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安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

在中国谈健康问题必须拿中医说事儿，这是个躲不过、绕不开的话题。站在中西健康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高度来看，中医不是医学。中医是科学，是关于人类健康与康复的科学。但不仅仅是西方自然科学所指的Science。这个“科学”主要是指客观规律性和客观正确性。中药不是药品。中药是食品，是关于调理人体平衡的天然食品。但不仅仅是西方自然科学Science主导下加工而成的化学工业品。这个“食品”主要是指经过一定程序炮制，但未经化学反应变化后产生的用于现代康复治疗的保健食品。

Health）（简称ICF系统理论）提倡整合“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因素，中医文化的系统性、整体观及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整合融合。近年来，西医大家樊代明院士提出整合医学（Holistic Integrative Medicine)的观点，其理论核心也是整合“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因素，三者高度一致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高度整合与深度融合，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简史：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史与中国人文科学发展史是紧密相连的。中医起源于三皇五帝时期，相传伏羲发明了针灸并尝试草药。公元前3000多年，中国的轩辕黄帝写下了人类第一部医学著作——《祝由科》，后世人在这部医药著作的基础上不断增补删改，逐渐形成了后来的《黄帝内经》和《黄帝外经》。《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专著，作者不详，约成书于秦汉时期。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时期名医辈出，秦国有名医医缓，齐国有长桑和他的徒弟扁鹊。扁鹊发明了中医独特的辨证论治，并总结为“四诊”方法，即“望、闻、问、切”。主要医学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已失传）《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旁篇》这七本，合成“七经”。西汉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已经非常完备，名医则有太仓公淳于意和公乘阳庆。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完善了中医的辨证理论，是世界上第一个临床医学大师，被尊称为医圣，著有《伤寒论》《疗妇人方》《黄素方》《口齿论》《平病方》等医书，最终流传下来的医书并被后人编纂为《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东汉末年，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华佗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麻醉术进行手术的人，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醉药物，还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健身体操之一“五禽戏”。在汉代，大量的医药和历算等书籍传入西藏（《西藏王统记》记载）。

南北朝时期（420年－589年）问世了世界上最早的两本儿科专著，即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和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在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药方多达5000多个，出版了《大医精诚》《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三本医学著作，后世尊称他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突厥、高句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在明朝（1368年－1644），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医学巨著《本草纲目》成书，这本书不仅是药物学专着，还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方面的知识。还有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苏敬的《新修本草》 、王焘的《外台秘要》、元丹贡布的《四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等大量医学典籍问世。清末民国至今，中医受到西医的冲击，发展缓慢。

西方医学（西医）简史：西方医学的发展史与西方自然科学发展史是紧密相连的。公元4世纪，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医学，是西医的开山鼻祖，其流传下来的著作《希波克拉底全集》；以盖伦为代表的罗马医学作为古代西方医学主流，经过拜占庭医学、阿拉伯医学的发展，到了 16世纪—19世纪中叶（1501—1850）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哈维詹纳的人体生理学手册和魏尔肖的细胞病理学（1858）奠定了近代西方医学的基石。19世纪中叶——20世纪末，巴斯德、李斯特、科赫创立了预防医学。1853年，法国巴黎的医学统计学家耶克·贝蒂荣(Jacques Bertillon)提出疾病死亡原因统计分类法，受到政府与公共卫生行政部门的重视，在近50年中几经修订，逐步推广使用，它便是当今《国际疾病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的第一版，简称ICD系统理论。现在正在使用的是ICD第10版。ICD的推广使用，使西方医学走上规范化、标准化治疗轨道，促进西方医学飞速发展。询证医学倡导的预测、预防、个体化，参与（4P）医学、系统医学、转化医学、整合医学、精准医学、综合医学、分子医学的创立和推广，预防性治疗、个性化治疗、替代性治疗得到普遍应用。

17~18世纪人体结构的认识，显微镜、温度计的发明、细胞的发现；19世纪电的发现和X射线的发现与应用；20世纪遗传学、天然免疫、青霉素、疫苗、DNA、内切酶、基因工程、青蒿素、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基因组学、生物芯片、分子靶向药物、分子医学；以及21世纪的信息技术、纳米技术、蛋白质组学、系统生物学、代谢组学、宏基因组，转化研究（转化医学）参与（4P）医学、基因组医学、精准医学等等，促进了西方医学向细分化微观发展，同时，也充分暴露出西方医学发展弱化整体系统性的弊端。

从医学发展简史可以看出，中医发展史是现代人写的，用现代医学的概念强加给中国古代医学典籍，中医被动地陷入现代医学体系。比如，某某是医书、某某是药书，某某是外科、某某是儿科、某某是妇科等等，其实在古代典籍中并没有出现“医”字和“药”字。西医的英文Medicine翻译成中文，为什么叫“医学”？什么时候人类健康问题被称为疾病或疾病的症状？什么时候把研究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学问叫医学？西医进入中国不足200年的历史，200年之前，也就是西医尚未进入中国之前，中国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学问，也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医，那时就叫中医学吗？那时人类健康问题叫疾病吗？那时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职业叫医师吗？那时学习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知识和技能的场所叫医学院吗？那时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场所叫医院吗？等等，如果不是，那时应该叫什么？中国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医学、医学院、医师、医院”这组词的？

中医早于西医，在西学东渐之前，中医与西医几乎没有机会相遇，没有太多的交集，谈不上冲突与融合。在西学东渐之后，中医遇上了西医，中医与西医发生激烈的冲突，中医被西医牵着鼻子走，被动卷入医学体系，中医学生毕业后授予医学学位。健康问题不完全是医学问题，中医充满健康哲学智慧，为什么中医一定要叫医学？不可以叫其他学科吗？不可以授予其他学位吗？上述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探讨。要搞清楚弄明白这些问题，需要阅读大量的古籍善本。本人才识粗浅，精力有限，这些问题还是留给医学史博士研究生去研究考证吧。

西医源于海洋文化——扩张、消灭疾病。常用治疗手段是化学药品和手术刀。西医也称现代医学，其理论支柱是西方自然科学（Science），主要精华是数、理、化等理学，针对急病和意外伤害，擅长“救死扶伤”；中医源于内陆文化——守内、调理平衡。其理论支柱是人文科学，主要精华是道家哲学，针对残疾、老龄引发的功能障碍和癌症、精神等慢病，擅长“康复调理”，强调整体观、系统性、天人合一、辨证施治、治未病。常用治疗手段有自然疗法、体育疗法、物理疗法（水疗、刮痧、拿捏、按摩、针灸、艾灸等）和药物疗法（食疗）等等。

中医与西医在张仲景和盖伦完全相悖的医学范式引导下，开始步入了分道扬镳的历史进程。从比较中西方经典医学代表作《黄帝内经》和《希波克拉底全集》来看，二者的理论建构有诸多相似之处：废巫存医、整体观念、调节平衡、哲学思辩、临床实践。其中《黄帝内经》强调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观，从外测内，可以不依赖解剖形态学而照样诊治疾病。其理论体系是自洽的，难以突破；《希波克拉底全集》虽然没有系统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基础知识，但却强调具体的解剖结构，为医学的实证开了先河。这些差异为中医与西医的日后分向而行，甚至发生激烈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中华文化强调“中和”的大背景下，学术界便有了“海纳百川”的宽松气氛。中医按照张仲景的思维范式，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了。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医疗实践的发展，最初的中医理论已无法诠释新的科学事实，因此，中医理论必须不断创新，才能适应社会需要，这就促使中医进入汉代以后，呈现出全面发展的阶段。

西医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逐渐进入了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时代，科学变成了神学的奴婢，牧师取代医师。从13世纪开始，始渐复明，直到15世纪，冲破封建宗教藩篱，才得以迅速发展。维萨留斯开创现代解剖学，并创立解剖生理学；1731年意大利摩尔干尼创立了病理解剖学；1858年德国魏尔肖创建了细胞病理学；与此同时西方科学方法论对医学发展具有指导作用。以实验为主的实证方法（观察实验和比较分析）、及对医学研究中的“经院哲学”的彻底决裂、依靠各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培养了医学家们的科学意识，赋予了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使其摆脱了思辩推理的玄想而成就了生物医学模式下的实验科学。

中医与西医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诊治疾病，其基本理论各成体系并有根本差异。中医与西医的差异不仅仅是否有实证的科学理念，最主要的是两种文化体系的差别。从理论上讲，中西方文化背景和学科体系的不同，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可能统一的医学体系。“中体西用”、“西病中治”曾成为中西医汇通派的指导思想，但由于两种医学的根基不同，硬在中医之体上套上西医之用，近一个世纪的事实证明，汇通医学的体用判断脱离了中医与西医的事实认识，以价值认识代替了事实认识，决定最终结果劳而无功。

因此，中医与西医应并存共荣而不必强求统一。尽管目前中医与西医还不可能融合成为一种统一的医学模式，但可以独立发展，并存共荣，整合互补。缘于现代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影响，西医的发展趋势若仅仅是单纯地重视分析而忽略了整体结构和整体功能，无疑将渐行渐窄。而中医讲究“感悟”，未免夹带有很多主观因素，难以客观地定量，定性。若中医的诊察疾病能参考现代医学的微观分析，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实现宏观与微观的统一，使中医诊断客观化，即把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引入中医理、法、方、药的研究，使二者有机结合，互相借鉴、补充，避免各自的片面性、局限性，这将有利于中医与西医的优势互补，“和而不同”，多元发展。

从中医与西医的基本差异可以看出，中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并没有错。中医要发展，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实现现代化。中医现代化绝不是西化或西医化，绝不能跟着西医瞎转悠，被动地让西医牵着鼻子走。如何实现中医现代化值得深思。中医与西医是在完全不同的东西方两种文化背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下形成的完全不同的两个科学体系，谁优谁劣，没有可比性。在文化理念上，中医与西医可以相互借鉴。但是，在实践层面很难相互借鉴。所以，把中医现代化寄托于中西医结合意义不大。实践证明，中西医结合难度很大，不小心就会掉入“中不中、西不西”的陷阱，不可能在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体系之外创建第三个医学体系——中西医结合医学。所以，现在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仍属于中医学范畴。

中西健康文化冲突与融合

中世纪西方进入千年黑暗时代，世界文化中心在中国。东学西渐，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促进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发展，有助于结束西方千年黑暗时代。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西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西方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促进了西医的快速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发展。

中医与西医的冲突与融合，其本质是中西健康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医早于西医，中医进入汉代后呈现全面发展的阶段，而西医则进入中世纪千年黑暗时代。欧洲文艺复兴和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在西方自然科学Science的推动下，西医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近代医学经历了16～17世纪的奠基，18世纪的系统分类，19世纪的大发展，到20世纪与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发展为现代医学。20世纪医学的特点是向微观发展，如分子生物学。由于分科太细，“患者成了器官”，只见器官，甚至只见细胞，不见患者。20世纪以来，基础医学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基本理论的发展，它有力地推进了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有效手段在20世纪才开始出现。20世纪医学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各学科专业间交叉融合，形成现代医学的特点之一。

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医与西医发生激烈冲突。用西医的理论体系（Science）来评判中医，中医就不是科学。中药成分含量的不稳定性直接影响中医的疗效。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废除中医，同时，也出现许多人士主张中医现代化，中医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

1835年西医最早进入中国广州，美国传教士伯驾开设广州眼科医局，1866年发展成为广州博济医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学府，后发展为岭南大学医学院。随后，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华西、湘雅、协和等医学院相继建立，培养了大量西医人才，西医在中国快速发展。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医作为“古为今用”艰难地保留下来，并试图探索中医现代化之路，全力融入西医体系。中西医结合就是一种有益尝试。但是，中西医结合仍属中医学体系，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认为“中不中，西不西”，不伦不类。

2003年“非典”以来，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从中医发展史来看，中医的经典著作名称基本以“经”和“方”字为主，属于经学，应该是关于人类健康和康复智慧的学问。中医经典著作名称不现“医”和“药”字，从何谈起“医学”和“药学”，所以，中医这个词只是为了迎合西医，应对西医，试图融入西医体系才开始使用的。也就是说，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才叫中医，在此之前，中医就根本不叫中医。

什么是医学？医学（Medicine）是通过科学或技术的手段处理人体的各种疾病或病变的学科，主要是指西医。随着西医不断发展，医学是处理健康定义中人的生理处于良好状态相关问题的一种学科，以治疗预防生理疾病和提高人体生理机体健康为目的。现代医学（西医）融合了中医的精华，比如，治未病的思想，促进了免疫学和疫苗的产生，创建了预防医学。又比如，面对二战期间留下的大批伤残军人，如此发达的西医在救活保留维持生命之后却束手无策。为了改善他们的功能障碍，提升他们的生命质量，借鉴中医整合“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系统性、整体观的思想，创建了康复医学和保健医学。1980年WHO发布《国际残损、残疾和残障分类》（International

ICF是世界卫生组织应用于健康和康复领域分类系统之一，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统一的、标准化的术语系统，以对健康和康复状况的结果进行分类提供参考性的理论框架，其所依据的是在身体、个体和社会3个水平的健康状态所发生的功能变化和出现的异常。ICF针对功能、残疾与健康分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和应用模式，即整合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形成现代综合模式。ICD、ICIDH、ICF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见图1：ICF与ICIDH、ICD的关系）

西医体系主要由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和保健医学四大医学门类构成。其中，康复医学、保健医学、预防医学以及公共卫生学等学科的理论均融合了中医文化精髓。可以说，康复医学、保健医学、预防医学以及公共卫生学等学科的祖宗就是中医学。

在中西健康文化冲突与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医与西医不可避免地进入相互借鉴，交融发展阶段。在医学大体系中，中医现代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中医与西医融合发展产生汇通中西健康文化的中西医结合医学等学科，划归中医体系；同时，中医与西医融合发展产生汇通中西健康文化的康复医学、保健医学、预防医学以及公共卫生学等学科，划归西医体系；中医与西医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健康文化体系，冲突是主要的，交融是次要的。广东是中医中药文化底蕴相当深厚的省份，目前，在市场份额上，西医与中医之比9:1，中医在医学体系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中西医结合也没有跳出中医体系。有人说，现代中医就是个怪物，束缚手脚，禁锢思维，中不中，西不西，不伦不类，在医学体系中，早晚被西医整死，非常悲观。

中医能否跳出医学体系另辟蹊径，振兴发展，一举收复曾经拥有的市场份额，再创辉煌，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面对强大的西医，中医在医学体系中前途渺茫，没有出路。否定中医是医学，把中医从医学体系中分离出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和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统一更名，值得尝试。只要中医不再叫医学，不再在医学体系里挣扎，中医叫什么都不重要。因为中医叫医学就没有前途。2001年WHO发布ICF系统理论，标志着中医与西医找到了交融发展、“和而不同”的共同理论基础，即整合融合“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因素，共同面对人类的健康问题。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中医打翻身仗，实现现代化的最佳时机。

中医不是医学，不在医学体系里混了，取个什么名称既好听又好懂，具有国际化语境，便于全球大众接受呢？“健康（Health）”这个词，不中不西。但是，内涵宽泛，外延太大，难以界定外延边界。康复医学是外来词，在医学界具有广泛的国际基础，属于西医体系的专业术语。但是，其吸纳了中医理论精髓，是个中西合璧的词语，内涵西大于中，洋味儿浓，外延边界易于界定。“康复（Rehabilitation）”这个词，香港称“复康”，台湾称“复健”，很好理解，容易接受，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将“康复医学”去掉“医学”，留下“康复”，加上“科学”，即“康复科学”。康复科学这个名称比较合适中医，中医从此不再姓“医”，改姓“康”。

中西健康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初步结果：西医与中医结婚生两个孩子，一个叫康复医学，姓西，西大于中，在西医体系里很弱；另一个叫中西医结合学，姓中，中大于西，在中医体系里很弱。中西健康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在中西医结合学与康复医学的融合发展下，出现了ICF系统理论，提出整合融合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因素，预示着必将产生新的综合性大学科，即康复科学。也就是说，中西医结合学与康复医学结婚生下的孩子，叫康复科学，姓中，中大于西。康复科学跳出医学体系，在健康科学体系中独树一帜，很强大，既包含中医，也包含西医体系中非临床医学的所有学科。（图2：中西健康文化交融）

现代康复科学与中医现代化

从现代健康与康复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康复医学的理论支撑ICIDH系统理论与康复科学的理论支撑ICF系统理论均来源于中医文化的系统性、整体观与天人合一思想，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生理、心理、社会和环境的高度整合与深度融合。康复科学服务流程与中医诊疗服务流程高度一致。康复评估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康复方案就是中医处方；康复再评估，就是中医的再“望、闻、问、切”，康复方案再调整，就是中医处方再调整，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康复治愈。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文化的精髓就是现代康复科学的文化基因，换言之，现代康复科学的文化基因来源于中医文化精髓。

目前中国健康服务领域的现状是医学科学=健康科学，医疗保险≠健康保险。主要体现：

一方面，医学科学垄断了健康科学的学科话语权，把所有与健康相关的学科统统称为医学，如物理医学、运动医学、营养医学、预防医学、保健医学、康复医学、整形医学、艺术医学、社会医学等等；健康服务从业人员统统称为医师或纳入医疗职称系列，否则就要下岗没有饭吃；

另一方面，医疗保险垄断了健康资源配置权，把运用与健康相关的学科知识和技术进行治疗的方法有选择性地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比如，国家规定只有20项康复治疗项目可以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健康服务需求者都是病人或者称为患者，否则就不能用医疗保险支付费用。医统天下直接导致健康服务供给结构严重失衡，健康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具体体现在医疗服务供给和康复服务供给结构性比例失调，医疗保险支付医疗服务和支付康复服务结构性比例失调。康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康复需求不能满足，只讲医，不讲康，重医轻康，以医代康，造成用医用药过滥，医疗资源浪费。国民健康过度依赖医学和医疗，千军万马挤爆医疗通道。在健康服务领域，康复医学和康复服务被淹没在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的汪洋大海之中。

依据ICF系统理论，从健康状态到疾病状态中间客观存在一个无病状态或障碍状态（疾病之前的亚健康状态和疾病之后的非健康状态，包含残疾状态），从生命周期全过程来看，绝对健康状态或绝对疾病状态是很短暂的，属于异态；无病状态即障碍状态是漫长的，属于常态。短暂的疾病状态需要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漫长的无病状态或障碍状态却没有学科干预或专业服务，时代呼唤新的学科诞生和新的服务供给，那就是康复科学和康复服务。

老年人≠病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功能衰退是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老龄性功能障碍需要康复服务；残疾人≠病人，先天性遗传或意外伤害或疾病的结果造成的残疾，与疾病有本质区别，残疾性功能障碍需要康复服务；当然，疾病即病人需要医疗的同时也需要康复服务。康复服务主要针对的是亚健康或非健康状态即活动障碍状态和活动障碍人，需求大。所以，康复服务不是残疾人或老年人的专供服务或特供服务，涉及全体国民的健康。亚健康需要康复，疾病治疗期需要康复，非健康需要康复，甚至是生命周期全过程需要康复，终生康复，康复成为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康复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图3：康复需求与医疗需求）

从ICD到ICIDH，再到ICF已经是进了一大步，实现了质的飞跃。目前，中国仍处在ICD或ICD与ICIDH并存阶段，ICF系统理论的科学性和应用性并没有引起学术界和健康领域的足够重视。用ICF系统理论指引建立康复科学，推动高等院校建立康复学院是充分的，对推动中国康复学科和康复服务快速进入ICF阶段，与国际接轨，甚至超越国际具有积极意义。

最近，西医大家樊代明院士在健康中国论坛上指出，三分之一的病人不用去医院治疗，自然就好了；三分之一的病人去医院治疗就好了；三分之一的病人去医院治疗也不会好。所以，66%的病人是不需要去医院治疗的。那么，身体或心理感觉有些不舒服应该去哪里找谁处理呢？应该去找康复机构咨询康复咨询师，有必要时给予康复治疗。现在的情况是，有点健康小问题一窝蜂地去医院找医生，别无选择。甚至感冒头疼也去三甲医院找大主任大教授。既然来到医院，那就检查诊断开药吃。记不清哪位大医学家说过，医学只对健康承担8%的责任，没有理由要花费90%以上的医疗保险。康复医学大家励建安院士强调，医疗是康复，康复也是医疗，提出医疗、康复、护理一体化的思想。可见，康复在健康服务领域的作用相当重要，却不能用医疗保险支付。

什么是康复和康复科学？WHO康复专家委员会（1969）对康复的定义：“康复是指综合地和协调地应用医学的、社会的，教育的和职业的措施，对患者进行训练和再训练使其能力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2013年4月，WHO发布的《世界残疾报告》最新定义康复：帮助经历着或可能经历残疾的个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取得并维持最佳功能状态的一系列措施。这个“一系列措施”就是康复科学。注意这个“可能经历”，就是预防的意思。因此，只要把散落在各大学科中与“一系列措施”相关的学科重新组合，就是康复科学学科。综合WHO1969年和2013年对康复的定义，康复是指综合地和协调地应用医学的、社会的，教育的和职业的等一系列措施，帮助经历着或可能经历残疾的个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取得并维持最佳功能状态。

康复医学在医学体系中没有前途，中医在医学体系中也没有前途，医改在“医”字上改同样没有前途。如何改变“医统天下”的局面，跳出“医”字，站在发展健康服务业的高度来谋划医改，值得探讨。把创建康复科学体系与中医现代化结合起来，把创建康复科学体系与谋划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做好顶层设计，用中医文化发展康复科学体系和康复服务体系，这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正确选择。在中医体系（含中西医结合）的基础上，融入康复医学、保健医学、预防医学以及公共卫生学等西医学科，以及与健康相关的非医学学科，重新组合，创建康复科学新的学科体系，既包含中医，又融合西医，属于中西合璧的新学科大学科体系。创建康复科学新学科大学科，促进康复科学与医学科学一起分享健康科学学科话语权，推动综合性高校普遍建立与医学院并列的康复科学学院，大规模培养与医师并列的康复师，普遍建立与医疗机构并列的康复机构，创建与医疗保险并列的康复保险制度，促进康复保险与医疗保险一起分享健康资源配置权，逐步建立与医学科学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并列的康复科学体系和康复服务体系。

近年来，医学大家樊代明院士针对“医学离科学越近，就离病人越远”的弊端，提出整合医学的概念，整合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因素。医学本来就很难学，看来读整合医学20年也毕不了业。只合不分，庞杂无序，助长医统天下。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大整合之中粗略小分是必要的。所以，用健康科学来整合医学科学和康复科学，确切地说，就是用康复科学来整合与健康相关的非医学学科，符合樊代明院士提出的“整合医学”大整合的观点；同时，用医学科学和康复科学来划分整合后的健康科学，成为健康科学的两大分支，共同支撑健康科学体系，符合WHO发布的ICF系统理论及其与ICD的关系，符合事物发展“合分论”的哲学思想。既可提升医学科学的精准性，又可削弱医学科学的霸权性。参照文化方程式：文化学=文学（05）+艺术学（13），构建健康方程式：健康学=医学科学（10）+康复科学（14）。

医学科学和康复科学是健康科学的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医学科学偏重于自然科学，追求微观精准性，缺乏宏观精准性，追求标准化，技术指标量化程度高，研究解决疾病引起的健康问题；康复科学偏重于人文科学，追求宏观精准性，缺乏微观精准性，追求个性化，技术指标量化程度低，研究解决非疾病引起的健康问题。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的宗旨是救死扶伤，重点关注生命存在，尽力保存和挽留生命，避免疾病和灾害毁灭生命；康复科学和康复服务是在协助医学科学和医疗服务保存和挽留生命的同时，重点关注生命质量，消除功能障碍，改造生存环境，提升生命质量。在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丰厚的今天，国民更加重视生命质量。所以，创建康复科学，发展康复服务十分必要，迫在眉睫，是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优先发展健康服务业的重大举措，符合“健康中国”发展战略和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部署。康复服务是健康服务的主体，医疗服务是健康服务的核心。做大康复，做精医疗是从医疗卫生到健康中国大变革的必然要求，是健康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医改推行的分级诊疗制度必然要求。以一个不恰当不准确的大致比例来说，开办100个健康学院，其中，90个康复学院，10个医学院；培养100个健康服务从业人员，其中，康复师90人，医师10人；建立100个健康服务机构，其中，康复机构90个，医疗机构10个。开办康复学院、培养康复师、建立康复机构，投入小，时间短，见效快；开办医学院、培养医师、建立医疗机构，投入大、时间长，见效慢。

全球健康促进大会）是WHO两个重要的载体。2013年WHO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第八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的主题是“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在中国盛开了“健康中国”之花。201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的主题是“人人享有健康，一切为了健康”，在中国必将结出“康复科学”之果。

在“健康中国”战略和“大健康科学”理念的指引下，中医没有必要再称为医学，中药也没有必要再称为药品，中医中药没有必要在医学体系和药学体系中与西医西药争个高低。为了避免中医中药融入西医体系和西药体系之中自毁前程，从学科源头上把中医从医学体系分离出来，把中药从药学体系分离出来，充分发挥中医中药的传统文化优势，借鉴西医和西药的科学成分，独立于医学体系和药学体系之外，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将中医中药融入以解决消除无病状态（亚健康或非健康）下人体功能障碍与环境障碍为主、以协助现代医学（西医）救死扶伤为辅的康复科学体系和康复服务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医现代化值得探索的路径，其结果使医学体系中只留下西医，医学特指西医不含中医，现代医学特指现代西医。现代康复科学体系包含现代化的中医（不再称为中医）。现有的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和中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统一更改为康复大学（康复学院）和康复中心。在市场份额上，做大康复，做精医疗，按照康复科学（含中医，学科代码14）与医学科学（西医，学科代码10）之比=9:1的目标来谋划发展健康服务业，中医中药在健康服务领域所失市场份额将通过发展康复科学和康复服务一举全面收复，这就是中西健康文化冲突与融合发展带给中医中药的最佳归宿，也是“健康中国”战略带给全人类的健康福音。

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司委委员，广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创会会长，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党组书记。著作《残疾人工作与社会建设》（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     

1、神经训导三阶段康复技术，是富有哲理、符合自然法则的方法。　　哲理，是对人们生活和工作起指引作用的根本原理和智慧。达尔文进化论中的“用进废退”，以及人们常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矫枉过正”等等，都是能使人的精神得到新生的概念，是指导人生的根本原理。
　　在神经训导三阶段康复方法中，尽管在方法的长期发展中，并没有认识到方法是在哲理指导下逐渐发展形成的，而是根据功能康复的需要，逐渐添加方法、根据方法研制设备，待发展基本成熟之后，反过来通过分析才认识到的。发现在神经训导所有的康复方法中，均是在哲理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用进废退”原理：在三阶段方法中，坚持的“尽早找到用脑支配肢体主动运动的方法，才能恢复脑的功能”的指导思路，符合达尔文进化论的“用进废退”原理，而且是导引患者进行用脑支配肢体的主动运动，效果应该更好。
“超越性目标-动力源泉”原理：“目标”，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采用，如国家的“五年规划目标”，“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等等，均充分体现了没有目标、就没有动力的人生哲理。在神经训导三个阶段的康复训练中，均为在设立了超越性目标的基础上，应用循经导络六步法中医导引术，导引、鼓舞患者通过不断超越逐渐增高的目标，开发潜能、重建程序和重塑运动模式的。因此，神经训导康复方法，不是简单的主动运动训练，而是在导引术应用下，通过营造没有危险的危急状态、言语激励和鼓舞、以及抗阻不断超越目标的强化主动运动，从而更有利于神经潜能的开发和利用。
　　（3）“不破不立”原理：在原有模式（或习惯）不去除的情况下，新模式的建立则非常困难。一个旧的习惯不改正，则无从谈起良好习惯的建立。在矫正异常运动模式的过程中，在禁止和限制患者行走、即在破除旧有模式的基础上，进行脑潜能开发和运动程序重建的训练。进入运动模式重塑阶段，则在能够有效限制肢体运动中异常关节活动装置的辅助下，进行正常步态重塑的训练，逐步过渡到独立行走。实现了在“破”的同时，从基础做起，逐步建立起“新”的正常步态的训练过程，故获得了较好临床效果。
　　（4）“阴平阳秘、和为贵”原理：祖国医学用“阴阳”的对立统一，强调各组织器官功能活动的平衡协调， 概括了人体各种生命活动的规律，阐述了“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对于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意义。
　　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后，原有“稳态”被打破，故出现运动等功能的一系列障碍。三阶段方法中的循经导络六步法中医导引术，具有“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开发脑腑潜能，恢复机体阴阳平衡的作用。有学者认为，神经训导康复方法的作用，可能与通过“通经活络、开发脑腑潜能的训练后，增加了体内的“负熵流”，使之恢复了机体的“内稳态机制”有关。
　　2、三阶段方法符合“主体-知识主体―功能主体”功能转变的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又称自然法则，是存在于自然界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是自然现象固有的本质联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只要条件具备，这种规律就会重复发挥作用。
　　人作为使用方法的主体，通过学习学会了方法，但这并不等于实际功能，尚需通过实际应用，才能使用方法去更好的解决实际问题。正如前文述及的武功大师学武到应用的过程，也如一支有十万士兵的军队，他们进行了体能训练，学会了枪炮操作和排兵布阵知识，同样需要实际训练、即军演，才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变成实际技战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都遵循着“主体人-学习了方法的人-实际应用方法的人”的功能转化过程，三者缺一不可，这是将方法转变成功能的内在自然规律。
　　神经训导康复方法，是在人体内部发生的“将方法转变成功能”的过程。主体是脑细胞、即三阶段方法中第一阶段训练的主要目标。通过潜能开发方法，动员起新的脑细胞并启用备用传导通路。使这些细胞学会支配肢体运动的方法，则是三阶段方法中的第二阶段，运用运动程序重建技术，使这些新动员起来的脑细胞、以及未死亡的脑细胞之间建立密切联系，使之学会协调有序工作的方法。而后，通过第三阶段的运动模式重塑训练、即实际应用性训练，把前期的训练成果转化成支配肢体运动的实际能力。遵循了从“细胞启用、学会方法到实际应用”三要素过程的内在规律，只要方法得当，适应证选择合适、训练时间符合要求，即应能获得较好的临床效果。
　　另一方面，尽管自然规律本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可以用智慧和方法，通过引发、调节和控制自然界中的实物、能量和信息过程，使之发生有利于人体的变化或稳定性，即“以客观规律为基础的主观能动性”。神经训导三阶段方法中，针对“重症、认知严重障碍和低意识状态的患者，制定的“早期站立、行走恢复”康复原则，则符合这一法则，通过潜能开发、站立和步行等训练，使重症患者在使用中学习方法、开发潜能，使一些普通方法不能进行主动运动训练、难以恢复功能的患者，能够进行需要的训练并有利于功能恢复。
　　3、辩证施治、形成围绕三阶段方法的个体性康复原则。　　为提高神经训导康复方法的临床效果，围绕三阶段方法，形成了针对性强的个体化治疗原则和方案。通过详尽的功能评估，找出主要的障碍点（如导致划圈步态的原因，有时只是因为腓骨长短肌的失神经支配），确定最终康复目标、康复原则、治疗方案和实施流程（医师、治疗师、地点和时间）。在康复原则方面，对于病后尚未下床活动或是虽然已经形成了异常运动模式，但经评估预计采用神经训导康复技术能较好恢复功能的患者，采用典型的三阶段康复原则，严格按照每阶段的要求进行训练；对于只是个别部位功能障碍的患者，经评估预计能较快恢复功能的患者，采用非典型的三阶段康复原则，即在主要问题获得解决后，较快进入第三阶段的治疗；对于严重功能障碍、年老体弱或伴明显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则采用“早期站立、行走恢复”的康复原则进行治疗。如果为小儿脑瘫患者，则为“早期站立、行走发育” 康复原则，系在进行下肢潜能开发等训练的同时，应用异常步态矫正减重步行训练装置进行步行辅助训练，以期尽快开发脑的潜能，多有较好恢复脑支配肢体自主运动的能力。
　　此外，对老年重症患者，按照“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放弃部分功能较难恢复部位的治疗，恢复对日常生活能力有重要帮助的功能。如一侧上肢和一侧下肢功能障碍相比，因为上肢功能较难恢复，可将上肢保护于功能位，先进行下肢的康复训练。而且，一侧上肢功能正常，尚可完成日常生活活动。但是，如果仅一侧下肢功能正常，则会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一侧下肢功能恢复和足外翻功能恢复相比，足外翻功能恢复相对较难，可佩戴足托矫正足外翻，使之不影响下肢整体行走功能的恢复。因为，双下肢能站立和行走，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至关重要。
　　4、三阶段康复方法的疗程应根据情况适当调整。　　在十余年的临床实践中，每阶段一个月的治疗时间，能基本满足患者阶段康复目标的治疗需求。但对重症或病程长久的患者，则需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实际上，3个月一疗程尚不能满足损伤脑功能恢复的时间需求。因为，动物的脑建立功能所需要的时间，与动物的进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动物的进化程度越高，建立功能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反之则越短。人是高等进化动物，出生后1年左右才能行走。而羊、鹿等动物，出生后数分钟即能奔跑。3个月一疗程的康复训练，是按照“医院-社区-家庭”相结合的康复原则，以及医院床位、家庭经济负担和人力资源限制等各方面因素，综合分析确定的。急性期或恢复期已经形成异常运动模式的患者，先在医院康复中心治疗一个疗程，以解决大部分问题。此时，患者的功能恢复多会进入较慢的平台期。在教会患者自我训练的基本康复方法后，出院回到社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进行训练，而后回归家庭进行自我锻炼。半年或1年后，再回到医院康复中心，进行下一疗程的治疗。使患者的康复过程相对经济、家庭负担轻、床位占用时间短，并有利于患者的功能恢复。
　　5、 配合方法应用的设备，是保证方法疗效的有效工具。　　设备是保证方法规范化应用、拓宽方法应用范围、增加方法效果、降低劳动强度的有效工具。目前，国内外广泛应用的、发明于上世纪中叶的康复方法，如：Bobath、Rood、Brunnstrom、PNF（Proprioceptive Neuromuscular Facilitation本体感觉神经肌肉促进法）、MRP（Motor Relearning Program）等，所需设备除了PT床、平衡杠和Bobath球之外，均为手法操作，不需要其他设备。
　　现有的临床应用的康复设备，绝大多数为工程技术人员主要针对症状设计。比如针对足下垂设计的站立床，针对肌肉、关节粘连设计的CPM装置，针对没有行走能力的患者设计的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等等。很显然，虽然这些设备在某些方面有一定作用，但从恢复脑功能的角度看，因不符合主动运动促进脑可塑性变化的机制，其作用甚微，但能起到恢复脑功能康复训练前的预备训练的作用。
　　神经训导康复训练设备，无论是潜能开发、运动程序重建和运动模式重塑训练设备，还是循经导络神经训导康复训练机器人和循经导络一对多自动训练系统，均为针对方法的临床应用设计。如潜能开发设备，在设备减重和保护功能的作用下，可使体重大、症状重、认知障碍，以及低意识状态的患者进行自主、辅助或强迫主动运动等训练，明显拓宽了方法的应用范围，有利于方法的规范应用和效果的提高，并能有效减轻治疗师的劳动强度，尤其是自动化神经训导康复训练设备，则更具有该方面的优势。
　　6、恢复CNS损伤后运动功能的康复过程，是个系统工程。　　恢复脑损伤后的运动功能，我认为不同于身体部位损伤和病变的治疗过程，因为身体部位病变的治疗，是整体中个别部位修理或替换的过程。正如一辆汽车的电池或轮胎坏了，在更换新电池或修补破损的轮胎之后，汽车又能完好如初的行驶。又如肝破裂了，通过手术修补止血或部分肝叶切除，愈合后功能恢复，可以回归工作岗位。一侧肾脏患了癌症可手术摘除，创口愈合后，会自然恢复日常生活能力。人骨折了，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进行复位固定，休息一段时间，待骨折愈合后，稍加锻炼一般均能恢复原有功能。如果早期康复介入，则可有效预防并发症，并能起到促进愈合和缩短病程的作用。
　　但是，恢复脑损伤后丧失的运动功能就不一样了，不但要修复损伤的脑，而且要恢复脑支配躯体和器官的能力。因此，相对于身体器官和局部的功能恢复，恢复脑损伤后的功能，是自身功能恢复基础上的“用”和“被用”的关系。脑用自身功能去支配身体部位和器官，身体部位和器官则是在脑的支配下工作。在恢复脑功能的过程中，既要恢复脑自身的功能，又要恢复其所支配的身体部位的功能。所以，脑功能的恢复是个系统工程。而且，就脑功能而言，既要恢复个体细胞的功能，又要恢复细胞间协同工作的能力。比如一侧脑梗死偏瘫患者的功能恢复，首先要恢复损伤脑细胞的功能或训练其他脑组织代偿其功能，而后恢复新老细胞间的协调功能。并在此基础上，恢复它们实际支配肢体运动的能力。此外，肢体本身的功能也需要恢复，比如肌肉和关节的粘连、畸形（如足下垂、内翻）等等，最终才能恢复躯体在脑支配下，去完成脑想要做的事情。因此，脑功能的康复过程，是在手术、药物都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应用包括康复方法和医学工程技术在内的众多方法，使一个残疾人恢复成有生活自理和工作能力的人，可以说是一项塑人工程，也是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医学学科。
　　总之，神经训导三阶段康复方法，是富有哲理、符合自然法则的科学方法，也是各种神经训导康复技术交叉融合、综合一体化应用的具体体现。我想，随着该方法临床应用的增多、研究的不断深入、方法的不断改进，以及设备种类和质量的不断创新和提高，最终会得到完善化发展，并对康复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