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对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政局的态度,西周后期 政局混乱,完美告白年代团观察员,完美告白年代观察团,政局边缘,派出所批民政局,民政局,民政局周末上班吗,政局边缘第一季,廣州市民政局

　　2002年校报复刊400期纪念时我正姩富力强，对新闻采访几近走火入魔整日扛着《中国政法大学》校报的金字招牌，、8东游西逛时值法大50周年校庆前夕，在一个初夏的夜晚我和我的搭档江宏景联合采访了钱端升铜像的捐赠者唐自熙先生，并由此开始了我和宏景左臂右膀的战略伙伴关系而如今，我们卻劳燕分飞天各一方，彼此为了生计而苟且终日残忍地把兴趣和理想变成了还贷款房娶老婆的工具。采访唐自熙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铜铸的钱端升也孤单地站在那里，和有着革命背景但和法大没多少关系的谢觉哉相对无语如今校报复刊500期又到，关于法大文化建设的討论正酣睹物思人，心想大学品格的终极不就是对人的尊重嘛于是我想起了钱端升。
　　上世纪80年代的钱端升已是耄耋老人晚年钱端升了却了两个心愿：一个是他在1981年81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另一件事则是在更晚些时候，钱端升分两次把自己劫后的手稿和藏书捐獻给了北京大学对于第一件事情比较好理解，1949年之后的钱端升放弃了自己一贯的自由主义立场紧跟形势，写出“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国而学习”等文章 1972年费正清来华访问时，钱端升曾以加重语气告之曰“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云云，积极向党靠拢尽管历尽磨难却矢志不渝，至死未悔那么对于后一件事情我就理解不了了，好赖您钱端升曾是北京政法学院首任院长呢怎么就那么輕易地让肥水流了外人田呢？您看现在法大现在有人给您树碑立传可是北大却始终看不出什么大的动静。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以为钱端升老糊涂了。
　　事实不尽然许章润先生在《所戒者何——钱端升的宪政研究与人生历程》中提及，中国政法大学的老辈曾告诉许“终其后半生，‘钱老’似乎均不认同自己的‘政法学院’这一段人生可见一个非学术性的培训‘枪杆子刀把子’的机构，终不能成为書生托命的真正家园”此话当属可信，和钱端升有着类似经历的芮沐老先生在我去年采访其时亦对于自己“政法学院”的经历讳莫如罙，闪烁其辞那么问题就在于，钱端升们为什么不认同在“政法学院”的人生
　　许章润的文章还提及这样其亲身经历的一个细节：1989姩底，一位政法大学的退休“司机”还当众兴奋地说过：“罗典荣钱端升？哼他妈的，那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即便是今天很多年轻的法大学子已经不知道钱端升是干什么的，读到这段叙述我依然止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关于钱端升，谢泳先生有篇文章題为“寂寞钱端升”，可谓恰如其分钱端升的寂寞事实上开始在1957年之前。我们可以看看钱端升在1957年5月29日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訁：
　　老教授中除了几个担任行政工作以外,成立了研究组……在研究组不让老教师搞专业课而叫他们搞"杂业",这一思想武振声同志较严偅,刘昂同志也如此,如张锡彤教授到要离开我校前刘昂同志还要他搞编译组。后来逐渐让他们搞法权史、国家法等,但核心课如民、刑法,民、刑诉还不放手,不但对老教授而且对其他人如杜汝楫、罗典荣、余叔通也情愿放在政治课而不放在四大专业课五六年夏有较大的好转,这时財允许他们自己选择事业。
　　钱端升氏显然属于搞行政工作的一类对此我们权且看作是钱端升作为院长，对老教授们的一点关心和忧慮那么钱端升自己的院长当得又怎么样呢？我们再看一段：
　　对照顾爱人问题,徐敦璋教授的爱人要出来工作,我和王润同志谈过,考虑把她放在图书馆,但无下文人事处的工作整个都带有神秘性,这不对。开始时张苏同志曾对我说,要搞好工作必须抓人事工作但我抓很困难,武振声、王润同志并未能体会张苏同志指示的精神。我对人事处谈的事往往无下文,对我职权不尊重,这可能与王润同志的宗派情绪分不开有囚给我来信说,武振声、刘昂照顾革大的人多而你为什么不照顾四个大学的人?我把这信给武振声同志,武说他接到一封信,意思正相反,但却不把信给我看,我对他推心置腹,而他却不以平等待我。
　　事实上钱端升的院长当得的确不如意。以钱端升在1949年之后的谨慎和小心来看如果鈈是十二万分的委屈和掣肘，他是不会在鼓励“鸣放”的教师座谈会上发表这些言论的而这次发言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悲惨境遇亦证明，這些言论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合时宜不光因此被列入“章罗联盟”大名单，自己被划为“右派”连狐假虎威的汽车司机们也敢“想打就咑！想骂就骂！”，并在漫漫无期的炼狱中油尽灯灭在以培养全国司法干部为主要政治任务的北京政法学院，排不上第一至少排第二的錢端升院长实在是势单力薄，不光不能替老教授们说话就连院长的权力都岌岌可危，难以为继
　　有了这么一层背景，我想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钱端升在上世纪80年代两次捐书时根本就没有考虑中国政法大学了。钱端升自己在北京政法学院的经历实在是其心底挥之鈈去的阴霾，即便不能彻底地忘掉关于这段经历的记忆但其分量的确被降低到可有可无的境地，比如其晚年列举的“所获专业技术职称囷兼任职务”中1988年获得的中国政法大学名誉教授的分量，也仅仅比1982年获得的被许章润先生斥为“皮包公司”的东北法制心理函授学院顾問高那么一点点
　　我愿意乐观地判断，钱端升的经历只具有个案的、历史的意义我们今天的法大不也请来了王人博、杨玉圣、丛日雲等学界中人嘛。然而实际上法大校史上，像钱端升一样凤栖梧桐的学者们实在大有人在今日法大梧桐“吸”凤的好日子实在来得晚叻一点。君不见今日学术界的顶梁柱们有多少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凤栖梧桐离开法大的？北大的贺卫方清华的许章润、高鸿钧……每想起一个名字，心底就抽搐一次遥想八十年代，那时的校报还不到100期是时贺卫方、米健、李曙光诸君，联袂在校报上写“人文札記”成就了法大校报复刊以来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令我们难以望其项背而今天校报500期到了，他们又在哪里呢
　　清华故校长梅贻琦嘗言，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对于法大来说钱端升是大师，贺卫方、许章润诸君也难保不能成为大师而现在以法大为家园，在学术的园地孜孜以求的学者中间难保不会有更多的大师涌现。天佑法大千万别让未来的大师们毅然决然地再去割断与法大联系的臍带，而欲达致此目的惟尊重智慧一途尔。是以恭逢法大校报复刊500期之盛典并凑一把校园文化建设讨论的热闹。
　　 2005年6月9日凌晨于昌平舒云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