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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山水歌词是什么,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想知道关于一程山水歌词是什么，一起来看看吧~
毛不易一程山路歌曲免费下载
青石板留着谁的梦啊
一场秋雨 又落一地花
旅人匆匆地赶路啊
走四季 访人家
如同昨夜天光乍破了远山的轮廓
想起很久之前我们都忘了说
一叶曲折过后 又一道坎坷
走不出 看不破
山谷的薄雾吻着烟霞
枯叶之下 藏多少情话
划破天空的归鸟啊
它不问 你不答
如同昨夜天光乍破了远山的轮廓
想起很久之前我们都忘了说
一叶曲折过后 又一道坎坷
走不出 看不破
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
好像多年之后你依然执着
白云是否也听过你的诉说
笑着你 笑着我
白云是否也听过你的诉说
笑着你 笑着我
一程山水歌词是什么的有关内容在这里就给大家的介绍的差不多了，还想了解更多一程山水歌词是什么信息的朋友敬请关注铁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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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1949年3月，太平洋另一侧。美国《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头像，头像右侧写着四个汉字：“民主统一”。
大年初三，北平和平解放。三天后，北平百姓在前门看到精神抖擞的解放军，骑在坦克上，坐在卡车上，从家门前驶过。京剧老生马连良的女儿马力，刚刚中学毕业，她发现：队伍里满是和自己同样年轻的面孔，战士们脸上的笑容，不像是出自军人，倒像是来自胡同里的孩子。
南方依然在国民党统治下。4月，进步作家徐迟在一列火车上，得知了一个重大消息，诗兴大发，写下一首被他自己称为“一生所写最美的政治抒情诗”——《江南》：
火车窗是最好的镜框。
如果里面是江南春雨，
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画框。
透过最好的画框，
江南旋转着身子，
让我们从她的后影，
看到她的前身。
徐迟说：我看到同车的人群，恨的是我不能大声地告诉他们：同胞们，再过三天之后，人民解放军即将渡过长江，前来解放我，解放你们了啊！
从1949年到五十年代的前五年，中国人民被一种解放的情绪所感染，所占据。有一首凄楚的晋西北小调，最早叫《芝麻油》，北方的民间艺人一直这样唱：“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咳吆，哎呀我的三哥哥。”在五十年代，它的曲调没变，但歌词变成了：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现在，《东方红》词作者一栏上仍写着：李有源。这是个历史的误会。陕北农民歌手李有源叔侄，虽然对这首歌有贡献，但它的新词作者却另有其人，准确地说，是一大帮子人，有延安小学音乐教员李锦旗，有延安文艺工作者刘炽、公木、王大化、高阳、田方、严文井。它不是哪个人写出来的，而是在群众性的传唱中，你一句、我一句，你一个词、我一个词凑成的、改成的、传唱成的。
一首晋西北的酸曲，在十余年的革命历程中，不断改编、传唱，并随着革命的胜利，变成了场面宏大、气势磅礴的领袖颂歌。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1949年10月1日，作家徐迟在收音机前听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这样的场景在他从南浔来到北京后，屡屡撞见。徐迟没有跟人们一起欢呼，他还从来没喊过万岁，喊不出口，觉得别扭。
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万岁’的初步理解》。文章写道：
过去的少数人呼皇帝“万岁”，是被强迫地下跪低头勉强去呼喊，现在则是人民被解放，很自由愉快地跳跃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以表示对自己领袖衷心的尊敬和热爱。
“万岁”并不含有任何封建意味，而为人民自己的语言！
“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时候的毛泽东，主要的还不是个人英雄，而是一个集体领袖，是一个新兴国家的象征。
但历史的发展遍布了曲折迂回的秘道和暗结。已经有研究者发现，第一批喊“毛主席万岁”的浪潮，始自延安中共“七大”期间（1945年4-6月），是时，毛泽东通过“整风”和改组中央，使自己成为党的唯一、绝对的核心——这是中共党史的转折点。1950年4月，中宣部起草“五一”节口号，最后两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如果说“毛主席万岁！”以前确是“群众”自发喊出的口号，那么现在，它成了中央领袖和中央政府作为中央文件发布的口号。2
1949年10月1日，王莘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王莘流出了眼泪。
1950年9月，王莘第二次来到天安门，此时，广场上正在准备迎接建国一周年：城楼上，工人们在试挂大红灯笼；广场上，有几支工人和学生队伍在练习走队，准备在国庆那天接受检阅；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场上空飘扬……看到这些景象，王莘脑中浮想连翩。
天安门广场上的灵感，逐渐形成了《歌唱祖国》词曲。原稿经过诗人艾青之手时，艾青改动了几处，即将“五十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
《歌唱祖国》历久不衰，直至五十七年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被张艺谋的导演团队启用，再一次地向着全世界唱响。所不同的是，当年雄纠纠的大合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童稚的独唱；当年的进行曲，速度被放慢了差不多一倍，变成了抒情歌谣。革命的雄壮淡下去，爱国的情感和和悠远时光的追忆提升上来。光阴变幻，星移斗转，同样的歌词，让人生出不同的感怀。“英雄的人民站起来了”，“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我们爱和平，我们爱家乡”，“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当这样的歌词重新响起，祖国这列列车已经从出发点开到与当年完全不同的所在，这个时候，你在想什么？
随着解放军南下、西进的步履，解放军军歌从南刮到北、从东刮向西，传遍了整个国土。“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公木词，郑律成曲）；“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陆原、岳仑词，岳仑曲）……
1951年夏天，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来到二郎山，慰问进藏修路部队。男高音歌唱演员孙蘸白，想起他非常喜欢的时乐蒙创作的歌曲《盼望红军快回家》，他想给这支歌曲填上解放军修建青藏公路的新词，创作员洛水很快把词拿出来了，叫作《歌唱二郎山》。配着时乐蒙的曲，孙蘸白只觉得词与曲结合十分妥贴。他练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登台，一唱便成功，台下掌声经久不息。孙蘸白一连唱了三遍，才勉强能够谢幕。但仍有战士感到不过瘾，站起来高喊：“再唱一遍，再唱一遍。”
慰问团继续西进，继续为二郎山修路部队演出。当慰问团返回时，这首歌已插上了翅膀，传遍全国。如今，在四川二郎山，峻峭的岩石上雕刻着《歌唱二郎山》词曲，成了旅游景点。
军歌，体现了一种新的歌曲美学，它来自解放区，追溯起来，至少从红军时期就开始了。这不是中国民歌原本的血统，粗略捋一捋，它的祖宗是学堂乐歌，来自世纪初的西式学堂；更远来自西欧各国和日本歌曲；在适应中国水土和现实的过程中，又重新汇入中国血液。经由沈心工、李叔同、黄自、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歌曲大家，这种新传统一路铺洒开来。中国近代的西化开明风，到二、三十年代的激进革命风，到三、四十年代文艺政治功能化的急风，歌曲历史中，实存在一条隐伏而强劲的脉络。
到延安“鲁艺”时期，“革命的”、“大众文艺的”新的歌曲美学已经在思想教化、政权统治的沐浴中生根，坐大，成为解放区的新型美学，彻底颠覆了原来流行在大城市的旧上海流行音乐。新的歌曲美学是合唱的艺术，是革命的大众文艺，往往，它用进行曲式表现革命队伍的一往无前，用雄壮昂扬的旋律表现革命人的高昂斗志，用整齐宏亮的合唱表现革命队伍的团结一心。
大众文艺是怎样变成革命的大众文艺的？一个最通行的方式是，将民间流行了上百年的老调子换上时新的革命化的歌词，更改变它的节奏，更将原本消极的调子变得明亮，由此形成健康、明朗、境界开阔、充满希望憧憬的新调。
这样的创作非常普遍，仅举一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是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于195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结业时的作品，歌曲中有一句歌词：“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就骄傲地告诉他，这是我的家乡。”
歌词中“我的家乡”，指科尔沁草原，1928年美丽其格就出生在这里。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后，在科尔沁草原发起寻找民间艺人的活动，找到4位极具代表性的老艺人，其中有一位是美丽其格找到的，就是马头琴大师色拉西。跟着色拉西老师，美丽其格学会了拉马头琴。
1951年夏，美丽其格把自己关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房间里，闭目端坐，一遍又一遍拉马头琴。他想在琴声和心声的交融中寻找灵感，写一首充分表达自己情感的作品。此时，草原上骏马奔驰的种种美好景象一起涌上心头：“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曲调和歌词几乎同时喷涌而出，《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大阳》就这样诞生了。
这首歌刚一唱出即如浩浩长风吹入人们心田，它的抒情，词曲所表现出的大草原的美，令人向往。这首歌不仅感动了许多人，它的创作对美丽其格本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因此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又到莫斯科留学。在莫斯科，这首歌被翻译成俄语，受到苏联人民的欢迎。世界上有不少人，都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草原，认识了蒙古。
1950年夏，美国武力干涉朝鲜内战，出兵越过了“三八线”，战火迅速向中朝边境蔓延。毛泽东认为，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美帝国主义的行为，危及了全球的共产主义解放运动。10月25日，130余万中国志愿军唱着战歌陆续奔赴朝鲜战场。《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开头的几句词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一场跨国的大战，它怀抱的希望，它背负的民众激情，广而告之，公开到世人面前，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国家梦。
美国没有料到中国会出兵。“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扬言，要在两个星期内结束朝鲜战争，回美国过圣诞节。他万没想到，后来美国为这场战争竟熬了3年，并先后动用了它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到朝鲜战场，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
与世界上的头号强国相抗衡，让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自豪感上升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郭兰英，这个旧社会戏班子里唱旧戏的女子，以当时无人能出其右的嘹亮嗓音，唱出了中国人当时的豪情。　　
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县一个贫苦家庭，6岁开始学唱梆子，7岁在戏园初次登台，11岁随戏班到太原市演出。出唱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乔羽词，刘炽曲），让她成为新中国首曲一指的歌唱明星。
当《我的祖国》大合唱形式的副歌响起，田园风的抒情画面，一跃变成勇壮的英雄群像，对祖国的深情怀恋，升华为提起祖国就禁不住感到骄傲、激动、热泪奔流的炽热情感，甚至，为保卫她而流血牺牲也是壮美的。当时的人就有这股子劲儿。
歌曲出现在电影《上甘岭》中。有一位艺术界的前辈对曲作者刘炽说：“我听出来了，你在上甘岭阵地上找到了一个优美深情的女儿，又找到一位英勇顽强的儿子！”刘炽回答：“是的，你很理解我的苦心，我把《我的祖国》当成柔美明媚的女儿，把《英雄颂》3作为威武不屈的儿子，他俩各有风貌、性格，但共同点都是民族的，而不是俄罗斯的、法国的和德意志的，这是新生的共和国的！”
新生的共和国，内地的巨变，原《小说月报》主编包天笑只能从报纸中得知一二。他从上海移居台湾。和他一样，一批批国军官兵及其家属陆续迁来此地，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12月7日宣布转移台湾。三天后，蒋介石从成都撤离，来到这个隔着海峡与大陆相望的岛屿。
祖籍苏州的包天笑，开始怀念家乡的美食：在江南春夏之交，上海会有一种新蚕豆上市。在台湾菜场，他从来没买到过这种豆子。农家告诉他，台湾土壤不适宜种这种豆。包天笑在日记中写道：“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
临近年底，他从别人那里要来五六十粒豆种种下，并写下一首打油诗：
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当内地人民高唱着《东方红》、《我的祖国》，欢呼一个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到来时，香港、台湾的各阶层人士，此时的心情却在“思家”，他们耳际萦绕的，依然是过去那个国家流行的歌曲，是“旧上海”的歌曲，这是他们已习熟的文化生活，也是故乡的乡音。被解放区音乐所中断的中国都市流行音乐，却在台湾和香港得以延续。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何日君再来》，黄嘉谟词，刘雪庵曲）。这样的一首四十年代的上海流行曲，继续在这一时期的港台流行，感时怀人的词曲，此时更有一种亡国的凄清，思国的情怀，如同南唐李煜的心境。
有“中国歌后”之称的张露，原名张秀英，苏州人。1946年在上海出版首张唱片，1948年初次在电影《柳浪闻莺》露面，演唱了一曲《淑女窈窕》（张生词，庄宏曲）。1952年她移居香江，被各大夜总会争邀，成为港台最红的国语女歌手。她当时最红的一首歌，《给我一个吻》（陈式词，曲自美国歌曲Seven&Lonely&Day，Earl&Shuman、Alden&Shuman&and&Marshall&Brown），是这样唱的：“給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心上，让我想念你。”
思念。思念的题材在那一个时期的香港和台湾铺天盖地，久唱不衰。张露后来生了个孩子，就是八九十年代红遍两岸三地的流行歌手杜德伟。
潘秀琼，一位澳门出生、新马成长的女歌手，也成为这一时期港台颇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手，她本是与白光、周璇、李香兰、姚莉等同属一个年代的人物，这时在香港、台湾的灯红酒绿中继续演绎着她的辉煌。此时，潘秀琼所唱红的港台流行曲目，《明月千里寄相思》（刘如曾词曲）、《拷红》（范烟桥词，金玉谷曲）、《永远的微笑》（陈歌辛词曲）、《情人的眼泪》（姚敏词，陈蝶衣曲）……还是三四十年代大上海的流行曲目。流落台湾和香港的中国人，听着这些老歌，沉沦在故乡里，流连在旧时光中，如此感怀，如此感到慰藉。
在潘秀琼演唱的歌曲中，有一大批名作，如《玫瑰玫瑰我爱你》、《蔷薇蔷薇处处开》、《夜上海》、《凤凰于飞》、《花样的年华》、《永远的微笑》，都出自同一个作者——曾闻名上海滩的作曲家陈歌辛之手。陈歌辛留在了大陆，没有去海外。当他的歌曲继续在港台风靡时，陈歌辛本人在内地却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于1961年在安徽一个叫白茅岭的地方默默无闻地死去。
1949至1956年，大陆在高唱《东方红》、《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喜悦，热爱，崇拜。
流离的台湾和香港，惆怅在老上海的《夜上海》、《情人的眼泪》、《何日君再来》之中。
香港、台湾对旧上海歌曲的重温，既是对故乡的怀念，又是对过去好时光的缅怀。有意思的是，中国歌曲有一部分重要传统，正是在这种漂流的格局、这股偏安一隅的潜流中延续的。当70年代的邓丽君、80年代的徐小凤和蔡琴爆红时，这一部分传统被三地的中国人再一次地发现并光大。徐小凤和蔡琴的部分曲目，正是潘秀琼当年的名曲，而其嗓音音色和演唱风格，也曾带着浓厚的潘秀琼遗风。隔代的上海风华终于再现，不过，这将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了。
2009年5月20日
1、本篇资料来源：影像志《丑年记忆》，《读库》0901，主编张立宪，新星出版社。孙存正《东方红歌词的来历》。孙韶《鲜为人知的东方红往事》，中国古曲网，。张学新《王莘与〈歌唱祖国〉》，《中华魂》2008年第9期》。张道梁《〈歌唱祖国〉的首刊经过》，《百年潮》2007年第9期。陶大剑《〈歌唱二郎山〉问世前后》，《音乐世界》1989年第8期。叶介甫《〈歌唱二郎山〉的创作与演出》，《龙门阵》2006年第12期。咏梅《美丽其格：当代蒙古族音乐创作的开拓者》，内蒙古日报，中国音乐学网/转载。李晶晶《乔羽讲述〈我的祖国〉创作过程》，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09月23日。
2、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关于“五一”口号的说法，源自朱德的秘书陈友群所说，他在1981年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草案时，谈到了这件事。近年，也有其他著述研究者，对此说持否定意见，如吴文泰。
3、《英雄颂》，电影《上甘岭》主题曲；乔羽词，刘炽曲。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城市里的人全成了“国营”的或“集体”的一员，农村里的人为成为人民公社社员，开始了“大跃进”。
社会主义，如果说之前只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属性，现在，正在改造每一个人，成为每一个人的身份，长进肉里去。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张加毅接受任务，拍摄一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纪录片。适值“大跃进”，兵团上下到处是“15年超英赶美”；“拼命干，死了算，一天等于20年”等口号……面对此景，张加毅一方面受到感染，另一方面也不无困惑。
一天晚饭后，张加毅和作曲家田歌，一人一骑，踏上了辽阔的原野。漫无目的地走出十几里后，眼前豁然出现这样一幅情景：一抹晚霞斜挂天边，丛丛芦苇在夕阳下泛着光亮，远近各处炊烟袅袅升起；年轻的兵团战士把打来的猎物架在篝火上烧烤着，旁边有小伙子弹奏着都它尔在轻声歌唱，有的战士横躺在架子车上休息……
张加毅深为触动：这生活的情景，不正是该纪录片应该有的基调吗？他有些激动地对田歌说：“这才是人们内心情绪的流露啊，我们为什么天天在那儿强调‘拼命干，死了算，一天等于20年’呢？为什么不去抒发一下人们内心的真情实感呢？”
血气方刚的田歌盯着张加毅，有意挑衅似地问：“张导，这样的情景你敢拍、你敢写吗？”
张加毅反问过去：“小田歌，我要写出来，你敢谱吗？”
“只要你写出来，我就敢谱！”
这就是那首《草原之夜》的来历。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20世纪90年代，这首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著名小夜曲”。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初，电影《柳堡的故事》上映，这是一部反映新四军斗争题材的战争片。但影片不着重战斗场面的描写，而着意于表现军队的休整和军人的情感生活，在战争叙事中融入温馨的爱情画面。结果它带来两个副产品：二妹子陶玉玲成为五、六十年代中国观众的“红色恋人”；里面的插曲《九九艳阳天》（胡石音、黄宗江词，高如星曲），成为那一个时期最红的流行歌曲。
这是一首有浓郁北方气息的小调。曲作者高如星当时只有24岁2。提起高如星，编剧黄宗江曾感叹：“高如星，小八路出身，真是一个天才。”
高如星生长在贫穷的晋西北，一个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方。高如星是个放羊娃，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同一首歌还会好多种不同的唱法。
《九九艳阳天》是一首爱情歌曲。与现今的爱情歌曲不同，它是革命的爱情歌曲。“十八岁的哥哥”在歌曲里面表白：这一去呀枪如林弹如雨呀/这一去革命胜利呀再相见；而那个叫“小英莲”的妹妹唱：哪怕你一去呀千万里呀/哪怕你十年八载不回还/只要你不把我英莲忘呀/等待你胸佩红花呀回家转。即使在战争的场景中，它其中仍然包裹着情歌永远不变的那个温柔的核：离别，离别时对重逢的期许，离别时不变心的诺言。这与十年前、百年前、千年前的男女表白并无实质不同，千言万语，关键是这么一句：不管离别多久，爱你不变。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初，文艺界组织向建国10周年献礼作品。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亲自审看送上来的样片。他看了《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影片，对其中政治口号太多、电影缺少美感很不满意。他将文化部部长夏衍找来，说：“你不久前不是去过云南大理吗？是否拍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呢？”
这部喜剧影片，就是《五朵金花》。开拍前，夏衍再三叮嘱导演王家乙：“不要搞政治口号，要表现出山河美、人情美，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好。”
《五花金花》一度难产，关于它的拍摄有一则轶闻。在大理古城住了四五天，王家乙怎么也找不到拍电影的感觉，作曲搭档雷振邦建议：“何不把片中的对话改成对歌？”
就这样，眼看打蔫儿的《五朵金花》，因雷振邦的点金术，起死回生。
少数民族山歌中，有许多对歌。对歌形式灵活，生活气息浓郁，感染力很强。雷振邦采用这种形式，写出了《蝴蝶泉边》（季康词）等片中插曲：“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阿妹梳头为哪桩？”
有这样两件事显得特别奇特。第一、《五朵金花》及其电影歌曲，主旨是描绘热火朝天的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但通过这样一幅画卷，却同时表现出普通人对积极、上进、美好生活的憧憬。第二、片中歌曲充满了政治意图，歌唱者的形象个个是劳动模范，但在群众们听来，以对唱形式唱出的山歌，更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浓浓的人情美。在电影之外，还有一件更奇特的事，与电影中的欢乐气氛完全不同，因“大跃进”而引起的普遍的饥荒，此时正在全国广为蔓延。
周恩来总理称赞说：“《五朵金花》为我们的电影开创了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苍山，洱海，蝴蝶泉，山茶花。赛马会，劳动竞赛，相亲定情。不同岗位的五位金花串联起一场寻亲的喜剧，就这样巧妙抒发了特殊时期人们热爱生活、渴望幸福的心声。
生活，生活，生活。美景，美景，美景。民族，民族，民族。从1956年开始的十年，充盈着关于社会主义的赞歌，赞歌中处处流淌的，却是这三个元素。
此时，中国大地上劲吹着民族风。几乎没办法分清楚，它是音乐家的创作，还是民间本来就有的小调。很多时候，原有的一个调子，也许已经流传了上百年，一个专业音乐工作者，将它填上新的、歌颂社会主义的词，于是，就成了一首“战地新歌”。过去，这个曲调只在很狭窄的民族地区流行，现在却流行到了全中国，甚至飞出了国界，飞向了全球。
赫哲人的《乌苏里船歌》，蒙古人的《赞歌》（胡松华作词编曲）和《嘎达梅林》，是其中最出名的三个例子。
《乌苏里船歌》（胡小石词）充满东北的原野气息，尤其是它开头没有词义的“赫雷赫赫呢哪”，高远的高腔把心境的辽阔和环境的悠远唱到了天地相连的水平。
流传在乌苏里江流域赫哲族中，有一首世代传唱的民间曲调叫《嫁令阔》，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不断被填上新词，有时候叫《想情郎》，有时候叫《等阿哥》，有时候叫《狩猎的哥哥回来了》。汪云才、郭颂吸收了《嫁令阔》的调调，于1962年完成了《乌苏里船歌》。它的第一部分序唱引用了赫哲族的说唱音乐“伊玛堪”，加以改编后变成散板性质的引子，只用虚词；第二部分是根据《嫁令阔》改编的行板；第三部分仍用“伊玛堪”改编成散板性质的尾声，仍只用虚词，与第一段呼应。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赫哲，这个只有5000人口的小民族，由此为世界所知。
与《乌苏里船歌》比起来，《嘎达梅林》历史并不久远。蒙古英雄嘎达率领牧民反抗军阀毁坏牧场的事，其实就发生在现代史的眼皮子底下，这军阀不是别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但是，这首民歌里悠远、辽阔、悲壮的气息，却传承了蒙古民族几百年的气质血脉。它的原歌词有500多段，被共和国的歌曲作者安波整理成定型的两段汉语歌词后，又被女作曲家辛沪光依据其素材作成充满初生新锐之气的同名交响诗，由此，这首民歌蜚声了海内外。
在中国歌曲历史上，很难找到另一首歌，可以在悲壮、沉痛和力量上与这首歌相匹敌，《嘎达梅林》是一首罕见的将悼歌和颂歌合为一体的英雄赞歌。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9月1日，河北省徐水人民公社放出卫星，表决心说：要实现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
果然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五七、五八年，全国各地放出一颗又一颗高产卫星。作家王小波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我父亲对我姥姥说一亩地里能打30万斤粮食，而我的外祖母，一位农村来的老实老太太，踮着小脚叫了起来：“杀了俺俺也不信！”她还算了一本细账，说一亩地上堆3万斤粮，大概平地有两尺厚的一层。
但毛泽东信。听到各地传来的喜讯，毛泽东主席深怀忧虑，他在想，这么多粮食该咋办呢。思忖良久，他对一些地方领导说：多余的粮食可以造酒。
仅一年多时间，牛皮吹破了。与“大跃进”放卫星同时发生的，还有人民公社食堂的粮食浪费。1959年，天灾加上人祸，人们一下子吃不上饭了。在有的地方，树叶打下来吃了，树皮扒下来吃了，这些东西都吃完了，人们开始吃土。1959至1961年，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
这种环境下，特别需要对人心的振奋。1961年，率先出现了一首鼓舞人心的社会主义颂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劫夫词曲）。当时，高音喇叭，工厂、学校、人民公社，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大合唱：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革命气势不可阻挡
向前进！向前进！
朝着胜利的方向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3月，北京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街头巷尾挂满招贴和标语横幅。开幕式门票卖到了40元一张，相当于大部分人一个月的工资。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人半夜起来排队买票。
开幕式上，合唱队唱的是贵州词作者范禹根据云贵撒尼人民歌填词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据那一届的女子单打冠军邱钟惠回忆：“那时人们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但一听说是为了举办世乒赛，积极性都特别高，场馆很顺利就建成了。外国运动员刚开始来的时候，以为在中国什么都吃不上，还自己带着罐头，但是来到中国一看，我们提供的运动员伙食比他们的还要好。”
这届世乒赛上，中国最终夺得男团、男单、女单三项冠军。适逢苏联又传喜讯，27岁的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飞船完成人类第一次征服太空的壮举，成功围绕地球飞行108分钟后返回。画家丰子恺正在游黄山，从收音机里听到消息，喜不自胜，写下了一首诗：
国际乒乓赛，中国得冠军。
飞船绕地球，勇哉加加林！
客中逢双喜，游兴突然增。
振髯上天都，不让少年人。
丰子恺已经63岁了，在喜讯鼓舞下，竟一口气爬上了天都峰。
中国当代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模范人物，许多都出自这个困难的年代。铁人王进喜，好战士雷锋，好干部焦裕禄，舍身抢救国家财产的向秀丽，牺牲自己保护战友生命的王杰……英雄模范人物，是社会的一股精神鼓动力量。
雷锋堪称模范中的模范。这个到处做好事的20岁刚过的小战士，几乎是一个完美的典型。近年开始披露的内幕，让当年那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雷锋慢慢凸现出来。给雷锋拍照的沈阳军区宣传干事张峻披露，雷锋很爱美，留着个刘海头。有时候班长问他，怎么还不去剪头发，雷锋就推托说下次去。“我给他拍照片时，头发有时候从帽子下面露出来，我提醒他，他就掖回去。”张峻说，“那时候饭不够吃，雷锋也到厨房去拿过饭锅巴。厨房的人就说他，雷锋啊，你现在是个人物知道不，能自觉点不？那时候拿饭锅巴可是个大事啊。”
歌唱雷锋在全国产生了数以百计的歌曲，最出名的是《学习雷锋好榜样》（1963年，洪源词，生茂曲）和《唱支山歌给党听》（1963年）。正像《乌苏里船歌》唱红了东北人郭颂，《赞歌》唱红了满族人胡松华，《唱支山歌给党听》则唱红了藏族女歌手才旦卓玛。
《唱支山歌给党听》并不是一首西藏歌曲，而是歌词来源于《雷锋日记》、曲作来源于作曲家朱践耳的创作歌曲。朱践耳后来倾尽毕生精力写出10部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成为中国学院音乐中分量最重的煌煌大乐，但他最广为大众所知的，却是这么首小歌曲。才旦卓玛尖锐入云的高原嗓子，最能代表她这个特色的不是藏族民歌，而是这首完完全全的汉语创作。雷锋8岁就成了孤儿，他对小时候苦难生活的回忆，在才旦卓玛的演唱中无形地变成了西藏农奴对农奴制的控诉，这都属于历史说不清、道不明的稀奇造化。
堪与这首歌媲美的农奴翻身歌曲还有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1961年，李堃词，阎飞曲）。其惊人的歌曲感染力，跨越了时代，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直击人心。“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那种按捺不住、不得不迸发的激情，现在听来依然无比真实。
正像才旦卓玛的演唱所表现的，一种带地方口音的汉语发音，普遍地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民歌中。它的这种发音，似乎带来一种真实感，一种特属于某个地域的生活原色。咬着舌头的普通话，产生了两部歌剧巨作，《洪湖赤卫队》（1961年）和《刘三姐》（1960年），它们都拍成了电影。
《洪湖赤卫队》（集体词曲）是湖北人的歌剧，表现出湖北人泼辣、热火的性格。其中特别脍炙人口的段落，除了《洪湖水，浪打浪》这支主题歌，再往下数，就要数到韩英在狱中对母亲倾诉的衷曲（《盼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同《唱支山歌给党听》类似，它把党的恩情与母亲的恩情相比附，既赞美了党亲的无限之高，也表达出了对母爱的深情。这样的流行不是偶然的，正像影片主题歌的流行也不是偶然的，与《乌苏里船歌》、《赞歌》、《翻身农奴把歌唱》相类似，《洪湖水，浪打浪》表现了对家乡的热爱，吟诵了家乡无比美好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30年后，1990年代的商业大潮中，它们又各个成为当地的旅游资源，成为宣传当地旅游价值的品牌广告歌。
显然，早一年诞生的《刘三姐》（乔羽词，雷振邦曲）比《洪湖赤卫队》更过瘾。歌剧取材于广西民间传说。主人公刘三姐是一位美丽聪慧的壮族姑娘，擅长用山歌猜谜、斗嘴、达意传情，用当时的正经话说，这是赞美劳动、赞美人民、揭露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词作家乔羽通过对广西民歌的搜集和整理，作出了这部歌剧电影中全部的歌词。
“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刀切莲藕丝不断，斧砍江水水不移”。《刘三姐》的受欢迎程度是空前的，当时，所有的女性都喜欢刘三姐的唱段；所有的情侣都喜欢刘三姐与阿牛的对唱，喜欢“世上哪有树缠藤”的比喻；而一些调皮后生则喜欢在生活中扮演反派，唱出那些酸秀才贼眉鼠眼的黑段子，那确实也非常的好玩儿、有味儿。《刘三姐》通篇有一种幽默和诙谐，充满诗情画意的抒情中包含着一种智力的比赛，这在那个年代着实独特，充满了民间艺术的鲜活生动色彩。
其政治功能当然也毫不含糊。1961年，人民日报报道说，在刘三姐的家乡，人们以“歌圩”的方式打擂比武，及时宣传党的政策，传播生产经验。其中有山歌唱道：
壮族人民山歌多，每人都有好几箩，山歌带到田里去，万担粮食万担歌。
《五朵金花》和《刘三姐》都出生在“大跃进”年代，那时候不光炼钢要大跃进，粮食要大跃进，歌曲也要大跃进。有统计说，当时全国各地搞赛歌会，一年下来群众创作的歌曲有好几万首。如今，几万首歌真是连个影子都没有，那些政治口号、形势图解连个影子都没有，但《五朵金花》、《刘三姐》留了下来。这其中的道理，有谁认真想过吗？
《刘三姐》的作曲者——或者更准确的说，曲作改编者——是雷振邦，他是当时最著名的电影音乐家。
翻开雷振邦（）的作品目录，结果一定会令你震撼：他的作品涉及白族、壮族、彝族、拉祜族、塔吉克族、朝鲜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风格；他本人是满族，出身于优越、富裕的家庭，完全是靠着自我改造，完成了这一切。
雷振邦是音乐科班出身，作曲技法是在日本的高等音乐学校学的，早年搞交响乐，解放后才开始从事电影配乐工作。
雷振邦有记流水日记的习惯，一本一本记录着他每天在做的事，其中绝大部分内容，记录的都是他在采风、整理、构思、谱曲。他喜欢到民间采风，足迹遍布20多个省、市、自治区，有与十几个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经验。50年代多民族题材电影，对雷振邦来说，为这些电影谱曲，首要的工作就是“深入生活”，搜集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只有在大量占有当地民族民间音乐资料的情况下，你才有可能提炼出它们里头的精华成分来，加上自己对剧本和主题的理解，才有可能创作出符合当前人们审美习惯同时又具有传统美感的具有生命力的音乐作品来。”3
雷振邦到乡下采风，决非蜻蜓点水，而是一住数月甚至大半年。为了搜集云南民歌，他曾十下云南，六进西双版纳。为了搜集景颇族民歌，他曾每次步行70余公里，四上景颇山。为了创作《刘三姐》，雷振邦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几乎跑遍了广西，搜集来1000多首民歌，这些歌光谱子摞起来就有一尺多高。1997年雷振邦去世，女儿雷蕾发现，父亲留下满满一书柜音乐资料，每一个省、每一个民族的民歌民乐，都能从中找到。
除了《刘三姐》，雷振邦的代表作品还有：《芦笙恋歌》（1957年）、《五朵金花》（1959年）、《达吉和他的父亲》（1961年）、《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景颇姑娘》（1965年）。70年代中，一位知青这样回忆：在闽西大山插队的寂寞长夜里，油灯如豆，雷振邦的歌是小知青开口可得的慰藉……唱不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唱不完“蝴蝶泉边好风光”，唱不完“阿哥阿妹情谊长”……旋律如季风如晨风如晚风，优美地拂过白墙绿草，摇曳着火树银花，然后沐浴着我们微微发烫的面颊。4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为给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谱曲，雷振邦跑了喀喇昆仓山上的许多个哨所。但有几个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大、路况差而没去成。许多人劝他不要去，太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要去。
在向导带领下，雷振邦冒雪出发了。走了近一天，刚来到一个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便发生了雪崩，这一幕令在场的人都惊出了冷汗。
在这个哨所里，他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口中，听来一个故事：
在丝绸之路畅行的年代，有一位年轻俊美的塔吉克青年，加入了骆驼队，成为一名脚夫。从古都长安到欧洲罗马，漫长旅途绵延7000多公里。自从这个青年加入旅队后，丝绸之路便时常回荡着歌声。人们常常看到，一个面色苍白的塔吉克青年，骑在骆驼背上，一边弹拨着热瓦普，一边唱着动听的歌。
阿富汗喀布尔城有位公主，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他的歌声迷住了她，但却遭到国王的反对，两人被强行分开。塔吉克青年只能沿着丝绸之路继续漂游……终于，某一次歌唱之后，心力交瘁的青年倒毙在沙丘上。他的遗体被脚夫们埋葬。第二年，驼队再从这里经过，朋友们想祭奠一番，可沙丘已被大风吹走……青年再也没能回到故乡，但他的歌却传下来，成为塔吉克民族的瑰宝。这歌就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这是首带有舞曲风格的歌曲，雷振邦放慢了速度，并根据歌词句式的需要，作了旋律上的变化，成为今天这首充满决绝、热烈甚至有点惨烈色彩的爱情绝唱。“红得好像燃烧的火”，“它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还有谁，还有什么样的时代，能在情歌中写出这样的词汇？
完全是在《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雷振邦改词编曲）的激情冲动下，雷振邦写下电影中另一首插曲《怀念战友》。影片中，边防战士在暴风雪中被冻成了冰柱，但依然紧握钢枪守卫在国境线上，杨排长大喊：“向天空发射三颗红色信号弹，让它们照亮祖国的山河！”多少人在这一情节中泪流满面。那是一个时代的神圣情感，真挚无比。
《怀念战友》（雷振邦词曲）超越了政治，跨越了时代，动容了几代人。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当我离开他的时候，
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
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
当我和她分别后，
好像那都它尔闲挂在墙上。
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
琴师回来都它尔还会再响，
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
好像那雪崩飞滚万丈！
啊，亲爱的战友，
我再不能见到你雄伟的身影，和蔼的脸庞；
啊，亲爱的战友，
你也再不能听我弹琴，听我歌唱。
这首歌的效果真像是雪崩。它的音符高飞低回，跨度、动态极大。有一名听众这样形容听这首歌的感受：
每次我听到“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永字一出口，突然提高八度，声音如石破天惊，如气贯长虹，我总是有揪心的感觉，心突然一紧的那种感觉；随后又突然释放，或像被突然拉到一个悬崖边，感受天山雪崩，感受在一种天地之间生离死别相隔两重世界之间的回望……5
雷振邦的作品优美抒情，轻柔婉转，但更见品格的是，它的柔婉中有壮美，优美中有英雄气概。他走了一条跋涉在民歌中的精英创作之路。无独有偶，同一时代还有一个人物，与之走了差不多相同的路，这个人就是刘炽。
雷振邦曾说，民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而要有艺术的提炼和加工。在这一点上，刘炽比雷振邦做得更为超越。
刘炽说：“民间音乐，已经长成了我身上的肉。”
刘炽（）的代表作有歌曲《翻身道情》（1942年，贺敬之改词，刘炽编曲）、《新疆好》（1951年，马寒冰词）、《让我们荡起双桨》（1955年，乔羽词）、《我的祖国》（1956年，乔羽词）、《英雄赞歌》（1964年，公木词）；大合唱《祖国颂》（1957年，乔羽词）；歌剧《阿诗玛》（1962年，李坚、郦子柏词）。毫不夸张地说，六、七十年代，我们每个人几乎每一天都生活在刘炽的音乐中——第三、第六套广播体操的音乐，管弦乐《哀乐》，都是他写的。
刘炽出生于1921年。9岁时，身为银行职员的父亲失业，三代人生活艰难。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刘炽到西安三仙庙打扫佛堂，以此混口饭吃。
刘炽上小学时，就显露出对音乐的敏感。他的数学常常不及格，音乐却总是满分——就像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只得15分，国文和英文却是满分一样。30年代西安有十七八家古乐社，乃隋唐燕乐流传下来的支系。三仙庙古乐社，是其中的佼佼者。刘炽跟这个班子学唐代古乐，师从古乐界德高望重的富振中先生学习箫、云锣、全部打击乐器和佛曲领唱；又拜师笛子权威王六爷学了吹笛，还常钻戏园子去听秦腔、京剧、蒲剧、汉剧，这使刘炽成为古乐队中的“全才”。
刘炽做过铸字车间的童工，当过报童，15岁参加了红军。他原名叫作刘德荫，一位东北军的军官说：“这娃像颗小火苗，一张能唱歌的嘴，两撇又粗又重的眉毛，活像个炽热的炽字组成的人，叫啥刘德荫么就叫刘炽吧！”刘德荫就这样成了刘炽。
有一次，毛泽东作哲学报告，湖南口音太重，刘炽听得懵懂，在台下打瞌睡，还发出了呼噜声，毛泽东也不介意，说：“他还是个娃娃嘛。”
刘炽这个在文艺上极为活跃的红小鬼，引起了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的注意。在《续西行漫记》中，海伦这么描述刘炽——
他是一个少年天才，剧团里一个受人欢迎的演员。他模仿什么像什么，有一大张小调和小贩叫卖的节目单，那些都是他小时候零星学来的。他演出一节很好的拳术。他在剧院里唱得太多了，他的声音几乎被毁坏，医生们有一个长时期禁止他歌唱来恢复它。他机敏的才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时常使我惊异的地方。
刘炽已有主角倾向，譬如他不穿规定制服，戴一顶有红星的黑绒便帽……
18岁那年，刘炽考入了延安“鲁艺”。他后来回忆当时被录取到音乐系的情景：
我那时考可不像现在。记得我到冼星海老师的窑洞时，只有他一人坐在那里。我站在他前面，他让我唱歌。我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又让我唱了首《救国军歌》，让我谈谈对这两首歌的理解。就这么简单，我被录取了。
冼星海要求学员们每周交一首习作，刘炽的第一篇习作是刘御作词的《陕北情歌》，冼星海在作业本上批：好。第二篇交的是儿童歌曲《叮叮当》，冼星海批：很好。第三篇刘炽交了一首混声二部合唱《打场歌》，冼星海为这孩子的灵气激动了，兴奋地在曲谱旁批道：“非常好，我希望它能在全国传唱！”
冼星海这样教导他：小刘，搞作曲，要以民族音乐为创作主体，但还要向欧洲的歌剧、交响乐学习，要兼收并蓄，还要从文学与其他艺术中吸取养料……于是，刘炽开始接触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开始读《安娜·卡列尼娜》、《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文学名著……
他持续地到民间采风，凭着他独特的记谱方式，刘炽深藏起陕北、蒙古、新疆和他家乡的许多小调，这些素材犹如条条溪流汇入他心中的大海。刘炽一直认为：民族民间音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从“鲁艺”开始，他的衣袋里就装着一本用粗马兰纸装订的搜集民歌的小本本，朝夕不离。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5月，冼星海离开延安赴苏联，刘炽恋恋不舍，一直把恩师送到车上，他捧上一本《联共（布）党史》请恩师题字，冼星海落笔疾书——“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我们中华民族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
刘炽的歌一听就是中国民歌，但与一般的地方小调不同，他的歌非常大气，有一种中国气派。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想让人民喜爱你的歌吗，那就决定于你是否热爱人民喜爱的歌。”
他脍炙人口的《我的祖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面对《我的祖国》歌词，他找来了解放以来群众最喜欢的几十首歌曲，再精中选精挑出十首：《二月里来》、《纺棉花》、《草原情歌》、《五哥放羊》、《康定情歌》、《小河淌水》、《对面山上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小放牛》、《卢沟问答》。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一星期，除了吃饭、睡觉、散步，只一遍一遍反复唱这十首歌。唱累了用笛子吹，吹累了又唱，从中揣摸、体会这些歌曲的奥秘，分析它们的旋律、情趣、节奏特点，语言性与音乐性的统一，曲式的结构逻辑，调式调性的规律……在痴迷中，他似乎抓到了点什么——根据《小放牛》改写的《卢沟问答》的头两句，被他捕捉到了。
刘炽把这头两句略加改动，成为新歌的动机种子。随后一气呵成写下前五句，起、承、转、合非常顺畅。志愿军战士在异国的战场上痴情回望祖国的形象——“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优美如画的江山、迎风的稻浪、插秧褥草的亲人……一一掠过，在深情开阔的旋律中凝固成流动的浮雕。
写出《我的祖国》后，刘炽很长时间不敢碰志愿军题材的创作。王震之导演《三八线》来找他，刘炽掂掂作品，拒绝了。他对王震之说：“都是抗美援朝题材作品，我写《上甘岭》已是筋疲力尽了。”
在另一个场合，面对导演的厚望和约稿，刘炽说了一句有趣的话：“世界上神枪手有两种，一种是指哪儿打哪儿，第二种是打哪儿指哪儿，我的作曲属于第二种。”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长影拍摄重点片《英雄儿女》，又磨刘炽谱曲，刘炽提出请摘帽右派公木搭档写词。
《英雄赞歌》只用了一下午就写出来了，源于公木数年前的一首旧诗。开头的场面宏大、磅礴，刘炽拿着歌词，开始寻找动机。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刘炽在内蒙古曾有一次难忘的采风经历。当时住在鄂尔多斯草原一位叫王月丰的民间歌手家里，每天晚上都像开音乐会，喝一晚上酒唱一晚上歌。刘炽记忆力极好，记谱快，每晚不停地记。内蒙古草原到处是歌，记谱最多时一晚上记了70多首。
19岁时装的这一肚子蒙古民歌，成为刘炽歌曲创作中取之不竭的素材宝库。刘炽有一次坦呈他的作曲秘密，说：“后来我的很多作品都用了‘大跳’，就是跨度比较大，至少一个八度以上，特别有效果，这就是从蒙古民歌中学来的。”
这次采风来的歌曲中，有一首叫《巴特尔陶陶呼》的民歌，来自阿姐花。阿姐花是乌审旗方圆百里有名的歌手，在三弦、四胡、大正琴伴奏下，她把这首歌颂本民族英雄的歌唱得十分宏阔，让刘炽神往。
以《巴特尔陶陶呼》为动机，刘炽谱就了第一段歌词。接下来该重唱第二段了。但刘炽觉得言未尽，兴正浓，若马上反复则有半途而废的感觉。情之所至，刘炽顾不上找公木，自己续上一段副歌歌词：“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这里用强烈对比的手法，把英雄气概用浪漫主义手法柔了那么一下子，却推向了更高的感情高峰。公木后来听到这一段说：“续得精彩，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贝多芬说：“当我作曲时，总是在心里描绘一幅图画，顺着那个轮廓前行。”刘炽也有以画面导引作曲的倾向，但他同时觉得，不但有一幅画，还有一条感情的曲线，循着这条曲线情感不断向巅峰冲锋，直到心灵得到满足。作者如斯，唱者亦如斯。歌唱家每每唱到《英雄赞歌》的副歌，也觉得淋漓尽致，声情像火山喷发。这首歌诞生之后的40多年中，许多女高音都把它视为最能体现自己艺术水平的独唱曲目，一再地在舞台上献唱。
身为作曲家，刘炽把为祖国讴歌当成崇高使命。他确立座右铭般地写道：“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中华民族，是我一生永久的主题。”为了了一个心结般，1957年，他写了《祖国颂》，一部献给祖国的交响大合唱。
《祖国颂》大胆采用了黄土高原上人人都会吼几嗓的地方戏秦腔作为素材，使用了民族音乐的调式转变，并以西方交响乐的思维予以构架，这使得这首歌丰饶、多情而宏大，有一股冲天而起的民族的豪情。
周恩来说：“《祖国颂》是首好歌，它有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胡耀邦这样评价它：“气势磅礴，优美深情，民族风格浓郁。”刘炽自己说：《祖国颂》是在国歌和军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是用“生命和革命写出来的”。
刘炽去世后，他的“黄金组合”、词作家“乔老爷”——乔羽曾说：如果说奥地利的旋律大师是约翰·施特劳斯的话，那么中国的旋律大师就是刘炽。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指挥家杨鸿年先生则这样评价刘炽：
目前对刘炽作品的评价是远远不够的。我指挥过很多次刘炽的作品，每次听到《一条大河》、《祖国颂》等歌曲，我激动得汗毛都会竖起来，经常还会哭出来，音乐的灵魂深深震撼了我。刘炽的作品是“小作品，见真情；大作品，爱国心。”我认为刘炽是中国的“旋律之王”，他的每一个音符都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是雕刻出来的，是民族音乐文化的精粹。刘炽作品的创造性表现在：1、作品强调灵魂的内在联系，具有地地道道的中国味；2、大量运用民族调式。3、口语化的旋律，最易上口；4、善于运用小7度上下跳进的手法，旋律独特、舒展。1997年，我率团赴美演出，应当地华人强烈要求，我们演唱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华人当场就哭了，歌唱了一遍又一遍，有华人的地方，就能听到这首伴随几代人成长的歌。6
生活中的刘炽，最难能可贵的个人品格之一，是任情率性，胸无城府，好恶昭然。因此，有友人称他为“玻璃人”。为此刘炽吃了很多苦头。在文革中，有一年刘炽不得不准备了一张纸条，打算托学生转给周恩来，上面写：“总理：我很危险，请来救我。刘炽。”
刘炽是一个永远和装模作样、虚与委蛇无缘的性情中人，所以他的歌曲里，有这么多的情，好像永远也化不开、唱不尽。&
历史在翻云覆雨中变着戏法。时代被涂抹上各种颜色，不断变换。由于时代的快速更迭，刘炽和雷振邦，都没有来得及听到历史的公正评价。今天，这个评价依然迟迟未来。但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了不起的两位歌曲巨匠，很可能，放在1949年以来整个60年来看，这最了不起的名声，他们依然当得起。
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庐山会议，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中印边界冲突，中苏关系破裂……回顾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满眼是政治的风云激荡，这样的时代下，歌曲艺术就是政治挂帅。
高度政治的年代里有没有世俗的生活，有没有真挚的感情？如果生活里没有歌声，人们会怎样？如果生存中没有真挚的情感，人还能不能活？我们庆幸的是，那个年代的歌曲里，有刘炽和雷振邦。后来，刘炽和雷振邦成了牛鬼蛇神，被打倒，被打入了禁宫，一位知青在手抄本上抄满了他们的歌，扉页上题了一句土诗———“生活是海洋，音乐是浪花”。
刘炽和雷振邦，创造了一种经过专业音乐经典转化的民歌艺术，它的成就，在民歌、歌曲、流行音乐极大发展的今天看来，依然是难以超越的巍巍丰碑。他们从小就接触民间音乐，热爱着民间音乐，最后走通了民间音乐，他们的世界圆满、博大、慑人。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他们的歌曲内部，毫无疑问地流淌着时代生活，流淌着极左年代里人民大众的情感暗流。《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有一句词：“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刘炽和雷振邦的作品，也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在为政治服务的主题下，刘炽和雷振邦的歌，有着那么浓烈的、生活最本真的友情、亲情、爱情、家乡情、爱国情。
刘炽和雷振邦作品，和这个时代深受群众喜爱的其他歌曲，在其后更左的十年，统统被打成了毒草，原因是它们不够革命，“充斥着资产阶级的腐朽情感”。写《九九艳阳天》的高如星，被安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他的这首歌变成了“靡靡之音”。他拒不认罪，被严刑逼供，肋骨被打断插进肺里。不久，肺部感染化浓，创伤部位发生癌变。这时，高如星被允许去医院看病，但是必须戴着手铐。他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大声说：“我不去，我宁愿死。”高如星临终前三天，他让妻子王云霞搀扶着去了附近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一张夫妻合影。临去时他说:“云霞，帮我穿上军装，钉上帽徽、领章，将来让咱们的孩子看看，他的父亲不是坏人，是一位曾经南征北战、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弥留之际，他让妻子给他唱歌，妻子哽咽着唱不下去。刚从家乡来照顾他的小侄女，眼泪汪汪地说:“叔叔，我给你唱。”她看见叔叔的头微微动了一下，叔叔自己唱起来，唱的是：“九九那个艳阳天啦哎嗨哟，十八岁的哥哥来到小河边……”42岁的高如星，就这样轻声哼着他那优美的歌曲，惨然飘逝。
与大陆这个时代差不多同时，蒋介石在台湾实施着高压统治。实行政治镇压的同时，还实行了叫作“民族精神教育”的精神统治。官方艺术为政治服务，像没有孔隙的钢板。
一种以闽南语为歌词语言的台湾小调，却暗地流行。这个时代，出现了一批台湾的民歌大家：杨三郎、郭金发、吴晋淮、洪一峰……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仿宋_GB年，吴晋淮谱曲并演唱的《暗淡的月》，成了一首广受欢迎的流行歌，一个男人用低回而又凄厉的声音唱着失恋的苦调，像射向海誓山盟的炮弹：
无论你怎样妖艳美丽
我已经不再对你痴迷
你的形影 你的一切
总是引起我心内的怨嗟
不管春风怎样吹
也是吹袂失
我满腹的恨火
啊……今夜又是出了暗淡的月
无论你怎样情意对待
我已经看破你的心内
你的虚情 你的假爱
总是枉费我纯情的目屎
不管命运怎安排
已经抹袂消
我暝暝的悲哀
啊……今日又是 浸在苦恼的海&
同《暗淡的月》类似，这个时期的台湾民歌，都是些苦涩的、苦闷的情歌，或者是同样苦涩的、苦闷的思乡曲。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的闽南语歌手杨三郎，所写的歌名尽是《望你早归》、《秋风夜雨》、《孤恋花》、《港都夜雨》、《思念故乡》、《黄昏故乡》、《春风歌声》、《劝浪子》这样的名字……因此有评论者以“风雨中的低吟”评价他的一生。杨三郎自组“黑猫歌舞团”，从1952年活跃到1965年，他的苦调生命力特别强大，一直传到今天。
杨三郎最著名的代表作，首推《港都夜雨》，最后一段这样唱：
海风冷冷吹痛胸前 漂浪的旅行
为着女性费了半生 海面做家庭
我的心情为你牺牲 你那袂分明
啊……茫茫前程 港都夜雨那袂停
闽南语民歌，就这样以与时世、政治都完全无关的姿态，唱着风雨飘摇中的台湾，唱着民间的苦闷心情，悠悠度过。1994年，齐秦翻唱了这一时代的名作，文案中有一句话：作词人并不是刻意为这一时代而写词，只是从生活的真实情事摘取素材，却也能反映时代的情感。
闽南语的创作，是那个时代的暗流。民间的民歌创作，一直埋伏在政治的下面，是一种传统源远流长。1970年代后，这种地下的、民间的、由政治冷淡转向政治反对派的民歌传统，被少数民族歌手胡德夫等继承光大，而民歌复兴的新浪潮，也在2007年前后再次形成，这时，有一大批少数民族的新生代在大举复兴祖先传统，力图重建起民族的文化生活，表达对政府民族政策、对城市文明、对主流文化压迫的怒火。
胡德夫唱了30年歌，却直到2005年才出了第一张唱片，他的歌曲，一直是活在他的活动里，活在他为少数民族争取权益的运动中。与刘炽、雷振邦近似，他的歌曲也表现为（台湾山地）民歌与西方古典艺术歌曲的结合。它的歌词很平常，只是抒情，不表现思想。即使是表现对时事尖锐的批判，也依然是如此。就是这样的歌曲，被钢琴家胡德夫歌唱家胡德夫牛一样的胡德夫以非凡的力量和卓越的艺术水平张扬到了极致。胡德夫的演唱可称为“雷霆之声”，用力敲钟，大声说话，具有惊人的大音量、雷霆般的威严、真理在握般的正气、人中之杰的强大魂魄，是一种英雄与赤子之声，他的歌声就像太平洋的波涛、大武山的峰谷、美丽稻穗上太阳沉甸甸的灌浆。
在台湾这一群少数民族艺人身上，顽强保留原住民的原生态、原文化、原住地、原山林的期许，已经成为一种历史使命，是社会的而非仅仅只包含音乐怡情功能的使命。关于民歌，海峡两岸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对照：在革命文艺、大众文艺的压力下，大陆的各民族民歌借着红色的、政治化的歌词填充、展开，那音乐传统本身，无视于歌词为何，虽经变形，却被极大地张扬了、流传了，传遍了华人世界；而台湾的地方民歌，在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迫下，很多年来被严重地边缘化，有时候，甚至接近了被遗忘的边缘。
1、本篇资料来源：熊坤静《张加毅与〈草原之夜〉》,《党史博览》2007年第9期。陈志明《怀念雷振邦老师》。魏风《高如星：一颗耀眼的流星》，《纵横》2004年第5期。袁成亮《电影〈五朵金花〉诞生记》，《党史文汇》2006年 第3期。《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郭颂老师与中央电视台著作权纠纷案民事判决书》，（2003）高民终字第246号。葛忠兴《赫哲族民间艺术濒临失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影像志《丑年记忆》，《读库》0901，主编张立宪，新星出版社。吕金藻《浓郁的民族风格
鲜明的地方特色——谈雷振邦同志的电影音乐创作》，《人民音乐》1983年第3期。杨宣华《雷振邦：只有山歌敬亲人》，《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茫茫《雷振邦和三部音乐经典影片》，《档案春秋》2009年第4期。炜评《怀念刘炽》，2009年3月14日，西部音乐网。徐光荣《永恒的魔力——记著名作曲家刘炽》，写于1990年9月，网上发布。刘云云《刘炽：我的父亲祖国的歌》，北京日报，2008年10月24日。巴义尔《震撼心魂的歌从哪里来？——著名作曲家刘炽访谈》，《民族团结》1997年第11期。李皖《同一战壕里的先锋、小可爱与新民歌》，《读书》2008年第2期。
2、24岁的说法，源于魏风。另据资料，高如星生于1929，卒于1971，《九九艳阳天》写于1956年，依此推算，高如星此时实为27岁。
3、语出雷振邦，见丛宏志《在雷振邦家过年》，2006年，。
4、，光明日报1998年1月7日。
5、冬歌《名曲欣赏：让冬歌感动至今的雷振邦〈怀念战友〉》，冬歌博客。
6、<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16.0font-family:
仿宋_GB年日，，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刘炽先生的亲友以及其他新闻媒体的同仁与会杨鸿年先生在会上说了这段话。
六十年三地歌之3：红太阳（）
《东方红》（集体词，陕北民歌原曲）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始自“文革”之前的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此开了头。“文革”开始后，《东方红》的地位越来越特殊。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集会上，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上，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游行中，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一种象征。
每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东方红》开始，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 1966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34所中学的学生，一度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被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劝停。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上播放的乐曲，是《东方红》。
那是一个红色海洋的时代，那是一个个人崇拜的时代。
没有人统计过，在1966至1976年中国大陆公开演唱的歌曲中，在歌词中找不到“毛主席”或“毛泽东”这仨字儿的会有多少？很可能，不会超过1%。
歌颂毛主席的红太阳颂歌，是那个年代数量最大、流行面最广的歌曲。当时，全国人民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连住在广州宾馆的日本外宾也不能例外，宾馆的老员工不时看到日本外宾在吃饭前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大喊：“翻身不忘共产党！”有时他们啃着鸡腿也照样高喊：“毛主席万岁！”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颂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李郁文词，王双印曲）。许多人以为这首歌是“文革”的产物。这是一个误会。《大海航行靠舵手》创作于1964年，产生于举国上下“学毛著”的热潮中，原名《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1964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滨访问，迎宾文艺晚会上，王双印唱了这首歌。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把王双印叫进贵宾室，说“这首歌写得好，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他还就个别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议。1965年初，《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
那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浩劫，绝非由个别邪恶人物的品质所决定，而有其更为深层的社会根源。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先是在全党蔓延，后成为一种政治空气。在“文革”前期许多次群众集会上，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亲自挥臂，指挥群众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颂歌。原本是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战歌，由劫夫谱曲，后改了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社团歌曲，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六八和六九年，大跳“忠字舞”的热潮中，此歌是各地编舞的主要伴奏歌曲。但1971年秋林彪事件爆发后，曲作者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他作曲的这首歌也戛然而止。
流行极广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付林词，王锡仁曲）写于毛泽东逝世后，是一首音域宽广、境界宏大的合唱作品，在1976年一大批怀念伟人的歌曲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此时，已经是歌坛领袖颂歌风的尾声。
红卫兵歌曲，是另一个“文革”产物，按当时的政治术语，可称为“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红卫兵歌曲最初产生于清华大学附中，主旨是打翻旧世界，其宣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一句话，敢造反”。因此，这类歌曲充满了杀气，多采用大调式，它的特点用四个字可概括，即“高、快、硬、响”。
较早出现、也是最为知名的红卫兵歌曲，当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严恒所作《革命造反歌》，共三段：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段词唱完后要高喊一声：“杀！杀！杀——嘿！”
从1966年底到1968年红卫兵运动鼎盛时期，许多红卫兵组织都创作了自己这一派的“战歌”和歌颂自己造反纪念日的颂歌。歌词中满目都是“保卫毛主席”，“冲冲冲”、“杀杀杀”、“造反造反造反”、“开炮开炮开炮”等词汇，歌曲则一律为大合唱、进行曲、高快硬响、刀枪齐举。但历史的无情之处在于，这些歌没隔几个月即被遗忘。许多年后，当那场浩劫终于过去，许多人会记起颂歌的旋律、语录歌的旋律、样板戏的旋律，甚至，有些歌再唱起来依然会让人动情，但是没有人会忆念起这些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歌曲。
&“文化大革命”流行歌曲中最为荒唐的一首，大概要算专供“牛鬼蛇神”们唱的《嚎歌》。
1966年，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和作曲家周巍峙被一同关在一个大庙里，不知从哪里送来一首歌词，要周巍峙谱曲，并由他教唱，歌词为两段：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于是，这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曲作者，谱出了这首古怪的嚎歌，节拍为2/4拍，演唱风格为“哭丧地”。
剧作家曹禺回忆，他上小学的小女儿小欢子唱《嚎歌》唱着玩的事：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她觉得很有趣，孩子们都觉得很有趣，“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我有罪……”小欢子高兴地反复唱。小欢子的姐姐不让她唱，妈妈却说，让她唱吧，她不懂。
后来曹禺被关进“牛棚”，被责令唱这首歌。曹禺写道：“我之所以会唱，还是受小欢子唱的时候熏陶的结果。”
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有一篇回忆，讲她和末代皇帝一起唱“嚎歌”的情景。她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所在的“劳改队”有一天命令全体劳改分子学唱《认罪嚎歌》。学唱中，溥仪和新凤霞两个怎么也唱不好，被罚出列练唱。“这一出来两个人唱更糟了。我个子低，皇帝个子高，可我声音高，皇帝声音低，这一高一低更不是味了……”最后是连看管人员受不了了，不让他们再唱下去，说：“这可真是鬼哭狼嚎了！”
1967年，音乐家马思聪逃去美国，他所列举的离开中国的原因，其中就包括被强迫唱《嚎歌》这令人发指的精神凌辱。
李慎之在《只有一个顾准》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历来的所谓‘国耻’，其实不过是各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国难’，‘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正的‘国耻’。”
&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它几乎掀翻了所有的音乐家，终止了一切创作。除了写颂歌、为毛主席诗词语录谱曲，当时还有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最高指示”一来，创作班子连夜谱曲，宣传队日夜赶排，宣传“最高指示”。
今天的人决不会想到，以下这样的句子会是一首首歌名：《必须把粮食棉花布匹抓紧》、《不可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坚决贯彻三相信三依靠》、《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目前正是春耕时节》、《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而谱成歌曲的歌词则是这样的句子：“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语录歌里最短的歌词是“要斗私批修”，虽然只有短短5个字，却唱了3分钟，将有限的旋律结合得错落有致。最长的语录歌，歌词长得已不能用字数来计算，有个叫“毛泽东思想光辉照万代”的文艺晚会，把毛主席“老三篇”硬生生谱曲成大联唱，唱了整整一个晚会！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朗诵”过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将近1000字的文章唱完！
语录歌的创作中还出现了两个奇闻。第一个奇闻是，历史剧中也插入了“毛主席语录歌”。歌颂义和团运动的大型歌舞剧《红灯照》，插入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第二个奇闻是，竟出现了一首是由老外谱曲的语录歌。当时为了“反帝反修”，中国四面树敌，最后只剩下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唯一的“战友”。阿尔巴尼亚作曲家从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发给该国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谱曲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歌词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之间的牢固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因其曲调的外国风味，这首歌很受群众欢迎。
劫夫是语录歌的发明者，也是语录歌最大的作曲家。与其他语录歌的生硬拗口不同，劫夫的语录歌，往往能把毛泽东的那种无韵律、无规则的政论文谱得琅琅上口，旋律流畅，非常贴切。当时全国的歌曲创作者，无不佩服劫夫的这一手功夫。
论者鲁煌说，劫夫有“非凡的处理歌词的才能。无论多么拗口、参差不齐或冗长的歌词，在他笔下都能处理得流畅通顺，易于上口”。
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曲作者，战争年代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员，有人统计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的作品，发现八年间发生的重要事情，出现的重要人物，无一不在他的歌曲中。解放后，这个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的人，当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创作习惯依然——哪里发生了大事，他就奔向哪里。“鞍钢”、“大庆”，农村、机关、部队、学校，处处是他的身影。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地震，余震还没有解除，阵区已经传出劫夫为抗震斗争写出的歌曲。
劫夫有一个创作秘密：非常注意词的语气，注意想象说话者讲话的神态。生活中，他喜欢从人的谈话中寻找灵感。常常，在与人谈话不久，一首新的作品就诞生了。
劫夫的歌曲还有一个特点，民族风味。东三省、四川、河北、山西、陕西、广东、湖北、湖南、云南，以及满、回、蒙、朝、鄂伦春、哈萨克等民族的语言语音、戏曲、说唱音乐、民歌，都融合在他的创作里，形成了他的旋律风格。
劫夫说，我们要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但不能躺在它身上，而应该像蚕，吃的是桑叶，吐出来的是丝，不能吃什么吐什么。
出于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歌最初是不署名的，后来开始署曲作者名，但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只能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名成家”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批倒批臭，所以歌曲创作基本上不署个人名字，全变成了“集体作者”。但劫夫却是个例外，一直署名，因为他是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1971年秋，林彪集团覆灭，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落而为“反革命”，他创作的歌也被禁唱。1976年，劫夫在狱中自杀。
研究者何蜀说：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而劫夫，提供了一个奇特的案例。他工作过的学校，沈阳音乐学院，至今仍有教师认为，劫夫处理歌词的能力“不但国内很少有人与之相比，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上，也足可与擅长在音乐中处理语言的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天才相媲美”。
音乐评论家田青1998年发表诗歌《致劫夫》，表达了对这个荒诞年代里这位音乐大师的复杂感受：
一想起你，
总有那么一点悲凉。
你活得太累，
死又死得凄惶。
你才华横溢，
出口成章。
你一肚子都是旋律，
又多又好又便当。
你连人民日报社论都能谱曲，
真能气死贝多芬，
难倒肖邦。
你发明了语录歌
——六十年代的“圣咏”，
八亿人民唱。
只可惜那些好旋律，
都被一风吹个光。
假如你多写些“哥哥妹妹”，
不也能将浮名，付与那浅斟低唱！？
文革十年，因人废歌、因政治废歌者比比皆是。政治风向、政治派系的复杂多变，导致一首首歌曲，不断地被禁唱；即使是颂歌，即使是语录歌，也未可幸免。十年之中一直不倒的，是样板戏。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并称为八个“革命艺术样板”。
八个样板戏完全按照高大全的公式化、概念化方式创作。主人公统统男鳏女寡，李玉和只有娘和女，杨子荣光棍队里当大哥，阿庆嫂的丈夫去“跑单帮”，李铁梅太小未出嫁……
由于没有其他的文艺作品可供欣赏，八个样板戏成为文革期间人民群众仅有的一点精神食粮。音乐形式本身就具有超越政治概念的可能性，因此，这些样板戏以其专业的唱腔和艺术表演，在那个时期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提供了有限的审美空间。
这是1973年的一件真实故事。电影院里上映的仍然只有《海港》、《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党代表洪常青英勇就义的一幕，让在农村蹲点的青年干部王兵感慨不已。他萌生了拍“英雄就义像”的想法，并得到同事们的响应。大家分头找来血衣、锁链、假胡子等道具、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开始拍照。
拍照的那天是个阴天，四野无人，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狗叫，平添几分悲壮的气氛。
后来，王兵在文章中写道：“或许我们的举动在今天看起来显得很幼稚。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不会再有如此举动，也很难体会英雄主义给几代人带来的心灵震撼了。”
八大样板戏中，作为歌唱艺术，最流行的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这三部“现代革命京剧”。在中国戏曲史上，这是京剧艺术的最后一次辉煌，更是一次广泛的传播，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革命参与了对京剧的改造，使表演唱的人物动作夸张、生硬、滑稽、如同机械；精英艺术参与了对京剧的改造，使这几个剧目达到了精雕细刻的程度。像《沙家浜》（汪曾祺等词）里二男一女的对唱（《智斗》），堪称革命性的改造，是这门传统艺术的新突破。它使用了新的形式，突出了角色间的张力和冲突，充满了戏剧性，因此为群众喜闻乐见广为传唱，成为那个年代里不乏美好的永恒记忆。
毛主席颂歌、语录歌、样板戏“疯行”全国时，还有一种不上台面的歌曲在私底下悄悄流行着，这就是知青歌曲。1968年底，毛泽东一段“最高指示”，引发了城市青年到农村劳动改造的运动。“文革”中的“革命小将”，满脑子狂热革命幻想的城市青少年，骤然跌落到社会底层。
曾在“文革”初期挨过红卫兵揪斗的杨绛有一段记叙：“……上山下乡后的红卫兵，我在干校时见到两个。他们住一间破屋，每日拣些柴草，煮些白薯南瓜之类当饭吃，没有工作，也没人管，也没有一本书，不知长年累月是怎么过的。我做‘过街老鼠’的日子，他们如饿狼一般，……他们不仅脱去了狼皮，连身上的羊毛也在严冬季节给剃光了。”
这些当年满怀豪情的“旧世界的批判者”，在“破四旧”中怒斥一切轻歌曼舞，将所有抒情歌曲统统斥为“靡靡之音”、“封资修黑货”，此时面对残酷的现实和毫无出路的前景，却饱尝了人世的辛酸。知青歌曲有三种，一种是传唱“毒草”，如雷振邦的歌曲、“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民歌200首》；一种是改词，将“文革”主旋律填上戏谑、嘲讽甚至淫秽的歌词；还有一种是创造，通过自编的歌曲、小调来表现知青的现实生活。
“文革”中带有爱、姑娘、情郎、爱人等字样的歌曲，统统被称为“黄色歌曲”。公安战士、民兵甚至革命群众，都有觉悟、有权利抓那些唱黄歌的“坏人”，轻则拘留，重则劳改。但黄歌还是私下流行开来，知青们用这种歌曲表达性饥渴，表达爱情。回过头去看，这个时期的性教育，是通过黄歌和手抄淫秽小说完成的。
《老三篇》（劫夫曲）有可能是知青中知名度最高的改词歌曲。它的原词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经改词后，唱成了这样：
苞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苞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苞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的歌传遍了各地，但歌词“因地制宜”各有不同。老鬼在自传体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中记的是，内蒙兵团知青不唱“苞谷面”，而改词为“棒子茬儿”，“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要把棒子茬儿作为鸡蛋糕来吃”。深感失落的知青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渲泄苦闷和自娱自乐。
唱这些歌高度危险，知青们一边在战战兢兢地唱，一边感觉到过瘾、来劲儿。被人听到唱这些歌，不但可能被抓，弄不好还会被当成“反革命案件”被追查、被揪斗甚至掉脑袋。
但每一个地方的知青，都发展出了那个地方的知青歌曲。这些歌曲作曲技巧简单，感情真挚直接，为广大知青所喜爱。
《南京知青之歌》是最知名的知青歌。此歌采用五声羽调式，通篇弥漫着失落和幻灭感。不知通过什么渠道，这首歌传到了苏联。
1969年8月，歌曲作者任毅在收音机中听到“苏修”电台在播放这首歌，顿感五雷轰顶。苏方将它处理成男声小合唱，称之“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任毅跑到公安局自首，没人理他。是祸躲不过，1970年2月，江青、姚文元、张春桥亲自下令设立专案，追查这首“反动歌曲”的来历。任毅被逮捕，判了死刑，经省委负责人开恩，改判十年徒刑。在关押期间，任毅三次被拉到“公判大会”上去“陪杀场”，并不知道宣布死刑的名单上有没有自己，就这样经历了三次生死折磨。
一位领袖，一个声音，一群群氓。“文革”歌曲给后世留下的，很可能是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在“革命”进行过程中，已经有一种奇怪的移情作用在发生了。
所谓移情作用，是指歌曲本身没有的意思，歌唱者却把它唱成了有。歌曲本身不是的东西，歌唱者却把它唱成了是。
摘录林彪词谱成的《敢于牺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去拚命。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
武斗中战死的人，会被本派群众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遗体用汽车载着游行、追悼，此时，《蝶恋花·答李淑一》（常见版本两个，一为劫夫曲，另一为赵开生曲）便成了通用的“追悼”哀乐。毛泽东这首词中有烈士上天后“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于是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西江月·井冈山》（比较流行的为晨耕作曲的版本）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包围后，就会在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
《七绝·庐山仙人洞》曲调抒情，一些人喜欢其中“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所表达的意境，能使人在面临困境时得到鼓舞。
造反歌《鬼见愁》，歌里有“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句子，因此为那些没有“好出身”或在政治运动中背黑锅、受株连、受歧视的人推崇，引为自己的身份认证。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任红举词，时乐蒙曲），有“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句子，本来表现的是革命受挫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但它却成了这样一首歌——宣泄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
“毛主席诗词歌曲”大多曲调抒情、旋律优美，在抒情歌曲几乎被当成“毒草”拔光的时代，“毛主席诗词歌曲”成了抒情歌曲的暗道。“时代歌手”劫夫为所有的毛主席诗词都谱了曲，在群众心目中，这是唯一可以大声地抒发感情的歌。
抒情歌曲是那么的少。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来访中国，创作了《怀念中国》，“情有独钟”地获准公开，结果，它成了广为流传的国外抒情独苗。
生于1968年的荆方记述了一件事：
四年级那年冬天，有一天我做完值日往家走，天已经黑了。宿舍区里很安静，各家各户的窗户透出点点灯光洒在路上。
走着走着，我突然听到一缕小提琴声，若有若无地飘过来。琴声很微弱，但我听得很清晰，那旋律犹如天籁，是年少的我无法形容的优美，我听得痴了。
正听着，我感觉一颗雪花落在鼻尖上，一抬头，发现一束昏黄的灯光从三楼轻泻下来，音乐的声音也变大了。原来，是楼上打开了窗户。他没有惊动我这个小知音，只体贴地想让我听得更清楚。我们两个，就这样一个楼上一个楼下，默契地陶醉在雪夜里。
后来，我利用各种渠道寻找那首不知名的曲子，后来知道，它的名字叫《红太阳的光辉把炉台照亮》（陈钢编曲）。
这是一种更久远的移情：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又备受歧视，他和几个同乡聚在一处，突然一起唱起了《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胜利的保证……”，一支久违的“文革”老歌。
还有更匪夷所思的，阿拉腾奥勒作曲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旋律，出现在了90年代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中，成为其《屠龙记》一集中的背景音乐。
一位“文革”听众这样描述《远飞的大雁》（词作者不详，藏族民歌原曲）给他的感受：它那淡淡的忧愁，在那战斗的岁月里，给人无限的暇想。从“文革”期间直到现在，每次想起这首歌，我的脑海里便出现一幅图景：暮色蒙蒙，不大的广场中心，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孤独地旋转着……小小少年，当然是我，托着腮在远处出神地凝望，暇想，仿佛世间烦恼已不再存在。
老出版家、翻译家陈原在多年后曾动情地回忆说：“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那首由那时的‘知己’作曲家谱的小曲。‘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首歌真情，朴素，优雅……在那动乱的十年间，这首充满激情的短歌，伴我度过多少个迷惘的黄昏啊！”
&“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它也不是感情的沙漠。它能让巴金听了《东方红》就发抖，让许多老同志一听样板戏就犯心脏病，但也让许多更普通的人，听了其中一些旋律优美的歌，勾起了心底的美好情绪。
尽管颂歌铺天盖地，但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流行了。这种流行，取决于群众的选择。
只要稍稍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广为流行的毛主席颂歌，大量脱胎于各民族民歌，或者出自音乐大家的手笔。《红太阳照边疆》（词韩允浩，曲金凤浩）是朝鲜韵律；《世世代世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佘吐肯词，祝恒谦曲）源于锡伯族古曲；《远飞的大雁》、《北京的金山上》（马倬词）是藏族旋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集体词，阿拉腾勒奥曲）是蒙古风味，《万岁，毛主席》（集体词，吕庆庚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新疆军区创作组词曲）是维吾尔族曲调……它们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不是出于歌词的力量，而是源于音乐的魅力，是民歌力量在畸形年代的延续。不是词，而是曲，是传统，是时间沉淀，是民族和历史的分量，继续在感染着人们。
音乐研究者田青说过一个事：《北京的金山上》的原曲，原本就是颂歌，是藏民赞颂强巴佛的，填上了汉语新词，强巴佛换成毛主席。这就是发生在一首红太阳歌曲背后的隐秘故事。
那些优秀的“文革”歌曲，歌词是皮囊，音乐是灵魂，源远流长，所以记忆长远。
在林彪折戟沉沙后，领袖崇拜狂潮略有降温，“文革”初期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此时有所反拨，出现了极左政治略为松动的一段时间。作曲家们又开始创作了，仍然是密切配合政治形势，却作出了一批曲调优美、格调抒情的佳作，如蒙古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如《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李德全词，高士衡曲）、《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胡宝善、王传流词，胡宝善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郑南词，刘长安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苏坼雄词，吕远曲）、《台湾同胞》（于宗信词，覃钊邦曲）、《映山红》（陆柱国词，傅庚辰曲）、《红星照我去战斗》（集体词、傅庚辰曲）、《渔家姑娘在海边》（黎汝清词，王酩曲），以及儿歌风格的《红星歌》（邬大为、魏宝贵词，傅庚辰曲）、《我爱北京天安门》（金果临词，金月苓曲）、《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潘振声词曲）、《火车向着韶山跑》（张秋生词，薄谷兰、程金元曲）……一直到现在，它们依然是中国最广为流传的歌曲曲目。
东方歌曲审美中有一种重旋律的倾向。不论什么时代，不管东风西风，实际上，能在群众中广为流行的，从来都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在当年那种百花凋零、噤若寒蝉的环境中，一首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能够给人多少慰藉！它们像是从钢板中冒出的气泡，是“文革”中透出的一缕温情，成为刘炽、雷振邦歌风的隔代回响。
“文革”过去20年后，歌曲研究者梁茂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报发表文章指出，在歌曲创作畸型发展的年代，一些作曲家仍然创造出了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艺术珍品,他指的是生茂、唐诃的《沁园春·雪》，刘长安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施光南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傅庚辰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尚德义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王酩的《渔家姑娘在海边》……也许，这个名单还可以延续，比如在武斗最残酷的日子里产生的《八角楼的灯光》（单文词，吕远曲），前文提到的所有优美抒情的歌曲，甚至，在畸型年代探索了为散文谱曲奇技的劫夫，他们都是可贵的传歌人，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他们的创造，使歌曲艺术的艺脉得以延续。
大革文化命的“文革”，经常宣扬的一句话是：“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但即使是在大动荡大混乱的“文革”期间，人民群众所传唱的歌曲，依然是民歌，依然是艺术家的作品；无文化、无传统、无作曲技法产生的群众创作，统统完蛋，这真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文革”是人们记忆中最苦难、最可怕的一段记忆。仅从音乐界来看，上海音乐学院700多人参加运动，非正常死亡23人，是上海当时除上海公安局外损失最惨重的单位。但时隔二三十年后，依然有“文革”时期的歌曲在传唱、在出版。田青，音乐研究者、作家，是这些出版者中的一员，1998年，他在《老歌》序言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所有艺术都是感情的凝聚和发散。所有感情的凝聚和发散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所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中，最直接、最强烈的恐怕是音乐。
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所有的青春都有难忘的记忆。所有难忘的记忆中，最令人动情的恐怕是你心底的那首老歌。
所有的青春都是美丽的，哪怕青春中充满了苦难。
所有的人都有回忆青春的权利，哪怕我们在回忆中纠缠着深刻的羞耻和悔恨。
鸣谢：本文中关于语录歌、毛主席诗词歌曲、红卫兵歌曲、知青歌、“移情作用”的素材，基本来自何蜀先生的研究，即《“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一文。引用内容之多，完全可以在作者一栏署上他的大名。特此说明并致谢。
本章参考资料：霍长和《感受劫夫——劫夫作品音乐会观后》，《人民音乐》2006年第4期。霍长和《红色音乐家—劫夫》，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周兴华《历史与人民的选择——读〈红色音乐家——劫夫〉》，《艺术广角》2004 年第3期。《“文革”时期，外商饭前常唱语录歌》，信息时报2006年9月25日。梁茂春《论“文革”时期的艺术歌曲》，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毛克明《“文革”时期的“红色圣歌”》，《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6期。打岔《承无产阶级优秀文艺之雨露，开民族风格多姿多彩之先河——文革时期歌曲一瞥》，人民网强国论坛。于是乎《“马儿啊，你慢些走”——也谈文革时期的歌曲》，人民网人民论坛2000年9月17日。莲溪《提起〈马儿啊，你慢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