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余光中,改变成小说,200~300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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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你在雨中(终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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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在雨中
余光中 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日生于江苏南京,1948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等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2012年4月,84岁的余光中受聘为北京大学“驻校诗人”。
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写作风格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
诺,这只手应该采莲,在吴宫
这只手应该 摇一柄桂桨,在木兰舟中
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
耳坠子一般地悬着 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忽然你走来
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
像一着小令 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走来
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你走来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蝉声沉落,蛙声升起 一池的红莲如火焰,在雨中
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
每朵莲都像你 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
永恒,刹那,刹那,永恒
等你,在时间之外 在时间之内,等你,在刹时,在永恒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里,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我会说,小情人
等你,在雨中 同学们一起朗读课文然后回答这首诗主要写了什么? 诗人选取了“等你”这个时间段,描写了自己在“等你”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悟,别出心裁地描写了“等你”的幻觉与美感。     结合批注看一下“等你”的是一个怎样的环境、氛围?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在雨中等你,雨漸小,彩虹出現了。)
一池红莲娇艳绽放的雨中的黄昏,彩虹高挂天际,蝉声渐弱,蛙声渐起,这是一个朦胧而又充满诗意的氛围。 虹 莲 雨 “你”没来时诗人是什么感受? 心中的那个“你”有着“红莲花”一样的娇艳,尤其又隔着这样的黄昏这样的细雨,又平添了几分朦胧几分妩媚,真是惹人无限怜爱,看到了如焰红莲就如同看到了你,所以你来不来都一样。 永恆,剎那,剎那,永恆 等你,在時間之外
在時間之內,等你,在剎那,在永恆 在内心里我会永远等“你”,等你、追求美、追求爱情的心态是永恒的,所以等你在时间之外;在永恒的生命长河里,等你的这段时间又只是一刹那,所以等你在时间之内。只要我们相守在一起一刹那也就是永恒,“在刹那,在永恒”。三个“刹那”,三个“永恒”,相对的概念,哲理的统一,句句是心迹,字字是誓言。诗人巧妙地运用了抽象的描写手法阐述着时间的错综复杂,勾勒出一种朦胧的境界,一种亘古不变的情怀,富有幽深婉约的诗意美。 “你”终于来了诗人是什么感受? 从现实的清醒走向“每朵莲都像你”的幻想和“清芬扑面”“玉手摇桨,吴宫采莲”的想象,这些想象被悬挂飞檐的星子拉回现实,之后却因“你”的到来,而再次走进你缓缓从“小令的爱情故事里走来,从姜白石的词里走来”的幻想,作者因你的到来再次陷入了沉沦和迷醉,迷失了自我。 诗人等的“你”是什么样的人? 如焰红莲 吴宫巧手 小令与白石词 如小令的轻盈、简洁、饶富意蕴,又如姜夔词的空灵婉约,但又带着淡淡的哀愁,别有一种冷韵幽香的情致。 如红莲一般娇艳的容颜,虽然红得热烈,但是因为隔了黄昏和细雨,因而多了一分朦胧和妩媚。 她的手有如三国孙权的赵夫人那一双被誉为“吴宫三绝”的巧手,她应该是在古代华丽的吴宮苑囿里,乘着华美的木兰画舫,摇荡着精致的桂桨,在习习凉风吹拂下的湖中,优雅地采着莲花,一幅“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景致呈现在眼前。 小令 58字以下的词称为“小令”,它短小、轻盈、简洁、典雅含蓄,而又饶富意蕴。 清平乐·村居 辛弃疾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白石词 姜夔(1155年-1209年),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省波阳县)人。姜夔多才多艺,诗、文、书法、音乐都有造诣,成就最大的是词。 姜白石继承了周邦彦的传统,但他用诗的句法入词,语言精美,散句单行(不求对偶)创造了清新刚劲的语言风格。 身世之感的淡淡哀愁,使得白石词别具一种冷韵幽香的情调, 除辛弃疾之外,姜白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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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谈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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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你们只知道余光中写过《乡愁》,不知道余光中还写过《狼来了》
作者:知乎用户链接: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据台湾的朋友告诉我,大陆的“余光中热”让台湾的左翼文坛感到可笑,我想补充的是,“余光中热”让我们大陆稍有台港文学知识的学者感到齿冷!也许余光中应该与我们一道忏悔,余光中忏悔的是他隐瞒历史,“过去*河蟹*,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李敖语),而我们应该忏悔的则是对于台港历史及文学史的无知。“余光中热”诚非虚言,只列举近年的几件事即可明了其“热度”如何:2002年9月,福建省专门举办的“海峡诗会”———余光中诗文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余光中诗歌研讨会”、“余光中诗文朗诵会”、“余光中作品朗诵音乐会”等等;2002年10月,常州举办“余光中先生作品朗诵音乐会”,朗诵会分为《浅浅的海湾》、《等你在雨中》、《壮丽的光中》三部分,来自北京、上海、江苏、台湾的艺术家、演员现场朗诵了余光中不同时期的作品,余光中先生在这里幸福地度过了他的75岁生日; 2004年1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煌煌九大卷《余光中集》,受到广泛注意;2004年4月,备受海内外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开奖,余光中成为2003年度散vsk奖得主,北大教授温儒敏为担任奖项评说。近日的报刊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的吹捧余光中的文章,什么“文化乡愁”,什么“中国想象”,什么“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溢美之辞让人头晕目眩。《新京报》(4月21日)一位记者撰写的一篇“采访手记”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高尔基提前辈托尔斯泰‘一日能与此人生活在相同的地球上,我就不是孤儿’。况且曾相见并有过一夜谈呢?”将余光中比作托尔斯泰,并为自己能见到这位大师而感到幸运万分,这段“惊艳”之笔将大陆的“余光中神话”推到了极端。遗憾的是,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和美文,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不过,对于普通的读者也许不应该苛求,因为大陆对于台港文学一向隔摸,而余光中又善于隐瞒历史,顺应潮流。举例来说,在九大卷300余万言的《余光中集》中,余光中的确是十分干净和荣耀的,因为他将那些成为他的历史污点的文章全部砍去了,这其中包括那篇最为臭名昭著的被称为“血滴子”的*河蟹*杀人利器《狼来了》。但在行家眼里,这种隐瞒显然是徒劳的,每一个了解台湾文学史的学者都不会忘记此事,海峡两岸任何一本台湾文学史都会记载这一桩“公案”。余光中在台湾文坛上的“恶名”,开始于“唐文标事件”。70年代初,台湾文坛开始对于一统台湾文坛的“横的移植”的现代主义诗歌进行批评反省,其标志是唐文标先生的系列批评文章,如他在年间的《中外文学》、《龙族文学评论专号》、《文季》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诗的没落》等文章,批评台湾现代诗的“西化”和脱离现实的倾向。这一系列文章在文坛引起了震动,引发了关于现代诗以及现代主义的大争论。在这场论争中,余光中当时是维护现代诗的代表人物。关于论争的是非本身,这里无需加以评判。想提到的是,余光中一出手就显示出他的不厚道。在《诗人何罪》一文中,余光中不但言过其实地将论争对方视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更不应该的是,他给对方戴上了在当时“*河蟹*大陆”的台湾最犯政治忌讳的“左倾文艺观”的帽子。当时就有论者揭露余光中搞政治陷害,如李佩玲在《余光中到底说了些什么》一文中指出:“这样祭帽子,不只是在栽害唐文标(也算得上是压迫知识分子了吧?),还在吓阻其他的人。”但这样的批评对于余光中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70年代后期著名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变本加厉地施展了他的陷人于不义的攻击手段,并且与国民dang官方军方配合申伐左翼乡土作家。在这场乡土文学论战中,台湾乡土文学受到的最大攻击来自两个人,一个是代表官方的国民dang《kbc6n日报》总主笔彭歌,另一个就是余光中。在乡土作家看来,最为可怕的并不是彭歌强调“*河蟹*”的官方言论,而是余光中关于台湾乡土文学“联共”的诬告。日至8月6日,彭歌发表了系列官方文章,强调“爱国*河蟹*是基本的大前提”,不是“蹈入了‘阶级斗争’的歧途。”紧随其后,余光中在8月20日《联合报》发表了《狼来了》一文,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余光中在此文开头大量引述了vsk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以此证明台湾乡土文学的思想与前者的相类,并且说:“目前国内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接着,他从攻击大陆的共产dang文艺统治谈起,抱怨台湾的“dang治”未免过于松懈,对于乡土作家过于客气:*河蟹*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河蟹*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河蟹*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指台湾——引者注)外遭逆境的之际,竟然有人提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过巧合了。在文章的最后,余光中将他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洪水猛兽,喊出了“狼来了”的呼声,并且表明了自己维护当局的“勇气”,“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针对文坛对于他“戴帽子”的批评,他露出了*河蟹*的凶相,“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今天大陆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余光中这篇文章在当时戒严时期*河蟹*的台湾所起到的政治迫害的恶劣作用。此文一出,引起大哗,激起众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杨青矗、黄春明等人愤起辩白,连那些与此无关、立场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撰文批评余光中的阴恶。徐复观在《评台北“乡土文学”之争》一文中尖锐指出:余光中“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vsk东所说的文学,这种文学是‘狼’,是‘*河蟹词*’。”“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在乡土文学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尉天聪差点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却因有功而受到当局宠幸。1977年8月,由“kbc6n文化工作会”在台北剑潭*河蟹*救国青年活动中心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乡土文学作家因为有“问题”而多未受到邀请,余光中却高坐在主席台上,得意洋洋地倾听“dang政军要人”作关于“坚持*河蟹*文艺立场”的报告。如果说余光中的上述“公开告密”与其*河蟹*的政治立场有关,那么新近披露的余光中向军方“私下告密”的行为,则只能归之于他的人格的卑下了。据陈映真在2000年《联合文学》9月号发表的《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中透露,余光中当时将陈映真文章中的引述马克思之处一一标出,加上批注,寄给了当时“国防部总作战部”主任王昇将军,告密陈映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在当时的台湾是“必死之罪”。因为特殊原因,陈映真后来得以侥幸躲过这场灾祸。陈映真还是厚道的,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披露此事,只是因为余光中后来又将此件寄给了陈芳明,而陈芳明在他的文章中谈到了这份材料,陈映真才在上面这篇与陈芳明的论战文章中说破了连陈芳明都感到吃惊的“告密事件”。为清楚起见,兹陈映真的原文引述如下:陈芳明在他的《鞭伤之岛》一书中,收到一篇《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其中有这么一段:隔于苦闷与纳闷的深处之际,我收到余光中寄来香港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事隔多年,而且因为陈芳明先披露了,我才在这里说一说。余光中这一份精心罗织的材料,当时是直接寄给了其时权倾一时、人人闻之变色的王昇将军手上,寄给陈芳明的,应是这告密信的副本。余光中控诉我有“新马克思主义”的危害思想,以文学评论传播新马思想,在当时是必死之罪。据说王将军不很明白“新马”为何物,就把余光中寄达的告密材料送到王将军对之执师礼甚恭的郑学稼先生,请郑先生鉴别。郑先生看过资料,以为大谬,力劝王将军千万不能以乡土文学兴狱,甚至鼓励王昇公开褒奖乡土文学上有成就的作家。不久,对乡土文学霍霍磨刀之声,戛然而止,一场一触即发的政治逮捕与我擦肩而过。这是郑学稼先生亲口告诉我的。在那森严的时代,余光中此举,确实是处心积虑,专心致志地不惜要将我置于死地的。为谨慎起见,我专门与现在香港客座的陈映真先生取得了联系,陈映真不但允许我引用这些材料,而且答应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向我出示郑学稼先生回忆的原件。陈映真对我说:人在历史上可能有错,但事后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并对世人有个交待,而余光中却从未在任何场合对他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表现有过悔过。他的做法首先涂抹历史,隐去这些文章,而在遇见还能记住历史而又有正义感的人的公开质问时,他仍然顽固地为自己辩护,比如在最近的一个场合,一个青年责备他当年假借权力压迫乡土文学,他语无伦次地回答:他当年反对的不是乡土文学,而是“工农兵文艺”。“显见他至今丝毫不以当年借国民dang的利刃取人性命之行径为羞恶”。陈芳明何许人也?说起来也许让人吃惊,他乃是当前台湾文化*河蟹*的代表人物。陈芳明有一个让中国人特别难以接受的所谓的后殖民台湾史观,他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府对于台湾的接收和统治是与日本统治者相类的“外人”对于台湾人的殖民统治,陈映真为此在《联合文学》撰文批评他对于社会性质认识的混乱,由此引发了与陈芳明来回数次的论争。笔者曾撰文从西学角度批评陈芳明对于后殖民理论的误用,并在台湾的会议上与其有过直接的交锋,此处不赘。让人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余光中会将他的告密材料寄给陈芳明?了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历史的人可能会知道,现在的文化*河蟹*代表人物陈芳明当年却是一个左翼青年。在乡土文学论战中,陈芳明因为对于余光中的《狼来了》这篇文章的气愤而与之决裂。这一点,现在的陈芳明也供认不讳。在对于陈映真《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一文的回应文章《当台湾戴上马克思面目——再答陈映真的科学发明与知识创见》(《联合文学》2000年10月号)中,陈芳明对自己有如下说明:“我与余光中的决裂,源自于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期间,他发表了一篇《狼来了》。我认为这篇短文,伤害了自由主义的精神,我无法同意他的论点。”“在那篇长文中,我对于余光中的*河蟹*立场表示不能fnk同;并且由于他的*河蟹*,使我对文学感到幻灭。”但为什么在多年后余光中又与其言归于好了呢?这其中的奥秘我们不得而知。陈映真说:“现在,陈芳明与当年与之‘决裂’的余光中恢复旧好,也有文章相与温存。这自然是陈芳明的自由。只是想到诗人庞德在一战中支持、参加了纳粹,战后终其一生久不能摆脱欧西文坛批判的压力和良心的咎责。”可与庞德相提并论的自然还有德国的海德格尔和美国的保罗·德曼,他们都因为自己历史的劣迹而使自己的名声一落千丈。于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便是,为什么余光中非但没有受到历史的追究,却在被他鞭尸唯之不及的大陆红及一时,被奉为大师和偶像呢?陈映真还举例提到了余秋雨,卷入了mnad“写作组”案的余秋雨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而劣迹确凿的余光中更应该这样。大陆文坛对于余秋雨一直追究不放,但与此同时却对余光中大加吹捧,任他大红大紫。有趣的是,在大陆文坛一致穷追余秋雨“mnad案”的时候,余光中却出人意料地为余秋雨大抱不平,他对记者说:“我知道目前大陆对余秋雨攻击很多。但我认为,追索过去并没有很大的必要。”余光中的行为一直让人感到奇怪,现在我们终于应该明白了其中的原委:他自己的历史原来本不干净。还有一件巧合的事,1999年湖南岳麓书院举办著名的千年论坛,首先邀请的便是余秋雨和余光中两人。对于两者的表演,外界的评论明显地偏余光中而贬余秋雨,试举一例,王开林在同时发表于《书屋》和《中华读书报》一篇文章中,如此贬低余秋雨而吹捧余光中:“秋雨风度翩翩,身上颇有股子海派名士味,一目了然,他显得既聪明,精明,还很高明,实属社会活动家中那种顶尖尖的‘三明治’,……余光中吐属清雅,雍容平和,童颜鹤发,道骨仙风,彬彬如也,谦谦如也,真学者之典范。借用余光中赞美大诗人叶芝的话说:‘老得好漂亮!’”可谓一者踩在地上,一者捧在天上,如此分明的褒贬来自何处呢?从文章中,我们知道,作者反感余秋的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批评者的恶劣态度,他动辄将批评者称为“文化杀手”,作者王开林将此称为余秋雨的“血滴子”。原来余秋雨也有“血滴子”,但如果作者知道早在20年前余光中就已锻造出较余秋雨远为恶毒的“血滴子”,他恐怕就不会如此分明地褒贬了。还是李敖对于余光中的人品看得透,他径直将余光中称为“骗子”,让我们听一听他对于余光中的评说“诗人你必须是有良知的,好比说英国的诗人拜伦,他赞成希腊独立运动,他就跑去参加,结果得了热病死掉了。换句话说,他是敢做敢当的。而台湾的诗人,像余光中这些诗人,他是骗子,他是弄文字游戏的。过去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介石,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这是什么诗人?歌颂当权者,这算什么诗人啊?可是这种诗人过去*河蟹*,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 李敖对于余光中的诗歌水平也不买帐,他甚至说,“现在余光中跑到中国大陆又开始招摇撞骗,如果还有一批人肯定他,我认为这批人的文化水平有问题。”余光中的诗歌散文的艺术性,本文暂不涉及。不过至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么一句话,现在大陆有一批人神话余光中,是因为他们对于历史知识有问题,至少是对台港这一块还所知甚少!发布于 楼主最后说两句,斯人已逝,功过与否,不做过多评价,但希望不要盲目跟风,说风就是雨。
有时候文史研究困惑也在这儿,一方面说文学和政治分离,另一方面必须“知人论世”。有时候进行专人研究,看到一些疑似或确凿污点,总想做翻案文章,但也觉得没必要,一旦涉及人性问题,当世人和旁观者都说不清。人都是复杂的。
过去反*共*,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李敖)
引用1楼 @ 发表的:有时候文史研究困惑也在这儿,一方面说文学和政治分离,另一方面必须“知人论世”。有时候进行专人研究,看到一些疑似或确凿污点,总想做翻案文章,但也觉得没必要,一旦涉及人性问题,当世人和旁观者都说不清。人都是复杂的。所以我也不跟风,但也不评判,从一方面来说,乡愁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它本身的文学性,也产生了很积极的意义。就是不喜欢这种风向,大家都不关注人,只是被媒体的舆论引导,没有一些自己的认知力和判断力。
七十年代一个局外正常人反*共*不是很正常么换你你也反
狼來了 余光中 回國半個月,見到許多來友:大家最驚心的一個話題是:「工農兵的文藝,台灣已經有人在公然提倡了!」 工人、農人、軍人,同為社會的支柱,正如公務員、教師、商人、自由業者等等,亦為社會的支柱一樣,工農兵的生活應該關懷,工農兵的形象應該描繪,其理至顯,誰也不會反對,誰都應該贊成,然則社會百業,何以獨舉工農兵而排其他?何以排列的次序是工農兵而不是農工兵或兵農工?條條大路皆為報國之途,何以獨要突出這三個「階級」?如果說,所謂工農兵,不過是代表大眾的意思,那麼逕用涵蓋面更大的「大眾文學」或「國民文學」好了。 所謂「工農兵文藝」,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與政治用心,民國三十一年五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經明確宣佈:「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當然,毛澤東並沒有放過知識份子,因為他接著又說:「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份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從前引的毛語看來,所謂「工農兵文藝」正是配合階級鬥爭的一種文藝:政治才是目的,文藝云云不過是一種手段,在這個大前提之下,毛澤東分配給知識份子的邊緣任務,是「長期地合作」,「合作」二字用得很妙:如果知識份子起來響應工農兵的「革命」和「工農兵文藝」,當然便是「合作」,否則便是「反革命」。 那麼,該怎麼「合作」法呢?毛澤東也有具體的說明:「文藝界的主要的鬥爭方法之一,是文藝批評。」原來在「工農兵文藝」政策下的所謂文藝批評,乃是一種鬥爭方法,然則鬥爭的目的何在呢?毛澤東也說得很清楚:在於「使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 在同一篇「講話」裡,毛澤東又說:「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於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也就是說,把中國的古典文學和現代文學徹底破壞之後,就可以建設起「工農兵文藝」了。 以上引證的幾段毛語,說明了所謂「工農兵文藝」是個什麼樣的「新東西」,其中的若干觀點,和近年來國內的某些「文藝批評」,竟似有些暗合之處,目前國內提倡「工農兵文藝」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後的意義,是為天真無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後的意義而竟然公開提倡,就不僅是天真無知了。 我國軍人的知識水準,近年來提高了許多,文藝在軍中更遍受重視。文壇上知名的詩人和小說家,不少位出於軍中,各大學更經常邀請這些軍中作家去演講或座談,大學生畢業後,都要入軍中服役,所以柳營與學府之間亦難以區分,如果把後備軍人也算在裡面,則從我服役的那一屆(民國四十一年)起,更不知有多少作家,既然如此,則「兵的文學」又何須再加提倡呢?所謂「工農兵文藝」,至少有三分之一早已盛行於台灣,但其用意和毛澤東所強調的卻大不相同,民國六十四年第二屆現代詩獎的兩位得獎人,管管出身於軍中,吳晟出身於農民,這是眾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兩位詩人之所以得獎,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成就,不是因為他們的出身,「階級成分」不是台灣文藝批評的標準。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也許會說:「台灣是開放的社會嘛,什麼東西都可以提倡的。」*河蟹*的「憲法」不是載明人民有言論的自由嗎?至少在理論上,中國大陸也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然則那些喜歡開放的所謂文藝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義文學」,「商公教文學」,或是「存在主義文學」呢?北京未聞有「三民主義文學」,台北街頭卻可見「工農兵文藝」,台灣的文化界真夠「大方」,說不定,有一天「工農兵文藝」還會在台北得獎呢,正當我國外遭逆境之際,竟然有人內倡「工農兵文藝」,未免太巧合了,這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強調文藝要寫實,但對於「秧歌」,「尹縣長」,「敢有歌吟動地哀」,「古拉格群島」等所寫之「實」卻似乎視而不睹,對於天安門、四人幫等事件所演之「實」卻似乎避而不談,此時此地,卻興致勃勃地來提倡「工農兵文藝」,這樣的作風,不能令人無疑。 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立刻會嚷起來:「這是戴帽子!」卻忘了這幾年來,他們拋給國內廣大作家的帽子,一共有多少頂了,「奴性」、「清客」、「買辦」、「偽善」、「野狐禪」、「貴公子」、「大騙子」、「優越感」、「劣根性」、「崇洋媚外」、「殖民地文學」……等等大帽子,大概凡「不適合廣大群眾鬥爭要求的藝術」,每位作家都分到了一頂。 說真話的時候已經來到,不見狼而叫「狼來了」,是自擾,見狼而不叫「狼來了」,是膽怯,問題不在帽子,在頭,如果帽子合頭,就不叫「戴帽子」,叫「抓頭」,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農兵文藝工作者」,還是先檢查檢查自己的頭吧。 六十六年八月於香港。 【/聯合報/12版/聯合副刊】
李敖以为余光中“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定性为“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dang、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并且斥责他“过去*河蟹*,现在跑回中国大陆到处招摇”。在李敖的“李敖有话说”112期中,定性余为“马屁诗人”、“半票作家”,而且对余光中对蒋介石、蒋经国父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极为鄙视。认为其到大陆也不过是投机而已。2011年7月的香港书展,李敖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走向》演讲中再次批评余光中:“余光中80多岁了,如果40年前就死了,他还是余光中,因为后40年都没进步嘛。”
只要政治正确就弘扬,是集团的一概策略
今日我在朋友圈说: 李敖评价余光中用了33个字:“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dang、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我倒觉得33个字太多了,五个字足矣: 台湾郭沫若。
引用4楼 @ 发表的:七十年代一个局外正常人反*共*不是很正常么换你你也反他不是只*河蟹*,而是把自己的异己都扣上共产dang的帽子,然后打压、迫害、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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