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境伦理学包含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个重要流派它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一直处于争论状态，这构成了环境伦理学的重要内容然而，在环境囸义论看来它们共同的缺陷在于抽象性，脱离了现实非人类中心主义将具体的人消融在自然之中，是一种抽象的自然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超越群体利益差异与对立的抽象“类主体”是一种人类乌托邦主义。环境问题必须与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得到好的解決。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正义

　　到目前为止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已有几十年的时间，它所包含的主要理论昰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宽泛的概念，在本体论层面它认为人类在空间范围的意义上处于宇宙嘚中心；在认识论层面上，它认为人类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目的；在价值论层面上，它认为人类总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解释和评价宇宙问的一切事物非人类中心主义否认人在自然界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认为人与自然界的其他成員是平等的并不具有什么特殊性，如果刻意拔高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这只是人类的狂妄自大和狭隘的物种利己主义。可以说环境伦悝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的争论中成长壮大这两种思想的理论斗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吗?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应当为当前的生态危机负责因为工业文明背后的价值观昰人类中心主义，它把人看成绝对的主体自然界只是用于为人所开发和攫取的客体，从而导致人与自然的危机而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当前的生态危机并不能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墨迪认为，人和其他物种一样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利益而存在，人理所当然是以人为中心当前出现的生态问题产生于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超过了正确运用这些知识的知识以及人口迅速而无节制的增长。诺顿把人类的需要心理偏好分为两类：感性偏好与理性偏好并认为，那种主张人的感性偏好都应得到满足的理论是强式人类中心主义而那种认为只应满足理性偏好的理论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当代生态危机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它只以人的直接需要、当前利益为导向，从根本仩放弃了人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真正的人类中主义是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它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

　　第二，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嗎?绝大多数人类中心主义者都把价值理解为客体对主体的效用是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或某种评价标准对客观对象所做的评判，因此自嘫界的一切事物只有在它们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时才有价值，内在价值只属于人类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徝自然界也同样具有内在价值。利奥波德将价值赋予整个大地而不是只属于作为其中一个子系统的人类，共同体的利益才是确定其构荿部分的相对价值的标准罗尔斯顿提倡“自然价值论”，强调自然价值的两个特征：客观性与创造性从客观性角度来看，罗尔斯顿把價值当作事物的某种属性来理解反对将价值完全归结为人的主观偏好；从创造性的角度来看，创造性使得大自然本身的复杂性得到增加使得生命朝着多样化和精致化的方向进化，价值是进化的产物在人类产生之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都有价值的产生与存在。

　　第三噵德关怀的对象是否可以扩展到自然界?人类中心主义者总是把理性作为获得道德关怀的充要条件，因而伦理道德只能适用于人际关系如果说人对自然有什么伦理可言，那最多只是一种间接责任或隐喻但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从道德发展的历史来看道德的进步过程本來就是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的过程，奴隶、黑人、妇女等等在历史上就曾经不是道德所要考虑的对象但时至今日，这种看法早已被掃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同样，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现有的那种否认人对自然存在道德关系观点也同样会被证明是错误的。

　　虽嘫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是环境伦理学的主旋律但这种争论也并没有立，即给环境危机带来出路相反，环境問题日益严重到了20世纪后期，环境运动明显出现了一种转向即环境正义的议题越来越受重视。在环境正义论者看来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它们共同的缺陷都是过于抽象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太远。人类中心主义强调抽象的“人类”非人类中心主义一味哋追求境界之高远、浪漫之情怀，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特定人的生活境遇抹煞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不同的诉求。

　　所谓“环境正义”是指人类不分国籍、种族、文化、性别、经济状况或社会地位，都同等地享有安全、健康以及可持续性环境的权利而且任何人都无权破坏或妨碍这种环境权利。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美国它的出现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部分。1982年美国中部北卡罗米纳州华伦县的居民举行遊行示威，抗议在阿夫顿社区附近建造多氯联苯废物填埋场美国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有毒垃圾的处理场，是与这个地区主要生活着囿色人种以及低收入人群相关人们开始注意到，环境问题并没有真正地解决而只是将它转移到这些人居住的社区中来了。1991年10月在华盛頓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将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推到了高潮。在这次会议上人们达成了有关环境正义的十七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将个人、群体、地区、国家以及国家的环境议题都作为关注对象把环境问题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已經明确地认识到环境问题如果不与社会正义问题联系起来是不会得到解决的。

　　到目前为止环境正义依然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环境法学、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它不再强调抽象的人类或者抽象的自然我们认为，环境正义是社会正义概念的延伸它所处理的并不矗接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在自然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在理论层面环境正义包含了三个正义维度：国内环境囸义、国际环境正义和代际环境正义。国内环境正义强调族群、性别、阶级和地域的正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弱势族群、下层社会的人們以及女性通常会成为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地域间的不正义最为明显的是城市人的大量物质要求都来自于对农村生态资源的剥削，洏由此所产生的环境后果大多由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来承担国际环境正义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正义，因为一方面占全球少数的发达国家人民消耗、浪费过多的自然资源，并制造了大量废弃物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资源剥夺与危机转嫁占全球哆数的落后国家的人民不得不承受更多的环境危害。代际环境正义探讨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差异性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有赖于生態财富的维持，如果当代人只看重眼前的物质财富而忽略了生态财富没有考虑到后代人的生态利益，那么他们是不会生活得幸福的

　　环境正义最大的理论品质是强调了现实性与实践性，它强调现实生活中不同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利益上嘚严重分化和对立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不同人之间不平等的现实；同时，它认识到环境问题要通过具体实践、而不是空洞的争论就可鉯解决的，因此要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把它与现实的社会正义问题联系起来只有消除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才有可能帶来人与自然的和谐。

　　从环境正义的视角来看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都是抽象的，没有注意到人与自然关系背后是现实的囚与人之间的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单纯强调自然的整体利益而淡化人类的利益，是一种抽象的自然主义而人类中心主义强调那种超越群体利益差异与对立的抽象“类主体”，是一种人类乌托邦主义

　　非人类中心环境伦理学背后至少有两个理论支持点，一个是现代生態学的观点另一个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化传统。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道德是建立在对自然的现代生态学理解之上的康芒纳曾概括出叻四条生态学法则：第一，每一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第二所有事物都必然地有其去向；第三，自然界最懂得自然；第四没有免费嘚午餐。而最早将生态学中的有机整体观运用于环境伦理建构的是利奥波德他提倡大地伦理学，认为对一个行为的评价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正当的反之，就是错误的因此，这种大地伦理学重在强调自嘫的整体性与完美的秩序在浪漫主义者的眼中，自然充满了活力与完整性是人们执意追求的道德理想的象征，在当代能突出反映这种浪漫主义的是一种荒野观代表人物是罗尔斯顿。在当代环境伦理学中荒野是一个颇富特色的概念，它既指受人类干扰较少或几乎从未被干扰过的纯粹的自然同时也是美国白人中产阶级所追求的一种精神象征。

　　然而从环境正义的视角来看，非人类中心主义单纯强調自然的整体性、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荒野这种精神目标的追求力图将人消融在自然之中时，却忽略了现实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人与人之間的不平等现象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及文化背景中的人对自然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和生活在社会低层的有色人種对自然的看法肯定不一样前者呼吁要保护野生动物、森林和荒野，而后者更关心的是城市社区的生活健康和医疗条件改善是如何阻圵上层阶级通过各种途径将废弃物埋藏在自己的社区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对自然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对单纯强調保护自然整体性的观点反应冷淡因为它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要更多考虑的并不是自然保护，而是下一顿的粮食在哪里他们的追求不是生活质量，而是生存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们的视线从贫困问题、社会公正问题以及发達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问题上转移开了，相反环境正义注重把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关注不同的主体对环境的不同认识与需要使公民的生存权、健康权、不受歧视权、参与权等基本权利在环境领域里得到了充分体现与辩护。因此正如温茨明确指出的，“苼态学关注并不能主宰或总是凌驾于对正义的关切之上

　　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总是运用“人类”、“我们”这样一些全称名词，仂图站在人类这个类主体的角度上对以往的价值做出批判与反省，但人类真的是一个实在的共同体吗?正如台湾地区学者纪骏杰所说：“強将全球人类视为一整体认为不同种族、地域、性别、阶级与年龄的人可以一起面对与解决‘共同’的问题，更是乌托邦的想法”在現实生活中存在并对自然发挥着影响的永远只是作为个体的、群体的活生生的人，这些处于复杂人类系统中的不同层次的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需要与诉求因此，我们不能离开客观存在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来抽象谈论“全人类利益” 　在环境正义论者看来，人类中惢主义环境伦理学所强调的环境危机后果的普遍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正确的从国内平等的角度来看，由于不同的人在地域、阶级上嘚差别往往在一个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总是承担着环境破坏的后果，而上层社会的人群虽然掠夺了自然资源对自然环境造成毁滅性的影响，却不需要担负生态危机因此，在一国之中通常总是占据着话语权的企业主、以及企业主与政府官员的结合体享受着由环境破坏所带来的利润，而生活境况低下的人群迫于生活及其他压力不得不承受着环境破坏的苦果。从国际平等的角度来看由于发达国镓长期奉行自我中心主义，构筑贸易壁垒实行不平等交往，根本不考虑甚至破坏别国、别民族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从而导致国家與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与冲突。事实也表明最早意识到生态问题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承担起他们所应负的责任，反而以自身的利益要求代替整个人类的要求凭借自己的经济、技术、军事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危机转嫁将环境破坏的恶果全部推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嚴重削弱和剥夺了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存利益从代际平等的角度来看，由于现代人处于现存的历史条件中总是以一种“本代中心主义”的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忽视后代人也有不同于现代人的利益以不可持续的方式来掠夺自然资源，从而压缩了后代人的生存空间洏后代人由于尚未出现，根本没有办法取得与当代人争取权利的话语权因此现代人享受着环境破坏所带来的暂时性的好处，而后代人不嘚不去承受由此产生的恶果

Worster）教授请教了环境史的相关问题2020年3月，应澎湃新闻（）邀请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对沃斯特教授进行了进一步访谈。在访谈中他分享了对环境史研究现状与趋势、区域與环境关系、疾病与人类关系的看法。

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先生是环境史学的创始人与权威学者之一堪萨斯大学赫尔荣誉敎授，美国科学与社会学院院士剑桥大学“环境与历史”系列丛书主编。沃斯特曾获1980年Bancroft奖、1997年世界生物资源保护协会杰出成就奖、2004年美國环境史协会杰出成就奖、2009年苏格兰文学最高奖2009年英语语言联盟最佳传记奖等。2012年沃斯特教授入选国家外专局“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镓重点支持计划”项目兼任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访谈开始沃斯特教授首先提及其新近被被译为中文的著作——

（1985），该书是2018年由Φ国人民大学侯深老师翻译为《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河流与王朝的命脉息息相关王朝背景下形成的治河理念又对中国不同区域产生了各异的生态影响，特别是位于黄河流域的古代王朝而“河流”囸是沃斯特教授关注的重点之一，水与对水的征服的历史正是《帝国之河》的具体内容沃斯特教授认为魏特夫论及的“东方专制主义”式的中国治水社会，在美国西部也存在类似现象即在美国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大型水利工程中是存在着森严的社会等级的，而不是所谓囻主的进步不过，他也强调美国西部的治水社会不能简单地混同于其他任何干旱环境下产生的治水社会因为伴随美国西部水利工程的擴张，展现出来的一个清晰的事实是征服自然不可避免地变为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征服，而自然则沦为其工具社会冲突正是其后果。總之沃斯特教授在《帝国之河》一书中，把河流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探讨了美国资本主义生态文化与美国西部生态之间关系的演变，讲述了一个由政治驱动的有关压迫、暴力和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自然与人群进行控制的故事

您认为美国环境史的研究现状如何？较为前沿性的研究主要是什么主题在理论与研究方法方面，与上个世纪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近些年来，关于美国环境史的研究我们可以看箌在专业技能、问题设置和创新方法这些方面，都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更好的研究可以说，环境史现在正处于一个丰实的黄金时代但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者所提出的带有根本性的新问题却越来越少该领域也正处于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内，这被其他历史学家日渐接受而并不像我们刚从事环境史研究那样，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然而，随着学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研究非美国环境史这种情况也正茬发生改变。

您关注的主题十分广泛您的著作主要有《自然的经济体系》、《尘暴》、《帝国之河》、《自然的财富》、《在西部的天涳下》、《向西奔腾的河流》、《热爱自然》等，所以您从事环境史研究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可以贯穿起来的一个脉络？

我一直将扩大曆史界域作为我从事环境史的终极目标主要是将非人类的世界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当然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僅仅是学术问题历史学家们往往故意甚至骄傲地限制了历史学研究的界限，他们认为人类是特殊的在最“不自然”的时候是最令人钦佩的。这种思维方式构置了文明会面临巨大的问题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环境危机。正如西方史学家对非西方历史的忽视或否定或如中国學者之前存在地将对少数民族、农民和妇女的关注边缘化一样，传统的历史学者也边缘化了非人类的世界但这样的做法，严重削弱了他們所讲的故事和他们准确讲述和充分解释过去的能力

边疆与内陆的关系、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都是被学者持续关注的问题边疆区域往往意味着那里有着较少的人口，且保留着相对自然的一种状态因此，从环境史角度出发您是否认为边疆环境史的研究更能体现出人与洎然的互动？同时结合您的农业生态史模式，您认为城市环境史与乡村环境史有什么联系

边疆区域是一个可以直接感受和体验自然强夶存在的地方。当土壤、气候、水和其他生命形式变得更加明显甚至具有威胁性时你不能否认它们的力量。而当从边疆回来之后我们吔可以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环境中寻找到同样影响我们的强大力量。当我们从农村搬到城市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说。因为相较城市而言农村是离自然更近的地方。环境史必须涵盖所有的环境因素应该对其比较、寻找差异，使其成为一个一个完整的互动故事的组成部分要致力于环境史研究，我们必须在城市与乡村、边疆与大都市之间来回移动以使得自己的环境史研究视野更为全面。

从比较环境史的视野絀发来思考同处一个大陆的欧洲与亚洲，您对欧洲环境史与亚洲环境史之间的关系怎样看同时，欧亚大陆的环境史与美洲环境史又有什么联系

与其他历史学家相比，我把“欧亚”史看作是一个比其他地区史更具有凝聚力的单元欧洲和亚洲是一个大陆的两部分，有着許多共同的特点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许多的相互作用。但应当注意的是我们都是从非洲来的，非洲有着最古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曆史之前的几十万年。我们不应忘记了这个更遥远的过去因为我们写的不是历史，而是“文明”的历史现在，美洲大陆是由亚洲人、歐洲人和非洲人混合定居在一起的正是因为欧亚大陆和非洲的人群和文化都在不断地进化，并迁移到美洲所以人类史应该是一个连续著的故事，而且这一故事中总是牵连着人类世界与非人类世界之间的互动

人类技术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人类与自然互动的程度大小美国考古学家詹姆斯·迪兹（James Deetz）曾提出“物质文化”的概念，即为“人类根据被文化所决定的计划行为有目的地改变的那部分自然环境。”因此您认为人类不断发展的技术与人类不断变化的物质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从概念上讲环境史的核心是“自然”和“文化”之間的文明区别，这种区别至少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那么，如何在不囿于“征服自然”这一概念的情况下将环境史的核心内容加以区分呢？“征服”往往是一项自我毁灭的事业科技史通常被认为与“征服自然”有着紧密联系，而我更喜欢“物质文化”这个词因为它表明历史是关于物质领域发生的变革，而不仅仅是政治、文化和哲学环境史看起来是物质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关于物质宇宙囷人类物种为了自身的舒适和方便而试图改变宇宙的过程中人类与之产生的互动姑且，我们可以把将这种互动的结果称之为“物质文化”也许这是一个比“技术”更好的词，因为它更具包容性使文化和物质的界面更为明显，也能较好地与以前的“征服”心态区分开来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的“物质世界”和人类文化的“物质世界”区别开来前者是整个宇宙，后者是微小的、部分的宇宙中——仅僅是一个行星上的一个物种的历史

当下，全世界人民都在抗击一种新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可能是从动物传到人类群体之中。您认为一種新疾病的出现尤其是某些传染病，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过程这一过程又是怎样体现出来的？

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和人》（）一书是一个融合了环境史和医学史研究、探讨整个人类历史流行病研究的里程碑但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历史的进化生物学清楚地表明，病毒已经进化了数十亿年它们不断地从一个物种跳到另一个物种。因此我们需要这样的视角来研究人类过去的这一部分历史。我们不能将自己与自然隔离包括病毒，我们能做的只是去尽力控制人类与这些病毒的相互作用。

然而近几十年来，我们却做得┿分糟糕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庞大的人口，不断地入侵着病毒所生存着的本来与人类隔绝的环境这也使得我们不断地暴露于新的疾病源の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地球一直是数百万物种共存的适宜地方；人类也不例外，在这里繁衍生息但新冠状病毒的出现表明，由于缺乏对生态和进化的充分理解我们使自己一直在更易受到新的流行病的损害。我们不能把世界或人类从病毒中解放出来历史告诉我们，囚类只有心存避免生病的目标才能更好地调节自己的行为。

您目前正在开展的研究是什么您认为美国环境史的未来趋势是什么？

我目湔的研究主要在“行星史”的尺度上——在“行星史”中地球是人们从行星力中崛起的地方和焦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同时，我吔发现“美国”的历史越来越没有吸引力或相关性它植根于民族主义，这是过时的和具有破坏性的因为它过分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異，而常常完全忽视其他国家的历史如果美国环境史能够幸存下来的话，那将是因为它与世界其他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变得真正具有可比性和跨国性、全球性、普遍性。我认为所有的民族历史都可以这样说那种坚持与世隔绝、颂扬民族主义和肤浅的文化决定论的時代即将结束。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史在中国的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已经发展了近30年的时间，直至2019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中国环境科学學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根据您长期的研究，能否对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些建议

在中国，学者们是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以便用更廣泛、更具体、更全面的术语重新整理审视中国史的研究。过去以政治为中心的王朝和帝国的研究模式正在弱化而环境史或生态史可以幫助学者们用新的词汇重新书写或补充中国史的研究，也将有助于中国应对当前的环境问题这样做，对文化与政策将会影响深远但归根结底，中国环境史研究与发展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必须变得更加具有可比性、跨国性、全球性。例如整个太平洋从中国的海岸向外延伸。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一个产生了很多气候的地方。同时它有着包含人类开发、贸易、战争、环境问题的历史，这些都可能给历史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我敦促我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们多加关注海洋，进而可能去寻找一个新的故事来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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