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庆新：海南兄弟公信仰及其在东南亚传播 前篇

海南兄弟公信仰是海南渔民商众的海洋信仰，起源于明代，随着海南人向海外播迁，也流传到东南亚地区，兄弟公（昭应公）信仰已经成为有一定国际色彩的海南人拥有的民间海神信仰。20世纪20年代，广东省民政厅曾派员参与西沙群岛的调查，取得了一些“砖瓦盖成的”小庙的资料，作为西沙为我国故有领土归属的证据，但没有具体涉及兄弟公信仰遗迹。70年代初，广东省博物馆、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在西沙群岛进行两次文物调查，发现各处岛屿都有古庙遗存，包括兄弟公庙、孤魂庙，始有学者对这些小庙作了专门的介绍。197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广东省博物馆编《西沙文物》，简要介绍了渔民在西沙群岛建筑的珊瑚石小庙，所附5幅小庙照片十分珍贵。90年代以后，韩振华、李金明先生在探讨西沙、南沙群岛娘娘庙和珊瑚石小庙，涉及到兄弟公庙及孤魂庙。法国学者Claudine Salmon（苏尔梦）教授多年从事东南亚华人历史研究，对海南本岛及东南亚海南人的民间信仰包括兄弟公信仰作了较广泛的考察，对兄弟公信仰起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近年海南学者郑庆杨先生对兄弟公崇拜的仪式等进行细致的搜集整理，为兄弟公信仰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民俗资料。

在海南，兄弟公主要流传于渔民群体及部分商众，其中在文昌、琼海渔民中最为集中，属非官方的民间信仰，主要靠民间习俗与口头相传，其小众信仰、草根属性及神秘色彩，欲明其流变，了解其信仰内涵乃至宗教文化意蕴，殊属不易。本文参考零散的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实物及前人采集的田野资料，从源流上梳理兄弟公信仰之流变，考察其在越南等东南亚琼侨社群中的传播，为海南民间信仰研究提供特殊的海神信仰个案。

一、海南民间信仰的驳杂多样性

海南为中国第二大岛屿，孤悬海外，历史上开发比较滞后，远离中央王朝政治中心，王朝统治经常处于鞭长莫及状态。岛内汉、黎、苗等民族杂居，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各异，区域发展甚不平衡，总体上较大陆地区滞后，长期被视为“化外之地”。又因其处在南海交通要冲，东西方海上交往必经之区，时有异域商众流入聚居，外来人口流动性大，因而又成为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汇之区。海南各民族拥有各自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宗教文化、民间信俗也具有多元色彩，在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外大行其道。

海南不少神灵崇拜具有岛域的海洋属性及涉外特性，且起源甚早。唐太和中，国子博士房千里谪官岭南端州、高州。既北归，“编山川物产之奇，人民风俗之异”，为《投荒杂录》。该书记载，振州大豪陈武振与海南五州招讨使韦公干关系密切，韦“以兄事武振”；陈武振以所谓“得牟法”咒术，劫掠海上过往贾船而致富：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舶溺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呪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船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呪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呪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

所谓登山作法呪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呪之地而止”，显然故弄玄虚，大概利用人们对海洋的无知、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神灵的崇拜，假咒术之名，行海中劫掠之实，海中大豪陈武振实海中一大盗耳。

宋代中外海上贸易鼎盛，沿海民众漂洋过海，经商谋生，不少从事海洋渔猎或水上作业，见诸文献记载的海洋信仰活动增多，海南琼州、昌化军、吉阳军、万安军等海滨出现了祭祀伏波将军、狮子神、都纲等海神的庙宇。赵汝适《诸蕃志》谓：

琼州在黎母山之东北，郡治即古崖州。……海口有两伏波庙，路博得、马援祠也，过海者必祷于是，得杯珓之吉而后敢济。

昌化在黎母山之西北，即古儋州也。……城西五十里，一石峰在海洲巨浸之间，形类狮子，俗呼狮子神，实贞利侯庙，商舶祈风于是。

万安军在黎母山之东南。……城东有舶主都纲庙，人敬信，祷卜立应。舶舟往来，祭而后行。

伏波将军庙祭祀两伏波将军，起源甚古，是指东汉光武帝时平定岭南的汉军统帅马援与路博德。建武十六年（40），交阯郡雒将之女徵则、徵贰聚众造反，攻取郡县，九真、日南、合浦等郡群起响应。十七年，光武帝拜虎贲中郎将马援为伏波将军，段志为楼船将军，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四郡兵万余人南平交阯。十九年春，全歼徵则、徵贰，马援乘胜击九真，立铜柱而还，岭海肃清。马援每取一县一郡，即废止苛政，完缮城郭，兴修水利，抚境安民，两广地区及越南多有建祠祀之者。

值得注意的是万安军城东的都纲庙。所谓“都纲”，原为魏晋主管佛教事宜的僧官，梵语“大经堂”之音译，唐始有“都纲”之名，是由政府任命，统领全国寺院僧尼以维持教法的官职，地位显赫，权利重要。而此处“都纲”，则指宋元时期负责各类商业活动之商人首领。宋人朱彧《萍州可谈》谓：“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馀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杂事，市舶司给朱记，……”1963年，广东曲江县南华寺发现木雕罗汉像，通高545厘米，垂足趺坐，正首，两手抚双膝，实心座，正面刻铭文：“广州纲首陈德安，收赎尊者奉为先妣梁十五娘早生天界，丁亥二月日题。”这里的纲首是当时海船商人首领，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担任。《元典章》记载：于上先行开写贩去物货，各各名件，觔重若干，仰“纲首”某人亲行填写。所以万安军都纲庙祭祀的神主当为从事贸易的舶主。

都纲舶主神通广大，“能御灾捍患”，官民视为保护神。明洪武三年官府上奏朝廷，请封为“新泽海港之神”，其庙曰“昭应庙”，又名番神庙。正德《琼台志》记载：

在州东北三十五里会通都新泽港，其神原有庙祀，名舶主。国朝洪武三年取勘祀典神祗，州同知乌速达其能御灾捍患，请敕封“新泽海港之神”，入祀典。

乾隆《琼州府志》“建置志”亦谓万州昭应庙在城东北三十五里，“神名舶主”，明洪武三年赐封“新泽海港之神”。可见明清时期万州昭应庙名声甚盛。舶主不仅是有威望的纲首，而且是外国客商，所以称为番神，后来演变为海港之神。《古今图书集成》“昭应庙”条还记载：“祀忌猪肉，往来船只必祀之，名曰番神庙。”说明此番神当为伊斯兰教徒，盖穆斯林忌食猪肉也。

古代常有占人因风飘、战争等原因居留海南。宋元时期中南半岛上交趾、占城、真腊诸国经常发生战争，占城人受到交趾、真腊夹击，占人逃往马来西亚、印尼和中国海南岛，在海南者被安置在琼山县海口浦（今海口市），立营籍为“南蕃兵”，置“番民所”。宋末有占城降人被安置在白沙为兵，以首领麻林为总管，降四品印信世袭，令俱为蛋。到明代，这批占人后裔仍为白沙水军“南番兵”，设官管领。海南占城人多姓蒲、方，保持原有宗教信仰与习俗，不吃猪肉，每村建有“佛堂”（即礼拜堂），行斋戒，从事渔猎，捕鱼办课。崖州南大蛋村有石三娘庙，“海边蛋番每年于夏间致祭，成化丁酉判官赖宣重建。”这位“石三娘”，显然也是番神，与崖州“蛋番”特殊人群有关。

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多来源于自然，也有来源于本地的人物，还有由外国人演变而来的“番神”。广州南海神庙内有一大神“达奚司空”，宋代封为“助利侯”，为南海神左辅右弼的六员神灵“六侯”之一。古老相传为南朝时天竺波罗国人，航海至广州，到南海神庙拜谒南海王，立化于庙内。南宋绍兴五年莆田人方渐所撰《六侯之记》谓：

达奚司空，庆历中阮遵有记云：普通菩提达摩内南天竺国与二弟航海而至，达奚乃季弟也。经过庙，欵谒王，王留共治，达奚立化庙门之东。元丰秋苦雨，太守曾布祈雨于祠下，默有祷于神。一夕感梦，告以所复，逾月被命，了然不差。因而命工修饰祠像，以答灵贶。今封助利侯。

达奚司空被封为助利侯，成为南海神崇拜的组成部分。清人檀萃指出，达奚司空立像在南海神庙中门之左，“黑离面白眼，跂而前望，若有所招呼。司空外蕃波罗人，随贾舶来泊黄木湾，携波罗子植于庙，回望舶已举帆去且望且泣，立化于此。庙人因其身加衣裳而像之。”后人在南海神庙内立神像祭拜，而且在神庙种波罗树，南海神庙亦称“波罗庙”，后来的南海神诞也成为“波罗诞”，神庙前一带江面称“波罗江”。明人苏应机、韩雍、今沼、憨山、汤显祖、清人王士祯等均有诗赞颂达奚司空。可见这个由外国人演变而来的神灵影响之大。

宋代万安军都纲庙崇奉伊斯兰教的外国舶商首领（“舶主”）被奉为神灵，属于“外来神仙”，影响越来越大，到明代改称昭应庙、番神庙，神主从民间神转变为官方神，其社会功能与地位都提高了。

海南岛社会经济生活具有明显的海洋性，出现将外国客商奉为保护神的现象，其信仰海洋性与开放性兼而有之。此外，海南岛民间信仰还具有多样性特点。史书记载，本岛各种神灵名目繁多，数不胜数，海洋神灵占有很重要地位，包括土地公、海龙王、海神娘娘、天后（妈祖）、水尾圣娘（又称南天夫人）、冼太夫人、木头公、兄弟公（又称108兄弟公、昭应公）、峻灵王等等，有些为本地产生，有些为外地传入，均具有海洋神灵的神性，兄弟公崇拜则是海里成长、土生土长的本岛海洋神灵。

二、祭孤魂与兄弟公信仰：起源及流变

兄弟公崇拜包括孤魂、兄弟公两位主神，一般认为起源于本土，最早出现在明代，这是基于海南本岛和南海诸岛考古发现及民间传说资料作为依据，但是不见古代地方文献记载。

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有些文化工作者前往西沙群岛一带采风考察，留意到民间关于兄弟公、孤魂庙来历的传说，也留下一些有关的直观文字，有一定参考价值。一篇名为《西沙群岛上“兄弟公”小庙的来历》的文章说：

在西沙群岛上，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用珊瑚石砌成的小庙，当然这些小庙是很小的，而且工艺也很粗糙，看起来倒是很像一个直立起来的大抽屉。提起小庙，它倒有一段来历。据渔民们说：在明朝的时候，我国住在海南岛上的渔民经常到这里来捕鱼。有一次，有一百零八个渔民兄弟在这里碰到了大风，他们统统遇难了。后来渔民们为了纪念这些渔民兄弟，他们就在这里建立起了许多名叫“兄弟公”的小庙。他们一面纪念自己遇难的渔民兄弟，同时也祈求海神保佑他们一路平安。直到现在，每当渔民来到这儿捕鱼的时候，他们总是要带一些供鸡、供酒来祭祀。

到了70年代，广东省考古工作者曾经两次到西沙群岛作水下文物调查，从专业角度考究兄弟公信仰。参与其事的广东博物馆何纪生先生认为兄弟公崇拜在明代已经出现。在西沙群岛，兄弟公庙一般经过多次重修，其建筑材料多用珊瑚，受海风雨水侵蚀，质地虽然一样，但色泽不一样，可以辨析出不同时期的建筑，可以看出西沙群岛的兄弟公庙有些建筑从明代到现代的更迭与补充，在明代已经建造，以后不断增建、重修。而神庙供奉的佛像及其他器物，有的属于明清和民国时期。不久，广东省博物馆出版了《西沙文物》一书，对兄弟公信仰来历、最早出现时间等问题作出如下论断：

关于庙的年代，我们从庙的建筑、各种佛像供器、周围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有的是明代建造的，大多数则是清代所建。庙用当地的珊瑚石建筑，从保留的现状看，年代已很久远，且经过多次的修理、加砌，决不是近几十年间建造的。庙里的瓷器时代相距甚大，明代、清代和近代的都有，说明经过一再更换补充。北岛的两块清光绪二十八年石碑和永兴岛一九二一年都是在庙的近旁发现的。庙是岛上的重要标志，是渔民经常活动的地方，因此，把碑埋在庙旁。这也说明了庙的建筑年代已很久远。

在考察西沙群岛时，何先生留意观察渔民对兄弟公的传说与孤魂庙、兄弟庙的来历，对理解、研究兄弟公信仰起源有重要参考价值：

至于“孤魂庙”或“兄弟孤魂庙”的来历，渔民中流传着一段古老传说：远在明朝的时候，海南岛有一百零八位渔民兄弟（“兄弟”是渔民间亲切的称呼）到西沙群岛捕鱼生产，遇到海上的贼船，被杀害了，后来又有渔民去西沙群岛，中途忽遭狂风巨浪，十分危急，渔民就祈求那被害的一百零八位渔民兄弟显灵保佑，遇救后，渔民就在永兴岛立庙祭祀。又说，往昔去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渔民甚多，渔船分散停泊在各处岛边，对“兄弟公”的祭祀照例要再最先登岸的岛上举行，因而在其他岛上也先后建立庙。这种建庙的风气后来又遍及到南沙群岛和文昌县、琼海县的沿海港湾，现在这些地方也都留存着不少孤魂庙的遗迹。

这里的“一百零八兄弟公”，是“因遭风暴遇难的”的南海渔民。在南海诸岛，海南渔民世代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作业，渔民到达这些海岛后都要到庙里去祈求保佑平安与生产丰收。这种诞生于西沙群岛海域的保护神，后来传播到海南岛上，成为海南民间信仰的重要神灵。考古资料与民间传说相互参证，可以确认兄弟公崇拜不会迟于明代。

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西沙群岛文物调查记录，琛航岛珊瑚石小庙，现存广东省博物馆

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西沙群岛文物调查记录，珊瑚岛小庙，现存广东省博物馆

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西沙群岛文物调查记录，甘泉岛珊瑚石小庙，现存广东省博物馆

另有一些论者则主张兄弟公崇拜出现在晚清。持此论者认为，有些认为起源于海南本岛，有些认为起源于南洋琼籍商旅，还有认为起源于越南。这些看法流传甚广，均脱胎于咸丰元年（1851）海南商人在越南遇害事件，琼商遇难后被神化，成为救危导航的航海保护神。上世纪20年代初编修的《文昌县志》即持此说：

昭应祠，在县北铺前市，圯。同治年间林凤栖仝众建。咸丰元年夏，清澜商船由安南顺化返琼，商民买棹附之。六月十日泊广义孟早港，次晨解缆，值越巡舰员弁觑载丰厚，猝将一百零八人先行割耳，后捆沈渊以邀功利，焚艛献艏。越王将议奖，心忽荡，是夜，王梦见华服多人，喊冤稽首，始悉员弁渔货诬良。适有持赃入告，乃严鞫得情，敕奸贪官弁诛陵示众，从兹英灵烈气，往来巨涛，骇浪之中，或飓风黑夜，扶桅操舵，或汹洑沧波，引绳觉路，舟人有求则应，履险如夷，时人比之灵胥，非溢谀也。

同治年间，铺前已经建立起昭应庙，可见以遇难琼商为神主原型的兄弟公崇拜，19世纪60年代已经在海南出现。不过，有一问题该县志没有说明清楚：兄弟公崇拜究竟是海南本地渔民所为？还是越南琼侨所为，再传带到海南本岛？这里牵涉到兄弟公信仰起源于海南本岛还是海外（越南）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澄清。

法国著名学者苏尔梦教授对兄弟公的起源持谨慎态度。她认为，如果说兄弟公起源于17世纪的海南的话，那么“可能开始于1851年牺牲者在一次海南遇难之后”，她认为：

“一百零八兄弟公”实际上是一群海南籍海商在安南完成生意返回中国途中，在顺化洋面被贪婪的越南海岸巡警杀害，沉尸大海。这些受害者的灵魂升天后，便担负起保护航海者安全的职责。在海南，最早奉祀兄弟公的神庙在铺前（1864）港和清澜（1868）港建立起来，这两个港口在南海有大量的航运往来。后来这两座神庙都被毁坏了。

关于兄弟公信仰的起源，可归结为“明代说”和“清代说”两种观点，两者均有合理性和可取之处，而且并不矛盾，但是都存在思考盲区和欠缺周全。“明代说”有相关考古资料可资证明，民间资料加以印证，各界流行亦广。但此说没有注意到兄弟公信仰其实包括祭孤魂与兄弟公崇拜——不管是崇拜遇难渔民兄弟英灵，还是崇拜遇害商人英灵——两种形态，祭孤魂与兄弟公崇拜两者合流才造就流传至今的兄弟公信仰。从源流上看，兄弟公信仰的两个主神，其一孤魂的原型是海上死难渔民或商旅，并非兄弟公的原型——遇难海南渔民或遇难清澜商人，兄弟公为晚近后出；另一个主神兄弟公，其实存在两个不同的原型——死于海难的渔民兄弟和越南遇害的清澜海商。在祭孤魂、兄弟公崇拜发展中，这两种神灵崇拜最终融混为一体，造就出“二神复合”的海洋信仰，这点需要明确。另外不能不注意，祭孤魂产生并流行于久远的海南渔民社会，而兄弟公（昭应公）崇拜则出现在晚近的琼侨商业社会，两种不同人群所崇拜的神灵的主体功能及其神性均有差别，不宜混淆。

“晚清说”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中外文献亦有记载，问题在于同样没有注意兄弟公信仰存在两个神主、两个形态之区分，忽略了以遇害商人为神主原型的兄弟公信仰出现之前，海南渔民早有祭祀孤魂的信仰形态，而海南渔民社会更多将遇难的渔民兄弟当作兄弟公信仰的神主。祭孤魂、兄弟公崇拜两种神灵崇拜出现时间有先后，崇拜的人群更有较大差别。晚近两者合流之后才形成共祀孤魂与兄弟公的现象。

在我看来，兄弟公信仰是在“万物有灵”意识作用下、以祖先崇拜形式建构出来的民间海洋信仰，在源流上其实并非单一神灵，而是两种以上神灵崇拜先后出现，最终合流而成的复合型海神信仰；这种发展也不是单纯的线性发展，在海洋陆地不同人群中存在差异，诸多变化，需要做进一步分析研究。

（一）祭孤魂海厉与兄弟公崇拜：两个源头及其合流

现代海南流行的兄弟公信仰有两位神主：一为“英灵显赫一百零八兄弟”，或称“昭应英烈壹佰零捌兄弟公”，或曰“显灵壹佰零捌兄弟”，简称兄弟公或昭应公；一为“山水二类五牲孤魂”，或作“山水二类五姓孤魂”，简称孤魂。或者两者分主次：前者为主神，后者为从祀。所以兄弟公庙中的主神排列通常是兄弟公牌位居左，孤魂牌位在右。

海南临高县新盈镇“英烈庙”内“昭应英烈一百有八公神位”（右）“灵感显应山水孤魂众等神位”（左）（李庆新，2008年）

海南渔民传说：“108兄弟中有72个孤魂和36个兄弟，72个孤魂是我们渔民先辈在西、南沙下海作业过程中先后死去的，36个兄弟则是同在船上因遭风暴遇难的。”这里蕴藏的概念，孤魂指去世先人的灵魂，兄弟是遇难弟兄的魂魄，在辈份上是有区别的。

民间还有如此说法：因为过去常有遇难漂流的人畜动物尸体，漂泊至海边，渔民以慈悲之怀，将那些尸骨收葬，并在兄弟庙内设“山水二类五牲孤魂之神位”，收容这些海上漂泊的孤魂。由此而言，兄弟公信仰还蕴涵着海南渔民对陆地海洋死去的所有动物的怜悯与慈爱，万物有灵，万物皆得敬畏。

历史地看，祭孤魂与兄弟公崇拜，前者起源更早，发祥地不在陆地而在海洋，主要是在西沙群岛海域。该海域既是古代中国渔民世代捕鱼为生的地方，也是海商番客常到之处，地处南海交通的要冲。七洲洋一带海况复杂，是海难频发区域，被视为畏途，古来即产生许多鬼怪传说与恐怖故事，航海人视为畏途海域。《岛夷志略》所谓“上有七州，下有昆仑，针迷舵失。” 《东京梦梁录》则谓“去怕七洲，逥怕昆仑”。明代文献仍记载：“上有七州，下有昆仑，人船莫存。”明人黄衷《海语》记载：

万里石塘，在乌潴、独潴二洋之东，阴风晦景，不类人世，其产多砗磲，其鸟多鬼车，九首者、四三首者，漫散海际，悲号之音，咼刮闻数里，虽愚夫悍卒，靡不惨颜沾襟者，舵师脱小失势，误落石汊，数百躯皆鬼录矣。

韩振华先生等认为，万里石塘是指今西沙群岛、中沙群岛一带，乌潴为今广东台山市上川岛以东一带海面，独潴指今海南万宁海中独猪山一带洋面。万里石塘海面环境恶劣，海中生物也是古灵精怪，骇人见闻，海洋环境“不类人世”。渔民船户航海至此，必祭祀海神，安抚鬼魂，求得平安。明人王鳌《震泽纪闻》记载，正统七年（1442），吴惠随同出使占城，回国还至七洲洋，遇大风，舟船几覆；正使给事中舒某“泣不知所为，惠为文，以祭祝融与天妃之神，俄而开霁”，赖南海神与天妃的保佑，使团顺利回国。有些记载把这次大风归因于“鬼神出没”之故。

嘉靖《广东通志》引顾玠《海槎余录》关于七洲洋记载：鬼哭滩一带海域“极怪异。舟至则没头、只手、独足、短秃鬼百十，争互为群，来赶舟人，以米饭频频投之即止，未闻有害人者。”面对“鬼哭滩”的神怪，航经该处的船民投以米饭，鬼怪即不伤人，这里体现了人们敬畏神灵、向海上孤魂奉献牺牲、获得海洋神灵宽宥的宗教行为与文化意义，可以看出祭孤魂鬼怪信俗的早期发端。

用饭团投祭海神，海南民间另有一传说。说是在南海航行，天气恶劣时，桅顶有一颗星，这时就要用饭团投入海中，以报平安。传说这颗星是女神的化身，据说古时有个女人要去南洋，但自古出海有规矩，行船不能带女人，若船上载了女人会运气不好，船会翻沉。经不起女人的苦苦哀求，船上总簿心慈，把她带到船上关在箱里，并送饭给她吃；一次送饭时被船主发现，就把那个女人推下海里，女人死后化为神，专门给人指点吉凶，于是，每当天气不好时，桅顶就有一颗星。这一传说与上述鬼哭滩祭鬼神故事有所不同，传说出自渔民之口，但反映的却是海商社会之实情。它蕴藏着两方面的海洋信仰信息与航海文化内容：一是航海人崇拜的女神原型是一个不幸被海商社会传统规矩扼杀的女性，其鬼魂与“鬼哭滩”中的鬼神无异。航海人采取“投饭团”仪式表达敬神心意，讨好神灵，赋予神性，女鬼变身为航海保护神；女神施以回报，指导航程，指点吉凶。这一造神模式与祭孤魂（及后来之兄弟公信仰）如出一辙。二是反映了中国古代航海某些经验与技术实况。北宋文献《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录了海上航行舟师通过观察日月星辰，判断天气的变化，航程的方向，“以观明晦”、“以揆南北”，中国航海家用指南针的事实，这是航海史上的重大进步。这一传说中，女鬼变成女神，也是海上航行的导航之星，折射出“神仙世界”中蕴涵着人类的航海智慧和技术文化。航海人创造了航海技术文化，也创造了航海女神。

万历年间，张燮《东西洋考》把往来南海七洲洋一带海域的祭孤魂活动称为“祭海厉”：俗传七洲洋“古是七州，沈而成海。舶过，用牲粥祭海厉，不则为祟。”原藏于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的《两种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记录了16至18世纪中国江、浙、闽、粤、台等沿海地区与东西洋海上航路情况。《顺风相送》记载：“七州洋：一百二十托水。往回三牲酒澧粥祭孤。贪东鸟多，贪西鱼多。”而另一部航海针经《指南正法》也记载，从福建大担航船到暹罗，经过南澳、乌猪洋面，“用单坤十三更取七洲洋，祭献。用坤未七更取独猪。……丙午五更取灵山佛，放彩船。……”“祭献”是航海人在航经七洲洋海域必须举行的祭祀活动。“放彩船”是航海人航行至越南中南部海域祭海神的一种方式。

明清时期中国与琉球海道往返必经东海黑水沟。黑水沟号称“分水洋”，为中外之界，舟人过此，常投牲致祭，并焚纸船。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汪楫奉命出使琉球，从福建南台登船，谕祭海神，海行过赤屿，“薄暮过郊（或作沟），风涛大作，投生猪羊各一，泼五斗米粥，焚纸船，鸣钲击鼓，诸军皆甲露刃，俯舷作御敌状，久之始息。问郊之义何取？曰中外之界也。”乾隆二十一年，册封使周煌曾作《海中即事诗》四首，其四注曰：“舟过黑水沟，投牲以祭，相传中外分界也。”

显而易见，与东海黑水沟、南海乌猪洋、交趾洋海域一样，七洲洋“鬼哭滩”一带海域是海南渔民、海商祭祀海厉/海神的重要区域，也是古代东亚海洋信仰的重要祭祀空间。韩振华先生认为：

由于对七洲洋上的风浪巨大，以及对贪东会误入万里石塘的危险没有正确认识，才产生了七洲洋上的一些鬼魂神怪的神话，并迷信这些冤魂之所以凭海底都是因为七洲洋陆沉，方使其然。为了使七洲洋的冤魂不来作祟，舟人迷信祭献于七洲洋，就可消灾弥难，于是船过七洲洋，就要对七洲洋陆沉的那些冤魂，来个“祭孤魂”。

在这里，韩先生原意不在讨论渔民与航海人的信仰活动，甚至视为“迷信”，但无意间却道出了海南祭孤魂信俗的早期形态。

古代祭祀有官方与民间两大系统。官府治民事神，对冥冥之中“无祀鬼神”的祭祀在《礼记》已有记载，早有定例。《清会典》记载，顺治初年定直省祭厉坛之制。官府建厉坛群祀鬼神。每岁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凡三祭。祭品用羊三，二，米三石，香烛酒纸随用。祭祀时先请城隍神为之主，乃召无祀鬼神祀之，有司行一跪三叩礼。在官府规范和示范作用下，民间祭厉也有可循之规制。按明洪武礼制，“每里一百户，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祭日皆行傩礼。”光绪《崖州志》收录了一篇祭厉坛的《告城隍庙文》：

钦奉皇帝圣旨：普天之下，率土之上，无不有人，无不有鬼。人鬼之道，幽明虽殊，其理则一。今国家治民事鬼，已有定例，尚念冥冥之中无祀鬼神，昔有生民，未知何故而没。其间有遭兵刃而横伤者，有死于水火盗贼者，有被人强夺妻妾而忿死者，有被人掠取财物而逼死者，有误遭刑罚而屈死者，有天灾流行而疫死者，有为猛虎毒虫所害者，有饥寒交迫而死者，有因战斗而殒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缢者，有因墙屋倾颓而压死者，有死后而无子孙者。此等鬼神，或终于前代，或没于近世；或兵戈扰攘，流移他乡；或人烟断绝，旧缺其祭祀。姓名泯没于一时，祀典无闻而不载。此等孤魂，死无所依，精魂未散，结为阴灵。或依草附木，或为妖作怪，悲号于星月之下，呻吟于风雨之中，凡遇人间令节，魂杳杳无以归，意悬悬而望祭。兴言及此，怜其惨凄。故敕天下有司，依期致祭。命本处城隍，以主此祭。镇按坛场，鉴察诸神等类。其中有为良善，误遭刑祸，死于无辜者，神当达于所司，使之生还中国，永享太平之福。如素有凶顽，身逃刑宪，虽获善终，亦出侥幸者，神当达于所司，屏诸四夷。善恶昭报，神必无私。除钦奉外，合就牒移城隍狱神，吊出狱幽，以飨祀典，久远遵行。

这篇祭文体现了古人顺应天命、尊天敬地、为天下生灵万物祈福的精神，建立厉坛，群祀鬼神，请神享祀，终极目的是达到贯通幽明，在人神之间建立良好的和谐关系，永葆江山，共享太平。

上述祭孤魂信俗在海南显然不属官方系统而属民间信俗系统，它是后来成为兄弟公信仰体系中另一主神崇拜——祭孤魂——的渊源，民间传说的死于海难的渔民兄弟，或者是越南被冤杀的海南商人，被神化后附加到这一民间信仰，当作主神崇拜。祭孤魂、兄弟公崇拜两者合流，最终形成流传至今的复合型海洋信仰体系。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丹戎昭应庙内，一块光绪十四年（1888）《昭应祠》牌匾，开始就说：“尝思盂兰之会，自古已彰，昭应之祠于今为烈。……”“盂兰之会”是民间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为普渡孤魂野鬼而举行的节庆仪式，又称“中元节”、俗称“鬼节”、“施孤”、亡人节、七月半。显然，巴厘岛海南人的兄弟公信仰是海南商人在越南遇害事件之后出现的，将祭拜兄弟公视为与盂兰会联系起来很自然合理——事实上兄弟公崇拜与祭拜孤魂野鬼本无二致，出于相同的祭神理念，属于相同的信仰活动，说明祭鬼魂信俗、盂兰会比祭拜兄弟公出现得更早。琼海潭门镇孟子园、南截坡、西陆园三村的“盂兰昭应庙”，将盂兰会与昭应公合为一庙，也出自同一样理由。而据中国南海博物馆章佩岚馆长调查，博鳌金湾南边有一间兄弟公庙，庙正门匾额就称“盂兰庙”，供奉“海洋一佰零八兄弟之神位”“盂兰盛会诸佛菩萨之神位”。身处异国巴厘岛的海南人更多从传统视角、从盂兰会信俗本位去供奉来自故乡的兄弟公神灵，给我们考察兄弟公信仰的源流及其在海外的变化提供一另类视角，再次诠释了祭孤魂、盂兰会、兄弟公崇拜内在性质与理路是一样的，但出现时间有先后，不同形态的祭祀最后走在一起，形成当下及后世民众的信仰状态。

琼海潭门镇孟子园、南截坡、西陆园三村“盂兰昭应庙”正门匾额（李庆新，2016年11月19日）

（二）兄弟公主神与越南琼侨被冤杀事件

民间信俗成长于基层社会，地方社会既是民间信仰倔强成长的天然沃土，也蕴含着不断改造信仰本身的内在力量。祭孤魂、兄弟公信俗成长于大陆之外王法不到的海洋社会，海洋社会内在的力量表现出更强大的自主性，在造神运动中按照自身理念、自己诉求建构信仰体系，呈现出异于陆地的驳杂多样的信仰异象。兄弟公信仰随着信仰人群的变迁，从渔民到商众，从本岛到海外，信仰体系与时俱进，以应不同的社会需求。

在兄弟公信仰历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崇拜主神的更替。清末在越南被冤杀的海南商人被神化、并成功在与孤魂合流中取得主神地位，进入海内外海南人的信仰体系。由于资料缺乏，目前尚有不少道不明、说不清的问题，不能断定这种变化究竟是在海南本岛发生？还是在海外（例如越南）琼侨社会发生，进而传播到海南，以及何时完成转换？但是可以清晰认定的是，1851年越南巡海官兵杀害海南商人事件对近世兄弟公信仰影响巨大。

查阅越南史料，阮朝嗣德四年即清咸丰元年（1851）越南中部海域确实发生一起巡海官兵杀害琼州商人事件，《大南寔录》记载：

[嗣德四年六月]鹏博巡哨掌卫范赤、郎中尊室苕奏言：于南义洋分，遇匪船三艘，射中一艘，沉没一艘，往东走窜一艘，为大炮轰击，匪伙伤毙者多不能对射，率弁兵前来，尽杀约七八十人。拿此船驶抵占屿澳停碇，以在行弁兵得力请赏。帝疑之，命兵部臣勘覆，既而选锋队长陈文侑等首言：本月十八日官船泊施耐汛，有异样船三艘在青屿洋分，赤等追驶，开射该船，并无对射，惟有往东远走耳。迨近该船，一艘才放射，便收帆就官船，至三十三人呈船牌，有称原寓承天铺，与尊室苕惯识者，而苕以为奸商，应拿斩。赤应之，遂令杨衢[水师率队]等将船内尽杀[七十六丁]，投弃于海。部臣以范赤等妄杀冒功，奏请准交法司查究，及案议以苕首谋，改从母姓，为邓苕，与同谋之范赤各同陵迟，其妻子亦炤案分插，杨衢问斩，陈文侑能先首发案情，免议。从之。

这段史料可知，这一案件中有76人遇害，领有“船牌”（即贸易许可证），属于合法生理的商人，但遭到越南巡海官兵的冤杀，阮廷最终查明真相，惩处凶犯，冤情得到昭雪。案情与海南民间传说大体一样，只是罹难人数有出入，悲剧的主角最终被神化为航海保护神。

16世纪中叶兴起的国际贸易城市会安，是华侨聚居的地方，琼籍侨民在陈富街建起了堂皇的琼府会馆，内有一牌匾“昭应公事略”谓：

昭应公者，琼侨百八罹难义士也。清咸丰元年一八五一年六月中旬，商舶“猛头号”于顺京启航作归，行间为风故，避广义孟早港，廿一晨得晴再程。旋遇巡者，因涎其丰载，寻衅勒索，船人义愤力拒，乃纵而踪之于远海，逞势尽捆生沉，罹难者百有八人，诚暴行也。事后分赃毁舟，诬捏报功，越廷以暗昧疑，密侦根由，卒获脏证，拘凶鞠讯，直供谋财害命不讳，案白，乃诛祸抚难，足慰冤魂矣。

昭应公就是兄弟公，神话故事脱胎于《大南寔录》记载的真实历史。“一百零八”罹难者后来多次显灵，救助遭遇海难者，海南乡亲感激恩德，便建祠纪念他们。会馆正殿名“昭应殿”，光绪初年建，供奉主神“敕封义烈昭应百八英灵”，附祀“山水二类五牲孤魂”诸神。

在藩切，海南帮众在光绪二年（1876）创建了“昭应祠”，主祀照应公。二十五年，帮众在祠堂基础上建立起海南会馆（琼府会馆）。据深圳大学张卫东、刘丽川等教授2015年实地调研，该会馆至今保存阮朝维新帝于七年（1913）十月八日颁发的一件“敕命之宝”，敕文如下：

敕平顺省咸顺府琼州帮奉事招灵祠清人一百八人灵位之神，捻著灵应，向来未有预封肆。今丕承耿命，缅念神庥，著封为翊保中兴灵扶之神，准依旧奉事，神其相佑，保我黎民。钦哉！

此件“敕书”说明，兄弟公虽然在越南海南人中受到崇拜，但维新七年才得到阮朝正式承认和敕封。维新帝阮福晃与其父成泰帝一样，不满法国人统治，曾经策划起义，但都没有成功。据介绍，维新七年，阮福晃敕封“清人一百八人灵位之神”为“翊保中兴灵扶之神”，意在笼络华人，支持其反对法国人。起义失败后维新帝被法国人流放至西印度洋海岛殖民地流尼汪（Reunion）。

由上可见，清末遇害琼商成为兄弟公神主的原型，进而底定了主神地位，改变了兄弟公信仰结构，影响深远，体现了近代海南信仰人群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迁，原来以渔民社会为主的信仰基础，扩展到商业社会。而随着兄弟公受到越南朝廷敕封，地位进一步上升，影响也更加广泛。神随人变，神随人迁，伴随着海南人向海外迁移，兄弟公（昭应公）信仰圈从海南本岛扩大到东南亚，乃至更广阔的琼侨社区。

（三）兄弟公信仰与《水浒传》《三国演义》英雄故事

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成长或多或少受历史大环境、特别是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一百零八兄弟公以“英烈”“义士”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得到渔民兄弟及其他商众的共同认可，不能不令人想起《水浒传》梁山泊英雄好汉、《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结义等经典传奇故事，并将之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在精神上寻求超自然的力量——神灵相助，特异的自然万物、宗教人物、历史人物往往被有选择地赋予神性，塑造成具有神通、能保护自己的神灵。明清时期说唱文学、杂剧演义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故事脍炙人口，故事中的主角家喻户晓，对民间信仰影响很大，因而诸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说部一些已被神化或具有美德的主人公，被奉为神通广大的神灵，或保佑一方的地方神灵，受到民众顶礼膜拜，例如著名的关公、齐天大圣（孙悟空）、哪咤等。英雄崇拜成为民间信仰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下面以哪咤信仰为例，略加申述。

哪咤（梵语Nata）是古印度秘传佛教四大天王之一毘沙门天王第三太子。唐代北天竺传入的密宗经典记载，哪咤勇健善战，能护持佛法，守护国王国界，轸灭歼敌，降服恶魔。宋元时代，毘沙门及那吒形象由于佛经故事的演变，道教传说的渗透，以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封神演义》《西游记》等说部、杂剧演史的渲染附会，发生显著变化，深入民心。民众出于崇拜英雄、抗拒外侮等观念，将已谥为道教神祗的唐将李靖，与驰名北方的释教毘沙门王化合，塑造出融汇佛道的毘沙门王天王李靖，哪咤变为托塔天王李靖的三太子，成为民间信仰中妇孺皆知的三头六臂（或三头八臂）、手持宝塔、脚踏风火轮、神通广大、勇不可挡、降魔服怪的神将。直到清末民初，京师的平民文艺家将刘秉忠规划大都城传说、明清流行的哪咤与龙王父子搏斗故事、明初开国功臣神机军师刘基传说相混合，创造了“刘伯温制造八臂哪咤城”的神怪故事，在现代北京民俗传统中仍然占有一席地位。而哪咤经《三教源流》《封神演义》的演绎，增强了他在佛教典籍中神灵威勇、护法降魔的童神形象，成为民间信仰中广受崇拜的保护神，不少地方兴建庙宇祭祀供奉。据介绍，乾隆初年，北京永定门陶然亭内已经建起崇祀哪咤的祖庙。另外，还有河南西陕县丁河镇哪咤祖庙，南阳邓州凤凰镇陈塘关与四川宜宾翠屏山哪咤行宫。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也流行哪咤崇拜，台岛以太子宫为名的哪咤庙超过三百间。流行于中国大陆与台港澳地区的哪咤崇拜，堪称佛教典籍中人物、文学作品中主角被神化、进入民间信仰体系而广受崇拜的典型。

海南一百零八兄弟公的造神运动应该受到《水浒传》《三国演义》绿林好汉故事的启示，不管是渔民口传的被海盗杀害的108位渔民兄弟，还是在越南经商遭到冤杀的海南商人，俨然都是梁山108条好汉的化身，焕发着救助贫弱、主持正义的英雄气概。两个“108”绝非偶然巧合，这种气魄只有行侠仗义的梁山好汉、闯荡江洋的海南渔民才具有。地方志记载，琼海博鳌三江盂兰庙，庙内设有“海洋结义一百零八兄弟神位”，显然又是《三国演义》桃园结义故事的忠义精神在海洋社会的重塑与演绎。可以认为，梁山好汉、三国英雄的忠肝义胆、忠烈义勇等侠义精神被灌注进兄弟公信仰的内核，塑造出有求必应、神通广大的海上侠客的航海保护神。

大自然的造化，季风吹拂下流淌的海洋把南海海域及其水上主人与东南亚连为一体，活动其间的涉海人群建立割不断的传统联系，不断组建变换着流动的、开放的、边界模糊的水上疆域。16世纪以后，受大航海时代激荡，东亚海域海洋武装势力风起云涌，东西方武装商船与商人势力纵横海上，互相竞逐，海盗活动猖獗，抢劫风行，航海贸迁是高利润、高风险的生意。南海成为国际性海洋势力活动的舞台。作为东南沿海和南海贸易的重要力量，海南的涉海人群深深参与了大航海时代南海经济开发与海洋贸易。乱世出英雄，亦盗亦商，亦渔亦盗，亦或有之。一百零八兄弟公体现了那个海洋竞逐时代的精神，既是海南渔民海商的代表，也是海南人闯荡江湖、开发南海、开拓海外世界的海国民性的化身。

三、海南本岛及南海诸岛的兄弟庙（孤魂庙）

“有人住的地方就有庙”。兄弟公受到海南涉海人群的崇奉，各地建立起不少兄弟公庙作为祭祀场所，尤其在海南岛东部的琼海、文昌沿海渔村。兄弟公庙或称昭应庙、英烈庙、孤魂庙，没有划一名称。在西沙群岛发现的珊瑚石小庙也一样，“供有佛像的就叫娘娘庙，其他则成为公庙、石庙、土地庙等。”兄弟公庙崇拜采用祖先崇拜形式，在神座竖立木制神主牌，与一般庙宇设崇拜偶像不同。

海南本岛比较有名的兄弟公庙有文昌县铺前清澜港昭应庙，建于同治年间。民国九年刊刻、李钟岳修、林带英纂《文昌县志》卷三《建置志》记述了清澜港商人在越南被杀害的情况，遇害商人成为兄弟公的原型。

琼海市潭门镇孟子园、南截坡、西陆园三村盂兰昭应庙规模不小，是海南本岛始建较早的兄弟公庙，至迟在光绪十八年（1892）已经存在。庙正对南海，门额题“盂兰昭应庙”，门两边有对联：“五岳潭温开福址，三江浪平广财源”。庙内供奉“英灵显赫一百零八兄弟”“山水二类男女五姓孤魂”两神主牌，神牌两旁有对联：“英灵日照九江浪，显赫月映千秋濯”。神台前方横梁上悬挂1990年村民捐“海不扬波”木质牌匾。神台正上方贴“风调雨顺”二龙戏珠彩绘瓷画，右上方悬挂“英灵显赫”牌匾。神台左后墙有两方“万世流芳”碑，分别为光绪十八年、三十年立，记录村民捐款修庙之芳名。

琼海潭门镇孟子园、南截坡、西陆园三村“盂兰昭应庙”及庙内神主牌、“万世流芳”碑（李庆新，2016年11月19日）

值得注意的是，该庙右侧墙壁有一方用瓷砖烧制、记述1990年海外华侨与本村村民捐资重修本庙的芳名，叙述本庙创始及重修原因，择要撮录如下：

本庙乃三村先祖始建于清初，光绪三十年毁于风灾，是年三村先贤集资重建。一九七三年因强台风刮倒，海外侨胞迫切要求将之再建，已做纪念，并造福后代，为此海外侨胞成立了再建盂兰昭应庙筹委会，三村也相应成立了建庙理事会，广大侨胞慷慨解囊，鼎力支持，热心赞助，三村众兄弟也齐心协力，聚腋成裘，既建庙又建校，共襄善举，……

此庙是否建于清初？或者说清初就已经建起盂兰庙，后改名昭应庙？有待考证，但光绪三十年毁于风灾及重修则应是可信的，庙内该年“万世流芳”碑可以印证。1973年该庙又遭受强台风毁坏。1990年在村民及旅居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侨胞支持下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规模。

潭门镇文教村兄弟公庙座落在文教村东边，始建年代不详。现庙为当代建筑，距海约50米。庙的两根柱子，雕饰盘龙。正面墙漆成朱红，屋顶为黄琉璃瓦。庙门正对南海，门额题“文教兄弟庙”大字，两旁有繁体对联：“文通人和神恩泽，教顺地灵渔业丰”。正中神台摆放神主牌两座，右为“显灵壹佰零捌兄弟之神主”，左为“山水二类五牲孤魂之神位”。神主牌上方为一幅麒麟彩绘壁画，两旁对联：“兄弟联吟镜海清，孤魂作颂恩波静”。

在海南岛西部沿海，渔民也信仰兄弟公，但庙宇不及东部沿海乡村密集。2003年，笔者前往海南西北部临高县新盈镇安全村调研，该村濒海，有九天庙、武圣庙、神山庙和英烈庙。九天庙祀九天大圣，神山庙祀神山爷爷、广德明王，英烈庙即兄弟公庙，祀兄弟公和孤魂。英烈庙与神山庙并排，右英烈左神山，面向大海。英烈庙始建年代不详，现庙是新修的，神台两神主牌，右“昭应英烈一百有八公神位”，左“灵感显应山水孤魂众等神位”。神台前贴有“万古英灵”“福庇万方”红纸条幅。门楣、门柱亦贴一幅对联：“千秋宝诞。昭应千秋扶海利，英烈宝诞庇鱼商。”说明渔民、商众崇拜兄弟公，主要祈求发财致富，渔获丰收。

海南临高县新盈镇“英烈庙”（李庆新，2008年）

1974年3-5月、1975年3-5月，广东省博物馆与海南区文化局在西沙群岛进行考古调查，在甘泉岛发现一处唐宋时期居住遗址。该遗址堆积厚度35-90厘米，出土文物有陶瓷器、铁器（工具）、铜器（饰件）、吃剩的鸟骨、螺壳和碳粒灰烬等。遗址位于岛上内倾斜坡地上，不易受海风正面吹袭，也不是潮湿低洼地，是为长期生活而选择的居住地，说明早在8世纪，中国渔民已经在岛上生活居住。

海南渔民前往南海诸岛捕鱼，并在岛上居住，建庙供奉各种神灵。清中叶刘世馨辑《粤屑》“崖岛”条记载：

蔡士阳，钦州士人也。读书不成，弃而为贾。地濒海，买舟出洋，营鱼盐之利。一日，偕十九人同舟，至三娘湾，遇大风吹出大洋，巨浪滔天。任其瓢泊，一昼夜抵一岛，舟近崖，冲激将覆，众急登岸逃生，回望原舟，片版不存，众遂入岛周览，冀有居民，为栖息之所，乃四顾绝无人迹，惟一小庙，中立神像，神前有珓杯一对，亦不知其何神，其中器皿镬灶皆备，甚讶之，不解其故。众想与枕藉其中，拾干叶作蓆，形携有火镰引火各物，群拾干柴燃火，不令绝，但无由得食。见其地产小薯大如指，若天冬然，煨而食之。庙前有鸡成群，捕之不得，祷于神而掷珓若胜，捕得数只，以此度日。遥望大海，茫茫木日无片叶，仰天长叹，艰苦备尝，死者已十余人，自分为异域之鬼。居八十余日，忽一夜，闻岛边人声嘈杂，若有舟泊此者，蔡等不能行，拊膺大哭，冀其援拯。舟中人闻之，并见火光，亦大惊异，入岛探问，见存者六人，病莫能兴，泣诉情由，咸哀怜之。转扣舟何自来？乃知此地近崖州，名蓬岛。每年七月，舟人乘风来此，取鲍鱼、带子各海味，秋末则回，余月虚无人焉。其食具留于庙，以为来时之用，鸡亦彼放生者云。于是客人扶归舟中，先与糜粥调养，三日后渐与之饭，半月始能行，至九月载以俱还。由崖州渡海，一路乞食回里，家中以其死久矣，一旦忽归，喜从天降。其子在学署读书，士阳至署详言之，如听世外事，此《山海经》所不载者也。

这段海国奇谈式历史记录，不仅了详细反映了南海北岸民众航海贸迁遇到海难的惊险境况，而且具体叙述了崖州人前往“蓬岛”进行季节性捕鱼与短暂居留的情况。海难发生在海南崖州附近的“蓬岛”海域，从岛屿有渔民居留、放养家禽、崖州渔民夏去秋还等情况看，最大可能是指西沙群岛。岛上神庙供奉的神灵并非粤西地区钦州、琼州流行的、人们熟知的关公、观音、三婆（天后），或者伏波将军，蔡士阳“亦不知其何神”，应该是海南人崇拜的本地神灵。

1928年，广东省政府组织人力对西沙群岛进行联合调查，获得一些群岛上渔民留存的兄弟公、孤魂崇拜遗迹。调查报告指出，西沙群岛之林岛即永兴岛，“原有海南渔人所建之孤魂庙一所，高阔约六尺，其年代不可考。”而方新《西沙群岛调查记》一文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