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机”初教五

　　他出生在扬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读于扬州中学，并成为新中国首批清华大学高材生。

从数学系一毕业，他就被委以为新中国造首架飞机的重任。从一名数学系毕业生，“转行”成为一名飞机设计工程师，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他是钱伟长的第三名弟子，深受钱伟长“启发式”教育理念的影响。他后半生也投身于教育，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书育人，为祖国培养出一代代航天航空人才。

如今，他已83岁高龄，但仍心系扬州，心系教育事业……

樊蔚勋，1930年生，扬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飞行器设计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年，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52年，任南昌飞机制造厂飞机设计科强度组组长；1956年，二机部航空工业局批准破格晋升航空四级工程师，成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导师为钱伟长；曾应钱学森邀请，在中科院力学所学术研讨会上，作关于飞机结构强度技术报告。曾参与研制第一代国产飞机。

1930年，樊蔚勋出生在扬州江都砖桥镇大樊村。不久后，由于父母到市区谋生，樊蔚勋就随父母来到扬州市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动乱的时代，军阀混战、日寇入侵、解放战争……当时的扬州并不太平。但是重视教育的父母，仍然坚持让樊蔚勋接受良好的教育。

樊蔚勋在扬州城北小学上了小学，初中又在当时的竞进中学上学。而他也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44年，樊蔚勋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的省立扬州中学，就读于高中部土木工程科。“当时还有电机工程科、德文科、普通科和女子生活部等，我们土木工程科总共50人，不收女生，清一色都是男的，标准的‘光棍班’。”樊蔚勋笑着回忆。

樊蔚勋说，在扬州中学的这三年，对他的人生意义重大。

“1945年扬州光复后，扬州中学进行了重新合并，我记得当时任课老师有吕佐贤、杨德隅、王伯源等人。吕佐贤老师上测量课，要求严格；杨德隅老师教数学，上课不看书，直接在黑板上写，一会儿就满满一黑板，数值计算一口就能报出答案，让我叹为观止；王伯源是工科主任，也是教务处主任，我当时家境贫寒，去申请免学费，他立即就答应了，后来他去台湾教学了，还给我们这些学生寄过信。”回忆起在扬州中学的点点滴滴，樊蔚勋至今记忆犹新。

樊蔚勋认为，扬州中学的“工科三年”，奠定了他对科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对他的一生影响巨大。

放弃电机系，潜心基础学科

1947年，樊蔚勋从扬州中学毕业。当时，他报考的是清华大学。但是，当时考清华要考英语，而樊蔚勋的英语几乎考了零分，所以自然就落榜了。“因为当时扬州被日本人占据，我们学的外文一直是日语，英语几乎没学过。”不过，樊蔚勋并没有放弃，他凭借超强的学习天赋，通过努力，一年之内就把英语“恶补”了回来，第二年，樊蔚勋如愿考上了清华大学。

不过刚进入清华大学时，樊蔚勋就读的是电机系。不过在就读了两年后，他却又转到了数学系。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是我本人就对数学感兴趣，另外，我学电机时，感觉学得有点吃力，发现还是要把数学这类的基础学科学好，才能更好地学习工科，所以就选择了读数学系。”

这在当时，显然是个“反潮流”的行为。因为当时不少人都认为，数学这类基础学科应用性较弱，所以不少学生都选择“敬而远之”，有些数学系的学生，都选择了“转行”到机电、土木这类的应用性学科中。而樊蔚勋，却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樊蔚勋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数学是其他应用学科的基础，数学基础扎实了，才能举一反三，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才能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问题。”樊蔚勋这样认为。

数学系毕业生成飞机制造功臣

1952年9月，樊蔚勋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昌飞机工厂。当时他只是一名纯粹数学本科刚毕业的小青年，对航空工程一窍不通。但是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的建设事业太需要他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了，所以，2个月后，他就被“赶鸭子上架”，担任厂飞机设计科飞机强度组长。

强度组长的任务是：对飞机设计科发出的各种技术文件、图纸，做技术上的把关；如果飞机失事，不论事故来自何方，不管是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工艺问题还是使用问题，不论由于何种机理，是力学的、物理的，还是化学的，都可广义地说“强度不足”，就会怀疑飞机强度组长的工作，必要时追究其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这样，当时苏联飞机设计顾问曾对樊蔚勋开玩笑说：“你的工作要准备‘蹲班房’啊！” 另外，也有的名牌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生，向设计科长诉苦：“我们专门学航空工程四年，完全可以担当强度组长的工作，现在成天埋头制图；科里却让一名对航空工程一窍不通、学数学的担任强度组长，太不合理了。”

在这种背景下，樊蔚勋的压力可想而知，“当时确实心理压力很大，因为每一张图纸，一旦签上我的大名，我就必须为此负责。但是组织上既然信任我，我也只能迎难而上了。”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樊蔚勋找来各种关于飞机制造的材料，恶补相关知识，并且严谨地计算每一个环节，虚心向厂里工人求教，很快，就成为了这方面的专家，后来逐渐开始担负起飞机设计科主工程师的全部责任。

1954年，由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出的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成功试飞。樊蔚勋立二等功，受到当时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上将的接见。当时部长看到这名只有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不禁感叹：后生可畏！

在这之后，樊蔚勋逐渐成为飞机制造的“小专家”，很多飞机制造方面的难题，都要征求樊蔚勋的意见，甚至连苏联专家顾问，也很尊重樊蔚勋的意见。1956年，经批准，他被破格晋升为航空四级工程师。这在当时，被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典型人物”。

从一名对航空工程一窍不通的、基础数学本科毕业生，从离校进厂接触飞机起，只用了3年零4个月的时间，就成长为国家正式批准任命的航空四级工程师。已故的国家航空工业部前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前党组书记高镇宁曾回忆总结说：“樊蔚勋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而且在处理复杂的故障问题中，和在飞机仿制过程的解释、补充、完善强度报告中，积累了工程经验，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他数学基础扎实，物理概念清晰，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问题。”

成为钱伟长的第三个弟子

虽然青年时代就已小有名气，但是樊蔚勋没有停止学习的步伐。1956年，樊蔚勋考取了有“中国力学之父”之称的钱伟长先生的研究生，成为钱老的第三个研究生。

樊蔚勋坦言，当时的钱伟长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副所长，工作忙，社会职务多。虽然读了他的研究生，但是见面的机会不多。“两年的读研期间，总共见了8次。一次饭也没在一起吃过。”樊蔚勋说，尽管见面时间不多，但是钱老每说一句话都让他获益匪浅。

“他说，你不要认为书上的字是平的，也别认为书上的字都是一样大小。”这句话影响了樊蔚勋一辈子。“后来我慢慢悟出来，这其中包含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说字不是平的，是说明知识存在起伏，存在矛盾，而不一样大小，则说明这矛盾是有主有次的，有大有小的。对待科学技术也应该是这样，科学技术也是活的，而不是死的。”樊蔚勋认为，这句话到现在也是意义深刻，很多学生分考得很高，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行。

“钱伟长认为，数理化这三门课学得透彻了，就可以获得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认识和掌握科学科技观，永远不断地以科学科技观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认识和掌握后继课程和将来现场工程师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日新月异的工程技术知识，以科学科技观看待知识、获取知识、驾驭知识和发展知识。”樊蔚勋说，但是后来，有人把钱伟长培养模式误解为：“学好数理化，走到天下都不怕”。

樊蔚勋说，其最大的误解是把钱伟长原话中的“透彻”完全等同于“学好”二字。“学好”和“透彻”不全是一个概念。人们常把“学好”跟“高分”画等号，应试教育的高分往往是“高分低能”，理论脱离实际。而“透彻”是指，不仅要学好各门课的具体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这些知识，“彻底”地领会和初步掌握科学科技观，用科学科技观来提升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樊蔚勋说，钱伟长对自己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启发式”的教育方式，而不是“填鸭式”的教育。在樊蔚勋等人的促成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还专门成立了“钱伟长班”。

8旬高龄仍不忘教育事业

1957年，樊蔚勋被错划为“右派”，并下放在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农机系当教员。1979年才恢复党籍，并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南航期间，樊蔚勋在国内外发表科学研究论文60余篇，出版科学专著1部，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项，部省级科技进步奖5项，培养硕士生15人、博士生12人，被国家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

如今，樊蔚勋早已退休多年，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教书育人的事业。目前，虽然他已83岁高龄，并且腿脚不便，但仍经常给南航校报投稿，写文章。文章关心的内容有关于大学生就业的话题，也有关于高等教育理念的话题。

不久前，樊蔚勋还在学生的搀扶下，

去为南航2013届的应届本科毕业生作了一场报告会，他首先从“传道”与“授业”的含义解读出发，为同学阐述了“传道”的愿望和目标，他认为大学老师最大的任务应该是教会学生怎样提问题，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应该具备提出老师也无法完全回答的问题的能力。最后他勉励同学们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技术研究同样需要智慧，要特别注意把握科学和技术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两者有机地结合。

就在记者去南京采访时，樊蔚勋正在家里写一篇文章，内容是“人文科学也要‘学得透彻。“我发现现在人文科学教育也有很多问题，很多东西缺乏透彻的研究，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刑不上大夫’，现在被很多地方理解为古代高管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其实我研究过《周礼》，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没有这个意思。”

“别看我人老了，我的心可不老，我腿脚不便了，但我头脑也是清醒的，我喜欢看电视，看新闻，关注社会问题，青歌赛我也看。只要我还有思想的能力，我就会不断地思考问题，并且为社会作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樊蔚勋这样告诉记者。

两弹一星一共23位元勋，在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三个领域中，又唯郭永怀先生一个人三个领域都涉及。而郭永怀先生还有另外的“唯一”，他是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的群体中唯一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关于郭先生的资料，由于他工作的原因，目前发布出来的都是官方文章，只能从中梳理线索。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先生在采访中也透露，关于郭永怀先生到底怎么死的，也是最近几年才从报道里知道，之前连她都不知道他空难的细节。

这枚邮票中郭永怀的画像，取自中央美院画家毕建勋创作的《以身许国图》，该国画长卷以为国建立卓越功勋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为创作对象。

中关村科源社区的13、14、15号楼被称为“特楼”，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新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奠基者：包括1948年的9名院士、第一批254位学部委员中的32位、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的8位。钱学森、钱三强、何泽慧、郭永怀、赵九章、顾准、王淦昌、杨嘉墀、贝时璋等人都曾在这里居住。

如今，这里不再是“中国最聪明头脑的聚集地”，而是破败不堪的“科源社区”，租住着很多外来打工者，没人再知道郭永怀是谁。

1968年12月5日凌晨6点左右，首都机场附近的村民听到一声巨大的轰响，随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和浓浓黑烟直冲云霄，把白雾照得血红。后来人们隐隐约约的知道，是一架小型飞机在即将着陆时突然失事，一头扎在了机场附近的玉米地里。

有两具烧焦的尸体紧紧地抱在一起。两具尸体早已烧得面目全非，如同半个焦炭，但是却保持着紧紧拥抱在一起的姿势。许多年轻的战士都被这画面吓到了，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不敢动弹。后来来了首长，人们才有勇气尝试把他们分开。

他们抱得很紧很紧，加上瞬间死亡，所以尸体无比僵硬。把他们分开的时候，必须很用力，就像掰断一大块木炭，由于缠绕在一起，把他们撑开的时候不断发出断裂的声响。

当“轰”的一声把他们终于分开，所有人立即脑袋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时间仿佛定格一样，所有人都无法说出一句话。因为把他们分开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两具尸体的胸部中间，是一个皮质的公文包，虽然有点烧焦，但是在两个人相拥的身体的保护下依然完整，打开后：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

看到眼前的一切，前来接应的士兵当场跪地痛哭，那就是他们力学所的副所长：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早已被烧得辨认不出来，当时是根据头后连着脊梁那块没有烧完的一点点白头发，认出了郭永怀。

郭永怀的死讯，第一时间知道的是三个他一生最重要的人。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

一个是李佩先生，李佩当时还在合肥的中科大，被紧急电报叫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感觉出异样，老郭的领导同事站满了屋子，茶几上放着一片熏黑的镜片和怀表，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采访时，李佩的外甥女陪同在她身边，回忆当时情形，她说，“姨妈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郭永怀李佩夫妇带着女儿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是钱学森邀请的。钱学森在1956年数次致信郭永怀：“请你到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

回国后，郭永怀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李佩在中科院做外事工作。

直至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第二天，郭永怀和好友一起开心地喝酒，李佩才意识到什么。

在郭永怀的追悼会上，被怀疑是特务，受到严重政治审查的李佩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长椅上。在当时的环境里，敢于坐在李佩旁边，说一句安慰的话，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那些时候，楼下的人常听到李佩的女儿郭芹用钢琴弹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段“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顶天立地……”

郭永怀走后没两年，十几岁的女儿去内蒙古当知青下乡。李佩到合肥中科大继续接受审查和劳动改造，被隔离审查长达6年多。

90年代，唯一的女儿郭芹也病逝了。没人看到当时近八旬的李佩先生流过眼泪。老人默默收藏着女儿小时候玩的能眨眼睛的布娃娃。几天后，她像平常一样，又拎着收录机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上英语课去了，只是声音沙哑。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的努力。”李佩的老朋友、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同事颜基义先生，用米兰·昆德拉的这句名言形容李佩先生。

唯一获得 烈士 称号“两弹一星”元勋

另一个第一时间知道郭永怀死讯的是周恩来总理。

据国务院后来回忆，郭永怀飞机失事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失声痛哭，良久不语，随即下令彻查这一事故，并指示《人民日报》发布这一不幸的消息。

此前郭永怀这位以空气动力学研究驰名世界的科学家，为准备这次试验在青海整整呆了四十五天。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就争分夺秒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郭永怀拖疲惫的身体登上了赶赴北京的飞机。

然而，不幸却发生了，此时郭永怀刚满59岁。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1968年12月25日，中央授予他烈士称号。同日，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了成功!

1999年被授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 烈士 称号的科学家。

还有一个是他亲如兄弟，永远的“大师哥”钱学森。钱学森知道郭永怀死去的消息嚎啕大哭，恸哭不已——

“是的!就是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在那么十秒钟。”

“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一个农家，和所有当时的中国科学大师巨匠一样，经历了极为动荡和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

郭永怀以四里八乡第一个公费中学生从青岛大学附中一路经由南开大学预科到学习物理。

1938年，郭永怀参加了美国留学基金，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原本只有1个名额，后来经过叶企孙教授、饶毓泰教授的极力争取，三人被一同录取)。

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这三个年轻人，都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应用数学系，并且三人仅花了半年时间，就同时拿下了硕士学位，这样的学生让当时的数学系主任J.L.Synge教授赞叹了许多年：“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出色的人才，他们是我一生中很少遇到的优秀青年学者。”

在加拿大完成了学业后，郭永怀1941年5月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师从素有“航空之父”之称的流体力学大师冯·卡门(vonKarman)，研习空气动力学。在这里，他遇到了之后影响他一生的知己师兄——钱学森。

比起活跃的钱学森，郭永怀像个害羞的大男孩，所以钱学森最喜欢做的就是开车带着这个小师弟去兜风。据说当时，开学开车接郭永怀到加州理工的也是钱学森。

郭永怀的PhD论文选择的是当时最有挑战性的“跨声速流动研究”，并在1945年一举拿到了博士学位。钱学森对这位小师弟赞叹不已，他说：

“郭永怀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但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

1946年10月创建美国Cornell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时的五员大将

随后，导师冯·卡门(vonKarman)的大弟子威廉姆·西尔斯(W.R.Sears)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导师冯·卡门对威廉姆说：“你就让郭永怀就跟你一块到那去好啦。”于是郭永怀因此成为了康奈尔大学的航空研究院的创立者之一。

“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50年代是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活跃时期，郭永怀在这个新的、重要的研究领域中做了大量工作。郭永怀的研究直接为科学界突破声障而来，并为此一跃成为康奈尔大学航空院的三大支柱之一，他为此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计算方法，钱学森把这种方法命名为“PLK法”，其中的K指的就是朝鲜战争。

郭永怀研究的学科经常能接触一些机密资料，美国方面让他填写一张表，上面有一项内容便是“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如果不同意便会失去涉密资格，但郭永怀毫不犹豫地填了“否”。

1955年，钱学森终于突破重重阻力回到了国内，大师哥远隔重洋不断写给小师弟写信：快来快来!!这里是科学家的乐园!!

郭永怀手里还有一个答应了威廉姆·西尔斯做的一项研究工作，他重情重义，所以心中虽然汹涌澎湃，需要等1年才能回国。不过他的回国心一旦显露，就有许多黑衣人来找他了，郭永怀家附近突然有许多陌生人出没。

这是1956年，威廉姆·西尔斯(W.R.Sears)和康奈尔大学同事们送别郭永怀的野餐会照片。在这次野餐会上，一向恬静沉默的郭永怀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高喊着，把自己尚未发表的论文手稿全部一页一页扔进了炭火堆，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郭永怀此举是为了不让移民局再有借口不让他回国，夫人李佩也感到无比惋惜，郭永怀却说：没关系，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中，他们拿不走。

1956年秋，郭永怀夫妇乘坐的“克里弗兰总统号”邮轮慢慢离开港口，美国——这个生活了16年的异乡慢慢从视野中消退。他们将经由日本回国。回到了阔别16年的中国。

据说，他们看到中国的第一眼，是灰色的海岸线上一些零散着的灰色的石头房子，那里是日后的深圳，抵达中国后毛主席亲自接见了他。

年被认为是新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师哥钱学森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小师弟郭永怀和钱伟长担任副所长。他们使力学研究所很快成长起来。

大师哥钱学森性格爽朗大刀阔斧，小师弟郭永怀文静细腻，他们的合作亲密无间，后来被人用一种娱乐明星一样的明星组合来称呼他们这个科学男神二人组：冯卡门Brothers(冯卡门兄弟)。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突然致函，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并撤走所有技术和专家。1960年3月的一天，后来被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钱三强突然上门来找郭永怀，俩人走进书房，门一关，足足谈了三个小时。

走时两个人兴奋无比。原来大师哥钱学森把小师弟郭永怀拍胸脯120%强力推荐给钱三强，让他要他承担自主研发原子弹的力学保障工作。(钱学森先生贡献主要是导弹跟人造卫星)，大师哥可以说是力排众议推荐小师弟的，因为小师弟郭永怀的专业和原子能没有关系。

正是这一次拜访，郭永怀的名字和中国原子弹联系到了一起。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正式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这样他和实验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一起，组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最初的三大支柱。

随后到了核武器研制的关键时刻，1963年国家决定把郭永怀和北京的专业研究队伍直接迁往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这个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侯变化无常，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度。别说鸟了，试验现场荒凉的寸草不生。加上缺氧和当时物质匮乏，许多都营养不良高原浮肿，50岁的郭永怀因此显得特别苍老，满头白发。

爆轰物理实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为了取得满意爆炸模型，郭永怀带领队员反复试验，甚至自己跑到帐篷去搅拌炸药。在多次试验后，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一举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了最佳方案，这种方案后来被应用于中国整个第一代武器研制过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蘑菇云升起，全体工作人员一片沸腾，但郭永怀却啪嗒瘫晕在试验现场，他实在太累了!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

胡适说，郭永怀是个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据他的同僚说，1964年，毛主席接见了研究所的科学家，许多人都激动地上前和主席握手，郭永怀傻乎乎地站在原地憨厚地笑。

郭永怀空难事件至今是个谜团。根据后来这位唯一的重伤生还者回忆，在飞机开始剧烈晃动的时候，他只听到郭永怀大喊：“我的文件!我的文件!!”随后这位生还者便失去了意识。

尽管周恩来总理下令彻查这次空难事件，但是至今仍无答案。甚至包括到底飞机失事在北京的西郊机场还是首都机场依然至今都是个谜团。只能说关于他的研究，目前来说基本90%都是找不到资料的，连回忆录和关于他的书籍都没有。包括是否有唯一的生还者也是个谜团，有的资料说没有生还者，但是在2011年中科院研究生院新生演讲上，却提到了“生还者”的证词。

来源：转载请保留出处和链接！