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九大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1月至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网的《国研视点》栏目陆续刊登了该中心多位研究员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论述,我们从中摘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李伟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7篇观点文章,形成《李伟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

我国过去4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成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解决“好不好”的问题。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发展新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谋划经济工作的根本指针。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供给、需求、配置、投入产出、收入分配和经济循环都要实现高质量。

收入分配的质量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标。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还在0.46以上，仍处在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财产存量的差距，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更为直观的是，收入分配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了消费需求的发展。目前，我国已形成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内需市场十分广阔。但是，由于就业质量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教育等给居民带来的负担还比较重，人民群众缺乏稳定预期，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明显抑制。满足高质量的需求，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释放被抑制的需求，进而带动供给端升级，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平衡。

如何实现高质量分配？要推动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初次分配环节，要逐步解决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各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再分配环节，要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精准脱贫等措施的兜底作用，注意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提高社会流动性，避免形成阶层固化。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着眼2018年，我们要切实应对好国际上三大不确定性以及国内三大风险和挑战。具体而言，国际风险来自于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国际宏观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和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国内风险和挑战则主要落在金融、房地产、地方债三个方面。

高质量发展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一步一个台阶推进。2018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这将为经济工作重心更多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将呈现企稳回升态势，整体投资增速有望稳定在7%左右水平；消费升级态势不减，电子商务、新零售、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业态不断涌现，消费整体增速预计将稳定在10%左右；国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涨，投资品贸易继续恢复。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李伟（记者李哲整理）　

来源：《经济日报》2018年01月17日第05版　

新时代：迈向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作出的重大判断，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经济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出发点。就如何理解和认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我谈几点看法。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主要矛盾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抓主要矛盾，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个重要经验。能否准确判断和把握主要矛盾，关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在这方面，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提出“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当时的情况，我国还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农业国，现代工业经济只占GDP的1/10左右，人均GDP约30美元，人均发电量7.9度，人均钢产量0.29公斤，学龄儿童入学率仅20%，人均预期寿命35岁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人民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为此，1956年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符合当时的实际，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开展。后来，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一度出现了偏差和曲折，给国家建设和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们党果断作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一历史性转变，是我们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回归到正确方向的结果。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将社会主要矛盾正式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针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重重、轻轻”战略，长期忽视消费工业发展，体制僵化，物资短缺，人民生活匮乏等问题，国家很快调整了经济发展的重点，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并且利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的机遇，果断实施对外开放，激发了我国经济的生机和活力，创造了古今中外罕见的经济增长奇迹。

改革开放得到广大人民的高度拥护，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匮乏、贫困、短缺问题，也就是“有没有”的问题总体上已得到成功解决，国内生产总值稳居全球第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从根本上颠覆了“短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的错误论断，国际地位大幅提高。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晚年指出的那样：“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出现了许多新的历史特点，在总结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进行了修改，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自1981年以来，第一次正式调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有充分的实践和理论依据。理解这个新矛盾，关键是理解“不平衡、不充分”。

——关于不平衡，讲的是经济社会体系结构问题，主要指比例关系不合理、包容性不足、可持续性不够，制约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不平衡”主要表现包括：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平衡，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主要经济体最高，超过金融业高度发达的美国和英国，资金“脱实向虚”现象比较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间差距自2006年以来逐步缩小，但近两三年出现再度扩大的势头。城乡发展不平衡，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71倍。收入分配不平衡，2017年基尼系数还在0.4677，仍处在较高水平，而且，近年来又有扩大的兆头。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人民群众仍有不少操心事、烦心事。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大气、水、土壤污染挑战十分严峻。

——“不充分”说的是总量和水平问题，主要指发展不足、潜力释放不够、发展中还有很多短板，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还有不小距离。“不充分”具体也有许多方面的表现：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准入还存在限制，行政性垄断、所有制歧视时有发生；效率发挥不充分，资本投资效率逐年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潜力释放不充分，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欧盟国家的25%，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有效供给不充分，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而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能力跟不上；动力转换不充分，创新驱动增长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制度创新不充分，有利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制度环境还未全面形成。

主要矛盾事关全局，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我国经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如何解决好主要矛盾展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最鲜明特征是转向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的最鲜明特征，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规律所决定的。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过去一度依赖劳动力、资本、资源和外部市场扩张支撑的增长方式面临拐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适应科技的新变化、人民的新需要。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由不平衡到平衡、由低水平平衡到高水平平衡的发展过程。解决经济社会体系出现的新的不平衡、不充分，本身就是培育增长新动力、提高发展质量的过程。另外，从国际经验教训来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共同特征是实现了发展由量到质的转型。如果实现不了高质量发展，就会徘徊不前甚至倒退。即使是成功转型的国家，经济发展也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不是线性的上升，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要遵循这一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回答，我认为需要着力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供需关系，是经济运行中的基本关系，主要矛盾的变化，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由于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平衡被打破，而寻求新的平衡。居民的需求内涵大大扩展，需求层次不断提升，对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求都不断增加，但现有的供给体系还不能充分满足这些需求，许多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顺应、培育和释放新的需求，拉动供给侧的转型升级，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平衡。

二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以较小的投入实现较高的产出，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的基本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资本、劳动力等很多生产要素还处于闲置状态。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可以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利用规模效应，实现量的快速扩张。近年来，我国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源等主要生产要素的供给都面临瓶颈，只能更多依靠生产率提升和体制机制创新，更高效、更集约地发挥现有要素的潜力，更好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才能从粗放型增长转向集约型发展。

三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属于追赶型经济体，可以模仿发达经济体系的产业结构和技术路线，在这个阶段，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调动分散和闲置的资源，实现基础设施、产业体系等方面的跨越式发展，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许多领域已经进入或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下一步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方向，并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模仿。尤其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市场是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是国际化的竞争，规则是国际化的规则，因此，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上，就要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千千万万的企业充分地进行试错，找到技术进步的路径和方向；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四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也是关系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关键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将共同富裕纳入“新两步走”战略目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经过40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蛋糕逐步做大，同时收入差距、财富差距等分配问题也凸显出来。当前，分好蛋糕和做大蛋糕同样重要，更好地分配有利于激发各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全社会的购买力和稳定性，创造更大规模的市场，反过来进一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

五是国内和国外的关系。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抓住全球化和主要经济体产业转移的机遇，发挥劳动力成本低、产业配套齐全、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融入国际市场，快速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了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一轮产业和技术革命加快孕育。转向高质量发展，我国需要抓住新一轮国际分工调整的新机遇，培育竞争新优势，争取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更高地位，并通过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变革朝更加公平正义方向发展，为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更有利的发展环境。

总体看，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实现高质量的供给，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实现高质量的需求，要以消费升级带动供给体系升级；实现高质量的配置，要打破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的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高质量的投入产出，要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高质量的收入分配，要加快形成更为合理的初次分配和更为公平的再分配；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循环，要着力缓解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突出失衡，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运行。

我国经济已经具备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

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经济工作的良好起步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我国经济结束六年连续下滑，呈现宏观趋稳、微观向好的积极局面，结构发生积极转变，增长动力稳步转换，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更趋明显，我国经济已初步具备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

一是经济增速由降到稳的态势更加巩固。2017年GDP增速小幅回升至6.9%，并连续10个季度保持在6.7%～6.9%之间。经济增速与就业、物价、效益等指标更趋匹配，已逐步调整至与中高速增长潜力相适应的水平。二是增长从以投资驱动为主转向以消费驱动为主。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2%，实际增速低于GDP增速，这是自2001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同时，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5.4万亿美元，经济增长对投资边际依赖下降，而更多依靠消费驱动。三是风险从不断聚集转向逐步释放。积极通过去杠杆、规范举债行为和严格金融监管等系列措施，我国宏观杠杆率增速明显放缓，同时，金融部门杠杆率有所下降，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有所缓解，风险快速积累态势得到初步遏制。四是就业由数量压力转向质量压力。过去五年，我国每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稳定在1300万左右，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拉动新增就业人数约180万，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强。城镇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均创近年来的新低，总量层面的就业压力并不突出，但是劳动力市场分割、就业环境不佳、就业岗位供需错配等质量短板，与产业升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不相适应的问题逐步凸显。五是世界经济从复苏乏力转向普遍复苏。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次上调对全球增长的预期，OECD监测的45个经济体全部实现正增长，GDP排名前50的经济体有32个2017年增速预计超过2016年。近期，国际组织对2018年经济的预测大都较为乐观。世界经济复苏范围的拓展，为我国增长阶段转换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展望2018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平稳运行。一是投资增速缓中趋稳。受规范地方债和房地产调控影响，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略有下调，但制造业投资增速企稳回升，可能对冲部分下行压力，投资整体增速全年有望稳定在7%左右。

二是消费贡献有望继续提升。消费升级态势不减，电子商务、新零售、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业态涌现，消费整体增速预计将在10%左右。三是出口增长总体平稳。世界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涨，投资品贸易预计逐步恢复，出口增长总体稳定，即便考虑到2017年的高基数，增速回调幅度也较为温和。综合判断，2018年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有望实现十九大之后经济发展的良好开局。

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为高质量发展积累更多有利条件。

《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不相信“历史的宿命论”，勇于解放思想，勇于自我革命，创造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社会各界都展开了各种方式的回顾和总结，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今天，我们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丝毫不能失去改革的锐气和勇气。新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国际经验和自己的历史经验都没有给出现成答案的，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智库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为中央决策服务的根本方向，紧紧围绕十九大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以高质量的决策咨询研究，继续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李伟

来源：《新经济导刊》2018年第3期　

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中共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论断，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发展新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谋划经济工作的根本指针。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成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和高质量的经济循环。

推动高质量的供给，就是要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其中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许多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关键技术环节仍然受制于人。要提高供给质量，更好满足日益提升、日益丰富的需求，跟上居民消费升级步伐。

促进高质量的需求，要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平衡。我国已形成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内需市场十分广阔，但是就业质量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教育等给居民带来的负担还比较重。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释放被抑制的需求，进而带动供给端升级。

实现高质量的配置，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产权制度，理顺价格机制，减少配置扭曲，打破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的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实现高质量投入产出，就是要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扭转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的态势；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同时，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红利，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矿产、能源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实现高质量的分配，就是要推动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初次分配环节，要逐步解决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各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再分配环节，要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精准脱贫等措施的兜底作用，注意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提高社会流动性，避免形成阶层固化。

促进高质量的循环，就是要畅通供需匹配的渠道，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要求，逐步缓解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三大失衡—供给和需求的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确保经济平稳可持续运行。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需要脚踏实地，打牢基础，一步一个台阶。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

2018年重点关注八个方面

2018年是创造良好条件开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之年。总体判断，2018年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继续保持在中高增长平台平稳运行，将为经济工作重心更多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2018年，政策咨询研究工作须重点关注八个方面的问题。

（一）既要密切关注全球经济走势、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新型区域合作，携手各方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也要对标国际经贸规则，以开放促进改革，以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加快培育国际贸易投资竞争新优势；更要加强国际宏观政策的协调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防范和应对全球性风险的发生和蔓延，为可持续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2018年，我国经济如何继续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平台上平稳运行，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研究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建立起新的发展方式，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四）如何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增强产业升级和质量提升的技术源头供给；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动能。

（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对于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研究，要以“租购并举”为重点，研究如何加快完善住房市场体系；以“多主体供给”为导向，研究如何促进住房供应结构调整与优化；以“多渠道保障”为目标，研究如何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体系。

（六）应研究如何在“破”“立”“降”上下功夫：大力破除无效供给；大力培育新发展动能，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降低实体经济成本。

（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改革举措和试点经验为基础大胆创新，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清除阻碍要素下乡的各种障碍，进一步搭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框架和制度体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

（八）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扶贫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等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但如何将各项战略落到实处，仍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既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创新、把握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更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策研究，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靠创新

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重要关口期，围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求，需要实现高质量的供给、需求、资源配置、投入产出、收入分配和经济循环。

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关键还是靠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但创新仍然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关键短板，基础研究薄弱、核心技术不足、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如何以创新促进供给体系质量提升，如何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要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增强产业升级和质量提升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此外，要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动能。

十九大报告指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工夫。

不破则不立，不降则立而不稳，“破”“立”“降”是实现发展动能转换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

“破”的核心内涵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要深入研究消除生产要素流动重组的各种障碍特别是制度性障碍，更有效地依靠法治化和市场化手段，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同时，要研究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让无效供给和过剩产能愿意退也退得出，从而为产业转型升级腾出空间、夯实基础。

“立”的内涵是“立新”，就是大力培育新发展动能，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降”，核心任务是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特别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继续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建立开放公平、有效竞争和功能完善的能源市场和运输服务市场，进一步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物流成本。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李伟　

来源：《新经济导刊》2018年第6期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关键是全面准确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为什么要转向高质量发展

“不平衡”讲的是经济社会体系结构问题，主要指比例关系不合理、包容性不足、可持续性不够，而制约生产率的全面提升。“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不平衡。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4%（2016年），为主要经济体最高，超过美国的7.3%、英国的7.2%。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脱实向虚”现象比较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提升。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从人均GDP最高的前5个省份与最低的后5个省份的平均水平之比，以及地区间加权变异系数看，我国区域间差距自2006年以后逐步缩小，但近两三年出现再度扩大的势头。三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81倍。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仍很明显。四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还在0.46以上，仍处在较高水平。如果考虑到财产存量的差距，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五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看病难、看病贵、择校难、上学贵、养老难、养老贵等问题，仍然是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六是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平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深入人心，但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要日益增长，与生态环境总体不佳的矛盾仍很突出。大气、水、土壤污染挑战十分严峻，2017年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四分之一。

“不充分”说的是总量和水平问题，主要指发展不足、潜力释放不够、发展中还有很多短板，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还有不小距离。“不充分”具体也有六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准入还存在不必要不公平限制，行政性垄断、所有制歧视时有发生，一些“僵尸企业”退出困难，地方保护问题依然存在。二是效率发挥不充分。资本投资效率逐年降低，当前每新增1元GDP需要增加6.9元投资，投资效率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大大低于我国10年前的水平（2008年—2017年增量资本产出效率平均为5.7；1998年—2007年则为4.0）。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三是潜力释放不充分。我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4%、欧盟国家的25%、世界平均水平的80%，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四是有效供给不充分。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而新产品和新服务的供给能力跟不上，居民个性化、多样化、服务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五是动力转换不充分。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新旧产业融合不断加快，但整体规模和贡献还相对有限，创新驱动增长格局尚未真正形成。六是制度创新不充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还面临一些体制机制约束，监管体系、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制度缺口还很明显，有利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制度环境还未全面形成。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要求我国经济发展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根据世行与我们的合作研究，二战以后的100多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这13个经济体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经济增长都实现了由量到质的转型。我国当前处在从中高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关键期，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三大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扎实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需要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

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成功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供给。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的产业体系和配套网络，其中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但许多产品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部分关键技术环节仍然受制于人。推动高质量的供给，就是要提高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更好满足日益提升、日益丰富的需求，跟上居民消费升级步伐。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需求。我国已形成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内需市场十分广阔，但是就业质量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养老、医疗、教育等给居民带来的负担还比较重，人民群众缺乏稳定预期，消费能力和意愿受到明显抑制。促进高质量的需求，必须解决这些问题，释放被抑制的需求，进而带动供给端升级，促进供需在更高水平实现平衡。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配置。我们过去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源在城乡、行业、区域之间的重新配置。当前，我国产能过剩问题仍较突出，部分“僵尸企业”死不了、退不出，大量资源和要素被锁定在低效率部门。同时，部分基础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开放度不够，民间资金进入受限。实现高质量的配置，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产权制度，理顺价格机制，减少配置扭曲，打破资源由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配置的障碍，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投入产出。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成本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是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也是衡量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实现高质量投入产出，就是要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扭转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的态势；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同时，进一步发挥人力资本红利，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矿产、能源资源的集约利用程度，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既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收入分配的质量好坏，直接反映经济结构的优劣。实现高质量的分配，就是要推动合理的初次分配和公平的再分配。初次分配环节，要逐步解决土地、资金等要素定价不合理的问题，促进各种要素按照市场价值参与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再分配环节，要发挥好税收的调节作用、精准脱贫等措施的兜底作用，注意调节存量财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形成高收入有调节、中等收入有提升、低收入有保障的局面，提高社会流动性，避免形成阶层固化。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高质量的经济循环。经济循环是生产、流通、分配与消费，虚拟与实体，国内和国外互动与周转的总过程。提高循环质量，是实现生产要素高效配置的途径。中医古话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把循环搞好了，经济发展就具有可持续性。当前我国经济存在三大失衡：供给和需求的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根本上说都是经济循环不畅的外在表现。促进高质量的循环，就是要畅通供需匹配的渠道，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逐步缓解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突出失衡，确保经济平稳可持续运行。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需要脚踏实地，打牢基础，一步一个台阶。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序排除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着眼今年，我们要切实应对好国际上三大不确定性和国内三大风险。

从国际看，一是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影响。受单边化、内顾化、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一些主要经济体采取了变相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行动，甚至通过价格、税收等途径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加强安全审查限制外国投资，由此引发的经贸摩擦可能会打击正在复苏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比如，去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满15年后，即自2016年12月11日起，所有WTO成员都必须终止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中适用“替代国”方法，但一些国家通过替代性标准，变相违反WTO成员国的条约义务，实质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

二是国际宏观政策调整的溢出效应。美国“缩表”和加息进程加快，欧洲也有望在今年开启“缩表”进程，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可能提速，全球利率水平将有所提升，资产重新配置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高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压力将有所增加。同时，美国税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税收竞争，由此产生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三是国际地缘政治动荡的冲击。朝核、伊核问题发展方向仍不明确，恐怖主义威胁仍在持续，中东局势又添新变局，部分地区的稳定问题可能对全球经济更大范围的复苏形成冲击。

从国内看，一是金融风险聚集的态势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017年以来，通过加强监管力度、整治金融乱象、补齐制度短板，金融业脱实向虚的态势得到初步扭转，金融去杠杆取得一定成效。但要看到，宏观杠杆率（总债务/GDP）上升趋缓，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价格效应，2017年GDP平减指数预计比2016年高4个百分点。此外，道德风险、刚性兑付和监管套利现象仍然存在，金融去杠杆的制度基础尚不牢固，金融机构仍有较强的规模扩张冲动，金融严监管任务还很重。

二是房地产大起大落的问题尚未根本缓解。近年来，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房地产贷款占全国新增贷款接近一半，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快速增长，并推动房价快速上升，造成市场资源配置严重扭曲。2017年以来，一二线和部分三四线城市密集出台了限购、限价、限售、限贷等行政性措施，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有所缓解。但适应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房价上涨压力仍不小，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不无可能。

三是地方举债也需要进一步规范。经过3年多地方债置换，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压力总体有所减轻，但近期有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引导基金等变相举债，隐性债务较快增长问题比较突出。2017年5月以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措施，对违规担保、名股实债等隐性举债渠道进行规范。下一步，必须坚持“逐步消化存量、坚决控制增量”“开前门、堵后门”的原则，严格推进地方债务规范管理，落实债务处置主体责任，严肃问责机制，在统筹考虑在建项目和资金链风险的同时，切实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

创造良好条件开启高质量发展

针对高质量发展目标和面临的突出风险挑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8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从而，明确了今年经济工作中“五大政策”的取向与着力点。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特别是隐性债务管理。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与去年实际水平相当，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强化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优化存量资源配置，促进有效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合理增长。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强基本民生保障，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在中高增长平台平稳运行。从投资看，受规范地方举债和房地产持续调控的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略有放缓，但市场化程度更高、内生动力更足的制造业投资增速呈现企稳回升态势，将对冲部分投资下行压力，整体投资增速有望稳定在7%左右水平。从消费看，消费升级态势不减，电子商务、新零售、共享经济等新型消费业态不断涌现，消费整体增速预计将稳定在10%左右。从出口看，国际经济延续复苏态势，大宗商品价格温和上涨，投资品贸易继续恢复，即便考虑基数因素，我国出口增长也仅会略有放缓。总体判断，2018年经济运行有望延续增速稳、就业稳、物价稳、效益稳的“多稳”局面，将为经济工作重心更多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智库的政策咨询研究对决策的重要支撑。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将推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多人口的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这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同时也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和挑战，亟须各类智库开展理论和政策研究。这既为智库建设提供了广阔舞台，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李伟　

来源：《新经济导刊》2018年第8期　

我国有能力有条件长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 中国经济能否适应变化、驾驭变化，使其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以此为契机加快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从总体看，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加快重塑，存量问题和风险隐患正在逐步化解，新一轮改革开放举措正在加快落地，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加快调适，发展方式转变和动能转换已经进入承上启下、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

■ 在高速增长期和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经济积累了不少突出的存量问题，同时，风险也在不断积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必须有效化解这些存量问题，有效释放风险，使资源尽快重组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地方。党中央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 过去国内经济政策产生的国际影响并不直接，现在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明显增强，国际社会的关注度明显增加。过去我国主要是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现在正逐步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如何在一个开放大国的框架下，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大大增加，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内需空间广阔，政策回旋有余地，抵御冲击的韧性明显提高，完全有能力有条件长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的同时，国际国内形势出现了一些明显变化。从国际看，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呈升级之势，经济问题政治化倾向加重，各国经济复苏步伐分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国内看，短期总需求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部分地区正在经历转型阵痛，经济正处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错综复杂、稳中有变的形势，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大局，必须认识到只要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去杠杆、控债务、严监管、控房价、强环保等战略政策，充分发挥好我们自身的优势，灵活高效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做好政策协调，我国就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

一、我国正处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变化是当前时期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中国经济能否适应变化、驾驭变化，使其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以此为契机加快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从总体看，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加快重塑，存量问题和风险隐患正在逐步化解，新一轮改革开放举措正在加快落地，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加快调适，发展方式转变和动能转换已经进入承上启下、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

经济结构正在加快重塑。从动力结构看，重化工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动能增速放缓，新经济、新动能快速成长，但所占份额还比较低，与此相关联的中高级生产要素也需要进一步培育。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占比继续提高，今年上半年已达到54.3%，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也在优化，高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均显著高于工业平均增速。从供需结构看，居民需求层次持续提升，更加多样化个性化，对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同时倒逼供给体系快速调整，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从内外结构看，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5%，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货物进出口顺差比上年同期收窄26.7%，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进一步提升，内外需更趋平衡。尽管我国经济结构正朝着积极方向变化，但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当前的动力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还存在一定差距。只有持续推动经济结构升级，才能迈过高质量发展的关口。

存量问题和风险隐患正在逐步化解。在高速增长期和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经济积累了不少突出的存量问题，同时，风险也在不断积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就必须有效化解这些存量问题，有效释放风险，使资源尽快重组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地方。党中央提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去年以来，各部门统一认识，围绕去杠杆、控债务、严监管、控房价、强环保各项政策，加大了解决存量问题和化解风险的工作力度。其中，去杠杆降低了广义信贷扩张速度，特别是使表外融资持续收缩。控债务规范了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地方隐性债务扩张的势头得到实质性控制。严监管规范了金融业经营和投资行为，金融控股公司、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金融乱象得到初步遏制。控房价给过快的涨价预期降了温，房地产领域各方力量进入相持期。强环保淘汰了一批不达标企业，地方政府和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预期正在逐步形成。要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良性轨道，就不能把存量问题和风险隐患往后拖延，需要不断优化政策组合，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关系，对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实施在线诊断、持续修复。

新一轮改革开放举措正在加快落地。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改革部署，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政府和市场关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区域协调、推动乡村振兴、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放管服”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和减税降费等方面的工作扎实推进，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特别是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政府将采取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主动扩大进口等重大举措，释放出强烈的改革开放信号，充分显示了我国改革再深入、开放再扩大的坚定决心。同时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开放的红利释放也非一日之功，这就要求我们精心设计改革方案，完善改革落地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改革各项工作做深做细，进一步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加快调适。过去我国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现在正逐步向中高端攀升。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国际经济变化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外生变量，现在我国经济变化本身也是全球经济波动的重要内生变量。过去国内经济政策产生的国际影响并不直接，现在国内政策的外溢效应明显增强，国际社会的关注度明显增加。过去我国主要是国际经贸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现在正逐步成为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如何在一个开放大国的框架下，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特别是美国政府四处点火，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求我们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二、转向高质量发展呈现良好态势

综合各方面情况可以判断，我国高质量发展开局势头良好，经济运行总体延续了过去几年稳中向好、稳中有进的局面。

经济发展保持平稳。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连续12个季度运行在6.7%—6.9%的区间，经济增速保持总体稳定。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8%，比上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就业形势稳中向好。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0%，食品价格涨幅相对较低，服务消费价格涨幅较大。经济增速、失业率、物价水平等核心指标保持稳定，表明经济发展保持了平稳势头，而且是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过程中实现平稳增长，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了稳定的宏观环境。

供需关系更趋平衡。近年来，面对供需不平衡的突出矛盾，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之国内外需求逐步回升，使得供需矛盾得到明显缓解。从供给侧看，通过压减技术落后、环保不达标和过剩产能，加快处置“僵尸企业”，过去5年完成钢铁去产能1.7亿吨以上，煤炭去产能8亿吨，带动相关行业供求关系改善。从需求侧看，世界经济持续好转带动外需明显回升，国内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呈现回升态势，共同推动需求有所回暖。从主要指标看，工业产能利用率已由2016年一季度的72.9%上升至2018年二季度的76.8%。

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企业经营成本持续下降，工业产品尤其是钢铁、建材、石油开采等产品价格涨幅明显，企业效益总体改善。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为92.57元，同比下降0.4元，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6.51%，同比提高0.41个百分点。相应地，公共财政收入增长10.6%，其中，税收收入增长14.4%，保持较高增速，非税收入降低10.8%，企业非税负担明显降低。从生产率看，全要素生产率延续了小幅回升势头，目前增速已恢复至接近2%的水平，表明经济发展的质量在不断改善。

去杠杆取得积极成效。当前，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市场预期已经发生明显变化，金融机构合规意识增强，表外业务得到有效规范，野蛮扩张、非法集资等金融乱象得到初步遏制，金融风险得到有效控制。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测算，2017年四季度末，我国宏观杠杆率为255.7%，出现201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其中主要是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下降了2.1个百分点。2018年6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6%，比去年同期下降0.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9.6%，比去年同期下降1.2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去杠杆成效更为明显。

创新驱动作用持续增强。近年来，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已达到较高水平，发明专利数量快速增加，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12%，虽然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2.40%还有差距，但已超过欧盟15个初创国2.08%的平均水平。截至2018年6月，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10.6件，较2015年增加了4.3件。2017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7.5%，创新对发展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补短板取得重大进展。一是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由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2017年末的3046万人，年均减少1370.6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累计下降7.1个百分点。二是生态环境状况逐步好转。2015—2017年，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提高3.4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由64%下降到60.4%，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三是基础设施薄弱环节得到加强。过去5年，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27.5万公里，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完成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

三、保持高质量发展良好态势具有坚实基础

从长期看，世界经济大变革大分化大调整的趋势还将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世界背景与时代背景。国际上，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政治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可能对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造成干扰；在国内，结构转型、动能转换过程中经济也可能面临下行压力，存量问题集中处置的阵痛难以避免。但更要看到，变化带来风险，同时也孕育着机遇。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大大增加，经济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内需空间广阔，政策回旋有余地，抵御冲击的韧性明显提高，完全有能力有条件长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增强。一是需求拉动强劲。当前，我国拥有约4亿中等收入人群，是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之一。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医疗、教育、文化、保健、养老、旅游等服务消费需求，都将释放巨大潜力。二是产业升级持续发力。新技术新产业层出不穷，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零售、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方兴未艾。三是深化改革拓展新空间。全面深化改革破除旧的体制机制约束，清除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改善营商环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将极大增强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宏观政策回旋空间较大。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预调微调，实现了经济社会持续稳步发展，也为今后一段时期宏观政策预留了空间。2017年，政府负债率为36.2%，较2016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政府债务规模相对GDP而言增速较低，财政政策空间潜力较大。2018年，我国主动将赤字率调低到2.6%，财政预算安排地方专项债券1.35万亿元，特别是上半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券仅发行3329亿元，给下半年留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在去杠杆、控债务、严监管的背景下，资金流动性客观上会出现结构性偏紧，我国广义货币增速一定程度偏低，货币政策也有调整的空间。

具有孕育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土壤。目前正在孕育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主要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信息技术与智能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创新融合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提供多样化、智能化、个性化产品，从而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甚至创造新需求。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有两个重要条件，一个是强大的市场需求，另一个是信息技术的高度普及。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费市场之一，2017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与美国大体相当。同时，我国互联网普及程度高，信息技术应用广泛。2017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4.1个百分点。这都为我国孕育新一轮产业革命培育了肥沃土壤，提供了广阔空间。新旧动力的接续和融合，正在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动能。

具有应对重大挑战的制度优势。改革开放40年来，正是依靠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国取得了经济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集中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集中力量完成一大批举世瞩目的项目建设，有效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前，我们仍然需要也更有能力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一是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努力克服部门和地方政策分散、冲突、空白等问题，形成互补有效的政策体系，有效应对内外部冲击。二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三是集中资源突破核心技术，打破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高质量发展是一场耐力赛，需要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台阶地推进。面对各类风险挑战，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有序排除风险隐患，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为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要坚定信心，任何困难都阻止不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任何外部阻力和遏制都不能削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决心。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副书记、研究员李伟

来源：《求是》2018年第16期　

坚持高质量发展  提高大都市圈建设水平

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受华南理工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参加本次国际会议，我感到十分荣幸。在此，我对会议举办方的邀请表示衷心感谢！对此次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城市可以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城市作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聚集地，对实现分工效应，促进文化交流和知识分享，推动财富创造和人类进步，发挥着巨大作用。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特大城市；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又得以形成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

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通过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推动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学的昌明；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涉及城市质量和管理问题。如何适应城市化的大趋势，扬大都市圈之长，避大都市圈之短，促进大都市圈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是当今时代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

此次会议以“大都市圈建设与城市化的未来”为主题，就当今世界大都市圈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与新挑战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此，我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当今时代的城市化必然伴随着大都市圈的孕育和发展

自工业化，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到2017年，全球城市化水平翻了一倍，从1945年的27%上升到54.7%。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以纽约、洛杉矶、东京、巴黎、伦敦和上海等一系列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从未来趋势看，人类的城市化进程还将继续推进。根据有关估算，全球城镇化进程将一直持续到21世纪末左右，届时，全球人口将稳定在90-110亿，其中大约75%—80%的人口会居住在城市当中。而随着城市人口总规模的增长，必然还会出现更多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以它们为核心的大都市圈。

在我看来，未来推进新的大都市圈发展的，主要有四大因素。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将构成大都市圈形成的新基础。回顾历史，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密切相关。区域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客观上需要大都市圈的形成，同时也为大都市圈的形成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

一方面，伴随着区域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居民收入的增长，社会需求将进一步多元化、高端化。为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就必须从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去寻找和发现新的供给来源。此外，从生产端来看，随着区域发展水平的提高，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企业利润空间将受到压缩。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来配置资源要素，以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遏制企业利润空间的缩小。无论从需求端还是生产端来看，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各区域发展主体，越来越需要加强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联系。

另一方面，区域发展水平的提高将扩大社会财富总量，提高政府公共财政能力，为创造大都市圈形成和发展所需要的必要条件提供了可能。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表现为一定地理空间上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大规模集聚，这对于交通、信息等软硬件基础设施的网络化和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设施无论是由社会资本投资，还是由政府来建设，都要以巨大的物力和财力作保障。

根据相关机构的展望，未来世界经济无疑还将继续增长，新兴经济体还会以较快速度发展，可以肯定地说，全球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还会为形成更多的大都市圈奠定新的经济基础。

其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快速交通体系的发展为不同城市之间实现“同城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导作用。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综合交通网络的形成，大大方便了人员的流动和物资的流通，扩大了核心城市的辐射边界，增强了一定空间范围内各城市之间的连接性，为各城市在产业上的分工、功能上的互补创造了基本的物理前提。

形成于几十年前的东京都市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它的发展就是建立在便捷快速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之上。东京都市圈包括东京都、崎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一都三县”，面积1.34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4000万，经济总量接近全日本的一半，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人口最多的世界级大都市圈之一。这种规模的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如果没有便捷快速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是不可想象的。据相关资料显示，在以东京为核心的60公里半径内，有30家运营商运营121条轨道交通线路，运营总里程超过4700公里，通勤时间平均在1个小时之内，每天有超过4000万人次的客流量。这些构成了东京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前交通运输的技术要比过去更为发达。比如，十年前，乘火车从北京到天津要2到3个小时，现在只有半个小时。过去实现天津和北京的同城化不可想象，而现在则可能指日可待。我们相信，在交通运输领域未来还会有新的技术进步，特别是运输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将会极大地提高交通运输的智能化水平，显著地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大幅度地缩短通行时间。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将有助于孕育和形成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的都市圈。

再次，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突破产品交换的地理限制，有助于实现对大都市圈的良好治理。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互联网甚至是万物互联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便了信息的交流，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对空间发展格局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大了交易的空间范围，拓展了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地理边界。信息流通成本的降低，有助于生产要素能够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优化组合，使得更大规模、更大空间范围内的经济合作成为可能，从而使得一定空间范围内各城市（城镇）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日益紧密地交融在一起。

二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降低了市场交易信息的不对称性，提高了交易信息的充分性，有助于企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优化业务结构和业务流程。信息采集、处理能力的提高，使得市场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掌握更充分的信息，从而使得某些原本由企业自身组织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可以委托给更远一些地方的其他市场主体来承担。还要看到，信息技术的进步，也有助于企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布局产业链。这些都会在微观层次上，为不同城市之间形成更加复杂和紧密的分工奠定基础。

三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提高公共设施的运行效率，使之能够服务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人群。比如，信息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飞机起降的频次，同样的机场要比过去有更大的吞吐量，因而可以为更多的人、更远地方的人服务。

四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助于提升对都市圈的管理能力，有助于大都市圈实现良好治理。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大都市圈是更加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如果没有充分、及时、准确的信息，要实现对这一现代城市系统的良好管理，是极其困难的。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政府的管理手段，提升了政府的管理能力，有助于政府形成更加科学的决策，有助于政府形成有针对性的解决城市各种问题的系统性方案。

最后，城市服务业需求的快速增长向大都市圈的发展提出了强烈的要求。城市里的生产、生活方式，显著地不同于农村，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社会生活，城市都体现出更为专业化、细分化的特征。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步，这种趋势日益明显。比如，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催生了大量的“宅男”“宅女”，催生了“外卖小哥”这一劳动大军，其实质就是社会生产、生活的进一步专业化、细分化。这种专业化、细分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多的对服务产品的需求。

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像制造业一样，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规模经济特征。比如，电子商务企业每一单交易的利润非常微薄，但是如果能够服务更多的人群，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就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因此，城市服务业的发展要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具有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而这种驱动力也是推动大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源泉。

二、建设高水平的大都市圈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

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趋势，有利有弊。对于这种趋势，我们不能阻挡，只能适应，只能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促进大都市圈持续、健康发展。要使大都市圈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提高大都市圈的发展质量。提高大都市圈的发展质量，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必须科学规划大都市圈的建设。大都市圈的孕育和发展有内在的动力，但是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个完全自然而然的过程。人类应该对大都市圈发展的内在动力加以驾驭，使其更有利于实现大都市圈的持续、健康发展。而驾驭这种力量的重要工具之一就是城市规划。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表明了城市规划的重要性。有些国家，像德国，城市规划做得较好，实施得也比较好，城市问题较少。如果不重视城市规划，或者制定的规划科学性不强，结果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如，城市无序蔓延扩张，资源特别是土地的浪费和低效率利用现象突出；城市的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程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冲突严重；城市之间分工不合理，都市圈缺乏整体竞争力；城市建设不注重保护历史和文化传统，城市缺乏鲜明文化特质而“千城一面”，等等。

建设高水平的大都市圈，应该搞好大都市圈的规划，指导和引导大都市圈的发展，规范大都市圈的开发和建设。制定好大都市圈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至少应做好这样几件事。一是确定大都市圈的合理半径，使之既能防止土地资源的低效利用，又能给大都市圈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二是依据资源环境的状况，合理设定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程度，科学安排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实现大都市圈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三是明确大都市圈内不同类型城市的定位，促进大都市圈内部的有序竞争和互补合作，提升大都市圈整体竞争力。四是注重大都市圈的开发建设与历史文化传统保护的协调，使之既富有现代气息，又不失历史底蕴；既方便生产生活，又具有“和善可亲”的“面孔”，不要让大都市圈成为“钢筋水泥的森林”。

第二，必须建设便捷高效、互联互通的现代基础设施网络。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是大都市圈经济发展和生活品质提升的基础。缺乏高水平、连通性强的基础设施网络，城市之间难以形成密切的分工关系，各城市的定位也难以实现合理化，城市生活的品质难以提高。比如，现在在北京周边的三河、大厂、香河三地居住着大量在北京就业的人群，因为这些地方与北京的交通不太通畅，他们每天花在通勤上的时间多达三四个小时，接近于工作时间的50%，通勤占用过多的时间，不可能使人们有很高的生活质量。“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当前，在中国的一二线城市，人们消耗在通勤上的时间，可以说是令人十分惋惜的。

建设高水平的大都市圈，一定要建设高水平的基础设施网络。一要合理布局和建设综合交通枢纽，促进不同类型基础设施、城市间和城市内基础设施的顺畅衔接。二要加强信息通信网络设施建设，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新科技成果，提高基础设施运营和管理水平。三要统筹考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大都市圈内部不同类型城市定位、城市功能分区等之间的关系，提高大都市圈基础设施一体化水平。

第三，必须形成优势彰显、分工密切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高水平的大都市圈，不是简单地围绕核心城市“画圈”，也不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城市发表各种形式的“合作宣言”，而是要促使大都市圈内部不同城市在各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这种实质性的合作主要体现在产业方面。可以说，密切的产业合作是大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基础。

建设高水平的大都市圈，在产业发展上，各相关城市必须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一要依据内部不同类型城市各自的特点和定位，培育和形成各具特色且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二要以价值链分工深化大都市圈内部的经济联系，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主导、其他城市紧密参与，且具有较强整体竞争力的价值分工链条。与此同时，大都市圈里的各城市，一方面要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在创新能力方面加强合作，以形成强有力的创新整体优势；通过创新能力的提高，推动大都市圈产业不断升级换代，实现产业体系的现代化。

第四，必须提供高水平、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比较好的公共服务是人们为追求美好生活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动因；提供高水平、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大都市圈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大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而只有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才能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大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社会各阶层和谐相处，而只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和谐。

为都市圈全体居民提供高水平、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各国政府追求的目标。目标是美好的，但现实是冷峻的。环顾全球，在为全体居民提供高水平、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方面，即使是发达国家迄今也未能完全做到，相比较，北欧的一些发达国家做得较好一些。可以说，为全体居民提供高水平、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而严峻的挑战。要实现为全体居民提供高水平、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首先是要大力发展经济，为高水平公共服务提供物质支撑；二是要解决认识上的问题，要高度重视社会中下阶层的公共服务需求；三是要找出公共服务不均等的社会根源、制度根源，制定和实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公共服务不均等的政策措施。

第五，必须构建宜居、可持续的生态环境。过去，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们往往优先考虑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注重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通常不把生态环境作为城市发展的投入。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环境受到污染，生态遭到破坏；而治理环境、修复生态有时甚至超过从城市开发和建设中得到的收益。建设高水平的大都市圈，必须改变这一传统模式，要充分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把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贯穿到大都市圈建设和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要注重人口集聚、经济活动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把生态环境作为大都市圈发展的首要“硬约束”，把宜居、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大都市圈发展的重要目标，构建绿色生产方式，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提高大都市圈的品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第六，必须建设高效、智慧、人性化的城市治理体系。城市化过程也是一个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单个的城市相比，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将伴随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由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相对地位的变化，都市圈内部各种冲突甚至是严重冲突会不时显现。还要看到，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由于人员的跨国流动更加便利和频繁，信息的全球传播更加快速和便捷，未来大都市圈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可能会日益增多、越发严峻。

最近，我读了葡萄牙人佩雷拉与英国人芬特维兹联合撰写的著作《为了政策的科学：新挑战与新机遇》。在这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现在的政府、公司董事会、守法公民都对隐藏在身边的危险毫无所知，他们与黑客、网络罪犯、数据挖掘者、卫星照相机、DNA数据库以及恐怖网络一起共享信息进而分享权力。”有一位名叫乌尔里希·贝克的社会学家根据这种现象，认为现在进入了一个“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时代。我认为，贝克说这样的话是想表明，在信息化时代，社会治理的难度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要使大都市圈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大都市圈的治理问题，建设现代化的城市治理体系。一是要形成迅速反应和处置社会问题的体制机制，要防止“小的社会问题”演变成“大的社会矛盾”。二是要形成城市管理者与城市居民相互信任、良性互动的关系，城市管理的目标和任务要充分体现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城市管理者要以人民能够理解的方式传达城市管理的目标和任务，以人民能够接受的方式管理和治理城市。

三、建设高水平的大都市圈需要智库加强合作研究

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大都市圈的发展都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这些大都市圈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有相同和相似之处，既具有事物发展的特殊性，但更有普遍性。比如，受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等客观力量的驱动，人口和经济活动倾向于向大都市圈集聚；大都市圈是各种创新要素的聚集地，更具创新活力；大都市圈空间的拓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在空间上的延伸相互推动；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大多都会伴随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人口聚集等现象。这些相同或相似的现象和问题的存在，向各国智库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共同研究的课题。

从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也需要在大都市圈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加强合作研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都市圈所承载的人类活动和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大都市圈之间的相互影响将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广。如果各国的大都市圈都能走上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之路，那么世界就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处于不同阶段，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走在发展中国家的前面，他们的大都市圈发展也走在发展中国家前面。在大都市圈的发展和治理方面，先发国家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既要学习先发国家的有益经验，又要吸取他们的深刻教训。需要合作研究的是，在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中，经验有哪些？教训有哪些？经验教训背后的经济、社会乃至制度根源又在哪里？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占全球的五分之一，有义务也有可能为全球的大都市圈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首先，中国城市人口总规模大，超大城市数量众多。2017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超过8亿，占全球城市人口的20%，相当于发达国家全部城市人口的80%，是美国城市总人口的3倍。从全球来看，在人口规模排名前十位的都市圈中，中国占2位；在排名前三十位的都市圈中，中国占6位，中国大都市圈的数量明显超过其他国家。显然，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遇到的问题和挑战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经验可能丰富于其他国家，教训可能要多于其他国家。

其次，事实上，中国已积累了丰富的都市圈发展和建设经验。在城市化和大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注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注重市场在城市空间格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也非常重视政府在都市圈发展和空间格局塑造中的作用，非常重视运用规划这一工具引导都市圈的发展。在这方面，我有深切的体会。

大家都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现在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之所以能取得显著进展，是因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一战略的规划引领。为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在中央层面，成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同时，还成立了以曾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为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我有幸作为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组长参加了其中的工作。在中央的领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及一系列相关的专项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已经召开了101次会议，进行了大量的相关方面的咨询，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前不久刚刚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韩正副总理也特别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强调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合作，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中国的经验是否可以供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借鉴，需要通过合作研究予以回答。当然，中国的城市发展过程中也有十分深刻的教训，比如类似北京2012年“7·21”特大暴雨事件等，也值得共同合作研究，以供借鉴。只有通过合作研究，中国才能学到其他国家的经验，为促进中国自身大都市圈的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提出更有价值的建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中国政府的高端智库，长期以来聚焦于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长期性以及热点、难点问题。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们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经验。同时，我们也始终注重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智库联合开展研究。目前，根据中国政府的安排，中心已经与英国、法国、印度、新加坡、越南等国家的政府智库建立了机制化的合作关系。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精神，2017年成立了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习近平主席和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还对这一中心的成立发来了贺信。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以推动解决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问题为宗旨，通过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联合开展研究等方式，分享各国发展经验，贡献中国的发展智慧。我们期待着与各国的智库联合开展多种形式、多个层次的相关研究，为世界大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最后，再次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本文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伟主任2018年8月19日在华南理工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2018IPP国际会议大都市圈建设与城市化的未来：世界与中国”上的主题演讲。）

以高质量能源引领高质量发展

上午好！今天，是我们第五次相聚在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在此，我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参加此次论坛的各位嘉宾和新老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把能源工作放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位置，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实现绿色发展。下面，我围绕能源高质量发展谈几点看法。

一、深入理解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十九大报告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能源被称为“工业的血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原料和基础产业，能源还是影响生态环境的关键因素，要实现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能源的高质量发展。我认为，能源的高质量发展，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能源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当前我国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人均居民消费在2700美元左右，与发达国家人均20000美元左右的消费水平相比还存在显著差距。随着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有望达到2万美元，居民消费能力也将持续提高，人民的主要需求将从满足温饱全面升级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各类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品质会不断升级，对清新空气、清洁用水、美丽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会从弱到强，对电力、热力、燃气等高品质能源服务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对其供应的可靠性、灵活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能源领域一定要认清这个大趋势，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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