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成功，党的领袖都是有数牺牲中幸存者。他们的意志是由严酷的环境培养的。这种严酷的环境是无与伦比的，苏俄也不能与我们相比。列宁被捕流放２次，托洛茨基被捕流放２次，布哈林被捕流放３次，加米涅夫被判处终生流放，斯大林被捕流放７次。

中共一次就有去无回，含恨牺牲了。蒋介石的政治术语中根本没有流放这个词，他的用词都是“见电立决”、“斩立决”、“立决”。在我看来，苏俄沙皇尼古拉二世若是有蒋介石这等手腕，十月革命能否发生还未可知啊。领袖集团全部捕灭。

今天的反腐从政治局常委到国务委员又到军委副主席，许多人都有成绩，在我看来，共产党不断在进行淘汰，今天的反腐就好像当年那样。这里举两个大叛徒。

龚楚是什么人物？中共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三位领导者之一，与澎湃、毛泽东相提并论。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辗转粤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由龚楚带领上了井冈山。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后来一段时期，中共地方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称之为“朱、毛、龚”。多么老的资历，但他叛变了。

陈毅说：“革命太艰苦了，你坚持不下去，你可以走，但别出卖同志。不要让同志的鲜血染红你的顶戴花翎。”但龚楚叛变，紧接着就想诱捕项英、陈毅。

设了一个假伏击，伏击国民党军队，报纸上立刻刊登“龚楚游击队获得成功”，项英当时作为南方南方区的领导人非常高兴，当时游击队四处被国民党围歼没有成功，但龚楚成功了，龚楚随后来信：要面见项英，接受项英的领导，项英大喜过望，马上安排会见。

陈毅警惕性高，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项英遵从陈毅的建议按兵不动。过了一阵，龚楚怀疑本人曾经露了马脚，于是先下手为强，围歼北山游击队。

1935年龚楚背叛了共产党，1949年龚楚又背叛了国民党。1949年，第四解放军解放两广，龚楚作为国民党中将被迫起义，向当年他作为朱毛龚红军高级领导者时手下的连长后成为营长的林彪投诚，龚楚还想见见林彪。

但是根本见不到，林彪手下的师长就将他处理了，龚楚跑到了香港，又前往南美最后在香港定居。写了一本书《我与红军》，在书中标榜本人的“老资历”，依靠当年被他背叛如今成功的共产党。但是，他也很清楚，中共最不容忍叛徒，他回不来。

直到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法令，免除对国民军人的刑事清查。1990年9月，年过九旬的龚楚回到广东乐昌县长来镇。乐昌县县委县政府对龚楚热烈欢迎，希望龚楚援助家乡建设，招商引资。龚楚写了三封信，分别给邓小平、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家副主席王震，向当年的那些同事、今天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

邓小平当年在龚楚做红七军军长时担任红七军政委，两人关系亲密，龚楚单独给邓小平发了电报，报告他已从香港前往故乡。他希望小平同志见他一面，扬子晚报报道小平挂了一个长途挂到长来镇，龚楚听着电话里小平同志的声响，老泪纵横。1995年7月，龚楚在家乡长来镇去世。

毛泽东是什么人？是共产国际指定的领导人？不是。是上一任领导人指定他接班的吗？也不是。

他长期处于中国共产党的边缘，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选择毛泽东，经历了多少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苏俄革命的基本道路指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撞得鼻青脸肿，磕得头破血流。

1935年遵义会议对毛泽东的选择，不是山头妥协的结果，不是利益集团平衡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对成功的选择。

陈独秀讲得非常对，但是一个大成绩是，中共建党没有经费。当年在上海建党，要派包惠僧到广州告诉陈独秀当选了书记，要到上海就任，5块钱的船费，却有力领取。最后还是陈独秀本人掏钱到上海就任。

陈独秀到了上海发现张国焘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即每月约需一千余元的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由于搞工人运动要发传单搞工人运动，需求资金。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张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非常小心，也非常谨慎。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

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本人担任，一切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他带头号召大家捐献本人的工资。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处理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地方出现的第一次争持。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有同乡之谊。它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费。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自动要钱。

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工夫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钱，再坐一会，就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这样维持共产党的运作。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赞同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请了法国律师，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了一次患难。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印象极深。他经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到：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求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本人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

这些理想成绩，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处理的。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有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成绩都得到适当的处理”，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吵架。

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着人家走。大革命期间，陈独秀多次提出警告，国共合作不能再搞了，非常风险。但苏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却非常坚持。

最后大革命失败，谁担任？斯大林担任？共产国际担任？不可能，陈独秀你担任！犯了严重的右倾化错误！陈独秀1928年离开了党，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找一条我们中国人本人的道路”，这是非常深入的教训。

共产国际和联共指点中国革命，出发点和归宿点从来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在中国寻觅到能够与苏联合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国主义压力，保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安全。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协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联共地方政治局给他指示的第一条，即“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腕来加剧这种冲突”；其次才是支持中国革命。

即便是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提供巨大协助，推进了北伐革命的有力发展，异样也是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需求。如今忽然间跳出个李立三，要求苏联置本身安全于不顾全力配合中国革命，真是令共产国际和联共惊讶得目瞪口呆了。

国际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腕进行了干涉：停发中共地方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遭到的最严峻制裁。李立三黯然下台，做了三年检讨，错误背了30多年。

但只要神是不犯错误的，人是要犯错误的。毛泽东不是神，是人。1956 年9 月10 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领会议上讲话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分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所举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

红军《长征组歌》中豪迈地唱道：“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但毛泽东本人坦率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他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跌倒了爬起来，具有再跌倒再爬起来的这种理论性。

毛泽东当年把队伍拉到井冈山，探求中国革命成功道路，党表彰他了吗？党处分他！秋收起义让你打井冈山了吗？让你打长沙，你却带兵逃跑，这是严重的右倾主义错误，就把他开除了。但是被开除了，毛泽东还是继续干，不像我们今天，开除了就不干了。毛泽东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遭到严重警告，但是还是继续在干。由于他身上有最珍贵一点，就是有深入的历史盲目。

什么叫历史盲目？第一，是对社会运转规律的深入领悟；第二，是对历史发展前景的自动营建。毛泽东终其终身都是这样，从来不置信命运的摆布，从来不甘愿遭到规律的左右，从来主张“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从来不安于现状要改变现状。

就是这种强烈的历史盲目，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湖南农家子弟，变成了新中国，暨建党建军于一身的历史巨人，否则毛泽东充其量只是湖南乡村的一个教书匠而已。这种历史盲目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本人的命运，也极大地改变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共没有好运。但假使真要说有的话，那就是拥有这样一批抱有极大的历史盲目的领导者，毛泽东是这样，朱德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朱德入党以前已是国民革命军准将旅长，在众人都以为他可以背井离乡之时，他却当机立断千里迢迢自四川赴上海找到时任地方总书记的陈独秀提出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其乃旧军阀，借故婉拒劝走，朱德终于明白在国内入党已无可能。

尔后，朱德打听到有个旅欧支部在法国，他意念强烈，立刻远渡重洋前往法国入党，从巴黎到马赛，寻至法国支部，却被告知支部的担任人周恩来、张申府去了柏林，朱德再次追逐党的脚步，乘车赶至柏林，终于在柏林千里圆梦入党。

入党后朱德在德国学习，不久被从柏林驱逐出境，他转至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奠基人，大家总以为朱德是南昌起义重要担任人，但是实践上南昌起义的领导班子里根本没有朱德。

关键的缘由是朱德带领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人数太少。与叶挺十一军8个团，贺龙二十军6个团相比，朱德只带领了相当于南昌市公安局不到500人的队伍，雪上加霜的是这不到500人的队伍都上了年纪成家立业有了牵挂，且不是专业受训的野战部队，以致于在南昌起义南下之时，这支队伍一哄而散，全部逃离，朱德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因此无法在南昌起义中谋得重要地位。周恩来当时评价朱德说“朱德是一位很好的参谋和导游。”陈毅也说：“朱老总在南昌起义中地位并不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三天里，朱德率部完成了任务，损失六七百人，还剩两千多人，正收拢部队与主力会和时，一位连长匆匆跑回，朱德没想到主力已全军覆没，当时的领导人全部分散包围，本人手上的两千多人成了最后的火种。

闻讯，犹如晴天霹雳，部队大乱，军心涣散。关键时辰站出来的是朱德，他高喊：“不要散，我们有人有枪，我们一定有办法。”根据当时的老同志后来回忆，当时朱德也是“勉强”稳住军心，“大家想看看他究竟有何办法，真实没有办法了，我们再解散。”音讯太过忽然，兵士都茫然无措，只要跟着朱德寻一条出路。

8月的南昌犹如火炉之地，兵士们都着短衣短裤，不断走到10月底仍然只能着短衣短裤，由于没有补给，部队越走，人越少。从2000多人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余了800多人。此时，地方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皆逃跑，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师级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

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5] 干部只剩陈毅，队伍成一哄而散之势。”当时的干部离散不算叛逃。由今回首，真是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际，若是这800人散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便是片甲不留。武装斗争绝不可能成功。

正是这危难之间，朱德站了出来，就在稻田的一个土坎子上，高声说：“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1907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人的1905，总有一天我们会迎来属于我们的1907。”据台下官兵回忆，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所谓的1905与1907究竟是什么。

但是，就是在朱德的激情与决心中火焰普通感遭到信仰的力量。在那一个时辰，没有人置信革命还能成功，就是这一位曾经被陈独秀认为是军阀的旧军人仍然坚持置信革命一定能成功。这800人是丢了魂的队伍，正是朱德给了他们一个魂。陈毅回忆道：“在这最黑暗的时辰在群众情绪降到零度灰心沮丧的时分，指出光明前途。这是总司令伟大的地方。

这就是真正的力挽狂澜，这支800人的队伍没有人能想到22年之后百万雄师过大江，但每一个留上去的人都从朱德身上感遭到革命一定成功的信心。我们从不反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是在关键时辰，领导人的信心当是中流砥柱。群众可以如树叶随风摇曳，但是领导人必须如树干般岿然不动。

好像朱德这样坚如磐石，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才是合格的领导人。南昌起义虽然遗憾告败，党蒙受灭顶之灾，但是使得原来那个“打杂”的朱德的价值全然展现，也就是“危机毁灭权威，危机诞生权威”的真实写照。

古语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800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核心战役力的发源。解放后谭震林同志有段非常珍贵的回忆，“假如朱老总不把南昌起义队伍拉上井冈山，光凭我们秋收暴动的力量很难坚持下去。

秋收起义的队伍多由工人、先生组成，战役力弱，很难去打赢战役；而南昌起义的队伍不同，兵士均由黄埔军校毕业，兵士清一色北伐铁军的队伍，井冈山自此战力大增。朱德在其中居功至伟。”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中这样评价朱德：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保存上去，朱德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严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