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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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郝立新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像经常被比喻为报晓的雄鸡和智慧的猫头鹰那样，既充当了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先导和思想支撑，又对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的智慧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求实精神、辩证思维和实践观念已经广为人知和普遍接受，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深厚思想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思想被当作分析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问题的重要方法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和养料，并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活力。
回答中国问题，探索中国道路，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关注的主题。中国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中国道路的探索是极其艰难的。解决中国问题需要大智慧，探索中国道路需要新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生命力，并能在中国扎根，正在于它能够围绕并回答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问题。当代中国问题既涉及国家、民族和整体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又涉及民生、公平的制度设计问题，还涉及价值观念和信仰的精神层面等问题。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社会性质的复杂性，如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但又很不完善，社会阶层分化出现，城乡差距的拉大等。这些问题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命运，备受广大民众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形态和世界历史的思想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分析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学说、平等与正义的理论和价值观等，为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洞察有赖于哲学思维的“放大镜”和“显微镜”，同样，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也深深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智慧。中国由积贫积弱的国家，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民族独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思想法宝。在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浪潮下，中国人不迷信教条，不盲从外国模式，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唯书只唯实，顺应历史发展趋势。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发展是硬道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治国方略和发展理念都无不浸透着哲学智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当代中国现实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其自身也在内容和形态上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在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中，既有选择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批判地吸收了国外思想文化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成果。中国本土化了的或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获得了具有中国风格或民族特点的新形态，而且融入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正在出现几个重要特征：
一是由以往的倚重体系意识转向更加重视或突显问题意识。体系意识关注诠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中的理论体系或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这种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和教学是必要的。但是，“体系”的研究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研究的全部，也非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对理论的主要诉求。中国和世界发生重大变化并提出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出场”和应对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而非脱离现实社会的经院式或书斋式的玄学。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关照现实，聚焦理论与实际中的问题。
二是由过去单纯关注革命和批判的“革命哲学”或单纯关注建构的“建设哲学”，转变为主张批判与建构并举的发展哲学。由于社会由革命时代向建设时代转变，哲学关注现实的重心也随之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既是批判的、变革的哲学，也是建设的、发展的哲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关注点或侧重面会有所不同，但始终具有批判性和建构性。无论是在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的革命过程中，还是在新的社会体制取代旧的社会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无论是在经济政治的建设中，还是在思想文化的建设中，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其科学认识、价值批判的功能。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在改革与发展中，都不断发挥着双重功能，并且在这些实践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成一种所谓“革命的哲学”而否认其科学性、建设性，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理解成一种所谓“建设的哲学”而否认其革命性、批判性，都是片面的。
三是由过去较多地关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和总趋势的把握转变为对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对日常生活的“微观分析”相结合。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较多地集中在“一般规律”、“基本矛盾”、“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问题上，而对社会的日常生活、人的个体发展和精神信仰等问题的研究有所忽视或比较薄弱。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和对社会领域分析具体化的要求日益强烈，人们致力于把对社会的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四是由过去偏重科学认识转向科学认识与价值认识的统一。以往人们较多地关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或“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这种认识的片面性正在被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包含了揭示社会发展本质及规律的科学内涵，又具有反映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追求人类解放、建立美好社会、倡导人文关怀、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或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成为当今社会发展基本理念的哲学基础。
（ 网站编辑：钱坤 ）第六章马克思哲学对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上)
《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
第六章马克思哲学对现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上)
从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来看，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改正了马克思所揭露的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缓和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内在矛盾，才使资本主义逐步走向了稳定和成熟，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以我愚见：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在时代相比，更加接近了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成分是越来越多了，而“资本主义”的成分却越来越少了，国外一些学者甚至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社会资本主义”。这恰恰证明了马克思理论的内在价值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
第一节马克思为所在时代资本主义诊明了病症
马克思对所在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充分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一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日益低下，处境越来越悲惨，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二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个人所有的矛盾，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和社会的日益动荡。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揭示了资本主义控制能力在结构上出现的局限性。
在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工人的状况却每况愈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页）指出了揭示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的重要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异化的角度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的处境十分悲惨，社会地位非常低下。
此后，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又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对产阶级社会的人才状况进行批判，指出：对于工人来说，“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待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1847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169页。）即使是儿童，社会状况也同样恶劣：“自动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绝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而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1847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机器大生产，使复杂的工艺能够靠机器来完成，而工人的劳动则成了按一定程序操作机器的简单劳动，成了可以用妇女和儿童来完成的劳动。从而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工人只有把全家人的劳动能力都出卖给资本家，才能够获得原先靠一个人的劳动能力就能获取的全家人的基本生活条件。
社会状况的恶化，引起了工人们的思考，“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30年中，我们的工业获得巨大发展，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却大大超过了谷物价格的上涨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而资本家却把个人贫困的根源归结为他们生孩子太多：“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1848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与此相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工人阶级贫困的体制性原因。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是工人贫困的根源：“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正是建立在对绝大多数成员进行剥削的基础之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再养肥了资本家的同时，也把“十分之九的成员”变成了无产阶级。在1848《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资本家贪婪的本性，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压榨工人——如果地主出卖了农民的骸骨而使他们成了工人，那么，工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就在于“劳动阶级的苦难就是资产阶级福祉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食品来维持劳动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说，起初这种工资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么，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资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1848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27页。）而资本主义的“自由”就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1848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马克思还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把流通过程和过度竞争撇开不说，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是从劳动的社会性质产生的，所以，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实际上也正是由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189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5页）马克思通过雇佣劳动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揭示了无产阶级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
正因为马克思的以上贡献，托马斯·K·麦格劳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的序言中，把马克思与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R·H·托尼、约瑟夫·熊彼特、约翰·凯恩斯、琼·罗宾逊、R．H·科斯、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等人一起，看作“是研究资本主义的最富洞察力的学者”([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序第2页。)，认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都采用了综合的方法，都探讨了资本主义的好几个方面。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这意味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的做法是不合逻辑的。”（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第二节马克思的批判为资本主义的改良提供了动力
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分析前现代社会的一把钥匙。因此，分析资本主义给掌握社会进化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好方法。”（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年版,第35-36页。）他认为马克思早已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成为社会进化的全面理论，并把资本主义的理论看成是社会进化理论的一部分。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分析可以使人们看到资本主义控制能力在结构上出现的局限性，并且可以说明改变社会组织原则的实际的必要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哈贝马斯片面强调知识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仅仅从技术层面上诠释社会进化，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结构入手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重大问题和发展趋势，走的并不是一条道路。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马克思对所在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控制能力在结构上出现的局限性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分析，并不是为了分析而分析，而是为了说明改变社会组织原则的实际的必要性，说明建立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必要性。
1、马克思的思想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在1848年发表以后，很快就风靡整个世界。最初用德文出版，仅仅到1872年为止，就已经用这种文字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印过十二种不同的版本。德文以外的译本据马克思当时自己的统计已达到了9个之多：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有法译本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1872年又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60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此后截至恩格斯去世，还有1863年俄文版、1882年俄文版、1883年德文版、1885年丹麦文版、1886年法文版、1886年西班牙文版、1888年英文版、1990年德文版、1892年波兰文版、1893年意大利文版等10个版本出版。（参见《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48～270页。）《共产党宣言》的广泛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66页。）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描述，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十分狭小。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到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俄文版撰写序言时，情况则完全不同了：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耕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而俄国，在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而到1882年，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已经开始形成。恩格斯在1890年的序言中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描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64～265页。）
马克思的思想引起了引起了资产阶级统治者以及资产阶级学者的恐惧和敌视。直到20世纪英国学者约翰·格雷还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无望地走人歧途，他的阶级学说完全不适用于社会分层解释。他对自然的勇于创新的态度导致了环境灾难。他的政治预言成了悲剧因素。”但是，他同时也不得不同时承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方面的伟大贡献。他说：“马克思的成就是，在自由主义文明中辨别矛盾。……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在阐明资本主义的需要与稳定的自由主义社会的前提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时，马克思发现了问题所在，而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至今仍未找到。”（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象约翰·格雷说的那样仅仅是发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所在。马克思的思想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是由于资产阶级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尖锐矛盾已经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千方百计地去化解这一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
2、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与“社会主义”对立中进行的改良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是在与“社会主义”对立中进步和发展。正如阿里夫·德里克所说：“任何对我们时代可能出现的激进前景的思考，都必须肇始于马克思主义批判。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它激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所提出的种种社会和经济组织的替代模式，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的唯一似乎合理的挑战。”（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一个半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印证了这一点。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前后，社会主义运动（即《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就被欧洲的资产阶级视为在欧洲游荡的“幽灵”，“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几乎每一个反对党都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而几乎每一个反对党都拿着“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27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苏联、中国和东欧地区，相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中审视着自身，不断探索着改革的途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在与“社会主义”对立中进行着改良，不断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直到苏东剧变以后，这种对立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美国著名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在《自由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绪论中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描述：对于资产阶级学者来说，“柏林墙倒塌，苏联继而解体，人们额手称庆，认为共产主义消亡了、马列主义这股意识形态力量式微了。无疑，这样做和这样认为都是正确的。而认为这些事件也意味着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最终胜利，并同样加以庆贺，那就错了，那就完全曲解了实际情况。正相反，这些事件甚至更加表明了自由主义的式微，更加表明了我们已最终进入‘自由主义之后’的世界。”（[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就现当代西方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认识来看，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成是要建立“计划的、社会化的和非市场的经济”，认为社会主义有没有市场，而把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市场经济。这显然是很不准确的。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态度又可划分为对社会主义全面否定和对资本主义全面肯定、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均需进一步变革或进化、不必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三种。
持第一种态度者，往往又断言自由市场解决了所有的社会问题。如加拿大学者M·C·霍华德等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变革会使生产资料集中化和集权化，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终将造成一个有计划的、社会化的和非市场的经济，而此种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将比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更为有效。在他看来，虽然“某些指标的确表明，从长期看这种趋势已经发生。”（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但他同时又认为，资本主义实现了资本的集中化和集权化与某种更为显著的密集的市场关系相结合，生产的日益商品化与经济活动被组织在规模更大且数量更少的单位的趋势并没有发生矛盾。“资本主义所包容的技术转化明显地偏向于真正的生产，因为生产是面对市场的，获取利润和降低成本才能保证竞争获得回报，而错误必被惩罚。”而对社会主义来说，“即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鼓励发明创造能力，也不会保证更快的技术进步。”（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这种评价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且不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使是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应该到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理解中，到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科学和不完善中去寻找，而不能从根本上否定这种制度。
持第二种态度者，往往是承认现代性或市场功能的缺陷。如华勒斯坦认为，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即“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实际现行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没有什么关系。这种马克思主义虽然失败了，但“已经消亡的是作为一种现代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现代性理论是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同步发展形成的，而实际上主要是受了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启示而发展形成的。尚未消亡的是作为对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形式——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消亡的是作为改良主义战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尚未消亡的是激励诚笃的社会力量进行反对现行世界体系的那些抨击言论——得人心的马克思的语言表现形式。”（[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16页。）他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来认识马克思思想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性及其历史表现形式”，仅仅赞赏马克思“反对现行世界体系的那些抨击言论”，即在资产阶级学者看来是“得人心的马克思的语言表现形式”，显然是在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来衡量马克思。因而对马克思的认识必然是片面的。且不说马克思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的改造，而不仅仅满足于“批判”，仅就马克思对所在社会的分析而言，也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部，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不会仅仅满足于抽象地分析现代性。
R．冯克对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主要观点进行了概括，这个概括不仅引起了哈贝马斯的关注，还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进行了详细转述：“R．冯克(R．Funke)提出了两种分析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即‘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的有效性已经受到一种新的，可以被进一步规定的‘政治的’组织原则的限制；另一种是‘刚刚开始贯彻的资本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仍然不断在产生；资本主义仍然不断在消灭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和基础设施中的传统的东西，并把传统的东西纳入积累过程和一体化在商品形式中。同样的事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看，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一情况，就要看这些事实是否能够证实国家弥补了市场的功能缺陷，或者这些事实是否能够具有用行政手段所建立的迄今为止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同样的危机现象，用一种观点看，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有限的应变能力的枯竭；用另一种观点看，则认为它是资本主义遇到的困境：一方面认为必须改造现有的社会关系和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则认为不能改造对现有社会关系和基础设施起稳定作用的力量。如果这些对立的解释(为了达到我要论证的目的，我曾经想接受这些对立的解释)，能够很好地说明人们今天占有的事实，那么怎么能够在这些对立的解释中作出判断呢?”（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年版,第39～40页。）实际上，资本主义正是通过不断“改造现有的社会关系和基础设施”，“不断在消灭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和基础设施中的传统的东西，并把传统的东西纳入积累过程和一体化在商品形式中”，不断“弥补了市场的功能缺陷”，才有了今天的稳定和发展。只是，这些改造并不是资本主义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达到的，而恰恰是依靠工人阶级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不论是开始时的暴力手段，还是其后的和平手段），依靠资产阶级统治者依据大多数人意愿而对社会进行的改良。对于这一点，英、美、法、意等发达国家近些年仍在不断发生的工人罢工，就很能说明问题。
持第三种态度者。如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时，从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受到限制的控制能力来进行分析。他说：“有一种说法认为，官僚制的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同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已经达到了更高级的进化阶段；另一种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同一个发达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即同一个组织原则的不同的历史表现。第二种说法不仅出现在日益衰落的趋同论的陈旧形式中，而且某些理论家，例如，阿多尔诺也提出了这样看法；他们不仅决不轻视在生产方式中形成的系统上特殊的差别，而是和马克斯·韦伯一样，赋予工具理性的独立性以特殊意义。假若这种看法可以相信，那么，反映现代社会特征的国家和经济的那种互补关系，就似乎必然被相当抽象地加以理解：税收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基本的。然而，这种基本关系，也只是它的诸种可能成为现实的关系之一。在这种前提下，人们就不一定毫无疑问地把蕴含着危机的发展看做是结构上受到限制的控制能力枯竭的指示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蕴含着危机的发展也可能是这样一种象征：现代社会中那些已为人们所认识的合理性结构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并且仍不允许以更广泛的民主化过程的形式全面的体现在制度上。”（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年版,第40～41页。）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的局限性。
理查德·罗蒂在《后形而上学希望》一书中，在对“断言自由市场解决了所有的社会问题”的观点予以批驳的同时，又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不再是表示‘人类苦难根源’的名称，由于‘工人阶级’也不再是表示‘一股拯救力量’的名称，我们必须去发现表示这类事物的新名称。但是除非有一个新元叙事话语最终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元叙事话语，我们将不得不以‘贪婪’、‘自私’和‘仇恨’之类非理论而平庸的方式来规定人类苦难的根源。除了‘好运气’以外，我们将找不到表示‘一股拯救力量’的名称。以如此粗俗方式讲话使我们知识分子难以继续相信我们的特殊天赋适合于我们占据反对不公正斗争的先锋位置。因为我们了解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古老而宏大的朦胧幻想已经消逝了，我们只是保留了一些细小而具体的幻想，我们习惯于把它们看作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表现。”并赞赏那种关于“从我们的语汇中清除掉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文化’（甚至‘社会主义’）之类术语”的主张（[美]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页、380页。）。他把“好运气”而不是工人阶级看成是“一股拯救力量”，并把“贪婪”、“自私”和“仇恨”看作人类苦难的根源，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从“抽象的人”出发对社会进行的分析。
纵观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使资本主义对自身存在的基本矛盾具有更为清楚的认识，第二种观点使现代性或市场功能的缺陷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暴露无遗，第三种观点寻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共同性，这些都使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中不断发现自身的矛盾和缺陷，并不断采取相应的改良措施。
3、现代资本主义沿着马克思描述的方向发展
一、资本主义病症的世界化
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病症的世界化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世界化和工人阶级贫困的世界化。
马克思对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特别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工人阶级贫困进行的批判，受到了一些当代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质疑。理查德·罗蒂在《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一书中就说：“拉克拉和尚塔尔·穆夫在其广泛引起争议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指出，左派将不得不满足于社会民主制度。艾伦·瑞安指出，我们所能抱的最好希望是‘一种带有人类面孔的福利资本主义，由于私有资本和个体企业家的重大作用，那种‘资本主义’将难以区分于‘社会主义’。’我对这些建议也深表赞同。我认为，现在人们已经逐渐抛弃来自左派政治语汇的术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如下做法将是一个好主意：停止讨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用一些平凡的非理论的描述——像‘与可以避免的人类灾难作斗争’——取而代之。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我希望我们能够平凡化左派政治思考的整套语汇。我希望我们开始与其讨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如讨论贪婪和自私；与其讨论劳动的商品化，不如讨论人不敷出的工资和失业，与其讨论社会阶级分化，不如讨论摊到每一位学生身上的不同教育经费和实行医疗保健的不同途径。”（[美]理查德·罗蒂《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67）
这种质疑，如果是仅仅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来看，似乎是很有道理的。但若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对不同民族的工人阶级进行压榨方面的功能，丝毫也没有减弱，甚至有些加强：发达资本主义把对童工和妇女的剥削，把高强度的劳动，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苦难，把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从己国转向了他国。在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的贫困不仅没有消失，甚至演变成了多数国家的工人成为少数几个国家资本家掠夺对象的现象。正如托马斯·K·麦格劳在《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一书的导论中说的：“20世纪90年代中富国和穷国的经济表现之间有一条很宽的鸿沟，美国居首，卢旺达垫底，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在世界上人口过百万的133个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只有25个，而且这25个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最贫穷的国家拥有世界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包括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非洲的绝大多数国家和拉美的大部分国家。在约为56亿的世界人口中，约有48亿人生活在中等或低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的85％；这48亿人中约有16亿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而30亿以上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60％——则生活在贫穷国家。所以，富裕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15％。现在，另外85％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正在努力驯服资本主义的力量，使之为自己的经济发展服务。”尽管托马斯·K·麦格劳引用这些数据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使一个国家保持富裕的充分条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未能进入第一层，但资本主义却似乎是富裕的必要条件”，说明“资本主义的革命性的经济潜力”([美]托马斯·K·麦格劳《现代资本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序第2页。)，但却也从另一个方面，折射出了资本主义剥削在世界范围内的变本加厉——它并不象资产阶级学者所标榜的那样，好象是已经销声匿迹了。
针对西方社会步入后现代时期以后出现的社会状况，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道：“只有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或以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以一种蜕化的形式残存于世的人，才会对这种现象感到吃惊。但是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唯一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后现代的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与自身对立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他认为，与“第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相对应，资本主义第三个阶段或后现代阶段的扩张所采取的主要形式不是地理性的剥削和区域性的要求，而是加紧对原先资本主义地区的殖民化和对新地区的后现代化，用商品及超地理、超空间的信息技术进行渗透。他说：“由此观之，正像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反映了源于古典资本主义组织化或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一样，当代的后马克思主义也可以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变迁中找到根据：源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民主化’和体现在将大众空间扩张成为世界性的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从属性地位，这种世界性的工业生产已经麻痹了国内的劳工运动。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工业生产”不仅“麻痹了国内的劳工运动”，也麻痹了“各种后马克思主义”。
哈贝马斯在《东欧剧变与&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在谈到马克思所在时代与当今资本主义的差别时，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已经演化为“在全世界运作的经济制度”：“马克思曾经那样直接了当地在地图上标识出来的扩张代理人在今天已不再是1848年的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在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统治的阶级，而是一种无名的、在全世界运作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在表面上已经断绝了与合同约束性阶级结构曾经具有的任何联系。同样，已经达到了这一制度的‘经济顶峰’的当今社会与恩格斯曾经那样有力地描述过其悲惨程度的曼彻斯特也不再相似，因为当今社会与此同时已经对《共产党宣言》的刚健语言和欧洲工人运动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出了回答：这就是福利国家的和谐状态。然而，马克思仍然……最为贴切地描述了资本为了寻找投资机会而争夺国家社会主义侵蚀过的市场的情形。这种具有反讽意味的景象是发人深醒的；同样令人深思的是，马克思的怀疑已经具体地表现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之中。”（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透过“福利国家的和谐状态”，哈贝马斯仍然认为“马克思的怀疑已经具体地表现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之中”。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伊藤诚在《现代世界和&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指出：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因而有人不断喧嚷，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实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已稳操胜券。然而，这种胜利的宣言，在本世纪末现实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和危机面前，迅速地褪了颜色。他认为，迎接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当真克服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和基于这一理论提出的问题，“资本主义现代全球化的发展、第三世界各国日益深刻和严重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发达国家再次出现经济生活显著不稳定和不平等扩大，等等，这些现象反而说明《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对于现代世界的诸多方面仍具有现实的适用性。它对促使我们重新探讨关于当代世界的认识框架，富有启发性。”（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页。）他强调指出，尽管现代经济的全球化与《共产党宣言》的时代相比获得了新的发展，但各地区国民经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反而日益突出。最发达国家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工资差别和生活差别不可能轻易地缩小，这使得在国际竞争中工人的全球性的联系与合作变得十分困难。但是，正因为如此，反而增加了这一号召作为根本目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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