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日本综艺的脑洞为何那么大？

依赖韩综模式的中国综艺能否受日综启发，开辟新的综艺路径？也许除了搞笑，综艺还有另一种可能。

几年前，浙江卫视曾播出过一档名叫《健康007》的综艺，让演员以侦探剧的方式呈现各种患病人群的日常，再由年轻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来推测人物得的到底是什么病。

节目形式引自日本NHK的《综合诊疗医》。片中提及的病例会由专门的调研组分析半年甚至更久。工作人员对演员的要求会精准到手怎么放，抽搐怎么个抽法都要符合医学事实，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但在中国，这种对细节的执着太奢侈了。

中方用短得多的时间将节目制作完成，当日本60多岁的女制片人来华指导时，着实吃了一惊。她发现中方的编导都是90后，感叹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同行多是有十几年经验的前辈。日方提出质疑，这么年轻的团队经验够吗？这个年轻团队做出的节目只播了一季，就退出荧屏了。而在日本，这类健康综艺节目已有十多年历史。

日综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算是亚洲综艺节目的“老大哥”。家庭创意表演类的《超级变变变》，连迈克尔·杰克逊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都会参与的人气偶像主持类节目《SMAP×SMAP》，还有各种在街头整蛊路人的恶搞节目，这些也成了一部分中国80后的童年记忆。

木村拓哉曾主持偶像综艺《SMAP x SMAP》

很多亚洲综艺中常见的游戏模式都有日综的影子。当红的韩国综艺团队普遍有求学于日本的经历。资深日综制作人冯尔座曾对媒体介绍，早年韩国团队来日本学习，希望合作，但日本人没有答应，韩国团队就住在东京，拍下所有日本综艺节目，带着一大堆录像回国研究。2015年底，韩综《RunningMan》的负责人林衡哲还为抄袭日综《VS岚》公开道歉。也有业内人士将日综称为亚洲综艺“食物链”的顶端。

近两年“限韩令”之后，依赖韩综模式的中国综艺能否受日综启发，开辟新的综艺路径？也许除了搞笑，综艺还有另一种可能。

去年，日本综艺《屋顶告白大会》的一段视频在微博广泛传播。片中，初二学生久保田向同桌女孩表白说，“我和天使的距离只有30厘米。那之后的每一天都像在做梦一样。”惹得现场不少女生起哄。谁知，他紧接着说，“可是！学校方面却来阻碍我！换座位了！”现场又笑成一片。

《屋顶告白大会》中初中生久保田向同桌女孩告白

“和我一班的兰央桑！现在距离我5米50厘米，这样远距离的恋爱我已经受不了了。请和我交往！”

可惜的是，兰央桑已经有男友了，拒绝了这份告白。

不少网友被孩子们的单纯和直率打动，这种另类“爱的一课”也与国内禁止“早恋”的规矩形成鲜明对比。湖南卫视近期推出的新节目《少年说》，就被指疑似抄袭了《屋顶告白大会》。在《少年说》中，少男少女之间的告白变成了孩子向家长控诉，或者向同学表达友谊。

另一档名叫《料理东西军》的综艺里，喜欢探究如何用肉丸子和中国火锅占卜。在《矛与盾》节目中，会出现“无论什么锁都能打开的人”遇到“别人如何都打不开的保险柜”会发生什么的话题。日本当红深夜综艺《月曜夜未央》节目会调查卡车司机们喜欢听什么音乐；待人客气的京都人在日本国内却以傲慢、腹黑”著称；民间发明家大叔一并解决脱发和运动不足的神器效果如何……

这些没什么意义的身边小事正是日综的最大组成部分。

日综善于以科学试验的态度去解构无聊，而这个过程往往会把无聊变成有趣。

剧组经常会对比日本各地民风，制造出一波又一波的全民大吐槽。在日本全国女性身材数据中，岐阜和京都的女性平均胸围最丰满，而埼玉县的最低，为搞清背后的原因，《月曜夜未央》剧组请专家做了基于多项数据的分析。

日本当红深夜综艺《月曜夜未央》

节目调查发现，影响胸部发育的因素中，雌性激素是关键。而睡眠时间对雌性激素分泌影响最大。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统计，埼玉县女高中生花在补习班上的费用全国第一，在家学习的时间全国第四，睡眠时间全国倒数第一，由此推断，影响了胸部的发育。

节目播出后，埼玉县长把此事当成了“危机公关”，甚至写信给剧组介绍该县丰富的历史和自然资源，称很遗憾节目组没有充分表达埼玉县的魅力。

“以严谨认真的态度讨论无聊的题目，是日本最大的特征。”日本在华综艺导演山下智博对本刊说。他也是位微博网红，创作了多个加深中日相互了解的网络综艺节目。

“把很傻的问题追根到底地去探究，当中也会学到一些知识，这才会引起大众兴趣。我们日本人有这样一个风俗，就是会对有趣的人保持敬意。做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却能成为让芸芸大众看到的存在，这是综艺节目的根本。”山下智博说。

他介绍，日本制作团队的自尊心很高，他们相信，节目中有名人出场收视率变高是理所当然的，而不依靠名人一样能把节目做得有趣，并获得高收视率，才是真本事。因此，优秀的制作团队会长期思考不论谁参加，都会让节目有趣的方案。这也是日综中普通人占比大的原因之一。

“日本综艺一直以脑洞大著称。”乐正传媒董事彭侃对本刊说，“他们善于把一个事做到极致，日本民族精神里就有一股叫‘劲儿’的特质，他们的工匠精神也是如此。”

文章开头提到的养生节目案例，就是彭侃参与的一次中日合作。虽然很欣赏日本同行的认真作风，但彭侃觉得这种对高质量的追求也有反作用，比如效率低，流程死板。他介绍，目前国内很少引进日本版权节目也有这个原因。

他认识的一个国内王牌综艺节目制作人刚从电视台出来，自己创办了公司，希望和日本的电视台合作。日方却表示，他虽然很有名，做过很成功的节目，但因为他的公司刚成立，日方要对公司进行一系列资格审查，合格后再谈合作，而这个审查时间是半年。在国内，半年的时间里节目都可以制作完成并播出了。

除了民族性格，日本电视业的客观条件也让综艺团队不得不死磕创意。中国的同行也经常琢磨日综哪儿来的那么多点子。彭侃觉得，其实日本人的创意是被逼出来的。

日本有五大民营电视台，竞争异常激烈。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导杨乘虎赴日本电视台NTV做调研。他发现，电视台的电梯间、办公室，走廊角落里到处都能看到即将推出的节目预告和已推出节目的各项收视率，力争收视的标语满天飞。在中国，网络视频节目发展势头强劲，而在日本，电视台的地位依然稳固。这种同行间的激烈竞争，让综艺团队必须以创意取胜。

中国网友间有句调侃叫“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而这句话用在日综团队上则是“穷则思变”。

彭侃介绍，现在中国制作一季综艺节目的成本经常上亿，而日本一期综艺就几十万元或更低。土豆网综艺节目制作人刘柳也向本刊介绍，日综多是小体量节目，很多节目的外景拍摄就一到两个员工加一台摄像机。而中国近几年受韩国影响，一个演员就配置两台机位，一个外景拍摄用三四十台摄像机很正常。

“因为成本低，日综会做很多尝试。中国目前这种综艺生态大家都奔着大投入、大产出去做，轻易不敢尝试一些新鲜的、纯原创的模式，我个人还挺失望，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尴尬。”刘柳说。他觉得轻巧的日综，“伴随感”很强，他喜欢日本的整蛊系综艺，脑洞大且二次元属性强。

“因为大体量的综艺容错率很低，所有资源砸上去，一定要奔着成功去。日本这种轻体量的节目，原创内容发挥的重要性更大，模式、脑洞、创意的成分自然占据更多。”刘柳说。

在行业竞争和经费紧张的夹击下，日综要想存活，不断生产创意是唯一出路。

每年的戛纳电视节上，日本电视台都会举办模式推荐会，以一些新颖点子吸引国际同行的注意力。彭侃每年都会参加，他总结日综的创意秘诀是“脱胎于现实生活，抓住一个很小的点，把它做大，并不断变换”。

比如，日综里有一个叫人体娃娃机的游戏，就是把街头用机器抓玩具的游戏变成真人版，把人吊起来，再从海洋球或水池里抓定制玩具。中国台湾和大陆的很多商业街区已采用这种游戏模式。

专门研究创意的学者杨乘虎也介绍，日综的很多创意就是把生活中的常见事多想一步。在日本调研期间，杨乘虎和日本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高人气综艺《铁腕DASH》的制作团队交流。该节目由日本流行男子乐团TOKIO出演，他们2000年在福岛县内的一个村庄耕地、挖水渠、建房、修路、养牲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乐团成员也承担了横滨DASH海岸水质的改善工作，促进生物繁殖，甚至发现了国家一类濒危物种——八目鳗。他们收割玉米的方式，对草莓种类的改良，和用一万块砖砌成反射炉的活动也被实际推广到当地农业生产中。一个唱流行歌曲的乐团通过综艺成了“日本唯一的土木系偶像”。

“日本的工业化程度非常高，现代文明和科技将人物化，我们人本身不借助现代化工具，还能做什么？这是日本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反思。这种实验性综艺节目就是反思的体现，它在回归农耕文明中，又会发现什么（新的东西）。”杨乘虎说。

该节目创造的这种和现实世界对照的真实感，引发了日本全国的高度关注。2011年，受福岛核泄漏事故影响，“DASH村”受限不得入内，乐团成员带着之前积累的农业知识去日本各地农村见习，后又开垦了新的岛屿。

“这些明星不是在华丽的餐厅里，互相轻松地说说段子，轻描淡写一些向往的生活。他们真的是身体力行地借助科学家的支持，用他们的体力和智力，更重要的是毅力践行着一种在现代文明观念下极其可贵的生活观。”杨乘虎说。

这种创意的背后，也是内容团队对人性的洞察。比如，杨乘虎记得有日本制作人发现，请博士们靠智商答题比赛效果往往一般，但如果题目和他们的专业知识完全不相关，输赢完全靠运气更能吸引观众注意。

一个人为什么会有邪恶的想法？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么给一个人一百万让他出卖队友，他会怎么做呢？日综往往会去实践这些没什么实际意义的设想。某种程度上说，日综就是一个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场。

日综在中国一直属于小众节目，有着一群忠实稳定的观众。大部分中国观众更熟悉《RunningMan》等韩国明星类综艺。与大力出口的韩国娱乐产品相比，本土至上才是日综的原则。

“日本是世界上最爱看综艺节目的国家。”江户川大学传媒专业副教授西条升曾如此评论。有媒体统计显示，在日本五大电视台晚间3小时的黄金时间中，综艺节目时长近两个半小时，新闻节目的时间都受到挤压。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多次上综艺拉好感。

去年11月，安倍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打高尔夫。今年1月3日，安倍参加综艺节目《我嫉妒的厉害的人》时，主持人北野武问，“特朗普好像作弊了吧？”安倍笑着回，“请不要说破坏日美关系的话呀。”他还自曝当时打球时在沙坑中跌倒的糗事，称自己一直嫉妒那些有文采又有运动细胞的魅力政客，还提到向喜欢的美国女运动员写信，收到“爱与和平”的回复。

有人分析，也许是日本高压的社会环境让大众如此迷恋综艺。

山下智博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以日本80后为例，“其实与其说是缓解压力，不如说回家以后看综艺节目是80后的一个习惯。80后（童年）是生活在以家庭为中心，观看电视的时代，当时没手机和电脑。与中国年轻人比，日本人看动漫的时间是较少的，最多的还是看三次元的综艺节目。”

央视少儿频道早年引进的日综《超级变变变》就是日本国民与综艺关系紧密最好的例子。这是一款变装创意作品的现场竞赛类节目，有着近四十年历史，是日本最长寿的节目之一。参赛者三井就说，自己从16岁至今已参加了48次比赛，还在此遇到了爱人。

选手们很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自己制作服装，编排创意来表演，经常有爷孙组合和三口之家组合等。节目的实质早已不是比个输赢，连评委都说，“除了蠢到家的作品，我们还想看到大家灿烂的笑脸啊。”

日综中有三大宝，素人、搞笑艺人和偶像组合。其中，素人多以不可预料性取胜。

Annie是一位香港的日综迷。因为喜欢《月曜夜未央》，她还在社交网络上建立了“月曜依赖症”的主页。她印象很深的是一位在“大舌头”专题街头采访中意外走红的路人。剧组请专家分析她的舌头形态得出结论，日语中的五十音她只能读准一半。这位女士认真地重复着“无发果（无花果）”“豪次（好吃）”“芦顺（芦笋）”，却永远读不对。节目播出后，观众称她为“音乐结姐姐”，并把她捧成网红。在日本，这种“素人明星”并不少见。

与国内较少的明星喜剧人，知名综艺主持人不同，日本娱乐圈有大量优质的综艺人才储备。像导演北野武就是喜剧人出身。日本现在当红的综艺人松子，以大胆毒舌又温柔善良著称，同时主持四五档节目。

日本著名综艺主持人松子

“松子有话直说，不介意被人讨厌也不刻意讨好任何人的风格比较难得，我经常对他的话产生同感，会有学到一课的感觉。”Annie说。这些有个性又敬业的日本综艺人也是节目质量的保障。

不论是从首相到路人的全民参与，还是剧组在创意上的全情投入，一切元素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真实。

“日综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 杨乘虎说，日本综艺非常强调镜头的闯入，电视传媒的基本功之一就是闯入到现实世界，看看会发现什么。

在综艺《跟你去你家可以吗？》中，剧组会在深夜电车停运时，在车站随机找路人，剧组报销打车费，问是否可以去路人家看看，然后呈现出一个个家庭真实的生存状态。比如，一位女大学生在做陪酒工作，一开始观众可能对这个人有各种预判。剧组发现女生家里有很多医疗方面的书，问了才得知她得了癌症，但依然乐观。也有外表体面的白领，家里一团糟，有一堆没拆封的快递箱子，整个人也状态萎靡。

“这种拦街式访问和闯入家庭的观察。都是一种新闻采访的呈现。”杨乘虎说，“回顾我们中国八九十年代印象深刻的娱乐节目，哪个不是回应了这个时代？比如综艺大观，这种形式在美国现在都很流行。”

杨乘虎发现，日综的团队虽然做的是娱乐节目，但从未放弃用新闻的眼光看世界，而中国同行则经常自动关闭新闻触角。日本剧组在问题设计上善于从小事入手，比如在大街上问受访者在等谁，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同，生活的奇迹往往会从随意的小问题开始扑面而来。

面对众多素材，团队为什么最终选择加工这些人？他们的故事与日本社会有什么关联？杨乘虎认为，一个节目如果没有对媒介、对新闻基本的把握，纯粹靠包装呈现出来的内容可能就不能给人触及灵魂的感受。

“综艺节目最重要的是价值观，也就是笑完之后，能留下的东西。” 杨乘虎说。“你不能封闭在一种所谓的鸡尾酒的密封瓶里，以绚丽的颜色或挑战味蕾的这种口感来实现存在的价值。”

从2004年开始，国内各大电视台向全球疯狂购买综艺节目版权，以韩国为最。最多时，一种类型节目有十多家电视台在播。电视台间的互相抄袭问题也很严重，一度恶性循环。像韩综这种高度工业化的产品，一旦卖出版权，韩方会派出自己的制作团队来把控海外版，对国内电视台而言省时省力，更不用自己动脑了。

直到2016年9月，广电总局出台一系列关于综艺的禁令，其中包含禁止新签韩国电视剧、综艺节目合作项目。杨乘虎认为，某种程度上，这种突然阻断是个好事，韩综的强势登陆压抑了中国电视市场的创造力。

杨乘虎等多位中日专家都表示，日综因各种特质并不具备被直接照搬的条件，但它们对创意、价值，和现实生活的理解与关照，更值得思考。

“买来的创新，不是自己的创新。”杨乘虎说。

（实习生高佳欣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