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亮：我从来没见过女权主义者，只见到鬼了
——羊年春节的女权派奇幻旅程（一）
资深情怀党，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关键字: 女权女权主义女权斗士波伏娃直男癌女性
这个春节女权网络运动沸沸扬扬你知道吗？
这世界上有些事物人人都听说过，但是谁都不敢说了解，“女权主义”就是。你敢说你懂女权，女权斗士分分钟能找出理由说你并不懂，说你刚刚还不小心歧视了她。比如我刚刚用了这个女字旁的“她”，显然就是歧视。这两天一篇热传女权文就提出：瑞典都开始酝酿废除有性别意味的人陈代词，甚至不许称呼小男孩小女孩了，你国还这么落后。
一些女权斗士觉得，女权主义不被人理解正是国民性丑陋的标志。她们悲叹：“严重的问题是：春晚从导演，到演员，乃至绝大多数普通观众（更包括很多女性观众），基本都没把这（女性歧视）当做一回事。”听起来像悲叹铁屋中沉睡的人。她们罗列了春晚42处歧视言论，有些说的挺有道理。春晚部分节目格调不高尽人皆知，但她们的调门马上就高上去了——“停播春晚，告别文化大一统！”各种控诉划破空气，几乎就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女权版。生气！生气！全国人民一起生气，坚持四代人不断地生气，这个春节才有意义！
波伏娃们波涛汹涌，她们告诉你，你国现在就是清末明初的水平。她们喜欢做晚清启蒙斗士梦，还非要我们一起陪着穿越。
女权太正确了，不需要我来多说。我写这篇文章偏偏是要批评打着“女权主义”旗号横行的谬误。这世界有直男癌，也有女权婊，请欣然笑纳。
（受女权思维启发，汉字里有歧视，所以我同意婊字也可以写成：“男表”）
但我必须首先说明，批评女权，不意味着直男癌就可以逍遥。否定女权婊不等于否定女权思想，好的思想也确实不分男女，但角度各异可以借鉴。一定会有本来就完全不理解女权意义的直男癌跟着哈哈笑，想要一杆子打翻女权思想了事，我希望这不是主流。这年头“小头一硬大头着粪”的男性公知多了去，我的批评不会和这些人站在一起。
这两年公知式微，他们的代表人物已经很少就宏大问题发言。所以你很难看到诸如中国的一切都很渣啊、中国人全是奴隶专制啊、一切成就都是大跃进坑蒙拐骗啊之类陈词滥调。“德国良心下水道，美国霸气小护照”之类都没了市场，因为分分钟会被专业人士打脸。但这不代表奇葩的“精神失败法”从此安歇。它们也在向“专业领域”转移，尤其是大部分人不太注意的领域，比如同性恋，比如女权主义，比如劳工。于是有了女权公知，劳工公知，同性恋公知等等等等。
羊年伊始的女权茶杯风暴由春晚而起，先不说。先说一篇这两天热传的文章，标题叫《中国根本没有女权主义者，你们那都是见到鬼了》，意思是中国太落后了，哪能有女权主义者这么高等的物种呢。这本是一位“不可以用男性或者女性来称呼否则就是歧视”的海外华人豆瓣日记，突然被热转，说明有群众基础。
既然是日记，原本也没认真写，主旨就是宣泄：中国女权主义思想运动完全没跟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步伐（怎么听起来有点奇怪），女性地位提高要同时依靠经济和思想。虽说经济发展带来了亚洲第一的中国女性地位，但是思想没发展。看看人家好莱坞标杆！“好莱坞纷纷用女英雄去拯救世界迪斯尼都让女王去吻醒公主的时候，我朝更是从上至下地统一口径地逆流而行。”咦，这位作者竟然也使用女王这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词汇，竟然也承认中国具有亚洲最高的妇女地位，却又充满愤恨自卑。我早说过，这种身心分离紊乱状态一直纠缠着中国的小资。
我没有见到过女权主义者，可能是我交际圈太小，总是见到各种小鬼。这篇文章开篇就是瑞典典范——废除一切语言上的性别区别，否则就是歧视。我觉得这位作者还不够“前卫”，要知道有的西方国家不只取消性别，还设立更多的性别。，，澳大利亚的护照上有第三性别X（我真担心这样做会像纳粹政府标识犹太人一样，以后未必是好事）。
文章作者表示一开始也觉得矫枉过正，后来明白了，这就像美国虽然早已在法律层面废弃种族歧视，但直到今天美国人还是要争取种族平等。所以妇女解放任重道远，丝毫不能松懈，需要经过至少四代人绷紧神经的努力。可惜，作者在这里体现了逻辑的缺乏。当代美国种族歧视的例子恰好证明实质平等不是法条上的形式平等能解决的，也就是说，不是语言能解决的。但现在西方国家采取的弥补措施就是进一步强化语言！他们已经落入无法改变社会结构，却一个劲在语言的政治正确里打转的圈套，看谁嘴巴最正确，看谁逼格最高大。
我没有见到过女权主义者。女权评论家的水平还不如小说家，就说说侦探小说《纽约的八百万种死法》吧。小说中的警察抱怨：不许称呼那些疯狂的罪犯叫“神经病”，只能叫“狂躁焦虑”，否则就是歧视。上级警方和媒体天天就督查这个，却解决不了越来越高的犯罪率。巨轮将倾，人们却在拼命举牌子。
我在想那位著名的瑞典童话家阿·林格伦，以后她的作品都通不过女权主义审查了，全部需要像这样重写：“卡尔松是个背上有小马达和螺旋桨的小男孩，啊不，不
是小男孩，是个性取向还没有完全分化，喜欢穿背带裤但也许以后会喜欢裙子的小家伙。长袜子皮皮也不再是个满脸雀斑的力大无比小女孩，而是个会让某些小孩
（不能直接说是小女孩）想要依靠的具有坚实肩膀的孩子。”反正他们一张口就能把自己累死。脸书的56个性别56朵花你们先去一一背熟吧，这样才能最终搞出
个符合国际ISSO标准认证的liberal嘛。咱就不奉陪了。
此文更是追求诸如“立法让母亲休三年产假”的进步性，自以为很关心女性，但这是要让女人完全成为居家动物嘛，干脆休三十年产假好了。不要以为这只是作者个人的草率。自知识分子远离群众路线与实践路线之后，各种进步主义就不知不觉地与世故、享乐、福利主义混到一起，已经蜕变为社会问题的分泌物，却还以为自己是启蒙进步的子孙。
长袜子皮皮
混乱太多不一一剧透。读者对此文有支持有反对，完全支持的不需要说了，更多人是觉得她贬低了中国的女权主义，但赞成她说的西方女权优越性。我倒觉得，恰恰是其中援引的西方例子全是倒退到形式（嘴皮）正义的老路，这一批“斗士”都是公开否认中国革命的妇女解放价值，最后再扯出好莱坞这头最爱征用女性性感符号以牟利的文化怪兽来狐假虎威，也是醉了。中国今天的女权主义者如果是这个表现，那确实应该贬低。
文章责问别人为女性做过什么，这种鞭策可以有，但是按照女权的要求是不应该这么问的，不要分男女嘛，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章要求女权斗争的神经一刻不能放松，咦，这是不是很像四十年前那句话——什么什么斗争的弦一刻不能放松？敏感性要有，但是不接地气只绷紧神经，搞到最后不是神经衰弱就是神经过敏，浑身都是女权传感器。这类人的女权姿态越强，在我眼中也就越虚弱。
春晚就让这根弦绷紧了，报警器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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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影子之舞》[美]艾丽丝·门罗著　　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290页，29.00元《幸福过了头》[美]艾丽丝·门罗著　　张小意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11月第一版350页，35.00元　　女性自我的迷失，对控制的甘于臣服，以及背后的深层痼疾，这些东西始终萦绕在门罗数十年的作品中，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柔韧地在这块被宏大主题挤到角落的方寸之地上耕耘着。
　　黄昱宁
　　艾丽丝·门罗暗示我们，短篇《温洛岭》里的那个女人进门前，甚至在接到那个奇怪的邀请时，并不是毫无预感的。所以，当长着一头冷酷的银灰鬈发的温纳太太领着她穿过一扇又一扇门，最后在一个四面墙上钉满挂钩却没有镜子的房间里停下来时，她顺从了。温纳太太看着她脱掉外衣，然后说，“现在，其他的。”
　　女人觉得外头的门不可能上锁，找回去的路也费不了什么力气。可她还是脱了。靴子，袜子，衬裙，胸罩，然后涂上乳液。就是她的舍友妮娜身上的那种味道。路过镜子时，她尽量不去看。
　　不出她所料，屋里的普维斯先生穿戴齐整。深蓝夹克，白衬衫，灰裤子，还有领带。普维斯先生跟她握手的时候就好像根本没发现她没穿衣服似的，似乎她只是“妮娜从学校带回来的朋友”。妮娜说起过这位朋友学哲学，于是普维斯先生就跟她聊柏拉图、空洞理论、伯罗奔尼撒半岛，毫不理会她脸上一阵阵发烫。
　　“坐着的时候，身体最可耻的部分就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我的屁股在光滑的椅子上发出了声响。不过，精致的咖啡杯和咖啡碟在他年老体衰的手中咔咔作响，把这响声几乎淹没。”
　　在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中，这一大段（上面只是随机重述了部分细节）充满色情意味的描写相当罕见，但这个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女主角，倒是她笔下最常见的类型：来自安大略的某个在城镇化进程影响下越来越凋敝破落的农场，亲戚众多，关系也算紧密。略谙世故后，她进入更大的天地—伦敦，虽然那只是安大略省的伦敦市。她在大学里读英语和哲学，业余还要在餐厅打工。对那个显然是被“城里的男人”（他们每天都穿西装、把指甲修剪得那么干净）包养并送来念书的舍友妮娜，她既颇为鄙夷（“她不懂维多利亚时代，也不懂浪漫主义”），又怀着某种异样的感觉—无论对她身上散发的香味，还是那辆一直来接送她、监控她的黑色轿车。这种感觉是恐惧是好奇还是艳羡，“我”不会坦白。“我”只是在妮娜谎称发烧时，仿佛顺理成章地接受普维斯先生的提议，“代替”妮娜去看望这位孤独的富翁。人们喜欢随随便便给只写短篇的门罗贴“惜墨如金”的标签，但她在该铺陈的地方一个字也不会省俭。“我”走向那个房间的过程，每一步都被处理成了慢镜头。所有这些铺陈都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当“我”如同中蛊般自己脱掉衣服、自己走进房间，甚至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普维斯先生面前背诵《西普罗郡少年》时，读者既被这一幕震撼，为之不安，又觉得格外自然。
　　接下来怎么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或者安吉拉·卡特大概会在地板下打开一道暗门，通往蓝胡子公爵的地窖，萨拉·沃特斯或者珍妮特·温特森也许会在千钧一发之际，安排妮娜出场，让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演变为两个“同仇敌忾”的女人的愤怒逆袭；当然它也可以成为真正的色情小说—椅子上包着的毛皮，墙上的镜子，凡此种种，从符号到道具不过一步之遥。落到《五十度灰》的作者手里，餐盘上的那只被普维斯先生“演示如何将肉从骨头上剥下来”的康沃尔鸡，应该就不仅仅是一只鸡了。
　　诺奖得主当然能抵挡常规程式的诱惑，同时悬空读者的期待。于是，正当女人一首接一首念下去，渐渐“羞耻感消隐”时，普维斯先生一挥手抽走书本。他的评语是：“不错，你的乡音非常合适。现在是时候送你回家了。”门在她身后关上。衣服一件件穿回来，羞耻感也跟着卷土重来，分量是原来的好几倍，而且这回是毫不客气地烙下了印戳，灵与肉各领一份。普维斯先生一个指头都没有动她，却一举击溃了她所有赖以自欺的信念。而且这一幕的象征意味将越过“我”，直抵妮娜本人。至此，习惯门罗写法的读者应该能隐隐猜到，妮娜的私奔只是昙花一现，她终将自愿回到普维斯先生昏暗的房子里去，而曾与她一起逃离的情人，也必将带着“干涸的饥荒表情”，以那种看起来非常理解她的口气说，“改变心意是女人的特权。”
　　真正对妮娜感同身受的那个人还是“我”。“我”造访普维斯先生的那个晚上，是这两个女人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也构成了她们某种辛酸的和解。在此后的岁月里，“我”终日沉浸在图书馆里，写论文，得无数个A，可是她知道，这一切都不重要，那把椅子上的毛皮还在刺痛着她（“那是挥之不去的刺痛之耻”）。她确定：“归根结底，他还是对我做过些什么的。”
　　到底做了什么呢？普维斯先生老练的手腕轻轻一翻，就仿佛打造出了桑塔格所谓的“色情社会”的微缩景观，他是否藉此让女主人公认定，哪怕接受再多的教育，她也跟妮娜毫无二致—都只能扮演那种社会给女性指定的角色？或者说，普维斯先生将她打回原形，成为又一具“第二性”理论的鲜活标本，并且带给她（以及读者）这样的警示：女性主义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其实从未实现，也许归根结底只是个幻觉—甚至你越是努力奔向它，就离它越远？不过，艾丽丝·门罗并不是桑塔格和波伏娃，给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指出这样的阐释方向，并不是她的任务和本分—她在文本中流露的态度，远比“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为复杂也更为暧昧。“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确实认为做个男人也挺不容易的。”与当代很多大作家一样，门罗在访谈中的这番表态与其笔下的小说文本互相嘲弄，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其作品的组成部分—更明确地说，是一种文本之外的叙事策略：其欲盖弥彰的姿态，本身就对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女权主义陷入的困境构成反讽。
　　《温洛岭》选自短篇集《幸福过了头》，出版于2009年。而写作书中篇目的那两年，门罗正在经受癌症的折磨，一直活在“即将不久于人世”的设定中。这些峰回路转、技术已经非常纯熟的故事，一旦被抽象提炼，其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但门罗却有足够的自信和气势，通过她的叙述，将读者引导得如临其境。评论家都注意到，这些小说比之前的作品略微多一些情节剧的元素，而刻意的反戏剧化本来是门罗作品中较为鲜明的特质。这很难不让人揣测，作者将她自己对时日无多的焦虑，隐隐施加到了人物身上—她需要用更快的速度推进故事，更简洁的方式揭示命运，更大的密度展示技术。作家的冲动在字里行间闪烁：谢幕时刻，对于那些她写了几十年的母题，也许真的到了总结陈词的时候。
　　将《幸福过了头》与门罗的处女作《快乐影子之舞》（1955）对照起来看，她的创作脉络会显得更为清晰。比方说，你完全可以将《幸福过了头》里的这篇《温洛岭》和《快乐影子之舞》中的名篇《办公室》放在一起看，看出它们之间深层次的呼应关系。《办公室》确实是那种只能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作品，小说里的“我”显然是响应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号召（“女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在城里租一间办公室用来写作。房东麦利先生的形象颇具漫画特征，有一张“轻而易举地就让人想攻击的胖脸”。他锲而不舍地骚扰新房客，试图用绿色植物和茶壶将她的办公室改造成温馨寓所—因为女人就应该呆在“家”里。无论“我”如何坚辞或婉拒，麦利先生始终认定“淫荡与写作，有一种暧昧的美妙关系”，所以对于一个在外面租房子写作的女人，他有权要求她听他讲猥琐的笑话，有权窥伺她在“写什么”，有权在房门上贴恶毒中伤她的便条。小说结尾，“我”只能落荒而逃，退租搬走，但是，“等到那幅情境渐渐淡化时”，“我”还是准备再找一间办公室。比起绵延在《温洛岭》结局的那种羞耻感与宿命感搅拌而成的悲凉来，《办公室》传达的情绪要简单得多—愤怒，质疑，抗议，这些强烈的情绪里终究还承载着希望，调子大体是乐观的。这正是五六十年代女权运动方兴未艾时的普遍现象。
　　一口气看完门罗两部作品集，居然纳闷许久。我不明白那些把门罗作品归纳为“不谈政治”的人，究竟将“政治”这个词定义在怎样狭窄的范围里。那些散文化的、关于加拿大乡镇变迁的篇目，记录经济与自然的角力，传递作者对全球化和城镇化的疑虑—尽管表达得婉转而恬淡。其中，不足万字的短篇《亮丽家园》则干脆直面“加拿大式强拆”，将人类社群用“集体利益”的名义逼个体就范的过程，写得既准且狠。当然，这些在门罗作品中的比重最多不超过两成，其余的，也是门罗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几乎都可以嵌入标准（甚至大部分已经过时）的性别政治的范畴。性别政治算不算政治？鉴于最近微博上有人在讨论女权算不算人权，所以“性别政治算不算政治”居然成为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老实说，哪怕真的存在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类作家，门罗也绝对不属此列。
　　在《幸福过了头》中，被书评家谈及最多的两个短篇，不仅性别冲突最为激烈，而且不避开暴力和杀戮，略微脆弱一些的读者，会被其中涉及的六条人命，震撼得难以入睡。《多维的世界》里的多丽，没有觉察到丈夫的控制欲已经强烈到极度病态的地步，更没想到她只不过一言不合、出门与闺蜜多呆了一会，回家就目击丈夫手刃三个孩子的人间惨剧。丈夫进了监狱，再也无法将自己拼成一整块的多丽仍然像木偶一样等待着丈夫手里的那根提线—她不愿意承认，惟有丈夫从狱中写来的那些“仍留有他过去夸夸其谈痕迹”的信，才能须臾麻醉她的痛苦。他替天堂里的孩子代言，说他看到了他们，说他们过得很好。一如既往，他的话在多丽心中具有一锤定音的效果，“牢牢地盘踞在她心里，就像是一个秘密”。另一篇《游离基》中透视两个女人之间竞争关系（当然是为了男人）的角度，刁钻到了彻底刷新我阅读经验的地步：一个上门打劫的亡命之徒，告诉身患绝症、新近丧偶的寡妇自己刚刚枪杀三个家人（又是三个）。半是恐惧催生的急智，半是某种深埋于潜意识的倾诉欲，让她“编”出了一个流畅的故事—关于妻子（她自己）如何毒杀即将上位的小三—作为与凶手交换的“秘密”稳住他，帮助自己脱离险境。小说最后，作者不动声色地告诉我们，这个故事至少有一半并不是编的，只是角色错位—寡妇自己，才是那个曾经的小三。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在经过那么多年之后，以这样的方式了结（或者延续），简直惊悚之至。劫匪夺门而出之后，寡妇心里一阵绞痛，她的结论是：现在才明白失去那个男人的滋味。仿佛空气离开了天空。
　　仿佛空气离开了天空—这已经不仅仅是爱的问题了。女性自我的迷失，对控制的甘于臣服，以及背后的深层痼疾，这些东西始终萦绕在门罗数十年的作品中，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柔韧地在这块被宏大主题挤到角落的方寸之地上耕耘着。起初的故事，处置人物（尤其是将其推往绝境）、揭开伤疤时，她下笔是略显犹豫的，但需要作者表明态度时倒从不怯场，那时的门罗甚至偶尔并不掩饰一个斗士的姿态。到了后期，情况正好倒过来，人物和情节趋向惨烈、不留余地，门罗自己的态度倒越来越柔软，对笔下女性及其环境的悲悯和理解溢于笔尖。甚至，《幸福过了头》的标题作品，那个篇幅接近中篇（novella）、框架足够吞吐长篇（fiction）的短篇（story），索性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俄国女数学家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为蓝本，塑造了门罗写作史上最丰满也最接近“完美”的女性（当然境遇也足够悲惨）。她的完美难免让她身边的世界显得很不完美，即便如此，作者叙述的语气仍然是和缓的，温情的，没有廉价的、无语问苍天的愤懑。我不能再剧透这个故事，因为它几乎集中体现了门罗的技术高度，其中的每一道精心设计的褶皱、每一次将时间线打乱之后再回来的瞬间，都是无法被重述的。也许，随着阅历增长，门罗更愿意引导读者相信，没有什么样的人和事是不能被直视、不能被理解的，只要你乐意转一个角度，从侧面或者从反面看，世界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温洛岭》结尾，“我”把妮娜忘在私奔男友那里的胸罩放在信封里，扔进普维斯先生家的信箱。“我”知道她一定在那里。赶去上课的学生、出门抽烟的人，都从“我”身边路过。“我”想：“他们要做的事，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刹那间，门罗转过一个更大的角度审视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他们”里，甚至也包括了男人。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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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回应“直男癌”之争：我是一名女性主义者
　　女性的性别角色和作为独立女性的社会角色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存在。我觉得很多攻击我的女权主义者过于把这二者二元对立化了。
　　我在很多时候赞美女性的性别角色时是立足于批评男性的，因为男性在现代社会中还不够回归自然天性。
　　我肯定不是一名男权主义者，事实上，我认可自己是一名，温和一些的。
　　编者按：1月12日，在微博发表了两条文摘，立刻引起了从网友到女权界的轩然大波。第一条微博引自他二十几年前的一篇文章，写到， “女人比男人更接近自然之道，这正是女人的可贵之处。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是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微博发表后，几小时内就遭到了大批网友的攻击和声讨。
　　立刻发了另一条微博试图澄清，“我的意思不是要女人回到家庭里。妇女解放，男女平权，我都赞成。女子才华出众，成就非凡，我更欣赏。但是，一个女人才华再高，成就再大，倘若她不肯或不会做一个温柔的情人，体贴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她给我的美感就要大打折扣。”
　　但是这条澄清并没有消除“众怒”。在微博发表的其后两天，尤其是在女权界，引起种种纷争。各方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家以及专栏作家们纷纷出面写文章与抗辩，并挖出了以往很多“男性中心”视角的言辞。各方言论虽观点不一，却几乎众口一词指责性别观念腐朽、物化女性，甚至给贴上了“直男癌”的标签。
　　在众多的讨伐声中，书评君采访了，希望在女权界的回击后，能听到他的声音。
　　“女性的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并不是二元对立的”
　　新京报：你最近在微博上发表的关于“女性美感”的言论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女权界在各方媒体上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你关注他们回击你的言论了吗？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误会和断章取义。
　　首先，我发的两条微博是从二十几年前一篇写“现代女性美”的文章中节选的，所以只谈到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把女性作为被审美的对象，而把男性置为高高在上的欣赏者。事实上我在很多文章中也谈到了男性，并且我对女性审美的标准放在男性身上是一样的。男权主义者在女人身上只看到性别角色，而看不到作为“人”的角色，而我绝不是这样的。在我看来，男人和女人一样，身上既有作为“男”和“女”的性别角色，也有在社会中独立的作为“个人”的角色，这两者放在男人和女人身上一样重要。社会的普世价值是强调男性的社会角色和在社会上的成功，而这是我不认同的。我的观念是男性也一样需要作为男性角色被欣赏，不止该以事业成功评判，做一个好父亲、好情人、好丈夫是更重要的。家庭生活和亲密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这也会是男性非常大的一个缺陷。
　　第二，女性的性别角色和作为独立女性的社会角色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存在。我觉得很多攻击我的女权主义者过于把这二者二元对立化了。我赞美女性的性别角色，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女性的“独立”。正相反，我非常欣赏独立女性，并且我认为这二者需要统一的。一个人格上不独立的女性，她也处理不好亲密关系，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并不矛盾的。
　　新京报：你在微博上面对回击提到“我当然不认为这些人是今天的新女性”，什么是你眼中的新女性？
　　：我说我不认为那些攻击我的人代表今天的新女性是因为那天在微博下的攻击有非常多的污言秽语。我以前写过关于新女性的话题，关于女性的“三个觉醒”，当然，我指的是典型意义上的异性恋女性。第一个觉醒是生命角色的觉醒，这指的是性别角色上作为情人、妻子和母亲。第二个觉醒是自我的觉醒，这指的是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独立人格。第三个觉醒是灵魂的觉醒，这指的是智慧层面，做有智慧的人。这也是我欣赏的新女性。
　　新京报：有报道给您贴上“直男癌”的标签，你怎么看？报道中把你的观念和何广顺教授“在课堂上鼓励女生迟到一小时在家化妆”，以及林少华先生公开谈论“让男性做家务有损男性的阳刚之气”的男性知识分子的言论归为一类，你怎么看他们的言论？
　　：我当然不认为我是他们口中的“直男癌”，我也不认同你提及的两位的言论。何广顺教授说的话莫名其妙，应该认可男女之间的差异，但是我坚决反对把差异放在结构层面去歧视或矮化女性。而林少华说的我更不认可了，家务在家庭内本来就应该双方共同承担，我在家是做家务的。
　　新京报：很多文章和报道一直揪住你写的怀念邓正来的文章中的言辞，因为你在那篇文章中的话语非常男性中心。
　　：那里面的话语是邓正来说的话，比如他知道我太太怀孕了，他主张我太太该做掉，理由是让我安度晚年，或者他叫我太太和女性朋友照顾我的感受、把我放在第一位等等。我写的这些段落是在塑造邓正来“强硬的性格”以及他对我的关心。但是并不代表我赞同他的话，甚至我照着去做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照着去做。我在那篇文章里表达对友人的怀念，并非一篇评论的文章，文中旨在塑造他生前的性格，并没有一定要摆出我“认同或不认同”的立场去评断他。所以我不理解很多人断章取义地对这篇揪住不放。
　　“我赞美女性时往往立足于批评男性，因为男性在现代社会中不够回归自然天性”
　　新京报：你认为女性该回归家庭，好情人、好妻子、好母亲这种依托男性而存在的设定是美的，是不是有悖于今天社会进步后年轻女性“首先该找到自我”的诉求？亲密关系是不是不该再是评判女性的首要依据了？
　　：我觉得并不悖于今天新女性的诉求。在我看来，女性形成独立人格和不矛盾，也并没有构建的先后之分。这要根据个体客观遭遇和成长经历的不同来看，有人可能先步入恋爱，这样她就先习得的是作为女性的角色，然后慢慢形成独立人格，也有人因为客观经历不同是不一样的节奏。当然，也有女性主动或是被动的没有完成自己的——主动选择不婚、不要小孩的女性，或是客观遭遇使她不能步入婚姻或是婚姻不幸的女性，这又是另一种情况，我对这一类女性也抱有尊重和理解，但这并没有在我所涵盖的语境内。另外，亲密关系不但该是评判女性的重要依据，在我看来，它也是评判男性的重要依据。
　　新京报：有人认为你的观念可能是八十年代新启蒙时期抵抗国家主义时重新性化女性、人欲自然化的思想，但放在今天的两性结构内已经过时了。你怎么看？
　　：我认为“人欲自然化”的思想在哪个年代都不过时，男性也该被“性化”。这种自然天性无论是在哪个时代都该被认可的，人的自然情感、爱情的位置无论在哪个时代也都值得尊重。事实上我在很多时候赞美女性的性别角色时是立足于批评男性的，因为男性在现代社会中还不够回归自然天性。
　　新京报：可是女性美也是多元的。很多时候，“温柔的女性”或“刚强的男性”只是社会对性别的期待和偏见，那你怎么看不温柔的女性和不刚强的男性？
　　：没错。我今天发了微博来说明这个问题。人们常把敏感、细腻、温柔等阴柔气质归于女性，把豪爽、粗犷、坚毅等阳刚气质归于男性。我怀疑这很可能是受了语言的暗示。事实上，女人也可以是刚强的，男人也可以是温柔的，而只要自然而然，都不失为美。比如拉拉、gay、跨性别者就具有不同的性别气质，他们也是自然的。在我的观念里，最优秀的男女都是雌雄同体的，既赋有本性别的鲜明特征，又巧妙地揉进了另一性别的优点。两性特质的区分仅是相对的，从本原上说，它们并存于每个人身上。一个刚强的男人也可以具有内在的温柔，一个温柔的女人也可以具有内在的刚强。一个人越是蕴含异性特质，在人性上就越丰富和完整。
　　新京报：有女权主义者认为你在微博中浪漫抒情化的对“伟大女性”的赞美，事实上一种传统男性视角，赞美的是“女性对男性的依存”，这是打着“赞美女性”的名号“物化女性”。你怎么看？
　　：我不认同这种看法。我赞美的是女性的天性，并不是封建社会构建出的女性该服从于男性的“三从四德”道德观和女性的屈从地位。这是非常不同的。如果说传统视角，我不知道这是哪种传统，这肯定不是封建式的传统男性中心视角。我的两性观其实是受林语堂先生影响很深，这也是传统，甚至受老子影响很深。而老子，在我看来是中国的第一位，是非常女性中心的。
　　“我肯定不是一名男权主义者，事实上我认可自己是一名，温和一些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男女差异和男女平等？
　　：这个我觉得是极端女权主义非常容易出现的错误逻辑——男女平等是消灭男女的差异。我反对片面的强调女性社会角色和独立性，消抹掉女性的性别角色。差异是有价值的，也需要被尊重，女权主义发展到要抹杀性别差异的程度就荒谬了。男女的差异是彼此更完整，在社会分工中也会有一定的不同，比如一些职业更适合男性做，另一些更适合女性来做，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当然更不能成为女性在公共领域被歧视和被矮化的原因。
　　新京报：你怎么看“好女人”和独立女性的关系？
　　：就像我前面说的，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并不作为矛盾对立的存在。所谓的“好女人”是在性别角色对于男性而言的层面，独立女性是指社会角色作为独立的人的层面。这在男性身上同样适用。
　　新京报：女权主义者大多从人的权利、平等和自由框架来探讨性别问题，你怎么看女权主义的这些诉求？这些价值该屈从于男性对女性的审美吗？
　　：性别框架中女性的权利、平等和自由当然需要争取。我们长久的男权思想在社会中依然根深蒂固，对父权和男权社会的挑战是近几十年才有的，现在这种挑战也还是不够，大家倡导男女平等，但是男权思维还是很内化的。所以，女权主义在制衡男权思维上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但女权主义也有很多派别，有极端的和温和的。我肯定不是一名男权主义者，我认可自己是一名，温和一些的。
　　新京报：你希望你的女儿以后成长为怎样的女性？
　　：这个我无法决定，要看她自然生长为什么样的女性。但是我当然希望她是优秀的女性，也是本色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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