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我只不过是神的一个小小的器皿而己，一切都是为了彰显那位宇宙的创始者，那位至高无上、独一真神的大名。我叫宁威亚，生于主后1922年1月28日。我的出生地在中国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市东门外，简阳县的龙泉驿区柏合乡，对于我自己的过去，我所知道的，并不怎么清楚。

我所记得的，只是从我的曾祖父开始，他是个农民，生活清苦。所以他生了儿子之后，一定要好好地供他上学校读书。我的祖父就是在十年窗下，埋头苦读，才考上了秀才，又登上了举人。由于当时的医药不发达，他的身体健康情况欠佳，又缺乏营养，经常感冒患病，他就希望有了儿子，能让儿子去做医生，解决人们的病痛问题。于是父亲出世之后，读了一段时间的书，就被送去学医，成为一名良医了。祖父也一再地叮嘱他，行医也是在行善，不要收穷人们的钱，还要供给他们医药。于是父亲也就一生都在行善，医病救人，如同华佗在世。当地的人，都称他为太医。他起初在柏合乡设立一个诊所，每一次，病人都是坐得满满的。他就为他们施诊、开药单、配药给病人带回去。后来病人人数过多，就有两个徒弟来帮助他写药单和配药。晚上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不得不吸鸦片烟来提神，直到夜晚十一点才吃晚饭、饮酒，然后入寝。我那时候年纪尚幼，姐姐替他准备烟膏，我就坐在床边上，听他一面吸烟，一面讲故事给我听，还预备了一些糖果和点心，我可以任意取食。父亲因为过度操劳，加上鸦片之害，只活到49岁，就撒手西归了。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九岁，但是我却记得很清楚，眼看他吐出那最后的一口气，这是我每一次亲眼见到，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情，令我永远都忘不了。没有料到，祸不单行，三年过后，母亲也相继去世了，我心里就很伤痛，也很害怕死亡，因为它夺去了我的父亲和母亲。

双亲去世后，我们的家庭情况，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我由小学一直读到了高中。正逢七七泸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我在成都看到有不少大学生，在街上游行宣传抗日。蒋委员长号召，一寸江河一寸血，鼓励大家去从军，打日本鬼子。我那时也被激动了，十七岁就决心投笔从戎，在成都报考军校，先是笔试，然后就是体格检查。当我在量身体高度时，那个军医就叫我下来，对我说：“你的精神可佳，只可惜矮了三公分，过两年再来吧。”我被泼上一头冷水，心中大大地懊丧。身体矮了一点，又不是不能打仗，并不是去打蓝球，为何不收我呢？我决不死心，再次和两三个同学，由成都到内江，看到那里有招考宪兵的，就又去报名。在体格检查量高度的时候，医官也是叫我下来，说我矮了三公分半，明年再来。这下子我再也忍不住了，便不顾一切和他理论，对他说：“我今年才十七岁，可能明年会长高三四公分的，以后一直还会再长。”医官看我有那么大的决心，就破例收了我。

于是十七岁的我，就到重庆去受训。受训非常严格，生活艰苦，那时候军政部长是何应钦。我们八个月受训，每餐吃的都是糙米，最初那三个月，伙食还比较好一点，后来吃的菜肴，都是些臭榨菜，而且五分钟就要把饭吃完，还得再去抓饭瓢，抓得到才可以多吃一碗，抓不到就只能吃两碗，我们的饭量都很大，两碗是不够的。下午是三操五讲，要穿上军装，穿草鞋、打绑腿、背上七九式的汉阳步枪，两个小时下来，肚子里饥肠辘辘，筋疲力尽。宪兵要讲究精神，受操回来，一路上都要唱抗日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声音要宏大，胸部要挺出。

八个月受训满了之后，就要派出去服务。军事委员会就在储奇门，蒋委员长的办公室在里面，他出入时我们都要敬礼。重庆是中国的陪都，日本飞机常常来轰炸。警报声一响，大家都要疏散，宪兵们就要出来管理，指导人进入防空洞内。他们最后才能进去，因为怕有汉奸，在地面上向日机放信号。蒋委员长和卫士，由军委会出来，一直到储奇门，有轮渡把他送回公馆，我们看他穿上披肩、拿着手杖，有时日机已到高空，他才渡江。有一次，我们渡江到南岸时，日机在上面飞，他还在船头上拿着望远镜朝高空观看，被蒋夫人把他拖下去，因为日机不只是投炸弹，还会用机枪扫射的。这位领袖真是勇敢，不怕死，我们非常地佩服他。我在重庆一共住了八年。每一次警报一响，我们宪兵都要分队出去，在不同的地方，带人进入防空洞，因此宪后被炸死的很多，因为他们是最后才进入防空洞的，那时外面已经是火海一片了，所以我们每个身上若带些钱，就得马上拿出来买东西吃光、用光，因为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

抗战胜利了，举国欢腾，民众都在游行放鞭炮庆祝。1946年，我已经结婚，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叫“胜生”，因为他是在抗战胜利那一年生的，万没有想到，这个孩子竟在六个月以后，夭折了。我们本来打算，把这个孩子送回成都给我的嫂嫂抚养的。因为宪兵部下令，国府马上就要还都南京，要我们都调到南京去。我从小到现在，没有踏出四川省一步，只是在小学上地理课时，才听到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上海是十里洋场，巴不得有一天，能去那边一开眼界。可是嫂嫂却要我们带着小孩子回去。那时候由重庆到成都只有一条公路，买长途汽车票必须先登记，至少要等两个月，才能买得到。我就对妻子说，要她先带孩子回去，我必须跟随政府复员到南京。就在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孩子突然因为患天花，不治而死亡。我们夫妻二人就一起去南京，我是在宪兵第三团，回到南京之后不久，又被调到徐州去。那时候正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方酣，我们驻在徐州有一年多。有一位由枣庄战役回来的宪兵队长对我说，国军在前方步步失利，丧失了很多地方。我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就在想，从前抗日的时候，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大家乃是一鼓作气的，如今却是中国人自相残杀，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当兵也已经有十年了，就和三个四川老乡一起申请退役。那时候退役的人，可以拿到五十万元法币。由于法币贬值，印了不少千元、万元大钞，五十万元法币虽然没有多少钱，却要用两个口袋来装。我们拿到了钱，就每人买了二两半黄金，我们四个人集中了十两黄金，一起去“跑单帮”（作生意），由徐州买鸡鸭带到上海去卖，再在上海买些水果糖，带回徐州来卖，是很赚钱的。可是太多的鸡鸭带到了上海，中途就死了一半，反而赔了不少钱，这个买卖很不好做，就不得不改做别的。

后来有一次，我们到了南京，中午找一个地方吃午饭。这是一家在“大行宫”的四川餐馆，生意很好，菜肴饭美味可口，完全是四川风味，可是那个侍者却对我们说：“我们的餐馆很快就要卖掉了。”我就问他：“生意那么好，为什么要卖掉？”他说：“我们的老板张副官，钱赚够了，想要回四川去。”我灵机一动，就问他：“要卖多少？”他说：“我不知道，你可以去问张副官。”我问他张副官住在哪里？他告诉我在“北港街”。我们想把这家餐馆接下来，就去找到那位张副官，他很客气，我们就问他要卖多少钱？他说：“你们要买，最低限度是十二两黄金。”我对他说：“我们退役下来，一共才只有十两金子，跑了几次单帮，钱没有赚到，反亏了一些，只剩下九两多了，可不可以少一点？”他说:“那么就十两吧。”我说：“十两已经不够了。”他再三地考虑后说：“好，就九两黄金卖给你们。”我再次央求他：“九两黄金你肯卖给我们，我们非常地感激你。可否再留下一两金子，给我们做活动费？我们还要去买一些材料，才能把餐再做下去。”

最后他终于以八两金子和我们成交了，他说：“今天下午，我还要到餐馆去查一下，因为我还承包了不少酒席，要把这些酒席都办完之后，才和你们立约。”于是我们就和张副官一起去餐馆。他们所承包的酒席，直到星期六为止，就不再接办了。到了星期六晚上八点钟，他们便关门结束，张副官把那些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请我们吃。在未成交之前，他又对我们说，我还有一个条件，我的这些员工们，全都是四川人。我把餐馆卖给你们，你们若不用他们，可能有些人旅费不够，不能返回四川去，你们若肯接收这些人，那我才能把餐馆卖给你们。我想这并不是他的条件，而正是我们自己的条件。我们这四个人，从来没有开过什么馆子，一点经验都没有，更谈不上做菜了。像这么好的员工，上哪里去找呢？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就说：“张副官啊，我不但全部要接受他们，而且还要给他们多加一点薪水。”张副官很高兴，那天晚上，他就集中了全部人马，大家在一起喝酒吃饭，张副官就向大家宣布，我们也站起来说几句话：“副官大仁大义，将这家餐馆卖给了我们，我们都是同乡。我们四个人全是宪兵退役下来的，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完全是外行。所以非请各位来合作帮忙不可，就给你们加点薪水，拜托你们多多捧场。”全体热烈地鼓掌。

饭后我们便立约，把钱都缴清了。账房先生和堂倌头子建议，好不好先停业三天，把餐馆里面好好地粉刷一下，再重新调整菜单，三天以后开张营业。又问我要不要换招牌？我说不要换了，我完全接纳他们的意见。等四天开张以后，生意和以前一样地兴隆，早上也有人来吃。我们的豆花饭、回锅肉、鱼香肉丝，都是最有名的，还有各种四川泡菜，各种蒸菜、蒸肉，有凉拌的，我们拥有五名厨师，有人专门做各种菜肴和酒席所要吃的东西，跑堂的也有好几个，还有打杂的、洗碗的、采买的，共有二十多名员工，全都被接收下来，每人都加百分之三十的薪水，大家都肯卖力地去干，生意要比过去还好。那时国共正开始在谈判，全国还是有局部的和平。

1948年冬天，国军在淮海战役（徐蚌会战）上失利，元气大伤，便不得不和共产党和谈。蒋介石已经是中华民国总统，也不得不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和中共当局展开谈判。那时候中共军队，已经占领了整个东三省，兵临北平，全国长江以北的地区，大部分都在共军手中。国军所在的地方，物价飞涨。原有的法币都改成“金圆券”，不久连“金圆券”也都贬值了。到了1949年，和谈破裂，共军全部南下，渡过了长江，南京吃紧。

那时候来我们这里吃饭的顾客，多半都是国防部的高级官员，所以生意特别的好，一到晚上，所有的东西全卖光了。顾客进来，有什么就吃什么，每天晚餐，收入都是好几口袋的“金圆券”。我们就赶快去订购明天的猪肉、牛肉、鱼虾和米面。因为早晚市价不同，剩下来的纸币，就去“大行宫”，买些银币“袁大头”、“小头”等等，堆得很多。可是银元携带不便，太重，又不安全，就把银元带到上海去买“老大”和“老二”，“老大”是黄金，“老二”是美钞。

我坐夜晚十时的快车去上海，第二天早晨六点多钟时到达上海北火车站。我买的是卧铺，睡在上铺，将很多银元都带在身边。那天晚上，突然听到外面火车头，汽笛呜呜的声音，看看手表，才只有清晨五时左右，心里就想，为何那么早就到了？拉开窗子看看，外面一阵凉风吹来，头脑很清醒。快进车站的时候，两边的广告五光十彩，我忽然看到一个广告架子上，高高地挂着霓虹灯，有四个大字“快信耶稣”。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耶稣”这两个字，心中不由地想“耶稣”是谁？“为什么要去信他？”我一直不停地在思想。下车之后就去徐家汇买了些金条和美钞，当天下午就回到南京。

后来员工们都纷纷来对我说：“老板，我们不能再做生意了，赶快逃难，因为情况非常吃紧！”我就说：“好哇，再做一个月，因为还陆续不断地有人来订酒席，他们就同意。”在这一个月期间，有很多国防部的人前来吃饭。其中有一名中将，也是我们四川老乡，他已发展为四川团管区的司令。他告诉我要回四川去了，我们就给他辞行。他对我说：“老弟，不要再在南京挖金子了，和我一起回四川去吧，我起码让你当一名中校。”我对他说：“我刚解甲归来，不想再穿军装。”他听我这么一说，就重重地将酒杯往桌子上一放说：“老弟，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我去问中华航空公司，有没有去成都的机票？他们告诉我只有一张了，我就赶快买下来，因为早晚票价都不一样。我对我妻子说：“我买到了一张机票。”妻子就问我为何不买两张？我说：“只有那么一张了。”她就问我：“你走还是我走呢？”我想一想也对，我若走了，把她撇下来，她也无法处理一切。她走了我又不放心，就把那张机票卖给别人，还赚了一点钱。

后来有一个宪兵队长叫陈宏亮，他是湖南人，过去也是我的部下，我做过他的班长。他穿着便衣，带两个人来我餐馆里吃饭。第一天，我要请他的客，不收他的钱，他硬是不肯，说：“你若不收我的钱，我下次就不来了。这次你先收我的钱，以后我若常来的话，你再招待我一次也不迟，”我就陪他一起吃饭。他对我说：“老班长，现在情况紧急，有一天，我将派一辆吉普车来，接你和大嫂二人，你们只要带一个铺盖卷，最多两个箱子，马上和我们一起撤退。”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已经是个退役的人了，过去曾有过这个经验，命令一旦下来之后，就走就走，甚至于连家属都来不及带。我是个退役的军人，他们怎么可能派吉普车前来接我呢？就觉得很不可靠。

那时人心惶惶，不知该怎么办。后来我听到一个消息说，下关有一列客车，由南京开往广州，这是最后一班了，我想这是个大好机会，就请宪兵队帮我买了两张卧铺票，准备那毫无目的的“长征”。

我对员工们说：“我们不能再接受人订酒席了。”一个月满了，在最后一天晚上，我们把剩下来的菜肴好好地享受一餐。那时候我们那里，不但有二十几个员工，还有四五十个人住在餐馆的房子里，有的是军队中下来，和我们一样是跑码头的。其中有一位叫张吉宇，他过去是汉口“吴抄手”餐馆的厨师，他在三个月前，去上海玩，因为赌钱，把一切老本都输光了，就去找我的一个同学。我的同学对他说：“你来我这边吃饭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没有地方给你住。我给你买张火车票，并给你写一封信，去南京找我的一个同学叫宁威亚。听说他餐馆的房子很大，可以接待你吃住。”于是他就来南京找我，我让他住在我这里。在我们餐馆解散之前，航空委员会有一位李主任，他带了几个部下来吃饭，因为我妻子也姓李，他就叫她李大姐。他对我妻子说：“大姐，我只能再来吃两次了，因为我要押船到汉口去。”我对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位张先生，他过去是汉口‘吴抄手’餐馆的厨师，他从上海来这里，身上没有一文钱，你能不能把他带到汉口去？”李主任就说：“没有问题，不但是一个人，三个五个都可以。”最后一次，他来我们这里吃饭时说：“明天下午，有一个人会来找这位张先生，他可以将行李带着，随着那个人一起去下关码头。”第二天那个人来了。张吉宇将要走的时候，因为他好吸烟，我们的账房先生就买了两条香烟送给他，我也给了他五个银圆，他再三地谢谢我，说我是他的恩人，将来一定要向我报恩。

最后的那天晚上，我们聚餐后，我就把所有的银元提出来，按着各人的等级，每人分给他们三个月的薪水，并且还有奖金。有的是八元，有的是十元。钱分完了，大家都向我道谢。突然我觉得头痛得厉害，两个人扶我到寝室去。我听到妻子说：“快出去找医生来！”其他的人说：“外面家家关门闭户，商店和医院全都停业了，到哪里去找医生呢？”整个南京市就如同戒严一样，路上不见一个人。渐渐地我就不省人事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早晨，我突然醒过来，爬起床，出去小便，又想要吸烟，桌上有一包烟放在那里，我燃起一枝，吸下去觉得很舒服，很奇怪，为何外面鸦雀无声。以往早晨六点钟，我尚未醒的时候，外面就已经在开始吵吵闹闹，街上有卖菜的、卖肉的，餐馆里面忙成一片。我觉得有点像在做梦，我的妻子也不见了，我就拼命地大声呼叫：“贞裕！贞裕！”一面跑去厨房里，看见炉子上放着壶，水都快煮开了，就泡了一壶茶，坐在账房间的那张桌子前，一面喝茶，一面吸烟，外面还是很安静。突然大门被推开了，妻子贞裕由外面进来，那时她还年轻，穿着一双高跟皮鞋，一面走一面叫着：“共产党来啦！共产党来啦！”见到我就指责我说：“都是因为你！若不是你生病，我们早就坐那最后的一班火车走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会生病的呀！怎么只有一个晚上，什么都变了呢？”她说：“什么一个晚上，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不醒已经有三天了！”

她正在埋怨的时候，外面突然有人在敲门，非常激烈。妻子叫我赶快由后门逃出去，我说：“逃什么，都是中国人，又不是日本鬼子。”我想即使共产党，也不会来找上我的，我又不是什么国民党的大军官，只不过是一个退役的军人而已。心里早有准备了，就安安定定地跑去开门。一看，既不是解放军，也不是警察，是四个我们逃亡出去的员工，蓬头散发，两手空空，赤着双脚，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朝里面冲进来。头一个是我们的账房先生，他一见到我，就向我拱手说：“恭喜你，你真是因病得福！”他们一看到桌子上的茶和香烟，马上就抓起茶来喝，点上烟拼命地吸着，又问我们有什么可以吃的，我告诉他们，厨房里面、米和泡菜都有，他们就一窝蜂地过去了。

我对账房刘先生说：“他们做饭，三个人就够了，你可以留在这里，把经过的情形对我说一说。”他说：“好！好！”过来坐在我桌子对面，喝两口茶，点上烟，我问他为什么说我是因病得福？他说：“我们第二天来向你辞行的时候，看见你仍然在那里不省人事，病成那个样子，你太太也走不了，离开你的那一刻，心里都非常难过。我们四个人的铺盖和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钱也放在身边，去下关坐火车，彼此商量好再怎么样也不要分开，一路逃亡到四川去。”谁料我们到了下关，火车站一带早已经被封锁了，不准进去。只有一条路，就是由京杭国道，步行去杭州，路途遥远，不知道要走几天，一路上又是人山人海。我们二十多个人挤了半天，才能挤得上去。手拉手，提着笨重的行李，有的是箱子，有的是小包裹，只好都放在背上。天已经快黑了，路上鬼哭风号，还有军车和马达，真是可怕。走了一阵子，前面有几个人，体力不支，就倒下去了，我们把他们都扶起来。有两三个人脱离了我们的队伍，是死是活，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被迫丢掉箱子和包裹。

到了龙潭，看见那边有火车，以为是生路来了，可是突然听到一个消息，在火车南下的时候，江阴要塞守备司令戴容光叛变，南下的铁路被切断了，不得通行。车上已装满了两三千人，连车顶上都是人，我们不得不从车上下来，回到京杭国道上，一路上不知踩死了多少人。我们这四个人就决定，尽量地朝路边上挤，想办法从人群当中跑出来，走了一段路，简直是人间地狱，凄惨万分。我们到了路边上，就一起由坡上滚下去，底下是一条溪沟，四人都受了伤，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存了这一条命。口渴万分，顾不得卫生，捧着溪水就喝，因为没有表，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真是又冷又饿又疲倦。有些人问，共军来了，把我们都捉住，将会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很残暴，像日本鬼子那样？人人胆颤心寒，被浸溺在恐怖的气氛里面。其实共军不来，我们在这里也是活不长久的！后来我就对大家说：“我们走的时候，老板宁先生不是病在床上吗？可能他们没有去赶那一班火车，现在还留在南京。我们不如回去看看，说不定还有一口饭可以吃，救我们的命。我们就勉强地站起来，走了一天一夜，才回到这地方，没想到你们二位都还平平安安地在这里，岂不是你因病得福吗？你们也救了我们，若不是你生病不能和我们一起走的话，你们夫妇二人和我们将不是被踩死，就是被冻死和饿死，再不然就是分散开来的！”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

他讲完了，我的妻子接着说：“你那时候发烧三天三夜，嘴里不住地在说什么‘快信耶稣，快信耶稣’。”我便立刻想起那一个月前，在上海火车站前，看到那个霓虹灯的广告“快信耶稣”。是不是这位耶稣在保佑我，使我生这场病，没有在这次的逃亡中被挤死、踩死或饿死呢？

后来又陆续地跑回来五六个人，个个都是狼狈不堪，加起来共有十个人。我们的米和材料虽然还有很多，但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这时候，解放军天天都在马路上唱歌和扭秧歌，口口声声说：“我们人民解放军，决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你们可以照常做生意、就业。”

我们那八九个员工建议，老板，你可否拿点钱出来，再把餐馆开下去？我同意他们的主张，反正共产党已经来了，这是他们的天下，没有再跑的必要。我们就把范围缩小，变成小馆子，卖豆花饭，赚一点钱，再看看时局如何转变。我们这八九个人中间，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厨师也有，跑堂的也有。那些昂贵的食品，如海参、鱼翅一类的东西就不再做了，也不承办酒席。只卖些豆花饭、鱼香肉丝和回锅肉等等，开始生意并不是很好，那些卖不完的食品，我们就留在晚上自己享受。

那时候刘伯承的部队占领了南京，我们顾客中有一个解放军，也是四川老乡，是个政治指导员，就来问我：“你是四川人，为何来南京开餐馆呢？”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他，我在抗战的时候，当了九年的宪兵，调到南京立刻退役下来，先跑单帮，后来就把这家的餐馆买下来。他就称赞我说：“很好，同志，你的思想很先进。”他每隔一天就来我们这里吃一次，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要介绍几位同志来吃，他们都是四川老乡。”我就给他们特别优待，每次他们来，我都给他们特别地加上一道菜，他们也很高兴。

不久，他对我说：“下次我要带一名‘大鼻子’，是‘苏联老大哥’，他会付钱的。”后来他带来两个俄国人，一共有二十多个人，我们就办了两桌，奉上最好的四川菜，“宫爆鸡丁”等等，却没有鱼翅、海参等海味。吃完了账算下来，要很多人民币，共产党的钞票，纸张低劣，如同草纸一样，破烂不堪。俄国人是用红绸子将钱包起来，可是他所用的，不是人民币，而是大银元和金戒指，一桌就给一块半银元。那两个“大鼻子”吃得很高兴，也喝了不少酒。以后我们的生意就越来越好了。

过了不久，中共的南京市政府有个通知说：“不是南京市的人，都可以还乡生产。”我们都是四川人，不是南京人，还有两对夫妇，一共有七八个人，就去申请还乡，结果全都批准了，可以免费坐火车回去。我们就很高兴，先把一切东西，摆地摊卖掉，卖不完的，就分送给别人，也把餐馆解散了。

我们和那对夫妇，四个人在一起，由浦口上火车，才发现免费是没有好东西的，都是些装货的车厢，也是用来运牛马的，人又多，上面没有座位，大家挤在一起，车厢上没有蓬，是露天的，若下起雨来，不堪设想了。列车由浦口北上，在徐州转车，从陇海铁路再转平汉铁路到汉口。白天煤灰由车头那边直吹过来，妇女们都包上头帕，否则头上都是煤灰。中午太阳很大，汗水和煤灰混在一起，脸都变成黑的了。这又是慢车，大站不停，只停小站，我们可以下来，买一些大饼和卤肉、烧鸡等裹腹，还有水和西瓜等来解渴。火车经过郑州、许昌。

在郑州时，曾发生过一件事情，到了一个平原上，火车便停下来，让大家下车去大小解，妻子要大解，我就带她去远一点的地方，用衣服遮住她。她才脱下中裤不久，火车汽笛就呜呜地响起来了，她急忙穿上衣服，二人拼命地奔回来，若慢一步，火车一开动，就来不及上车了，三天后，我们到平汉铁路的终点汉口。这次行程，足足走了两个星期。我们四个人在车上时就决定好，到了汉口，要先找一个旅馆，好好地洗一个澡，然后再出去打个牙祭，大吃一顿。

到了汉口之后，我们就按照计划，找到一家旅馆，四个人分住两间房间。柜台上的人说，在前面江汉路上有好多家餐馆，最出名的是一家四川馆子叫“吴抄手”。我立刻就想起了张吉宇，他就是那“吴抄手”的大厨，但不知道他是否还在那里，我们就去“吴抄手”看看。那里面两排有十多张桌子，我们就在右排的一张桌子前坐下来。我原主张今天晚上要好好地大吃一顿，两位太太反对说：“现在我们正在动荡时候，不知道何时才能返回家乡，还是节省一点好。”就只叫了四个客饭和四道不同的菜。我顺便问问那个跑堂的，他们这里是否有一位师父叫张吉宇的？他说：“有哇，有哇。”我问他：他今天上不上班，他说张师傅现在就在厨房里。叫他进去说一声，有两个南京来的客人，宁先生和曾先生，都问他好。跑堂的拿着菜单，摆上筷子，走进厨房去。

不久，张吉宇由窗口看到我们，马上就从里面跑出来，一面解开围裙，一面拉着我的手，不住地说：“你们来了，正是我报恩的好机会啦！”我一看真是他，大家兴奋地抱在一起，像自己的亲人重逢一样。他吩咐跑堂的说：“快在楼上雅座给我摆上一桌！”我心中洋洋大乐，太太们不许我大吃大喝，现在我们却上了雅座，成为高宾。我们上去，看见只有几个客人，都是些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叫了很多的菜，也拿了些酒来，我们一起痛饮。张先生小声地问我，你们现在有什么计划？我告诉他：“我们要回四川老家，在这里先休息几天。”他就对我说：“你们不能回去呀！”汉口刚解放时，我们都想要回去的，可是途中要经过三不管的地区，那里有当地的土匪、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和一些土八路，根本就谈不上治安，经过那里时，不仅是东西要被抢光，你若和他们挣扎一下，他们就会割去你的耳朵。我就说：“那有什么关系，我也是当过兵的，他们要抢，就把东西都给他们算了，留下一条命回去总可以吧。”张先生说：“那不行，你们两个是当过兵的，不怕死，可是你们的太太可吃不起苦哇！这样吧，你们先不要走，最多住两天旅馆，我给你们租间房子。我们餐馆在外面买米买菜，都可以打折扣，我会把米和菜送来供应你们，只要是我们‘吴抄手’不关门，我有饭吃，你们都有饭吃。”

于是我才想到“善有善报”这四个字。我在南京时，只不过接待他住了几个星期，给了他五个大洋，他今天对我这么好。

我们总算是安定下来了，天天在街上看到有人在跳秧歌舞，高唱解放歌，报纸上登着消息，这里解放，那里又解放。闲在家里，天天无事干，就常常去一家福建人开的大餐馆，老板姓李，是个胖子，我最喜欢吃他们的鱼片，又嫩又香。李老板人很好，常常和我交谈。他的客人中，有一些我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特务，曾对我说：“蒋介石现在已经在台湾复职了，李宗仁已去美国。蒋介石是个战将，把日本人都打败了，不会随随便便把江山断送给毛泽东的。他正计划反攻大陆，军队是三六九的编制，过去的国军都是十二个人一班，前四个是机枪手，后面四个是步枪手，现在三六九的编制是，一班是三个美国人、六个日本人和九个中国人。”讲得活灵活现的，又说他们一定会打回来。

没有几天，我在家中吃午饭的时候，张先生又来到我这边对我说：“宁先生，我给你带一个朋友来了。”我想我在汉口，也没有什么朋友，原来是我们在南京时，餐馆的账房刘先生。他由上海坐民生公司第一班船来到汉口，他过去对张先生也有点恩情，曾买过两条香烟送给他。我见他之后，就一起商谈，直谈到下午四点钟，晚上又请我们过去吃晚饭。

我和他谈起过去的那些老朋友。他告诉我：“你的那个同学黄先生，已经去了香港，和他一起去的陈建民，他们在香港‘新宁招待所’，里面设有川菜部，很有名。”我把黄先生的地址抄下来，写一封信到香港去。不到两个星期回信就来了，他在信上简单地写了几句话：“我们在香港乃是高等技师，有个‘新宁招待所’……希望你能在五月一日以前来这边，我们可以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五月一日以后就不能了，因为人事改革已经决定。”在那个时候，我还是犹豫不定，因为有些安徽人由香港回来说，他们在香港人地生疏，那里讲的都是广东话和英文，是另外一个天地，无立足之地，语言不通，打工也不行，无法生存，同时又谣传国民党将反攻回来，所以就不想留在香港。过了两个星期，黄先生看我久久不回信，又寄来一封挂号信，还附上一张汇票，有二百多元港币。信上说：“请你赶快过来，我们可以安排你工作，这二百元是给你做旅费的。”我看他是如此地真诚，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我那么快就去。他知道我过去是当宪兵的，将来在国内站不住脚，以后可能连性命都会有危险，所以才催我快一点过去。他是我小学同学，如今成为一名厨师了。我就和妻子商量，我先去，她暂时留在这里。那些国民党特务，一再劝我不要去，说国军一定可以反攻回来的，但是我还是决定要去。我还有一点金条和美钞，我先去香港看看真情，如果国军有一天真的能反攻回来，就暗示妻子在汉口买房子定居，她也同意。

于是我就先去香港，当我决定要去的时候，张先生也想要去香港看看。我问他这边怎么办？他说：“我和老板说过了，我已经训练了好几个助手，他们会主持一切的，我在香港若没有什么发展，可以再回来，他们还是会要我的。”我们二人就一起成行，我们先到广州。那时候交通限制很严，不能随便地出入，我们是申请去广州经商，买些卷香烟的纸，回到汉口来卖，就被批准了。我们拿到了路条，就坐火车去广州，再到深圳，已经是晚上了。深圳那时只有一条街，晚上黑漆漆的，方向也分不清楚。我们就住在一个小楼房里，洗脸和刷牙都在同一个地方，遇到一个人告诉我们：“你们快去买火车票，明天有一班火车，一直开到香港。”我问他去哪里买票，他说：“你到下面柜台去买，多出几个钱就可以了。”我们买了火车票，第二天下午，就到了九龙。

我开始在香港流浪，最后回到主的怀抱，倍感温暖。香港是我归主之地，一生难忘。

到了九龙，我们就去找黄先生，他的名叫黄昌全。他一见到我就问：“大嫂呢？”我说：“她还在汉口。”他就说：“我不是在信上说，请你们两个人一起来的吗？”我说：“没有关系，她晚点来也可以。”他就带我们去那个小竹林为我们洗尘，也是个川菜馆子，他很生气地对我说：“我要你和你太太一起来，你怎么把她一个人留在汉口？”我说：“没有关系，她身上有钱，以后可以自己一个人来的。”他说：“你看看，餐馆到处都是报纸，上面登的消息，都是共产党要解放舟山和台湾，这是什么时局了，你和你太太还要分开！”我想，共产党要解放舟山和台湾，也没有那么快，饭后，他就把我们安顿在“新宁招待所”的宿舍里，在那边食宿。

我是在1949年的4月28日，由深圳到香港的，过了3天，5月1日，英国政府就宣布，不再准华人入境香港了，妻子就被隔离在汉口有两年。新宁招待所安排我的工作，是管理货房，因为我过去不是当厨师的，不会做菜。货房里面的东西都很重要，如海鱼、鱼翅等这些食品，每天进来多少，我都要登记，发出去多少，也要登记，晚上的生意特别好。那时的“新宁招待所”，就如同今天的五星级宾馆一样，住的都是些最高尚的客人，上海逃难过来的一些银行家和大商家，连杜月笙也是居住在那里的。川菜部所供应的菜肴，都是很名贵的，如“干炒明虾”、“樟茶烤鸭”等等，有三个名厨，一个是陈建民，他后来在东京开“四川饭店”，第二个就是我的那个同学黄昌全，第三个是龚福成，还有其他很多的员工。晚上他们又吩咐我去“马菜”，就是切肉丝和蔬菜，将作料都准备好了，交给厨师拿去炒，我就在一边留心看他们怎么下锅，想学到一些技术。晚上下班，我们的宿舍就在李圆山上，地方很大，我们都是住在那边的。

有个管宿舍的女工，是位太太，负责打扫和洗衣服。她很喜欢唱流行歌曲，我也会吹口琴，能吹一百多首流行歌曲。在空闲的时候常常她唱歌而我伴奏，久而久之就发生了感情，经常一起出去看电影，不知不觉就陷入到情网里面了。过去我和我妻子李贞裕结婚，是由别人做媒，没有谈过恋爱，所以我一直是羡慕那种谈恋爱的经历。如今妻子还在国内没有人来管束，和这位太太情不自禁，谈恋爱是很自然的。虽然良心上难免会受到些责备，可是却变得很盲目。我那时候，每月收入二百元港币，很丰富，和她出去玩玩，不敢公开，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虽然如此，我还是没有忘掉在汉口的妻子。

招待所里有一位杨老先生，是专门出差的，他的太太也在汉口，要去把她带出来，我就请他顺便也把我的妻子一起，弄到香港。他问我：“你的太太出来了，总要有一个理由，政府才肯发给路条呀。”我就先写一封信给妻子，又托杨老先生再带一封信回去，信上说：“我在香港有很好的工作，香港是个殖民地，到处都是赌场和麻将馆，又有赛马，分头奖、二奖和三奖。我的运气特好，居然中了三奖，得到十几万元港币，正想要继续发展生意的时候，不料患了病，很严重，医院的医生，都说我可能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才请你马上过来，我若病好了，就可以把这边的生意结束，将财产带回到中国去，若我不幸死了，你也可以继承这些财产，回到中国。”妻子带着这封信，去公安局申请路条，可是去了两次都不批准，有些人就劝她装模作样，一面哭，一面讲。第三次再去的时候，遇到一个值班人员，也是四川人，很同情她，给她批准了。她缺少钱，付不起手续费，那个公安人员还替她垫付了几百元人民币。她喜气洋洋地回来，和杨老先生一起由深圳偷渡来香港，每人出三百元港币。她来了之后，新宁招待所的员工们，就替这两位太太接风，大家一同吃喝，庆祝我们这两对夫妻团圆。过了三天，我们这些有家眷的员工们，都搬到筲箕湾去了。白天我们仍来这里上班。

忽然有一天，妻子坐电车，前来新宁招待所找我，态度很凶，大声叫我出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一把抓住我的领带，瞪着双眼说：“你变心了，你变心了！”声泪俱下。我叫她小声一点，就去请了一个小时的假，和她一同回到筲箕湾去，我问她：“我哪里会变心，我若变了心还会接你出来吗？”她一下子拿出证据来，是我那个情妇写给我的一封信，还有她的一张照片，我把它藏在箱子底下，她来了之后，没有什么事，翻了一下箱子，看到了这封信，我就不得不承认下来了。从那天开始，我这个家就变成了地狱，一晚吵到天亮，我开始患失眠症，有三年之久。

第十一章  再开餐馆

过了一年之后，“新宁招待所”就寿终正寝了，因为那个鼎鼎大名的电影明星兼歌星白光，在快乐电影院歌唱表演，也来我们这里吃过饭，很欣赏我们厨师们的手艺，她要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夜总会，开一个川菜部，就把我们那两个台柱，陈建民和黄昌全都请过去了。新宁招待所的川菜部，失去这两名大将，就不得不关门大吉。因为只剩下龚福成一个人，是支撑不起来的，员工们也不得不解散，龚福成就来找我说：“我们在钻石山那边去开一家餐馆好不好，取名叫‘成都味’，你出资本，我出手艺？”我同意，就把一个店铺租下来，那时候我们是住在黄大仙，在那里租一间房子，房东是个女的，她的丈夫是宁波人，她自己是四川人。有一天我们出去散步，那地方有很多开小吃店的，都是一些简陋的房子，看到有一个人在拉手风琴，旁边一个人就给我一张单张说：“朋友，请来听福音。”我一看是传基督教的，就把它丢掉，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福音堂”，觉得这些人很讨厌。

在钻石山开店的时候，龚福成告诉我说：“那里有一家‘大电影制片厂’，很多明星在那里拍电影，开餐馆一定会很好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外面管账，龚福成在里面掌厨，又请来一个待者叫罗森。开张之后，生意不错，每天尤其是夜里，都有人排队来吃饭。有一位电影明星，过去在上海时，常常和周璇在一起搭配的男角叫白云，他也去过四川。有一天他来要了一客麻婆豆腐。我们那时候，连电风扇都装不起，上面只有一排活动扇子，雇一个小孩子来拉。他吃得满头大汗，后来又带好几个明星来吃。到了晚上，龚福成写了一张条子，明天要买多少鸡、鸭、肉和疏菜，我就把钱交给他。我们没有冰箱，早上十点半就开门营业，做了两三个月，生意一直很好，我很高兴。

后来，我渐渐地发现，龚福成的精神不像以前那么地振作了，接着九龙城卖鸡肉、牛肉、猪肉的，都一个个地来要我付账，我早就已经把钱都给了龚福成。那天晚上，已经打烊了，我把他叫来，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我说：“大哥你先把账付清了，等一会我再详细地对你说。”那些从走了之后，我问他：“你把这些钱究竟弄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我一个人在掌厨，工作好辛苦，你是看到的，干了两个月，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不得不去吸几口鸦片，才会有精神，因此就花了不少买菜的钱，我又去打麻将，希望能把钱都赢回来，可是越打就越输。”我很生气地说：“算了，这个生意到底是你做还是我做？我做你就出去，我另外找人，你做就请你把我的这份股金都还我，分期付出可以。”他要我再做一个星期，他要自己做下去，等他找到人，再让我离开，我就答应了。结果他付了我不少的钱，我就离开他。可是他没有做到三个月，就关门大吉，因为他一直是在吸鸦片，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第十二章  为我祷告

离开了龚福成，我变成走投无路了，不知道如何在香港这个地方站得住脚。过去是黄昌全把我弄到香港来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可以再提我一把，将我弄到东京去，就写信给他和陈建民二人。他们回信来告诉我说，没有办法，因为日本不比香港，我不是专门人才，是无法入境的。在香港这个地方，无亲无友，叫我们两个人怎么活下去呢？祸不单行，在这紧急关口，我又生了病，把钱都用完了。我只好南写信到台湾宪兵司令部，告诉他们，我愿意重新归队。我原先的那位宪兵营长，现在已经当了少将，是警备处处长，他回信来对我说：“既然你能从中共虎口余生中逃到香港来，有个栖身之地，何必又马上要来台湾呢？”接到这一封信，又是一头冷水，他们为何不肯让我回去？

后来没有好久，有一艘“盛京轮”，由台湾开来香港，有个人一下船就来找我，将一封信给我，信中有六十元美钞，要我写张收据，是那位警备处孙处长送来的，我就写了收据。信上说，这六十元美钞，我想要汇到广州去，因为当初他们由广州撤退，飞往海南岛时，把家眷全都撇下了，他的太太和孩子都在那里，要我将这些钱寄给他们。我才明白，他不让我去台湾的原因是，想要利用我替他将钱给他的太太，又将他太太给他的回信，再转到台湾，就这样转了两次。第三次，他又叫我转去八十元美钞，他太太很久才回信来说：“今后请你不要再寄钱来了，他不要再写信来，你在台湾若有机会，可以再结婚。”

这封信若寄给孙处长，他看到了，不知道会怎样难过，就把这封信压了一段时期。后来“盛京轮”再到香港时，孙处长又托人带给我一封信，问我那八十元有没有寄去广州，为何一直都没有回信？我怕他疑心是我拿下这八十元，就将他太太的那封信取来交给那个人带回台湾去。孙处长又叫我转信给他的太太，说他很痛苦，为何不要他再寄钱给她。若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他，他一定会想办法解决的，我将这封信寄去广州，就再也没有回信来了。这是一段小小的插曲，我记在这里，是要反映在台湾的军人，那种夫妻分离的悲哀。

我的情况每况愈下，落到贫病交迫里面，既失眠，又有肺病，加上那严重的胃病，深深地感到人情冷落，没有人来看顾我和关心我。有一天，来了一对夫妇，男的叫王少华，也是做厨师的，听说我病了，就来看我。他太太对我说：“大哥，我们知道你有病，就来看你，没想到你竟病成这个样子。我希望你能相信耶稣，信了耶稣才会有平安。”我几乎都要笑出来了，家里面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还会有平安吗？简直是一对愚夫愚妇。讲过之后，他们要为我祷告，我也不明白，什么叫祷告。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便睁开眼睛偷偷地看，他的太太先开口祷告，声音越来越大又激昂，祷告的内容我也听不懂，她一面祷告，一面流下眼泪，我就受了点感动。后来她丈夫开口祷告里，也是在流眼泪。我觉得不论怎么样，他们是那么地真诚，这是难能可贵的。他们祷告完就走了，我送他们一程，自己的眼泪，也忍不住地掉下来。我想，这一对夫妇虽然很迷信，来看我时两手空空，没有带任何东西，但是他们的真诚，实在是令我感动。信耶稣的人竟会如此真诚，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十三章  国语教会

在钻石山，我们住的房子，是三十元一个月租的一间小房间，房东是个老姑娘，一生都没有结过婚，五六十岁之后，就买了这么一栋房子，有六个房间，都租出去了，房间很小，只能摆两张单人床。厕所公用。那里香港还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所播出的都是新闻报告和广东戏。房东晚上和人打麻将，声音吵得很，这些声音使我心乱如麻，心脏都要跳出来了，只有出外去散散步。我们这条街，是可以通过九龙城和牛头角的。那时候坐车，一角半就可以到九龙城，到了车站，车子来了，伸手在口袋里一摸，连一角钱也没有，只好扫兴地回去。到了家门口，里面仍然在打麻将，乌烟瘴气，不愿再进去。再度回到车站，四处张望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熟人，可以请他替我买张车票，去九龙城，可是却见不到一个熟面孔，只好再走回去，仍然不想回家。就这么地三进三出，第三次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走到一个地方，上面有水滴下来，以为是在下雨，抬起头来看看上面，有霓虹灯“中国基督徒国语教会”几个字。我一看到“国语”两个字，就非常有亲切感。再看看“中国基督徒”，中国还有基督徒？突然我想起来了，那一对前来看望我的夫妇，对我说过的那句话。“信耶稣有平安”，又为我祷告。我想，这就是基督徒吗？那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知识，和我一样的贫穷，这就是中国的基督徒吗？最后我决定，既然今天晚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不妨进去看看，里面究竟是做些什么，反正不要钱，于是我就进去了。在二层楼上，门是半开半闭，我把它推开，问里面的人说：“今天晚上有道可以听吗？”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另一个是妇女，约有三十多岁，老先生说：“有道可以听的，请进来。”他和我握手，对我说他姓李，又说：“我不是牧师，他一会儿就来，今天晚上有查经聚会，你可以听听。”他请我坐下来问我：“是谁介绍你来的？”我说：“没有人介绍我来，我只是看到外面霓虹灯‘中国基督徒国语教会’，才进来看看的。”

我们没有交谈几句，牧师进来了，他是个东北人，个子高高大大的。后面有牧师娘，还有十几个人跟着他。李老先生介绍我：“王牧师，这位宁先生是看到外面的霓虹灯大字，才进来想听道的。”王牧师过来和我握手说：“我叫王守寰，宁先生你是哪里人？听你口音，好像是四川人。”我说：“是，我是四川人。”他说：“四川是好地方，天府之地，我到过青城山。”我说，：“你是东北人，怎么会到四川，那么远的地方？”他主：“抗战的时候，我曾去四川传道。”他一面对我说话，一面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很热情。我骨瘦如柴，两手如同鸡爪，被他捏得好痛，他一直不放。他坐下来，对那位李老先生说：“等聚会的时候，你替宁先生翻诗歌和圣经。”然后他就走上了讲台，旁边有位小姐，是弹风琴的，他介绍她是左姑娘，没有结过婚，也是个宣教士。王牧师带领大家一起唱诗歌，他的嗓门很好，口齿也清楚，声音宏亮。李老先生坐在我的旁边，把我手上的诗歌翻到那一页，第一节我没有唱，他就用手指着上面，我一看是简谱，我过去是吹口琴的，也懂得些，就和他一起唱。头一首诗歌唱完之后，心里面就平静下来了。又和他唱第二首诗歌，唱完第二首，感觉到这诗歌的调子和外面的浒歌曲、爵士音乐完全不一样。那天晚上，我记得查的是使徒行传司提反的故事。王牧师的口音很清楚，但是他所讲的，我一句都不能领会，因为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后来查经完了就散会，我有点失望，今天晚上我存心是来听道的，怎么听不出一个所以然？只有诗歌倒是使我心里面很平静，我想以后还是不要再来听道了。

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看这些人”，我看见的都是些善男信女，和我在市面上所接触到的人完全不一样。外面的人在公司、洋行和商店中都是洋洋得意的，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垂头丧气。香港因为突然一下子增加了二三百万人，都是由大陆上逃亡出来的，他们失去了一切，生活成问题。可是这里的人，既不是垂头丧气，也不是在狂欢和洋洋得意。我就介于这两种人之间，批评他们为“道貌岸然”，决定以后还是再来听听。到了门口，王牧师就对我说：“今天晚上是查经聚会，宁先生你是第一次来，不会听得懂的。但是星期四晚上，我们这里有祷告聚会，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祷告？”我说：“不懂得。”“祷告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和上帝说话，什么话都可以对上帝说，你身体有病，也可以祷告上帝，求他医治，你太太呢？”我说：“我太太身体很好，只是没有工作。”他说：“你了可以为太太找工作的事祷告，你在香港还有什么亲人没有？”我说：“没有。”“大陆上有没有亲人呢？”我说：“大陆上的亲人很多。”他说：“那你也要为大陆上的亲人祷告，也为我们的中国同胞们祷告，也为全世界人类的和平祷告。”祷告的范围是那么地广！他又说了两次，星期四要来参加祷告会，我们就分手了。

第十四章  认罪大哭

第二天是星期三，我的情况仍然和以前一样，而且是一天不如一天。每天愁眉苦脸，今天的生活怎么办？身体健康又怎么办？什么时候病才会好？早上忧忧愁愁地出去找工作，晚上又垂头丧气地跑回来，深深地后悔当初不该来香港，留在汉口，和张吉宇在一起，至少还有口饭可以吃。到了星期四，早晨起来，头还没有离开枕头，忧愁就已经涌上了心头，今天又怎么办？何时才能找到工作？病何时才能好？突然想起来，王牧师说今天晚上有祷告会，我的心乱如麻，急急地想要去祷告，求上帝解决我的问题，还要等十来个小时才到晚上，我怎么能熬得下去呢？后来我又有个疑问，据王牧师说，任何人都可以向那位真神上帝祷告，也可以求上帝来医治疾病，既然上帝可以医治人的疾病，为什么还会有医院、医生和药房呢？如果祷告可以使我妻子找到工作，为什么还会有职业介绍所呢？好不容易才熬到了晚上，心中仍是半信半疑。最后才决定不管祷告灵不灵，反正不用花钱，不妨去试他一次看看，就随便吃了一点面条，去教会祷告。我好像带着千斤的重担，两腿如同上了沙包一样，费力地往前走，看见路两边作生意的小贩，都是那么地自由自在，不由得埋怨老天爷，为什么那么不公平，把一切的苦难都落在我的身上？我又没有犯什么罪。

最后，好不容易才到了教会，走上楼去，门还是半开半闭的，李老先生和左姑娘也在里面，他们看见我一都很高兴。李老先生就问我：“宁先生，你的病好点了没有？”我闷闷地说：“没有”，他说：“今天晚上，你可以祷告。”接着王牧师也来了，先后又进来二三十个人。牧师看见我，就和我握手，我便坐下来，他说：“今天晚上是个祷告会，你是第一次来，恐怕会不习惯。我们祷告时，都要跪下的，椅子上有垫子，你可以不必拘束，跪也可以，坐也可以，你为你太太找工作，和你自己的疾病祷告吧。”然后就走到讲台上去，先带领大家唱两首诗歌，读了一节经文，然后便将祷告的事项，一一都列出来，有些事项我不明白，为哪些人祷告，我也记不清楚，更不认识那些人是谁，接着，大家就拿起椅子上的垫子，一个个都跪下去祷告，人人都闭着眼睛。开始的时候，声音很小，到后来就很大，而且一次比一次高昂，我坐在那里，一句话也祷告不出来。我想起，我是个军人，见到官长时必须要立正，对上帝也该是如此，就站起来表示恭敬，可是仍然祷告不出来，无论抬头和低下头，都是如此，心中起了争战，为什么他们一跪下去，祷告得那么地自然，是不是一定要跪下去呢？就想要跪下来，突然有那么一个声音，出自我的内心，后来才知道是出自魔鬼的，圣灵会有声音，魔鬼也一样会有声音，那个声音对我说：“你是当过兵的，知不知道头可断，血可流，志都不可屈？你今天跪下去，就等于在向宗教和迷信低头，像对敌人投降一样。”我就想，这不错呀，人穷志不能穷，就没有跪下。突然又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这个人哪，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今你穷途末路，到了这个地步，还是那么地骄傲。你看看这些人，哪一个不比你强，他们都那么谦卑地跪在那里祷告，你还是死要面子！”我一想，这是真的，我病得快要死了，走上了绝路，还有什么可夸的呢，就决定跪下去，但是却仍然祷告不出来。把头抬起，也说不出一句话。不但祷告不出来，心里反倒非常难过，就如同海上波涛一样汹涌不息，我大概是挣扎了七八分钟，最后才发现，我这个人是罪大恶极的，所以我的祷告，上帝一定是不会听的，就想要再站起来。

突然有一只手搭在我右边肩上，另外一只手抓着我的耳朵，使我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原来是王牧师，他不是跪在那里的吧？怎么一下子会到我这里来的呢？“宁先生啊，现在是你祷告的时候了，你先要向上帝认罪，求耶稣赦免你的罪，我们人人都是犯了罪的。”奇怪，他没有要我为自己的疾病祷告，也没有要我为我妻子找工作的事情祷告，只是一再说到这个罪字，罪，罪，罪，这个字打进了我整个的思想里面，也进入到我的灵里。我忽然想起来，我在小学时候所犯的一切罪，在家里所犯的罪，在同学中所犯的罪，如骂人、说谎、欺骗和打架等等，还有在当宪兵时所犯的罪，以后来到香港时对妻子的不贞，和别的女人谈恋爱，这些都像电影一般地，一幕幕放映在我的眼前，使我看见得清清楚楚，我真是罪大恶极。只是过去我都不把这一些当作是罪，认为这乃是人之常情，人人都会有的，我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只要不太过份就好了。今天晚上才发现，这一切全都是罪，心中就感觉到非常之伤痛，忍不住在破口而出：“上帝呀，我真是个罪人，主耶稣啊，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我只祷告了这么几句话，就失声痛哭起来，一直不停地哭，而且是号啕大哭。我除了父母死的时候，还没有像这样子哭过，当军人的时候，更是未流过一滴眼泪。哭到后来，其他的祷告声音全都没有了，才恢复理智，很不好意思，觉得自己未免太感情化了。我睁开眼睛看，旁边的人，有些仍然跪着，有些已经站起来了，我却不敢站起来，就怕会有人来问我，巴不得地板上有个洞，可以钻下去才好，我恐怕有人会问我说：“你是不是因为病得这个样子，又贫穷才哭的？”其实这决不晚哭的理由。我很怕别人会以藐视的眼光来看我，但是却没有，是我自己在疑心。我便坐起来，把眼泪擦干了。

我走出去的时候，那些人不但没有藐视我，反倒是一个个地都用那慈母般的眼光朝我看，使我大大地受了感动。这种眼光，只有小时候从我母亲那里才见到过的。我觉得甚至比那个还更深沉。后来我才知道，这乃是出于神的爱，有人对我说：“宁弟啊，下次再来呀。”这句话是那么地亲切，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到了门口，王师母戴着老花眼镜，看着我，拉着我的手说：“你向上帝认罪了没有？”我说我认过罪了，“有没有求耶稣免你的罪？”我说：“耶稣已经赦免了我的罪。”她就大声说：“感谢赞美主啊，你得救了！”我也说：“感谢赞美主，是耶稣救了我。”她又要我星期天来做礼拜，我也答应了。当我下楼的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我和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来的时候乃是一身重担，当我将脚踏下楼梯的那一刻，就感觉到心里面放下一样东西，再走下一步时，感觉到又放下一样东西，下到了楼底，一切的重担，全都从我身上被卸下来，真是无罪一身轻了。每下一步时，就有一阵平安，再下一步，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当初王少华老先生对我说过的那一句话：“信耶稣有平安。”这实在是真的。我觉得我身上的病痛也没有了，走起路来有足够的力量，感到心快手快。回到家里，房门半开半闭，灯光还是亮的。以往，每次回去时，都是垂头丧气地，那天晚上却是兴奋地将门踢开。妻子睡在床上问我：“你今天怎么样了，和以往不同，精神饱满，脸上都是笑容？”我告诉她：“好消息！”她问：“什么好消息？找到工作了吗？”我主：“不！是我得救啦！”“什么得救1”“我信耶稣得救了！”“你在发神经病！”她说。以前晚上，我一分钟都睡不着，脑子里面东想西想的，一直到天亮。那天晚上，我吸了一支烟，仍然是睡不着，但却不是在胡思乱想，而是后悔为什么不早信耶稣？那次在黄大仙的福音堂门口，有人发单张给我，请我去听福音，我把单张一丢，对他说：“你们这些人走开！”我若早信耶稣的话，就不会再有这痛苦了吗？到了十二点钟，我仍是睡不着，就起来把灯打开，拿出纸和笔，写着：“今天晚上，是我生命上的转折点，1954年3月12日，我在教会里面认罪祷告，接受了耶稣做救主，就有平安和喜乐，一切挂虑全都没有了。”然后把灯一关，一夜睡到天亮。

第十六章  祷告果效

第二天起来时，妻子又出去找工作。我一个人在家里只剩下了四角钱，跟看马上就要断炊了。我想到我可以去向两个人借钱，一个是在东边的牛头角，有位同乡叫李运华，我过去曾经帮过他的忙，可是我已经借了他不少钱，我想搭来回二角钱的公车去，若能向他借到一点钱，今天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是我发现，他最近对我的态度很差，就不打算再去他那里。往西边去，就是尖沙嘴，那里有一家“碧云天舞厅”，也是我们四川人开的。我过去在宪兵队中，有一个同事，叫梁亨运，是个很好的患难之交，他是在那边当大班的，我已经向他借过一条金链子，把它当了。那时“碧云天”有很多舞客们都欠了账以后才付钱的，我想再找他去借借看，相信他一定会借给我的。去他那里来回车费要四角，他若是不在的话，我连四角买午餐的钱都没有了，心里就有点发愁，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我想起来，王牧师告诉过我，有什么需要，可以向神祷告。我由教会里拿到一张福音单张回来，上面有：“一无挂虑”四个字，底下又有“就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信：6-7），我就对神说：“天父上帝啊，我已经相信你赦免我的罪，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现在我有了需要，债台高筑，遇到这些现实的问题，就过不去。”

我是跪在那里的，妻子不在家，祷告了没有几分钟，外面就有人在敲门，我的门没有锁，就叫他进来，想不到就是“碧云天”的大班梁亨运，就问他：“你今天那么早就来我这里，有何贵干？”他说：“我今天到黄大仙去找几家人收账，三家人都收到了钱，有两家人已经搬走了，又来到钻石山，觉得好久没有见到你，就来看望你。”他问起我的妻子，我说她出去找工作了。又问起我最近的情况，我就告诉他，我失了业，贫病交迫，不好意思再去找他，便把我信耶稣的事情告诉他，又说：“我正在祷告的时候，你就来了。”他说：“是啊，我是来这一带收钱的，顺便来看看你，还有一个人，我要向他收钱，不知道他出去了没有，我想去看看。”临走时他送了一张十元港币的钞票给我说：“大哥，你尚未找到工作，这些钱你先拿去用吧。”我就说：“感谢主，”他问我：“这钱明明是我给你的，你怎么说感谢主呢？”我说：“当然我也谢谢你，但是我要你知道，这是我所相信的神，是他差遣你来我这里，本来我是想要去向你借的。”他说：“你才信耶稣，就那么地虔诚，不论你谢谢神也好，谢谢我也好，我也不要你谢，我们是好朋友。”他就辞别了。

我这才发现，《圣经》上的话是这么的灵验，十块钱，几天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从那一次开始，我有了经验，一见到朋友和同乡，就把我信耶稣得救的经过告诉他们。

第十七章  领人信主

过了几天，龚福成一早就来门外大声叫着，宁大哥，宁大哥，你出来一下！大概是清晨六点钟左右，我就把门打开，看他赤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短裤，蹲在地上说：“大哥，我刚从麻将馆出来，把什么都输光了，连我身上的衣服也输了，请借几块钱给我，我和我的老婆、女儿一家人几天都没有吃饭了！”我对他说：“你若三天之前来找我，我也和你一样地狼狈，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已经信了耶稣，他在照顾着我，你也要信耶稣。”他问：“耶稣会要我吗？”我告诉他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才会落到这个地步，耶稣既救了我，他也会救你的。”我就向他传福音，并带他做认罪祷告，他也和我一起祷告。祷告完毕，他急急地说：“大哥，你给我两三块钱，我马上就走。”我身上只剩下三块钱，就分两块给他，他也说感谢主。我对他说：“回去告诉你的太太，叫她也信耶稣。”妻子对说：“你看吧，他明天还会再来的，你告诉他信了耶稣，有求必应，你就得借钱给他。”但是自此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过他，后来听说他到上海去了。过一段时间，我必须要找工作，这十块钱快要用完了，就再向神祷告。

有一个同乡叫我去，对我说：“听说你现在信了耶稣，身体也好了，我这里有一份工作，你愿不愿去做？”我问他什么工作？也说是一家印刷厂里做装订的，一个月三十元，供三餐伙食，早上去，晚上回家。我就去上班，工作很辛苦，先要切边，刀子很重，要切得整齐，以后才用机器来装订，我做得一身大汗。一个星期，那个烧饭的厨师走了，就叫我又去帮忙烧饭，早上拿钱去买米和买菜，供八九个人吃饭。这个同乡，往往深夜一两点钟才回来，第三天没有拿钱给我去买菜，就交给我一套西装，要我拿出去当掉，不但是当西装，又当了他的那支派克钢笔。我知道他收来的钱，都花在夜总会和跳舞上。我要烧两餐饭，早上还要上班，工作非常重，一个月下来，他只付了我工资二十元。后来他和同伙的人闹翻了，第二个月又欠我工资，我就不再做下去。

王牧师前来探访我，他说：“你再祷告吧，神会另外给你安排工作的。”我又在百乐理发公司做账房，六十元一个月，工作很紧张。这个上海老总，常常在赌马票和看马经，我就在柜台上祷告和读《圣经》，很喜乐。有一天，一个客人来柜台上付钱时，丢下一张印刷品不要了。我拿起来看，原来是远东归主圣经函授学校，上面说要收函授学生，只要把姓名和地址填上，贴足邮票，他们就会把查经的课程寄来给我。那时我正是饥渴慕义的时候，就把这张单子填好，贴上邮票寄过去，不久他们便快信寄来一本约翰福音，并教我如何查经，查完了也背一些经文，心中充满了喜乐。有人问我，一个月只赚60元钱，为什么还是那么地喜乐？那些员工们都是赚80元钱的。我告诉他们，我信耶稣，研究《圣经》，所以才会那么快乐，我常常跑到厕所里去祷告，因为那里面安静。在理发店里，我竟然带领了好几个人信主，他们现在都在国语教会里聚会。

第十八章  看守摊位

有一天，圣经函授学校来一封信通知我，一年一度的“香港工商展览会”开始举行，每天有二十万人来参观。圣经函授学校认为，这是个传福音的好机会以，就派人去发福音单张，要去四个人，这边两个，那边两个，每人一天给两块钱，晚上六点钟到十点钟，问我愿不愿意去做。我不是为了那两块钱，而是想为主做一点工，就答应了。我站在那里，见到人就发一张，有些人像我过去那样，拿了就丢，也有人拿回去看。我相信读了单张的人，圣灵会做工的，一定有人愿意相信。

有一天我们教会里有一位丁太太，看见我在那里发单张，就来我家对我说：青山道的‘东亚纺织公司’有一个摊位，需要一个人，每天给七元钱的工资，去看守那个摊位，我介绍你去好不好？我就去那边看了一下，那里有各种不同的摊位，男男女女穿的衣服都很漂亮，有人讲国语、英语和广东话，我除了四川话以外，什么都不会，就觉得这个工作我是做不下去的。丁太太说：“不要你讲话，若有人要买，你给我们公司的卡片，让他自己去问，你只要看守这个摊位，早晚打扫一次，就可以了。”

我在发单张时，遇到一位函授学校的老师，他姓陈，是湖南人。我对他说：“有人叫我去看守摊位，7块钱一天，我觉得这是属世的工作，在这里发单张是为主工作，我宁可在这里发单张，也不想去那边。”没有料到陈老师对我说：“我看这是上帝为你安排的，7块钱一天，30天不就有210元了吗，上帝知道你生活上的需要，所以你要去接受。这里我们的同学多得很，你去之后，我们再派一个人来就是了。”我听他的话，就接受了那份工作。丁太太马上带我去见那位石总经理，他是山东人，如果他批准了，我就可以去做。第二天，我穿上了西装，和丁太太一起去青山道，来到石总经理的办公室，他的个子高高大大的，很客气地和我握手，然后坐在办公桌子后面，把我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我摇摇头，我想这下子可完了，他说：“我们这个工作对你恐怕不适合，我看你是个书生面目，文质彬彬的，这个工作不是要你去推销商品，也不要你讲话，只要你看守和打扫，是个粗工，你可能是做不下的。”我想，他不知道我是个军人，过去当宪兵的，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种白面书生，我是扛过枪杆子的，就很有把握地对他说：“这样子好不好？石总经理，我先给你做三天试试看，若做下来你们不满意，可以叫我走。”他说：“这个很好。”就叫人发个牌子给我。

第二天我就穿上了卡克和工作裤，欢欢喜喜地去上任。书记告诉我，水桶和水管在什么地方，拖把在哪里，早上到那边我就擦玻璃、地板，用拖把沾水拖一拖，又拿鸡毛弹子除去摊上的灰尘。一面做一面背诵一节圣经，“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作，不是给人做的。”心中满有喜乐。那个办公大楼是中国银行的，第一天我就见到那位石总经理，因为他要去中国银行上班，他走过来看了一下就说：“啊呀宁先生，昨天我真是把你看错了，我看你文质彬彬，不能做这样的工作，谁知道你做得那么好啊！我们就请你一直做下去吧。”我就说：“感谢主，也谢谢石总经理的赏识。”他走了几步，又再回来说：“宁先生，你是住在九龙的，到这里来上班，要坐巴士，我叫书记给你买张月票。”我就谢谢他。不久他又跑回来说：“哦，你还要过海，我再给你买一份过海的月票”。我不停地感谢主，我做了一个月。

有一天，忽然看见了罗森。他赌钱输光了，像龚福成一样，身上只剩下两毛钱，就买张票子进来看展览，我就向他传耶稣，对他说：“信了耶稣怎么好。”他说：“明天晚上，我到你家里来，你再我和讲一点。”第二天晚上，他就来了，我把福音的信息详细地告诉他，他就接受了耶稣做救主，生命也有了改变，后来曾一度和我在国语教会同事奉。很多年后，我们又在美国见面，他一直活到八十多岁才离世归天，他患了严重的癌症，却活得那么久，他的见证可以写成一本书的。

第十九章  寡妇小钱

这里我要穿插一个见证。我1954年3月12日信主，10月18日复活节那天受洗。妻子后来信了主，我们在钻石山的“国语教会”只做了几次礼拜。这个地方原来只是一个布道所，地方太小，不能容纳那么多的人。在窝打老道和弥登道之间，有一个青年会，地方很大，就借用那个地方来做主日崇拜。有一次，我们夫妇二人去做礼拜，那时候我们住在钻石山，尚未找到工作，身上才只有八角钱，我们打算回来时坐车到九龙城，再步行到家，可以省下两角钱买顿午餐。那次是一位由台湾来的美国牧师讲道，题目是“主啊，请差遣我”，说到台湾很需要人去传福音，因为大陆上的门都已经关闭了，我就产生这么一个异象，有一天，我将要去台湾传福音。聚会完了，就收奉献，主席先报告，没有信主的人请不要奉献，奉献乃是基督徒的本分。然后就有人将袋子从前面传过来，我心里就起了争战，我们只有六角钱，要支付回去的车资和午餐，要不要奉献呢？后来就决定将午餐的那二角钱奉献出去，心中就很平安。我们回来时，就在九龙城下车，走回钻石山去，午餐就禁食。当我们刚走了几步，后面就有人在叫：“宁先生，宁先生”，我回头去看，原来是我们在黄大仙时，曾租过房子的那位女房东应太太，她也是四川人，问我去哪里，我告诉她我们去青年会作礼拜刚回来，她问我们吃过饭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她就抓住我妻子的手说：“走，走，走，到我们家去吃午饭。”她已经把饭菜全部作好了，我心中就不住地感谢主。今天面条没有了，却有人请我们吃午饭，菜肴丰富，她经过路边又买了叉烧和烧鸭。

这个应太太的丈夫是宁波人，在上海住了很多年，他看见我们在吃饭前祷告谢饭，就问我为什么？我对她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应太太就问：“你们信耶稣有什么好处？”我对她说，信耶稣可以罪得赦免，百病消除，我又告诉她，我过去住在她房子里的时候，失眠了三年，晚上都在院子里走动，他们都看见过的。她就说：“信耶稣有这么好啊！我也有失眠症。”因为她丈夫是个海员，八九个月才回家一次。我对她说：“好，我们以后带你去钻石山听福音。”这一次，我们看到马可福音上说，那个穷寡妇奉献两个小钱，把养生之物都投上了，神一定不会让她饿死的。今天我们奉献了两角钱，却吃了那么丰盛的一顿午餐，而且又带领了这一家的人归主。这位姐妹很年轻，才三十岁，可惜后来患病，死在长洲岛上。长洲有建道学院，也有宣道会，他们一家人都在宣道会聚会。后来他们又移民去美国，在奥立岗州的华人宣道会聚会。

第二十章  神的呼召

有一天晚上，王守寰牧师夫妇，请我们二人一起去吃晚饭。在饭前，王牧师先对我说：“宁先生，我们看到你在主里面的长进，想要问你一下，你有没有心要全时间服事主？”我对他说：“我早就做过这么一个祷告了，把我自己奉献给主耶稣。我在三十二岁之前也作过生意，发过财，但都没有像信耶稣那么地喜乐。我觉得人人都是需要耶稣的，曾作过一次许愿，也读过圣经函授学校，但是对神学却是一窍不通，觉得很深奥，希望有一天能当传道人，终生传主的福音。”他说：“那很好，如果你清楚有主的呼召，我相送你去读神学。”我问他：“怎么样才是神的呼召呢？”他说：“有没有神对你讲过什么话？并不是耳朵所能听得见的话，而是那一句话不断地出现在你心中，就如同神呼召撒母耳一样，三次呼召他。”他这么问我，我一下子主想起来了，不对他说：“对了，我曾读到过一节圣经，令我很受感动，就是启示录第三章第八节：‘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这一节圣经一直是在我的心里面。为什么是你略有一点的力量，没有弃绝我的名呢？因为我得救以前，曾患了三种疾病，如今肺病虽然没有好，胃病全好了，失眠病也好了，但是身体仍然是很虚弱。然而我常常向人传耶稣，到外去发福音单张，在双层的巴士上，由上面一直发到下面。主知道我略有一点力量，没有离开过他的道，弃绝他的名，这是我亲身的体验。他为我开了一个门，没有人能关的。我不知道这节圣经，是否就是他对我的呼召呢？”牧师说：“对，这就是神对你的呼召。”

饭后他又对我说：“我想送你去《香港圣经学院》，但是先要有考试，你若是考试通过了，就证明神在呼召你。你要在那里读三年，不要多少学费，我们夫妇每个月将供应你五十元过生活。”我们目前住的是政府给的克难式简陋房子，租金才几块钱一个月，但是两件人的生活费却很高，最低限度，一个月也得要150元，还差100元，那怎么办呢？王牧师说：“这个你要凭着信心了，你将来做传道，信心功课必须要学的，不但是如此，你还要终生都凭信心，仰赖神的供给。”我觉得我有这个信心。王牧师一家七口人，负担也很重，他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国语教会”又是个难民教会，奉献很少，他的薪水也不多，这我们是知道的。他肯供应我每个月50元，一直到我毕业，爱心是很大的。我答应他。出来之后，妻子就很反对说：“你怎么随随便便就答应他呢？”我说：“你记得吗？那一次我们把吃面条的两角钱奉献？过去的房东却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吗？并没有挨饿。我深信天父会一生一世都供应我们的。”

第二十一章  圣经学院

我去报名投考“香港圣经学院”，他们和条件，第一，要教会的推荐信，第二，要牧师的介绍信，第三，要写一篇自传，说明自己是何是重生香救的？何时蒙召的，蒙召的经文在哪里？我都预备好了，就去报名，笔试通过了。因为我读过圣经函授学校的圣经课程，我考了89分，其他全都及格，最后就是体格检查，我的肺结核还没有好。他们开一个教务会议，那时候的院长是周志禹，他看到我的传记，见证和王守寰牧师的推荐信。王牧师和周院长是好朋友，就相信我是个可靠的人。但是他们若收我，我就必须住在学院里，他们有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怕我的肺病传传染别人，就决定要我做个走读生，早上来上课，下午回家去。学校给我半奖学金，有30元，半工半读。回来后我对妻子说：“你看，学院给半奖学金30元，现在还差70元，我们再仰望神，我相信他会让我们过得去的。”

我在“东亚纺织公司”做看守摊位的工作，已经有一个月了，石总经理叫书记将我的地址记下来，有意要我去他公司里做事。我考上了圣经学院，在开学典礼的时候，有三天的培灵会，由宣道会的贝光道和包忠杰两位牧师来主讲。在讲道之前，有三年级的学长先带领大家唱诗，有道诗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有配进神的国”，一直反复不停地唱着，培灵会完了，就开始上课。

那天回去之后，见到了工商展览会的丁太太，她来看我对我说：“宁弟兄，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石总经理要我来告诉你，东亚公司请你去做中文书记，一个月薪水250元。”妻子听了就很高兴。可是我就对丁太太说：“可惜太晚了一点，你若四天前来，也许我会考虑的，现在我已经奉献了自己，王牧师要我去考取了圣经学院，他们给我一半的奖学金，一个月30元，做个走读生，今天是第一天上课，以后一定要读下去的，请你回去代我谢谢石总经理的好意。”丁太太觉得很可惜，石总经理却说：“那很好，这比在我们这里当中文书记、甚至于当副总经理都要好，奉献做传道，前途无量。”石总经理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曾去过罗马梵蒂冈，见过教皇。

第二十二章  熬受试炼

于是我继续地上课。过了几天，因为学院要每半个月才给我15元的，在月底这前，方能给我，王牧师也是每两个星期给我25元。过了两个星期，妻子就对我说，钱还没有拿到，缸里都没有米了，今天是最后的一餐饭。我说：“仰望主吧，到了时候，他们会给我钱的。”第二天回去时，妻子问我有没有拿到钱？我说没有，她说：“我告诉过你，家里没有米啦！”我隔壁有一家杂货店，过去可以向他们欠账。可是我读到一节经文，上面说，以利沙时代，有一个先知负债死了，债主来逼他的妻子要钱。因此觉得欠债不好。从今以后，我决不再向人借钱了，要凭着信心仰望主，所以就没有去借米欠账。

妻子告诉我，家里还有一大罐子的麦片、一点炼乳和白糖。我们就决定，明天煮麦片吃。第二天，煮了一大锅麦片，加了炼乳和白糖，我吃了两大碗，然后赶车去学院上课，到了十一点钟的时候，解一次小便，肚子就饿了，中午十二点钟，肚子饿得硬盘厉害，学校办有伙食，他们说我是走读生，也能够在这里吃一餐，只要8角钱，月底拿了奖学金再付也可以，我就想去吃。可是一想到妻子此刻在家中吃麦片，夫妻应当同甘共苦，就没有去吃，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可是我心中却很火热，身上带着很多福音单张，就在巴士上发，双腿都在发软，因为饿得太难受了。然而心中却很喜乐，才体会到主耶稣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就回去，第二天又是吃麦片，妻子说没有炼乳了，我说没有关系还有白糖，又吃了三大碗，因为要晚上才回家。到了第三天早上，妻子又对我说，白糖也没有了，我就放了盐，吃咸的，又吃了三大碗，第三天还是没有拿到钱。到了第四天，妻子说今天连麦片也没有了。我说：“这样吧，你吃我就不吃了，可以禁食祷告。”第四天，我早上没有吃什么，一直到学校去，但是到了下午四点钟，饿得头都发昏了。

可是快到家的时候，忽然闻到一阵饭香，我想，这不可能是从我家里出来的。当我走到家门口时，发现是从我家里出来的，不但是饭香，而且还有红烧肉的味道。我推门进去，看见妻子满面笑容，就问她为何会有那饭和肉的香味？她说：“我今天出去做工，收到了工钱，就买了米和肉回来。”那天晚上我好高兴，就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感谢主，到了时候，钱终于是下来了。这几天我并不故意在苦待自己，而是在磨炼我吃苦的能力，将来好为主挑那更重的担子。有些弟兄姊妹们都相继来我家探访祷告，临走的时候，留下信封，里面有五元的、十元的，最多二十元的也有，一个月下来，竟超出了100元，神真是信实的。

第二十三章  圣灵充满

就是这样，凭着信心，我把三年的神学读完了。星期天，学院规定，各人要回到自己的母会去做礼拜，下午仍然要到圣经学院，再参加一次学院的主日崇拜。老师，教务长，他们都轮流地讲道。我读了一年多时，还是常常出去分发福音单张，我在经济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经历到神的供给，学会了功课，但是一年多读下来，没有学到太多的圣经，都是那些空洞的神学理论，心灵上感觉到很枯干，什么系统神学，这个神学那个神学，有的是这么说，有的又是那么说，把我的头都搞昏了，不知如何是从，出去发单张也没有力量。

有一天，我在学院做完礼拜之后，一位山东同学于宅安，带我去一个地方祷告，不是去教会，而是在一个车房里面，我问他是不是什么“灵恩派”？他说：“你不要管，也不要过问，戎玉琴老师、姚清海同学，他们都在那里祷告。”我一听有戎玉琴老师，她是我很佩服的一个教员，给我们的教导和讲道，都满有基督的香气。我想她是不会走错的，就放心和他一起去了，是在窝打老道一个小学的车房里，外面有扇小门，按铃后，门就打开。里面是个西方的女宣教士，个子高高大大的，他们都叫她罗珍姑娘，年纪大约有六十多岁，她曾做过一个戒毒院的院长，满面慈祥地请我们进去，看到戎老师和姚清海等七八个人，其中有两三个是我们圣经学院的同学，罗教士看时间到了，就把门关上说：“现在我们开始祷告。”房间当中有一张矮矮的圆桌子，我们就围着桌子跪下来，其他的灯都是关着的，只有那圆桌上的灯是开着的。罗教士就跪在我的旁边，我以为她要为我祷告，可是她手上拿着一叠的卡片给我看，说：“宁弟兄，你一张张拿出来看，这上面说的你若有，主摆在右边，没有就摆在左边，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我一看，上面都是中文，有嫉妒、仇恨、淫念等等，这些都是《圣经》上所说的罪，我看了之后，有的我就摆在右边，没有的就摆在左边，摆在右边的竟有七、八张之多。她说说：“我们开始祷告。”我第一个开口认罪祷告：“主啊，我心中为何没有力量，原来有这么多的罪！”就一样样地都招出来，忍不住哭起来了。罗教士一下子就按手在我头上祷告说：“主啊，你是信实的。宁弟兄这么地认罪悔改，求你赦免他的罪，你的宝血洁净他一切的不义。哈利路亚！”就这样地为我祷告。马上就有一阵的喜乐，涌上了我的心头，我也不停地叫着：“哈利路亚，感谢主！”接着我的舌头突然地卷起来了，站着说出一些我所不懂的话。对面也有两三个弟兄随着我一起站起来，我们一直在跳着，高呼“哈利路亚，赞美主”！这样子跳下去，欲罢不能。虽然有些疲倦，想停止，却办不到。我觉得我的罪已得到赦免，被圣灵充满，并有那说方言的经历。那天晚上，我高高兴兴地回去，第二天又重新得着能力。可是过了一个星期，我心里面又怀疑起来了，这究竟是不是圣灵充满呢？我是否变成了“灵恩派”？就渐渐地失去了平安，发单张又没有了力量。我就对那位于弟兄说，他劝我不要怀疑。我再去那个地方认罪悔改，又有这样的经历，我带我妻子过去，她也得到这样的经历。

后来我们“国语教会”的祷告会改在星期三晚上，我见到有位胡老太太，她很热心，每星期天都去附近的一个马湾岛上发福音单张。那边没有教会，也没有布道所，要坐船过去，那里的人都很贫穷，很需要福音，我就和他们一起去。有一天，同去的还有一位宋正和弟兄，那天他们租了一个地方很大，可以坐几十个人。那些小孩子、老太太和瞎眼的都来了，我们给他们讲圣经故事，做点福音工作，呼召他们信耶稣，结果全都举手了。胡老太太又买了很多糖果，分给那些孩子们吃。有一次我们下午五点钟回来，气象台报告，挂上了大风球，我们赶上最后一班船，没有走好远，风就刮起来了，越来越大。我们不敢再冒险，只好转回去，马湾岛上没有旅馆，只有一条小街，我们就住在布道所里面。那里没有沙窗，晚上我们就睡在布道所的长板凳上，有好多蚊子追来，一直到天亮，都无法入睡，才体会到宣教士的生活，是如何的艰苦。

后来我们教会，也派人去马岛湾上工作，信耶稣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个小孩子，腿上有病，行动不便，但书读得很不错，就来九龙读中学，高中毕业后，又考上了香港大学，后来奉献去读神学，在美国拿到神学博士，成为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教授，我们在马湾传福音，却结了这么一个好果子。胡老太太在星期三晚上祷告会中，也说出方言来，大家很惊讶，她发现不对，讲完之后就溜走了。王牧师说：“你们要当心，不要随便乱跑。《圣经》上说，方言如果没有人翻译出来，就不要说，只能一个人私下说，为了造就自己。他说得很对，我就不在教会中说方言了，只是在自己祷告中说。但是我看到胡老太太被圣灵充满的，也说方言，所以才那么地爱主。”

第二十四章  教会事奉

圣经学院毕业之后，我就留在“国语教会”事奉主。也把学院同届毕业的一位王乃慈姐妹，介绍给“国语教会”，她是香港人，讲一口广东话，又能弹琴，我们付她二百元一个月的薪水。我就和她同工，一起去上海街的一个天台上，那里有很多穷苦的人，在上面搭棚住宿，白天就下来打工和作生意。上面还有很多小孩子，我们一拉手风琴，他们就来了，我们给他们讲耶稣的故事，有很多孩子都信了主。那时候教会已经由钻石山迁到佐敦道，在那里买了房子，是在三层楼上。我们在楼底下，星期天晚上开布道会。我和罗森在外面发福音单张，布道会很有果效，每星期天晚上都有很多人来。

后来我和罗森弟兄二人一起出去发福音单张时，在路边的一家门口，看见一人人穿着睡衣，就和他交谈，他是湖北人，是在一家夜总会里吹喇叭的，晚上上班。我给他一张单张时，他请我去他家，倒茶给我们喝，他的名叫马桂元，交谈后愿意相信耶稣，我也教他祷告。他叫他太太拿水果来款待我们，她的太太人很漂亮，对我们却不表示欢迎。马先生虽然是信了，只是没办法来做礼拜，我就请一位方太太去向他的太太传福音，他太太不久也信了。他们全家都信了主，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在天主教中学教书，两个女儿在我们教会中参加青年团契，这是我们发单张时，所结的一个果子。

我看见香港有很多的人都很忧虑，就写了一份单张“不要忧虑”印出来，和罗森二人一起出去发。在我们的教会楼下有一个皮匠，我们给他一份“不要忧虑”的单张，他接到就看了，问我：“你们教会每一个星期天早晨，什么时候有礼拜？我要先来做礼拜，再下去给人修皮鞋。”他一看了那份单张就信了主，他是个满心忧虑的人，家中有三个孩子，妻子也找不到工作，信了耶稣后，心里便有平安。我就发现，文字工作一样也可以结出果子来的。

第二十五章  链子钢笔

我在“国语教会”工作不到三年，和黄乃慈星期天晚上在天台那边传福音，我讲国语由她翻成广东话，有很多的人都信了主，就带小孩子一起来教会。我们又去红堪，那地方有教英文的，早晨六点到七点，是不要钱的，我们就去学英文，然后再坐车回教会。王牧师规定我们八点半一定要回到教会，因为有晨更聚会。

那天巴士突然没有来，我们只好去看望一家人。我们敲门进去，看见房间当中一张大床，上面睡着一个人，用被把头蒙着。我去问这位先生的母亲和太太，那个星期天为何没有来做礼拜？老太太哭起来说：“我们家里有严重问题，房租今天若交不出来，就要被赶出家门。房子是政府的，房租一个月十多元，已经满期了。”我拿出身上的那本小圣经，翻到诗篇73篇“穷人的祷告，耶和华必定垂听，他不藐视受苦的人。”叫那老太太读，她一面哭一面读，然后我们主跪下去和她一起祷告，祷告后就站起来。黄乃慈说：“我身上有一条链子，是我未婚夫送我的，拿去当恐怕当不了十块钱，你身上有没有一点钱？”我说：“我只有几角钱坐车子，但是我有一支派克钢笔，是青年团送我的毕业礼物，五十元买的。”她就叫我拿出来。床上躺着的那个男人一听见这些话，马上就从床上起来说：“现在我才知道，你们是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一个星期后就会还给你们。”

我把东西借给他们，搭车回教会去，他们就问我们为何迟到了半小时。我把这件事讲给他们听，老师母说：“善门是易开不易关，若另外一个贫穷的信徒，来向你们借，你们没有东西再借给他，他就会批评你们是轻这个重那个的了。”一个星期以后，那个老太太的儿子向来不到教会聚会的，这回却和他的太太、母亲一起来了，他没有失信用，真的把链子钢笔还给了我们，他自己也信了耶稣。

第二十六章  转换工场

“国语教会”多请一个人，就要多花二百元，王牧师说：“我们是国语教会，黄乃慈那么年轻，又快结婚了，就叫她下个月不要来吧。”我心中很不高兴，这么好的一位同工，她来了之后，我们教会里增加了不少广东会友，有很多广东人都信了耶稣，为什么不要她呢？黄姐妹和我都很难过，她就回到“信义会”去了。我一个人做下去很孤单，我的广东话又说得不清楚，香港工作的对象，多半都是广东人，讲国语的究竟是有限的。

我读到列王纪上17：2-9：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的基立溪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