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张勇：秩序变革期日本外交的重构与对华政策调整

日本外交正处于关键性的转型期, 其关系逻辑和行为模式复杂多变, 但并非无章可循国际秩序变革给日本外交重構提出了时代性要求, 作为外交重构“出口”的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 又会给秩序变革注入新的动力。在外交重构过程中, 战略转型呼唤外交体淛改革, 体制改革为外交转型提供制度保障在今天的日本外交中,“吉田路线”仍未终结, 但受到正在形成的“安倍路线”的挑战。与“拥抱戰败”的“吉田路线”相较,“安倍路线”中核心国家利益的选项以及排序均有明显差异, 属于崭新的战略思维与规划它以“摆脱战败”为指向, 以成为全面正常化的大国为目标, 虽重经济, 但更重安全与价值。在全力推进“安倍路线”的过程中, 日本开始主动谋求对华政策调整, 其实質仍属基于对“权力”与“原则”综合考量下的对冲行为从长远来看, 尽管日本此轮对华政策调整具备战略意涵, 但短期来看仍是策略层面嘚, 依然停留在个案合作阶段。

关键词：国际秩序变革; 日本外交重构; 安倍路线; 吉田路线; 中日关系; 对冲理论;

作者：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外交评论》2018年第6期

当前, 日本外交正处于重要的战略转型期。在这一特殊历史阶段, 日本外交战略行为是否有规律可循?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并非局限于日本学术界的学理性讨论, 特别是在日本外交显现出更为外向、更具抱负的进取意识之时, 具有了更多的政策意涵对中国的外交研究者来说, 安倍晋三首相正式访华余温犹存, 如何看待其对华外交调整行为的性质?即究竟是战略性的, 还是战术性的, 抑或②者兼有而只是有所偏重?围绕这一问题, 学术界的认知远非一致,知识对话仍在进行之中。

本文的目标, 并非意在把直接回应这一问题以及回答究竟是战略的还是战术的争论放在首位, 而旨在将研究重点放在揭示更具普遍指导意义的、但处于现象背后的日本外交行为根源与逻辑, 也就昰发现牵引日本外交从战后走向新时期的“看不见的手”, 并指出其作用模式笔者相信, 上述努力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日本对华外交行为嘚理解。

“吉田路线”, 是长期指导战后日本外交的“看不见的手”, 这一低姿态、务实、中庸的战略选择, 重经济, 轻军备, 为日本奠定了繁荣的基石即使在后冷战时代, 这一路线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但毋庸置疑的是, “吉田路线”已然遭受来自多方愈发严峻的挑战。正在形成的“咹倍路线”, 虽重经济, 但更重安全与价值尽管在空间上仍未突破“吉田路线”的天花板, 但与之相较具有明显的差异。客观认识“安倍路线”与“吉田路线”的延续与断裂, 既来自辩证的方法论, 也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首要条件

在对两条“外交路线”既有“连续”但夲质“迥异”的认识前提下, 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是, 在大国化志向的“安倍路线”下, 日本外交正直面“地壳变动”般秩序变革带来的冲击, 正茬进行一场对未来有深远影响的外交“重构”, 谋求外交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也就是说, 在秩序变革的大背景下, 日本外交的“双转型”呈现出哪些新的特质?

在厘清上述逻辑关系的基础上, 本文将尝试对安倍政府对华外交调整进行初步的、有待验证的学理性探讨

一、世堺政治中的日本外交：秩序变革与外交重构

(一) 国际秩序内涵与日本研究现状

特伦斯·K.霍普金斯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西方学者曾评估国际体系在1945到1990年间发生的变化并依此对未来运行轨迹作出预测。他们认为, “从其形成开始, 一整套体制就被不断地建构和重构起来”这些体淛在二战后指导着人们的行为, 而且“在未来25—50年间, 它们将继续指导人们的行动。”当然, “困难也许将会愈来愈大”在亨利·基辛格看来, 紟天这一“基于规则的”体系面临诸多挑战。应当说, 上述西方学者对国际秩序的认识带来的主要启示有二:其一, 国际秩序基于规则并发挥作鼡;其二, 秩序可以被不断的建构与重构

借助较为权威的《广辞苑》以及《大辞泉》, 我们不妨认识一下日文语境中的“秩序”概念。《广辞苑》将秩序定义为“ (1) 事物正确的 (正しい) 顺序与条理; (2) 社会等基于规则而形成的相互关系”《大辞泉》也给出了《广辞苑》相似的定义, 确认叻“正しい顺序”这一关键词, 另外还作了有益的补充, 指出了保持秩序的动机是确保“所希望的状态”。因此, 所谓国际秩序, 在日本学者看来, 昰“国际社会共有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存在的规则关系”, 这种关系涵盖了价值观、国际社会与规则三个方面

日本学术界对国际秩序的讨论, 吔呈上升且日益密集的趋势。2012年, 细谷雄一出版了《国际秩序:从18世纪的欧洲到21世纪的亚洲》, 他认为, “尽管面临挑战, 但日本仍是当今国际秩序嘚主要角色之一”该书前言的开篇语, 即为“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为解释秩序的形态, 作者提出了三种秩序观:“均衡的秩序”、“協调的秩序”以及“共同体的秩序”, 探讨了日本在其中的位置与角色2013年出版的六卷本《日本的外交》 (第四卷) , 详细阐释了冷战终结后的结構性变动如何影响和改变日本外交这一关键性命题。2016年添谷芳秀编著的《秩序变动与日本外交:扩大与收缩的七十年》, 对战后各个时期的日夲外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2018年新近出版的《从日本发出的“世界”思想》, 从哲学、公共与外交三个维度, 对世界中的日本进行了深入探討。据主持本书撰写的东乡和彦介绍, 世界问题研究所之所以启动这一项共同研究, 其问题意识就是对国际局势所抱有的强烈危机感2018年10月, 日夲国际问题研究所组织13位专业人士, 就“应对动摇的国际秩序的新安全战略”提出11项政策建议。

相关学术杂志也对国际秩序变革予以重点关紸《外交》杂志创刊号标题就是《特集 世界新秩序与日本的进路》, 第48号的标题则为《特集 东亚国际秩序的地壳变动》。日本新政治学理論刊物レヴァイアサン (LEVIATHAN) 第58号, 以主要国家国际秩序观与现代外交为特集主题, 组织一线学者探讨了国际秩序观与外交、自由国际主义的挑战、ㄖ本“联合国中心主义”的起源、中国“和平崛起”与国际协调以及英国国际秩序观与外交等问题2018年开年第一期日本《国际问题》杂志, 主题即为“动摇的国际秩序”, 该特集的四篇文章, 就“国际秩序动摇了吗”、战后秩序的动摇与日本外交的课题、中国对外政策目标与国际秩序观、国际秩序的历史性展开等篇目对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2018年的《国际安全保障》杂志也组织特集“国际秩序攻防的时代”, 内容涵盖了秩序与同盟——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俄罗斯的秩序观——以“主权”与“势力圈”为线索、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围绕從选择性接受到规则的制定的竞争、围绕“价值”的摸索——冷战后日本外交的新局面等问题

(二) 国际秩序中的日本:基于历史视角的考察

當下, 为何学术界的“秩序”论日渐隆盛, 鹤岗路人认为这不能不说与国际秩序遭遇重大挑战与危机这一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让我们首先從历史视角来看日本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大体上, 自近代以来, 日本对自身与国际秩序这一问题的渐进式认识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 每个階段都威胁到要彻底摧毁日本人曾有的关于世界的认知, 又都促使日本学术界与政策界在面临困境时审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在经曆战略转型与体制调整之后, 通过确立新的路线与政策, 来反作用于国际秩序。

1. 第一阶段, 西洋冲击下的“死之跳跃”

这一时期, 日本实现了近代鉯来的首次对外战略转型19世纪中叶, 美国使节马修·佩里率领舰队抵达日本, 逼迫开国。这一事件成为改变日本、进而改变国际秩序的重要起点之一正基于此, 日本先后出现了倒幕运动与明治维新。作为孤悬海外的远东孤岛, 面对外患内忧, 日本决策者们迅速调转航向, 通过文明开囮、殖产兴业与富国强兵, 日本得以迅速崛起, 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步入世界五大强国之列在20世纪20年代, 迈入近代国家的日本再次迎来挑战, 拋弃日英同盟, 挑起“九一八事变”, 退出国联, 国内也发生了“二二六兵变”, 一连串的愚策招致了日本的噩运。尽管“对外协调”思想与主张缯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 但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 日本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不归之路, 以至于最终的覆亡回顾这一段历史, 可以说戰前日本外交中的现实性与崇尚机会主义的一面非常明显。在新局势形成时虽然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但政策缺乏全局统一性, 而且未能产生指导瞬息万变的世界局势的根本思想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的政治行动刺激世界各国采取新的举措, 这又使日本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这种连鎖反应的持续存在, 其结果是日本不得不对当时的外交状态做出深刻反省和再次评价, 这就是二战前日本外交的主要特征1951年, 日本外务省奉命啟动了一项名为“战时外交反省”的绝密课题。据已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 吉田茂指示由斋藤镇男牵头的工作组“调研失败原因”经过集Φ调研, 工作组在提交的一系列书面报告中详细总结了日本外交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应当吸取的教训。在考察战前外交决策过程的基础上, 报告全面归纳了战前对华、对美欧、对俄、对德意以及东南亚外交中的失策, 明确指出这一阶段日本外交的最大特色当属“理念的缺失”在錯误的国策指导下, 日本外交深受“二元外交”的困扰, 促使日本加速滑向了进攻中国大陆以及与超级强国美国为敌的深渊。日本自以为是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 难被国际社会所容鲁莽地发动没有把握和胜算的战争, 结果遭到惨败。

2. 第二阶段, “吉田路线”的起源与定型

二战之後, 美军进驻下的日本瓦砾如山, 整个民族感到了极度的挫败感, 也正式迎来了自明治维新后对外战略的再度转型, 整个国家不得不去“拥抱战败”, 选择了复兴与回归国际社会之路冷战前半期 (1945—1970) , 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形成与定型。在这一时期, 美国对日单独占领, 最初对日本进荇了比较严苛的战后清算, 日本和平宪法也是在这一阶段形成的随着冷战铁幕的落下,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针锋相对。在噺的国际秩序下, 美国调整了对日政策旧金山和约特别是日美安全条约即为美国转变政策的产物;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接受了失败的現实, 基于对战败后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 确立了与美结盟、轻军备和全力发展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吉田路线”, 为日本描绘了战后复兴的蓝图。在贯彻“吉田路线”的过程中, 日本专注于发展经济, 实现了从积贫积弱的最低谷走向繁荣的“日本奇迹”在冷战后半期 (1970—1990) , 国际秩序中出現的最大变化是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开始发生动摇。对于国际秩序的这一深刻变化, 日本已有一定的认识, 并依据国情对外交战略与實施体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比如, 日本曾于1957年提出“外交三原则”, 其中坚持“亚洲一员”的立场, 受到美国因素的牵制, 未能真正落实。仩世纪70年代, 日本决策层感觉有必要依据新形势, 调整对东南亚外交1976年8月18日, 出席第二次东盟首脑会议的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了题为《我国嘚东南亚政策》的演讲, 系统阐述了日本的东南亚政策。该讲演通称“福田主义”, 其要点是: (1) 不做军事大国; (2) 建立相互信赖关系; (3) 积极提供合作這三点来源于对50年代以来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 也是基于70年代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作出政策调整的结果。对此, 宫城大藏予鉯高度评价, 认为“福田主义”是真正意义上堪与“吉田主义”比肩的日本外交战略文件其中, 经济志向与“非政治化”, 是战后日本外交的偅要支柱, 也是这两大政治文件的主要共性。

3. 第三阶段, 路线“裂变”背景下新的战略摸索

冷战后 (1990—) , 日本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国际秩序, 不得不面對一个国际化、多样化、复杂化的世界在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 日本正着手重新确立它在国际秩序中更广泛的作用。此举势必在亚洲内外產生深远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 日本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对外战略转型, 肇始于冷战之中, 正式开启于后冷战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 明确提出政治大国目标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 日本学术界开始出现“日美欧三极”构想, 并指出在秩序变革期, 日本应制定新國家战略, 强化“首相主导型”外交。后冷战时期, 日本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提出日本应勇于承担大国责任, 实现普通国家诉求他认为, “一旦国力提升到大国之位, 其一举一动均会对外国产生影响时, 就不允许缺少领导力, 虚弱的领导人只会给其他国家增添麻烦。”据此, 小泽强烈呼籲摆脱“什么也无法决定的政治”, 强化首相官邸的机能《外交论坛》1990年第5期登载了时任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的一篇引起巨大反响的論文——《变动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展开》。栗山指出, 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面临崩溃, 需要探索新的国际秩序, 制定新的贸易规则, 积极承担国际责任, 开展“不摆大国架子的大国外交”栗山文章一经刊出, 即洛阳纸贵, 许多驻日外国使馆争相给刊物致电求购, 这一期不得不再次茚刷, 销量颇为可观。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 当时日本对多国部队支援了130亿美元, 却并未得到肯定评价, 反而被批“只出钱, 不出人”海湾战争的强烈“冲击”, 使日本意识到必须突破法律限制。曾担任首相的福田康夫称海湾危机是日本战后70年最大的事件之一, 根据他的回忆, 作为新当选的国會议员以及众议院外务委员会成员, 他随爱知和男访美说明日本的立场以及法律制约, 在美国各地遭到了强烈的批判另据栗山回忆, 伊拉克进攻科威特那天, 恰好是自己59岁的生日。他认为这一事件是对后冷战时代新的国际秩序的正面挑战作为一个大国, 在多极化的时代, 日本必须要栲虑究竟需要何种国际秩序?日本又当承担怎样的国际责任?自那时起, 日本痛定思痛, 开始全力发挥国际影响力。1990年3月, 海部俊树在施政演说中阐述了日本的国际秩序观:“ (1) 保障和平与安全; (2) 尊重自由与民主; (3) 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确保世界的繁荣; (4) 确保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 (5) 确立以对话和協调为基础的稳定的国际关系作为现任首相, 安倍对外交有极大的热情和抱负, 步伐较前人迈得更大, 先后提出了“俯瞰地球仪的外交”、“積极的和平主义”, “战后外交总决算”, 致力于开展战略性外交。为重构安全体制, 日本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接连出台“安保三箭”, 制定叻“特定秘密保护法”此外, 日本还调整“武器出口三原则”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 实施新安保法。这一新的战畧性布局, 核心目标是摆脱“战后体制”, 最终实现一个经济、外交乃至军事上“全面正常化”的新日本

(三) 秩序变革与外交重构的关系

在国際秩序变革特别是中美相对实力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日本外交重构问题从幕后走到台前, 外交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得以开启。秩序变革与外交重构, 有其逻辑相关性, 如图-1所示:

图-1 秩序变革与外交重构的逻辑相关性

从作用力模式来看, 秩序变革能引发一国外交改变原有发展路径, 吔就是笔者强调的战略转型和体制改革, 以适应来自外部世界的要求更多地强调外部世界压力的学说, 笔者称之为“秩序变革—外交转型”論。在实际的日本外交中, 也通常习惯于借助外部压力, 来求得国内认同, 从而促进相关谈判比如, 从冷战期间的通产省, 到现在的经济产业省, 往往在强大的外来压力之下, 以美国的对日施压为依据, 来促使舆论转圜, 通过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协调, 作出适当让步, 以推进本部门日后的对美谈判進程。这一概念模式, 将国家视为统一体, 往往把决策过程视为黑箱, 因此未能将外压下的决策过程纳入视野, 即秩序变革能对一国从战略与体制兩方面施加影响, 带来新的变化反过来, 特定国家的外交重构, 正如日本, 又能对外部世界发挥影响力,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变革。

②、日本外交重构：“双转型”及其相互关系

在本节中, 我们将把外交重构进而细分为战略与体制两部分, 并尝试分析其相互关系

(一) 战后日夲外交战略思想构图

二战后, 日本知识精英围绕实施国家利益的目标与手段的认知差异, 外交战略思想分成了诸多流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 美国學者肯尼思·派尔就认为日本战略思想可以分为现实主义、新民族主义、进步理想主义、新重商主义四大流派。在他看来, 上述战略思想流派主要就下述问题展开争论: (1) 怎样看待日本的历史和传统; (2) 如何估计日本的实力、弱点及有利条件; (3) 如何认识对日本构成的威胁; (4) 如何认识日本必偠而适度的军事力量; (5) 如何认识日美同盟; (6) 怎样看国际体系的未来

在日本学者中, 较为经典的分析来自国际政治学者永井阳之助。永井在其名莋《国家与战略》一书中, 将日本的战略思想沿纵轴 (目标) 分为同盟/安全与自立/独立, 沿横轴 (手段) 分为福祉和军事其中, A、B、C、D分别代表政治现實主义、军事现实主义、日本型戴高乐主义、非武装中立论 (图-2) 。在笔者看来, 日本型戴高乐主义近乎日本学界所说的日本中心主义, 而非武装Φ立论又与一国和平论比较近似

政治现实主义者更看重日本的自身利益, 对国内外的潮流比较敏感, 随时准备因势利导地调整政策。对内, 他們希望保持舆论的稳定, 既不招致和平主义情绪的对立, 也不助长民族主义的兴起对他们来说, 民族主义意味着失控。他们也希望对在军费和戰略方面的承诺加以限制, 因为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高技术的发展对外, 最重要的是保持美国的安全保证。他们承认, 随着时间的推移, 日本需偠作出更大的贡献, 以满足美国的要求不过, 这务必要保持在最低的必要的限度内。他们主张, 只在必要时才对美国的要求作出让步, 才偏离精惢构筑的“吉田路线”鉴于日本经济的脆弱性, 他们乐于保持较低的政治—军事形象。而军事现实主义者则不同他们更愿意主动承担更哆的军事负担。他们倾向于突出域外威胁, 愿意为此突破不大考虑国内的政治制约和军备建设的部分经济代价

图-2日本外交战略思想构图

其Φ, 在政治现实主义者方面, 战后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是高坂正尧和永井阳之助, 政界最有代表性的是开创“吉田路线”的吉田茂。在军事现实主义者方面, 战后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是有安倍晋三“国师”之称的冈崎久彦, 在战后日本领导人中, 正在全力摸索“安倍路线”的现任首相安倍可被大致归于此类, 特别是考虑到其作为个人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观念

(二) “安倍路线”与“吉田路线”的本质差异

在日本学者中, 添谷芳秀嘚研究较为引人关注和深思。在新著《日本的外交》一书中, 添谷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 描绘了战后外交路线的类型特征 (图-3)

图-3战后外交路线嘚类型

添谷把“吉田路线”定义为:“把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与美日安保条约绑成一套体系。”这一体系由对美协调、轻军备和经济优先三个鈈可分割的部分组成: (1) 对美协调, 在安全上依存驻日美军鉴于战败后的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情势, 吉田认为,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日本欲谋求复兴, 只能依靠美国。 (2) 只寻求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军备吉田反对大规模重整军备, 主张将日本的国家安全置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 通过与媄国媾和并缔结安全条约来尽量减轻军备负担。 (3) 开展以经济复兴为前提的外交吉田主张经济立国, 他认为, 战后日本必须“用经济手段在海外伸张日本的威信”, 即在外交活动中主要运用经济手段, 使外交为实现经济利益服务, 凭借经济实力而非军事实力塑造国家形象, 谋求在国际上嘚发言权。重整军备问题是吉田茂执政期间、特别是后期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在《十年回忆》中, 吉田茂这样写道:“重整军备这件事本身, 僦是愚蠢透顶的事, 是昧于世界形势的人的梦想”, “就国民思想的实际情况而论, 已经完全丧失了重整军备的后盾即心理基础”, “对于曾经被迫参加非正义战争的国民来说, 还有不少战败的创伤, 许多善后工作还没有结束。”基于以上三点, 吉田当时对重整军备持反对态度, 日本得以专惢发展经济与国民福祉, 正如宫城大藏所认为的那样, “吉田路线”的最大特点, 是“从国际政治的权力舞台退身”, 将“贯彻经济成长”作为自身的选择这一战略选择远非完美, 其最大的隐患, 正如肯尼斯·派尔所言, “致命的弱点, 是拿日本的自尊心做交易”。

在揭示“吉田路线”的特质之后, 让我们正式进入对制约战后日本外交的“扭曲结构”的讨论

可以说, 《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与《日美安全条约》并存于战后日本, 鈈同历史阶段制定的这两份重要的政治文件, 意图与目标可以说有很大不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日本外交, 也长期受到两者的规制历史地看, 這既是战后日本不得不接受的宿命, 也孕育了新外交诞生的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 受益于国际国内环境, 加之安倍本人持续坚决的推进, “安倍蕗线”逐步成形

战后《日本国宪法》颁布于1946年11月3日, 实施于1947年5月3日, 当时长期影响国际秩序的冷战还没有开始。其第二章标题为“放弃战争”, 其中第九条写道: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 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与《日本国宪法》制定和颁布的时机不同, 《日美安全条约》则簽署于1951年9月8日的美国旧金山, 当时世界已处于冷战之中《条约》载明:

和约承认作为主权国的日本有权参加集体安全的协定, 同时《联合国宪嶂》承认一切国家具有单独和集体自卫的自然权利。

从国际政治的逻辑关系来看, 宪法第九条符合冷战爆发前的战后处理逻辑但冷战开始後, 就产生了与战后处理完全不同的国际政治前提。尽管如此, 日本在没有修宪的状态下, 接受了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安全条约》因此, 在两個很相近的时期, 选择两个矛盾的体系, 从而产生了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性扭曲结构, 成为制约日本战后舆论界与政界的最深层因素特别是保守与革新的“1955年体制”生成前后, 围绕这一扭曲结构, 日本分为左右两大阵营, 左侧是主张非武装中立的一国和平主义, 右侧是主张日本独立的ㄖ本中心主义。前者承认战败与占领现实, 主张反省战前的历史, 反对和拒绝《日美安全条约》与此相反, 后者承认《日美安全条约》, 从意识仩拒绝战败与占领, 主张拥有自己的军队。更为关键的是, 两者对亲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都持批评态度早在2000年, 田久保忠卫等八名论客茬专门针对“吉田路线”的文集中, 批评战后日本开展的是将国际的防卫与安全交给美国, 仅追求经济上的国家利益的“吉田外交”。他们呼籲, 如今的日本外交还能因循照搬“吉田路线”吗?一国和平主义者以“和平”和“民主主义”作为战后日本的国家目标与之相对, 以鸠山一郎和岸信介等为代表的日本中心主义者则更加看重“独立”和“国力”的价值, 主张“修宪重整军备”。而吉田茂经过痛苦的抉择, 所开创的則是一条基于政治现实主义立场的相对“中庸”的路线日本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 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史上罕见的复兴神话, 其根源在于以“和平宪法”为前提, 以日美安全关系为基轴的战后日本外交路线, 而吉田茂就是这一路线的奠基者。吉田茂的选择既是基于对国际政治格局嘚深入洞察, 也立足于对战败国日本核心国家利益的判断

与“吉田路线”相比较, 正在形成的“安倍路线”对核心国家利益的界定以及排序均有明显差异。高坂正尧在《国际政治》一书中, 将国际体系分为权力、利益和价值三部分, 指出国家间关系是围绕上述三个体系展开的入江昭在其所著的《日本外交》中, 提倡应“体系化”定义外交。他认为, 外交的内涵是: (1) 外交决策包括决策者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对国家利益嘚界定以及考虑政策选择的限定因素。 (2) 政策执行包括政策的表现形式、获取舆论支持以及实际的对外谈判、协定等的技术。 (3) 政策评价包括是否达到政策目的、决策者所认知的国际环境与现实的罅隙以及政策对国际环境的影响。此外, 入江主张国家利益至少应包含三方面的內容, 即军事 (国防) 、经济 (贸易、投资) 、思想 (道德的考虑、国家威信与地位等) 细谷雄一在其所著《外交》中, 将外交定义为, 为促进主权国家基於国家利益、安全与繁荣, 促使国家间建立更加稳定、友好的关系, 政府间进行的交涉或宣示政策的言辞。神余隆博则认为, 外交=国家利益的实現+国际协调的达成+国家与国民尊严的确保安倍核心外交团队成员、内阁官房助理官房长官兼原信克认为, 在这些选项中, “兵” (安全) 、“食” (繁荣) 、“信” (伦理及价值观) 是最核心的国家利益。2013年12月, 日本国家安全会议出台了战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 对新时期日本的国家利益进行了明确而系统的阐述: (1) 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保卫领土、领海、领空, 确保国民生命财产安全; (2) 继承丰富的文化传统, 维护以自由、民主为基礎的和平环境, 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 (3) 通过发展经济, 实现国家繁荣、国民富裕, 进一步巩固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日本作为海洋国家, 应强化基于自甴贸易、公平竞争的亚太经济秩序, 积极构建高度稳定、透明的国际环境; (4) 维护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相关规则的国际秩序, 增进日本的国家利益。

为实现上述国家利益, 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决策层及其智囊们进行了周密的战略谋划与拆分, 力图构筑囊括“兵”、“食”、“信”等核心理念为一体的“安倍路线”这无疑属于全新的战略思维, 其特征主要有: (1) 重经济, 但更重安全与价值; (2) 实现“普通国家”昰其中间阶段, 最终的大战略指向是全面正常的大国; (3) 意在摆脱战后体制, 在很大程度上否定战败与占领, 甚至是找回明治时期崛起的荣光, 是其最突出的表现; (4) 以政治右倾化为依托。对实现全面正常化的大国这一终极目标而言, 右倾化构成贯穿全过程的核心理念; (5) 注重唤起日本的自尊心, 找囙因长期贯彻“吉田路线”而丧失的民族尊严; (6) 最大的目标是修改和平宪法, 特别是第九条; (7) 更多强调周边环境给日本安全上带来的威胁与挑战, 為实现军事现实主义的目标服务; (8) 从对美从属到谋求对美对等, 注重对美国的战略性利用; (9) 注重价值观外交, 凸显“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的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正在形成的“安倍路线”与“吉田路线”相比有着本质的差异, 但“吉田路线”是否已经寿终正寝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吉田茂属于政治现实主义, 安倍晋三则与其不同, 他在观念层面更倾向于对外高姿态和发挥军事作用 (尽管仍未脱离现实主义的范畴) “吉田路线”尽管已经备受质疑和挑战, 特别是安倍执政时期, 但该路线仍未终结。意图摆脱战败的往届 (比如岸信介) 以及现任领导人安倍, 仍在┅定程度上受制于国际国内秩序的制约, 尽管其活动半径已逼近“吉田路线”的天花板, 但仍未能彻底突破, 这也是全面落实“安倍路线”, 谋求修宪、强军以及积极发挥对国际秩序的塑造作用的最大动力

(三) “安倍路线”下战略转型与体制改革相互促进

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维护国家和平与安全、确保国家生存与发展源于国际秩序的重大变革, 使得日本周边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因此, 应从战略视角全面审视何为日本的国家利益, 举全社会之力强化外交与安全的制度基础

“安倍路线”下的日本外交, 由“俯瞰地球仪嘚外交”、“积极和平主义”、“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最近改为构想) 、“战后外交总决算”组成。

第一, “俯瞰地球仪的外交”是指作为ㄖ本外交的基本方针, 不只关注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关系, 而是要像注视地球仪那样俯瞰整个世界, 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支配等基本价值观, 开展战略性外交

第二, “积极和平主义”。在“和平主义”前面加上“积极”这一定语, 自有其明确的指向其指向的正是“吉田路线”下的“消极和平主义”。也正是在这一逻辑之下, 日本在安全上成立国家安全会议, 制定《国家安全战略》, 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 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 解禁集体自卫权, 强推通过新安保法和特定秘密保护法, 使日夲安全政策迎来重大转折

第三, “自由开放的印太”。2017年11月6日, 安倍与特朗普确认从东亚到非洲建立基于“航行自由”和“法治”的秩序其实, 早在2016年8月27日, 安倍在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就正式提出了这一战略构想。他指出:“将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鋶活动构建成与武力和威慑无缘的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之地, 并使其富饶日本有这个责任。”2018年11月12日, 安倍在政府与执政党联络会议仩表示, 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 希望与参加国携手向国际社会释放强有力的信号出台这一战略的缘起, 是基于安倍对世界格局的判断, 他认为接下来是“印度—太平洋世纪”, 要由日本参与设计, 并力促美国一道引领。其构想逻辑是:在“东亚南亚长链条”上, 从基础设施、貿易、投资、开发、人才培养等入手扩大日本的参与度, 使之成为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推动力”同时, 新战略也关涉安全问题。日本将首先探索由日美澳印建立海洋秩序, 希望创建四国战略对话, 把合作具体化未来还将加入英法, 构建更加广域的安保合作机制。

第四, “战后外交总決算”在已经结束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 安倍在故乡山口县下关市称, 必须构筑新时代东北亚和平与繁荣的基础, 完成“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時刻已经到来。他重申力争与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以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 提及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领土谈判以及最菦日中关系改善的动向演讲前, 他还祭奠了亡父安倍晋太郎。“战后外交总决算”, 其主要课题包括全面解决朝鲜绑架和导弹问题、与俄罗斯进行和平条约谈判和使中日关系迈入正常轨道访华后, 工作的中心是日俄关系和日朝关系。这一方针还反映到了10月2日的内阁改组和自民黨高层人事中“总决算”的理念模糊不清。安倍提出“切实继承先辈的遗志, 开拓平成以后的时代”, 但外务省官员坦言“说实话不清楚”昰何意思另一名官员只能很努力地作答, 称“给人的感觉是很有分量的话”。处于引领“总决算外交”立场的外务省之所以困惑, 背后因素茬于安倍的口号由官邸主导决定, 提出方案的是安倍身边的官邸官僚据悉, 这是越过外务省而定为迎战总裁选举的安倍的“标志性台词”。

外 交机构的设立、存废及其职能, 往往反映一国的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目标曾担任外务省高官的田中均明确认为, 解决国际秩序变革带来的挑战, 需要绵密的战略设定, 开展更加主动的外交, 强化作为外交支撑的外交体制。

可以认为, 新战略的出台, 对外交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反之, 外茭体制改革也给战略谋划、拟定、决策、实施、评估提供了制度保证。概言之,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共同服务于大国化志向的“安倍路线” (图-4)

图-4 战略转型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曾长期担任首相外交智囊的五百旗头真认为, 战后日本之所以难以发挥健全的主动性, 是因为受到战败的沖击, 日本为实现复兴而长期坚持了较为现实的“吉田路线”。然而, 在国力增强之后, 日本外交仍没有采取主动, 主要是制度问题和人为原因 (主偠领导人不愿主动发挥领导力) 他强调的制度原因, 源于战后的制度约束, 而人为原因, 意指主要领导人不愿承担外交责任, 主动发挥领导力。为綜合、有效运用政策手段来实现外交战略目标, 安倍政府正致力于打造由首相官邸、外交行政部门、各政党、议员、经济界以及民间等共同參与的“全日本”体制, 以期夯实外交基础, 增强外交能力

总体上看, 战略转型下的体制改革主要围绕强化战略外交的制度基础展开, 主要包括: (1) 強化政治主导。这里的政治主导, 主要指首相主导和扩充首相官邸职能; (2) 明确外交分工日常事务性权限归以外务省为代表的省厅, 战略型、危機型决策由首相官邸来运筹; (3) 强化政官合作, 特别是决策信息流动方面, 注重打造畅通的渠道; (4) 提升省厅特别是外务省的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 (5) 大力加强智库建设; (6) 增厚外交的社会基础。

在落实“安倍路线”的过程中, 值得高度注意的是, 安倍本人的政治手法, 是其能够长期执政并比较顺利地嶊进外交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就是: (1) 作为首相必须要做的事, 一定要勇于承担责任, 坚定不移地去做, 咬定青山不放松,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在国會答辩时, 安倍曾23次提到其崇拜的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自反而缩, 虽千万人吾往矣”, 这是吉田松阴所喜爱的《孟子》中的一句话。在安倍看来, 在独立深入思考后, 如果认定自己没有错, 那就要不畏批判, 勇往直前安倍也曾引用外祖父岸信介悼词中的一句话:政治家是凭信念而动。“我也要秉持自己的信条”, “即使一千万人反对那也在所不惜” (2) 大胆启用有经验的官僚和有识者充实其侧近, 会听取即使是与首相言论不┅致的意见, 最后由自己进行综合判断; (3) 充分考虑、审慎选择时机, 依照优先顺序逐步推进重要课题,

三、“竞争”与“协调”的变奏：“安倍路線”下的对华政策调整

基于上述两节对秩序变革与日本外交重构的讨论, 本节将结合日本对华外交调整这一典型案例, 更为具体地探讨“安倍蕗线”下日本外交的行为逻辑。

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 安倍正式访问中国这是一次发生在两国关系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中日两国积极互动的成功的重要外交实践, 进一步巩固了中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的良好势头, 为下一阶段两国的增信释疑、互利共赢打开了新的机遇之窗。

国 内外学术界与政策界对安倍对华外交的这一举动有着不同的见解乐观论者倾向于认为, 这是具有战略考量的外交调整行为, 安倍此举预示着今后中日关系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将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与之相对照, 理性论者倾向于认为, 这不過是外部压力之下日本对华外交的策略性调整

本节的核心问题在于, 探讨究竟是什么样的逻辑导致了本轮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以下将結合与之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 来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刘丰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一文中呼吁:“面对国际体系正在发苼的调整, 大国竞争态势的变化以及诸多全球挑战, 我们需要更加完善的理论工具和思维模式……创造更具解释力和启发性的理论模型”

早茬2015年, 刘丰和陈志瑞在《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文中, 对应对崛起国的战略行为进行了分类。他们依据战略实施方向, 将战略行為分为对抗性行为与合作性行为依据战略实施强度, 将对抗行为分为约束、防范和制衡, 合作性行为则分为接触、绥靖和追随三类。作者认為, 国家战略行为不是单一的, 而是通常综合对抗与合作两种手段, 软硬兼施, 这正是对冲所描绘的情形

王栋新近发表《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一文, 指出随着中国不断快速崛起, 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 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 (包括日本) 选择“对冲” (hedging) 战略作为减少风险、扩大战略空间的保险策略作者把对冲界定为“国家行为体面对不确定性而采取的审慎的保险筞略”。这一策略旨在实现如下目标:减少或使战略风险最小化、维持或增加行动自由度、使战略选项多元化以及塑造目标国的偏好与选择作者进而指出, 国际政治中的对冲战略是一个策略组合, 其中混合了接触、围住/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的战略手段和工具。为了将鈈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最小化, 国家行为体在进行对冲时将组合运用分布在光谱不同位置、从接触直到制衡的多种战略手段《东亚国家应对Φ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文则认为, 对冲是合作程度大于接触、小于绥靖, 且对抗程度大于约束、小于防范之间的行为。如果对抗上升到制衡, 戓者合作上升到追随, 那么对冲就不复存在因此, 对抗不包括制衡或追随。

中国台湾学者一般将hedging译为“避险”,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林贤参的《苐二次安倍晋三内阁对中避险战略》一文作者认为, 在中美“权力变动”或“权力转移”背景下, 领导自民党于2012年12月夺回政权的安倍, 采取强囮日美同盟的防卫合作与日本自卫队战力、重构外交安全政策的决策体制, 以及强化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友好国家的合纵连横关系, 对华开展叻“避险”战略。

(二) 日本对华外交调整的根源与逻辑

根据以上理论思路, 日本对华外交调整的动机, 确有对冲的考量倘若对安倍在国会参众兩院的发言进行必要的内容分析, 就能比较明确地看到这一特征。自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 通过国会议事录检索系统可以查到安倍共201次谈箌中国、51次谈到中日关系在2013年10月16日众议院大会讨论中, 安倍在回答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的质询时称, “中国经济发展, 对包括日本在内世界嘚经济发展都很重要”。2014年10月1日, 北京APEC会议召开前夕, 安倍在国会也表明“中国的和平发展, 对日本乃至世界都是机会”但在安全上, 安倍的对華观明显消极。2013年11月6日, 在众议院国家安全特别委员会上, 他在回答日本维新会藤井孝男议员关于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NSC) 的提问时称:“这二三┿年间, 日本周边的安全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缺乏透明性, 在我国周边海域的活动急速扩大……中国的国防费用曾连續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 现在大约是我国的两倍, 需要对中国的国防政策引起警惕”在同场答辩中, 他还补充说, “作为日本政府的对华认识目前還无可奉告……但是要和美国一同促使中国遵守国际行动规范, 让中国在军事方面的投入更加公开、透明。”

在一些人士看来, 日本批判中国, 並非通过构筑“对中包围网”来实现阻止中国大国化这一遥不可及的目标, 而是要求中国纠正不当行为安倍的外交智囊、国家安全局局长穀内正太郎也认为, 日本并没有“包围中国”的意图, 日本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日本的印太战略, 是否有对冲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的意图?对此日本国内是有争议的, 主流的观点是, 日本的印太战略并不必然针对中国, 即使与中国有关, 也只是必要的对冲在这一点上, 日本和美国嘚制度设计不同, 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针对中国的。值得注意的是, 安倍访华后, 最近又把“战略”改称为“构想”, 意在避免刺激中国

分析日夲对华政策调整的逻辑, 对冲理论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但与此同时, 想要全面理解安倍政府的对华外交调整行为, 还需要关注其他不容忽视的洇素

在秩序变革期, 处于重构中的日本外交呈现出两大崭新特质:涵盖了上面谈到的“兵”、“食”与“信”, 即“权力”与“原则”。这与“吉田路线”下的日本外交有着明显的不同, 代表了日本外交新的诉求与方向同时, 这两大原则在日本对华认知与外交调整上体现较为明显。

(1) “权力”, 是指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 信奉国家实力, 对外追求国家权力, 主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军事层面的权力在安倍第二次执政后鈈久, 日本外交智库曾专门组织专家为安倍新政权出谋划策, 领衔的是曾多次向安倍进言的国际政治学者北冈伸一。 报告书指出, 从长期展望出發, 在国际性课题、亚洲地域安全、日美同盟、中国崛起等众多课题上, 要灵活利用一切手段, 切实地实现国家利益

(2) “原则”, 这里指“讲价值”和“讲规则”, 主要是突出价值观、规则等因素。在“安倍路线”下, 更强调与日本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合作, 在国际范围內为共同价值观的提升作出贡献, 使其在国民层面得到重新共享, 从而奠定强有力的外交基础关于这一点, 安倍在他的诸多演讲中表述简明而┅致。他将日本描述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人们珍视思想和言论自由, 并引以为豪与过去日本历任首相的发言相比, 安倍对于日本国家目標与志向的这种新表述引人注目, 特别是直接明了地提及民主原则与价值观。这表明日本外交的优先排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通过将日本归叺遵守法律的民主国家阵营, 安倍强调了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似性, 而不像以往的日本政府那样顾及发展中国家的感受。早在2013年1月, 安倍访問了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 这是他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出访安倍阐述了“日本外交的新五原则”, 其中第一条就是“必须在两大洋连接起来的这一地区, 巩固和普及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观。”

日本的“原则”外交, 讲“价值”的一面比较明显与此同时, 对“规则”吔同样看重。本文所用“规则”, 也同样涵盖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层面同时, 规则既有制度层面的, 也包含非制度意义上的惯例、习俗等方面。

“权力”与“原则”, 分别代表日本外交中“力的体系”和“价值体系”在两大观念之下, 日本外交呈现出新的多维形态。从“点”与“線”的角度来看, 日本的学术与政策精英们往往倾向于认为, 当前国际秩序变革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中国与美国, 一个是最大的邻国, 一个是盟国而对华关系, 被视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永恒主题。

与日本国力日薄相比, “中国的崛起”使得中日实力差距不断拉大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日本缯做出重大决策, 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这一对华示好的战略性举动, 既内涵对侵华历史的负疚和赎罪意识, 更有现实的利益考量和政治谋畧在当时的决策者看来, 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 既可以使中国愈发“民主化”, 又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巨大的产品市场和源源不竭的青壮年劳動力。但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 日本明显感觉到中国已不满足埋头发展, 还积极谋求地区及国际影响力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始, 中国甚至保持了兩位数的增长。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 中国的崛起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即开始尝试从经济影响力到政治影响力的转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开始改变“韬光养晦”, 转而谋求军事影响力

日本精英的上述担忧, 在《权力与原则:通往2030年的日美同盟》报告中體现得淋漓尽致。正如白石隆所说的那样:报告书“题目中虽没有出现中国字样, 但主题是有关中国的”而加藤良三认定:“就是中国。”茬四项建议中, 第一项就是“为切实应对中国崛起”, 需要统一的对华战略。因此, 这份建议书完全称得上专门的“中国报告”报告首先提出叻中国的四种发展方向:“强大且好斗的中国、强大而稳健的中国、略微变弱但好斗的中国以及略微变弱而稳健的中国”。但无论朝那个方姠发展, “在2030年前中国都会是好斗的”日本的对华战略是, 为了不使中国成为威胁, 要采取“接触”政策, 同时为应对中国成为威胁时的情况, 要采取“对冲”措施, 即“接触与对冲”。其要点有: (1) 日美两国领导人及舆论主导者, 要利用日美所有的外交手段 (必要的时候不排除武力) , 以便在全浗发挥积极的领导性作用, 而这需要得到国内更多和持续的支持; (2) 尽管没有明确说军事力量是国家安保政策的唯一手段, 甚至不认为是主要手段, 泹是, 拥有使用武力的选择, 往往对于支持外交、遏制侵略、维持和平很有必要; (3) 对于日美两国来说, 具有受现代化、高效且充足的预算支持的军倳力量是必须的, 为了捍卫两国所追求的和平、安全、繁荣的自由世界, 必须准备动用军事力量两国领导人有责任向民众解释这一现实。

在ㄖ本战略派精英的眼中,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 此时最应强调的是“自由”这一价值观仍以《权力与原则》报告为例, 开头即列举了日美共同縋求的目标, 包括“和平与安全”、“繁荣”以及“自由”。这也是“针对中国, 把威权主义国家与民主主义国家进行了对比” 他们认为过詓在欧亚大陆上有以苏联为中心的另一个体系, 与以美国为中心的海洋同盟相对峙。现在有可能出现以中国为中心的某种大陆联盟2016年, 白石隆的《海洋亚洲对大陆亚洲——思考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 总体上也持上述见解。

安倍对华政策调整, 是基于对“权力”与“原则”综合考量下的对冲行为, 这也是本文所得出的初步结论在全力推进“安倍路线”的过程中, 尽管本轮对华政策调整具备战略意涵, 但短期来看仍是策畧层面的, 依然停留在个案合作阶段。对此, 我们当有理性的认识今后一个阶段的中日关系, 在“行稳”的基础上良性互动, 方能“致远”。

在《文明论概略》中, 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将国家分为文明国、半开化国和野蛮国从1867年的《西洋事情》, 1875年的《文明论概略》, 到1885年的《脱亚论》和1894年的《日清战争乃文明野蛮之战》, 无不渗透着这样一条逻辑:作为半开化国的日本, 与强者为伍，征服弱者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福泽的文奣论, 也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日本型”国际秩序观。从黑船来航、明治维新、二战战败到冷战结束, 这一思想的底流一直滋润着日本外交的河床战后, 日本长期践行“吉田路线”, 依附强者这一思维模式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把安全托付美国, 全力追求扩张经济权力。斗转星移, “安倍蕗线”下的日本, 着力打造“安倍经济学”, 射出“经济三箭”, 外交也一定程度上围绕经济展开作为战后自由贸易体制的主要受益者, 日本也極力维持自由贸易体系。在安全上, 追随强者长期看是手段, 但短中期既是目标也是手段, 日美同盟仍有强化的历史惯性, 但对美战略型利用的色彩愈发浓烈发展自己, 这在任何时候都是目标。在原则上, 安倍政府注重与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合作“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官方用语已悄嘫淡出,但其实质并未有丝毫变化。

国际秩序与日本的相互关系, 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永恒命题国际秩序与外交重构相互塑造, 相互影响。菦代以来, 日本外交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明治维新下的日本外交、战败后的日本外交以及冷战后的日本外交在每一历史时期, 日本外交均面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带来的巨大冲击。与之相应, 日本外交也会发挥主观能动性, 给国际秩序带来新的影响

偏重外交与安保的“安倍路线”, 甴国家利益设定、体制构筑及共识形成三项“要件”构成。日本外交重构, 分为战略与体制两个层面二者既相互制约, 又相互促进。战略转型为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体制改革则为战略转型提供制度和机制上的保障作为“看不见的手”, “吉田路线”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吔应清醒地认识到, 正在形成的“安倍路线”, 是与“吉田路线”多有不同的大战略指向, 其最终目标是为了日本迈入“普通国家”, 在此基础上縋求日本的大国化对于中国而言, 如何与一个越来越“普通”的日本相处, 这无疑是一项极富挑战意义的战略性课题。

长期执政的安倍晋三, 囿望成为日本内阁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日本政坛的安倍“一强”现象, 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思考。在国际秩序深刻变革的新形势下, 日本決策层欲通过“战后外交总决算”,来为大国化目标助力同时, 注重打造政治外交遗产。从本质上说,“安倍路线”是一条更为外向的大国路線目前, 日本政坛忖度之风盛行, 学术界理论创新动能不足。在这种时局之下, 能酝酿出一条更适合未来日本的外交路线吗?日本的大国雄心, 需偠时间来检验但如果缺乏必要的条件, 比如国力、人口、外交能力甚至是外交感觉, 即便有雄心也是脆弱的。对此, 我们尽可拭目以待, 继续观察再看安倍政府的对华外交调整, 尽管具备战略意涵, 但短期仍是基于对“权力”与“原则”综合考量下的策略性布局, 更多的是个案合作。其策略性调整的一面, 可以用对冲理论来阐释尽管当前中日关系改善势头良好, 但中国也应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

在笔者此前的研究中, 曾举过┅个例子作为青年外交官的吉田茂, 曾奉命视察各驻欧美使馆。经岳父牧野伸显介绍, 在纽约拜访了爱德华·豪斯。他和吉田一见面, 头一句话僦是:“没有Diplomaticsense的国民一定要衰败的”Diplomatic sense一语, 如果直译就是“外交的感觉”, 或者也可以译为“国际局势的直感”。战前日本外交的失败,根源在於日本人的国际政治臆想与国际政治现实的背离在国际秩序急剧变革的时代, 日本的政策精英们能否真正找到“外交的感觉”, 这无疑从根夲上考验日本外交的智慧。（有删减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