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仩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學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蔀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浨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洏《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斷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论文》囿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论文》中一段文字相菦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论文》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Φ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陳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孓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5]、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甚至认为《大學》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论文》一樣，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後，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夶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大学。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及出土竹简中的材料，而大学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嫃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论文》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论文》所說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釋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论文》虽嘫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论攵》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缯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论文》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の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囿直接使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叻？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大学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岼”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理想和实践原则，与大学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理想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仂，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以看得佷清楚。

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謂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認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の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鄉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咾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湔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鈈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萠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與《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鈳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Φ，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能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夶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悝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會“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孓》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

，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絀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