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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如果周小平造谣了，那么这造谣算不算百花齐放？

　　另外，一个周小平就让一帮人焦虑成这样，

　　这是周小平本事大呢？

　　还是焦虑的那帮人太没出息、太不成器呢？

　　１９５６年，继年初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毛泽东相继提出在科学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动员知识界加入到学术争鸣中来，鼓励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进行批评和监督，允许媒体报道批评言论和争鸣文章。所有举措可以归结为一个主题：即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尝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以克服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阴暗面，团结更多的人加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毛泽东等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想法
　　１９５６年，中共政治上的调整，直接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然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新想法的产生，则直接与苏共二十大有关。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苏联的教训中，中共领导人觉察到了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希望通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来防范这些弊端。周恩来多次谈到制度问题。他说：“集权集得多也有好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搞起来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带来了阴暗的一面，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视民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很容易生长出严重的官僚主义，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东西保留下来，甚至更浓厚起来。我们的制度要求我们不仅不能扩大和怂恿这种事情，而且要防止这类事情。”“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官僚主义。”周恩来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７月８日，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已使国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可以扩大民主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正在从事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体制问题，以防过分集中所带来的缺点和阴暗面，也就是官僚主义。另一方面，也将便于我们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７月２１日，周恩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地说明了他关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观点。他说：“我们处在国际紧张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的时期中”，“世界战争推迟的可能性加大，便于我们争取时机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专政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性”。专政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他指出，专政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苏、美比较中，毛泽东等人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类似的话毛泽东不止说过一次。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中有一段话，谈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毛泽东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不只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谈到过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文献来发现问题。”刘少奇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甚至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为例，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可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认真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形式的问题。当然，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民主党派还需要存在吗
　　扩大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的民主党派与中共有长期合作关系。建国之时，中共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纳入新政权，形成了“联合政府”。第一届中央政府，６个副主席，民主党派有３个；５６个委员中有２３个民主党派人士。民主党派的组织也有所发展，吸收了一批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中上层代表人物。１９５１年１月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问题。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中共中央提出《协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党员的建议》要求各大中城市在１９５１年协助民主党派发展成员一至二倍。１９５０年底，登记的各民主党派成员总计不到１．３万人，到１９５２年初，民主党派在国内成员的总数为３．２万余人，比１９５０年底翻了一番多。
　　１９５３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民主党派的前途成了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在１９５３年６月至７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党内出现了想利用普选的机会来排斥民主党派的“错误倾向”。他不得不在会上明确：“我们要把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仍占有一席之地。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选出１３位副委员长，民主人士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等人。３６位国务院部委部长、主任，有十多位民主人士。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１９日，毛泽东召集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专门谈到政协存在的理由及其性质。他说，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成立政协。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但也不仅是人民团体，而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这事实上确定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体制。
　　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民主党派是否继续存在，又成了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既然认定“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实质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民主党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后，中共党内的怀疑和抵触情绪在上升。据李维汉回忆，党内不少人认为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终结，说“民主党派可有可无，寿命不长了，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年也就完了”，主张要以斗争为主，“少统多战”。民主党派内部不少人也感到民主党派可有可无。在１９５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民主党派人士反映：“宣传总路线以后，民主党派成员中对民主党派产生可有可无的思想。宪法公布后，虽有改变，但尚未完全解决。”上海有民主人士说：“民主党派工作干部认为自己好似锡箔店中做伙计，明知无前途，只好干。”
　　然而，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放弃民主党派的想法，李维汉领导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显得更加积极。他们强调民主党派的进步，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民主党派“还应当同我党一起继续存在下去，并且继续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１９５６年１月间，由李维汉主持起草了《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２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草案）》（简称《七年方针》）。在１月２８日给中央的送审稿中提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团体”。此前，在１月２５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呈报的另一件请示报告中，更明确提出：应当肯定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有趣的是，毛泽东在看了这个文件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他把文件批给了邓小平：“此件看过，觉得可用，请酌办。”但周恩来在审阅《七年方针》时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些提法不妥”。中央统战部随即取消了这些提法。
　　２月１６日至３月３日，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２月２８日，李维汉在会上就“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２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作发言。会议通过了《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２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帮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这两个文件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这次会议关于民主党派的政策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为民主党派的政治角色重新定位。李维汉的发言没有再提“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但指出“民主党派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政治团体”。会议着重批评了统一战线工作存在的“关门倾向”和“右倾保守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对民主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发生的很大变化估计不足，没有给以应有的信任。第二，把教育工作提到“中心工作”的位置。认为统一战线内部仍将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今后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可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处理，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把教育工作作为“中心工作”。为了落实以教育为中心的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仿照中央高级党校的办法，设立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高级党校”。３月２７日，社会主义学院以全国政协常委会名义决定成立，毛泽东亲自为学院命名。第三，有条件地支持民主党派发展组织。从１９５３年下半年起，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以后，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就“很少发展甚至没有发展”。到１９５５年，各民主党派成员比１９５２年只增加几千人，总数为３．９万人。各民主党派对这种状况不满，都有发展组织的要求。据李维汉说，“这成了他们的一个共同性的要求，不是少数上层人物的希望。他们的会员代表和地方组织都提出意见，我们要替国家作一点事，我们要有一点本钱，要增加一点本钱”。对此，李维汉的态度是，“应该赞成他们，让他们去发展”。“七年工作方针”的文件则说：“各民主党派有可能发展党员的，应该加以赞助。”第四，要让民主党派人士有事可做。发挥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作用，有计划地进行政治协商工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和协助调整内部关系，共同组织政治学习，经过他们加强联系和教育散在社会上的数量不少的旧中上层分子，要求中共基层组织争取民主党派成员成为自己的助手，等等。
　　可见，李维汉主持的这次会议，其意义在于明确在社会主义高潮出现以后民主党派为什么继续存在下去，以及如何帮助民主党派存在下去。至于“互相监督”，特别是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的思想还没有十分明确。
　　从“两个万岁”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除了李维汉提出民主党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的提法没有得到高层认可，民主党派将长期存在，这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并不成问题。４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关于“两个万岁”的说法，把它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是从两方面来看待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作用的：一是它在知识界的影响力；一是它对执政党的咨询价值和对官僚主义的监督作用。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中包括一大批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据１９５５年统计，全国教授、副教授７４９９人，其中民主党派成员２１１０人，占２８％；在全国高等学校正副校长、系主任以上的领导人员中，民主党派成员占１／３左右。而且，民主党派成员具有各种社会影响，尤其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各界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民主党派无疑是未来建设必不可少的智力资源。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民主党派的中介作用不可替代。
　　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就是要使共产党的干部“有所顾忌”，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这个想法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明确起来的。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９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少奇说过：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４月２５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报告，讲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再次说：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对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作了修改，删去了两个“万岁”的话，加进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字眼。据李维汉回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字句并没有出现在这次讲话中，是“后来概括”的。）毛泽东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５月３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传达讲话中，把“两个万岁”的思想提到政党体制的高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单一政党体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
　　６月２５日，李维汉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这篇发言事先经毛泽东、邓小平审阅同意。在这个发言中，李维汉把毛泽东关于“两个万岁”的思想，第一次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李维汉说：“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是一个重大的方针。”他说，“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引用的是毛泽东１９４１年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中说过的话。李维汉再次强调了尊重民主党派政治自由和独立性的问题。他说：“必须严格地尊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任何党派和团体对其他党派和团体的这种自由和独立都没有权力加以干涉。”在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得到进一步明确。与李维汉在６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相比，八大更加强调了“互相监督”的意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民主党派的响应和诉求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不久，全国政协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根据这个方针开展工作。会议建议常务委员会增加会议次数，充实会议内容，除进行政治协商外，并可听取国家有关部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本会各单位的工作报告。会议还决定设立地方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地方政协工作的调查研究和经验推广。民革等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其地方组织分别召开座谈会，交换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见。主要媒体加强了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就先后发表了多位民主党派人士的文章。
　　为了改进党同非党人士的关系，中共统战部门从３月开始，对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检查。３月到５月，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秘书处党组首先进行内部检查，随后发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视察和检查统战工作，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５月２１日，中央统战部发出文件，要求全国各级统战部门组织和推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检查统战工作。邀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共同检查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揭发和批评”共产党员的缺点和毛病，这已经有了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意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检查进入第二阶段。７月和１０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两次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各省市中共统战部也相应召开座谈会。
　　根据李维汉的回忆，这两个阶段的检查中，从民主党派方面听到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区别。在前一段的检查中，党外人士提出意见最多的是，民主人士“坐冷板凳”和“不受尊重”之类的问题。然而，在６月以后，“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民主活跃的局面”，民主党派提出的意见就越来越尖锐了。
　　民主党派高层并不满意自己的政治陪衬的角色。“１９４９年后的民主党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章诒和说：“父亲（章伯钧）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他说：‘那样的话，我们民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１９５６年的政治形势似乎为章伯钧等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一次机会。朱正说：“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章伯钧、罗隆基感到政治格局可能有所变化，颇觉兴奋。”反右中，罗隆基在民盟中央作的交代中说：“在中共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伯钧对我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
　　根据李维汉《回忆与研究》记载，在７月、１０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以章伯钧、章乃器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章乃器对中央统战部１９５２年提出的以“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过去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他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人提出，中共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从增强民主党派实力出发，有人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大党。可见，民主党派希望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大的发言权。
　　党与非党关系的不平等，是民主党派批评的另一个重点。罗隆基、章乃器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反映最普遍的是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对中共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提出了批评。章乃器尖锐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批评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工作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要求重新审查“三反”、“五反”的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说“现在工商界只抬了半个头”，号召工商业者不要自卑，要敢于起来斗争。章乃器的这些观点在民主人士、资本家中受到欢迎。
　　章伯钧等人更加看重“互相监督”主要是对共产党实行监督这一条。他们提出，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向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民主党派可以在人大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应付。当然，也有人持谨慎态度。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对如何实行监督的问题上意见各异。孙晓村说，互相监督不能离开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原则，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互相监督不能理解为“互相对立，分庭抗礼”。对孙晓村的说法，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章元善等人就认为，不应该怕相互监督就会变成“分庭抗礼”，今后也不要提“分庭抗礼”这个意思，因为这样会妨碍对这一方针的正确理解，并妨碍各民主党派大胆地对共产党进行监督。许多人不满意把安排民主人士当政协委员看作是政治待遇，不满意政协“开会轰轰烈烈，闭会冷冷清清”，“政协成了座谈的组织、举手的机构”的状况。章伯钧主张中国应实行“两院制”，使政协变成上议院，他提议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成立政治讨论会，定期讨论国家大事，向党和政府提出政策方针的建议。
　　可以看出，６月以后民主党派的批评，已经不只是涉及中共党员同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广泛的问题，甚至涉及政治结构。如章伯钧提出的建立“两院制”、“议会党团”、“政治讨论会”的建议和“质询权”的要求，有引进“议会民主”的味道。章的主张给李维汉的印象很深刻，以至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写的《回忆与研究》中，仍然认为当时民主党派“有些人表露出向我们争取更多政治权利的倾向”。章伯钧的主张是否在民盟和农工民主党高层酝酿过，不得而知，但在公开场合并没有得到呼应。李维汉说，章伯钧关于“两院制”的主张“因高级民主人士反映冷淡而作罢”。
　　被搁置下来的制度安排
　　１９５６年，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因章伯钧等人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而感到不安，中央统战部把北京和各地民主党派的批评和意见汇集成７款４８条，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提出的绝大多数的意见，给予了正面回应，并提到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讨论。这次会议在１０月１６日至１１月８日召开，主题是进一步研究改进中共同民主党派关系问题。
　　这次会议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是在说服中共党内大多数人接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事实上，在毛泽东关于“两个万岁”的说法传达下去后，党内就有许多人表示“不理解”。６月，全国人大明确提出并且公开宣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内外都有人表示怀疑，“怀疑在资产阶级消灭以后，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党派为什么还能继续存在，怀疑这些党派继续存在下去究竟还有什么作用”。还有一些人，“害怕民主党派对我们实行监督，担心这样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会不会惹出更多的麻烦，不好办事”。中共党内更有人表示不服气。他们说：“民主党派有什么必要和我们长期共存呢？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对我们进行监督呢？”非党人士也有人对这个方针能否贯彻表示怀疑，说“共产党里面有人不重视民主党派，民主党派里面也有人不重视民主党派”，“长期共存没有必要，互相监督没有可能”。因此，会议认为，“还有必要依据八大文件向党内外作反复的阐释”。在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中，从理论上对为什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三条依据：一是承认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和政治上的进步，“没有理由不让它继续存在下去”；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逐渐向劳动人民转化以后，民主党派还有它的社会基础，就是“劳动人民的右翼”，“各民主党派将成为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三是党的工作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当然首先依靠党内自我批评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同时还要借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批评和监督。李维汉引用周恩来的话说：“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以此表达长期共存、合作的诚意。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央统战部起草了一份《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作为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征求意见。在这份文件中，对于民主党派的作用问题，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民主党派发展组织问题，在民主党派中吸收共产党员问题以及民主党派的编制、经费、干部调动、生活待遇和物质设备等问题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在中共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上，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要尊重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强调中共同民主党派是“平等的友党关系”。指出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必须保持和加强，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党有超越它们之上的权力，决不意味着可以把它们当作附属的团体，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去命令、干涉或者控制它们”。文件特别批评了统战部门一些人不尊重甚至不承认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常常通过它们内部少数进步分子“把持控制”它们的内部事务。如修改它们的文件草稿，干预它们的人事安排，控制它们的组织发展。民主党派的许多事务必须取得统战部门的同意才能决定和实行等等。文件要求“彻底纠正”这种“错误做法”。
　　关于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文件规定，应“由它们自己决定方针和步骤，在它们联系的社会基础上自由发展”。统战部门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各民主党派的发展是否仍然要有“重点分工”由各总部协商决定，协商的结果仍然保留重点分工，但不机械地划分范围；不再坚持发展对象以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中上层为主，发展地区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建议”；不再限制其在铁路系统和工矿企业中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党员。可见，与年初出台的“七年工作方针”相比，关于民主党派发展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
　　这个“指示”草案所阐明的观点和政策措施，是希望从制度上保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实行。如果按这个文件实行，民主党派会有一个相当的发展，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这个文件只是一个“草案”，而且只由中央统战部下发各地统战部征求意见，而不是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它更多地反映了李维汉及其领导的中央统战部的意见，并没有在党的高层形成广泛共识。后来由于反右派斗争兴起，这个“指示”草案自然被搁置起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酝酿将《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交由民主党派主办
　　落实“长期共存”的一个重要举措，是酝酿把《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交回由民主党派主办。有几个人都回忆到这件事。徐铸成回忆：大约在六七月间，中宣部副部长姚溱到刚创刊的教师报社访问，对徐铸成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请章伯钧任社长，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徐铸成以他的班底都在《教师报》为理由，未予允诺。徐说：“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过，我就不知道了。”另据章诒和写道：６月的一天，李维汉把章伯钧、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
　　徐铸成没有答应主持《光明日报》，却没有推辞出任复刊的《文汇报》总编辑。《文汇报》是一些爱国报人于１９３８年１月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创办起来的。１９５６年４月“自动宣布停刊”。这张联系了相当数量知识分子作者和读者的报纸为什么突然宣布停刊呢？公开宣布的理由，是教育部仿照苏联要办一张《教师报》，《文汇报》的全部人员北调北京参加《教师报》的工作。实际上是《文汇报》有些办不下去了。据徐铸成后来说，这倒不是因为受到中共中央的压力，而是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对党外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要“改造和逐步消灭”。一个时期“《文汇报》和《新民报》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１９５５年调来一位中共党员副总编辑，他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他的话是有来头的，徐铸成名义上是社长兼总编辑，实际上“只是可有可无的顾问”。文汇报社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最后不得不“自动宣布停刊”。
　　然而，《文汇报》的停刊，有些不合时宜。正当此时，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推动百家争鸣，开辟发言之地，《文汇报》刚刚停刊就有人考虑它复刊的事了。《文汇报》复刊的主张，即使不是毛泽东首先想到，也一定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７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要他们立即写出《复刊后言论方针》和《复刊计划》两份方案，迅速送中共中央审批。张际春还满足了徐铸成提出人事调动的要求。对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徐铸成很是踌躇，就如何宣传“双百方针”心中无底，于是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讨教。邓拓说：“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建立了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徐铸成大体按照邓拓的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送给张际春。张当面详细看一遍，对徐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批文中特别写明“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徐铸成等人对上海主要负责人“早有些戒心”，想把《文汇报》办在北京，并由中宣部直接领导。中宣部以“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为由没有同意。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动员他们早日决定搬回上海出版。１０月１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罗隆基负责，徐铸成任总编辑。
　　另据材料说明，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对于办报并非如此被动，相反是十分积极的。在李维汉召集的会上，李维汉说，“既然要恢复‘文汇’，那就把‘教师报’改过来吧。”章伯钧不赞成，说：“如果恢复，就恢复‘文汇’的本来面目。”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对于恢复“光明”、“文汇”、“大公”的“民营性质”的消息极感兴趣，在一次聚会上，章伯钧“兴高采烈”地对徐铸成、储安平、萧乾等人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１９５７年１月，民盟中央接办了原属民盟北京市委编印的《争鸣》月刊，千家驹任总编辑。并将其学术性争鸣刊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实施“以言论政”的办刊新方针。章伯钧推荐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章伯钧继续兼任社长。１９５７年４月１日，《光明日报》中的中共党组撤销，储安平正式就任总编辑。
　　章伯钧、储安平等人是把办报看作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阵地的。储安平说：“《光明日报》要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讲坛，就要创造条件主动组织，并推动他们对共产党发言，从政治上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