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像我这样不喜欢和人说话说话,文化不高,朋友又少的人,适合做什么工作呢?先谢谢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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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史学者,艺术理论家,散文作家
大家下午好!南京市的广大艺术工作者和读者朋友,你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季节,不做其他事情到这里来听这么一个演讲,本身就体现一种南京市的文化气氛。在深秋季节来南京,这本身是个享受,所以我的妻子马兰说,请原谅她已经到东郊去看非常美丽的南京秋色,我相信在这么一个既美丽又有文化涵养的城市里,来谈文化是合适的,刚才我走过六朝遗迹,走向这个讲堂的时候,更感到历史的厚度,章厅长所出的题目,就是我们现在乃至整个国家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兴起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每个文化人或者需要具有文化素养的现代人都要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民族在发展文化的时候,既要考虑民族性,又要考虑时代性。如何把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好,如何把这个文化真正的发展起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冲破一个障碍,另外开辟一条道路来说一说。
中国文化现在面临着问题,首先大家可能都已经发现了,大概有五六年吧,在没有任何号召的情况下,全民对文化产生超常的热情,大家都向往文化,文化的讲坛非常热闹,文化的书籍卖的非常好,文化的话题不仅出现在文化界,而且出现在各个领域,出现在企业界,出现在金融界。我自己就感觉到很多金融机构,比如他们要举办厂庆十年或者一个银行二十年,往往也是去办一个文化讲座,文化已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话题,这在我们国家是个非常好的事情,同时因为中国现在这个形象,经济发展的高度、速度和建立了国际形象,使全世界对中国文化是什么产生了巨大的好奇,这个好奇,也带有某一种让我们不安的成分,是我们对他们造成了不安,所以他们的疑虑又造成了我们的不安。这话怎么讲呢?举一个简单例子,当我们的产品已经成为全世界都要享受这样的一个商品的时候,他们却不知道生产这个商品的国家他们文化逻辑是什么,带着很多的误会。比如食品质量的问题,我前不久在日本一个国际华商会上有一个演讲,居然有一些国家,一些非常大的国家都怀疑我们食品质量的问题,认为这是全中国人一个集体的阴谋,要去害他们,这让我们听起来非常奇怪,完全不可思议。那么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能说他们的老百姓,对这个非常庞大的民族文化不了解,你试想他们的眼光,他们在突然之间,眼前走过一个巨人,知道这个巨人走了很远,就是中国历史很长嘛。这个巨人个子很大、腰围、胸围都清清楚楚就相当于GDP呀、人口总量都清楚,但是唯一不了解是他的性格是什么?巨人的性格就是中国的文化,所以全世界都非常地希望了解中国文化是什么。
这样我也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现在比较忙,经常要到国外去讲中国文化是什么。连续好几届联合国《世界文化论坛》,我都要去发表演讲,就是讲中国文化是什么。包括他们前年审评“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也专门讲了“中国威胁论”在中华的文化历史上显得多么可笑。我下个月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去讲,去年在哈佛也讲,他们都迫切的需要了解中华文化是什么?十几亿人是按照什么样的文化逻辑、按照什么样的情感路线、按照什么样的思维程序在过日子,在打发人生?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他们确实不太了解,当他们不了解的时候,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被怀疑。就像我们对一个陌生的巨人一样,如果对他们的文化了解的话,哪怕是他们作的不好的事情,人们也会了解他。我曾经讲过,德国曾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而且都失败了,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但是德国同时又产生了一个非常讨巧的地方,就是让我们知道了巴赫、贝多芬,知道了歌德,这些伟大的人类的教师,都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所以对这个民族产生了一种可理解性,认为他们是一时糊涂,被坏人蒙骗了。所以歌德说,德国人每个人都非常清楚作为群体常常犯糊涂,大家就理解。但如果对他们的文化不了解,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中国现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上升势头,我们确实遇到了大问题,我们的文化怎么样让外国、让本国、让每一个人有更多的了解,这就成为一个大的需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发展中国文化,宣传中国文化,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是一个整体背景。从个人的自身需要来说也是这样,当然你的经济生活已经衣食无愁、当你的企业已有充足资金时候,继续下去该怎么走?遇到的一定是文化问题。
哈佛大学教授亨林论先生几年前曾经在纽约主持过一个国际经济文化讨论会,得出的结论让我们都感到很惊讶,结论全是文化。说任何国家和个人,它发达还是不发达,都是它的文化选择而不是经济选择,任何经济行为的最终目的,全是文化,这句话我稍微解释一下,任何经济行为的目的全是文化,大家想一想企业家在南京办企业,其实要解决一辈子的温饱,这是轻而易举,那他为什么还要赚钱呢?无非有几个目的,比如有安全感,要追求安全感,发生任何情况的时候,我有一定的资金可以帮助很多人。第二,有荣耀感。第三,有幸福感,等等。或者有些人还愿意做些慈善,做慈善是完成了自己人格的一种需求。安全感也好、荣耀感也好,幸福感也好,慈善的目的也好,全部属于文化范畴,所以经济行为的最终都属于文化范畴。这下我们的文化需求慢慢就起来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大问题,文化到底是什么?就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人们都在说文化,需要文化,外国需要你中国文化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要问,我们的孩子们也要问我们,到处都在问,企业家也要问,那文化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前几年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怪现象,本来文化界已经有一点破败,因此转型已经慢了,有好多历史问题,好多剧团怎么办?有好多人的思路跟不上。我们首先经济上转型,我们在金融上转型,文化也有一些地方转型了,比如在广电,但就整体国家还没有转型。这个时候突然全部重视文化了,于是未被转型的领域,突然显得特别重要,未被转型的思想一下子成为大家模仿对象,这个确实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认为唱的、跳的、写的、画的、古的、老的这些都属于文化,文化变成一个什么东西都装的进去,什么问题都建立了。文化一定要建立自身的、重要不重要、本质不本质的一个等级构架。我们画院里,如果没有绘画和书画等级的话就乱成一团了。领导军队,光是兵,兵就是军队就搞错了,这必须有构架,必须有司令,必须有政委,必须有军区、必须有军、必须有师,这样一层一层,有了构架,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军队。那文化也是这样,要讲一个构架。现在大家都需要文化,而文化又没有很好的转型,这是一个大问题。刚才章厅长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哪一些传统文化是能够在现在维持着我们民族生生不息,能够和现在交相融会?这个问题其是没有被很好思考,于是我经常非常担忧的看到坐飞机的时候,看到机场的书摊里边,几乎所有的书都是中国古代的这个谋士,那个专家怎么战胜敌人、怎么赢,怎么样能够完成自己的好多韬略,大多都是这样的书,好多人都以为,比如克敌制胜的本事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突然去看那些历史剧,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好像宫廷里面的历史剧那么复杂,好多小孩子就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好几次在美国,美国人说,看了中国清代的一些电视剧就觉得你们中国人怎么那么厉害?没进门,就想到门外的一切,眼睛一转就知道对手的谋略,怎么会这样?看清代的电视剧,不都有这样的感觉吗?所以他们中国的威胁论就更严重了。我经常给他们讲句层次非常低的话,其实中国人没有那么坏,万家灯火,千家炊烟,一代代生活下来,还是以善良的人居多,还是以缺少谋略的人居多。于是最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文化?大家不要以为多就是好,不是的。我们太湖的蓝藻是营养过剩造成的,我们不要造成文化蓝藻,到处都在谈文化,文化的根找不到了,文化的脉死掉了,这是现在我们最担忧的事情。人们都在找文化,但是结果没有了。
所以我今天想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试验,我们来讲文化是什么?然后讲讲中国文化造成我们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那些基本点是什么?走向现代的障碍在哪里?从哪几条路可以走向现代?我们从这几个问题来讲一讲,可能就不是学术的但又是学术的,和我们心头所担忧的问题有关了。
好!我们先回到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上来,文化是什么?不要说,我几句话就能把它回答掉,这不对,我们要理清一下思路,世界上文化是什么的,这样一个定义有两百多条,太复杂了,这两百多条不是说哪个错,两百多条都对,麻烦就麻烦在这,没有一条是错的,如果错的也算上去,那可能是几十万条,那么我们怎么来思考文化呢?我认认真真的分析比较了一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思路,这个思路也是当代国际的一些学术家比较共同的思路,首先我们肯定,我们在讲文化这两个字的时候,它的最原始的意义指的是人的痕迹。我们在讲马家窑文化,半坡文化,什么叫文化呢?就是我们在那地质年代中,突然找到了人的痕迹,我们就叫它文化。如果没有人的痕迹,我们就不叫它文化,所以文化在正规的意义上,其实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事业,因为它是最早去寻找人的痕迹的地方,最早寻找人,有人的痕迹,我们就把它叫做文化了,这是初级文化。人的痕迹当中,到底有哪一些东西慢慢的显得重要了,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比如我们的家乡好像已经在七千年以前已经有梅干菜了,好象已经把梅干菜和野猪的肉烧在一起了。生活方式开始了,居住好像是要居住在离地面比较高的楼上了,因为下面可能有野兽,可能太潮湿,这就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了,衣食住行吧。从人的痕迹慢慢的感觉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生活方式当中的痕迹,但是又过了多少年以后,人们发现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精神价值,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这样做?我为什么不搬迁,他们为什么要搬迁?搬迁的人有他们的精神价值,不搬迁的人也有不搬迁的人的精神价值,就慢慢变成精神价值了。这个时候文化开始走向成熟,所以我给文化下定义,文化是什么呢?成熟时期的文化是已经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是我对文化的定义,什么叫文化?是已经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一开始生活方式的前面,到成熟以后,精神价值在前面了。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这是最根本的文化,这是文化的根本,我们的文学呀、美术呀这是在文化当中,就是属于里边的一个部类。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文化构架,只能从这个意义上看,就是已经变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我们创造文化,是企图让他变成习惯,企图、试图让他变成一种新的习惯,这个习惯道也可以改变,习惯都可以改变的,所以文化会发展。
祖先创造文化变成了一种习惯,让后代子孙比较安全的、比较有序的往前走,他最早构成习惯并不是保守,是希望自己的子孙们能够安全的、有序的往前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化是个祖先对后代的设计,他是祖先推给我们的设计。就是希望你们安全的、有序的往前走,是祖先对后代的设计,但是我们呢,又可以改变这个设计,改变这个前提要了解设计,然后再改变这个设计。好!章先生给我出的题目就是关于民族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形成了习惯的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是怎么形成习惯的。第二就是我们的祖先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样的设计?这是个大问题,我们的文化厅和国画院的期盼,其实并不需要我在这班门弄斧的讲国画、讲书法,我就是从大的概念上来讲一讲,就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如何对我们的后代进行设计的。在哪一些大问题上,在哪一些大关键上,设计定了。有的设计我们现在还无法摆脱,有的设计我们现在可以有所改变。我后面讲了那么几条,这一条呢?谁都知道这个很重要。我前年在哈佛大学和美国的国会举行过演讲,我就遇到过这么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要邀请我呢?他们说,我们看中国的书,有时候请中国的一些学者,不错的学者演讲,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特点,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比如经常会有这样一种,你们讲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他说哪个民族不勤劳勇敢?你们说中华民族,什么历史悠久,他们知道你们是很悠久,但比你们悠久的民族还有好几个,比如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这都比中华文明还悠久。你讲来讲去,好多民族都是共通的。还有说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我们用中国文言文讲的,他们用他们的语言讲的一样,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你们讲来讲去都在讲全世界都有的东西。我们爱好和平,他们说,没有一个说我们要发动战争,连战争贩子都说为了和平。所以你们讲东西为什么在讲一个都有的东西,你一定要去寻找大概限定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的东西。
我们过去讲中国的文化写意,其实,到二十世纪后期,摆脱写实和写意的文化太多,他们可能比中国文化做的更出色,我们讲究想象的,他们更讲究,你们看到他们现代派,所以有几条东西呢,我一条一条的说,虽然好像很粗糙,但是我非常希望我们现代中国人能记忆并接受祖先对我们设计的一些主要的条款。
我讲十句话,大家听着玩玩吧!第一,地理环境决定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地理环境决定中华文化在本性上是一种农耕文化,这很朴素。为什么地理环境决定了呢?因为我们有很漫长的海岸线,但在古代,如果我们缺少内海,就是缺少像地中海、波斯湾这样的内海,我们面对的海,是飘渺太平洋、渺渺的东海,这对古人来说是没法被利用的,我们只有一个内海,渤海湾太小了。我们所说的地中海文明那就是一个大内海,波斯也是个大内海,波罗的海文明也是一个大内海,我们就说海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虽然很靠近但实际比较陌生。就像李白、庄子叫做海洋的时候,那都是叫做烟波浩渺难于了解的地方,很难进行运输、进行航行,主要是打鱼、晒盐,海洋就没有充分的发挥起来,它的中原部位,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主要是农耕文明,但是还有三种基本文明,一个是游牧文明,游牧文明就是草原文明。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区别在于草原很难种稻子,种稻子和不种稻子的界限就是四百毫米降雨量,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可以种稻子,那是农耕文明。少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那只能牧马。很奇怪,我们的长城正好和四百毫米降雨量的线重叠,可见我们的长城就是农耕文明,当时是防止游牧文明来侵犯我们。尽管游牧文明后来很多都成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但很长时间是这样的。
我们的主体文明和大河文明就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决定了我们两个基本思想,第一个思想,不想远征这是农民的基本思维,他只迷恋脚下的熟土,对远方的生土走走可以,看看可以,玩玩可以,要我在那安家是不可能的,这个思维长时间的作为一种我们主体文化生根,哪怕不是农民的皇帝,不是农民的书生都受到这种文化的强烈影响。书生在京城呆了好久,他还觉得最终的目的是要回家,是客居京城,其实他五十年都在京城,他也写客居京城,这完全是一个农民思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在联合国会上讲的基本可以说明,中华文明对远方的土地没有兴趣,原因是农耕文明的思维,造成了一个强烈影响,哪怕是郑和下西洋,我们从这出发,郑和下西洋走了那么远的地方,航海技术已经非常不错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一丝一毫也没有产生过要在那个地方安家,占据他们领土的想法,没有。这证明什么?这不是明代的政策,证明是文化的本能,这就是农耕文化的本能。这是农耕文化对我们的一个决定,就是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不远征的,他们内战,但是不喜欢远征。成吉思汗远征那是因为游牧文明,然后他的孙子终于要建立元朝,要问鼎中华的时候,他必须要接受农耕文明结束远征。那必然是这样的,主体思维是这样。农耕文明带来了第二个思维,是中华文明除了不喜欢远征之外,还有一个不喜欢极端,因为农耕文明告诉我们,夏天的极端不是热上加热,是秋天的凉风。冬天的极端不是冷了又冷,是春暖花开。农业态制造,极端没有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没有什么太大奇迹,这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基本思维,中国文化的思维基本上也是如此,就是反对一切极端的梦想。在农民比较简单的思维里面,重现了中庸的哲学,然后又重现了中庸之道。这是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农民的思维。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一种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又决定了我们那些基本思维方式,这个思维方式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对还是不对,很难说。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们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我们只能热爱了。我看到我们有个部长,有一次海外记者问他,部长你好像长的不好看,那个部长的回答是:“我妈妈不这么认为”,就是说我已经生就了,就是这样,我只能喜欢。一样的道理,我们这个文明就是我们生就的,我们有的可以改变,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挪移我们文明的主要用途,如果无法挪移的话,那就生就了,我们的不远征,我们不极端,这是根基上的问题。是深入到中国骨髓当中的问题,没有觉得太多羞愧的,以前有好多年轻的学者,总是说郑和那么好的船队怎么就不拿点黄金回来?也可以像哥伦布那样去海外建立几个中华帝国?为什么不这样?
&& 前年吧,在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曲大奖赛做评委,我做评委主要是为了讲文化,对科举比赛没有兴趣,我当时就讲了一句话,大家可能记得,我说郑和他能安安静静的回来,没带当地酋长的人头,没带着鲜血的珠宝,他就安静的回来了,我为我们的祖先感到骄傲,这只能给他叫好,因为我们的文化决定着他的基本的思维,不是极端的、远征的这种思维。这种非极端的思维,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庸之道,好像很农民,但是在现代世界上又觉得很正确。什么道理呢?就是按照最朴素的思维,世界上的极端,他一定是带有一种非农耕的侵略性,他才会极端。极端往往产生的根子是游牧或者根子是海洋文明的地方。所以亨林顿先生说二十一世纪世界上将会出现八个大的文明,八个文明当中最重要的文明有三个,主角中的主角三个,一个是西方文明、一个伊斯兰文明、一个中华文明,所以二十一世纪主角中的主角是三个文明,在这三个文明当中,他刚讲完不久,911事件就发生了,哎!那两个文明打起来了,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华文明一下子就表现出来,几千年前我们祖先贯用的思维,这个思维就是两方面的极端我都不同意。一方面是极端主义,一方面是单边主义都不同意。但两方面的对话渠道都不中断,我们还可以讲话,我们还是朋友,都谈得上,你们如果要谈判,我们可以做中间人,但是即使这样,你们的极端我还是不同意。这是中华文明没有必要老和这个有关,还与中庸之道有关,这个中庸之道其实是了不起的思维。
所以季羡林先生前不久讲,用以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大礼物,这讲得很有道理,这是国学,季先生就是这么说的,献给世界的大礼,他认为两个极端当中,任何极端当中,比如我们现在做总经理,做校长我们都有这个东西,我们不断地会遇到各种各样极端的东西,但你要相信按照中国思维,极端当中两种不同极端当中,一定有一个交集点或者一定有一个合适点,一定有一个让两方面都能勉强接受的、恰当的点,中庸之道就找这个点。因为不断地找这个点,所以世界能够保持基本的和谐,一种极端不再极端。这是农耕文明的一个智慧。农耕文明到现代,就变成了一个以自然为基础的,一个和谐思维,一个以自然为基础的和谐思维,这个思维肯定是当代世界一个最高水准。现在几十年的经验就这样,现在的情况已经证明都是这样,中华文明为什么历经千年成为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和这两点紧密有关,一个不远,一个不极端。不是说绝对不,至少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按照我们民族的主体思维,我们不;按照利玛多先生所说的,中华文化不支持中国人走极端,不支持中国人远征,就是这个思维。
&& &第二个,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第二个把握就是占地面积,占地面积决定了中华文化是一种气魄宏大的统一文化。占地面积多大呢?黄河流域八十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和其他文明相比,尼罗河、上尼罗河、下尼罗河加在一起,古埃及文明只有四万平方公里。两河流域,就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文明满打满算不会超过十万平方公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也就六七万平方公里。希腊文明的范围只有几千平方公里。简单的说,当时古代文明,所有文明总的地域加起来,只有中华文明的十五分之一,甚至于二十分之一。说明中华文明的体量极大,以前我们总想的是黄河文明,后来慢慢的挖掘知道长江文明也了不起。长江下游像是河姆渡、良诸文明、三星堆,哪一个挖出来不都是震惊中外,所以加在一起气魄宏大就这么来的。我们写文章经常是五湖四海、天下意识,动不动就是天下,为什么呢?中华文化气魄宏伟,所以最先考虑的总是五湖四海,一定是三山五岳。他不会仅仅考虑家门前那一点点东西。甚至也不像现在有的省和市一样,那么强调地域文化,中国文人不太会强调地域文化。好多地域文化明清时代的一些文人想出来,以前一定是茫茫九州,归于云际。大禹治水的时候,茫茫九州就是归于大禹的治下,都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二十世纪前期,德国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家马克斯威伯教授研究地理环境,我想我们在座研究文化学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马克斯威伯。我为了他曾专门到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去访问他。遗憾的是,他们社会系学习的学生已经不知道这位教授了。我觉得这个教授非常重要,他当时写过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地对中国进行了分析。他没到过中国,对中国的认识来自于对去过中国传教士的打听。但他对中国的认识,我觉得有好多都很精彩。马克斯威伯教授说过,中华文明因为是农耕文明,所以实际上就是长江黄河文明,长江黄河流遍中国那么多省,就凭这一点,中华帝国必须是统一的,不能被分离的,因为如果不统一的话,治水就没法治,如果治水没法治的话,那就要命了。上游要害下游太容易了。如果两个军阀,老百姓没那么坏,两个军阀有可能很坏,他上游要治下游不是很容易吗?乱来就是。所以马克斯威伯说,这两条大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动脉,就决定了中国非统一不可。任何军阀混战,目标都是由谁来统一,都没说过不统一,我们都不统一,我们就混着吧!从来没有人这么想过,想得就是我来统一,统一在我手上,统一是一个中心思维,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气魄宏伟的统一文明,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点。
马克斯威伯还说:“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一个字,而且据他所知,都是水作为边防的”。以此来鉴,他认为中华文化是一个统一的中华文化。这话很有意思,所以我有时候到某省,觉得他们过于强调他们那个角落文化的极端重要,是中国最好的,古代出了多少秀才、多少状元。我就反复用马克斯威伯的话说,中华文明的力量是统一的力量,中华文化的力量是统一的力量,中国最好的、最大的财富就是中华文明,而不是这个省、那个省的文明。我们有些所谓的文化人你能走就走,你去考秀才、考状元的时候,一定要从南方到北方来的,你如果考上以后做官了,那全中国的版图都是你有可能去认知的地方,没有地方界限,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就是统一的。孔子就被整个中国统一尊重。昨天晚上还有一个记者朋友问我,你对屈原的看法,为什么我不喜欢老说屈原是爱楚国的?屈原所在的楚国当然很可能被人家打过,也打过别人,但现在文化意义上不管被楚国打的,还是打败楚国的人民,都热爱屈原,这是个大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分割性的文明了。
这是中华文化的第二个特征,也是我们很好的传统,我认为是不错的传统,他有一种整体智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叫“气”,有“气”,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的国家虽然很精致,虽然很了不起,很文明,但是就缺少一股气。我试过很多次。几十年来,好多地方都哎!“余教授为什么不到我们这里来定居,或者到这来移民”,我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经过几百年的贫困,总有可能走向一个富裕,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南非或南美洲也会赶过去看,何况会发生在我的父母之邦。另外我觉得那些国家的“气”不够,这样一股气能够非常养人,能够捕一种我所熟悉的文化,如果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要是整天看到五湖四海,会感到非常奇怪,身心就会很不一致了。
&& 第三就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文化的血缘基础。基础不是全部,后来有好多血缘经过,但是基础是炎黄子孙。怎么说呢?大概在四五千年以前,中华民族终于从混沌的混荒大河文明时期进入到一个有序的文明时期,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就是黄帝。太遥远了,历史学家只能对他进行猜测。那我对他也只能猜测一下,尽管有很多争论,只能做些最简洁,最基本的猜测。不管怎么争论,有一点肯定,黄帝和炎帝,都是黄河流域的人。现在争论很大,从西说甘肃、从东说山东,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故乡,我看大体上只要是黄河流域就是了。因为有一段时间,二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有人说中华文明是从巴比伦传过来的,盘古就是个巴比伦人,黄帝也就是巴比伦过来的,有这么一种说法,很多我不讲名字,很多大学者都是这个观点。后来考古学家否定了这种说法,因为考古发现,我们是一个独立生长的文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点一点增长起来的,是和他们平行的文明,不需要他们传进来,我们自己很完整。因此我就说,黄帝、炎帝是黄河流域的人而不是巴比伦来的,至于他在黄河的哪一段,这个不重要,也很难准确,因为在原始社会他们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从种种迹象看,黄帝好像出生在河南的新郑县,新郑,新旧的新,郑州的郑。所以去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纪拜黄帝的大典,我做主持人,我有个判断,好像应该是那个地方,好多历史学家也这么认为,这个不再论。如果不同意也可以,因为也有好多学者认为他出生在陕西。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是当时中原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另外一个大部落的首领就是炎帝。我虽说炎黄子孙,但是当时黄帝和炎帝打的不可开交,他们两个都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但是你知道吗?两个都是文明的创造者,不要以小人的心肠去说他们王不见王,不是的,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思维,当我们小部落之间整天在没完没了厮杀的时候,大都会发出声音,王者何在?或者我们在《指环王》电影里边叫《王者归来》,这个王不是指黄帝,当时的王不追求个人的特权,能够领导大家防止自然灾害,能够领导大家保住文明底线的,这样杰出人物、杰出首领,黄帝觉得自己有这个本事。炎帝不一样,黄帝是骑在马背上的康泰英雄。炎帝严格讲起来,他是个农业发明家,很多农具都是在他领导下发明的。这两个打起来,一般说是黄帝会胜,炎帝会败。黄帝在战争、在版权大战中获胜,炎帝被杀。但是炎帝的部落被黄帝收编,血缘相同,因此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在我的一篇文章中,黄帝、炎帝打起来的时候,我们都共称炎黄子孙的后代,我们拉不住他们的衣袖。他们真的打起来,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他们血缘的继承者。其实还有个血缘一词,过去作为反面人物的蚩尤其实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创造者,但是黄帝要打败他太艰难了,打的千钧一发。所以打完以后,黄帝要在他的传播途径当中说明,我打的那么难的理由,基本上要把他妖魔化,因为他是妖魔所以我打不过,打了那么久。所以蚩尤一次就被妖魔化了。但说到底,他也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在古代他们互相内战,为打的方式,最后还是回到了黄帝的时代,他们的血缘继承、归并在一起。哪个人统治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血缘汇集在了一起。有黄帝的时代就经历了尧舜禹的时代。禹的后代开创了夏、商、周,开创夏是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我们现在是公元后二十一世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中国进入夏代,那是成熟文明,前面说的炎黄和尧舜禹是传说时代,正式的文明从夏开始,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真正事实的文字,可以看的清楚的文明,中华文明是四千两百年。如果炎黄归加在一起,我估计是五千年,炎黄基本上是个传说,但带有巨大的真实性。我们血缘系统确实是炎黄子孙,即使蚩尤的后代也是炎黄子孙的一部分,中华民族都待在一起。前不久大家可能在网上看到我一篇文章,我去年到贵州苗族一个山寨里,他们全村人都说是蚩尤的后代,打败后逃亡,没地方逃,然后又被人家追杀,尧也打我们,舜也打我们,禹也打我们,一路打我们怎么办呢?就逃到贵州山区里边躲,因此我们是蚩尤的后代。全村的人都很漂亮,男男女女都很漂亮。这就是对老祖先最好的回答,不仅过好了,而且过的很漂亮。蚩尤的后代在那里,中华民族就勾在一起了,一个大的民族。这是我们能够统一血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四句话,公元前五世纪前后,中华文化参与了人类智能的大奠基。这话有点复杂,人类有智能的大奠基。我们造楼不是有奠基吗?尤其智能的大奠基,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参与了,在不谋而合的情况下参与了,什么力量让中华民族参与了?不清楚,但是毫无疑问一起出现了,在世界各地一起出现了,人类从智慧上一起走向成熟。为什么他们一起出现,有什么证据呢?释迦摩尼比孔子大十四岁,孔子死后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十二岁,比庄子大十五岁,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最聪明的人几乎同时在这个地球上,后面再伟大、再聪明的人都是他们的学生。他们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还不清楚。前不久我和杨振宁先生在日本有个同台演讲,我跟他开玩笑说这只能由杨振宁先生来回答,为什么他们会同时出现?但只能告诉大家他们同时出现了,完成了一个有趣的分工。希腊方面思考人与物的关系,印度方面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方面思考人和人的关系。思考的结果不太一样,思考的结果是:希腊哲学家思考的是精神自由,印度哲学家思考的是灵魂解脱,中国哲学家思考的是社会管理。毫无疑问他们没有重复,小重复有,大重复没有,分工那么精确。那时我们可以说,人类成熟了。在这次人类成熟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没有缺席,这让我们很骄傲,没有缺席贡献很大。尽管当时没有互相交流,冥冥之中却有一种力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了。中华民族没有缺席,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孔子之外,中国其实还有一些极优秀的人物。我们现在复兴儒学,儒学很优秀。但是我们当中最值得骄傲的是百家争鸣,还有很多优秀的“家”,不要因为讲儒学,就认为其他“家”就不重要了。
写五千字《道德经》的老子就很重要,严格说他是孔子的老师,他没有学生也不需要学生,所以后来传播的力度不够。但是大家是否知道,在联合国统计的人类历史上,一种语文翻译成另外一种语文最多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纽约时报》公布,人类历史上十个最伟大的写作者第一名是老子,而且世界上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
我到欧洲访问的时候,他们承认我们诸子百家时代。他们认为其他都是思想辅导者,优秀的导师,但是真正称得上哲学家的只有一个――老子。这是西方哲学家承认中国有真正的哲学家叫老子,所以老子很重要,大家不要小看了。老子的《道德经》短短五千字,提炼了最高智慧,特别是他和庄子在说明人和自然关系的时候,尤其适合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生态文明的社会,特别强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不能太嚣张,自然的法则不可违背,这就是老子和庄子反复说的问题。这点要给予老子和庄子特殊的尊重。
我还曾写过一篇文章,可能大家在《新华文摘》上看到过,我写到墨子也很重要。他和儒家思想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儒家思想的“爱”,是以家庭之爱、亲情之爱出发的。墨子认为应该“兼爱”,天下的人你都应该爱,不仅爱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应该兼爱。当时,孟子的学生跟老子的学生辩论,说你们这个兼爱就不对,兼爱就是你把你的父亲等同于门外的陌生人,你禽兽。就这么吵起来了。但是我们平心而论,墨子的思维有一种特殊的崇高性,他认为世界上任何的人,都应该在我兼爱的范畴之内,“兼”就是兼职的兼,“兼爱”等于是博爱。他提出兼爱,提出非攻。因为是“兼爱”,所以他不希望诸侯邦国之间互打,他强调尚贤,又强调尚同。“尚贤”就是让聪明的人管理社会,“尚同”就是人和人之间要寻找更多相同的因素,而不要过多寻找不同的因素。我觉得墨子的这个思维很好。为什么我重视老子呢?因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与梁启超先生都认为诸子百家当中最值得当代人、中国人学习的是老子。所以我们也重视。我提这几句话不是说儒家不重要,我只是说我们中国人在面对公元前五世纪前后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讲一家。让我们骄傲的是百家争鸣,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智慧。所以纯粹的只讲儒家就觉得狭隘了,就显得狭隘了,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同意这点。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一个智能大奠基,人类的构成。
第五句话是秦汉帝国使中华文化获得了行政规范,这比较重要。文化,是天上飘的云、地下流的水,它那么的自由,美丽。遗憾的是它很容易飘走、流逝,不见踪影。世界上不知道出现过多少聪明人,在河边深思、在茅屋里边讲学,但谁也不知道,他们随风飘散。这个时候需要有帝国,有行政力量来选择自己民族的智慧,选择完后把他用行政的方式固定下来,他就成了一种民族文化。如果没有这个帝国,那就是飘散的云、流走的水,必须要有一个帝国的力量。文化人有时候非常不喜欢行政力量,但是在当时,文明还处于随时可能流散的状态时,这个行政力量就太重要了。所以世界几大文明不约而同地进入了帝国时代。最早是印度,进入了孔雀王朝。当孔雀王朝衰落以后,地球的东西方出现了两个帝国:东方的秦汉帝国和西方的罗马帝国。他们把东方和西方的文明用一种体制化、行政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固定有不好的代价,比如说死了很多人或者什么;但也有极好的代价,比如就前面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关于尚同思维。至少在秦汉帝国里边有规定,这么大的国家需要统一文字,需要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行户籍制。平心而论我们现在还在用,如果没有这些有文化人思考的成果,有行政力量固定下来,那这个民族文化的底盘不存在了。我们不能生在后代就说风凉话,自然会发生的很好,自然发展的不好,我走遍了世界,走了很多地方看到的古文字,没有人认识这些古文字。很多地方都这样,挖掘古文字,这是什么字?不认识,我们不认识,当地人也不认识。我在希腊的一个岛上,他们说这个字有可能一百年以后我们会猜出来,还等到一百年会猜出来,还有这样子的?就是都不认识。埃及的卢克索太阳神庙廊柱上的那些文字,象形文字。据说少数考古学家能认出一部分,也不是全部。至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基本能读懂,但是多数古文字老百姓完全不知道,这就是完全不能传播的文字。如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力量,中国的文字也会这样,中国历史就没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江苏被浙江打了,浙江如果赢了首先第一条灭你们的文字,接受我们浙江的文字。古代都是这样,世界各国都是这样,不仅是中国。因为首先要让你忘记你王朝的记忆,忘记记忆的最好方法是让你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就在整个文明上得服从了。当浙江把江苏的文字消灭了,认识这个字的老人家也被驱散了,这个老人家很快就死亡了,真的没人认识了,这个历史也就没了。
中国恰恰相反,统一文字以后,这种现象不能发生了。你消灭他的文字没用,你的文字就是我的文字,全中国只有一种文字,这种事情很精妙而且可以不断地留下来,留到现在。我在国外经常说,稍稍有点文言文知识的人,今天晚上读《论语》很像前天收到我乡下外公写给我的信,那么亲切。谁都不知道这已经是两千五百年前的文字了,这是个奇迹。这个奇迹如果没有行政力量加以规范,能做到吗?做不到。任何文人完全做不到,任何幻想都做不到。但是帝国就有这个办法。有一种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使一种民族文化,进入了行政规范,而这个规范有可能一直可以保持下去。规范可以保存,而文化的流动状态是无法稳定下来的,所以这个时候秦汉帝国让中华文化获得了行政规范,这一点我们不能小看。
我曾经在《青年月刊》里写过,我坐在尼罗河边的草丛里,突然对秦始皇产生了好感。我看到他们谁也不认识这些字的时候,秦始皇当然也做过一些,比如说残暴的事情,但是你感到一个大民族能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文化能够生生不息的话,所以我说在尼罗河边的草丛当中,突然对秦始皇产生好感,我指的是这样。当文字不了解,没了记忆,什么也不知道。
第六点,秦汉帝国连在一起,佛教的传入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开放互融、互相融合的文化,佛教的传入证明了这一点。你可以不相信佛教,但是你必须承认,佛教的传入是梁启超所说的,使中国成为亚洲的中国,使中华文化成为亚洲的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角。佛教的传入,证明中华文化有一种气度,而这个气度非常了不得。任何一个宗教通过他的传教士的努力都可以传入任何地方。但是往往有这个特点,如果那个地方文化浓度很高,就很难传入了,它具有排外性。如果那个地方没有文化,还处于原始时代,那很容易传入。中国的奇迹是,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的时候,中国的文化浓度已经很高了,诸子百家已经各自建立他们的思维体系。我们已经有完整的、自己的文化构架,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还能浩浩荡荡地传入,而且能够深入朝野,这是一个奇迹,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我们要重温。所以我对于现在宣传国学的朋友很感动。宣传国学的朋友,都说在宣传概念范围上有点搞不清的时候,你们不要过于绝对,比如我有的时候会问,你们有没有把佛教说成国学?佛教现在当然也中国化了,问题是许多基本的佛经文本还是梵文音译的,在梵文音译的情况下就是佛学,人家说起来总有点问题。但事实证明,几千年来,它是和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息与共,难分难离,互相滋养。甚至于直到后来朱熹、王阳明建立他们的理学和新学,都受到了佛学的重大影响。所以佛教传入证明了中华文化是一个开放互融的文化,这个开放的程度很大,已经有非常优秀的文化了,还是敞开胸怀,让它进来。
有三、四个皇帝曾经采取过抵制的措施,但很快他们的接班人又重新开放了。中国文化往往是进进出出,一会儿我进入儒家,一会儿进入佛家,一会儿进入道家。清代的雍正皇帝可以代表整个历代比较开明皇帝的思维,用儒家治国,用佛家治心,用道家治身体,他觉得全连在一起国家多好。基本上是多元并举,中国的特点是这样。不仅国家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谁也不排斥。这是中华文化非常好的排放互融的态势。从祖先就已经这样了,我们现在不必过于极端地排外。
第七条,我觉得非常重要,特别是我刚才走过图书馆六朝遗迹到达这个讲台的时候。这一点需要专门说一说魏晋南北朝,使中华文化获得了空前的自觉和空前的外援。魏晋南北朝好像我们说的乱世,其实不是,乱世是乱世,这个对中国文化来说太重要了。谁如果没有认真地研究魏晋南北朝,我相信他就很难真正地研究中国文化。鲁迅说文的自觉在魏晋南北朝,文章的“文”。我想我们在座的书画家们都知道,王羲之是这个朝代产生的。他们获得了作为书法家的自觉,但是李斯在泰山刻临文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作为一个书法家的自觉,只是觉得这个官员字写得比较好,没有作为书法家的自觉。书法家的自觉始于魏晋南北朝,所有的各行各业都自觉了,我是音乐家,我是书法家,我是舞蹈家,我是写文章的人,我是写诗的,我是写理论的,理论的有《文心雕龙》这完全是自觉,都自觉了。因此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人。我前不久写过一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章,魏晋南北朝尽管打得没完没了,比如像三国、我们还看到了华佗在行医、看到王羲之在写字、看到了竹林七贤在高谈阔论,觉得这个朝代非常可爱。而且我们似乎就看到了陶渊明躲在自己的院子里,在写那些不朽的诗文。他的评论眼光和政治评判和历史学家不太一样,我们会爱上那个朝代,尽管从政治上说挺乱的,政权不够统一。但是政权不够统一对文化来说,很难用政治要求来评判。我们觉得这个朝代建立了什么学,我们看到了魏晋时期建立的一个响亮、悲壮的文化人,一个个站立在那儿,了不起,他看到了,让我们永远怀念的陶渊明,他建立了精神的此岸世界,他的那个一定要回去的荒芜田园,田园荒芜了,回去吧这个田园,这是他的此岸世界;又看他建立的彼岸世界,那就是桃花源。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朝代,我很喜欢它。它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巨大的气场所在。得之气,就能够得中华文化之气,因为前面诸子百家有好多还没有获得的审美形态,结果有的文章也写得很美,但还没有获得整体的审美形态。秦汉王朝,忙忙碌碌、建功立业,也有很多文化成果,比如司马迁写史记,这就不得了。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治乱了,文化反而治理了。文化的眼光和政治眼光不一样,政治眼光看是三个国家打来打去。但从文化眼光看,曹操赢不赢不去管他,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大诗人,一个一流的诗人。我曾经评过中国古代政治人物当中,诗写的最好的人大概他是一个,当然还有一个不争气的皇帝李煜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他也是一个,两个人是最好的。其次是他的儿子曹丕也不错。魏晋南北朝都自觉了,但是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一个事情,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人物,这个人物是鲜卑族一个年轻的帝王,他是鲜卑族拓跋氏的首领,所以我们叫他拓跋宏,宏大的宏,拓跋宏。在中国的纪年当中叫做北魏孝文帝,孝,忠孝结义的孝,文章的文,帝,皇帝的帝,他是个皇帝,他只活了32岁,其实他真正掌权只有8年,因为他的祖母活的时间比较长,一直掌握着朝政。在这8年当中,他做出了一个及其重要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决策,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是一种我们陌生的、优秀的文化记忆,我们已经陌生了,但是我们必须记忆。
我们前面说到秦汉帝王的时候,大家知道汉武帝,他一生就在打仗。在他之前,我们中国边疆的匈奴老在欺负我们。匈奴欺负我们的时候,汉朝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方法,嫁一个女孩子出去叫和亲,而且说这个女孩子是公主,嫁出去的极少是真正的公主。汉武帝上台以后觉得这件事情屈辱。他年纪小觉得一定要改变过来,改变的方法就是打。汉武帝当政64年,62年都在打仗。马背上的帝王,这个帝王很值得我们记忆。在他手下出现了霍去病、卫青这样值得我们记忆的大将,然后把匈奴真的赶走了。汉武帝厉害在于使我们北部边疆变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很清晰了。但是你知道吗?连续打了60几年,匈奴虽然被瓦解了,但是汉朝也疲惫了。这时候在大兴安岭,有一个小小的刚脱离原始社会的民族叫鲜卑族乘虚而入,一方已瓦解,一方已经疲惫,鲜卑族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它快速地取得了胜利,在那个时代,马背上的民族是很容易取得胜利的。胜利以后,这个民族就受到了考验。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打猎的,统治了辽阔的北中国,北中国是农业,农耕文明。如果按照我们的方法统治他们,那只能是叫他们废耕还木,就是耕地不要了,回到打猎的时代,辽阔的黄河流域都打猎了,没有地了,这是一个选择。这样我领导得了他们。如果这样倒退,你如果要有效地让他们保持农耕文明,也有效地领导他们,那首先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整个统治集团要接受农耕文明。这就很难。因为农耕文明要有均田法、有税赋法,一整套东西,你能接受吗?你必须接受,否则你不是有效的统治者。所以鲜卑族的拓跋宏在短短的8年和稍长的时间里,做出了一系列让我们今天听起来都大吃一惊的决定。这就发生在和南京有关的朝代了,非常重要。第一个决定,鲜卑族统治者从此不准讲鲜卑话,全部讲汉话,30岁以上的人,改不过来,偶尔讲讲,当场呵斥,当场骂他,批评他。30岁以下的官员如果还讲鲜卑话,当场撤职。第一个就是废除鲜卑话。第二条,不准再穿鲜卑服,全部穿汉服。第三条,把首都从今天的山西大同搬到河南洛阳,就更接近汉族文明。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有一个鲜卑族的官穿着鲜卑服,他马上把洛阳的市长叫来,这怎么回事?而且说这个事情要记入我们国家的历史,几月几号什么人,还在穿鲜卑服。然后所有鲜卑族的人,填写档案的时候不能把自己的籍贯写成是大兴安岭南麓的一个什么地方,写河南洛阳。你的家乡也变了。最后一条,鲜卑族的贵族要和汉族通婚。大家知道吗?这个按照他们胜利者的群体来说,简直恨死他了,你这怎么把我们胜利变成失败了。我们不是胜利了吗?所以无数的暗杀,无数的拍桌子争论都发生了,但是他坚持,坚持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结果是非常惊人的,我用文化的角度来说,前面说的是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个汉族,文化很不错,但是它的气不太有了。秦始皇很短暂,汉武帝不是打了一辈子仗,在文化上的气不太有了。他曾经讲过独尊儒术,但也做不到,他也说,也做不到,其他书都在进行,气没有了。魏晋南北朝非常好。曹操主要消费在战争中,对文化他也不太可能投入,下面都是生命力不是很强的人,比如魏晋名士,比如王羲之、陶渊明,都了不起,但他们的生命力不强,无法由这些人来建设一个唐朝。到唐朝还缺少一股气,这个气必须来自于北方的原野,必须来自于马背上的民族。所以这个孝文帝虽然让他的民族汉化了,但是他没想到,他们的浩荡之气没有丢掉。他可以丢掉他的语言,可以丢掉他的服装,可以丢掉他的籍贯,丢掉他的姓氏,没有丢掉的是他的生命力,是他们的浩荡志气,没有丢掉的是他们的血缘。他浩荡地融入了汉文化。当隋唐的时候,一股气又出现了,而仔细一问,隋炀帝的妈妈是鲜卑人。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鲜卑人,唐太宗的妻子是鲜卑人,到了唐高宗的时候,他的血缘3/4是鲜卑人,1/4是汉族人。不要小看鲜卑人,连长安城的设计师,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设计师之一余文凯也是鲜卑人,在汉化的过程中,他也强化,而且他投入了一个盛大的、文明盛典的构建,是对唐王朝的构建。如果没有这个少数民族血液的进入,按照汉族的文化建立一个唐王朝还缺少力量。我们在黄河岸边,在牛车上,坐着给各个国家讲道,这当然很不错,但是还缺少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气派,这种气派通过鲜卑族进来了,而且更重要的是,鲜卑人说反正我自己没有文化,我既然做了汉族的学生,做了汉文化的学生,那我也可以做一切文化的学生,大家看看陕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他一方面崇拜汉文化,一方面把佛教文化大幅度的引入。但是我们到陕西的云冈石窟感到非常奇怪,北魏的石窟怎么有希腊的廊柱,怎么他们的雕塑是古罗马的雕塑,佛像高鼻子,深眼沟,怎么回事?原来在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把希腊和罗马的文化,特别是希腊文化带入了印度,产生了剑婆馐俏颐撬醒芯糠鸾痰耐哦右帐跫矣Ω弥赖模F囊帐跷业故侨ス诎突固梗衷诮刑┨叵@桓龀鞘欣锩媸墙F闹行牡兀歉龅胤奖纠捶鸾袒姑挥薪虢F贝氖焙颍挥蟹鹣瘢鸾痰募湍钗镏饕欠鹚⒘āH缓笥辛讼@暗囊帐踅胍院螅嫉袼芊鹣瘢曳鹣竦袼苡胂@暗袼芤谎阅愕缴挛鞔笸箍梢钥吹剑际窍@暗袼艿难樱戎际窍@暗模飧鼍褪切⑽牡墼诎莺何幕Φ氖焙颍卑萘擞《任幕拖@拔幕Γ缘笔笔澜缟献钗按蟮募父鑫幕褪呛何幕⒂《任幕拖@拔幕黄鸲荚诒敝泄系氖焙颍桓鑫按蟮奶拼鸵鱿至恕N按蟮奶拼欢ㄒ卸嘀治幕鱿郑馐撬赐瓿傻模渴且桓隹瓷先ゲ惶形幕拿褡謇赐瓿傻摹>拖裎颐窃诖笱Щ蜓芯克铮枚嘧叶嫉赂咄兀嵌疾辉敢饨患剩约阂脖冉像娉郑惶敢馇萌思颐牛思掖虻缁埃蝗焕戳艘桓瞿昵崛耍约悍凑裁挥形幕菡飧鑫Γ菽歉鑫Γ阉抢谝黄穑黄鹎肟停黄鸪苑梗堑墓叵狄踩岷土耍诨谝黄穑飧鋈司褪潜蔽旱男⑽牡郏32岁,他把所有的文化组合在一起,热热闹闹的通达到了唐朝的大门。
&& &我们现在还能够在长白山的山路找到鲜卑族的一个山洞,叫嘎仙洞,我曾经写过篇文章《从这个山洞到大同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这是走向大唐的几扇石门,一扇一扇进来,然后真的进入了大唐。这个是值得我们记忆的。魏晋南北朝有两件事情值得记忆:一个是所有的文化门类都获得了自觉,第二个是由一个少数民族以朝拜世界上各种伟大文化的学生的身份,使这些文化得到了空前的组合,营造了大唐,这是北魏发生的事,也是六朝发生的事,这是一个永远值得记忆的朝代!当时,佛教文化不仅是种信仰,首先是异域文化,而这种文化里又带着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南朝多少尘事都在烟雨中了,指的是这儿。北朝的事就更多。
这是第七个需要大家记住的魏晋南北朝,非常重要。
第八个,其实我已经讲到边缘了。在讲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时必须讲到这个问题,公元七、八、九世纪,三个世纪,中华文化是人类文化的致高点。这话没有任何的极端民族主义,我想外国人也很难反驳我,我在美国也这样说,公元七、八、九世纪,中华文化是全人类文化的致高点。这个原因何在呢?
当时地球上在公元以后有两个王朝。东边是秦汉王朝,西边是罗马王朝。或者说东边是秦汉帝国,西边是罗马帝国。两个帝国,是帝国都会遇到同样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遇到了北方蛮族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匈奴是北方蛮族,被汉武帝打败了,鲜卑族也是北方蛮族,到是被中国战略了,罗马王朝也遇到了北方蛮族,当时的北方蛮族还是日尔曼民族,当时是蛮族,把罗马打败了。所以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灭亡。西罗马帝国灭亡了,最后一个皇帝叫罗慕卢斯,我们不知道他任何史料,只知道他在宫廷里喜欢养鸡,所以有一个艺术家叫帝诺马特丽专门以罗慕卢斯写过一个戏《最后一个帝王养鸡的故事》,非常好看。
罗马帝国灭亡了,在中国正好相反。在东方,两个帝国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命运,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灭亡,在这儿,秦汉帝国被北方蛮族强化,他带着他的血缘,带着他的豪气,带着他的谦虚,那么大的气魄,强化了中华民族、强化了中华文化。罗马文化被北方蛮族消灭,中华文化被北方蛮族强化,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走向,于是在公元476年之后,欧洲进入了漫长的中世纪,那时很黑暗,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最辉煌的繁荣时期――唐朝的出现。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这里我要讲讲唐朝。
我们过去说唐朝的时候缺少世界坐标,就我们这个历史时代说历史,把唐朝和汉朝、宋朝比是不够的,唐朝的重要性在于什么呢?为什么以世界眼光来比呢?大家设想一下,罗马已经很辉煌,我们读了多少古罗马的故事,罗马是辉煌的,但是罗马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他的人口不到5万,唐朝的长安城内100万,城外100万。我们不说城外就讲城内100万人,区别就非常大了。那么罗马已经出局,当时世界上能够讨论的只有三座城市,除了长安之外还有两座,一座是现在伊拉克的巴格达,当时是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另外一座就是郡士丹丁堡,就是伊斯坦布尔,郡士丹丁堡是当时东西方文化的结合点,但是这两个城市加在一起面积还不到长安城的1/2。而且他们几乎都是封闭的军国主义文明。文化上的封闭,军事上扩张,基本上属于这样的文明。唐代的长安实在是太厉害了,我们作为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可能还不太多,我们在说中华文化传统的时候,如果不了解唐代是遗憾的,因为唐代太惊人了。
唐代尽管有边患,边界也有一些战争,但我们不能纯粹从这个问题上看,我们现在不是说哪个城市的幸福指数吗?就幸福指数用现在的词汇来说,唐代肯定是最高的。唐代的生活就是:通过丝绸之路拥有各种文明的大汇合,里面走着各种各样的人,70几个国家的使团在里面,3万多个外国留学生,仅日本留学生就有1万多,然后可以随意用古罗马的银币跟拜占廷的金币,长安的建筑风尚是拜占廷式建筑,有钱人家已经开用黑人做仆人,看的是印度杂技,用的是罗马壁塑,吃的是阿拉伯面食,里面大量的酒吧叫胡烤瓢桑烤褪桥直叱勺郑烤瓢桑锩嬷饕姆裨倍祭醋灾醒恰N颐窃诶畎椎氖锩妫诤枚嗵拼说氖锒伎梢钥吹玫健<仁乖诎彩分液螅毡驹谡舛叵囊桓龊蜕械娜占抢锟吹剑撼ぐ捕忻磐獾囊怀』鹪郑碧焱砩暇蜕盏袅2000多间店铺,这个东市还不是长安最大的市场,是在朝门之外的2000多家店铺被火烧掉了,可见当时的繁华程度。流行波斯的风尚,波斯已经被蒙古,被阿拉伯占领,波斯的贵族都逃到了长安,本来我们汉族的服装是宽大的,波斯的服装是紧身的、窄袖的,女孩是低胸的,都是穿这样的服装,而且经常轮换。更惊人的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在长安都有落脚深根的地盘,哪怕是在本国中已经灭亡的宗教长安都有,比如在波斯灭亡之前,波斯最早有一种摩尼教,摩尼教后来被他们的拜火教灭了,拜火教成为国教,摩尼也被杀了,再往后阿拉伯入侵又把拜火教灭了。奇怪的是,摩尼教也有他们的教堂,拜火教也有他们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教堂也很多,佛教就更不要说了,都有。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上说过,一个伟大的首都并不看它接待多少高贵的国宾,要看他收留多少精神的流浪者。即使在自己的国家已经失去根基,他也在这儿有自己的孤岛,伟大的首都是好多精神孤岛所最组成的群岛,长安在古代历史上肯定首屈一指,如果把现代加起来,建立文化大市的话,现代巴黎和纽约有这个意思。但遗憾的是纽约永远缺少诗意,而长安是充满了诗人,长安的等级非常高,长安是很值得怀念的一个时代,一个城市。
我们在座的朋友可能去过埃及南部洛克索的太阳神庙,在那里讲解员会用英文说:“这儿是古代大城市底比斯的所在,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当然,除了长安。”他必须说,长安是不可不说的,不能比在一起,因为不可比,长安太伟大。它的开放决定了它的伟大,而它的伟大又把中华文明全部释放出来。通过诗的方式,释放出中华文化本来应该有的能量,这是令人骄傲的。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长安并不提倡国学,整个唐代都不太提倡,它是所有的,因为提倡的时候往往是不太好的时候,我这个话没有一点讽刺的意义,我觉得现在有好多提倡国学的朋友,很让我感动。我反对讲,但是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它是一个开放的城市,许许多多宗教都可以有,而唐代的皇帝,比如他对国学也很尊重,对儒学也很尊重,但是他对佛教,对唐僧,玄奘取经回来,唐太宗主要信奉的是道教,但是他还是认真的去迎接,而且要请玄奘把取来的经放在长安城外展览,还要在洛阳见玄奘,请他有没有可能还俗出任一个国家的高官等等,他非常的恭敬,而且从此这个皇帝见到了玄奘每次都叫老师。他对佛教也很好,对道教也很好,对儒教也很好。他始终认为多元并存,它并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非常简单化的、带有某种强制性的国家哲学。汉武帝想建立,汉朝整天在打仗,根本没有做到,大家都发展,每个都发展的很好。但是真正的独尊武术其实是在明代,宋代朱熹以后,明代有过,但前面轰轰烈烈的时代好象都没有。所以唐朝是中华文化骄傲的一个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世纪。直到现在讲中华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应该不断的温习,从魏晋南北朝到唐朝的文化,这是非常大的关键,其它朝代当然也不错,但是我有时候感到有一点遗憾,我们年轻人由于电视剧的原因,把中华文化的中心限定在清朝,这好象有点搞错了。尽管那些,我一点不反对,这个电视剧也写的很好,电视剧好多还是我的朋友做的,也写的很好,但问题是千万不要产生这个误会,中华文化的核心点是在康熙乾隆,这有点搞错了,还要再前面一点,唐朝是最灿烂的,唐朝以后,我必须说,宋朝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唐朝像个瀑布,全部承接这个瀑布的是谁?宋朝,宋朝文化值得我们注意。
公元七、八、九世纪,值得我们注意,十世纪,宋朝的时候,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文化的创造,我们国画院当时是朝廷的画苑,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如火如荼,水平也达到极度惊讶的地步,书法在宋朝非常值得一提。在经历过唐代灿烂辉煌的唐诗时代以后,宋词也出现了,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诗里还出现了一个了不起的诗人陆游。陆游的诗可以和唐诗相媲美,只不过时代不一样。宋朝可以,为什么呢?前两天我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空》专门讲了宋朝,我们对宋朝产生了误会,这个误会是什么?这个误会是对的,但是这个误会被强调了,我们说宋朝很糟糕,我们对这个朝代印象不好,印象不好在于好多小说和戏曲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印象,把我们岳飞杀了,宋江,林冲都活不下去了都逼上梁山了,这个朝代能好吗?你看那个杨门女将都是一些女人在保卫北国边疆,一个老太太年纪那么大,做总指挥这个国家会好吗?打的没完没了,一会儿逃,皇帝都给人家抢走了,这个国家会好吗?
我们想的里面好多是真的,除了北部边疆被羽西给保卫是假的之外,其它都是真的。打仗打的过程是真的,但是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文化为主的民族,打不过游牧民是非常合理的。成吉思汗打欧洲、亚洲、快要到非洲,哪个国家打得过?是宋朝打不过,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打得过它?谁打过它了?因为成吉思汗的那种军事行动方式和他的气魄,他的行为很难阻止的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以农耕文明为主,打不过,按照我们后代想象看,那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完全是没办法,我们当时在钓鱼山,在重庆还抗了36年,36年抵抗把成吉思汗的后代蒙格汗用一个石头把他砸到死了以后,蒙古军产生了争权夺利,结果结束了欧洲和非洲的战事,我看到埃及皇帝的笔记,他们在中国那边出事了,所以他们回兵了,那个皇帝已经准备好了投降。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所以还是抵抗了,抵抗了36年,一个叫余剑,我们姓余的那个祖先,余剑那个老将抵抗了30几年,36年那还是不容易的,不能怪宋朝,宋朝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我需要说说。
就是文化的地位最高。宋朝的文化地位空前绝后,当然和皇帝的爱好有关,宋太祖赵匡胤上任的第一天就在太庙立下铁卷,本朝不迫害任何一个敢于提不同意见的文官,严格说起来他真的没有杀过一个文官。岳飞被杀因为不是文官,这是一个历史学家讲的。待遇至高,去看看历史书,宋代的文化人、文化官员、文臣的待遇之高是空前绝后,这使宋朝后来国库就比较空了,就是待遇太高了。他真是让文人通过科举考试来做官,唐朝也是,唐朝也是科举考试,当时有推荐制度,宋朝不能推荐,因为推荐出来很多都是贵族子弟,不能推荐就从寒门直接考,所以大量寒门子弟进入了上层构架,进入上层构架以后,真真实实的让他做官,而且特别叫真正的文化大师做官,你知道宋朝做宰相的是谁?名字报出来吓一跳,如果没有宰相,他在文化史上也是第一流的: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这些人都做了宰相,不是做一般的文联主席啊,都是做了宰相。就是做一个非常大的行政官员,这就了不得,宋朝这一点是可爱。所以我们对宋朝,好象有一点误会,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些麻烦事是一直存在。我们从文化的角度看,他开创了中国文化地位最高的一个时代,而且文化创作的成果也非常的丰富,否则像辛弃疾、陆游为什么一辈子要保卫国家呢?因为这个国家还可以。如果实在是非常不可爱,他们怎么会有如此大的热忱呢?因为国家比较可爱,所以宋朝,我想有的时候会成为一个被我们误读了的朝代,有点误读了,还是蛮可爱的。他是一个文化大收获的季节,明清两个朝,他的文化专制制度造成了中华文化的衰弱,文化专制制度就是朱元璋一来,宋朝为什么那么不行?太宽松了,文人地位太高了,宰相搞来搞去,都是文化人在折腾,所以他就收权,而这些文化专制,从朱元璋开始到清朝的皇帝实现文字狱,文字狱这一件事情是非常糟糕的事,朱元璋做过和尚,只要里面听到生产的生字,说这个是不是和唐僧的僧是同音,是不是在讽刺我?杀头!谁不会写到生产的生这个字呢?然后到清朝更是这样了。明月清风都不能讲了,明月讲的是明朝,清风讲的是清朝,你在讽刺谁?谁写诗不会写道明月清风呢?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文字狱制度,文字狱制度主要是威胁这些知识分子,我认为是威胁知识分子,他也知道你们没有这个心,但是这个就可以威胁你,清朝当然是更糟糕的,科惨案,不是用科举制度来选拔国家的各级领导,所有中国的想做仕途的男性,范围再广一点,想摆脱农耕生活的男性,唯一的一条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考科举。要选全国最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做考官,清王朝就用科惨案迫害这批考官,考官是中国当时文化程度最高的知识分子,哪怕有一点作弊的嫌疑,就可能诛九族,我们看到的科惨案太严酷。说你的外孙的一个远方的什么人来考,你没报告,你是考官,杀头。因为你有了作弊的嫌疑,不杀头,流放到那儿?流放到宁古塔,宁古塔是黑龙江的宁安县,流放的人本来都是大知识分子家的家庭,都是像林黛玉这样的小姐,带着手铐脚镣走几千里路,7/10在半途上死了,到了宁古塔那儿做劳役,在那儿守石灰,做放牧人的奴隶,那都是一代学者,一代大学者,这是很可怜的,这些人很了不起。当他们摆脱了前几年的困苦之后,如果活下来的话,他的文化使命感又产生,在北方把榆树皮刮下来,用自己的记忆写出论语里面的句子教育当地牧民的孩子,所以后来张太严先生说,为什么东北开发的时间不比西北早?他们的文明程度比较高啊?就是这批流放者起了文化奠基作用,这让我们很感动,就是这批从我们这儿出去的,从南京、从安徽,桐城这一带,从我们浙江这一带出去的这批人,种下了东北文化的种子,这文化了不得,总体说明清两代,文化始终是衰落的,幸好还有一些不错的小说和戏曲。其他东西有点衰落,这个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艺术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有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传统,我用十句话概括了这个过程当中的优秀,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就知道,讲究什么性,一讲等于没讲,我这么讲下来大家感到很实在,因为我用历史的证据来证明它是这样的,但是我后面必须讲几点。
就在我们开始不太闲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曾经出现过一副目光,谁也不知道他来过,但是它真的来了,这个人叫马可波罗。他认真的走,认真的看,看了以后回去,回去以后写了一本书叫《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欧洲起了巨大的影响。欧洲在我们非常繁华的时候,他们处在黑暗的中世纪,这个时候醒来,醒来的原因各种各样,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去目光是一个重大的刺激因素。这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们黑暗了整整一千年,我们这儿辉煌了一千年,太辉煌了,他们太黑暗,他们黑暗到什么程度?我到西班牙的多连图,他们原来的首都不在马德里,光这个城市宗教迫害就死了40万人,就是随口一句话,可能不太符合他们的经典,只要隔壁邻居举报马上就活刑烧掉,这样的人就有40万。一个城市,在这里是非常黑暗的时期,这和唐朝没法比,和宋朝完全没法比,但是它终于醒来了,醒来是由于14世纪,比如文艺复兴,由于工业革命,由于启蒙运动,由于宗教改革等等,其中非常重要的催化剂是马可波罗的目光,马可波罗的目光使他们开始了航海,而航海又建立了天文学和其他的学问,造船业起来了,触动了全方位的改革,他们航海的目的是在寻找马可波罗……
明代陷入了文化传记主义,远方发生的一切,我们这儿不知道,所以这就牵涉到时代性的问题,我们在时代性上开始落后了,什么时候落后的?明代开始落后的。在宋代我们其实还是挺骄傲的,当时人不骄傲,但是我们回想起来挺骄傲。但是到明代就开始落后了,我们有一点落后于时代了。朱元璋开始封闭,尽管当时国家力量其实不弱,我们中华文明一些优秀的力量,比如中庸之道都在发挥作用,但是还是处于一种封闭状态。发展也在发展,你说完全不发展也不对,所以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欧洲相比,在时代性的问题上我们有这么几个差距,供大家参考。明代以后,第一个我们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这是从明代开始和欧洲显现的巨大的区别。欧洲的文艺复兴主干是什么呢?是让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和拉斐尔的画在公共空间里边展出。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就放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他每天雕塑,市民每天评价就造成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全体市民一起参与对古文化的一种认知。中国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发生过公共空间的集体认知。这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我们也有艺术品,主要是皇家收藏,老百姓收藏,世界收藏,公共空间没这个概念。博物馆是后来的事情,没有公共空间这一说,但是他们就开始建立公共空间,这很重要。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旅游者到国外随地吐痰、高声喧哗,没有道德,我老是给他们辩论,我说这不是没有道德,内地的妇女在这儿随地吐痰,但很可能在那儿收养了两个孤儿,很难说她没有道德,她只不过对公共空间缺少认知。我不是袒护我的同胞,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老百姓到现在对公共空间还是不太了解。现在遇到的官员遇到好多麻烦问题,也是公共空间方面的问题。好多这样的例子,这是中国文化的缺陷,历史上就有缺陷。因为我们中国文化有两个庭,要么家庭,要么朝廷。对家庭是孝,对朝廷是忠,忠孝就两全了。其实朝廷和家庭之间还有辽阔的公共空间,我们的文化未予足够关注。空的有天下,这天下是公共空间吧,就没有具体关注,是个整体概念。当县官出门,两块牌子肃静、回避,把公共空间变成了私人空间,或者变成了官场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我们落后于西方的第一点,在时代上这个时候脱节了。就市民社会和近代社会建立公共空间的觉醒,我们这一点真没做到。在明代、清都没有做到,这个就落后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事情落后是这一点,不是我们一般的所说的制度、体制,我不同意,我认为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就强有力地提出了这一点――公共空间学说。中国这一点非常值得关照,直到现在为止普通老百姓的品德还是有这个问题,作为朋友他很好,一起出去在飞机上不认识的时候,他大声地讲话,那些动作都是不可容忍的。这就是中国人的世界形象,就是公共空间缺少认知。我相信以后会解决。
第二个,中国在时代性上就是在明代以后,时代性上的弊病由于公共空间的失落在时代前面的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行为本位,这话有点复杂。就是我自己该做什么不知道,知识分子不知道,失去了自己的行为本位,因为对公共空间缺少了解。近代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一肚子学问给皇帝说话。近代的知识分子需要对公共空间发言,但是这一点,明清时代的知识分子不知道。明清时代的知识分子,像李光地这些人有过一些总结,这个总结很有趣说,中国明清时代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这样,平常在高谈阔论,哪一天国破家亡的时候,站出来做一个民族英雄,但这一天老等不来。等真等来的时候,按照他们的主义国破家亡更快。这是当时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好多知识分子都发现这个问题了,平常他无法做有利于公共空间的任何事情,他在那儿说话,连同一个村子的老百姓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也不知道同一个村庄的老百姓怎么过日子,他都不知道。几个村子专门空谈,等什么呢?就等待国破家亡,出来报效君王。好几个知识分子都这样,但是他一旦出来,君王听他的话更惨,因为他完全没有自为能力。这是中国明清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所以当知识分子失去了他的本位。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呢?这就是时代性了,这里我需要讲康德讲过的一句话,康德是德国的一个大哲学家,也是我特别尊重的。他认为欧洲的知识分子及其优秀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也希望来说明我们明清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康德这样说:“知识分子的特点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句话很短。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比较缺少的。现在可能还会有传媒对于有些知识分子在电视里讲话就开始感到不舒服,其实这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就是知识分子要发言的地方。这是知识分子他的本质所在。他的使命就是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在公共空间敢于对国家、对社会、对民族的利益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表达意见的时候,一个是公共空间,不要拒绝传媒,不要拒绝新闻,甚至于我多次讲过也不要拒绝。有的时候让你担任一些行政官员,你也不要拒绝。因为你用公共空间试练一下你的本事。还有一个运用理性。什么叫运用理性呢?不要太情绪化。当整个社会都情绪化的时候,知识分子是清醒的。那我们中国相反了。社会倒没什么,知识分子先已经情绪化了,往往是这样,先已经烧得很烫、很热了,然后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些文人能够清醒下来,成了个大问题。其实我昨天还在说到文化是社会的定力。整个社会都糊涂了,文化没糊涂,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理性两个字也非常重要。它的关键词第一个当然是公共空间,第二个是理性,第三是勇于,要有这个勇气。德国哲学家罗素对中国人有一个非常让我们不愉快的评价,但是他的评价很善良,“中国胆子比较小,不够勇敢”。就是用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那么什么叫做我们知识分子要运用理性呢?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比较陌生,这个我需要说说,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指的是什么?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一定不愿意参与,实际上非常重要。我举两个例子,我在《行者无疆》里曾经写到过一个例子,为什么在晚上,在路口有红灯我们也不能穿过去,晚上完全没车,红灯亮了也不能穿过去。德国的知识分子是这么做解释的:所有的交通事故,量最多的还是孩子,孩子的交通规则课堂是在自己家的窗口。他们在窗口看街道里人们怎么活动,就知道自己该怎么活动,他们是真实的课堂,老师怎么讲他们听不进去。那么虽然晚上没有车过,但是你怎么保证,四角路口的四边楼里,没有一个窗口有孩子在观看。这出现了一个悖论,就是当你安全地穿过了红灯的话,你给孩子上的是一堂反面的课程。如果要正面课的话,你必须要出车祸,才是一堂正面的课堂。但这正面的课的代价太大了。所以得出个结论,即使没有车,为了你不知道的窗口后面的孩子,你也不能闯红灯,这就叫欧洲的知识分子理性。就是这样推演的,大家理解我这个意思吗?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动脑筋,非常严密地逻辑,还有电梯里为什么要装一个镜子,按照一般说法我要梳头,为了可能把空间的面积感觉到大一点,但是按照正常的理性是,你讲出一个理由它是不可替代的,也就是说残疾人的轮椅进入电梯以后,它是不能打转的,残疾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到16楼、17楼,他只能看镜子,看了镜子以后,他才能操纵后退的阀门往后退,镜子是为他,这是不可更改的。这就是公共空间的理性,大家理解吗?不完全是社会管理学者想的,是知识分子要想的。我们的知识分子想的完全不是这个,想到的往往是一个歌星怎么回事,一次绯闻怎么回事?很愤怒,大家吵来吵去的。完全没有在想这些东西,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明清以来都有这个问题。平常讲空话,等待国破家亡,国破家亡以后让他们出来,国破家亡更快。那么现在当然是大好时代,根本不存在国破家亡,那干什么呢?不知道干什么。能画画的在画画,能写字的写字。那画画也画不好,写字也写不好,那干吗呢?他的书也卖不掉,那干吗呢?就不知道了。实际上知识分子还是在做这件事,否则我不做知识分子,我做实实在在别的人,实实在在地找个活。是知识分子,就要在公共空间运用理性给大家看,这是非常重要的。传媒的朋友对公共空间所担负的责任更大。这一点遗憾的是,我们的传媒很多都还没有做到,都陷落在一些比较低级的趣味里,低级和亚低级的趣味里。这严格地降低地了我们整个社会的理性水平。这个理性水平降温了,我们的文化程度也很难高。
最后,在明清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的文化遇到了大问题。和西方的文化相比,我们的文化突然缺少了创新能力。曹雪芹写出《红楼梦》当然是大创新,整体上这个气氛,这个社会已经不鼓励创新了。曹雪芹写出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也没有人鼓励他的创新,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不鼓励创新的时代。唐王朝的时候,李白刚写出一首诗,当时没有传媒,整个长安传开了,整个中国传开了,这个情景完全不一样,所有的人都等待这几个创新的艺术家口边的任何一点一滴的创造,这是一个可爱的朝代。在宋代也是,哪一个书法家,哪一个画家有新的作品出来,很大的范围都会知道。但是明清两代不是这样的。这是个不鼓励创新的时代。话又说回来,确实我们的遗产够丰厚,我们的历史够悠久,我们不创新也有饭吃。但是世界已经改变,世界已经开始进入近代,中国的时代性在这个意义上就落后了。所以我们国家现在提出自主创新,创新非常重要,这一点肯定落后了。我在凤凰卫视做欧洲之旅,一开始走的叫做千禧之旅,后来做欧洲之旅的时候,我在法国里昂的一个桥洞边,发表了一段谈话,我刚刚看了里昂这个市的一个小小的工业博览会,这个所谓的博览会很小,是他们里昂从19世纪到20世纪以来对人类做出的一种贡献就有十几项。改变人类的,比如纺织机械、电影、热气球飞行,都是改变整个人类的现代生态,即使这样到19世纪末的时候,法国朝野都认为法国缺乏创新意识,赶不上美国,赶不上德国。法国还在骂自己。所以我站在这儿突然感觉到,中国再也不能在四大发明的面前继续骄傲了,因为那太早了,现在我们缺乏创新,明朝两代以来,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到底有多少东西和我们中国的创造有关?我们好像退出了创新的步伐。这是明清两代造成的,所以时代性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追赶。
我上次在南京大学城里讲过我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实验,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是康熙皇帝领导着纪晓岚先生编成了一套《四库全书》,用九年的时间,好象是1783年到1792年,花了9年的时间编成了这套《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非常了不起,它把过去中华文明最优秀的全集中在一起了,当然也有很大的遗憾,就是清王朝把不利于清政府的一些东西都删掉、篡改了,这是它不好的地方。说到底它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文化工程,我们到现在为止还觉得很骄傲。但是我们不能不想一个大问题,这个时候,我就做过这么一个小实验,就是在这9年当中西方发生了什么?他们不是在那儿突飞猛进的前进吗?我就查编《四库全书》的九年,他们发生了什么?我们是《四库全书》,在编古代的文章,编啊、抄啊、收集,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这九年当中:第一,瓦特发明了联动式的蒸汽机;德国造出了第一座铁桥;英国造出了第一条铁轨;法国完成了热气球的飞行,水分子的分解;美国科学院在波士顿成立。如果说这是自然科学,那么人物科学里呢?修格创立了人形热;亚当斯秘创立了《国富论》;罗孚创立了《社会契约论》,与此同时歌德、孔迪亚克都在活动,都有关键性的创造,你这一比就发觉头有点晕了,就觉得同样的9年,不是说我们不重要,路线有一点差异,我们总是在收集、整理,他们在面向未来,我们在咬文嚼字,他们在实验室里工作,这个就拉开差距。但是毫无疑问,不多几年,几十年以后,两个文明打起来了,因为我刚才说的是18世纪的后期,乾隆皇帝死于18世纪最后一年,19世纪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打起来了,打的结果我们知道,中国惨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惨败是告诉我们,确实有足够的民族性,但是缺少了时代性,这是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拼命的追赶,中国人还是有志气。前年我在中央电视台评讲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很多评委都在擦眼泪,因为正好那天是签订一个条约的日子,我说这个条约是让我们中国人赔4亿5千万两白银,当时中国人正好4亿5千万,我觉得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个屈辱的条约,就是侮辱到每一个中国人,当时我感到英国和法国说这笔赔款落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富裕国家,他们也万劫不复,他们这个国家民族一定是灭亡的,我说今天是100周年,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又是全世界第一。我说中国还是有骨气,还是追赶了,这个时代还是追上来,追上来的时候,我们要明白,这个追上来有好多是各种经济因素,各种政治因素。在文化理念上我们是不是还要追赶?这是个大问题,文化理念上我们还是存在了一系列的障碍。刚才所说的公共空间的问题,比如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创新意识的问题,知识分子的理性责任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都是现在所遇到的伟大的问题。
特别是像我们现在各个地方的文化,就是不能陷在我们的专业里面不顾,我非常赞成像我们国画院成立50周年,变成一个公共空间的活动,不是我们在院子里面自打自闹,让大家来看展览,让大家知道这个活动,变成公共空间的活动。江苏省的文化这些年来都有好多公共空间的活动,刚才厅长跟我讲,这是慢慢的克服我们过去文化只停留在文化圈子里面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全社会的公共空间,我们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造这么样的图书馆,这就是一个公共空间的活动,我觉得是已经做起来了,我们还要强化它,文化必须要走向公共空间,如果不公共空间的话,那是不行的,我们传媒再也不要让我们文化在这儿做讲座,做电视的话,只是做秀,为什么不能说板凳一坐十年冷啊,时代变了,我们已经太跟不上时代了,一定要成为公共空间的事情,这才对得起你的民族,对得起你们这个国家,当年孔子早期都坐牛车,辛辛苦苦的要努力在公共空间里面传播自己的学说,我们条件好多了,我们干嘛突然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学问又不如孔子,你自以为是的在那儿,那就觉得很奇怪了。
这个开玩笑讲的。
公共空间。
知识分子的理性责任,我们也要慢慢的建立起来,我们知识分子怎么用力?幸好知识分子的范围扩大了,很有知识的人现在好多开始做行政官员,本来就让他在行政领域里面,在公共空间里面,要担负责任了,希望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性思维,能够更好的运用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划分原来所谓的知识分子。原来的知识分子是谁呢?好象既没有做官也没有做企业的人才叫知识分子,不完全是这样。现在知识分子是泛化了,知识分子已经进入到各个领域。我去年在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第二天报纸就登了,这个我要说明一下,这个是对的,报纸登的也是对的,我出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说好多女孩子问我,余老师,男生的第一位是什么?我想他们肯定在谈恋爱?我告诉他们男生第一位肯定是责任感,而这个责任感的训练场所是需要他们能够为素昧平生的人负责。就是关爱素昧平生的人,这个我自己的体会呢,就是跳出自己的专业,做一个行政工作,时间即使不长也是一种训练,是对自己素昧平生非亲非故的人负责,这是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要担负的理性责任,你担负一些责任以后,你就明白情绪化没用,因为你是老大,你要起作用的,你整天讲情绪化有什么用呢?所以有的人问我,余教授,20几年前你当时好像担任了。我6年前还是最年轻的正厅级的一个学校校长,担任了6年,是不是浪费?我觉得一点不浪费,第一,让我明白了公共空间,第二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理性?什么叫情绪?这个我搞清楚了。所以做完以后我讲话不可能情绪,极端化不可能,而且我愿意把公共空间当做自己负责任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对自己的父母亲,或者自己家里人。所以这些都在发生改变。
& &&我们现在文化要真正的起来,首先要真正的热爱中华文化,为什么要真正热爱呢?这真正是一个大文化,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几个大文化能够流传很久,其实他们都纷纷的陨落了,只有一个文化在延续,就是中华文化。
我曾在《千年一叹》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写过,我经常出国,但是这次考察了埃及、希腊、特别是伊拉克,巴基斯坦,伊朗。伊朗是古代的波斯文明,尼泊尔,这些国家都访问过以后,从西藏进入中国的时候,不管是我还是我们团队里台湾来、香港来的人,我们都哭成一团。我们在那儿才知道中华文明真不容易,他们全灭亡了,不是灭亡,至少中断了。我完全不信,他们曾经辉煌过,辉煌的比我们还辉煌,大家知不知道?伊拉克原来的古文明比中华文明要辉煌得多,周杰伦演唱的叫3700年前《汉谟拉比法典》,他糊里糊涂唱出来,他这个话唱的很对,3700年前他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辉煌的法典,在哪里?在现在的伊拉克?但是现在的伊拉克能这么来炫耀自己吗?不能,因为他已经中断了,根本完全中断了。他可能不知道周杰伦知道曾经3700年前有一个《汉谟拉比法典》,所以我们在那儿感到一种骄傲,大家知道吗?进了国门,这一点我反对讲,要热爱我们的文化。我始终不同意,20年前不同意,现在不同意,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完全是乱讲,我们的民族很不容易!那么多人能够存活到现在,那么艰苦。100年前,我们看上去毫无希望,100年后又那么生气勃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是一个辉煌的民族,一定要热爱这个民族,而且支撑它的首先是文化。
其次要明白我们这个文化由于年代活得长,人活得长都还有老年病嘛,年代活得长我们有很多问题,所以又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我们的文化就是要统筹世界,有好多人这么想,我们现在就是要彻底的推翻国学,这个有一点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儿呢?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首先要服从世界上人类的终极价值。我们中华民族是服从人类终极价值的一员,对于人性、人道,对于现在的环保、反恐这些问题中华民族一定要服从,而不是说我们有自己的一套,和你们这个都不一样,这完全不对的。中华民族过去在明清两代就犯了这个毛病,我们再也不应该犯这个毛病。这个我以一个例子来做我体会的一个总结,
2007年夏季的世界奥林匹克,就是特奥会,特殊奥运会,我是艺术总顾问,我和美国人一起工作了一年零三个月,美国的总导演和总设计反复地问我,还有中国的一位导演叫陆川,一个年轻的导演,很优秀的导演,反复地问我一个问题,这个特奥会,既然在上海举行,要有多少中国元素,要有多少中国的歌曲,要有多少上海的元素,要有多少上海的形象?我明确讲,什么也不要,我们中国人,毫无保留地参加人道主义的行动,因为这是特殊奥林匹克。我们在特殊奥林匹克的过程当中,强调我们的符号,强调我们的形象,强调我们的老祖宗,也太不对了吧,这个文化不对,我们一定要充分地阐述,这下就解除了美国总导演很多的障碍。他不断地问我这个要不要,京剧脸谱要不要?还有《茉莉花》要不要?56个少数民族的每个元素要不要?我说都不要,一定不要。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作品现在受到了世界上那么高的评价,我相信是毫无障碍地由中国人来表演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感动了世界。这个感动很重要。你看尽管表象,我们说一个镜头,表象是一群少林寺在玩棍子的一群白衣少年,突然有两个残疾人说,我要走通这条路,于是所有的人围成了一个长城,肩膀让这两个残疾人在攀登。残疾人是真的残疾人,立即让大家感到,这就是人类的路,我们即使不残疾的人,每一步路都在别人的肩膀上,这个时候所有的少林棍棒全部竖起,成了两个残疾人的拐杖。这感动了全世界,大家理解吗?这个核心是我们的肩膀是别人的路,我们的脚下是别人的肩膀,这是一个哲理。同时你别看我们平常无棍无棒,这个棍棒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帮助的人的拐杖,就是这个理念建立了全世界的感动。中国就用这种方式,用时代点的方式,才能让我们的民族性变得灿烂辉煌,而不是像我以前看到中国的一些国际展出,我真觉得非常伤心,每次到国外去看的时候,永远是京剧脸谱、是针灸,永远不亲切不能让大家感到好。永远是阴森森的几个老人的雕像在那儿。那怎么可以呢?一定要大家看到真正的亲切,这样我们的民族性才能活起来,才能让时代性中加入中国人的生命力。下面接受提问,谢谢大家。
观众:余老师您好,我是南京艺术院学设计的一名学生,有一句话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就是我们曾经辉煌过,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唐朝时候,但是就从文化和艺术这个角度出发,西方自从文艺复兴以后,确实比我们要早一步地走在前面。直到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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