餐桌的中间，面对窗户正面，眺望着远方的群山。坐在他右首的女士每餐轮换一次，女秘书也包括在轮换的范围以内，但坐在他左首的始终是爱娃?布劳恩和马丁?鲍曼。坐在希特勒对面的是主宾。
　　希特勒很讲究餐桌的布置，要求精美地摆放鲜花。一他认为，餐桌上装饰美丽的鲜花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装饰所需的鲜花都是柏林和慕尼黑的第一流花店提供的。举行国宴时，餐桌上布置得非常漂亮。当你看到用小桃树、长柄玫瑰、稀有兰科和马桑以及其它珍贵花木把房间装扮成花的世界时，就会得出这样物结论：用于装饰的费用远远超过饭菜本身的价格。所以这总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
　　瓷器都是根据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盘子的中间是烫金的国徽和展翅的老鹰，左右两侧是用拉丁体写成的希特勒姓名的第一个字母“A”和“H”。银餐具也是按照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餐具的中间也有老鹰，左右两侧为拉丁体的“A”和“H”。
　　饭菜本身都属于家常便饭。一般有扬、肉、菜、色拉和甜食?希特勒的家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好像一家经营有素的餐馆。马丁?鲍曼在山上建造了一个温室，这里每天都可以提供新鲜蔬菜。牛奶、鸡蛋、红醋栗和黑茶槽子汁以及葡萄和苹果汁，都是从农场运来的。蜂蜜是由上萨尔茨堡林区和克尔施泰因的蜜蜂场分别提供的。当希特勒认识到啤酒花有镇静作用时，后来他也喝专门为他酿制的啤酒。
　　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最爱吃的菜是白豆、豌豆和扁豆、蔬菜和色拉拼盘。战争期间，自从有了营养师专问为他做饭之后，他的膳食才改成了比歇尔一本纳特种饮食。
　　希特勒对肉很反感，据尤里乌斯?绍布讲，在他外甥女格莉死后，他变成了一名素食主义者，他深信吃肉会使人无力。他还以马、一公牛和大象为例，说这三种食草动物都有很大的气力和耐力，“与此相反，狗作为典型的食肉动物，稍一出力便把舌头搭拉出来。”他认为，肉是一种无生命力的腐烂的东西。另外他也不喜欢屠宰场里宰杀动物时使用的那种残忍的作法。
　　有一次他同阿达?克莱因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当我提到希特勒就食肉动物发表的议论时，他想起了发生在1926年的一件事。在复活节的一个下午，阿达?克莱因与希特勒一起到园丁广场剧院观看吉卜赛男爵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们来到坐落在蒂尔施大街对面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希特勒经常光顾的地方――维多利亚咖啡馆（今称罗马饭店）吃饭。
　　希特勒为自己订的是幼鹿肝。服务员给他端上来很大一块。希特勒问：“这是一只动鹿的肝吗？”“不是，”服务员答道，“是两只鹿的。”希特勒对阿达说：“人真是一种凶恶的猛兽。为了使贪吃之徒过口瘾，两只无辜的动物又得献出生命。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将成为素食主义者。”
　　格莉死后，他真的成了素食主义者，并且不厌其烦地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谈到屠宰动物的野蛮作法。每当他谈起这些时，爱娃?布劳恩就恳切地向他使眼色，让他不要再谈下去，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客人的食欲，然而他却误认为布劳恩这样做是表示赞同他的看法。
　　与此相反，每当他谈到他的食品，即素食是怎么得来时，便陶醉在诗一般的意境之中。他说，你看那田野里的农民，迈着缓慢的大步，大幅度地摆动着手臂向地里撒种子。撒下的种子在地里发芽、出土、发育成长，以至于形成波浪滚滚的绿色海洋，在太阳的光照下又慢慢变成金黄色。“仅仅这番情景就足以使人回到为人类提供了过分丰富成果的大自然中去。”说完之后他总要声明，他无意迫使别人采用他的饮食习惯，否则最终可能会导致没有人再接受他的邀请。
　　他经常回忆起他年轻时爱吃的菜。例如他母亲有时为他做的面团加酸模酱。经常应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邀请到贝格霍夫作客的地道的维也纳人马里奥?舍恩曼，有一次轻率地表示愿为希特勒做这道菜。第二天，她围着白色围裙，在贝格霍夫厨房里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结果做出的面闭硬得像石头，根本不能吃。爱跟老乡逗着玩的希特勒，于是开了一个玩笑，把这位吹嘘自己烹饪艺术如何高超的人戏弄了一番。她在多瑙河畔梅尔克市附近拥有一座城堡，希特勒说：“你可以用面团当炮弹来保卫你那座由塔楼防卫的城堡。”几年以后，希特勒还不断谈起舍恩曼没做成功的面团。
　　宴会结束后，他总是先吻一下爱娃?布劳恩的手，然后再吻女主宾的手。席间，爱娃很少与别人聊天，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是这样。后来，当她变得自信一些了的时候，她也视情绪好坏与别人聊聊天。如果希特勒在用完餐之后，还继续谈论他喜欢的话题，而不宜布宴会结束，这时她就很不高兴。她从不隐讳她的烦躁情绪。在她对希特勒可以施加影响的战争年代，她甚至敢于向他表示不满或者大声询问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他的谈话，宣布宴会结束。
　　战争爆发以前，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吃完午饭总要散步去克鲁弗勒的“小茶馆”，他身穿一件又长又大的不顺眼的揭黄色风衣，头戴一顶极不协调的帽子，打着一把用来遮住他那双敏感眼睛的大伞。所有的摄影师都怕他来这手儿，因为这样他们只能照到他脸的下半部。
　　遇到这种情况，十分注重仪表的爱娃?布劳恩总要责备他几句，然而希特勒却并不理会。只是在她反复地批评希特勒认为不应该批评的事情时，他的脸上才表现出一些不满。有一次，爱娃批评他走路时肩膀向前晃得厉害。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是压在我身上的沉重的优点！”
　　战争期间，他在散步时喜欢穿一件黑色斗篷。他穿过农场旁边的草地沿着整洁的石子路走着，他右手拄着一根拐杖，左手牵着他那爱不释手的漂亮警犬。散步时他总爱与他的伙伴闲聊。这个伙伴主要是这一天刚刚新来的客人。
　　经过半小时愉快的散步之后，来到“小茶馆”，这个建筑是1937年由菲克教授设计建成的，外形是一座不太高的尖顶亭阁。希特勒站在装有护栏的凸石上，两只手拄着拐杖，眺望贝希特斯加登和萨尔茨堡的风光。施佩尔说希特勒不会欣赏风景的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希特勒每次都站在凸石上等待，直到客人全部到齐同他一道观赏萨尔茨堡的风景为止。
　　只有在客人都到了这个眺望处，且观赏了一会儿美景之后，希特勒才领客人们进入茶馆。先在前厅里脱掉外衣，然后在铺有大理石地面的壁炉间里。在安排就绪的圆桌旁边的印花沙发椅上就坐。
　　透过茶馆南面又高又窄的窗户，可望见远方的群山。房子北面的墙上、壁炉的上方悬挂着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镜子里映照出水晶玻璃的皇冠烛台和插着黄蜡烛的壁灯。我从未见人使用过这个壁炉。作为热能的来源它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在红色大理石板底下装有地下取暖设备。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回复时间： 17:30
克普弗勒这个小茶馆成了人们每天光顾的地方，而克尔施泰因山上的茶馆则很少有人去。它坐落在海拔2000米高处，空气稀薄，希特勒感到不舒服。对他来说，山顶上的这栋房子只不过是用来使外国元首愉快的珍品。
　　有时他非常自豪地谈到，仅仅这条紧靠着山坡修成的通向克尔施泰因的公路就足以令游人神往。山中开掘的隧道连同那令人赞叹不已的黄铜缆车和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雄伟的群山都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尔施泰因的建筑是马丁?鲍曼的杰作，这个建筑和农场都是在他的倡导下搞成的。
　　在这个小茶馆里客人们大多都喝茶或咖啡，而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则选择了吃马克力。蛋糕的品种繁多，很吊胃口。然而希特勒却不管别人，总是要他喜欢的苹果蛋糕：下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含热量低的面粉，上面放的全是苹果片。后来，茶馆里还增加了法国白兰地和利口酒。
　　体重多了几公斤对希特勒来说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政治事件。体重的增加往往是由于腹部和腰部以下发胖所致，而这将使他难以系好上衣中间的纽扣。所以，一旦他发现体重增加了，特别是在党代会召开前夕，他就立即放弃所有的甜食，只吃很少一点东西。
　　每当希特勒要采取减肥行动，总要提前宣布：“我不能再吃这么多，我发胖了，必须减下来！”通过节制饮食，他很快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非常得意地说：“好啦，现在我又恢复了原来的体重，我在过去的14天里减了7公斤重量！”他减肥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一个演说家营养过剩，人民对他就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一想到别人会借机取笑他，他就非减肥不可。尽管戈林的身材也很肥胖，但他不在乎，他还是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同样如此。
　　由于怕招致别人的取笑，所以在他接管政权之后，他再也不穿着皮裤子，即“紧身节日服”或浴衣抛头露面。他认为这类服装对于国家元首来说是不屑考虑的。
　　在茶馆里，希特勒喜欢听快活的故事。所以他特别欢迎能够满足他这一需要的人在场。人们爱听的故事有：例如用汉堡方言讲述的《小艾尔纳》系列故事和《博比伯爵笑话》等。当着他的面是不能讲下流笑话的，每当有这种情况出现，他的眼睛里便放射出责备的目光，告诫讲得津津有味的人要收敛。
　　给他讲述刺激性的故事倒还可以。例如博比伯爵怀着悔恨的心情告诉了他的朋友一桩由于一时疏忽而犯的错误，说最近他被一名女舞蹈演员请到其住所，他们先喝了茶，然后又一起洗了澡，他与那个女人是不是干了些什么勾当，这个念头一直令他不安。类似这样的故事他还是可以接受的。在座的人也经常相互嘲弄。例如我记得戈塔尔博士和迪特里希博士有过一次谈话。迪特里希博士说，在浴盆里他的思路最敏捷，对此戈培尔博士说：“那你就应该多洗澡，迪特里希博士！”有时希特勒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新到贝格霍夫的客人，自然被马上邀到茶馆，他们非常高兴能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他们的到来使谈话充满了热烈的气氛，否则就总是那么一伙人长时间在一起侃个没完没了，都厌烦了，即使希特勒由于过度疲劳在轮椅上睡着了，人们也还得继续侃下去。一旦话音停止，他马上就醒。
　　如果希特勒发现在茶馆里的大圆桌旁有人头挨头窃窃私语，或手里拿着文件、画报或其它类似的东西指指点点，他便来了神。他恨不得马上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就问：“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这种好奇心理不时被聪明的客人巧妙地利用。用这种办法使他讲出他平时不轻易讲的事情。
　　例如希拉赫夫妇喜欢随身携带美国杂志。有一次杂志上刊登了一些从事军事工业的美国妇女的照片，还有一张美国妇女站在赫林根湖里相互打着玩的照片。希特勒对此进行嘲笑，认为这类照片特别是后面那张令人恶心。
　　当我们还没有离开茶馆的时候，爱娃?布劳恩就打发仆人前去查看柏林的宣传部运来了哪些新影片。如果希特勒不在大厅里开会，爱娃?布劳恩搭车（车内有副官、仆人和她的狗布隆迪）返回贝格霍夫之后就安排放电影，电影结束后，客人们便回房换衣服，准备吃晚饭。
　　像吃午饭时一样，客人们还是聚在客厅里。人们要么围坐在温暖的瓷砖壁炉旁，要么围坐在正方形的大桌子旁。一盏吊灯散发着和煦的光，给人以舒适感。大家在等着希特勒。此时他不是在二楼办公室里就是在隔壁的大厅里与人谈话。谈话总是放在首位。所以，大多数情况晚饭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希特勒一进入客厅，还要重复午饭开始时的那一套。仆人照例向希特勒报告饭菜已备全，领哪位夫人人席等等。
　　晚上的气氛更加轻松，谈话更加无拘无束。女士们的穿着也更加讲究，并且都要化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习惯把口红抹得很浓，希特勒便借题发挥，经常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用巴黎的废水制造口红的故事。每次爱娃?布劳恩都皱起鼻子，无可奈何地求他：“唉，得了，还是不要讲了吧！”巴黎废水的故事是希特勒特别爱开的玩笑，所以他经常重复。
　　1926年阿达?克莱因和她的一位朋友到音乐厅广场去，走到慕尼黑德维希大街时偶然碰上了希特勒，他便跟她们一起去了。当一位化妆得十分妖艳的女士坐着敞篷汽车路过时，希特勒说：“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子生胃病。他们接吻时把口红都吃进去了！”
　　也还有下面这种情形：希特勒从摆在他面前桌子上的花束上摘下一朵非常漂亮的花，送给一位女士。他希望这位女士把它插在头上或衣服上。有时他还另搞一朵花送给同一位女士，因为按照他的审美观，这种打扮对这位女士更为适宜。
　　希特勒早年就喜欢向女人献媚。阿达?克莱因还记得，1933年人们在褐色大厦为欢度复活节在桌上装饰了埃卡德小房子，希特勒将小房子里的一只黄色的棉花小鸡取了出来，然后抓住阿达的一只手，将它张开，轻轻地把小鸡塞了进去，再把手合上。
　　晚上，人们常常要在桌旁多坐一会儿。饭后，如果希特勒还要在大厅里与别人谈话，人们就在九柱戏球场放电影或玩球。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球滚动的声音对大厅的干扰太大。
　　这样，我们宁愿坐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结束他的谈话。大厅内谈话的声音很低，因为大厅与客厅之间只隔着一层丝绒门帘。谈话一结束，仆人拉开门帘，希特勒走了出来。一般情况下，他都问：“还想在壁炉旁坐会儿吗？”这便是在壁炉旁度过整个晚上的开始。
　　客人们从客厅里出来，向下走五个台阶进入希特勒喜欢的大厅。这个厅很高，近200平方米大。地上铺着草莓色的毡子。走上三个大理石阶梯便是壁炉前摆放坐位的地方。厅内家具很少，两个大柜子，窗户的右边是坐人的地方，一张大会议桌，一个地球仪，左边是一个座钟。另外还有一架钢琴和几个小柜子。其中一个大柜子上的把手，是手工雕刻的引人注目的男人头。里边存放着荣誉市民证书、古老的兵器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带玻璃门的柜子里，摆放着古老的锡制用具。织有生动的狩猎图案的漂亮壁毯遮住了墙上放电影用的洞孔。
　　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由大师们作的大幅油画，每隔一段时间要换上一批新的。希特勒喜欢的一幅名为《娜娜》的画，经常悬挂在靠近壁炉的地方。它是由安泽尔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多年的罗马恋人、鞋匠的夫人）所作。在大厅侧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是博尔多纳画的穿着红色衣服的美人像，在它附近的五斗柜上摆着与她的衣服颜色一样红的石竹花。
　　这间深棕色花格平顶的大厅内白天最令人难忘的毫无疑问当属那扇极大的窗户，它可以升降，从窗户里可以望见山下雄伟的景观，真像是一幅画的镜框。窗前有一张用温特斯山的大理石做成的大桌子，开会、谈话时如需要摊开方案之类的材料，这张桌子是再实用不过了。
　　厅内的壁炉是用墨索里尼赠送的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壁炉旁边摆着黑色皮沙发，看上去很气派。与大厅的规模相比，这些沙发还算得体，但坐上去极不舒服。因为坐位的面积太大，人的背部根本挨不上靠背。刚刚在壁炉旁坐定时，人们尚能刻板地坐在坐位的前沿上。整个晚上女士们迫切需要更舒服的坐位，后来索性把腿也放到坐位上去了。根据人数摆放了相应的弹簧沙发椅，前面再摆上茶几，这种作法使人感到舒服多了。
　　壁炉不是每天晚上都生火。希特勒的固定坐位在壁炉的右侧，两位女士中间（他的右边是爱娃?布劳恩的固定坐位）。何时生火由希特勒决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希特勒提起一个话题，一旦他对某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便抓住不放。有时他沉默得令人压抑，迷迷糊糊地度过一个晚上。但一般情况下，假使他不愿再讲话，就提出一些可以使自己脱身的问题，如他说：“想听听音乐吗？”大家高兴地表示赞同。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回复时间： 17:31
　乐柜一直是由马丁?鲍曼负责使用的，放在大厅的前部、窗户的右边。马丁?鲍曼掌管的全部唱片中，大家尤其喜欢的有：布鲁克纳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理查德?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所做的曲子。使我记忆犹新的曲子有《神界的黄昏》、《醒来吧，孩子》、《举起闪光的杯》、《崇高的心灵》、《沉浸在幸福中的爱情》、《漫游他乡》、《独自在春园散步的朋友》和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希特勒非常喜欢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特别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希特勒在提到这部作品时说：“愿这部作品的曲子伴随我去见上帝。”希特勒认为理查德。瓦格纳是“用音乐思想来复兴德国文化的人”。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语言“如同上帝的启示”。瓦格纳的几出歌剧他百看不厌。此外他从不错过参加拜罗伊特戏剧节的机会（如1936年西班牙战争时）。他不仅在财力上支持拜罗伊特戏剧节，而且还计划让德国各界人民以某种徒步朝圣的形式去参加戏剧节。《德国劳动阵线》组织工人和职员到拜罗伊特进行“欢乐带来力量”的旅行，这一举动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对瓦格纳作品的热情。
　　然而，希特勒不仅喜欢严肃的音乐，而且也很爱听轻松愉快的音乐，特别是《快乐的寡妇》、《蝙蝠》和《吉卜赛男爵》。如果整个晚上都是听音乐，有几位先生就主动到客厅里去坐。特别对有时争吵得很凶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尤里乌斯?绍布来说，似乎听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辨是非的机会。如果他们争吵的声音太大，希特勒就吩咐仆人到客厅里请他们“要小声点或回到壁炉旁边来”。
　　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常常提起他那些不懂音乐的陪同使他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说：“看歌剧时，我老得留心我的先生们不要发出鼾声。在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时，霍夫曼几乎倒在包厢栏杆上。我不得不叫醒绍布，让他过去把霍夫曼弄醒。布吕克纳坐在后面，已发出鼾声。简直可怕！”
　　希特勒讲的这类助兴的轶事自然常常引起包括爱娃?布劳恩在内的所有人的开怀大笑。如果谈及的话题不合爱娃的口味，她马上会表现出来，希特勒也从不忽略这一点。遇到这种情况，他便轻轻地抚摸她那搭在沙发靠背上的手，同她悄悄私语几句，爱娃便上楼去了。当接发现希特勒对另外一位女士“过于”殷勤时，她也常常这样离开。
　　例如，1938年除夕，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给我寄来一封信，让我不要当着任何人的面交给希特勒。所以，当他要离开大厅时，我把他叫住了。在所有的客人都到地下室九柱戏球场去了之后，他挽着我的左胳膊，同我单独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我穿着一件浅褐色丝绒透明长裙，配上白狐披肩，显得华贵。除夕晚餐之后我有点醉意，穿上这套夜礼服使我增加了一份自信和勇气。我把信交给希特勒之后，把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赞扬了一番，真像是在为他们说媒。我坚信他同意我的观点，而后我接着说：“我的元首，爱娃这个人对你并不好！”
　　他不但未对我这句冒失的话表示反感，反而好笑地看着我说：“她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够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根本就谈不上像某些粗制滥造的作家在1945年以后所描述伪那样伟大的爱情。
　　显然，希特勒对我在除夕之夜那种说媒的行为非常开心，他当时并未准备离开大厅。看来我们单独在大厅逗留的时间过长了些。因为正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爱娃?布劳恩突然出现在大厅，她很不高兴地扫了我一眼，显出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对希特勒说：“原来你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等你呐！”
　　希特勒显然没有忘记这个插曲。因为几个星期后，他又谈起此事，微笑着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有某种魅力！”除夕之夜，人们在大厅内的壁炉前还拍摄了集体合影照。希特勒请了那么多客人，这是他最后一次庆祝除夕。
　　在大厅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日接受希特勒的一次口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绞尽脑汁设法为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寻找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措辞。希特勒闭口不谈赫斯出走的各种原因，却设法对此事加以解释，但总也找不出合适的措辞。最后，当他把驾机出走说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作为财，似乎才算满意。这是我经历过的一次最艰难的口授。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赞扬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
　　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他当着我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得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这个大厅也是许多有意义的事件、访问和会谈的见证人。例如希特勒对温莎公爵和夫人的来访颇有好感。下午我从办公室窗户望见希特勒陪着公爵夫妇站在平台上，显然他是在告诉他们前面每座山的名字。公爵夫人穿了一件俭朴的深蓝色的毛料女服，头发简单地向两边分梳，在后脑勺上盘成一个发结。这般装束使她显得既雅致又高贵。
　　无疑，她给希特勒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晚上在壁炉旁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她无疑将成为一位好王后。”希特勒袒护为爱一个女人而放弃了英国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他很遗憾――因为他把王子看作德国的朋友――王子没有为他的事业而斗争，况且这种斗争还可以得到工人的同情。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壁炉前还谈到几天前他刚刚接待过的印度伯爵、穆斯林领袖阿迦汗，他说，这位伯爵时常从他的国家的教徒们那里得到与他的体重相等重量的黄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与阿迦汗的会谈经常引起希特勒的思考。比如，阿迦汗认为，如果查理?马特尔在八世纪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进行的战役中不把阿拉伯人击退，对欧洲来说，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假如是这样，整个欧洲就变成了穆斯林世界，欧洲就可以保持明智，人民就能够和平地在这个大陆上共同生活。阿迦汗对欧洲的现状进行过思考，希特勒很欣赏他的观点。另外，希特勒还赞成伊斯兰教的一些作法，尤其是不喝酒，不食猪肉并有四旬斋期。
　　希特勒经常谈到曾在贝格霍夫作过客的要员还有1936年来访过的英国政治家劳合?乔治。希特勒说，劳合?乔治很称赞贝格霍夫坐落的位置、建筑风格、室内摆设，尤其是窗外那一派美丽的山区景色强烈地感染着他。德国在克服失业、安排业余时间和医疗保险以及建立许多其它的社会设施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伊博士在他访问贝格霍夫之前曾向他介绍过劳动阵线的福利设施。
　　与此相反，汉姆生在贝格霍夫的访问使希特勒很反感。那是1943年6月的事情。有一天，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在贝格霍夫吃午饭的时候曾谈及汉姆生出席维也纳记者大会的事，并且恳求希特勒请他到贝格霍夫来访问。经过争取，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恳求，汉姆生来到了贝格霍夫。
　　在希特勒会见他时，我和克利斯蒂安夫人――我们就在与大厅只隔一个门帘的客厅里――听到他们大声争吵，于是我们就屏住气，靠近门帘。面对希特勒，汉姆生大胆地批评党区领袖特博文在挪威采取的措施。汉姆生很激动，泣不成声地表达了要希特勒把特博文从挪威召回的愿望。也许因为汉姆生有些耳背，也许因为希特勒容不得别人批评，反正我们听到希特勒大声对汉姆生说：“你冷静点，这你根本不懂！”
　　据说在1943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希特勒同我们坐在壁炉旁对亨里特?冯?希拉赫也讲过同样的话，这是她1978年告诉我的。我知道，那天晚上，爱娃?布劳恩在回楼上之前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坐在希特勒左边的是亨里特。冯?希拉赫。我也注意到，当别的客人闲聊的时候，希特勒和宇里特?冯?希拉赫谈得却很激烈，谈的是几天前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件事情。
　　一天夜里，她被超乎寻常的响声惊醒，她从饭店的窗户望去，看到哭泣的妇女们被赶在一起，在漆黑的夜晚走过桥就消失了。第二天她从朋友那里获悉，那是被流放的犹太妇女。她答应向希特勒谈谈这件事，后来她真的这样做了。在她讲完后，希特勒非常粗暴地说：“你冷静点，冯?希拉赫女士，这你根本不懂。你是自作多情，犹太妇女与你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说话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如同两只碗上下摆动。“100年、1000年以后欧洲将变成个什么样子！”他以一种表明他要结束这次谈话的语气继续讲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所有的客人都发现亨里特?冯?希拉赫惹怒了希特勒，当仆人来问是否需要再加些饮料时，大家显然感到高兴。午夜12点过后，戈培尔部长来了，他的到来使大家松了一口气。但是，没过多久，戈培尔与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又发生了口角。戈培尔指责希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政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回复时间： 17:31
　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第二天早上，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贝格霍夫。然而，这与希拉赫夫妇一大清早就不辞而别无关。整个山上。每天上午都非常安静，这是根据马丁?鲍曼的指令行事的。因为希特勒在晚上多数时候都要研究备忘录等文件，一直工作到清晨才入睡，所以他起得很晚，一般都是快到中午才起床。
　　所有住在他楼上的客人都必须注意这一点。人们不仅在卧室里走路要特别轻，而且上午还不能洗澡。还规定所有客人在平台上活动要安静，这是爱娃?布劳恩同她的女友们在希特勒起床之前消磨时间的地方。施奈德女士是她真正的老朋友。其他的女士们、医生和副官的夫人们中间，只有个别他喜欢的人有时跟她在一起，或陪她到她最喜欢的波尔托菲诺去玩。一旦有谁靠近了布劳恩，其他所有的女人就对这个人保持警惕，态度冷淡。在山上，常常形成某种独特的圈子。
　　自1944年开始，贝希特斯加登的田野上空也出现了敌机。警报常鸣，元首居住的地区被隐蔽起来。为对付敌人像袭击大本营那样有目的地袭击贝格霍夫，希特勒早在1943年就在山里建造了地下避弹室，该建筑于圣诞节竣工。1945年多亏它才使我们得以保住性命。出了贝格霍夫后门，走几步路，穿过院子，然后进入一个铁门，一直向下走大约65个台阶，就到了山里的地下避弹室。
　　撤离柏林命令与告别希特勒
　　1945年1月，总理府公园内的元首地下避弹室经过加固之后，希特勒将其大本营迁到了柏林。本来，地下避弹室是一个为躲避空袭临时落脚的地方。但是，当1945年1月拉德齐维尔宫内楼上的住房被燃烧弹炸得无法居住时，希特勒与他的工作班子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避弹室里。
　　拉德齐维尔宫里副官们住的厢房，其中包括上面常常提及的楼梯间没有遭到损坏。开始时，我们秘书与希特勒在这里吃午饭，窗帘是拉着的，屋里开着电灯，然而外边，春光照耀在炸毁了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的大楼上。晚饭则是在元首地下避弹室内希特勒那间既小、陈设又简单的办公室里吃。
　　地下避弹室的设施延伸到总理府公园内，尾部备用出、口的形状像一座小塔。楼内许多自上而下的台阶都通到地下避弹室。希特勒住的是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小写字台，一个窄沙发，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房内很冷而且不舒服。房间的左边有一个通向浴室的小门，右边有一个门与狭窄的卧室相通。
　　办公室完全被悬挂在办公桌上方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肖像所控制。他那对大眼睛威严地审视着前方。沉闷窄小的房间和整个气氛给人一种沮丧的感觉。谁要想在房间里走走，就得把椅子搬开。早上6点钟，当希特勒开完夜间形势讨论会后见我们的时候，往往都是疲乏地坐在沙发上。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尽管他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无济于事。不过，在我们欢迎他的时候，他还是有力量站起来的。过不了一会儿，他就又坐到沙发上，这时仆人为他抬起双脚。希特勒几乎持续地处于一种易激动的状态之中，谈话越来越单调，不过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谈过的事而已。他常常在午饭、晚饭和夜间（即清晨）喝茶时谈论同样一件事。如，他几乎每天都对我们说：“布隆迪这个该死的东西今天早晨又把我叫醒了。它摇着尾巴靠着我的床，当我问它。‘大概想做个小小的交易吧’，它则把尾巴收起来，钻到角落里去了。它是一只狡猾的动物。”要不就说：“你们看，我的手好了，颤抖得不那么厉害了。我完全可以控制了。”
　　他仍愿意谈论问题，但谈论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谈话变得越来越平谈无味。他不再谈论教会、种族问题、经济和政治问题、北欧和德国的特性、古希腊或者罗马帝国的兴衰。他本来对所有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动物学和植物学以及人的性别演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在最后几个月，他只谈论驯狗、营养问题和世界上的蠢事、丑事。
　　早茶一般持续两小时。接着起身，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狗窝前稍稍看一下布隆迪。它在3月份曾生过一窝小狗。从这窝狗中他挑选了一只雄狗并要亲自饲养。他把这只小雄狗从窝里拿出来，抱在怀里，然后慢腾腾地在前厅里坐下来，不停地抚摸着怀里的小狗，同时口里亲切地念叨着他的名字“沃尔夫”。
　　然后，希特勒把小狗再送回到布隆迪身边，跟我们道别后就回去了。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告退的时间一般是8点钟。他没有多少睡觉的时间，因为每到大约11点钟就响警报。在敌机飞来的时候，他从来不躺着，总担心弹片飞过来会击中地下避弹室侧墙，造成房屋坍塌。因为地下避弹室建在地下水的位置上，所以存在着它一旦被炸弹击中，地下水就会迅速进入室内的危险。每当敌机靠近时，他总要整装，甚至连胡子都刮好。警报响时，他从不单独呆在房间里。
　　希特勒一般都是21点左右或22点吃晚饭，并喜欢把晚饭时间拖得很长。吃饭时，常常接到敌机飞来的报告。敌机一来，人们便把有线广播打开，它不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休息信号，时而报道有关敌机活动的情况。我们坐在那里听着敌机的轰炸声，政府所在地没有一天不遭到袭击。在日猛烈的空袭中，投到总理府的炸弹就有58枚。每当炸弹爆炸，就感到地下避弹室在晃动。灯光一闪，希特勒就说：“炸弹就在附近爆炸，它完全可能击中我们。”
　　袭击过后，希特勒立即要求汇报损失情况。他镇静地听着别人的汇报，对此不表示任何态度。半夜后很长时间开始形势讨论会，它经常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像往常那样饮早茶、逗逗狗，睡上几个小时，直到下一次警报把他惊醒为止，这次警报大多要持续到吃午饭。午饭之后，希特勒便召集下午的形势讨论会。每天都是如此循环。
　　日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柏林被包围了。第一批俄国坦克已到达柏林城下。在总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和军事将领们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一天晚上，约22时许，敌机正在空袭，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召到首长住处。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内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当时他脸色苍白，精疲力尽。他说：“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4月16日，当我问他，我们是否还呆在柏林时，他不耐烦地答道：“我们当然呆在柏林。你不必害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的生命反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以美国人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一起日益向我逼近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镇静点，”希特勒生气地说，“柏林是德国人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希特勒在日向纳粹党区领袖们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表达了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然而现在他告诉我们：“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我不得不解散我的参谋班子。因为你们是老人，所以你们先开个头。1小时以后，将有车送你们去慕尼黑。你们可以随身带两个箱子。进一步的情况全国领袖的曼会告诉你们。”
　　我请求他让我留在柏林，因为我没有家眷，让年轻的同事代替我撤离，她们的母亲还住在慕尼黑。然而他对此事不改变主意。“不行，将来我要成立一个抵抗运动，为此我需要你们两个。对我来说，你们是最宝贵的人。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青年人也总能渡过难关，克里斯蒂安女士无论如何是能闯关的。假如真的有人丧命，那是命里注定的！”
　　他不像以往那样与我们吻手告别，而是握手告别。他要以此来表明，形势对他来说已不可逆转，这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他已发现我们情绪低沉，并且设法安慰我们，他说：“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几天后我就离开这里去找你们。”
　　日下达的这道撤离柏林的命令出乎我当时的预料，因为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必要的话，我将服用氰化钾自尽。这是我用一瓶威士忌酒与斯科采尼换来的。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自以为更了解当时包括时间在内的具体细节。他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1965年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希特勒的两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小姐是4月22日乘飞机离开的……”
　　这道突如其来的撤离命令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同时加强了我的烦躁情绪，一时不知所措。为了与我的同事沃尔夫一起整理行装，我机械地离开了希特勒。我的东西事先一点都没转移走。1944年我分别运到东部和西部的几个箱子，1945年初美国人和俄国人进军时我又让人运回到柏林，因为根据希特勒的说法，我也认为把东西放在柏林是最保险的。
　　在通向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我们房间（这是专门提供给我们女秘书睡觉和存放物品的房间）的路上，我看见了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他站在电话总机房里。我把希特勒的指令告诉了他，然后向他打听我十分关心的勃兰特教授的情况。据说曾因散布悲观论调被希特勒判处死刑的勃兰特教授现在被监禁在柏林的一所别墅里。施佩尔告诉我：“我们将秘密把他放出来。”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回复时间： 17:31
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的前厅里挤满了由于持续不断的空袭而从街上躲到这里来的人。供我们女秘书使用的这间房子本来计划作新闻广播站用的。我很不愿意呆在里面，因房顶和墙壁都安上了消音板，人们说话时的声音被吞去了很多。这间死气沉沉的、静得令人压抑的房间简直像一座坟墓。
　　我毫无目的地整理着行装，突然电话铃响了。首长来的电话。希特勒有气无力地说：“孩子，口子已关上（我们本应在别人的保护下乘汽车离开）。你们乘汽车已过不去了，明天一早必须乘飞机离开！”
　　午夜过后，希特勒又打来电话：“孩子，你们必须赶紧收拾完毕，警报解除之后飞机立即起飞。”他声音乏力，话没说完就没声音了。我主动同他搭话，尽管他没有放下话筒，但再也没有答我的话。这就是我在同希特勒12年的交道中通过的唯一一次电话……
　　此后不久，大约在清晨三点半的时候，我们在总理府福斯大街公共地下避弹室内站满了人的走廊里开出一条路。他们像蜜蜂一样吵吵嚷嚷，仿佛要炸了锅。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和我们的两个箱子。此时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充满羞惭地匆匆从惊恐的人群旁边走过。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已备好了一辆卡车，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将我们的箱子装了上去。沃尔夫因为行李还好不愉快，她认为行李不应另装，应该随我们一起走。而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我们仍认为，像往常那样，行李不会出问题。后来事实是，行李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运往滕珀尔霍夫机场，而是运到了施塔肯机场。
　　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我们离开时感到往日的井井有条彻底消失了。阿道夫?希特勒卫队派来的开车司机，我们彼此不认识。因为汽车里不能开灯，所以找起位子来很难。当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位司机根本不熟悉柏林的道路，他也没有得到把我们送往腾珀尔霍夫机场还是施塔肯机场的指示。不管是对还是错，反正他是要把我们送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夜间乘车穿过柏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房屋在燃烧着，滚滚的浓烟笼罩着天空，市民们正忙于筑路障，在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听到俄国人的大炮的轰鸣声。
　　事先，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比洛上校告诉我们，乘Ju52型飞机离开，但到了机场，还不知是否能乘坐这种飞机。机场总调度劝我们乘刚由北德飞来，将飞往萨尔茨堡的JU型运输机，经过一番交涉之后，我们终于乘这架飞机离开了。
　　飞机起飞时，我们的行李没有装上，只随身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党卫军中队长在我们离开的最后几秒钟内捆扎好的一个主要装有巧克力圆铁盒的行李包。当时的雨雪天气给飞机起飞造成了困难。起飞后经过一段令人不安的飞行，我们越过了燃烧的村庄和城市。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萨尔茨堡机场。此时一听到传来沉闷的射击声和飞机着陆的声音我们就害怕极了。在运输机上，我们同周围一些不认识的士兵默默地坐在地上的武器箱子上面。我记得人们连一句话都没说。飞机着陆后，我们就像瘫了一样，突然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宁静。
　　几小时以后，当我们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奔赴上萨尔茨堡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惊讶，这架飞机竟然经受住了这次磨难。我们还活着，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原计划乘坐的那架由施塔胄机场起飞的JU52型飞机过了伯恩纳斯多夫之后在德累斯顿附近坠毁了。由于我的行李在飞机上，所以人们误认为两具烧焦了的女性尸体中的一具就是我，之后由德国国防军埋葬了。
　　这件事是我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才得知的。事实是，希特勒过去最受宠的仆人阿恩特所在的这个机组把两个空坐位让给了两位陌生的夫人，飞机坠毁后人们抢救出来的是她们已被烧焦了的尸体。据伯恩纳斯多夫的神父介绍，德国士兵寄存在他的住宅里残缺不全的箱子被俄国人拿走了，他非常遗憾，不能纠正有关我的所谓安葬问题，他让我找东柏林的有关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人们为证明在JU52型飞机里代替我就坐并且死后以我的名义被埋葬的这个陌生人的姓氏进行了多年探寻，也许至今还在进行着。
　　贝格霍夫的末日
　　抵达上萨尔茨堡之后我们在贝格霍夫碰上了几位客人。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临产了。爱娃?布劳恩的母亲弗朗齐斯卡?布劳恩和爱娃的老朋友赫尔塔?施奈德也在那里。她们对柏林的残局一无所知，都问元首何时回来。她们把我们看成了先遣人员。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海军少将耶斯克?冯?普特卡默和元首护卫队的几个人都迁移到了贝格霍夫住地。这证明希特勒已考虑至少将临时呆在阿尔卑斯山城堡。敌机飞来的警报时常响起，然而上萨尔茨堡山每次都是雾蒙蒙的。敌机飞过贝格霍夫，但却不投炸弹。两天后，即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也来到这里。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他说元首不信任他，把他打发走了。这下击中了莫雷尔的神经。短期逗留之后，他又离开了贝格霍夫，据说他想到巴特赖兴哈尔去。这时卡恩贝格夫人也来到这里，为的是由此到图姆湖去找她的丈夫。
　　说到这里，我还想谈点有关莫雷尔大夫的情况。卡尔?勃兰特教授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希特勒的保健医生。但实际上勃兰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泽教授、哈塞尔巴赫教授只是随行医生，也就是说，如需外科治疗时他们才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是莫雷尔。
　　莫雷尔本来在柏林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有一家专为上层人开办的诊所，到那里就医的主要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森人，中等个，肥胖身材，长着一副既善良又调皮的面孔。他的头发总是盖着耳朵和脖颈。他那显然不纤细的手指上还戴着到海外旅行时带回来的异国色彩的戒指。他吃东西的习惯也是从外国学来的。例如，他吃甜橙不剥皮，而是用力咬，让橙汁喷出来。他虚荣心强，一见到摄影师取出相机，就赶快站到希特勒的旁边。负责向人们授予由外国政治家提供的勋章的外交部礼宾司常常担心莫雷尔对给他定的勋章等级低不满意，而到希特勒那里去提意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另外人们还背后说他爱贪便宜。在元首大本营他的木板房里存放了大量的由他调制的臭不可闻的虱子药，他不让别人用，令人恼火极了。
　　1936年，希特勒的肠胃病总不见好转，这时海因里希?霍夫曼介绍了一位帮他治好病的医生，就是莫雷尔大夫。霍夫曼对他神奇的医术大加赞扬，加上他自己能说会道，终于打消了希特勒对外来医生的反感心理。当他采用特种疗法使希特勒的肠胃病有了明显好转，并且还治好了希特勒腿上的湿疹之后，便赢得了希特勒完全的信任。希特勒任命他为保健医生，并授予他教授衔。
　　希特勒稍有不适，莫雷尔便马上带着药包赶到。他一发现希特勒、或者甚至是希特勒最亲近的下属得了感冒，就马上进行有效治疗。他一再说，希特勒“没有时间生病”，他时刻准备为他治疗。
　　最初，莫雷尔为希特勒治疗采用的注射液是葡萄糖、维生素和荷尔蒙。后来他又改用多维素，这是一种神效药，是他委托专门药厂生产的，既有药剂，也有金纸包装的药片。希特勒对这种药越来越有病。直到后来他感到原来的剂量已不起作用时，莫雷尔必须为他加大了剂量。否则又怎样解释希特勒下述的轻浮的话呢？当时达拉刚刚从柏林回来，脚穿翻口长统靴，手戴翻边手套，头顶紫红的帽子。希特勒见到达拉便说，这身着装酷似爱娃?布劳恩，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的观察还是对的。1980年第七期《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针头旁的希特勒》的文章。该文的内容出自伦纳德和雷纳特?赫斯顿合著《希特勒的病例》一书。这篇文章中谈到，美国神经科医生通过查阅莫雷尔写的资料证明，多维素中含有脱氧麻黄硷和咖啡因。“……这是一种作用特别大的合剂，因为咖啡因起增大脱氧麻黄硷的作用。”
　　1944年秋天，希特勒请我和达拉到他那里喝茶，整个过程中他的表现很失常。当我们在茶桌旁就坐后，仆人将他疼痛的腿搬到沙发上。在闲聊过程中他突然惬意地伸开双臂，以一种陶醉了的神态说：“……要是两个人在相爱读多好啊！”我和达拉感到惊异，我们还从未见过希特勒这样陶醉。喝完茶之后，我们到了莫雷尔的房间，问他首长怎么啦，怎么他说话那么滑稽。莫雷尔调皮地微笑着，从眼镜的上边望着我们回答说：“是吗，你们发现什么了？我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的睾丸中获取的荷尔蒙激素，为的是给他壮阳！”1980年3月，曾在罗森堡的参谋部里工作过的罗伯特?朔尔茨告诉我，莫雷尔曾请罗森堡为他搞公牛睾丸。
　　还有不少情况可以证明希特勒已经离不开注射刺激性的药剂，离不开莫雷尔。
　　日行刺事件发生后，由于希特勒的耳鼓膜受到损害，耳鼻喉科医生埃尔温?吉星大夫应召为希特勒治疗，通过他，人们才知道，莫雷尔为希特勒下药过于轻率。有一天早上，吉星在希特勒早晨服的药片中发现了一个装有含两种毒素的消毒药片的小瓶子，于是便问仆人林格，元首每天服多少片，林格回答说；“最多服到16片。”
　　吉星对莫雷尔的失职行为感到震惊，于是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已不常驻大本营的卫生局长勃兰特教授，并请他马上到“狼穴”大本营来。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一起告诉希特勒，他左手剧烈颤抖和视力下降是因为服用含有强烈毒素的消毒药片造成的，莫雷尔随便给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希特勒却容不得别人说他的保健医生的坏话，他是如此依赖他，以至于不相信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的话。他只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搞掉莫雷尔，甚至认为这两位教授明知他没有莫雷尔不能生活，还这样做，是间接地要他的命。
　　1945年3月在总理府的一次午餐会上我才明白，希特勒对此事的看法是何等坚信不疑，下面我还将谈到这次午餐会。从此，希特勒在大本营里就不想再见到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当有人告诉希特勒，说勃兰特散布了所谓战争打不赢的言论之后，希特勒就更不信任勃兰特了。在美国入打进柏林的前一天，勃兰特教授让他的夫人安妮撤出了柏林，躲到利本采尔，而未去贝格霍夫，因此希特勒便下令宣判了勃兰特教授的死刑。
　　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指派陪同希特勒吃午饭像以往那样，饭菜已精心摆好，立灯都已点着，窗帘也已拉上，使人们看不到外面被炸毁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大楼的废墟。我们坐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楼梯间已经等了好长时间。约在三点半的时候，仆人林格终于把门打开说：“首长来了。”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回复时间： 17:31
接着，希特勒皱着眉头迎着我们走来，漫不经心地吻了一下我们的手，还没等我们坐定，他便开始发起火来：“阿尔布雷希特这个人真气人，无怪乎爱娃不喜欢他。许多事情，只要我一不亲自过问，准出问题。我已明确指示过，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新的、纵横交错的入口处应筑上铁栅栏。我问阿尔布雷希特是否已照办了，他说是的。可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入口处只搞了个混凝土墙，这样做毫无意义。我真的谁也信不着了。这搞得我心烦意乱。要不是有莫雷尔，我根本就无法一一过问那么多的事情，到那时我就彻底没办法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这些混蛋想搞掉莫雷尔，他们就不想想，我怎么办。我一有个三长两短，德国就完了，因为我没有接班人！”
　　我发现希特勒是那么激动，他说：“赫斯已发了疯，戈林已丧失了德国人民对他的信任，希姆莱在党内通不过！”我说：“但在人民中间却时常谈及希姆莱。”听了这话，希特勒的气更大了，说道：“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的人。”我反驳说：“这在现时并不重要，他可以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来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这下希特勒再也控制不住满腔怒火，他说：“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说得简单，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早就这样做了。”
　　接着，他就离开了房间，进来时的火气不但未消，由于我的插话这种火气反而更大了，他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那你就再动脑子想想，谁应该当我的接班人！”后来我每想起这次争吵，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希特勒的自白，即没有莫雷尔他就完了。
　　战争接近尾声时，希特勒对莫雷尔也开始不信任了。他害怕莫雷尔把他毒死，于是日让莫雷尔离开了柏林。
　　我在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被关押期间，曾来过一辆医疗运输车，为的是把曾在格布哈特教授手下工作过的一名女医生赫尔塔?奥伯豪泽尔带到比利时去。经过勃兰特教授与俘虏营管理部门交涉，我与她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她告诉我，美国人将她和莫雷尔关在一个牢房。她骂莫雷尔：“你这个蠢猪！”她感到这样做心里痛快些。她骂他，无非是想表明莫雷尔应对毁掉希特勒的身体负责。可以肯定，莫雷尔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服用少量的药对希特勒无济于事。希特勒要求莫雷尔维持他的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莫雷尔怎么办？最终他也只能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莫雷尔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这谁也不知道……
　　马丁?鲍曼的弟弟阿尔贝特?鲍曼在此期间也从柏林来到山上，同他那位临产的夫人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里。
　　日上午阿尔贝特?的曼被戈林召到贝格霍夫下边他的乡下别墅里。回来之后，阿尔贝特‘鲍曼便向我口授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戈林问他，形势讨论会的记录存放在何处，并且说：“必须立即把它们统统销毁，否则人民会知道，两年来领导他们的原来是一个‘疯子’。”阿尔贝特?鲍曼希望在纸上不要打上这个字，而用一个点来代替。他的印象是，戈林已自认为是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当天晚上，贝格霍夫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包围起来，谁都不准出入。我开始以为希姆莱已夺取了政权。元首护卫队的人荷枪实弹地守卫在贝格霍夫前厅的大门旁边。楼内静极了，像往常那样，海军少将冯?普特卡默嘴里紧紧叼着一根粗粗的雪茄吸个不停。
　　谁都不知道贝格霍夫为什么被包围起来。人们向外打过多次电话都毫无结果。几小时以后还是由一个勇敢的青年传令军官亲自跑到坐落在贝格霍夫上面的党卫军军营里探听消息，才知道戈林已被捕了。此时与柏林已失去了通讯联络。
　　4月25日星期三，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地上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但天气已经不冷。我约定上午10点钟到普拉特霍夫去找伯恩哈特理发。几天来一直存在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我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始终安静地呆在自己的住处。这几天，每天都有敌机从贝格霍夫上空飞过，但不投炸弹。接近10点半时，突然警报又响了起来，这是预警。接着响起了提醒人们已存在紧急危险的警报，天空出现了美国轰炸机，此时在离我的房间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弹爆炸了。我抓起手提包，披上大衣便闯入约翰娜?沃尔夫的房间（她刚刚从韦索布伦她母亲那里回来），叫道：“快走，有炸弹！”我一步也没停就由贝格霍夫老建筑的楼梯上一口气跑到地下避弹室的入口处，而且中间还要越过几米长的天井，经过通到山里的60个台阶。第二枚炸弹击中了我们住的老建筑的右侧，平台被炸毁了。谁都没料到贝格霍夫居然会遭到袭击。大家感到非常出乎意外，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就躲到地下避弹室里去了。
　　半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二次高潮。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炸弹接连落下，有些直接投在地下避弹室上。爆炸声连成一片，碎石横飞。那副情景简直令人胆战心惊。每爆炸一次我就缩一下脖子，那些技术设施，那些被吹得如何如何牢靠的地下避弹室此时都失灵了。灯光和通风设备全部关闭。外边的水也从台阶上流下来进了地下避弹室。我们非常担心临产的费格莱因早产。当时混乱和恐惧的情景简直无法描述。
　　下午3点30分许，我们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缓慢地走完所有台阶来到地面上。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场面。贝格霍夫损失惨重。墙壁虽还立在那儿，铁皮房顶破烂不堪地牵拉着。门窗都已不复存在。屋内地上堆着厚厚的瓦砾，大部分家具都已损坏。所有的厢房均已被摧毁，道路被埋没，树木被折断。绿色的东西统统不见了，这与火山爆发后的情景一样。
　　在贝格霍夫和毗邻的楼房遭到摧毁之后，我们就住进了地下避弹室。格雷特?费格莱因和施奈德女士搬进了爱娃?布劳思的房间，我和约翰娜?沃尔夫搬进了希特勒的房间。格雷特?费格莱因和赫尔塔?施奈德住了几天以后，希特勒车队的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就拉着她们连同打好的行李一起下山到加米施去了，那里有赫尔塔?施奈德的住所。她们把爱娃?布劳恩的衣服也都装了箱，并且让人运到湖边城市采尔附近的菲施豪恩宫去，那里驻守着党卫军的马队。
　　不久前，爱娃?布劳恩还给她的妹妹来了信，信中写道：“现在我们每天每时都在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但我们本想活着落到敌人手里。”她还写道：“……格雷特请放心，你会见到你丈夫的。”她这样写，要么是因为她已糊涂，要么是想安慰一下她妹妹。
　　约翰娜?沃尔夫乘坐一辆即将开往慕尼黑的汽车到米斯巴赫去，以便向她的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是否能在那里找到临时住处。我们问这个问那个，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何处安身。我们曾在贝格霍夫认识的两位党卫军总部的人说要给我们搞假证件，还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可找到住处等。
　　前几天，绍布也从柏林来到贝格霍夫。一到这里他便立即不动声色地着手清理元首办公室内希特勒的保险柜。在平台上，他往信件、文件、备忘录、书籍等物上浇汽油，开始焚烧。在焚烧过程中，他只让来自大本营的那些人帮忙。他有意不理睬其他人，也不同我们讲话，既不谈有关首长的情况，也不谈我们将怎么办。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目睹绍布焚毁文件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到绝望。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绍布离开了焚烧现场，我便趁机走到近处看了看被焚烧的东西。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